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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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与亚太区域整合：中国大陆港澳台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探索

全球价值链这种新的国际生产分工形式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几乎同时兴起，大陆港澳台都以自己的方式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共同参与国际生产分工，但是在参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港澳台却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与遭受经济损失的风险，大陆虽然逐渐建立起自己的自贸区体系，但是被排除在 TPP之外，仍然要面临 TPP新贸易规则所带来的挑战。全球价值链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两岸四地共同身处的大环境、大背景，作为世界经济格局中重要的一角，两岸四地之间却没有将自身的经济资源进行整合，缺乏区域经济一体化安排，各自分散的经济力量无法为两岸四地所面临的共同外部挑战提供有效应对，所以两岸四地之间推行区域经济一体化迫在眉睫。 　　传统的贸易统计方式已经无法准确地衡量各经济体在参与全球价值链时所能获得的贸易利益，本文运用增加值贸易数据计算大陆、香港、台湾以及亚太其他主要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考察19个亚太主要经济体包括两岸三地的优势产业与劣势产业，当 TPP新的贸易规则开始实施以及区域供应链因此开始发生转移时，大陆、香港、台湾最易受到冲击的产业有哪些；此外，还通过计算APEC经济体相互之间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关系，清晰展示全球价值链在亚太地区的布局，结果显示当大陆、香港、台湾的产业力量加总时，其在全球价值链上单纯以增加值贡献率来看是足以和美国、日本等价值链上游经济体抗衡的。 　　本文运用GTAP模型，分别设定十个情景模拟亚太主要区域经济协定实施的各种情况，主要分为现实的区域经济协定实施、大陆港澳台分别加入已有的区域经济协定、大陆港澳台区域经济一体化实施、大陆港澳台一体加入TPP与RCEP四个类型，根据模拟结果分析亚太区域经济整合对大陆港澳台以及亚太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影响，结果显示大陆、香港、台湾一体加入TPP是最优选择，此时的贸易创造效应对两岸三地来说整体最大，同时考虑到TPP对贸易规则的改变与其要求区域供应链的重建，大陆、香港、台湾一体加入TPP的经济收益具有长效性，相反，如果两岸三地不能加入TPP所面临的经济冲击也将是长期的。 　　除了现在己有的亚太区域经济协定，港澳台摆脱面对区域经济合作时“单纯旁观者”身份最切实可行的、最快速的机会还包括积极参与大陆“一带一路”战略。大陆的“一带一路”不仅是对区域经济合作方式的创新，也是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包围圈的突破，并且大陆也将港澳台纳入到了“一带一路”的版图当中，港澳台应抓住机会，积极利用其与大陆合作的基础与优势，共同开拓一带一路沿线的新市场。 　　本文还运用增广引力模型揭示全球价值链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影响关系，跨国公司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情况在大陆、香港、台湾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确实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即区域经济协定能够促进全球价值链上下游经济体之间的零部件贸易流量，反之，当全球价值链上下游经济体合作异常紧密时，也能够促进他们之间区域经济合作的展开。 　　大陆港澳台不仅在全球经济的大环境下密不可分，两岸四地相互之间的贸易投资往来也有坚实的基础。大陆改革开放之初，最先涌入的国外直接投资就是香港资金与台湾资金，之后借助香港与台湾转移到大陆的产业，成功地以加工贸易的方式嵌入到了全球价值链中，实现了经济起飞。现在随着大陆与港澳台之间比较优势的变迁，大陆逐渐变成港澳台第一的贸易伙伴与投资伙伴，香港与台湾在参与全球价值链时与大陆的关系不再是单纯的合作，而是合作与竞争并存。值得指出的是，两岸四地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存在经济障碍与政治障碍的，其中区域内增长的经济利益再分配不均的问题成为港澳台对参与两岸四地区域经济合作的最大顾虑。不过两岸四地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基础、现实需求、外部压力等各种条件都已经成熟，大陆港澳台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利益相关，结成共同进退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应对全球价值链中区域供应链转移与亚太区域经济整合最有效的方法。 　　以上这些都构成了大陆港澳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基础，大陆港澳台在参与全球价值链时的紧密联系，面临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区域供应链转移与被替代的挑战是共同的，在这种情况下，两岸四地结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不仅在应对亚太区域经济整合时能够抵消经济冲击，并且在一体参与区域经济协定时更有话语权，能够占据主动地位，在两岸四地参与全球价值链时也更加不容易被替代，区域经济一体化后所带来的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也更利于两岸四地整体在全球价值链中向上移动，最终能够打造自己的全球价值链。
