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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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金融发展对我国创新能力的影响

从改革开放到加入WTO，再到亚投行、一带一路，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日益加深，能够利用的外资数量逐年增加，外资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外资的技术溢出也为提升我国的创新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外资对提升我国创新水平是否能够发挥积极地促进作用，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金融发展水平就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将外商直接投资和金融发展水平结合起来，研究对我国创新水平的影响，对我国下一步的外资政策和金融改革政策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本研究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创新能力的影响机理，积极作用主要通过产业关联效应、竞争效应、人力资本效应和研发本土化等几个方面对创新产生影响，消极作用主要通过外资企业控制技术溢出以及外资的挤出效应对创新产生影响；同时，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分析了金融发展对创新能力的影响机理，其中，直接作用机理主要通过筹资融资、处理信息、风险管理、激励与约束等功能来实现，而间接作用机理主要是金融发展水平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影响东道国对外资的引进和吸收，最终影响创新活动的开展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之后对我国创新能力的现状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同时，利用2003年至2014年全国31个省市相关统计数据，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从全国层面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创新能力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而金融发展却对我国创新能力有抑制作用，从三大区域的角度来看，外商直接投资、金融发展对东部地区创新能力的提高都有促进作用，金融发展对东部地区外资的引进也有正面的促进作用，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对中西部地区创新能力的影响为负向的抑制作用，金融发展对吸引外资的作用也有限。最后，结合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吸引具有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外资企业，强化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完善金融体系，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增强金融机构风险管理能力。
财经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研究

硕士研究生教育是为了向科研机构和教育领域输送具有教学能力和独立科研能力的高层次学术人才，但是在经济社会不断全球化的今天，高层次的学术人才已经不足以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高校毕业的研究生也不再只是把目标定格在科研和教育上，而是走向了一个个更实际的就业岗位。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则是为了培养不同于学术型研究生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其最突出的特点即为实践。但是由于在培养模式上没有创新，大多沿用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另外，对财经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的研究并不完善，因此，本文在参考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究财经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在理论上结合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不仅丰富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的研究领域，还在可以提高财经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实践能力的同时，提高财经类院校的影响力。 　　本研究运用文献研究法对已有研究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明确了研究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并选取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作为理论依据。进而通过问卷调查对财经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现状进行了解，从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中的实践场域、实践资本和实践惯习三个角度进行分析。依据构建指标的原则再结合实践理论将影响财经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要素进一步细分为校内实践基地、合作企业、课程教学、导师指导、考核方式，在征求相关行政人员和专业教师的基础上，最终构建出有三级指标的研究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各维度确权，在构建出研究体系后与目前的测评分数进行对比分析，借鉴国外四个较优秀的实践能力培养教学模式，提出实际可行的建议和措施，实践场域方面不仅要完善并加快校内现有实践基地的功能健全和改革，更要加强企业间实践合作等；实践资本方面要政府积极引领企业充分指导实践，充分体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实行动态课程体系；实践惯习方面要探索重过程的科学评估体系并援引外部监督。
估时作业成本法在C物流企业的应用研究

