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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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志》（节选）翻译实践报告

本报告是作者在西华大学攻读 MTI期间参与的地方志《成都志》的翻译的实践报告。该项目是校级合作的翻译项目，旨在将成都源远且具有特色的地方文化在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传播到国际上。 　　本文从几个不同的方面介绍了本次《成都志》翻译项目的实践过程。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首先译者对本次《成都志》翻译项目做了具体的介绍，对于其背景以及意义等做了描述。其次译者对本次翻译项目涉及到的全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介绍了译者使用到的计算机软件以及网络资源等辅助翻译工具。另外，译者还对项目译文的审校进行了概述。 　　由于源文本的特殊性，文中涉及了诗歌、宗教名词及古代官衔等名称。译者在第三章对包括以上在内的不同的翻译难点进行了归类和总结，并试图在理论的指导下给出翻译此类文本的参考性方案。译者本次实践使用了功能翻译理论中的目的论作为翻译指导理论，以更好服务于文化“走出去”的目的。 　　最后译者对此次翻译实践进行了总结。译者对本次项目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简述，也给出了本次实践的学习和感悟。本次《成都志》的翻译由于其文本特殊性，译者遇到了很大的挑战，也得到了巨大的收获。此次实践让译者认识到自身很多的不足，本次实践报告是阶段性总结，也希望是未来更好的起点。
接受美学视角下的商业广告翻译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国外产品开始迅速占领我国市场；同时，我国企业也积极响应国家的“走出去”战略，我国商品也在逐步开拓更为广阔的国外市场。商品能否赢得消费者的青睐，除了受质量、价格、企业战略等因素影响之外，商业广告亦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国际贸易中，商业广告翻译所起的桥梁作用自然也就不容小觑。作为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商业广告翻译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作为一种特殊的交际文体，商业广告具有明确的商业目的以及独特的文体特征。商业广告翻译的译文只有符合目标受众的语言、文化习惯等才能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而在以前研究商业广告翻译的诸多理论中，作者中心论和文本中心论占绝对统治地位，忽略了商业广告翻译的功利性目的。而接受美学理论的引入恰好就使得商业广告翻译研究的注意力从完全集中在原广告作者和广告文本转移到目标读者身上。 　　因此，本文以接受美学理论为理论框架，研究分析了商业广告的定义、分类、功能、语言特点及文化特点等，利用其主要理论观点“读者主体地位”、“期待视野”及“召唤结构”来指导商业广告翻译，其目的在于帮助提高实际操作中商业广告的英汉互译水平，并得出三种翻译策略： 　　第一，译者在商业广告翻译中应时时以译入语读者为中心，考虑其期待视野，迎合其独特的语言特点，照顾其消费心理及审美情趣，以缩短商业广告译文与译入语读者的审美距离，达到视野的高度融合，引起译入语读者的共鸣； 　　第二，商业广告语言因具有文学性，有其独特的审美，译者应积极解读源语广告文本中的召唤结构，在译入语广告中再现源语的语言美感即音美、形美和意美，使得译语读者获得同源语读者一样的艺术感受；并且译者还要利用召唤结构中的“空白”概念，注意商业广告译文的留白即留下空白点和不确定性，以便激起读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让读者发挥主观能动性使译本具体化，留给读者较大的玩味空间，形成商业广告译本耐人寻味的“召唤结构”，加深商业广告译本在目标语读者脑海中的记忆，促使其最终采取购买行为； 　　最后，作者发现译者的特殊地位即译者也是读者，他是原商业广告的读者，是带有明确翻译意图和翻译任务的读者，是最敏锐的读者。由于汉英语言、文化差异而造成的不可译因素，因此译者在解读源语作品和译本创作两个阶段不可避免地进行创造性叛逆，而创造性叛逆又分为主观性叛逆和客观性叛逆。主观性叛逆是译者主观原因造成的叛逆。译者长期进行翻译实践形成的翻译理论观和翻译实践观必然潜在地影响着译者，使其译作打上“译者的烙印”。客观性叛逆是指译者翻译过程中受客观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叛逆。译者在进行商业广告翻译实践中，不仅受不同国家广告法规、市场规律、营销战略、文化障碍等因素的制约，还需要考虑受众的社会文化背景、受众教育水平、购买力水平等因素的影响。
韦努蒂抵抗式翻译理论视域下《三国演义》罗慕士译本中的文化负载词英译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中国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同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也得到很大的提高，使中国文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离不开中国典籍的翻译。作为一部古典历史书籍，《三国演义》不可避免地运用了很多反映三国时期历史文化的文化负载词。文化负载词是一个民族的精华，字字珠玑，是对中华文化几千年历史的经典总结。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三国演义》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承担了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责任。其中，《三国演义》罗慕士译本极具学术性。 　　然而，翻译实践活动的有效进行离不开翻译理论的指导。本文的翻译研究以美籍意大利学者劳伦斯·韦努蒂的“抵抗式”翻译理论为指导。以韦努蒂为代表的后殖民翻译理论家更多地强调文本背后代表的不同文化权利之间的斗争，呼吁彰显文化差异，抵制文化霸权。该理论的主导思想与现今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要求不谋而合。 　　该论文分为六章。第一章主要对《三国演义》原著、译著进行简要介绍。第二章主要综述了文化负载词和《三国演义》的英译前期研究。第三章为理论框架。首先，追溯韦努蒂抵抗式翻译理论，介绍该理论的基本要点。其次，有条理地阐释异化与归化。最后，分析在抵抗式翻译理论指导下研究《三国演义》文化负载词英译的可行性。第四章结合韦努蒂抵抗式翻译理论，首先，从展现源语文化负载词所蕴含的语言及文化异质性评析了罗慕士译本中文化负载词英译的佳例；其次，从两方面评析罗慕士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欠佳译例：源语文化意象缺失和源语文化意象误译。针对第一个方面，缺失的源语文化意象主要有历史文化意象、宗教文化意象和称谓文化意象。针对第二个方面，误译的源语文化意象主要有历史文化意象、宗教文化意象和官职文化意象。第五章，在韦努蒂抵抗式翻译理论的指导下，以异化策略为指导，给与解决办法并举例分析。第六章为结论。基于前期研究，本论文以抵抗式翻译理论为指导，首先对罗慕士的优质英译进行评析，然后对不当的英译进行分析，总结出具体的翻译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希望能对相关翻译问题的解决提供一定的理论及实践借鉴。
