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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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风险分担机制中政府保证法律问题研究

近年来，BOT投资方式在我国“一带一路”经济战略的推进和国家对 PPP模式的政策扶持下于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再次掀起了一阵热潮。虽然所有投资都存在风险，但是 BOT项目因其规模庞大、周期漫长、主体繁多、内容复杂、投资巨大、资金回收慢等特性往往潜在着比一般投资更多更高的风险。因此，如何管理和分配项目风险成为BOT参与方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也是关乎BOT项目能否顺利开展和完成的关键因素。尽管BOT风险分担机制规定了BOT项目参与方之间合理公平分配风险的准则，但在实践中，因主体地位的不平等和立法规定上的诸多阻碍，处于弱势地位的投资者往往承受着更多项目风险的冲击，合法权益得不到有力保障。因此，如何保证和强化政府对于风险的分担力度以优化和落实 BOT风险分担机制，从而确保BOT项目得以顺利开展已成为当务之急，这就涉及到政府保证问题。 　　本文便是以风险分担为视角，结合具体案例分三部分对我国BOT风险分担机制中政府保证存在的法律问题展开详细探讨，以明确政府保证在风险分担中的必要性、合法性以及可操作性并在剖析其不利于风险分担的法律问题之基础上提出完善构想。 　　第一部分是对BOT风险分担机制和政府保证制度中尚且存在争议的基本内容的界定。本节首先对BOT风险分担机制进行了简明阐述，明确了投资参与方合理分担BOT项目风险的重要性、基本原则和基本内容以及风险分担适用于政府保证的准则。然后从风险管理和分配的视角对政府保证的内涵、性质、形式以及在风险分担中的必要性和作用进行了界定。这些法律内容的模糊性既阻碍了政府保证在BOT风险分担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也只有先探讨清楚这几个方面的内容才能肯定政府通过政府保证的方式分担BOT项目风险的合法性和可行性，才使得本文有往下研究的可能性。 　　第二部分是对我国BOT政府保证制度存在的不利于风险分担的法律问题的具体剖析。本节一方面从宏观层面论述了政府保证制度中不利于风险分担的立法缺陷，旨在说明正是因为缺乏完整统一协调的政府保证制度，存在文中分析的几点问题，才使得政府保证得不到充分有效的利用，不能在BOT风险分担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从微观层面分析了政府保证具体内容中不利于风险分担的法律问题，结合具体案例对政府保证中外汇汇兑保证、投资回报率保证和违约救济保证三大典型形态在承担相应风险时的功能和作用以及究竟存在哪些法律上的弊端又是如何阻碍了这一功能和作用的实际发挥和有效利用等问题展开了详细讨论。 　　第三部分是围绕我国BOT政府保证制度中不利于风险分担的法律问题提出的建设性构想，即针对上一节剖析的各种弊病一一给出解决措施，旨在阐明如何通过健全政府保证制度以发挥和加强政府保证在分担BOT项目风险时的积极作用，从而优化BOT风险分担机制，保证BOT项目的顺利开展和运作。
新疆霍尔果斯口岸社会风险治理研究

21世纪，随着各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当下社会已进入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带来繁荣的同时也不可否认带来了各种风险，而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我国，更是已进入全面风险社会，如何防范和应对风险，已经是捉襟见肘的一道难题，随着近些年来，国际上三股势力的泛滥，位于我国西部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开始成为防范社会风险的主战场，目前我国已进入改革的深水期，在这个重要的社会转型阶段，只有稳定才能有时间和精力去谋划改革事宜，毋庸置疑，没有稳定，就没有发展， 　　作为面积占我国国土六分之一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来说，关乎社会风险的战斗一直都没有停止，尤其是发生震惊中外的75事件后，随着中央治疆政策的大力转变，新疆的社会风险治理已上升为了国家安全战略级别。幅员辽阔，多元文化，是新疆的显著性特征，如何在这样一个复杂多元的民族地区布局社会风险治理，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新疆霍尔果斯口岸战略位置极为重要，与中亚多国接壤，位于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布局的重要一站，随着新疆向西开放上升为我国国家战略，霍尔果斯口岸的重要性已不言自明，在新形势下，应当狠抓一带一路和十三五规划的机遇，大力发展霍尔果斯经济助推口岸全局发展，全力维护地区大局稳定，为改革和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因此，进一步研究探索霍尔果斯口岸社会风险防治研究，对口岸乃至全疆的未来发展显得极为重要。 　　本文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运用了文献研究等方法对新疆边境口岸中最为重要的口岸之一—霍尔果斯口岸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尝试从霍尔果斯口岸经济社会概况、内外环境的特殊性和社会治理现状中挖掘出目前霍尔果斯口岸的社会风险表现形式，从而提出相关防治措施，为新疆边境口岸的社会风险研究提供一个研究样本，尝试得出一些新疆口岸风险治理方面的建设性意见。文中共有六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指出本文的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结合理论和学术界的已有文献和观点进行归纳梳理和分析研究，理清概念和相关理论基础及研究方法等，确定本文的研究对象。第二部分分析霍尔果斯口岸的社会风险表现特征，第三部分介绍霍尔果斯的社会风险形成原因；第四部分分析出霍尔果斯社会风险防治途径；第五部分为研究结论与展望，第六部分指出本文的不足之处
西藏农村公路建设管理与养护发展模式的研究

随着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扶持力度逐年加大和国家“一带一路”宏伟战略的推动，“十三五”西藏农村公路又迎来了发展的大好机遇，但由于西藏自治区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养护工作起步较晚，规模较小，经验缺乏，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各种问题。本研究借鉴国内外农村公路发展模式，以西藏日喀则市农村公路建设、养护情况为背景，对西藏农村公路融资模式、建设管理模式及养护管理模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提出了适合西藏农村公路的管养模式发展建议及对策。 　　首先从农村公路的定义、等级划分及功能展开，详细介绍了国内外农村公路融资、建设管理、养护发展概况；接着引入西藏农村公路的发展历程、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并由此对西藏农村公路融资模式、建设管理模式、养护管理模式分别做了论述、探究，对各自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措施；最后一部分也是本文的落脚点，对日喀则市农村公路项目代建管理模式进行了工程实际应用，深入探究了代建制在日喀则市的推行、发展、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本文主要研究西藏农村公路管养发展模式；探索更有效的适合本地的农村公路融资结构、建设管理、养护管理运行机制；对西藏农村公路相关问题提出了建议与改进措施。针对农村公路融资模式，在西藏推行PPP、BT、ST三种融资模式，提出强化交通投融资平台建设，成立各地市交通投资公司；针对农村公路建设管理模式，在西藏推行代建制、EPC、DB、PMC四种项目管理模式，并对代建制展开日喀则市农村公路项目管理应用实例研究，充分肯定和实证了代建制模式的制度优越性和实施可行性，宜做进一步改进和推广；针对养护管理模式，分析推出了养护市场化管理模式，设置县级养护管理机构，推行农村公路预防性养护，建立西藏农村公路养护管理信息系统。交通主管部门对所选取的不同类型的项目管理模式，迫切需要一个建设后应用效果检验评价系统，而不是像目前只是简单的、人为的、定性的评价，通过构建合适的评价系统，用数据说话。本文也适时提出了建立一套完整的适合西藏地区的农村公路建设管理模式检验评价体系，并对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的信息化建设，进行了大胆构想，对后续研究进行了展望，希望能在后续研究中，构建农村公路建设管理评价系统和农村公路养护管理信息系统。 　　本研究对增进西藏农村公路的持续高效长久发展，推进西藏农村公路交通发展，对促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国家安全和长治久安、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造价咨询企业员工满意度研究