自从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当前我们国家实施“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我国人民以及各种企业对于物流的需求不断增长，这些都推动着我国物流企业以平稳高速的态势发展。第三方物流作为向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提供专业物流服务的机构，其产生与发展适应了“集中核心力量来拓展优势业务，把其他工作进行分包处理”的“横向一体化”管理模式的需要，在优化社会物流资源配置，提高整个社会物流效率与效益方面发挥了经济作用。从目前看，我国第三方物流企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在其经营管理尤其是成本管理方面还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种种问题。虽然作业成本法作为一种先进的成本管理思想和方法在第三方物流企业中得到普遍的运用，但其在物流客户合同成本的精确计算、客户盈利能力分析、物流闲置成本的管理与控制方面的局限性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而在作业成本法的基础上演变发展而来的估时作业成本法(TDABC)作为一种通过时间方程来计算、分配企业资源成本的方法，核算更加简便、操作更加简单，同时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加准确的管理与决策信息，将其引入第三方物流企业的管理领域成为必然的选择。 　　C物流企业是中国最早开始以现代物流理念来运作的第三方物流企业之一，现因发展水平高、发展规模大而在同行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以C物流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调查分析法以及规范研究法，在查阅、分析、归纳国内外相关理论文献的基础上，针对C物流企业在作业成本核算与管理中存在的不足，构建了适应该企业实际情况的估时作业成本体系，应用TDABC来核算本企业的成本；同时从客户盈利能力以及闲置生产成本方面来分析应用效果，并对其提出相关建议，使其可以得到长远有效的发展。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研究视角的创新，将TDABC应用到第三方物流企业经营管理之中，而且还从客户盈利以及闲置能力等方面来对应用效果展开了分析。之前学者并没有从客户盈利能力方面来对第三方物流企业的应用效果进行分析。 　　本文通过研究发现，C物流企业应用TDABC来核算成本，有利于长远发展，具体表现在：（1）TDABC可以找到成本控制的关键点，有利于责任到人。TDABC可以通过时间方程将作业与成本紧密相连，轻松找到成本费用控制的关键点，根据找到的关键点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使C物流企业成本监管摆脱表面化问题。（2） TDABC可以提高C物流企业对客户的管理水平。TDABC可以剔除无效工作时间，使成本分配更加精确，可以掌握比较精确的客户盈利水平，从而可以制定出更加完善、有效的、有针对性和特色性的营销策略，获取高利润。（3）TDABC可以提高C物流企业员工的工作效率。应用估时作业成本法可以分析C物流企业的闲置生产能力，针对分析结果可以对员工进行培训，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
中国OFDI化解过剩产能的机理及效应研究

近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然而，在经济总量增加的同时，我国重化工行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轻工业和新兴产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转移国内夕阳产业、促进新兴产业成长、关联和辐射产业发展，成为化解产能过剩重要的方式，也是实施“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等重大战略的需求。 　　本文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过剩产能的化解机制：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在投资过程中将目前产能过剩的产业转移出去；在对外投资过程中为了适应国际经营环境和消费需求，倒逼企业提高技术水平和效率，从而促进母国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提高母国企业的生产率和产能利用率，最终化解产能过剩。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也会产生出口贸易关联效应，带动母国产品和原材料的出口，扩大母国过剩产能的输出。另外，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和较低的融资成本可以刺激产能过剩企业积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将目前的过剩产能进行有效转移。 　　进一步，本文通过统计描述等方法对我国产能过剩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进行分析，并选取相关指标测算产能利用率来衡量产能过剩。然后，本文分别对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有效化解过剩产能。出口的扩大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双重作用可以有效提高产能利用率。金融效率的提高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双重作用也有利于化解过剩产能，高速的金融市场运作效率促进了资金的有效配置，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提供了保障，进一步促进我国过剩产能的有效化解。 　　结合上述机理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实施差异化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推进重点产业国际产能合作；提高金融效率；加强风险防控。
中粮集团的国际化经营问题研究

中粮集团作为中国最大的粮食企业,主要以粮食产业为依托，面向国际和国内两大市场，在实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贸易，农业贸易、工业贸易及技术贸易相结合，经过不断的发展，已经成为了综合性、多功能，实业化、集团化、国际化的大型集团。随着近年来中粮集团的不断发展，国际化经营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特别是2014年以来几次大规模并购，中粮集团作为世界粮商的地位不断提升。中粮集团的国际化不仅关乎企业自身的发展和国际化经营，更加涉及到国家粮食安全的问题，因此显得尤为重要。中粮集团的国际化经营成果显著，但是与世界上几个大的跨国粮商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而且企业自身发展过程中也必然会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探索适合自身的国际化经营方式对于中粮集团显得尤为迫切。 　　本文内容主要围绕中粮集团的国际化经营这一中心问题展开。本文首先通过对中粮集团的国际化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总结，然后归纳企业所面临的外部内部环境，此外对市场选择影响因素进行量化研究，为中粮集团的全产业链模式下的国际化经营提供建设性的建议。文章认为，中粮集团在多年的国际化经营中取得了较大的成就，获得了丰富的经验，企业的外部环境为企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企业自身条件为企业带来优势的同时不可避免的存在问题，因此通过SWOT分析方法分析企业的面临的环境，并且通过针对国际化经营过程中目标市场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运用系统聚类的分析工具对中粮集团国际化过程中已经涉及或者即将涉及到的国家做出分类，聚类分析得出每类市场的主导影响因素。并归纳其主要特征。因此，本文认为，中粮集团应该结合自身因素，不断建立健全全产业链模式，并使其在国际化经营中不断发挥优势，中粮集团应该借助“一带一路”的东风向世界范围内进行产业链的延伸，并注意目标市场的选择，以及选择合适的市场进入方式，打造核心产业链，加速农业科技化，依靠创新提升竞争力，产业链全方位延伸等，为中粮集团的国际化经营注入更多的动力，在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同时，实现企业自身的发展。
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潜力研究