中国文化核心词英译策略和方法：多元与选择——以《论语》英译为例

中华文化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积累，最终成为瞩目世界的灿烂文化。其中，代表着中华文化精髓的典籍浩瀚如海，而把具有中华特有文化的典籍译成英语,则可以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华博大精深的文化，让中国文化“走出去”参与全球文化交流与建设。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论语》深刻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它是西方人了解中国文明的一部不可不读的经典。经典中凝聚着民族核心文化，而文化核心词则蕴含着核心文化的精髓。因此，在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讨论《论语》文化核心词的翻译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作者通过梳理《论语》中文化核心词的翻译研究，发现译者对文化核心词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各不相同。不同的译者对原文文化核心词有不同的理解，这使得文化核心词在英文中获得了不同的语言表现形式和内涵。本文作者进而提出文化核心词多元翻译和选择的难题：在多元的翻译中，什么翻译策略和方法产生的译文才能传递中国核心文化呢？才能让原滋原味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呢？从文献综述中可以发现，有的学者关注了文化核心词的多元翻译，有的学者没有关注。即使有的学者提到了多元翻译，但是没有从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给出解决方案。因此，本文作者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来讨论《论语》文化核心词的多元翻译与选择问题。 　　在译本对比中，作者观察到文化核心词汇多元翻译现象并提出了多元选择困惑。接着，作者运用伽达默尔阐释学和读者反映论来解释文化核心词翻译多元现象存在的合理性。虽然文化核心词阐释的多元性有其合理性，但文化“走出去”背景下的中国译者不能随意皆可，需要做出翻译选择。在文献综述后，作者确认该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那么，译者该如何为《论语》“走出去”做翻译选择呢？根据翻译目的论的理论指导，译者的文化核心词翻译策略、方法选择要服务于《论语》“走出去”之目的。文化核心词要走出去，要被西方读者理解和接受，译者的翻译策略、方法选择要最大限度地保留其中国文化内涵。因此，文化核心词的翻译策略是异化而不是归化。不过，实现异化翻译策略的方法却不是传统认为的直译，因为直译看似忠实，读者会因为其过度陌生而无法接受原文内涵。受到英语文化核心词汉译的启示，作者认为音译加注释应该成为汉语文化词英译的首选方法。除此之外，本文还探讨了其它情况下文化核心词翻译方法的选择问题。
翻译文学注释中的译者主体性及其限度研究

由文化差异所引起的翻译损失是译员们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同时也是翻译实践中时常出现的一普遍现象。而翻译注释作为一种有效且必需的翻译补偿手段，总是能很好的填补在翻译过程中由文化缺失所造成的意义真空。但是，当我们在享受由翻译注释所带给我们的理解便利时，我们却大有可能忽视了注释中所额外出现的文化内容。这些额外添加的新内容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的，都是译者主体性发挥的结果。然而，在我们现有的翻译研究中，对于翻译注释的研究一直处于被忽视和边缘化的地位。注释不仅能帮助读者们开阔视野增加知识储备，有时还是全文翻译质量好坏的关键所在。在阅读《三体》、《三体II：黑暗森林》和《无名的裘德》这三部由不同译者所翻译的作品时，笔者发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那就是译者在这些作品的翻译注释中增添了大量的附加信息，其中，还包括许多夹带的文化内容。同时，这一现象的出现也向我们表明，译者主体性在其中有着明显的作用。 　　为了弄清楚在之前的研究中是否有学者曾提出过有关于译者注释主体性的研究，对译者注释主体性进行文献综述是必不可少的。在对现有的译者主体性、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的译者主体性、译者注释主体性和翻译注释中的文化夹带现象四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文献研究后，笔者发现鲜有学者对译者注释主体性进行过探讨。既然译者注释主体性如此重要且鲜有学者讨论，对其进行研究就成为本文的任务。本文首先对翻译注释进行了全面的研究，研究范围涵盖了译者注释的概念、类型和功能。接着，本文尝试从文化翻译理论和译者主体性理论两个理论视角对译者注释主体性的存在，特别是译者注释中的文化夹带现象进行了理论解释。最后，本文揭示，尽管译者在注释中享有充分发挥主体性的空间，但其对主体性的运用也不是绝对的或随心所欲的。当译者在充分发挥主体性的同时，他也必须认识到，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自由会受到如意识形态因素、译者道德考量和文本网格等方面的限制，尤其是在今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译者更需多加考虑这些限制因素。
文学作品中乡土文化元素翻译策略与技巧：多元与选择——以《天堂蒜薹之歌》葛浩文译本为例

