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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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GIS的兰州河口古民居历史街区价值与保护策略研究

自从“十八大”提出“一带一路”政策以来，兰州城市建设迅速发展，然而，历史街区与建筑却面临现实的困境。当前兰州市相关部门正在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因此，历史街区与建筑的保护是城市建设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现今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动态性的问题困扰着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大量的基础数据资料与地理空间信息进行科学的定量分析，难以用传统规划手法实现。鉴于此，本文提出基于GIS的系统解决方案，方案中以文化传承以及非物质文化保护等两个角度为基本框架，吸取先进的大数据技术、互联网技术以及智能化技术等。将技术、文化、历史建筑物等融为一体，进而构建一个集监管、保护以及传承等为一体的系统模型，并检验其可行性以及有效性。 　　基于上述思路，形成本文的书写框架。第一，基于所查阅的国内外文献以及互联网中的相关资料，整理及总结出GIS历史街区的国内外发展现状。结合相关分析理论以及思维，找出其存在的问题并从多角度分析其根源，形成系统化解决方案；第二，基于历史建筑的相关定义、特征、内容以及发展规划等知识，将其应用到兰州市中，构建较为规范的描述体系。再借用GIS的概念、基本功能和发展应用、层次分析法的基本理论、运算过程，融合历史建筑的概念以及GIS的描述体系，由此构建系统解决方案中的理论基础，用于指导系统解决方案的实施；第三，基于实证研究方法，通过现场交流、查阅文献以及走访调查等多种方式，获取模型中所需要的数据。文中以兰州河口古居民建筑区为研究对象，获取第二步中的相关数据，并将其用于系统解决方案，作为分析与研究的基本资料。构造建筑价值综合评价体系，并采用Yaaph（层次分析法）和多因子叠加分析，运用Arcgis计算出街区内建筑价值的综合结果，为之后的历史街区保护与规划提供，量化、客观、科学的参考依据。再根据Arcgis绘制出街区内建筑价值综合评价结果，提出对街区建筑的保护与规划原则。综上所述，基于规划设计原则，融入智能化监控技术，对研究区域从整体布局、旅游文化、历史建筑以及交通运输设施等4个大的层面展开6个方向上的设计以及布局。
母国制度环境对中国民营企业OFDI进入模式的影响机制

随着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这种现象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尤其在转型期的中国，民营企业对GDP的贡献逐渐增加，随着“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深入，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也从2006年占比19％跃升到2015年占比49.7%，而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是民营企业重大海外战略之一，对民营企业东道国海外市场子公司的绩效与发展前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跨国企业进入模式也一直是国际商务领域和战略管理领域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众多国内外学者从国家层面、产业层面和企业层面研究了影响跨国企业海外进入模式的因素，然而，聚焦中国情境，以民营企业进入模式为对象的研究较少。 　　本文基于转型期中国的制度情境，聚焦民营企业，整合“制度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和“海外进入模式理论”等视角，考虑母国制度环境、社会资本、规制差异和文化差异等四个方面的因素对民营企业海外进入模式的影响机制。在对现有文献进行综述和梳理后，构建了研究概念模型，确定了探究母国制度环境与民企海外进入模式关系的研究方法，并进一步确立两者关系。首先，在确定母国制度环境影响民营企业海外进入模式选择的基础上，加入了规制差异和文化差异，进一步研究它们对母国制度环境与海外进入模式关系的调节作用；其次，在考虑到中国制度情境，将社会资本作为影响海外进入模式的一个重要因素，研究其在中国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之间的中介作用。