2016年是实施国家“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也是全面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第一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结构向中高端转型，经济形势进入新常态。建筑业和房地产业既面临结构升级，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去产能、去库存的改革压力，也面临着振兴实体经济、城镇化建设、“一带一路”的改革机遇。在此重要战略机遇期，我国工程造价行业积极适应经济新常态，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贯彻落实“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建筑方针，保持平稳健康发展。 　　而近十几年以来，我国工程造价咨询业快速发展，企业数量和营业收入逐年递增。但是造价咨询业仍存在着规模层次不一、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工作强度大及员工流动性较大等问题。汪向东指出造价咨询企业中具有高级职称的造价工程师在从业人员中不到1/5，而且其待遇水平一般，众多造价工程师流向其他相关企业[1]。除此之外，吕远、张英隆认为我国造价咨询企业员工社会地位相比其他国家有待提升[2,3]。孙国栋提出造价咨询行业对从业技术人员的吸引力有限，有技术、经验的员工基本都选择去房地产等大型企业[4]。因此，如何留住优秀人才已经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然而通过对CNKI数据库中相关造价咨询企业的研究文献进行统计分析，了解到科研机构、专家学者对造价咨询企业多注重于其核心竞争力和知识管理的研究，而对造价咨询企业内部的员工满意度研究甚少。 　　本文围绕这一目标，首先通过大量的文献阅读识别企业员工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然后通过分析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和对满意度、忠诚度的影响提出假设，构建理论模型，编制调查问卷。通过分析造价咨询企业员工满意度水平，针对企业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改进对策，对企业进行人才管理起引导作用，而且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持，确保企业能够改变人才流失的现状，真正做到留住人才、吸引优秀员工，形成良好稳定的人才体系，使企业能够在市场竞争的大浪潮中以及国际化竞争的新形势下谋求可持续发展。
我国自主品牌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分析——以奇瑞进入巴西为例

随着我国积极推进改革开放、“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我国汽车产业获得了蓬勃发展。现如今全球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汽车行业逐渐趋于平稳。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汽车行业一直由合资品牌和国际著名品牌主导，所以我国自主品牌车企国内市场的发展遇到了瓶颈，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因此我国自主品牌汽车企业想要寻求新的增长点，就必须突破国内市场的限制，在各方面尚不具备“走出去”的条件下，审时度势主动出击，在国际市场谋求进一步发展。目前我国自主品牌汽车企业各方面尚不完备，所以选择的投资东道国主要是一些新兴经济体。鉴于我国自主品牌在国际化经营方面的能力和经验欠缺，对于东道国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法律环境等缺乏深度了解，所面临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也逐渐呈现出来。而这样的东道国的汽车行业往往处于空白或者刚起步状态，所以在关于汽车行业的法律法规体制等方面存在着不足。这也进一步加大了我国自主品牌车企走出去的风险，以致自主品牌车企海外投资收益甚微，甚者破产倒闭。 　　本文从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理论出发，对我国自主品牌汽车走出去的现状进行分析，从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法律环境四种风险来源对我国自主品牌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进行详细分析，并探讨了我国自主品牌车企对外直接投资可能会遇到的风险。并结合奇瑞投资巴西的案例，具体分析自主品牌车企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优势和不足，从中获得启示并提出对策建议。
亚投行设立对人民币国际化的促进机制与策略研究

近几年，人民币国际化持续稳步推进，各个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经常项目和对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金额不断上升，离岸人民币市场进一步拓展，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一步发展，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但是，2015年第四季度以来，受人民币贬值和外汇储备减少的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变得缓慢，有些指标甚至呈下降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亚投行的成立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一个新的突破口。作为由中国主导的国际性多边金融机构，亚投行的主要业务是投资亚洲地区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亚投行在正式运营以后，将发挥自己在融资方面的优势，以贷款和援助的方式为亚洲基础设施及“一带一路”战略提供资金支持，毫无疑问亚投行的成立将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平台。 　　本文首先介绍了货币国际化的相关理论，主要介绍了货币国际化的概念、条件以及货币国际化的收益和成本。其次是人民币国际化现状分析，主要介绍了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接下来阐述了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新机遇，包括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亚投行的成立以及“一带一路”计划的实施。最后阐述了亚投行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机制与策略研究，通过构建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相关机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加速发展。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商业银行跨国经营策略研究

自2009年我国成功启动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试点以来，人民币国际化进展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提高可兑换、可自由使用程度，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进人民币资本走出去。”人民币国际化不仅对中国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具有里程碑意义，也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历程具有实质性意义。我国商业银行作为金融市场的主体、货币流通的中介，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抓住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机遇进行跨国经营，是商业银行应对国内激烈竞争、提升国际竞争力、取得长足发展的必由之路。 　　本研究首先从理论层面把握银行跨国经营动因，并基于货币替代、金融深化、最优货币区等理论，阐释了商业银行在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进行跨国经营的必然性及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为本文的写作奠定理论基础。进而在研究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商业银行跨国经营现状的基础上，客观地分析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商业银行跨国经营有哪些显著特点。接着全面剖析当前我国商业银行跨国经营的优势和劣势、机会和威胁，认为人民币国际化为我国商业银行跨国经营提供了原发性通道，有助于业务结构的国际化调整，也有利于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另外，我国商业银行在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进行跨国经营时间较短，实践经验有所欠缺。而美国、日本的银行分别在美元、日元国际化背景下积累了较多的跨国经营经验，研究美元、日元国际化进程中的银行跨国经营实践，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到货币国际化与银行跨国经营之间如何协同发展，为我国商业银行在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进行跨国经营提供经验借鉴，同时也能够看到美国、日本跨国经营程度较高的银行竞争力何在，从而有针对性的进行跨国经营。最后，为商业银行在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进行跨国经营提出战略建议：区域战略上，加大走出去力度，构建全球服务网络，在布局上注重契合人民币国际化路径，遵循以贸易伙伴为切入点，向周边国家推进，兼顾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同时加深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业务战略上，在做强基础业务的同时，注重业务创新，提供差异化、个性化的服务；经营战略上，努力推进内外联动和集团一体化发展，不断增强商业银行在东道国本地的发展能力，使得商业银行的跨国经营从“走出去”到“走进去”；风险管理战略上，完善风险控制系统，加强风险管理，坚持稳健审慎的发展策略，使商业银行跨国经营实现稳定发展。
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分析及防范措施