乡土文学的核心是“地方色彩”和“风俗画面”，乡土文化元素是乡土文学“乡土味”的承载碎片。在文化“走出去”背景下来探讨乡土文学作品中乡土文化元素的翻译很有必要。 　　在对比阅读《天堂蒜薹之歌》莫言中文本及葛浩文英译本时，笔者发现，译者对乡土文化元素的翻译处理手段不同，有的得以保留，有的又被舍弃，即使是保留，采取的翻译策略与方法也不尽相同。译者处理原文本中乡土文化元素的不同态度和不同翻译策略、方法让笔者产生如下疑问：文学作品中，乡土文化元素在译文中究竟应保留还是抛弃？如果保留，为什么？又该如何保留？如果抛弃，是否可以？为什么？还是说随意皆可？对于文化“走出去”背景下的乡土文化元素，译者该如何翻译？上述问题可以总结成一个问题，那就是：应该怎么翻译“走出去”文学作品中的乡土文化元素？翻译界对乡土文化元素的翻译研究也从未间断过。从文献综述来看，学者们对于是否保留和怎样保留乡土文化元素的观点彼此冲突。虽然多数学者主张保留乡土文化元素，但很少有学者讨论“走出去”文学作品中的乡土文化元素该如何翻译。因此，解决文化“走出去”背景下文学作品中乡土文化元素的翻译态度、策略和方法就成为本文的任务。 　　从文学性方面来看，乡土文化元素对识别人物身份、塑造人物形象和识别地理环境和固定故事语境起着重要作用，舍弃乡土文化元素势必产生译文中的诸多不协调，丧失其在原文中的文学性。同时，西方译论家韦努蒂反对西方翻译界长期盛行的归化他者文化的做法，主张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文中的异质因子。既然西方有对他者文化的需求，中国文化也有“走出去”的需求，保留乡土文化元素毋庸置疑。因此，文化“走出去”需要接受异化翻译策略，对于乡土文化元素，翻译策略应是异化的，不过，实现异化翻译策略却不是通常认为的过分直译及死译等，这样只会以忠实的名义阻碍乡土文化“走出去”。对于文本中那些保留的乡土文化元素，笔者探究了其翻译策略与方法，对于被抛弃的乡土文化元素，笔者尝试改译，力求在译文中最大限度地再现乡土文化元素，让中国乡土文化“走出去”。这种翻译选择可以确保目标语读者通过阅读《天堂蒜薹之歌》更好地了解中国高密东北乡的风土人情。
抵抗式翻译理论视域下梅珠迪和史耀华《洗澡》译本中的文化负载词英译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仍相对较弱，“西强我弱”的文化格局仍然存在。而翻译作为不同文化交流的桥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这种不平等的局面。打破现有的文化格局，最重要是发扬中国文化，贯彻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从而最终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及其国际地位。 　　《洗澡》是杨绛先生唯一一篇长篇小说，该小说蕴含大量体现汉语语言异质性和文化异质性的文化负载词，研究这些异质性的翻译可以促进中国语言和文化走出去。《洗澡》英译本由美国人梅珠迪和美籍华人史耀华合作而成，该译本也得到了杨绛本人的肯定。由于汉语文化负载词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语言异质性和文化异质性，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做到完整地保留这些异质性相当的困难。采取合适的翻译策略及方法处理好这些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是弘扬中国文化的有效途径之一。美国翻译家劳伦斯·韦努蒂所提出的抵抗式翻译理论提倡在译文中看得见译者，在译文中表达出源语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追求的是“存异”，而非“求同”，以抵抗强势文本对弱势文化的侵吞，从而提高弱势文化地位。这一翻译思想与提高中国文化全球影响力的任务不谋而合。因此，笔者选择韦努蒂的抵抗式翻译为本论文的理论基础。 　　本文以韦努蒂的抵抗式翻译理论为指导，从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研究《洗澡》英译本中文化负载词“佳译”之处和“欠佳译”之处。经笔者对《洗澡》原著及译著的对比研究发现二位合译者的“佳译”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保留源语语言异质性；二、保留源语文化异质性；三、保留源语语言和文化异质性。通过分析论证译者保留异质性所采取的翻译方法，梳理总结经验。同时，笔者亦发现二位合译者的“欠佳译”之处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的问题：一、丢失源语语言异质性；二、不当处理源语文化异质性；三、不当处理源语语言及文化异质性。通过分析译者翻译不当的原因，文章进一步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以达到最大程度上传达汉语文化负载词语言及文化异质性的目的。 　　最后得出结论：《洗澡》英译本中汉语文化负载词翻译基本做到了语言和文化传真，但仍然存在一些语言和文化异质因素的丢失或误译问题。我们应当本着“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原则，多关注语言和文化传播的完整性，将翻译作为实践语言和文化差异性的场点，多考虑抵抗式翻译，尽量采用异化策略，使用直译、直译加文内释义、直译加文外注释、音译加文外注释和释译的翻译方法，这样才能渐渐扭转如今文化交流不平等的现象，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为英语读者创造更多了解和学习中国文化的机会。
从接受美学视角分析葛浩文《狼图腾》英译本的翻译技巧

姜戎创作的小说《狼图腾》自2004年出版以来，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2008年葛浩文英文版Wolf Totem出版发行，由此引起国外关注，其影响力进一步扩大。葛浩文是美国著名的翻译家，在中国文学作品英译领域取得了卓越成绩，为中国特色文化走出去做出杰出贡献。这部译作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了积极的借鉴。随着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国际化大趋势，大量的中国文学作品被英译进入国际市场；但是并非全部得到西方读者广泛接受和认可，其中存在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接受美学以现象学和解释学为基础，指出读者在阅读文本前都有一定的期待视野。读者阅读时，已有的期待视野与文本不断融合，填补空白，产生新的期待视野。接受美学把读者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关注点从文本转到读者，为提高译本质量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论文从接受美学视角分析葛浩文英译本Wolf Totem，分析“删减”、“添加”和“转化”等翻译技巧方面是如何满足读者的期待视野，实现视域融合，重视读者的地位和作用。葛浩文英译本Wolf Totem充分关照读者的接受能力、接受水平、期待视野，符合读者的审美期待，带给读者美好的阅读体验。