中亚五国通常被认为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五个国家。在地理位置上，中亚五国地处亚欧大陆中部，连接亚洲太平洋地区与欧洲地区，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同时中亚地区蕴含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资源、矿产资源。进入21世纪，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亚五国的重要地位显著提高，世界主要大国针对这一区域纷纷提出了各自的战略构想，例如，欧盟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和美国的“新丝绸之路战略”，中国于2013年正式提出了我国自己的战略构想即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这一战略构想为我国与中亚开展全方位合作提供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国与中亚五国经贸联系日益密切，发展前景一片大好，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与西方的贸易往来受阻，中国将发展眼光投向了中亚地区。2000年至2015年，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额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双方贸易结合度、互补性不断加强，但是也要看到我国与中亚国家进行经贸合作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和不确定因素，因此发现问题并提出积极的建议对加深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联系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本文首先通过对国内外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合作的大量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整理，同时收集了从2000年至2015年的中国与中亚五国经贸合作方面的大量数据，并运用了贸易结合度指数和贸易互补性指数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测算出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关系，最后运用引力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进而测算了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潜力和在经贸发展中存在的各种影响因素，揭示中国与中亚五国经贸发展易规模、速度、结构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针对中国和中亚国家经贸合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提出自己一些对策建议。
陕西省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研究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和贸易格局的优化，稳定增长的经济形势，丰富的劳动力和资本资源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各种政策的支持，都吸引着大量的外商资本进入我国。然而外资的流入，加剧了我国自然资源的消耗，导致污染排放量加剧，引起空气质量下降，尤其雾霾天气的加剧，使得环境压力加大。陕西省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新欧亚大陆桥的重要枢纽，也因“一带一路”战略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节点的前沿位置，这必将增强陕西省对外资企业的吸引能力，而外商直接投资将进一步助力陕西省经济发展。本文将从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出发，研究分析对陕西省环境造成的影响，为今后陕西省在招商引资过程中更加注重环境问题、真正实现绿色经济的发展提供建议。 　　在总结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环境不同路径下的作用机理，影响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以及技术效应。外资的引入、资本的扩大可以使得东道国经济规模生产扩大，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然而经济的快速扩张势必增加资源的消耗，加剧环境污染。与此同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环保意识的增强，对环境质量的诉求提高，有利于环境污染的改善；外商企业投资在各个产业份额占比不同，具有一定的产业倾向性，这就影响了东道国的产业结构，从而影响了环境；外资的技术效应能够带动内资企业甚至整个行业的发展，也有利于内企进行生产方式和管理的变革创新，升级降污设备，改善环境质量。 　　通过对陕西省外商直接投资以及环境污染状况分析可知，陕西省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较快且规模不断扩大，但与全国其他省市相比，整体规模和总量仍然偏小。外资企业投资第一、第三产业的比重较小，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外资在进行投资选择时具有一定的污染行业倾向性，使得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加剧了污染物的排放。本文运用陕西省各地市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一方面检验了陕西省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效应，另一方面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外资的引进使得陕西省环境二次曲线上移，加大了对环境的威胁；FDI的增加导致了工业废气和工业废水排放量不同程度的增加，加重了陕西省环境污染。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以期陕西省在引资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不断改善环境问题。首先，调整引资发展战略，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转变经济发展观念，建立绿色GDP评价体系，加大对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视；加大引资力度，优化外资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外资在第三产业的比重。其次，提高外资准入门槛，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杜绝高污染行业进入，在扩大外资数量的同时更注重引资的质量。再次，提升地区吸收消化能力，更好的发挥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进一步发挥先进技术对环境的积极作用。最后，落实配套的环境保护制度，加强环境监管力度，积极发挥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的合力作用，增强环保意识，促进经济环境健康和谐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对山西省出口贸易效应研究