近几年，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和质量呈现显著上升趋势，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逐渐起到了领头军的作用。民营企业自身的力量不断增强，积极主动地探索各种有效方式参与世界经济的合作与竞争中，而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成为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有效方式，将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有效结合起来，逐渐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对于民营企业的投资更是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更是提出要到2020年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这期间着力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经济转型，并提出要鼓励民营企业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并针对民营企业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鼓励性政策，为民营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支持。我国商务部提出了“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管理模式，简化了海外投资流程，缩短了办事时间，提高了办事效率，为民营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开辟了一条绿色通道。据国家商务部统计，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历史性突破，流量首次位列全球第二位，并超过同期吸引外资水平，首次实现双向直接投资项下的资本净输出，已然成为资本输出国，而此期间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同期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中国民营企业正逐步向全球化的方向迈进，同时也表明我国的经济发展逐渐走向成熟。与国有企业比较，中国民营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如以市场化为导向使其投资更注重效率，同时也较为容易受到当地政府和企业的支持，民营企业一般规模小，能够很快适应东道国市场的需求。但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不断攀升，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占比的快速提升，面临的对外投资风险概率同时也不断提高。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重点指出要提高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收益，同样表明了我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收益较低。中国民营企业由于自身企业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融资难、法律意识淡薄等，且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存在风险管理意识不强、风险承受能力较低、风险管理水平较低、风险防范手段落后等问题，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更为突出。因此，本文关于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分析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文首先总结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搜集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相关国内外文献，进而了解国内外学者对投资风险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并从宏观层面对我国民营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总体现状以及风险现状开展分析，从中总结出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和趋势以及在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为企业进一步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背景资料。其次，从东道国视角出发对中国民营企业进行对外投资的风险因素进行探讨，以期对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以及各类风险的特殊性进行汇总。并通过案例分析法对近几年来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遭遇风险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和比较，统计各类风险发生的概率并采用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建立起风险评价的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理论联系实践，通过具体的风险表现，为我国其他民营企业尤其中小型民营企业“走出去”，风险分析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再者，通过分析大连万达公司在进行对外投资的具体案例，为我国更多民营企业“走出去”提供经验借鉴。最后，针对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面临的风险以及风险防范体系实施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预防措施和对策。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分析——以华为公司为例

对外直接投资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成分，关乎国家走向国际的重要战略。中国自1978年对外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经济增速以惊人的速度遥遥领先于西方等各个发达经济体。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2002年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是27亿美元，而到了2015年已经达到了1456.67亿美元。近几年随着供给侧改革和我国企业“走出去”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仍保持快速的发展趋势。在为经济的高速发展自豪的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由于对外投资体系的不成熟，世界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也面临着很多风险。 　　本文以分析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为视角，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为立足点，以华为公司为代表性企业对文章展开了讨论。首先总结了前人的大量文献，认为对我国对外投资风险问题有待深入研究。其次阐述了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相关的基础理论，包括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概念和分类以及影响因素等。再次通过查找大量文献资料如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等来总结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包括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及主要特点，而后分析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风险，主要有政治风险、市场风险、经营风险、跨文化管理风险及技术风险等。然后以华为公司为例，阐述了华为公司海外投资的现状及特点，分析了其在海外投资中遭遇的几类风险，具体包括特定国家风险、市场进入壁垒、法律风险、汇率风险、利率风险、跨文化风险、技术风险和运营风险等。而后又找出了华为为应对每一风险采用的策略，给其他企业带来了启示。最后，在前部分分析的基础上为我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规避风险给出了几点建议。在政治风险控制上，投资前做调查研究、选择友好区域合作、合规运营等；在汇率风险控制上，外汇期货套期保值、加强外汇风险管理意识、生产经营的多元化等；在人文环境差异风险控制上，识别文化差异、对员工跨文化培训、文化整合创新等。
中国物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布局分析