人民币国际化与中资银行“走出去”研究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尤其在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是大势所趋。2009年我国发布《跨境贸易人民币试点管理办法》，正式开启了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伴随人民币跨境贸易、投资规模持续扩大，目前我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第四大支付结算货币和第九大外汇交易货币，这显示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增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在国内政策的有效推动下，人民币国际化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速。 　　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载体，中资银行承担着更多的人民币国际化重任。“走出去”战略作为我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引进来”相对应，强调的是中资企业和机构的海外发展，中资银行的“走出去”伴随着中资企业的“走出去”展开积极探索，尤其是大型商业银行，因其规模、政策和技术等方面优势，相比其他银行或金融机构，更早地开始了境外探索，对跨境人民币业务愈加重视，这对支持国家对外经贸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助推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目前，中资银行均已完成在世界主要金融中心的布局，境外机构基本覆盖了亚洲、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等，全球网络基本形成。 　　“一带一路”战略是当前和今后我国对外开放的总纲领，诸多涉及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建设问题，都将在“一带一路”这一战略框架下逐步落实推进。从表面看，“一带一路”战略主要是以贸易和投资为主的经贸合作战略，但实质上是金融问题，因为没有高效的资金融通和金融服务来“一带一路”战略，就难以有贸易和投资的“一带一路”。因此，“一带一路”战略是扩大人民币使用范围、促进中资银行“走出去”以及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重要契机。 　　无论是人民币国际化还是中资银行“走出去”，都离不开金融这一问题，甚至可以说，人民币国际化和中资银行“走出去”是共生和相互影响关系，人民币国际化促进了中资银行“走出去”，而中资银行“走出去”对人民币国际化具有积极的反馈作用。如何将两者互动起来，即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推动中资银行“走出去”，又在中资银行“走出去”的过程中助力人民币国际化，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如何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中资银行“走出去”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正是本文研究的初衷。本文主要研究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货币国际化和银行业“走出去”理论和发展。目前，货币国际化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架构，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搜集整理发现，货币国际化主要以William.Petty、Adam Smith、Karl Marx、Say.Jean Baptiste等学者的理论为基础。随后经济学家们开始对货币国际化等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也使得货币国际化逐渐由思想上升为理论，并促进了最优货币区理论、货币替代理论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比较而言，银行“走出去”或银行国际化理论涉及面相对广泛，至今仍未形成一个较为系统的理论架构，与之相关的已有理论主要包括国际化理论、以贸易引导型理论和投资引导型理论为主的引导效应理论，以及以独占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等。虽然货币国际化和银行国际化概念不同，但同属金融范畴，是相辅相成的，但以往研究更多的是将两者分割，单独进行研究，这也造成了研究货币国际化和银行业“走出去”互动关系的文献较少。因此，本文在分析两者的相关理论之后，紧接着对两者的文献进行了归纳分析，并指出了其中的不足。 　　二是分析了人民币国际化和中资银行“走出去”现状及问题。其一，人民币国际化的意义、现状和动因。本文认为，为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维护世界和我国经济稳定增长，需要人民币国际化，这是国内外环境的现实需要。从启动人民币国际化到现在，人民币国际化道路已走了约六年历程，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和投融资规摸不断扩大，离岸人民币市场也得到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企业以及民众开始以人民币作为主要交易币种的主要选择。随着我国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国际化基础设施将进一步完善、跨境使用范围将进一步扩大、跨境投融资渠道将进一步拓宽以及货币国际合作步伐进一步加快等。其二，中资银行“走出去”现状、特点及问题。近年来，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同时也加快了中资银行“走出去”速度。整体来看，中资银行“走出去”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走出去”步伐明显加快；二是覆盖地域不断扩大，呈现出向新兴经济体转移趋势；三是“走出去”路径选择增多，并购案例不断增加；四是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仍然是中资银行“走出去”的主力军；五是香港始终是“走出去”的桥头堡。尽管如此，中资银行“走出去”还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挑战，比如海外网点布局相对集中、提供的金融产品与服务缺乏多样性，此外，还面临着市场风险、法律合规风险、政治和安全风险等国别风险，以及文化差异风险，等等。 　　三是对人民币国际化和中资银行“走出去”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其一，人民币国际化对中资银行“走出去”的驱动作用。人民币国际职能的发挥，不仅带动了中资银行“走出去”市场规模扩大，带来成本竞争优势，而且可以倒逼中资银行被迫提升比较优势。其二，中资银行“走出去”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反馈作用。中资银行“走出去”对人民币国际化具有前向积极作用，表现在中资银行境外机构地理布局的扩大，为贸易和投资提供了人民币结算支付的便利性，甚至可以填补一些本来不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国家的人民币业务。另外，中资银行的交易工具和金融产品不断创新，更多的是为客户提供多元化服务，而多元化服务可以为人民币提供增值和回流渠道，从而助力人民币国际化。因此，本文在探讨人民币国际化与中资银行“走出去”之间传导机理的基础上，分别用有关国有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对两者之间的双向传导机制进行经验估计。结果表明，一是中资银行“走出去”总体上对人民币国际化具有正向促进效应，但中资银行的某些要素变量对人民币国际化尚存制约效应或效应不稳定，比如海外机构与集团总机构数目、不良贷款率下降速度等。二是人民币国际化总体上对中资银行“走出去”具有正向促进效应，但人民币国际化的某些要素变量对中资银行“走出去”尚存一定消极作用，比如人民币汇率等。