著名学者彼得·德鲁克教授1987年发表的《从国际贸易到国际投资》一文中提到国际贸易对国际投资的依赖性日益增强，国际投资逐渐成为推动各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在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外商直接投资（FDI）不仅使跨国公司避开贸易壁垒，在海外开辟新的市场，也使得东道国企业接触到国际先进技术，进行模仿创新，增强了自身竞争力。但同时，对外贸易依然是经济增长的引擎，FDI与贸易同步增长现象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贸易效应作为FDI效应的一个重要效应越来越引起重视。 　　改革开放后我国才开始引进外资，经历了“以市场换技术”、吸引大型跨国公司进行投资、从追求数量转变为提高质量的发展阶段。山西省作为中部省份的一员，引进外资的时间较晚于其他发展较快的省份，1984年山西省批准成立第一家合资企业，1985年逐渐有外资进入。2015年山西省实际利用FDI金额为28.70亿美元，较1985年增长了约6673倍。1985到2015三十年间山西省出口贸易总额增长了约36倍，地区生产总值增长了约27倍。可见，研究FDI对山西省出口贸易的影响，以带动山西省经济发展，实现更高水平的“引进来”，更大步伐的“走出去”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学习和借鉴了国内外相关学者的理论知识与实证方法，首先，利用数据和图表对山西省FDI和出口贸易现状进行了分析，分析显示出FDI在山西省三大产业之间分布不均衡，投入第一产业的FDI比重最少，第三产业FDI比重逐年上升，第二产业中在制造业上的FDI比重最大，此外FDI来源国比较单一，来自中国香港的资金达50％以上。从山西省出口方面来说，工业制成品和加工贸易出口增加，但大多集中在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耗能耗物的产品出口上。其次，利用单位根检验、Johanson协整检验等计量方法对1990-2015年山西省FDI、出口贸易等相关数据的时间序列进行检验并做回归，结果显示FDI对山西省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和结构的升级有显著推动作用，与此同时，FDI对内资企业出口有显著促进作用。 　　基于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本文就山西省如何有效利用FDI促进出口贸易发展提出了相关参考性建议，一是注重完善综合服务体系，加强交通运输设施建设，改善外商直接投资环境；二是对FDI来源国及流向进行引导，使之与产业政策相结合，同时注重提高外企技术溢出效应；三是提升内资企业吸收FDI的能力，从高校、企业入手，培养创新意识，开展产学研合作，注重R&D投入，培养创新科技人才，加快本省出口结构的转型升级，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基于制度距离视角

近些年来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除了市场规模、贸易投资政策、双边汇率、基础设施等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影响因素外，学者们开始将制度质量及制度距离引入OFDI的研究中。而且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推进，以及中国OFDI规模的不断扩大，未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潜力将不断被我国企业挖掘。然而沿线各国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使得制度距离在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选择过程中产生的影响也不同。因此，本文选择制度距离为研究视角，锁定“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为研究对象，试图厘清制度距离对我国在这一区域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基础上，结合“一带一路”区域具体的制度环境，系统分析了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机理。本文将制度距离细分为管制性和规范性制度距离，运用2003-2015年跨国面板数据，选择市场规模、经济环境、是否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海外投资示范效应四个控制变量，建立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实证检验两种制度距离对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发现：首先，管制性和规范性制度距离对企业的区位选择行为有负向影响，企业更偏向距离较小的国家投资；其次，传统的影响因素对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的选择行为依旧重要；最后，基于管制性制度距离的复杂机制，初步回归结果并不能体现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管制性制度环境的优劣。因此本文对其方向性加以区分并检验，得到：中国企业选择管制性制度环境恶劣的国家投资时，制度距离的影响不明显；选择环境较好的国家投资时，制度距离的影响更大。因此，选择第一类型东道国投资时应注重制度风险的评估，选择第二类型的国家时应注重制度环境的优劣，以缩小管制性制度距离，促进投资。对于减小规范性制度距离，则应注意本土化经营战略和民间经贸合作交流。
中国对亚洲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研究——基于投资动机视角