通过分析论述，论文认为，译者应关照读者的审美期待，帮助读者最大程度地接受译文。在这方面，葛浩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本。 　　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引言”就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论文结构进行阐述。第二章“文献回顾”对《狼图腾》英译本Wolf Totem研究现状简要阐述。第三章“理论框架”，阐释接受美学理论的发展及其主要概念等。第四章“《狼图腾》英译本与接受美学”，主要从删减、添加和转化三个角度分析《狼图腾》英译本Wolf Totem中接受美学的运用。论文选取55个典型的汉英对照范例，分析葛浩文的翻译技巧，提出可行性翻译建议。第五章“结论”，阐述主要发现以及论文的局限性等。中国文学在走向世界的路上，应以接受美学为基础，着重考虑目标读者因素，为读者服务。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来迎合读者的需求和接受能力，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做出适当的妥协与调整是必要的。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运行模式与风险防控研究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虽然在国外兴起与发展的历史悠久，但就国内而言，作为一种新兴的公私合作模式，近几年被各地政府运用到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一方面解决了公共部门财政资金不足、建设和管理效率低下等问题，另一方面私人部门通过参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和获得了一定的收益。在目前政府债务受到严格限制的前提下，国内各级政府推出的PPP项目数量逐年增加，需要更多的私人部门参与到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当中，期望通过PPP模式实现公私双方共赢。但是，在PPP模式刚刚起步的国内来说，经验和理论研究相对不足，问题的解决和风险的管理对PPP项目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因此，在各级政府倡导和积极推进PPP项目融资模式的新形势下，深入研究PPP运作模式和风险防控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随着中国城镇化建设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各级政府部门提供公共物品的数量将会逐年增加，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在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作用将愈发凸显。PPP是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合作提供公共物品的方式之一，在私人部门获得利益的同时，实现政府部门的职能。PPP不仅是一种简单的融资模式，它还具有利用新技术和机制创新的优势。事实上，目前我国的PPP项目已是俯拾即是。然而，可能是处于推广的原因和发展的初期，社会各界多是对PPP模式的优点进行阐述，而对其运行过程中存在风险防控的认识稍显不足，在目前的情形下，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很可能带来诸多不良的后果。现象上观察，目前PPP模式在中国发展过程中，成功的经验固然很多，但也不乏一些失败的案例。因此，社会各界和学术界也已经开始了对PPP项目的风险与防控研究，但目前我国对PPP模式的研究多是侧重于介绍其运作模式，对其运作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尚缺乏深入的系统分析。 　　本文采取文献研究、比较研究、定性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在对PPP运作模式、内涵、风险等概念界定的基础之上，对PPP运行模式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梳理，进而对PPP项目中可能存在的风险识别、分类、评价、分担等进行了深入分析，并结合我国目前PPP项目运行的现状，系统地考察和分析了我国PPP模式的发展趋势和存在的风险类型，并就完善相应法律法规、建立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加强风险管理建设、PPP人才建设等问题，尝试着提出一些风险防控策略。
四川省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研究

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宏观经济下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都为文化产业带来了空前未有的发展机遇，要将文化产业作为国民支柱性产业发展。随着国家政策红利的进一步明确，文化消费市场的前景更加广阔，文化产业迎来了黄金发展时期。文化金融是文化产业不断纵深发展的结果。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和运行的“血液”，鼓励金融为文化产业输血，在广度上和深度上加大金融业对文化产业的支持力度，助推金融资本和文化产业深层次对接。文化金融合作发展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有利于国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四川省作为文化资源大省，提出建立文化强省的战略规划。本文立足于四川省文化产业发展的具体省情，在十二五期间，四川省的文化建设保持高速增长，金融支持方式逐渐多样化，然而基于主体的角度考虑还存在着掣肘。因此进入十三五时期，缓解文化融资需求和金融供给之间的矛盾，构建一个基于省情的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有着重大意义。本文试图从主体视角构建这一体系，力图推动地方文化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宋代类书《海录碎事》研究