三是人民币国际化与中资银行“走出去”相辅相成，人民币国际化为中资银行“走出去”创造了有利条件，开辟了新的业务市场，同时也倒逼国内金融体系改革与开放，不断提升“走出去”能力；中资银行“走出去”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为境外人民币提供了包括回流渠道等在内的有效的金融支持，而且中资银行“走出去”相关金融服务的快速推进，也会助推人民币国际化。 　　四是结合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对人民币国际化和中资银行“走出去”进行了研究。“一带一路”战略要在金融体系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的基础上实现，这不可避免会遇到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有限的制约，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可以为“一带一路”铺平道路，是“一带一路”战略全面展开的重要前提，而“一带一路”战略为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难能可贵的投融资载体、国际分工环境和市场条件。另外，“一带一路”战略将带动我国对外贸易市场规模扩大，改变外贸受传统欧美市场束缚的局面，而对外贸易的增长将成为中资银行业务发展新蓝海，中资商业银行凭借在产品种类和服务经验方面的优势，能够与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形成互补，为“一带一路”沿线双边贸易企业和我国“走出去”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和国际结算等专业金融服务，帮助企业抢占不断扩大的贸易与投资空间下的区域发展优势地位，同时获得拓展新的客户资源和扩大国际业务的机会。因此，总体看，“一带一路”战略将助力人民币国际化，为中资银行开展人民币相关业务提供条件，最终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和中资银行“走出去”的良性发展。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西部对外开放路径选择——以贵州为例

中国作为当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发展开放型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选择。近年来，在深入实施西部大开放战略的背景下，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步伐明显加快，贸易额、FDI存量有了显著提升。但是，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仍相对落后，与东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有较大差距。 　　2013年，国家提出“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一带一路”是在古丝绸之路概念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新的经济发展区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对外开放地理格局的重要变化，其依托西部地区的发展战略对我国广袤的内陆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意义重大。2015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意见》中明确指出，要通过加快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推动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一带一路战略与西部开放型经济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本文在此背景之下，首先对开放型经济理论和“一带一路”战略理论进行梳理，总结学术界对该问题研究的理论成果，作为本文分析“一带一路”战略和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接下来本文通过贸易依存度、FDI等指标对比分析东西部开放型经济发展差距，并结合当前学术界的理论研究分析东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差距的成因。在总结了“一带一路”战略与西部开放型经济发展关系的之后，本文进一步阐述了“一带一路”战略给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并从西部地区的角度出发，分析西部地区利用“一带一路”战略的困难和挑战。最后本文以贵州为例，对贵州利用“一带一路”战略，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提出政策建议。本文认为，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政策效率等因素制约贵州开放型经济发展。为了更好利用“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机遇，贵州应全面提升三大产业，加快产业融合步伐，构建内陆开放示范区，打造国家级重要的产业基地，建立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培育外贸主体，充分发挥开放平台和通道作用，加强对外经贸合作，承接国内产业转移，强化人才培养和引进工作，营造良好的开放型经济发展环境，构建“一带一路”物流大通道。
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司法审查标准研究

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以及地区贸易自由化的不断发展和深入，以及随着近些年我国“走出去”以及“一带一路”等国家政策的大力倡导，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甚至国内个人海外投资和贸易活动均日益频繁，相关市场主体遇到各类国际性民商事纠纷也越来越频繁和常见。在所有的纠纷解决机制中，国际商事仲裁方式是目前在国际民商事领域最为重要和常见的解决方式。国际商事仲裁之所以成为国际商事交往中最为适宜的一种纠纷解决机制，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在于仲裁裁决的终局性，或者说，在于仲裁“一裁终局”的特点。即裁决一经作出，就对于争议具有最终解决的效力。另外，仲裁的契约性、独立性、终局性及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等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但是，各国立法普遍规定法院对于国际商事仲裁拥有监督的权力，同时也规定法院在某些环节上协助仲裁、支持仲裁，确保仲裁程序的顺利进行。因此，如何协调仲裁和司法的关系，是国际商事仲裁领域的一个重要命题。 　　从世界范围看，在整体上司法与仲裁二者间呈现出这样的关系与趋向：法院对仲裁从严格监督发展为适度监督、从单纯监督发展为协助监督并重，所不同的是，不同国家在具体制度方面依然有所不同。