最后，提出6个研究假设以更加深入地探究母国制度环境对民营企业海外进入模式的影响情况。 　　本文以A股中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上市民营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收集并整理了210家企业在2015年的234次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数据，运用SPSS19.0中 Logistic回归分析等多种统计分析方法对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得到如下研究结论： 　　（1）企业所属区域的制度环境与其海外独资进入模式正相关。 　　（2）规制差异和文化差异负向调节母国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海外进入模式间的关系。 　　（3）社会资本在母国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海外进入模式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一带一路背景下A公司在中国的发展战略研究

经济开放以来，吸引了诸多外资贸易企业进驻，这些企业一般都是采取传统的运作模式，即“国外询盘，外企接单，中国加工，出口外销“，根据海外询盘在国内被动的搜寻对应的产品，寻找加工厂进行贴牌生产，即为 OEM模式，所利用的只是一些区位优势、成本优势和出口的政策优势，虽然这种运作模式的操作简单易行，但是此类经营模式导致企业在销售和技术上处于在非常被动的位置，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变化都会对企业造成较大影响。 　　在低成本且较多优惠政策的条件下，传统型外资企业尚能通过寻找代工厂进行加工贸易获得利润。近年，西方国家对伊朗实施贸易制裁，同时我国生产型企业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使得在中国从事贸易经营的企业出现经营难以为继的局面，不少仅做伊朗市场进出口的外资企业关停或者破产，其可持续发展成为一大难题，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确定与全面推进，我国对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国家的支持和市场的开放给在中国的伊朗外资企业也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挑战，要想在危机与商机并存的罅隙中取得生存并发展，企业领导者必须做出长远的发展战略计划。本文以广州市A伊朗贸易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此贸易公司现存的问题和机遇，帮助其寻求贸易升级的发展道路，提出相应的战略发展的措施。 　　本文在详细阐述国内外相关文献、相关战略概念和理论的基础上，采用文献研究方法和参与式研究法，使得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分析不同战略的属性，利用PEST、SWOT分析工具对广州市A伊朗贸易公司的内外部环境进行了详细分析，推论A公司适合的发展战略路线。最后，提出公司应该坚持多元化的经营，选择集中化战略下的差异集中战略作为企业的竞争战略方案，明确了公司发展的方向，并提出了规范制度、打造专业队伍、树立品牌、绩效考核四个方面的使战略得到有效的保障。 　　本文期望通过对公司层战略和竞争战略的研究，提出适合A公司实际情况的战略，实施可持续发展，并且为我国其他公司战略的选择提供一定的借鉴和指导。
Z公司异地派驻人员激励机制研究

当今社会上的市场竞争归根究底都是人才的竞争，当然国有通信行业也不例外。如今，通信施工市场开放，民营和混合所有制施工企业进入，国有垄断性通信施工企业的行业议价能力和谈判能力自然下降，加之不论是固话业务，宽带网络业务，还是手机用户普及率也日趋接近饱和状态，通信施工市场蛋糕基本划分完毕。因此，Z公司作为一间中国通服旗下大型的国有通信建设公司，近年的工作思路只能作出转变，采取多元化业务模式，并大力拓展区域市场版图，打响公司品牌，立足自主拓展、自主实施，以不影响中国通服集团整体利益的前提下，精耕细作，紧跟国家一带一路政策，主攻国家级总包大项目，由原来一直只固守广州业务，逐渐扩大领域，把业务拓展至市外、省外，逐步布局全国。但Z公司以往从来没有把业务拓展至省外的经验，在新的地域市场里要保持又好又快又稳健的发展势头，在资金、技术和社会资源既定的情况下，决胜市场的关键因素是企业的经营管理、技术拓展和服务水平，而承载这一切的因素都是人，针对市外，省外的业务，异地派驻人员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激励管理异地员工成为了Z公司的重要课题。 　　