类书是中国古代的一类独特典籍，自三国曹魏出现以来，经历了一千六百多年的发展，数量多，体式繁，影响大。宋代是类书发展的高峰时期，私人编纂的各种类书很多，南宋初年叶廷珪的《海录碎事》，是其中很有特色但世人关注不多的一部。现今所见的有关《海录碎事》的研究论著很少,仅是将该书作为工具书为所研究的对象提供引证、进行辨析，并没有对该书进行全面细致深入的研究。因此，本论文尝试利用多领域资料与文献，从探讨该书作者叶廷珪的生平事迹入手，就《海录碎事》这部类书产生的缘由、著作本身的编撰体例、内容特色及意义影响等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研究，并将其放在两宋之交特定的历史文化氛围中，结合当时的政治、文化等社会背景，进而总结其形成特色的原因。 　　正文共六章。第一章从历史学角度全面考察叶廷珪的生平事迹及其从事著述活动的学术背景。叶廷珪的史料记载较少，本论文从诸多散见的相关典籍、地方志及其本人、友人的序和跋中归纳出叶廷珪的主要事迹及履历。结合两宋之交的文化风气，以及叶廷珪生活和工作的闽地，尤其在泉州任职时，使他眼界开阔。泉州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港口之一，“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对外交流频繁，结合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时代背景，对作者思想意识、文化主张、所著书籍及处事态度进行研究。第二、三、四章对比各类典籍，分别从该书部类划分、编排体例、引书方式以及引书的价值方面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剖析立类的思想和目的、分部分类的特点以及类目的类型，找出该书与众不同的特点以及辑佚校勘价值。尤其是该书引录了已佚古书《市舶录》中关于中外交通的条目，是《市舶录》仅存于世的文字，不仅使得以窥探《市舶录》的面貌，也能从中了解宋代海运的规模和一些习俗。同时，该书存录了大量中国南方的地域性史地资料，有利于研究探讨地方史。通过对以上内容的研究，了解当时人们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和认识，从而探究古代社会结构与文化意识形态，揭示了类书内容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其客观原因，概括出宋代类书发展某些方面的特点。 　　《海录碎事》自宋绍兴十九年（1149）问世后的很长时期里，很少有人关注，可见其流传范围不广。第五章将《海录碎事》与唐宋私修类书《白氏六帖事类集》《锦绣万花谷》两部流传范围广、影响较大的类书进行对比研究，从编纂体例、内容、刻印流传等方面进行考察，揭示《海录碎事》反映的思想文化特征，从中得出《海录碎事》流传范围不广的原因所在。 　　第六章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的研究入手,总结该书在宋代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传承与影响，以及对后世类书发展的影响。从探究该书的价值、影响和不足方面，深入探讨古代类书在保存历史文献，传承封建文化，维护儒家正统思想中的积极作用，以及钳制学术创新,制约科学技术发展的负面影响。
“一带一路”公共外交战略研究

进入21世纪，在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主题的新时代，面对复苏乏力的全球经济形势、纷繁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局面，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精神更显重要和珍贵。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一带一路”倡议是在古代丝绸之路基础上创造性形成的、全方位推进中国与欧亚非各国各领域务实合作的一种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新型多边跨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其致力于欧亚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欧亚非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欧亚非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实现欧亚非各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时代潮流，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一带一路”倡议是党中央根据全球形势变化和中国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中国首次在国际社会提出的宏大区域合作倡议，是中国实施新一轮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一带一路”倡议一经提出便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强烈反响，并获得了相关国家及国际组织的积极支持和参与。但不容忽视的是，目前国际社会和“一带一路”域内外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仍存在诸多疑虑和误解，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也始终夹杂着质疑和反对的声音，这将严重制约和影响“一带一路”建设的进程和成效。可以说，疑虑与不信任已成为“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最大挑战，而如何获得广泛的国际认同与深厚的社会民意基础将成为“一带一路”倡议成败的关键。面对国际社会和“一带一路”域内外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疑虑、误解和责难，公共外交作为一种改变国际公众心目中一国国家形象定位、培养国际公众对一国的好感、对该国国家利益的理解以及对其政策的支持的外交努力，应该发挥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推动作用。因此，有必要调动国内各类政府行为体与非政府行为体围绕“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开展和实施以传播丝路文化、传递丝路友谊、讲好丝路故事、弘扬丝路精神为内涵的“一带一路”公共外交，通过多种手段和途径向“一带一路”域内外国家公众全面、准确、鲜活地展示、宣介和传播“一带一路”倡议，以增进“一带一路”域内外国家公众对“一带一路”倡议及中国的理解、信任和支持，为“一带一路”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氛围与外部环境、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和民意基础以及赢得更多的参与者、建设者和支持者。 　　