在司法与仲裁二者的关系上，各国均开始不断放松对仲裁的司法监督，司法对仲裁的协助和支持日益增多。法院与仲裁之间的关系也不断走向协调和平缓。在司法对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审查方面，同样呈现出司法倾向于维护和尊重仲裁裁决的有效性、终局性和独立性原则，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得到他国承认和执行的情形不断增多和加强，国际仲裁裁决的非内国化理论、国际公共政策等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理论和学说得到广泛认同。 　　撤销审查、承认和执行审查等是对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最重要司法审查方式，并已被各国普遍采用。各国司法实践中，表现出不轻易撤销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趋势，对裁决的撤销程序逐步趋于规范和严格。在撤销审查的标准方面，主要集中在程序性瑕疵的审查，不轻易触及仲裁裁决的实体问题。《示范法》下的“撤销是对仲裁裁决的唯一追诉手段”原则得到众多国家和地区的采纳和认可。承认和执行国际仲裁裁决于一项国际仲裁裁决而言意义重大。一项国际仲裁裁决如果不能获得承认和执行，那么仲裁制存在的基础就将被动摇。《纽约公约》、《示范法》及欧美发达国家的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对国际仲裁裁决的撤销审查、承认和执行审查标准方面形成了相对完善和系统的标准体系，各国的司法审查标准在各有差异的基础上，展现出不断趋同的趋势。 　　我国通过《仲裁法》、《民事诉讼法》等立法以及通过过去几十年的司法实践，在充分借鉴相关国际公约以及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基础上，形成了相对完善和系统的仲裁以及对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制度和标准，在国内和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以及司法审查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体制以及我国仲裁事业发展相对较晚，我国在国际商事仲裁及司法审查立法以及实践规则方面均存在不少的问题，例如国内仲裁和涉外仲裁裁决审查标准方面的“内外有别”的双轨制问题、国际仲裁裁决的国籍识别标准困惑问题、外国仲裁机构在我国境内仲裁的性质和定位问题、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上诉机制建立、中国贸仲委、上海贸仲委和深圳贸仲委等几个涉外仲裁机构之间管辖权的争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对与该几个机构有关的仲裁协议和管辖权的审查认定标准等问题。因此，探究国际社会对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标准的普遍理论和实践标准等，从理论上厘清各种相关问题，并且研究我国商事仲裁裁决司法审查相关问题背后的原因并提出完善建议，对于维护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终局性、促进国际商事仲裁的统一性及其健康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本文的主体部分共包括5章内容。 　　第2章国际商事仲裁裁决与司法审查的基本理论 　　本章主要介绍现代国际商事仲裁与司法审查的基本理论，共分5节内容。首先分析了现代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起源、建立和发展，剖析了仲裁制度的契约性、独立性、民间性、终局性等本质属性，并对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定义、分类进行了界定。在仲裁与司法的关系方面，从仲裁的本质属性入手，分析了司法对仲裁支持与协助的同时，如何平衡司法对仲裁的监督和审查问题。在司法审查理论方面，着重分析了司法审查的理论基础、价值目标以及司法审查对仲裁特别是仲裁裁决的范围和适度性等边界问题。为后续具体的司法审查标准论证打下了基础。 　　第3章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国籍界定之司法审查 　　本章直接切入正题，一项国际商事仲裁裁决作出后，对第一道司法审查环节（即界定该裁决的国籍问题）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和论述，共分5节。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国籍审查和界定是当事人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行使司法追诉权（申请撤销）、承认和执行的前提，不同的国籍（例如国内裁决和外国裁决等）关系到不同的仲裁裁决权利实现路径和措施。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国籍审查和界定的标准非常复杂，从国际公约到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所建立的标准也不一致。于我国而言，我国的仲裁裁决司法审查和界定标准更是独树一帜，采用内外有别的“双轨制”模式，与国际惯常规则和标准差异较大，导致实践中产生了诸多的问题和困惑，例如外国仲裁机构在我国境内进行仲裁并作出裁决的国籍识别问题等。本章对此进行全面介绍和分析。 　　第4章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撤销之司法审查标准 　　本章是本文的核心章节之一，共分7节。本章首先介绍了对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之一的撤销制度的基本定义和基本制度，分析了撤销制度的基本理论、价值目标等。在具体考察对撤销制度的司法审查标准时，从当事人主动申请撤销审查以及法院依职能审查两个方面角度，对国际社会通行的撤销制度的司法审查标准进行了分类比较研究，主要有程序性方面的问题如：仲裁协议无效、程序性不当、管辖权问题、仲裁庭组成和仲裁程序违法；实体性问题如事实问题、法律适用问题、证据问题。除此之外，还考察了其他审查标准如可仲裁性问题和公共秩序问题等。本章对国际社会的审查标准惯例统一进行了分析，同时对比分析并指出了我国对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撤销审查标准方面的问题，诸如内外有别的双轨制、外国仲裁机构在我国境内作出的裁决涉及的国籍审查和界定、国内仲裁裁决的撤销和不予执行的冲突协调等。 　　第5章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之司法审查标准 　　本章同样为本文的核心章节之一，共分3大部分的内容。首先阐述了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基本理论问题，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关系、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法律基础和依据。