中国国内经济新常态，“一带一路”战略和国际复杂多边的政治经济格局对于中国物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如何把握市场机遇加速海外布局，同时在海外布局中审时度势，巧避危机，是中国物流业面临的一个非常迫切而又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 　　网络资源是物流业的核心优势，通过不断的横向和纵向合作、兼并、联合，物流企业才能实现其规模效益和范围效益。中国物流业要想实现社会整体物流成本的降低，扭转中国物流贸易长期巨额逆差的局面，中国物流业实现行业整体升级优化，就必须加速推动物流企业从水平方向拓展服务范围，从垂直方向延伸服务触角，参与国际市场的角逐，加快国际化战略的步伐。 　　对外直接投资从上世纪60年开始就得到学术界的关注，研究理论从投资的动因、区位选择到投资的溢出效应，都有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证论证研究。从微观角度的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到宏观的产业周期理论等，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和区位选择理论都是从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开始的，随着发展中国家和服务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份额逐步增加，研究的重点也逐步转移。物流业与金融业、信息业并列三大生产性服务行业，其对外直接投资既有生产型服务业的一般性特征，又表现出物流业自身的特点。中国物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既要考虑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不同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也要考虑物流业不同于制造业和其他服务业的特征。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体系，补充了物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和实证的内容。 　　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中国物流业目前对外直接投资基本现状分析。 　　通过对中国物流业2010年－2013年投资流量、存量、主要经济体的分布比例、投资吸引力指数等数据与其他行业对比分析得到：中国物流业对外直接投资虽然起步较早，但发展速度迟缓；发展不平衡，投资流量受企业内部经营状况和大型项目的影响较大；国内投资者高度集中，主要是国有大中型物流集团，没有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投资格局；投资区域过度集中，80％的投资集中在中国香港，只有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物流业投资比例较高，其他区域的投资比例非常低；投资行业过度集中，主要是围绕航运业展开，其他行业投资较少；海外投资以重资产投资为主。 　　（二）引入克鲁德曼的垄断竞争一般均衡模型研究物流企业是否在东道国进行FDI分析，为实证模型的制造业FDI对物流业FDI影响提供理论依据。根据物流服务是生产的中间投入品加入到生产企业的生产函数，通过生产企业的成本最小化求出物流服务的需求量，根据生产企业的CES效用函数，物流企业FDI的条件构造一般均衡模型，得到母国制造业在东道国FDI的数量正向影响母国物流业在东道国FDI行为，东道国制造业数量在放松东道国物流业服务水平低于母国物流业服务水平的假设条件以后影响不确定。 　　（三）利用中国物流业海外投资项目个数26国别10年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影响中国物流业FDI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使用随机效应模型，控制异方差和一阶序列相关，整体数据实证得到如下结论：中国物流业FDI具有明显的追逐制造业FDI和中国进出口货物贸易流向的特征；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市场增长潜力对中国物流业的FDI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东道国良好的制度变量，与中国相近的制度距离，服务业的整体开放水平，较低的通货膨胀率都有利于吸引中国物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中国物流业在具有重要港口资源的国家投资较少，港口资源的变量呈负向影响。将26个国家按照经济发展程度分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分别进行随机效应模型回归，实证结果得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物流业FDI区位都显著追随制造业FDI和进出口贸易流向，东道国市场规模对中国物流业FDI有负向影响，新兴经济体国家则表现相反。文章使用中国物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数据用图表进行稳定性检验，同样得到了整体数据中国制造业FDI和中国进出口货物贸易对中国物流业FDI区位选择的显著正向影响。 　　（四）通过中远和中外运长航海外投资布局的案例检验实证分析的结果，同时深入分析不同核心优势，不同主营业务的物流企业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差异。中远的核心业务是航运业务，因此在中远的海外布局中，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所在地是其布局的重点，同时为了保障和提升航运服务的水平，节点港口码头是中远海外布局的重要战略。而中外运长航的主营业务是国际货运代理业，其在综合物流服务的水平位居全国第一，因此中外运长航的海外布局具有非常显著的跟随中国海外工程区位布局的特点。 　　基于上述研究，论文在理论模型，实证分析和案例分析三个方面共有三个创新点：首先使用克鲁德曼一般均衡模型，在克鲁德曼的模型和基本假设基础上，引入生产企业的生产函数，将物流服务作为中间产品加入生产函数，根据生产函数的成本最优，和生产企业的CES效用函数，通过引入母国物流企业提供高质量物流服务的概率变量，构建一般均衡模型，进而推导出母国制造业在东道国 FDI数量和东道国制造业数量对于母国物流业在东道国是否进行FDI的影响。其次本文首次使用中国海外物流业投资项目个数国家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从数据选取上避免数额差异巨大项目对实证结果的冲击，同时将其他产业在海外物流业的投资数据统计在内，包括了中国物流企业在海外水平、垂直和中国其他行业企业在海外物流业的全部投资，数据更为全面、客观。首次使用物流业FDI国别面板数据，采用控制异方差和一阶序列相关的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在整体数据分析上得到了中国物流业FDI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追随制造业FDI和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流向的特征，同时实证结论表明东道国市场规模和市场增长潜力对中国物流业FDI有负向影响；不同类型的国家对中国物流业FDI的区位影响因素不同。案例分析的创新点是通过两个核心业务不同的龙头物流企业FDI区位差异对比分析物流业下不同行业，不同的核心优势对于FDI区位选择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意义主要集中在通过理论模型找到影响物流业FDI区位选择主要影响因素，从理论上丰富和补充物流业FDI研究体系；从实证数据和中国物流业FDI总体数据及微观企业数据，研究分析中国物流业FDI的现状和问题，影响中国物流业FDI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并根据主要影响变量及国内和国际的政治经济格局变化趋势对中国物流业海外布局予以方向性的建议和指导。
“一带一路”两种建设方案的模拟分析——基于动态GTAP模型的一般均衡分析

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积极推动各种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制定，企图另起炉灶，绕开 WTO，建立新的全球贸易体系。为应对危机，中国提出了重走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将中国同古”一带一路”国家更加紧密的联系起来，形成新的”一带一路”，开辟一条走向世界的新道路。有关的研究也在近年来成为了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从现存文献的论证结果来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备良好的合作基础，未来进一步加深合作的前景广阔。然而，对于如何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目前仍是困扰中国的重要议题，针对这一问题，学术界提出了两种观点：其一，积极推动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谈判，以“一带一路”为载体，建立自由贸易区，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深化经贸领域的合作；其二，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力度，用于改善带内基础设施条件，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为人员、货物和资金在带内的自由流转提供保障。遗憾的是，围绕这两种方案展开讨论的文献主要以定性分析为主，受研究人员自身认识的制约，往往无法准确刻画这两种方案对各国经济的影响机理、传导途径和影响幅度，结论也不够准确。鉴于此，本文利用动态GTAP模型，从定量的角度对“一带一路”的两种建设方案进行了模拟，并对模拟结果进行了详细分析，系统揭示了建设方案对有关各国经济的影响。 　　本文首先对古丝绸之路所通过的区域进行了梳理，最终确定65个国家为本文的研究对象。以此为基础，本文分析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结构，关税结构，贸易强度、贸易互补性以及贸易便利化水平。结果发现，中国从“一带一路”国家进口的产品主要是原油、煤炭、矿石等初级资源类产品，而“一带一路”国家则主要从中国进口纺织品、机电产品以及化工产品。总体来看，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关税水平很低，原因在于中国对初级资源类产品所征收的关税很低。