本文在吸收借鉴中西方公共外交理论、结合中西方公共外交实践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外交学、传播学、公共关系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理论、观点和方法，提出了涵盖理论分析、历史分析、概念界定、环境评估、战略规划、路径选择等环节构成的“一带一路”公共外交分析框架，对“一带一路”公共外交这一新命题进行了探索性研究。论文除导论和结语之外，共分为六章。第一章集中阐释了公共外交的基本理论，从基本概念、特点功能、发展历程与发展动力等方面对公共外交的相关概念范畴以及兴起发展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并从理论维度、理论范式、构成要素与运行等方面对公共外交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梳理和归纳；第二章主要概述了中国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以及“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提出背景和战略意义，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公共外交理论与实践概述与展望的基础上，提出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向“一带一路”域内外国家公众开展和实施“一带一路”公共外交对于营造“一带一路”良好国际舆论环境、夯实“一带一路”社会民意基础、应对和缓解中国崛起困境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第三章主要从主体对象、战略内涵、目标任务、核心理念等方面对“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相关概念范畴进行了界定和说明；第四章主要从现实基础、挑战障碍和影响因素三方面对“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实施环境进行了分析和评估，明确开展和实施“一带一路”公共外交所拥有的资源与优势以及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第五章主要结合“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目标任务、实施对象、实施环境对“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战略规划进行了探讨，包括明确“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体制架构、确定“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策略安排、选择“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开展形式、制定“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效果评估体系；第六章主要探寻了“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实践路径，包括构建“一带一路”公共外交话语体系、丰富“一带一路”公共外交公关模式、拓展“一带一路”公共外交交流领域、推进“一带一路”公共外交政策布局、加强“一带一路”公共外交机制建设。
中国西部县级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以H县为例

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蕴含着丰富的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但由于治理环境及政府层级的不同，政府治理能力有结构性差异。因此，如何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不能一概而论。县级政府的“接点性”特点，决定了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至关重要。 　　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在准确梳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集中表达了科学的国家理论和国家治理思想，是政府治理的根本指导理论。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大创新，表明中国共产党在“三大规律”的基础上对国家治理规律有了新认识，是政府治理的直接指导理论。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是现阶段政府治理的重要思想依据。西方治理理论是对西方民主理论的扬弃，是政府治理的重要理论借鉴。 　　政府治理理论主要关注两对问题：第一对是政府治理体系和政府治理能力，第二对是政府治理评估和政府治理现代化。其中，第一对是第二对的基础和前提，第二对是促进第一对更加完善更加有效的手段和目标。政府治理的实质是行政权主导下的多元治理，追求政府在治理格局中的权威性、主导性、代表性、正当性和有效性。政府治理现代化是政府不断提高科学行政、民主行政和依法行政水平，并实现其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进程。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对政府职能转变和能力提升的内在要求，也是政府作为行政主导性治理主体，在与社会、市场互动过程中的理念、角色、行为等的重构过程。 　　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对各级政府的新要求，结合政府层级和职能，县级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结构要素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五个方面。每方面能力不仅是县级政府整体治理能力不同侧面的表现，而且各有其内在要素。尽管这些方面或要素就县级政府整体治理能力而言不能等量齐观，但它们既是县级政府履行单一制国家内作为“准基层”政府职能的法理需要，也是对县域社会现代性诉求的回应。 　　根据政府治理能力结构要素，结合西部地区县域实际，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构建县级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评估体系时，要考虑其客观性、可操作性、有效性。