其次着重介绍了《纽约公约》下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承认和执行的司法审查标准，《纽约公约》下的司法审查标准代表了多数国家的标准典范和基础，该公约项下的审查标准和范围涵盖仲裁协议问题、未适当通知当事人、管辖权问题、仲裁庭组成或仲裁程序不当、裁决没有约束力、停止或已被撤销、可仲裁性以及违反公共政策等。最后对我国在承认和执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方面的司法审查标准进行了全面分析，并对仲裁和司法实践中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和不足提出了个人建议。 　　第6章我国商事仲裁裁决司法审查制度的完善建议 　　本章以中国的仲裁立法与实践为考察对象，在对比和借鉴前文论证和揭示的国际社会关于仲裁裁决司法审查及审查标准制度之主流立场与实践的基础上，剖析中国当前仲裁立法与实践中存在的弊端，着重论证和指出，随着中国仲裁事业发展以及内外环境的变化，现行的“双轨制”司法监督模式应予改变，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应仅限于程序性事项，中国仲裁立法应就仲裁地点、外国仲裁机构在我国境内仲裁裁决的国籍界定标准等事关仲裁制度体系整体的重要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应严格规范和限制“社会公共利益”规则的适用，以及应当对撤销仲裁裁决之诉的若干程序性规定等重大制度加以完善，以推动中国仲裁进一步适应和融入现代国际商事仲裁的主流趋势。
深化两岸金融合作的基础与路径发展研究

海峡两岸金融合作是两岸经贸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岸经济和金融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但长期以来，两岸金融合作严重滞后于两岸经贸往来，呈现“大经贸、小金融”的不平衡发展格局，这严重影响到两岸经贸进一步发展。随着两岸贸易与投资规模不断扩大需要，两岸签署 ECFA，两岸金融合作已逐渐迈入“直接、双向”的“正常化、自由化和制度化”轨道。深入研究两岸金融合作，可进一步扩大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提升两岸金融业整体竞争能力及一体化进程。具体来说，加强两岸金融合作，一是有利于提升海峡两岸经贸往来的效率；二是有利于提升两岸金融机构的综合竞争力；三是有利于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囿于两岸在金融发展背景和金融体制上存在较大差异，加上长期形成的政策限制难以在短期内彻底根除，两岸金融合作仍然任重道远。 　　当前，尽管深化两岸金融合作存在各种限制，例如两岸政策存有差异、两岸金融市场发展不一、两岸金融合作滞后以及金融合作的非对称性等等，但在进一步加强两岸金融合作方面仍然有着重要机遇，如 ECFA、《服务贸易协定》、自由贸易试验区、“一带一路”与“亚投行”、“大陆各地金融中心建设”等等，这为提高两岸金融合作进程带来巨大的合作空间，也是未来两岸金融合作重点突破地方。 　　两岸金融合作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处理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并根据不同时期设计合理的政策，以促使政策效果更加明显。如何处理两岸金融合作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关系在以往研究中较为少见，众多学者更倾向于两岸金融一体化、两岸金融竞争力、两岸金融交流与合作必要性等角度切入，少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文运用Copula函数，以证券业为例，分析了两岸金融合作的关联性。结论认为，中国大陆与台湾金融市场同时发生极大值的概率相对较大，两岸金融合作所面临的市场阻碍与合作障碍影响两岸之间金融市场的关联性，两岸金融市场关联性低也是因实质存在问题尚未解决，但伴随经贸融合后，金融市场关联性会随之增加，另一方面更预示两岸金融合作潜力巨大。 　　本文最后进一步提出两岸金融合作的原则与短期、中期和长期路径，认为政经分离、先行先试、遵循WTO原则、双向优惠等是两岸金融合作必须遵循的准则。以四大原则之上，短期路径选择先行先试、多管并举、重点突破等政策；中期路径选择应推动台湾建设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建设进程；长期路径选择推动两岸四地金融一体化的政策。
高荡村文化适应研究

传统民族村落在社会转型的急剧时期经历着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变革，对异文化的批判与接受。因此，传统民族村落正面临着严峻的文化适应问题。研究传统民族村落的文化适应，对创新民族文化及维护文化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这一背景，选择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城关镇高荡村作为调查点，通过对高荡村群体层面（即农耕文化、制度文化、建筑文化、婚姻文化及教育文化五个方面）和个体层面（认同、价值观、态度、行为能力及文化适应模式）的文化适应描述，分析高荡村村民在现代化进程中文化适应的特征及影响因素。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有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及半结构深度访谈法。 　　研究成果概括为以下三点：首先，基于研究高荡村村民的文化适应状况，可呈现出少数民族与周边城市的互动过程。通过探究高荡村村民文化适应的模式及影响因素，发现整合型的适应策略有利于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教育、经济、语言因素对民族文化适应具有重要的影响。其次，高荡村文化适应中形成的文化冲突、调适和化解经验，对民族地区的文化整合有一定的启示作用。最后，针对布依族文化适应问题提出：民族地区不断的深化改革，解放民众思想观念，“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利用人才、经济促进布依族文化发展；民族之间应加强交流、交往、交融缓解文化冲突；加强民族教育的投入，重视家庭教育、社区（村寨）教育与学校教育的有机结合等对策建议。
地缘政治学视阈下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研究