本文以Z公司国内异地派驻员工为研究对象，通过采用问卷调查、深入访谈的方式，对异地派驻人员的需求重要因素以及激励影响因素的满意度进行了调查分析，根据需要度与满意度的对比，得出异地派驻人员在激励方面重点需要改进的五个项目，分别是薪酬、福利、绩效、职业生涯和培训。接着通过与部分异地派驻员工进行深入的访谈以及仔细观察思考，全面剖析此五个项目的问题归结点所在，再灵活运用不同的激励理论与激励方法，根据通信施工行业和Z公司异地派驻人员的特点，针对重点改进项目设计出Z公司异地派驻人员激励机制的优化方案，并制定与之相配套的保障措施，保证激励机制的实施，以提高异地派驻员工的积极性，为Z公司异地派驻人员激励机制提供参考，从而提高Z公司开拓异地市场的竞争力，使公司得到持续健康有序的发展。另外，希望以此见微知著，对同类国有施工企业在转型开拓向外发展中，人员激励建设方面起到一定的参照作用。
基于经营剩余收益模型的G公司企业价值评估研究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树立“价值投资”的理念，标志着我国价值管理新时代正在到来。企业价值评估在股票交易、企业并购、上市定价和投资决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理论界和实务界对科学准确地评估企业价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节能环保行业是关系我们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十三五规划提出，2020年要将环保产业要打造成我国经济的一大支柱产业。G公司是一家节能环保行业下的余热余压综合利用服务公司，正处于高速成长阶段。在“一带一路”大背景下，G公司具有很强的持续发展能力和广阔的价值增长空间。但是，由于“供给侧改革”的影响，公司业绩连续两年下滑，营业收入下降9.73％，利润总额下降4.14%。G公司的投资者和管理者迫切想要了解公司内在价值。因此，如何准确评估G公司企业价值很有必要。 　　目前，企业价值评估方法主要有四种，分别是成本法、市场法、期权定价法和收益法。其中，收益法以其完善的理论基础成为当前主流的评估方法之一。经营剩余收益模型作为收益法的典型代表，其突出特点是非常适合成长型企业估值，同时也肯定了会计信息在公司价值中的作用。该模型强调了企业价值源于创造而非分配，强调了企业价值源于经营活动而非金融活动，真正体现了剩余收益法“价值创造”的本质。 　　本文以节能环保行业的G公司为研究对象，立足“企业价值最大化”财务管理视角，采用改进后的经营剩余收益模型，主要评估和分析G公司的经营剩余收益、企业整体价值以及其主要驱动因素，并对评估结果进行敏感性分析和有效性分析得出企业价值可能的变动范围。最后，结合G公司的实际情况提出有针对性的管理建议，同时总结经营剩余收益模型在企业实际应用中得到的启发。 　　通过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对G公司整体价值的确定提供参考，使投资者在股市交易中合理确定交易价格，为管理者在公司经营中提供管理建议。此外，还有助于建立一套符合节能环保企业价值创造理论的、结合企业自身实际的、具有实践应用性的估值体系，对企业价值评估提供借鉴意义。
扎染艺术在牛仔服的装饰研究

扎染艺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审美特征以及表现形式具有深厚的历史沉淀，是中国独特的文化瑰宝之一。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扎染艺术只能以小作坊以及艺术品的形式存在，却无法成为大众日常的服装形式，不能使中国传统文化得到很好的传承。牛仔服装则具有功能性以及普遍性，成为了大众日常所穿的服装。一带一路的提出，则为中国传统扎染艺术和西方牛仔服的结合提供了一个契机，以牛仔服装作为文化载体，使扎染艺术文化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以及更好的传承与发展，把中国传统扎染艺术运用在牛仔服的装饰设计上，探究中西方文化的碰撞融合，使中国传统扎染文化得到更好的解读，是课题研究的重点。 　　本研究对扎染艺术和牛仔服的理论进行梳理概括，解读传统的扎染艺术的历史源流、艺术特征及其内涵；分析牛仔服装的历史潮流、形成牛仔风格的基本要素及其多元的装饰手法；再进行装饰设计的相关研究，探究中国传统的扎染艺术和西方个性的牛仔运用形式美法有机结合，对扎染艺术与牛仔服进行对比，找出共同与不同点，从分析品牌服装案例，到对服装装饰进行解读，从而探究扎染艺术在牛仔服装上的装饰应用研究，为牛仔服装的装饰设计提供了可行性的理论依据和有操作层面的指导性建议。扎染艺术在牛仔服装上进行的装饰设计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进行牛仔服装装饰设计时，扎染艺术与牛仔服的装饰手法的多样化，使设计表达语言和内涵更为丰富，产生装饰美感，能为人们所接受，使中西文化融合协调，使扎染艺术保留其精髓迸发出新的活力，同时尝试唤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审视和思考。