据此评估指标体系（5个一级指标，21个二级指标），本文对H县和周边邻县（区）（合称“一区七县”）政府治理能力进行横向测评，对H县政府治理能力进行纵向研究（2000-2015），对公众满意度进行深入调查，力争全方位、深层次地认知H县政府治理能力现状。当然，测评H县政府治理能力仅仅是一个准备性工作。 　　准确的归因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和关键。历史是过往的现实，现实有历史的因子。因此，结合H县历史，考察县制沿革、机构变迁、人员流动，有助于把握县治的历史规律，对现阶段机构改革、职能转变、能力重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结合纵向测评、横向测评、满意度测评，可以发现H县政府治理能力存在的差距和不足。综合西部地缘、县域经济、郡县制、“市管县”、社会机制、行政文化、精英及民众等因素，可以深入挖掘H县政府治理能力不足的成因。 　　推进H县政府治理现代化，既要遵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顶层设计，又要结合西部大开发战略、“一带一路”战略等针对西部地区的政策框架；既要顺应“放、管、服”改革大势，又要综合考虑县情。因此，面向宏观，要把塑造服务型、法治型、信息化政府作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基本努力方向。面向微观，建议以H县教育精神重塑行政文化；围绕解决缺水和贫困两大基本问题，提升政府服务水平和社会治理能力；通过做强“金色教育、绿色农业、红色旅游”三个县域品牌，提升政府经济治理能力和文化治理能力；通过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强基层自治、护持政府信用，提升政府政治治理能力；通过切实做好退耕还林、改善县域生态环境，提高政府生态治理能力。
西北干旱区遗址土盐风化机理研究——以Na2SO4-NaCl混合盐为例

土遗址是历史上遗存的人类文化活动场所，其作为一种人类历史活动信息的载体，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结晶和智慧的沉淀，承载着丰富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土遗址不仅具有深厚的科学和文化底蕴，同时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物质以及精神文明，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等发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得益于西北地区干燥、少雨的气候环境，大量的土遗址得以保存至今，随着丝绸之路成功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以及国家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中国西北干旱区土遗址保护受到了广泛关注。 　　土遗址大多为不可移动文物，在千百年自然营力的作用下发育有多种不同类型的病害。基于对遗址土病害产生发展过程的全面调查以及土体劣化到结构失稳的演化过程，发现遗址土盐风化是病害发育的关键因素同时也是遗址保护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遗址土的盐风化研究涉及了分析化学、材料科学以及岩土工程等多个学科，加上繁多的盐分种类和复杂的分析体系，使得研究方向较为分散且相对独立，最主要的时缺少基于物理化学的盐分系统性研究体系。土遗址保护基础方面研究的严重不足，极大制约着对这些珍贵文物的保护。因此，需要系统深入地开展遗址土风化机理，尤其是盐风化机理以及相关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研究，进而以此为基础对不同类型病害采取针对性的防治措施，才能真正达到科学保护的目的。 　　本文从西北干旱区土遗址实际富含盐分为出发点，结合目前盐风化研究的热点和重点盐分，选取Na2SO4-NaCl混合盐为研究对象，从盐分自身特点及其对外部环境变化响应两部分，展开了对西北干旱区遗址土盐风化机理的研究。通过热力学理论计算得到了Na2SO4-NaCl-H2O体系相平衡，并利用化学分析手段充分了解了Na2SO4-NaCl溶液的结晶-溶解特性及其结晶破坏能力，为遗址土盐风化机理研究提供理论依据。通过试验分析了不同浓度比混合溶液的水盐运移特性，探究结晶位置对遗址土劣化模式的重要性。通过宏观表现和微观分析，着重探讨了温度场变化下，含有Na2SO4-NaCl混合盐遗址土的盐风化机理。基于西北干旱区土遗址赋存环境变化考虑，从含盐遗址土吸湿-放湿特性着手，设置不同水汽来源（气态水和液态水）的干湿循环试验，对比分析了水-热-盐相互作用下含盐遗址土的风化差异。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和取得的研究成果如下： 　　（1）利用Pitzer扩展模型实现了Na2SO4-NaCl-H2O三元体系溶解度准确预测。预测结果显示：Na2SO4·10H2O只能存在于32.4℃以下的三元体系中，同时，随着NaCl含量的增加，Na2SO4·10H2O-Na2SO4(Ⅴ)转变温度降低，Na2SO4·10H2O越不稳定。在17.6℃-32.4℃温度范围内，任意温度下的Na2SO4-NaCl混合溶液会随着NaCl含量的增加，稳定相由Na2SO4·10H2O逐渐向Na2SO4(Ⅴ)转变。 　　（2）不同浓度比盐溶液结晶试验以及混合盐的溶解试验结果表明：在蒸发过程中，NaCl的加入，并不会对Na2SO4结晶路径产生影响，Na2SO4(Ⅴ)是整个结晶过程中唯一稳定的Na2SO4晶体。在溶解过程中，部分混合盐分中会有疑似Na2SO4·10H2O的晶体生成，但是并没有出现太大的体积变化。通过毛细管蒸发试验发现：以Na2SO4为第一析出晶体的混合溶液，过饱和度较小且NaCl的存在对Na2SO4(Ⅲ)结晶过饱和度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反之，以NaCl为第一析出晶体的合溶液，过饱和度较高，Na2SO4含量对溶液过饱和度的影响也较大。 　　（3）通过不同浓度比溶液高饱和度试样在室温环境的蒸发结晶试验，对不同干密度和初始含水量试样的劣化模式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含纯Na2SO4试样表面有大量的Na2SO4·10H2O晶体析出，是典型的表面晶体生长（efflorescence）；随着NaCl的加入，劣化模式转变为表面晶体生长（efflorescence）与表层下面的晶体生长（subflorescence）相结合，当NaCl摩尔分数在0.8以上时，试样表面只形成结晶壳层，并没有出现风化剥落，其结晶劣化模式可划分为表层下面的晶体生长（subflorescence）。此外，对于出现质量损失的土体，质量损失比大体上随着干密度和初始含水量的增大而逐渐减小，随着NaCl溶度的增大逐渐增大。 　　