南海，是我国实施“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海上咽喉。当前，南海局势复杂多变，严重影响我国东南疆域的安全与稳定。为缓解南海局势，自2014年以来，我国倡议“双轨思路”的应对策略。本文从地缘政治学入手，通过“双轨思路”的地缘内涵，剖析其对缓和、解决南海问题的重要意义。 　　本文拟分五个部分进行阐述： 　　第一部分，主要探析地缘政治学的主要观点及其变化。地缘政治学乃经邦济世之作，自产生之日起，与大国、强国的兴衰起伏息息相关。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它也表现出三个层面的变化：一是突破了空间格局，从传统的海、陆、空权发展到信息空间领域的多维空间争夺；二是超越了冲突逻辑，从最初的对立与冲突的单一逻辑，过渡到冲突与合作的双重逻辑，再到今天的合作与发展的多重逻辑，经历着一个漫长而充满进步意义的变迁历程；三是重塑了政治生态，从传统的地缘争夺与控制，经由“文明的冲突”，朝着价值、情感和文化的多元化方向重塑国际政治生态。地缘政治学理论的演进和变迁，将有助于为南海问题寻找新的解决思路。 　　第二部分，主要探析南海的地缘形态与国际格局的关系。本部分旨在立足于南海问题，探析三组极为重要的国际关系，即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国-东南亚地区的关系。 　　第三部分，着重探讨“双轨思路”对空间合作的促进。“双轨思路”从多维空间层面出发，突破了传统合作空间的局限，追求“合作共赢”的广泛合作空间。 　　第四部分，主要分析“双轨思路”对冲突性理念的超越问题。“双轨思路”的内在逻辑，是为了追求双边、多边的合作和共赢。它超越了传统的冲突性逻辑，追求建构一种息息相关的“命运共同体”理念。 　　第五部分，旨在探析“双轨思路”对国际政治生态的重塑。“双轨思路”以“双赢、多赢、共赢”为发展理念，在巩固和加强国家间双边、多边往来的基础上，彼此增强政治互信，并从更广阔的视野下，促进国家间的人文交流，共商、共筑“命运共同体”的政治生态。 　　在大数据时代，人们只有抛弃传统的冲突理念，方能共同构筑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政治环境；也只有在观念革新的基础上，才能重塑一个积极的国际政治生态。
《包容性人力发展的探讨》翻译实践报告

本次翻译选取了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米歇尔·里布(Michelle Riboud)的文章《包容性人力发展的探讨》(Investing in Inclusive Human Development)作为实践文本，主要讲述了中亚五国在教育、医疗卫生领域人力资本投资的困境并阐述了系列适用范围广的改革举措。当前正值一带一路契机，而且我国与中亚合作历史由来已久，以本文作为实践素材可汲取文内有益的经验教训，为今后合作奠定基础，因此该文本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此外，该文有切实的调查数据作支撑，语言朴实严谨、内容详实具体，是一篇有价值的研究报告，在信息多样化的今天同样是整个翻译研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笔者发现虽然学界对解构主义翻译观研究颇丰但主要用于研究文学翻译实践，以其为指导分析信息型非文学文本翻译并不多见，因此笔者利用解构主义奠基人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纯语言翻译观指导本次翻译实践，结合所选译例对抽象表达及叙事逻辑顺序差异的处理这两大翻译现象进行阐释，分析原作与译作两种语言间在词义和句法上不同意指方式的融合，于翻译实践过程中进一步认清语言间的差异性，以期实现译作朝着“纯语言”的方向不断靠近。 　　第一节从原作者介绍、项目内容及意义着手对翻译项目做了简要介绍；第二节是对译前准备阶段的阐述，包括源文本分析、平行文本阅读及项目理论依据准备；第三节结合译例对所选翻译现象进行逐一阐释；第四节介绍了译文校对流程及主要校对方向；第五节归纳总结了此次翻译及实践报告撰写困境，以期为今后汉译水平提高总结经验。
朝鲜对外经济政策变化与中朝经贸合作——兼论“中国经济对朝威胁论”

自20世纪80年代，朝鲜从认识到对外经济所具有的独特作用开始，着力推动对外经济的发展。1999年，朝鲜经济开始逐渐恢复。随后，在每年的新年社论里，朝鲜政府都强调发展经济是当前朝鲜工作的中心任务。 　　进入21世纪，面对国际新形势，朝鲜开始实行全方位外交，并充分利用“核问题”，努力营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外部环境和安全局势。为了推动经济发展，朝鲜在实行“先军政治”的同时将发展经济放在重要位置，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特别是不断推出新的对外经济政策也使对外经济合作有了新的发展。朝鲜经济近几年实现了恢复性增长，这给中朝经贸合作带来新的机遇，促进了中朝双边贸易较快发展，但是中朝贸易方式和进出口商品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中国对朝投资合作也有了进一步发展，但是合作水平低，规模小，投资到位率依然不高。朝鲜经济的低迷，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对外经济政策的不稳定性一直影响中朝经贸合作发展。 　　为推动对外经济合作，朝鲜不断地调整、发展和完善对外经济政策，经过不懈的努力，现已初见成效。目前，在对外经济合作中，朝鲜同中国和韩国开展得较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尚未见起色。加强同各国间的对外经济合作对朝鲜将是一个漫长的、且需不懈努力的系统工程。朝鲜也认识到，要想彻底解决本国的经济发展问题，获得来自外部的援助与合作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实行积极而大胆的对外经济政策是朝鲜发展经济的必然选择。 　　朝鲜对外经济合作的发展不够理想，主要与朝鲜的外部环境有关。朝鲜核问题的悬而未决，致使朝鲜的外部环境难以得到改善、无法回归国际社会，进而不能更多地获取国际上的资金和技术。从朝鲜国内的发展状况来看，现行体制以及落后的基础设施等状况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朝鲜对外经济的发展。因此，创造一个和平友好的国际环境，完善国内的相关配套设施是朝鲜经济，特别是朝鲜对外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中朝两国经贸合作得益于两国传统关系的稳步发展，同时与朝鲜经济的恢复，特别是与朝鲜的对外经济政策变化密切相关。传统友好的政治优势、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和结构互补的经济优势使两国的经贸合作关系一直比较密切，加之前苏联的解体以及西方国家对朝鲜的制裁和封锁等外部原因，使中国发展成为朝鲜的第一贸易伙伴。但是，从近年来的中朝贸易发展状况来看，贸易方式、结算方式落后等问题突出，而且与越南、巴基斯坦等我国相邻的其他国家相比，中朝经贸合作还有待进一步发展。 　　当前，大力发展中朝经贸合作的条件还不够成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不利因素；从长远看，中朝经贸合作潜力巨大，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但中朝经贸合作的顺利发展需要经历一个长期而曲折的历程。韩国方面高度关注中朝经贸发展，由于认识上的片面性，以及对事实的歪曲，韩国学者提出了“中国经济对朝威胁论”，并予以大肆渲染，这对中朝经贸合作的恢复和中韩关系的健康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深入分析“中国经济对朝威胁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正确认识和评价中朝经贸合作，对推动中朝经贸合作关系和中韩关系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汇率变化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相关性分析