面向轮胎模具企业的国际并购分析与方案设计

中国汽车轮胎行业经过近20年的高速发展，自2011年起中国市场的汽车轮胎产量及销售额已多年位居世界首位，轮胎模具行业作为汽车轮胎的上游行业也由此获益，中国已涌现出一批具备较强国际竞争实力轮胎模具企业。同时，随着中国轮胎模具市场容量日益饱和、人民币汇率持续走强、发达国家对轮胎产品的贸易保护抬头以及对国外市场战略性布局的考虑，中国轮胎模具企业近几年逐步“走出去”，寻求通过并购国外同行的方式，整合国内外优势资源，参与新一轮的行业国际竞争。欧债问题和次贷危机的影响，导致欧美轮胎模具企业的经营受到较大冲击，多数轮胎模具企业经营状况不甚理想，部分规模较小的轮胎模具企业有被并购整合的意愿。同时，欧美轮胎模具厂多数为家族企业，股权结构简单，产权明晰，专业化程度高，注重于高端市场，从并购成本、操作层面及风险承受度上为国内轮胎模具企业进行投资并购提供了可能性。中国轮胎模具企业进行海外并购，既是自身寻求市场和利润增长内在需求，也是国内轮胎模具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本研究目的基于一般工业企业并购理论的基础上，根据轮胎模具行业经营特点，针对轮胎模具企业的国际并购分析和方案设计，提出一个适用于中国企业进行轮胎模具企业国际并购中涉及标的企业估值方法选用以及并购方案的思路和设计，将有助于中国轮胎模具企业实施海外并购以及并购后中外优势资源整合。
甘肃省城市竞争力的评价及时空演变研究

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城市作为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的中心，同时也是资本、技术、信息等各类资源的集散地，在国家和区域发展的过程中其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城市竞争力是衡量城市经济、科技、文化、环境、基础设施等综合实力的一个概念。从根本上说，城市竞争力的高低变化制约着国家和区域的竞争力。甘肃省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处于全面发展的重要机遇期。论文以甘肃省12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进行甘肃省城市竞争力的评价及时空演变分析，从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对甘肃省城市竞争力进行研究，对各城市找准自身定位，提升甘肃省整体竞争力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本研究在对国内外城市竞争力评价体系、城市竞争力评价模型、城市竞争力评价方法、城市竞争力的定义等文献梳理的基础上，界定了城市竞争力的概念，构建了包含城市规模、综合经济实力、产业结构、交流开放、科教创新、政府管理、综合社会环境七大类共计36个指标构成的城市竞争力指标体系。通过选取2011-2014年甘肃省12个地级市统计年鉴相关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别得出甘肃省12个地级市综合竞争力和各分项竞争力的得分及排名。在此基础上，通过各主成分在各年的变化趋势图进行城市竞争力的时间演变分析，并利用ArcGIS10.2软件对甘肃省城市竞争力进行空间分异分析和空间扩展演变分析。结果表明：从甘肃省总体竞争力来看，省会城市兰州一直处于“一枝独秀”的地位，嘉峪关市、金昌市等河西走廊经济带的城市竞争力比较强，而定西、陇南等陇中黄土高原和陇南山地带的城市竞争力比较弱，城市竞争力呈现西高东低，北高南低的格局。从各分项竞争力来看，各城市呈现出明显的“低水平集聚”现象。通过甘肃省城市竞争力空间分异分析，发现甘肃省城市竞争力在四个时间断面上未发生颠覆式变化，仅有兰州市处于甘肃省城市竞争力第一梯队，甘肃省“金字塔型”的城市体系十分明显。通过甘肃省城市竞争力空间扩展演变分析，发现只有省会城市兰州具有较强的对外辐射能力。最后，针对实证分析结论，提出甘肃省未来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金融支持、贸易增长与工业发展转型——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从1997年中国政府提出推进金融发展的阶段性目标至今，金融生态环境稳步改善，金融创新有序推进，金融业态发展更趋均衡。