相比之下，“一带一路”国家则对中国征收了较高的关税。贸易强度的分析结果显示，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强度很高，并且正在不断上升，这说明双边贸易合作关系正日益加深。与预期相反，贸易互补性的分析结果则显示，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的贸易互补性并不强，并且过于集中。原因在于“一带一路”国家的产业发展不均衡，与中国相比，仅在资源类产品上具备一定的出口优势。而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分析则表明，相比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都偏低，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的空间很大。 　　基于动态 GTAP模型，本文模拟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在2020年建成自由贸易区，双边关税大幅降低的情况下，双边经贸关系所发生的改变。结果显示，建立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经济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实际GDP上升，经济福利提高，贸易条件得到改善，进出口也显著增加。自由贸易区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增长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相比之下，中国获益更高。究其原因，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所征收的关税很低，而“一带一路”国家对中国所征收的关税相对较高，建立自由贸易区将显著降低“一带一路”国家对中国的关税，促进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出口的更多。由于关税削减，中国出口到“一带一路”国家的产品价格更低了，增强了中国产品的竞争优势，这会对“一带一路”国家国内的产业形成一定的竞争，长期中将显著推动产业发展。因此，短期来看，建立自由贸易区将带动中国以及“一带一路”国家的发展，中国经济增长幅度高于“一带一路”国家，然而，长期中，“一带一路”国家的竞争优势将逐渐形成，经济发展水平得到显著改善。 　　相比之下，贸易便利化对中国以及“一带一路”国家的影响则更深。同样使用动态递归 GTAP模型，本文模拟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在2020年贸易便利化水平大幅提升，双边经贸关系所发生的改变。在借鉴前人有关贸易便利化的研究以及上海自贸试验区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的举措的基础上，本文设定了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幅度。结果显示，贸易便利化将对中国以及“一带一路”国家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双方的实际 GDP都将上升，经济福利增加，贸易条件得到改善，进出口也显著增长。针对这一结果，本文建议中国应当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力度，用于修建铁路、公路，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建立通达的交通网络。同时，应当在制度层面加强沟通，建立统一的通关、检验检疫标准和程序，将有助于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的措施推广到沿线国家，并通过谈判在带内建立”一站式”通关程序，去除繁琐的重复报关和检查手续，以达到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的目的。 　　两种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方案都将对中国以及“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正向的影响。通过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自由贸易区将显著改善中国以及“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状况，尤其是在长期。贸易便利化也能同时促进中国以及“一带一路”国家的产业升级。因此，本文提出，应当两种方案同时推进，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同时，加大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帮助其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扶持其相关产业发展，有效提升“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福利，在“一带一路”区域内创造互利共赢的合作局面。
投资自由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影响研究

中国自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对外向投资政策进行了重大改革，同时每年许多国家都对其内向投资政策进行调整，总体上来说，中国的外向投资政策正朝着自由化的方向发展，世界各国的内向投资政策大部分也趋向自由化。本文认为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受到该国外向投资政策和相关东道国内向投资政策的影响，母国外向投资政策又可以分为外向投资国家政策和外向投资国际政策，东道国内向投资政策同样也可以分为内向投资国家政策和内向投资国际政策，其中国家政策指一国在国内自主实施的与直接投资相关的政策，国际政策指一国通过与他国签署国际投资协议而形成的与直接投资相关的政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持续快速增长，2012-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额都位居全球第三，本文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为研究对象，分别从中国和东道国的角度分析了投资自由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影响。 　　全文共分为6章。第1章为引言，概要介绍选题背景及意义，明确研究内容及目标，确定研究思路及方法，并对核心概念进行界定，最后简要概括本论文的创新点及不足之处。第2章为文献回顾，对研究投资自由化及投资自由化效应的文献进行回顾，概括目前学者在该领域已取得的学术成果，总结出尚未引起大量关注的研究领域，为下一步研究提供方向。第3章为投资自由化影响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理论分析，分析了外向投资政策和内向投资政策自由化产生及兴起的原因，基于五种投资自由化效应理论，构建出投资自由化影响母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机制，为第4章和第5章的实证分析提供理论基础和假设。 　　第4章和第5章为实证研究部分，其中第4章为中国外向投资自由化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实证研究，对外向投资自由化的内涵进行了界定，介绍了中国外向投资国家政策和外向投资国际政策自由化的发展历程，基于1980-2014年中国国家层面的时间序列数据，使用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函数以及方差分解等方法实证检验了中国外向投资自由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的外向投资国家政策自由化和外向投资国际政策自由化都显著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增长，且外向投资国际政策自由化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外向投资国家政策自由化的促进作用。第5章为东道国内向投资自由化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实证研究，对内向投资自由化的内涵进行了界定，概括了东道国内向投资自由化现状、特点，基于2003-2014年中国至173个东道国的国家面板数据，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和系统广义矩法实证分析了东道国内向投资自由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作用，并按照人力资本禀赋和物质资本禀赋对东道国进行分类，进一步探讨中国至不同类型东道国投资时内向投资自由化的作用是否一致；结果显示东道国内向投资国家政策自由化并没有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长，内向投资国际政策自由化的促进作用却很显著，发达东道国与发展中东道国的内向投资自由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影响大体一致，只是发达东道国与更多其他国家签署国际投资协议会缩减中国至该类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而发展中东道国对外签署更多国际投资协议却扩大了中国至该类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 　　第6章对以上章节内容进行总结分析，基于结论提出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长的外向投资政策改革建议，分别从外向投资国家政策和外向投资国际政策方面提出建议，前者包括深化改革外向投资管理体制和外汇管理体制、完善财税及金融政策、督促地方政府落实国家政策、促进投资政策与贸易及外交政策的融合，后者包括继续积极参与国际投资协议的签署并适时修订原有投资协议的内容、与不同东道国签署侧重点不同的投资协议、签署多边或区域投资协议、尽快实施已经签署的投资协议。 　　本文的创新之一是研究视角的创新，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研究投资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影响；创新之二是多层面、多视角的研究，将投资自由化按照实施层面和实施主体进行划分，分别研究了外向投资国家政策、外向投资国际政策、内向投资国家政策、内向投资国际政策这四类政策自由化对直接投资规模的影响；创新之三是实证分析更细致，依据投资协议条款内容对国际投资协议进行分类量化，更精确地衡量国际投资协议所体现的投资自由化程度。 　　研究不足主要存在以下两点：1.本文基于五种投资自由化效应理论构建了投资自由化影响母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机制，然而投资自由化效应理论几乎都假定投资母国为发达国家，这个假设与中国的现实情况不符；2.在做实证分析时，由于国家政策内容繁杂且不统一，没有依据投资政策内容设计评分指标来衡量国家政策的投资自由化程度，转而使用其他指标来作为国家政策投资自由化的代理指标，对国家政策自由化程度的衡量或许存在偏差。