汇率变动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一直以来是特别敏感的问题。2005年7月21日，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后，美元不断贬值，人民币不断升值。在这种新情况下，研究汇率变化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相关性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学者关于汇率变化和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分析，借鉴诸多学者的实证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新的模型，并以日本1987年-2004年的数据和美国，中国1987年至2006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研究方法为最小二乘法的回归分析。结果得到四个重要结论:一、本国的汇率的波动性与外商对本国的直接投资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是存在何种关系要视具体的投资东道国而定，以占领目标市场为目的的是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以再出口为目的是存在负相关关系;二、本国的实际利率与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三、人民币升值与对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人民币升值将减少成本导向型的外商直接投资。四、中国的汇率波动与外商对华的直接投资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在本文的最后，在结合中国的国情的基础之上，根据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即在中国人民币不断升值的新情况下，怎样才能做到从经济总体发展水平出发，实现“高水平引进来，大踏步走出去”协调发展这个问题，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
普京执政时期俄罗斯形势及对中俄关系的影响研究

中俄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不断发生变化，大国关系也处于调整变动之中。中国和俄罗斯作为欧亚大陆两个最大的国家，作为对世界和平与稳定负有重大责任和义务的国家，面对冷战后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潮流，率先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而且是具有全球影响的战略伙伴关系。 　　在叶利钦执政的八年时间里，两国从最初的友好国家关系跃进到面向2l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成为多极化世界格局下发展国家关系的楷模。普京执政以来，面对可怕的政治遗产和接近崩溃边缘的俄罗斯经济，普京进行了政治、经济改革，在外交上适当转移方向。 　　目前，俄罗斯政局稳定，经济复苏，外交硕果累累，但与欧洲、美国的关系比较紧张，这些都为新世纪中俄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俄关系在政治方面两国战略关系不断深化；在经济方面两国互惠双赢的合作不断扩大；在军事方面两国的信任与合作不断加强；在科技文教和人员往来方面两国交流交往日益频繁；在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方面两国进行了密切合作。 　　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别对中俄关系不会产生根本影响；俄罗斯回归欧洲政策不会影响中俄关系的发展。在实践中进一步加强两国在政治上的相互信任，巩固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政治基础；大力发展两国贸易和经济合作，增强互补性，加强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物质基础；加强两国在人文领域的合作，扩大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社会基础。 　　但由于历史和民族原因，俄罗斯比较重视与西方的关系，加上中国的崛起，“中国威胁论”引起了俄罗斯人的恐慌。中俄关系存在着消极因素，经贸关系滞后于政治关系；地方关系滞后于中央关系；民间关系滞后于官方关系等。中俄要加强科学技术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平衡贸易结构；加强地方边境合作，以点带面；深化中俄能源领域的合作与开发；扩大中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加强双方的互信协商，消除俄方“中国威胁论”的疑虑。中俄双方要致力于做真诚互信的政治合作伙伴，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伙伴，共同创新的科技合作伙伴，和谐友好的人文合作伙伴。
大图们江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大图们江区域是东北亚经济合作的先导区，是东北亚各国开展交流与合作的核心区域。从目前现状来看，该区域经济合作还处在一个从形成共识到启动实施的历史阶段，远没有达到加速发展的时期，而且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 　　当前，大图们江区域开发应该全力在项目合作机制上实现突破，积极推动国家图们江地区开发领导机构提升级别，充分发挥UNDP图们江秘书处的作用，突出图们江的品牌效应，打响大图们江区域经济合作的品牌。在交通运输领域合作上实现突破，推进中朝“路港区”、中俄“路港关”工程项目以及“中俄朝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在经贸合作上实现突破，继续扩大和完善与俄、朝开展的边境贸易、互市贸易，全力支持境外投资、兴办市场、开展资源、对外工程承包、发展转口贸易，参与国际经贸合作。在资源和市场开发上实现突破，充分利用和开发俄、朝资源，着眼于蒙古国东部省份丰富的矿产资源，认真研究将建设中蒙大通道与蒙古东部发展战略有效结合等一系列问题，加速大图们江区域经济合作开发的进程。