中国金融发展的显著成就形成了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撑，工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制造”行销全球市场，对外贸易蓬勃增长。然而，中国金融支持稳步增强，对外贸易持续增长的同时，工业发展仍面临全球宏观环境“变数”、增长“失衡”、结构“失衡”等三重风险。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下一个风口和关键节点。因此，欲“乘风而起”，需积极对金融支持和贸易增长进行合理有效的引导，充分发挥两者助推中国工业发展转型的积极作用。本文利用1997-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在系统回顾研究文献并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合理构建核心变量指标，从总体与分业态金融支持两视角、出口与进口贸易增长双通道实证检验了金融支持、贸易增长与工业发展转型的关系，并基于实证结果尝试进行了以金融支持和贸易增长为门槛的非线性关系探索。 　　本研究主要内容包括：⑴金融支持总体视角下，金融支持估计系数在1％统计水平为正，表明地区金融支持指数的提高，即金融支持水平提升，有助于中国工业发展转型。金融支持分业态视角下：银行业方面，银行中介支持规模、支持效率与支持基础等指标都表现出显著的工业发展转型推动效应；银行中介支持基础指标的估计系数明显大于支持规模与支持效率，说明城乡家庭储蓄与GDP比值上升对工业发展转型的局部推动作用更大；较银行中介支持规模指标，支持效率提高更能推动工业发展转型；证券业方面，股票交易规模指标对工业发展转型表现出不具显著性的微弱的负向影响，而股票市值规模指标则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保险业方面，保险市场发展指标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亦传达出积极的正向影响。⑵金融支持总体与分业态视角下，贸易增长通过技术溢出、制度改善等效应为工业发展转型提供了技术与制度支持，有力促进了中国工业发展转型。出口贸易增长估计系数的显著性和绝对值都要稍高于进口贸易增长，说明前者对工业发展转型的局部贡献要更大一些。⑶金融支持总体与分业态视角下，金融支持与贸易增长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基本为负，表明金融支持与贸易增长之间协调配合度不足，使得各自对工业发展转型的正向影响均受到对方的制约。⑷金融支持、贸易增长的工业发展转型推动效应具有非线性门槛特征。具体来说，金融支持为门槛变量时，出口与进口贸易增长推动工业发展转型的效应在金融支持指标3个区间内呈衰减态势；贸易增长为门槛变量时，金融支持推动工业发展转型的效应在出口与进口贸易增长3个指标区间内呈“U”型特征，表明伴随出口与进口贸易持续增长，金融支持对工业发展转型的正向作用将不再受其掣肘，两者的互补效应会相应增强，配合程度会对应提升。
政策补贴与新产品创新——基于中国跨国企业的研究

创新是当前中国企业摆脱“价值链低端”困境、提升“中国制造”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驱动力。跨国企业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之一，承担着整合海内外资源、技术和劳动的重要职责，也肩负着中国走向创新型国家、提升整体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使命。另一方面，面临着创新成本大、风险高、回报周期长等缺陷，政府需要运用合适的政策手段对企业的创新活动进行补偿，以引导和激励跨国企业的创新活动。所以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中国的政策补贴对跨国企业新产品创新的影响，具体内容包括政府补贴监管与跨国企业创新演化博弈分析、直接补贴政策效果评估、直接补贴量的研究、东道国间接补贴形式对跨国企业新产品创新的影响等内容。本文基于地方政府部门对创新补贴监管的不同管理模式，根据中国跨国企业创新实际情况，采用演化博弈理论模型建立地方政府与跨国企业间关于处罚力度、补贴监管成功率、第三方举报概率的动态复制方程，并据此得到不同情况下跨国企业和地方政府博弈的演化稳定策略。研究发现：处罚力度、补贴监管成功率、第三方举报概率不仅决定了跨国企业采取骗补策略的比例，而且也影响着跨国企业创新策略选择。地方政府部门可以根据企业选取创新策略所需要的条件，在演化博弈的过渡阶段（非均衡阶段）审时度势、实施有效的措施以遏制跨国企业的骗补行为。 　　本研究主要内容包括：⑴直接补贴政策的评估是对补贴政策的再次审视，为弥补政策漏洞、有效的发挥政策的激励作用提供重要保障。实证研究发现，整体样本而言政策补贴对跨国投资企业的新产品创新存在着显著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海外投资目的的差异是造成该结论的重要原因。