新时期中国服务贸易促进体系研究——基于服务贸易发展与博弈的规律

如何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这对于我国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我国将近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我国充分发挥人口优势，凭借加工贸易和丰富的资源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绩，创造了“中国奇迹”。然而，伴随着我国经济的腾飞，这些我国经济曾经的驱动力已经逐渐后劲不足，并且造成了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等问题。在面临这些问题时，我国在不断的探索产业升级道路，其中大力发展服务产业，促进服务贸易就是重要的一条。2012到2015年，我国服务贸易增长率维持在10％左右，2015年服务贸易中有诸多产业的增长率都超过了10%，目前服务贸易已经逐渐成为我国新的增长动力。但是我国服务贸易逆差依然不断加大，并且仍然以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贸易为主。如何在新时期促进我国新型服务贸易发展，扭转贸易逆差，取得长久的服务发展是我国亟需回答的问题。 　　本文围绕如何构建我国服务贸易促进体系，从理论回顾、历史回顾、理论模型、实证分析、政策比较的思路展开论述。从理论回顾中得到构建服务贸易促进体系的基本架构，从历史发展中得到服务贸易发展的基本特点和促进的基本影响因素，运用理论模型分析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从实证模型对理论进行验证，最后从国际经验对比中总结出适用与我国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并给出政策建议。 　　本文共分为6章。 　　第1章为引言，主要介绍研究背景和意义，并进行文献回顾。其中，为了构建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对其他相关理论体系进行了梳理。对于服务贸易理论发展而言，服务贸易的理论很多都是基于货物贸易逐渐发展而言，讨论货物贸易中的经典理论在服务贸易中的适用性。但是由于服务贸易形式复杂，难以量化等特点，所以在理论方面发展不足。而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促进策略也并非一日之功，并且都具有自身的特点。因此，为了找到服务贸易促进的理论基础，本文对贸易促进的相关理论进行挖掘和梳理，分别从对外投资理论、经济赶超理论和国际贸易经典理论等视角进行分析总结。对外投资理论视角下，首先是Dunning1977年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论来解释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到Mathews在2002年提出的解释发展中国家走出去的联系-杠杆-学习（linkage-leverage-learning，LLL）理论，说明了发展中国家为了突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以一种风险相对较低的方式来参与到国际化之中去，吸收并学习新的资源来提升自身。之后Peng M. W.等人又提出了包括资源观、产业观和制度观的战略三角理论，从资源、产业和制度三个角度共同分析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现象。经济赶超理论视角下，有 Poter的竞争优势理论，研究企业竞争优势来源；也有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劳动生产率差异是形成比较优势的原因。林毅夫认为比较优势竞争优势是互补的，并进一步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纵观这些理论发展的前沿，基本形成了禀赋、产业和政策制度的三个角度的分析框架，这也是本文所构建的服务贸易促进体系的基本框架。 　　第2章从历史的角度对服务贸易发展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指出我国目前存在的问题。目前我国虽然服务贸易发展较快，但是服务贸易逆差大，传统服务商贸易为主的基本情况未变。而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因为我国服务贸易限制性过高，开放程度不足；知识产权和高级人力资本禀赋不够；与新型服务贸易发展模式相关的制度保护和促进措施缺失等。这些问题基本上属于禀赋、产业和政策制度的分析框架。 　　第3章研究作为知识和技术载体的人力资本对服务贸易的的影响。由于现代服务贸易的发展逐渐趋向于知识密集型，并且这也是我国近几年发展较快的领域。因此在禀赋方面，本部分主要研究作为知识载体的人力资本禀赋在服务贸易中所起到的作用。引入Stephen Ross Yeaple在2005年提出的关于人力资本所具备的技术与生产之间的假设，构建产业内贸易模型，研究国家所具备不同技术水平的人力资本分布情况，对一国服务贸易出口情况的影响。并得出以下结论：拥有高级能人力资本在一国中所占的比例更高，那么这个国家在提供知识密集型服务的企业数量就更多，进而出口的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额就更高。之后根据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利用2008-2012年OECD国家数据，检验国家人力资本结构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结构在国家中从业人口的比例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有显著作用。一个国家具备的高级知识人才越多，这个国家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在所有服务贸易出口中的比例就越高。 　　第4章从博弈的视角分析了合作情况下两国生产要素联合作用对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构建两个对称国家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模型，探讨合作与非合作模式下两国的服务生产要素投入水平和国家间服务贸易开放水平之间的关系。并且根据理论模型构建了实证模型，采用40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利用本国生产要素和按要素密集度分类的服务贸易进口分别做乘积，并考察该解释变量对每种服务贸易出口的作用效果，以此来衡量服务贸易中生产要素与本国生产要素的互补结合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的进口对该类型的服务出口和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均有显著影响，这种影响可以通过与本国的生产要素结和的方式或者单独作用于服务出口。而知识密集型通过与本国的研发支出可以有效的促进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进行合作时，可以考虑主要降低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限制性，进而通过双方彼此的技术溢出等效应实现两经济体的生产要素深度整合。 　　第5章研究美国服务贸易促进体系。通过对美国服务贸易发展和在这过程中的立法、机构设置、政策措施的系统梳理，发掘美国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建立的过程和基本规律。发现美国围绕其优势产业展开促进措施，通过立法方式赋予国家政府权力构建相应机构，降低优势产业壁垒，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吸引外资进入，并将国内成熟的制度对外推广为国际贸易新规则。这种围绕优势产业，从立法、机构设置、人才培养、政策措施和国际战略构建等多个角度下的服务贸易促进体系，正是我国所需要的。 　　第6章构建属于我国的服务贸易体系并对全文进行总结。从人才资本的禀赋方面需要加强人才培养；从产业方面需要适当降低优势产业的准入壁垒，并形成有利于发挥我国优势产业的政策措施；针对跨境电子商务需要完善法律保障，有针对性的优化监管措施和结汇方式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形成创新研发的激励机制；将国内有利的政策措施进行强化，在合作的思想下，将这些政策措施在国际服务贸易合作中进行推广，从而有效推动本国的优势产业走出去，促进服务贸易出口。
中国资本账户开放问题研究