在不同投资动机的驱使下，对外直接投资(OFDI)会产生异质性的出口效应。自2003年起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并对出口贸易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亚洲地区一直是中国对外投资与对外贸易的重要合作伙伴，但近年来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却不尽理想，对亚洲的出口贸易也出现了负增长的现象。伴随“一带一路”战略的有效实施，亚洲将为中国对外投资提供巨大的市场规模，因此要充分发挥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为中国对亚洲出口贸易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提供更好的解决路径。 　　本文基于中国对亚洲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基本状况，从投资动机的视角出发，根据境外投资企业经营范围的相关信息，分析了不同目标市场的投资动机，同时对不同投资动机产生的出口效应进行了定性分析，认为不同动机下的直接投资会产生差异性的出口效应。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分析的结果，本文选取2004年-2015年中国对亚洲24个国家的对外投资与出口贸易等相关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对亚洲国家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拟合结果表明中国对亚洲直接投资的总体出口效应显著为正，商贸服务型OFDI产生了非常显著的出口促进效应，资源开发型OFDI下投资流量带动了机械产品的出口，当地生产销售型投资存量拉动母国原材料、中间产品与零部件的出口贸易，技术研发型OFDI下投资存量对出口产生了并不显著的负效应；控制变量中，国内生产总值对出口的影响显著为正。 　　根据上述定性分析与实证分析的结果，本文认为要更有效地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扩大出口效应，首先需要通过多元化的投资动机推动出口贸易的发展，加大资源开发型OFDI，拉动机械设备产品的出口，鼓励制造业企业海外投资，带动中间产品、原材料、零部件的出口，扩大商贸服务型OFDI，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适当增加技术研发型OFDI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其次，择优选取投资东道国，不仅可以降低海外投资风险，同时更有利于扩大对外投资的出口创造效应。再次，企业是海外投资的主体，应当通过激发企业活力提升国际化投资质量。最后积极推进亚洲范围的区域性战略合作，扩大同亚洲国家的经贸合作。
“一带一路”背景下山西政府推动文化旅游发展的策略研究

本文以“一带一路”背景下山西政府推动文化旅游发展的策略研究为题进行研究。其主要目的是在“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背景下结合山西省文化旅游发展实际情况分析政府在发展过程中实现的主导作用以及对应的措施。目前，山西旅游业由于快速的发展相关的配套，包括政策、法律、管理以及服务都没有及时的跟进或者说其他周边配套的发展没有旅游行业发展的速度快，因此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鉴于此，本文结合文化旅游以及政府职能的相关理论分析了目前山西文化旅游的资源以及具备的优势，论述了山西持续发展文化旅游的可行性与必要性，而后对于目前山西文化旅游发展中存在的不足从管理水平、开发程度、产业结构以及服务配套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结合山西省在文化旅游方面的政府职能进行了分析。根据当地文化旅游的发展现状明确了政府职能的定位，指出在现阶段对于山西省政府而言需要从法律法规的建设、基础设施的投入以及投资的引导等几个方面入手开展工作。最后对于山西省推动文化旅游发展，提出了的建议和措施。第一，树立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包括对于市场的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的服务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服务理念。第二，增强监管行为的法治性，包括削弱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的速度以及考虑多元化的监管主体的接入。第三，加强管理主体的责任性。最后，结合一带一路的背景提出了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基础上，加强外部合作和政策创新的具体办法和措施。
海航集团发展战略研究