分资源密集型和非资源密集型企业样本研究发现，政策补贴并没有对资源密集型OFDI企业的创新活动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而对非资源密集型OFDI企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分高新技术和非技术密集型跨国企业的研究样本发现，政策补贴显著提升高新技术跨国企业的创新水平而对非技术密集型跨国企业没有显著影响。本文对当前的补贴政策的再评估过程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科学、严谨的政策补贴再评估过程有利于弥补政策补贴漏洞、合理规划补贴、避免国家和政府财政资源的浪费，从而更好的发挥政策补贴对OFDI企业的创新激励作用。⑵基于1998-2007年的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据，本文深入探讨直接政策补贴量对新产品创新的影响研究。研究发现政策补贴对OFDI企业的创新存在着基于研发强度的非线性的双门槛影响，即对OFDI企业而言，存在一个基于研发强度（研发与销售总额的比例）区间，当补贴该区间的企业时，会促进其创新能力。本文对当前的补贴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以往的定向补贴方式亟需调整，决策者可以以补贴强度作为标的，对处于合意研发区间内的企业进行补贴，从而更好的发挥政策补贴对OFDI企业的创新激励作用。⑶跨国企业的创新是具有阶段性特征的，那么阶段性的存在是否会对补贴与创新关系发生影响？本论文根据分位数方法讨论不同阶段创新水平下中国的直接政策补贴量对OFDI企业新产品创新的影响情况。研究结论显示，政策补贴对新产品创新的影响会依据企业所处创新阶段而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趋势是逐渐递减的。进一步分跨国兼并和绿地投资企业样本的研究发现，政策补贴对处于创新水平高阶的跨国兼并企业的新产品创新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处于低阶的绿地投资企业创新有显著的提升效用。根据历史实证经验结论显示，政策制定者需要依据跨国企业创新阶段的不同对补贴政策进行制定，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政策补贴对企业创新的作用。该研究丰富了政策补贴资金的分配研究，为有效激励跨国企业创新提供了有效的历史经验证据。⑷特许权使用税是影响跨国企业创新的重要税种，也是各东道国为促进跨国企业技术创新和扩散使用较多的优惠税收项目之一。以2000-2007年的中国海外投资企业为样本，研究特许权使用税收优惠对中国跨国企业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政治关联在二者关系上所发挥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整体而言，东道国的特许使用权税收优惠政策并未带动中国跨国企业的创新行为，即特许权使用税收优惠显著降低了中国跨国企业的研发投入并对企业的新产品创新没有显著影响，而政治关联则进一步加强了税收优惠对创新影响的负向作用。海外投资并不是中国跨国企业复制增加要素投入发展模式、寻求政治关联的天堂，合理的运用海外资源和东道国优惠政策促进企业向创新驱动发展模式转型才是中国企业长远发展之道。
美国上市中概股公司私有化退市原因探究——以重庆乡村基为例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实行对外开放，主张招商引资同时也出台了很多优惠政策鼓励国内的企业大胆走出去。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的企业开始了前往美国资本市场融资的道路。而最近几年在美国进行IPO的中国企业最终却选择私有化的事件频出，研究这些公司在美上市后选择私有化背后的原因不仅可以对国内未上市公司关于如何正确选择上市渠道和时机有所启示，也可以对已在境外上市的国内公司关于如何经营好公司并处理好与投资人的关系防范被做空的风险一些实用的建议，同时对于我国资本市场的退出和监管机制都是一个很好的借鉴。 　　本文以境外上市公司——重庆乡村基连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乡村基）作为研究对象，以乡村基退市的案例为主要研究内容，详细描述乡村基退市的前后过程，结合我国近年来中概股私有化的背景，以及私有化动因理论和企业战略等理论知识，深入探究乡村基私有化的原因，并从股价被低估、战略调整、降低成本、防范做空四个方面入手，选用对比分析法、文献研究法、实证研究法、定性分析法、定量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乡村基选择私有化的原因进行详细分析。