伴随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资本账户开放问题已成为当下的热点议题。现阶段，我国经济已逐步进入转型的新时期，金融改革无疑将成为加速经济转型和维持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其中，资本账户开放作为资金高效、自由流动的前提，已成为我国此轮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从国际环境来看，新时期的双边或多边合作更加侧重贸易协议与投资协定相结合，所以，资本账户的管制不仅会限制资金自由流动的配置效应，更将对我国参与多边合作以及制定新的国际标准上制造了阻碍。而从国内情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保持了快速平稳的发展，伴随企业和居民储蓄率的不断提高，对于国际投、融资渠道以及国外市场的需求愈加明显。也正因此，资本账户的开放已不仅是我国充分发挥和利用国外市场、国际资源的必要条件，更是我国实施全球化战略、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以及发展“一带一路”战略和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然选择。然而，资本账户开放历来都是一把“双刃剑”，在进入20世纪90年来以来，新兴市场发生了多次金融危机，如1997年以泰铢贬值为导火索的亚洲金融危机、再到1998和1999年先后发生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和巴西货币危机，以及2007年美国银行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而这些危机的背后，或多或少都伴随着新兴市场的资本账户开放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加剧。也正因此，如何在有效把控风险的基础上，高效地开放资本账户，是我国此轮金融改革无法逃避的核心问题。 　　因而，本文首先对国内外有关资本账户开放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分别从法定层面和事实层面测度了我国现阶段的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并通过HP滤波分析探究了两层面开放的趋势变化，并整体评价了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的现状。进而，本文分别从理论和实证研究的角度，对中国资本账户开放与诱发金融风险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利用构造的货币危机指数和银行系统风险指数，阐述了我国面临的主要金融风险状况，进而利用协整检验和构建误差修正模型等方法，检验了我国资本账户开放与金融风险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对现阶段我国资本进一步开放条件是否成熟展开了研究，并通过选取经济因素、制度因素和财政因素等变量构建了影响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Probit模型，并对88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混合回归和稳定性检验，进而利用国际经验参数测度中国资本账户应达到的开放程度，以评价我国进一步开放的条件情况。最后，本文从借鉴经常账户开放经验和研究成果的角度出发，着重从产生寻租和增加经济运行成本的两大经济影响角度对中国资本账户的管制措施进行了重分类，并衡量了各类别的经济影响程度，进而借鉴服务贸易开放的逻辑，在依据次优理论的基础上，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视角对我国资本账户具体管制项目的最优开放次序提出了建议。 　　本文通过对中国资本账户开放问题的研究，主要得出如下的结论和启示： 　　第一，近年来我国的资本账户整体呈现出逐渐开放的趋势。其中，除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导致了事实层面开放异常波动外，我国资本账户整体开放趋势明显，并在现阶段处于一个中等的开放水平。从资金不同流向的开放情况来看，资金的流入与流出基本保持同步调的放松趋势；其中，在法定管制上，资金流出的开放程度略高于流入，即政府对资金涌入的管控相比更为严格；而在事实层面上，资金的流入始终略高于资金的流出，这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相比对外直接投资，我国廉价的劳动力和优惠的外资政策吸引了大量对华直接投资。 　　第二，从我国资本账户的具体管制项目来看，直接投资和其它投资领域开放程度相对较高，基本达到了70％-80%间的水平；资本项目中的房地产交易限制开放趋势显著，而私人资本流动的管制则开放步伐相对平缓；对比之下，证券投资则仍处于管制最为严格的领域，尤其是涉及短期资金流动的货币市场工具、集体投资证券和衍生工具等项目的管制最为严厉，开放程度基本处于50%以下的水平；从事实层面的开放情况来看，以贷款为主的其它投资项目占据着中国资本账户中资金流动的绝大部分，其后是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资本项目则处于较低的水平。此外，通过HP滤波对趋势项进行剥离的结果来看，我国资本账户法定和事实层面均表现出逐渐开放的长期趋势，从整体情况来看，事实的开放有效的促使了法定的开放，而法定的开放又进一步刺激事实的进一步开放，并呈现出类似于经常项目开放中的法定向事实并轨的局势。 　　第三，近年来，我国的外汇市场压力指数基本为负值，这表明人民币始终处于升值的压力。其中，1999-2007年间人民币的升值压力显著，并于2008年第一季度达到巅峰，此后，2010年也出现过一波较强的升值压力。而我国银行体系的风险整体处于不断波动的状态，并且波峰略有升高的趋势。其中，2011年第一季度，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及欧债危机的影响，银行风险指数出现了较为显著的提高趋势。然而，部分期间银行风险指数呈现负值，这主要是受近年来银行业的快速发展带来大幅增长的存款金额所致。也正因此，我国银行体系的整体风险处于较为温和的状态。 　　第四，从我国资本账户开放诱发货币危机风险的角度来看，理论上来讲，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出于对国内较高投资收益率和经济快速增长的预期，资本账户开放通常会导致资金的大量流入并造成对本币需求的大幅增长，进而显著提高升值的外汇市场压力风险；而当政府面对本币较高的升值压力时，为保持稳定的汇率水平和独立的货币政策，根据“三元悖论”的思路通常会选择放弃适当的资金流动性，从而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来降低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实证分析的结果与理论分析的预期基本一致，我国资本账户开放度与外汇市场压力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且资本账户开放对外汇市场压力具有负向作用；由于人民币近些年来始终面临升值压力，即EMP<0，所以，这种负向作用表明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提高会在长期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增强，但二者间短期内的相互影响并不显著。 　　第五，从我国资本账户开放诱发银行系统风险的角度来看，理论上讲，资本账户的开放，会导致国际资本的涌入，银行的国际融资渠道扩宽外加国际金融机构的竞争，会促使我国银行业信贷业务开始大幅扩张，而当经济受到冲击或发展放缓时，不良贷款率将显著攀升，从而诱发银行系统风险提升。此时，管理当局为保持金融系统的稳定，必将加大监控力度，提高信贷门槛并降低信贷额度。因此，在事实层面上银行系统风险的提升可能会促使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出现波动并呈现降低的趋势。从实证研究的结果来看，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与银行系统风险并无显著关系，但资本账户开放度的变化（一阶差分项）对银行风险指数在长期具有正向作用，即从长期来看，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大幅变化会提升银行系统的风险，并且影响系数较为显著。而从误差修正模型的结果来看，两变量短期向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不强，并且从整体系数的结果来看，短期内的相互影响并不显著。 　　第六，从我国资本账户进一步开放的条件来看，基于定性的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良好、外汇储备充足、金融监管和执行能力较强，虽然金融发展程度相对薄弱，但整体抵御风险和进行开放的条件较为完备。而从定量分析结果来看，基础回归结果表明，在经济因素中，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贸易适度开放程度的提高，均会有利于一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提高。而一国的通货膨胀水平的提高，通常会增加该国对资金流入项目的管制，但对资金流出的影响相对较小。此外，在制度因素中，一国政治民主程度的提高，也是资本账户开放的有力影响因素。而一国的财政因素以及国际清偿能力则对该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影响并不显著。另外，所有稳健性检验的模型回归结果与原模型基本保持了一致，即验证了原模型的稳健性。在此基础上，通过将中国数据带入模型中的模拟结果来看，依据国际经验，我国资本账户的实际开放水平远远低于应该达到的开放程度，即现阶段，我国的资本账户是充分具备进一步开放的条件。 　　第七，对于我国资本账户管制项目的具体开放次序，本文在借鉴经常项目开放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服务贸易开放理论模型验证的结论，建议优先开放经济影响大且增加经济运行成本类的限制措施，最后开放经济影响小且产生寻租类的限制措施，其他的类别处于其次开放的顺序。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与中国对策研究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中国要“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强双边多边经贸合作”。