本文以中国第四大航空公司海航集团作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了该集团的发展战略问题。海航集团成立短短二十几年，但其成长速度是惊人的，海航从单一的航空运输公司起家，一路披荆斩棘，快速前进，到如今以综合服务运营集团的身份成功进入世界财富500强企业，哈佛大学已经第三次把海航当成案例进行教学。作为一家民营航空公司，究竟是凭什么能创造如此优异的成绩，作为我国航空业的后起之秀，又会遇到怎样的成长烦恼，面对国内外如此激烈的航空竞争，海航是否能找到自己下一步的发展方向，从而继续快速成长，这些都是促使笔者撰写本论文的原因。对海航集团发展战略进行研究，不仅可以让海航认清形势，找准位置，优化战略，快速前行，同时也为同类型航空公司的发展提供了遵循，这是撰写本论文的意义。 　　本文采取了文献研究法、定量研究法、个案分析法对海航集团的发展战略进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通过运用PEST分析法、波特五力模型、波士顿矩阵、SWOT分析法等企业战略的相关理论和工具，对海航集团的的宏观环境、行业环境、竞争环境进行了全面分析和评价，明确了海航面临的四大机会和三大威胁，通过对海航集团股权结构、管理体系、企业文化、盈利能力等方面的分析，明确了海航七方面的优势和四方面的劣势，通过对海航集团发展战略演变的分析，明确了海航二十余年的发展轨迹，从而为海航集团战略的制定和优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对海航集团外部环境、内部环境的分析，笔者发现海航集团虽然面临着空域资源不足等三大威胁以及产业协同不够好等四方面劣势，但海航集团的机遇大于威胁，优势强于劣势。在结合海航集团新时期的战略愿景和战略目标的基础上，笔者从“一带一路”产业链战略、联盟合作战略、“互联网+”战略等七个方面对海航集团的战略进行了制定和优化，并从做大做强低成本航空联盟、发展粉丝经济、进行品牌整合等七个方面对海航集团的战略实施提出具体的思路和方案，希望海航集团能够紧紧围绕其战略目标，夯实战略实施的脚步，带领旗下各大产业走向世界，快速实现其创造世界级航空企业及品牌的目标。
中色十二冶金建设有限公司发展战略研究

近些年来，世界范围内经济局势不断变化，无形中加剧了建筑行业的内部竞争，建筑企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同时，党的十八大政策和“一带一路”战略也为建筑业带来了许多机遇。在新的历史阶段中，面对机遇和挑战，建筑企业该如何应对难题把握机会已经成为每个企业迫在眉睫需要慎重考虑的内容。 　　本文把十二冶的发展作为研究的对象，并为它的发展提供科学的依据，希望研究成果能够在十二冶中得到充分的运用，同时也期望研究成果能够为国有大中型建筑企业的发展构建出一份力。 　　文章以战略管理的相关理论为基础，通过搜集数据和资料、对十二冶进行深入调研，通过对各类分析方法的综合使用，对十二冶的内部以及外部环境进行了充分的考虑。并进一步利用SWOT对内外环境进行总结，得出目前它在发展过程中所具备的优点和缺点，以及所要面对的挑战，以它的的发展目标为导向，结合企业自身资源，制定出适合企业未来发展的总体战略规划和业务战略规划，包括总体思路、战略定位、商业模式、业务组合、区域分布、阶段规划分布和各业务具体的目标定位和业务规划，最后从加强资本运作、优化项目管理、培养人才队伍、加强技术创新、加快体制改革、推行管理提升和开展文化建设等七个方面来保障战略实施。 　　本文围绕十二冶的发展战略这个话题，从事实入手，收集各种有用的资料，并结合目前发展的现状，找到该企业问题所在，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并对企业将来的发展前景做出描绘，同时也为以后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本文通过对中色十二冶金建设有限公司这一企业进行详尽分析，使得企业能够认识到自身的不足，认清目前所处环境进而制定出适合自身发展的战略，扬长避短，强化其面对机遇是的把控能力，完善战略发展方案，针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整改，在技术方面不断推陈出新，提高企业自主研发能力，不断协调内部组织的构造，保障公司发展紧跟时代步伐。
山西省零售业竞争力评价与发展对策研究