本文的研究发现，股价被低估是乡村基从美国退市的主要原因，而战略、成本、做空则是促使乡村基退市的比较重要的次要原因。 　　从乡村基退市的案例中分析其退市的原因，可以给国内准备赴美上市的公司一些前车之鉴，使其谨慎选择融资的方式方法；同时也给已经在美上市的公司如何保持融资能力避免被动退市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乡村基的私有化也给国内股票市场的进入、退出以及监管、披露、对中小股民的保护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有利于国内有关法律法规的改革和建设。
万达集团文化产业跨国并购及其启示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文化产业在拉动居民消费、促进经济转型方面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文化产业具有经济外溢效益高、收益周期短、环境污染小、吸附就业能力强等特点，所以各国政府都开始对文化产业的发展赋予了高度重视。近年来，我国政府不断颁布各种法律法规、政策意见鼓励我国文化企业做大做强，也提出了各种优惠政策为我国文化企业的发展铺平道路，由此可见，文化产业向海外市场的业务拓展势在必行。 　　现在中国的文化企业海外并购浪潮迭起，而万达堪称浪潮中最大胆的弄潮者。万达在2006年初涉文化产业，到现在，已经扩展到电影产业、舞台演艺、电影娱乐科技、主题公园、文化旅游城、连锁量贩KTV、报刊杂志、连锁儿童娱乐、艺术收藏等领域，且其文化产业主要发展方式便为海外并购。本文以万达集团文化产业跨国并购的历程为背景，综合运用文献归纳、案例分析、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深入探究万达集团文化产业跨国并购成功的原因与经验，努力探寻我国文化产业走出去的必要条件，并通过与万达集团的对比，找出我国企业在跨国并购中存在的不足，为政府部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提出建议：如并购前期要确定清晰的战略目标、并购时需加强管理制度的融合与改进，并购后企业文化的整合、人员的整合与人才的培养也不容忽视，且要积极实行本土化战略并注重研发与技术创新等。万达集团的这些具有一定普适性的成功经验可以为我国文化产业跨国并购行为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这对于降低并购风险、提高并购成功几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全球钢铁产能过剩背景下重钢集团转型脱困路径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市场需求低迷，国际钢铁产能利用率整体不断下滑，2016年降至69.3％，全球钢铁行业经营状况恶化，钢铁产业过剩这一全球性问题成国内外关注焦点。产能过剩是经济转型过程的正常现象，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也曾出现。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美日欧等国家都经历了一个近30年的钢铁工业黄金期，但70年代以后，这些国家开始进入产能过剩阶段，化解产能过剩时长多接近甚至超过20年。面对全球钢铁行业产能过剩，中国政府积极应对，并于2016年初提出供给侧改革，立足长远，在“调结构、转方式、促升级”过程中，借“三去一补一降”的有效方式，彻底解决钢铁产能过剩问题。除了产能过剩外，国内诸多钢铁企业主营业务亏损严重，负债高企是当前多数钢铁企业面临着的生存与发展难题。近年来，举债发展成为我国钢铁企业普遍做法，企业负债余额逐年增加，负债高企已经成为企业经营发展的沉重负担，钢铁产业的财务危机随时可能大面积爆发。 　　基于此，本文首先分别从产能过剩的概念、测度、成因及治理进行文献梳理。随后对全球钢铁产能过剩现状进行简要描述，继而选取面临生存与发展挑战、脱困转型最迫切的重钢集团作为现实案例，探寻其脱困转型措施及路径。最后，本文在全球钢铁产能过剩背景下，从重钢集团实际出发，结合重钢集团现状从治理机制、经营运作、财务融资三个角度提出建议。在缓解一定财务问题后，可积极寻求集团的对外发展空间，并可根据国际产业转移理论进行区位选择，让产能也能“走出去”，变挑战为机遇。
重庆市转口贸易发展的研究——基于“渝新欧”铁路和“一带一路”背景