2012年11月，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中国要“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进一步要求，立足周边，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辐射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2015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第一份关于自贸区建设的战略性、综合性文件——《关于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的若干意见》，从顶层设计了未来自贸区建设，明确提出了具体目标和措施。中国对推进自贸区建设工作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而系统、深入研究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有助于正确判断国际和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环境，找准中国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定位，有助于我国更好地实施和推进自贸区战略。基于此，本文研究了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主要参与方利益博弈及中国对策。 　　本文认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若以1997年和2008年为界限，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9—1997年），这一时期以APEC为主导。APEC在这期间处于发展的鼎盛时期，确立了组织形式、宗旨、目标、合作原则等，提出了发展目标——茂物目标，对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和促进经济技术合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第二阶段（1997—2008年），这一时期以东盟为主导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为特征。东盟建立了一系列“东盟+N”机制，包括“10+1”、“10+3”、“10+6”机制。东亚地区也因此形成了“小马拉大车”的合作格局。第三阶段（2008年—至今），这一时期，美国遭受全球金融危机的重创，奥巴马上台后，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凭借TPP介入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自此，东盟主导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被打破，东盟提出RCEP应对TPP的冲击。继之，在中国的倡导下，亚太各方于2014年APEC北京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决定对FTAAP进行联合战略研究，并一致同意尽快启动FTAAP进程。这样，亚太地区形成了TPP与RCEP两大机制并存，同时酝酿推动FTAAP的局面。 　　本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介绍了选题背景及意义，有关研究概念的界定，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研究思路和研究结构，研究方法，研究重点、难点，创新之处与不足。第二章运用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结合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整体演变，分析了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形成及变迁。第三章至第五章分别分析了TPP、RCEP、APEC/FTAAP的发展演变及其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的影响。第六章结合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主要参与方的亚太战略，探讨其相互间的利益博弈，判断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未来发展趋势。第七章论述中国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并结合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情况及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中国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对策。 　　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具体如下： 　　第一，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的原因进行了国际政治经济分析。首先，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在亚太地区的权力角逐引发了该地区经济合作机制的变迁。其次，全球金融危机打破了东亚和美国之间既存的生产和消费的关系。美国强势推进TPP，搅乱了东盟主导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推动该区域经济合作机制进一步发生变迁。再次，APEC存在的问题致使其集体行动成本增加，运行效率低下，陷入了集体行动困境。各成员无奈之下转向其他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最后，亚太地区各国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伴随着多机制并存，竞争性合作。 　　第二，厘清TPP、RCEP、APEC/FTAAP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变迁的影响。TPP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赋予了新的元素，推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朝多元方向发展。TPP冲击了现存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催生了RCEP，两大机制相互制衡；RCEP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东盟主导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建设。RCEP加入门槛相对较低，为发展中国家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机会；APEC停滞不前引发了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变迁。FTAAP的提出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整合提供了目标。 　　第三，结合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主要参与方的亚太战略，分析其相互间的利益博弈，判断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未来发展趋势。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主要参与方的利益博弈表现在对东亚和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主导权的争夺上。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谋取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主导权，东盟推进“大国平衡”战略维持其在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主导权，日本在中、美之间搞平衡，角逐东亚乃至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主导权，韩国致力于成为连结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关键链条，印、澳、新积极融入亚太权力体系，期冀分得一杯羹。2015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明确指出，TPP和RCEP是未来实现FTAAP的基础。TPP、RCEP两大机制未来发展趋势存在三种可能：RCEP逐步并入TPP后融合为FTAAP；TPP和RCEP趋同后融合成FTAAP；TPP和RCEP在FTAAP框架下进行整合。然而，未来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如何发展，主要取决于主要参与方的利益博弈和亚太地区的现实发展需要。 　　第四，基于中国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和之前章节的理论分析以及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中国未来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对策。使用综合贸易份额指数、拓展后的贸易密集指数、HM指数分析了中国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主要参与方的贸易依赖程度，结合现有的关于TPP、RCEP、FTAAP对中国经济影响的CGE模型分析结果以及之前章节的理论分析，提出中国未来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对策：多层次、全方位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建设高水平自贸区，推进自贸协定深度一体化；妥善处理中美关系，积极探索双边合作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