韩美FTA的建立对中韩FTA建立的启示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两个特点。随着经济全球化战略逐渐显露出来的不足与缺点，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更热衷于与他国进行双边贸易谈判而建立区域经济合作关系。作为发展中大国，我国一直以来对建立区域经贸合作抱有极大的热情，从2002年起，我国以先后同东盟、港澳、智利、新西兰、秘鲁等国和地区签定或已经开始实施了自由贸易协定。此外，中国还同澳大利亚、新加坡、冰岛、海湾合作委员会等国家和地区开展了自由贸易区谈判。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等内容，最终目的是实现成员间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促进经济发展，达到互利共赢。 　　韩国是我国近邻，同中国、日本一起是东亚范围内具有巨大经济影响力的经济体，同时韩国也是东亚各国中最富FTA热情的国家，自1998年起，韩国就已经积极开展FTA谈判，并先后与智利、新加坡等国签定并实施自由贸易协定，从目前进展来看，这些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为韩国经济的复苏及迅速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因此这也增加了韩国继续推进FTA战略的信心和决心。于是在2007年4月，韩美两国经过一年多的政府级谈判，最终签定了韩美FTA协定，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建立FTA合作关系，也成为韩国有史以来最为重要的一次对外经贸易合作。 　　其实在韩美两国启动FTA谈判之前，中韩两国学术界已经就中韩FTA甚至中日韩三国FTA合作展开非政府级的研究与会谈。中韩两国经贸关系从1992年建交开始迅速发展，到目前为止，中国与韩国分别是对方的第一大和第六大贸易伙伴。在这种良好的贸易关系下，中韩两国对于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一直怀有极大的热情。但是韩国首先选择了美国作为其谈判对象而非一直呼声较高的中日两国，这也为中韩FTA构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两年来，韩美FTA一直成为两国的焦点问题，至今未在两国国会获得通过，在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冲击下，韩美FTA济更是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和挑战，前景尚未明了。那么，在韩美FTA协议签定的这两年里，韩美FTA进展如何，对中国对外经贸以及中韩FTA构想产生了何种影响和启示，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中韩FTA中关于农产品贸易的探讨

自2005年，中韩双方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中韩两国FTA的前期研究。中韩两国政治友好关系和经贸合作关系的顺利发展，以及两国对双边自由贸易的积极姿态，为建立中韩FTA莫定了坚实的基础。建立中韩FTA对发展中韩友好关系，推动中韩经济合作，以及推动东北亚、东亚经济一体化都有重要意义。确定双方均可接受的农产品自由贸易安排，是建立中韩 FTA过程中面临的最复杂的挑战之一。 　　从中韩两国农业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状况看，实现中韩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对于中国具有更大的利益，既是中国推动中韩FTA的核心目标之一，也是提高中国农产品在韩国竞争能力及解决双方农产品贸易争端的重要措施。但是，韩国政府对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始终持谨慎态度，主要是担心农产品自由贸易可能对其农业产业造成冲击、危及其粮食安全，并带来较大的政治风险。 　　为此，本文通过研究建立中韩FTA的可行性以及经济效应，提出建立中韩FTA面临的最大阻碍。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分析中韩两国在农产品贸易方面的互补性和比较优势。并通过对农产品贸易因素对中韩两国所起的作用进行分析，提出双方应在建立FTA过程中就农产品贸易问题进行积极磋商与谈判，加强中韩两国农业合作，确立起合理的农产品贸易安排，具体内容包括确立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合理范围和时间步骤安排、设立合理保障机制与争端解决机制等。
中日韩经贸合作研究

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实现经济全球化的前提。目前，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欧盟是发展最为完善的区域一体化组织，2005年底北美自由贸易区启动。而作为当今世界重要一极的亚洲在区域合作方面却远远落在了后面，中日韩三国作为东北亚的主要经济体在区域合作方面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这与三国在全世界的经济地位极不相符。在此背景下，进一步加强中日韩经贸合作，符合三国人民共同心愿。关于中日韩经贸合作模式，建立自由贸易区符合三国经贸合作发展要求，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是三国经贸合作的必然结果，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必将给中日韩三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带来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经济一体化理论和自由贸易区理论为中日韩经贸合作研究提供雄厚的理论基础，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欧盟的成功建立也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提供了实践基础。如今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创造效应已成为全球贸易的增长点，能够促进区内经济和贸易增长，中日韩三国又都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无论从中日韩三国发展各自经济，还是从促进三国相互间经贸关系看，都有必要尽快在三国间建立自由贸易区，加强政府间的制度性合作。虽然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长期的事，有着许多需要克服的障碍，但是三国也存在可行的经济合作方案。 　　本文首先简要叙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自由贸易理论。然后分析了中日韩经贸合作的现状，论述了区域经贸合作所面临的各种制约因素，包括政治、经济、美国态度等制约因素。最后，针对阻碍中日韩经贸合作的各种因素，提出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合作模式和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各种措施。而且得出结论，尽管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需要经历一个长期、复杂而又充满挑战的过程，但是，只要中日韩三方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三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妥善处理彼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完善政府间对话、协调等机制性合作，朝着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共同努力、不断迈进，相信惠及三国及整个东亚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一定会尽早建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