转口贸易是指在国际贸易中进出口的生意不是在生产国与消费国二者之间直接进行的，而是通过在第三国转手进行的买卖。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转口贸易已成为香港、新加坡、迪拜等著名国际性港口城市最主要的国际贸易形式（超过本港口进出货运总量的40％以上甚至达到70%），并已经成为当地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之一。 　　重庆市位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交汇的“Y”字形大通道的联结点上，具有承东启西、沟通南北的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重庆市经济增长迅速，虽然GDP总量与东部沿海等发达省市相比仍有明显差距，但是其发展速度却是相当可观。从2011年至今，重庆市GDP增长率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其中2011年至2015年GDP增长率连续四年位列全国第一。越来越多人对重庆的经济产生兴趣。这些超凡成绩的取得原因有多方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渝新欧”铁路开通后，重庆市转口贸易有了较大发展。 　　重庆市政府发文要大力促进重庆市转口贸易的发展，学术界对重庆市转口贸易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的研究契合政府政策导向，有助于了解重庆在转口贸易中的优势和不足，对重庆发展转口贸易提供参考。因此本文的研究成果对于重庆市转口贸易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对于其他内陆城市经济发展也具有参照意义。 　　本文介绍了“渝新欧”国际铁路和“一带一路”战略概况，指出给重庆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介绍了新加坡、香港、迪拜三个典型城市的转口贸易情况，得出发展转口贸易通常具有两个条件：一是地理位置卓越；二是金融信息服务体系发达，实行自贸区、自由港政策等。在研究了重庆市转口贸易现状基础上，使用SWOT方法分析了重庆市发展转口贸易的优劣势、机遇及威胁，得出如下结论：第一，重庆市具备发展转口贸易的条件；第二，重庆市发展转口贸易的优势大于劣势，机遇大于威胁，前景光明。本文最后根据重庆市转口贸易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中小银行对小微外贸企业融资影响研究

小微外贸企业数量庞大，遍布各个行业，是我国经济体中最具活力、最具潜力的市场主体，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扩大国际贸易的坚实力量。2010年，我国正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是全球贸易的核心组成部分，而小微外贸企业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但是，小微外贸企业“强势弱位”的状况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尤其是资金方面，融资难已经成为小微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始终遭遇的最大难题。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表明，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的信贷是小微外贸企业最主要同时也是最大的外源性融资渠道。在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体的经济体制下，银行信贷融资在小微外贸企业融资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在有些地区，银行信贷融资甚至是唯一对小微外贸企业起实质性帮助的融资方式。因此，要改善我国小微外贸企业融资难的状况，就应该从银行信贷融资的角度出发。虽然学者间还存在一定的争议，但大量的研究表明中小银行在解决小微外贸企业融资问题上可以发挥更为积极稳定的作用。 　　本文首先回顾了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然后从小微企业融资特点和融资难的原因两方面分析了小微企业的融资现状，紧接着分析并借鉴美国、德国和日本解决小微企业问题的经验。在论文的第四部分，首先概述了中小银行对小微企业融资的现状，接着又用DEA模型验证了中小银行和大型银行对小微企业融资的效率。在第六部分，文章以宁波银行和民生银行为例分析中小银行支持小微外贸企业融资。最后，根据前面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出文章结论，并对该研究成果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