（4）为了研究温度控制条件下遗址土盐风化机理，开展了不同干燥温度下的含盐土钻入阻力测试，并对其盐分迁移、微观结构以及孔隙分布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含盐试样的钻入阻力受盐分含量和干燥温度双重耦合作用，干燥温度影响的强度变化敏感区主要分布在试样表面1mm深度范围。含盐量低的试样表面强度增幅基本较小，当有Na2SO4·10H2O生成时，表面强度会有所下降，含盐量较高的试样，强度基本都出现了明显地增大。105℃条件下干燥后的试样强度最低，其他温度条件下干燥后的强度较高，但试样的含盐量不同，干燥温度变化引起的强度变化规律存在一定差别。②表层1mm土体离子存在明显富集，随着温度的增大，表层1mm土体中离子含量减小，但也存在一定的离散性。盐分富集的表层1mm土体中，NaCl含量较少时，试样表面富集的盐分中NaCl摩尔分数小于初始值，随着NaCl含量的增加，表面富集盐分中的NaCl摩尔分数也逐渐增大且大于初始值。③晶体层在土体表面胶结覆盖，干燥温度越高，表面晶体富集量越少，其中40℃干燥后，试样表面盐分富集程度最高。温度对土体内部结构影响较小，盐分的存在使得土体孔隙减少，凝块状胶结体增加。④不同温度干燥后的试样表面孔隙变化集中在直径5μm的大孔隙和直径3μm的中孔隙，当干燥温度较高时（60℃和105℃），盐分多在大孔隙中结晶，低温干燥的情况下，盐分在大孔隙和中孔隙中均有分布，且中孔隙中充填盐分晶体较多。干燥温度越高，含盐试样的孔隙数量和直径也会相应增大，盐分含量越小，温度对试样表面土体孔径大小的影响越明显。 　　（5）水-热-盐相互作用下的遗址土盐风化试验以含盐遗址土为研究对象，在不同温度条件下，通过反复的加水-干燥来模拟表面盐分富集的土遗址遇水（降雨）后的盐风化过程，同时设计了室温条件下的干湿循环（水蒸气）试验来进行对比分析。试验结果表明：①采用液态水进行不同温度控制条件下的干湿循环，在5℃和室温时，Na2SO4(Ⅴ)晶体遇水溶解从而生成过饱和溶液，进而诱导形成水合物，产生结晶压力，使得在溶解过程中可以生成水合物（Na2SO4·10H2O、Na2SO4·7H2O）的试样表面发育有裂隙，且开裂程度随着循环次数的增加而增大。在5℃时，溶液过饱和程度较大，试样整体上破坏程度要较室温条件下的严重，干密度越小，破坏程度越严重，且在相同的温度控制条件下，干密度小的试样开裂需要经历的循环次数较少。在40℃进行干湿循环的所有试样均没有出现明显的破坏，经过多次干湿循环的试样表面由于盐分析出不均匀而形成不规则颜色加深。②室温条件下采用气态水进行干湿循环的试样，除了表面有明显的盐分迁移富集之外，也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表面结构破坏。
树轮宽度记录的新疆北疆地区气候变化研究

20世纪以来全球增温对人类生产生活及生态环境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是人们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新疆地处欧亚大陆中部，是中国西北干旱半干旱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该地区受气候变化影响显著。气候变化导致的水循环变化加剧了水资源的不确定性，对中亚乃至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都有重要影响。因此，研究该地区气候变化的规律及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树木年轮资料具有定年准确、连续性强、分辨率高等优点，是气候变化研究中使用最广泛的气候代用指标。本研究利用采自北疆地区的树轮宽度资料，开展该地区过去数百年来的气候变化研究。首先，在天山西部和阿尔泰山采集树轮样芯，建立树轮宽度年表，选择较典型的采样点分析两个地区的树木径向生长特征及树轮气候响应关系，明确不同海拔高度的树木生长所记录的气候信号。其次，利用高海拔的树轮宽度年表重建两个地区过去数百年来的温度变化历史，分析和探讨不同区域温度变化的特征及其对全球变暖的响应。最后，利用中低海拔的树轮宽度年表重建两个地区过去数百年来的干湿变化历史，并结合西北地区已有的树轮气候研究结果，揭示大范围干湿变化的时空特征，探讨可能的影响因素。通过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天山西部和阿尔泰山不同海拔高度的树木径向生长特征和树轮气候响应关系的分析结果表明，虽然两个地区分析的树种不同，但海拔对两个地区的树木生长及树轮气候响应关系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不同海拔高度（低、中、高海拔）温度及降水对树木径向生长的限制作用不同。在低海拔地区，树木生长主要受到水分条件的限制。随着海拔的升高，降水的重要性下降，高海拔地区的树木生长主要受到夏季温度的限制。这与目前普遍认为的森林上限的树木生长主要受温度控制的观点一致。 　　（2）基于高海拔树轮宽度的温度变化重建结果显示，天山西部近300年来的6–8月平均最低温度重建序列具有明显的低频变化特征，在1920s以前总体上呈波动下降趋势，之后呈波动上升趋势，特别是进入1980s以后，温度快速上升至今，近20年是整个重建时段温度最高的时期。与天山地区已有的大多数树轮温度重建结果不同，该重建序列很好的记录了近百年来的快速升温事件，并且与全球陆表平均最低温度的变化基本同步。阿尔泰山近500年来的6月平均温度重建序列冷暖波动较多，20世纪是近500年来最温暖的世纪，但重建序列在19世纪波动上升之后，在20世纪没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这与天山西部的温度重建结果不同。对比发现，天山西部和阿尔泰山的温度重建序列在低频变化上存在较大差异，但在高频变化上具有一定的一致性，这与两个地区观测资料的对比结果一致。 　　（3）基于中低海拔树轮宽度的干湿变化重建结果显示，天山西部近343年来前一年7月至当年5月的降水重建序列中，持续时间较长的干旱期发生在1759–1775年、1820–1831年、1859–1864年和1913–1923年，湿润期发生在1720–1724年、1892–1903年、1959–1869年和1993–今。近百年来降水呈现波动上升趋势，近20年是整个重建时段最湿润的时期。阿尔泰山近452年来7–8月的干旱重建序列中，持续时间较长的干旱期发生在1573–1581年、1684–1689年、1811–1826年和1977–1982年，湿润期发生在1602–1612年、1621–1630年、1738–1748年、1795–1805年、1908–1912年、1954–1960年和1990–1996年。近百年来干旱指数上升趋势不明显，但总体处于较湿润期。 　　（4）大范围的树轮干湿变化重建结果对比发现，自1670年以来，天山西部与阿尔泰山的干湿变化一致性较好。不仅如此，这两个地区的干湿变化在过去300多年来还与青藏高原东北部及甘肃东部的干湿变化序列在年代际上具有一定的一致性，这可能是由于这4个地区的树轮干湿变化重建序列都包含了较强的西风信号所致。此外，整个西北地区的干湿变化特征与NAO指数具有很好的一致性，体现了NAO对区域干湿变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