零售业作为经济系统的重要产业部门之一，对工农业生产和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零售业作为基础性产业，是连接生产、流通和消费环节的纽带，是流通产业的最终环节，因此其战略地位也就显得更加突出。当前形势下如何充分利用零售业庞大的销售网络和分销系统，提高竞争力水平，发挥其在促进就业、增加收入、发展经济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已经成为各地区政府政策调控和企业战略规划的重中之重。 　　山西在历史上是晋商的发源地，而且地处通秦联豫、承东启西的重要战略地理位置，拥有发展零售业的得天独厚的优势。新时期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山西如何占据有利地位，抓住产业转型的契机，同时利用晋商与“万里茶道”的区域影响力，全面提升零售业的竞争力水平，成为眼下山西零售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对影响零售业发展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建立比较完善的竞争力评价体系，明确山西省零售业在中部六省竞争中所处的地位，从中发现不足和缺陷，从而为山西省零售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方向和理论上的指导。 　　本文首先对山西省零售业竞争力研究的背景和意义进行了简要的概括和论述，确定了论文的研究思路、框架和内容以及可能的创新点。其次，对零售业竞争力的相关概念和理论进行了论述。第三，介绍了山西省零售业发展面临的经济环境、市场状况、政策环境、企业经营状况以及零售行业协会状况，经济环境分为整体的经济形势、产业结构状况和基础设施建设三个方面；市场分析侧重于居民消费环境和竞争环境两方面；企业经营状况分为科技水平、管理模式、品牌建设和质量保证三个方面，从而对山西省零售业发展状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第四，通过前文的现状分析，概括出影响零售业竞争力的因素，提出了影响零售业竞争力的四个评价指标，即产业的规模指标、潜力指标、绩效指标、生态指标。第五，构建零售业竞争力评价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山西省零售业的竞争力进行实证研究，明确山西省零售业发展的劣势和优势。最后，结合上述分析得出提升山西省零售业竞争力水平的对策建议：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零售产业转型，提高整个行业的运行质量和效率；大力推动农村零售业的发展，挖掘农村广阔的消费需求和市场潜力；深化产业间以及产业内部的交流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积极推进零售业的产业化和信息化建设，以信息化促进产业化，以产业化带动信息化；树立品牌意识，注重知识产权的开发和保护。山西只有切实提高零售业的产业竞争力，在产业转型的路上迈出坚实的一步，才能逐步实现“后煤炭”时代的崛起，走出“资源诅咒”的怪圈，推动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
中俄边境口岸运输管理问题研究

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十年来，两国在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在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协作不断密切的同时，经贸合作也不断迈上新台阶。随着俄罗斯经济的复兴和中俄入世谈判的结束，中俄贸易的形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投资合作和生产合作逐渐发展，贸易合作空间、领域也将不断得到扩展，边境口岸的桥梁作用将进一步得到强化。边境口岸运输作为中俄贸易的重要实现手段，在这种新形势下将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是亟需回答的问题。 　　针对两国互为最大邻国、边境线长达4300多公里、有众多的边境口岸的现实情况，对两国边境贸易的发展历史、现状、特点和存在的问题等做了相关整理和研究。 　　本文对中俄交通运输领域(主要是公路和水路)的合作情况和双方口岸交通基础设施情况进行了汇总和梳理，着重对双方口岸交通设施及后方通道的适应性进行了分析和评价，指出了双方在交通合作方面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本文还在对中国和俄罗斯国际道路运输管理现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重点对中俄国际道路运输管理存在的问题作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指出当前中俄边境口岸运输管理需要解决的问题。以上是研究中俄边境口岸运输及国际道路运输管理的前提和基础。 　　根据上述研究工作，本文最后从国家、省(区)、口岸所在地市县政府三个层面，从运输协议的签定、法律法规的完善、口岸设施(含交通设施)的建设、通关条件的改进及内部管理体制的理顺等角度，提出了进一步促进中俄边境口岸运输发展的相关措施和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