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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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并购交易的动因及估值分析——以江河创建并购澳大利亚Vision Eye为例

过去十年间，中国通过加入WTO与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变的更加密切，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中国政府为中国企业制定了“走出去”的发展战略，以期待中国企业通过对外投资并购的方式尽快站上世界经济舞台，摆脱自主创新能力弱、依赖外商技术的限制。在“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规模和数量均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纷纷跨出国门，进行跨国并购，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与发达国家对比起来，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交易相对起步晚、开展迅速，不过在完成率方面，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相对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仍处在较低水平，并购完成后的整合效果与西方国家相比差距颇远。 　　因此，在当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经验普遍缺乏的背景下，若有相关理论研究工作对中国企业来指导和跟进，将会对提高海外并购的成功率有着巨大的帮助。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选取澳大利亚为海外并购实体所在地，尝试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背景、动因及特点进行分析，研究海外并购成功的操作流程，并通过对具体成功案例“江河创建并购澳大利亚Vision Eye公司”为例来进行具体分析，在此基础上，研究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时遇到的问题和挑战，并提出相关的应对策略。 　　本文主要从八个部分阐述了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尤其是与澳大利亚当地的企业并购的背景、动因、流程、估值及相关的问题和对策，并基于实际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企业提出了一些针对性建议。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叙述和评价了中国及西方国家对跨国并购理论研究，从而引出了论文的研究背景，进而确定了论文的结构、文章逻辑、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指明了接下来论文的研究方向。第二部分为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当下情况进行了介绍，较为系统的介绍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历程、现状及特点，并通过图表，直观的描述了跨国并购的规模、所处行业、收购方主体性质、并购的方式等；并针对澳大利亚的并购情况做了单独概述，为接下来的案例分析提供背景材料；第三部分主要对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动因进行了理论性分析，然后对澳大利亚的情况结合理论进行了详细的动因分析，第四部分至第六部分为案例分析，针对江河创建收购澳大利亚Vision Eye公司的案例进行了深度的分析，从两家公司的背景、收购的动因、流程，交易架构以及交易估值都进行了分析，第七部分主要分析了江河创建并购Vision Eye所面临的挑战，第八部分针对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提出相关建议。
“一带一路”的真实含义

1990年，希腊哲学家Panagiotis Kondylis先生在为其出版的著作《克里格-克劳塞维茨-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理论》的希腊语版作序时，曾就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就一题做出过如下“预言”：“….综上所述，该事件也许将成为20世纪历史上的一个更加引人注目的转折点，因其开启了释放这些武装力量，尤其是亚洲地区武装力量的途径，这使得西方势力的处境日渐尴尬，却又不得不敬畏之。如果将1919年甚至是1945年的世界地图与当今的世界地图相比较，任何人都可以立刻领会到，在这个世纪还将会发生比1989年的这次事件更加戏剧性的转变。之前的各种运动，为世界历史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1917年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建立，则成为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催化剂，不仅瓦解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更改变了世界版图，打破了各国的权力均衡。没有共产主义革命，21世纪的中国，无论在其国内还是国际范围内都无法取得如今这样的成就。以“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来衡量事物的思想是浮于表面的。历史的实质并不是凭空得来，而往往形成于全球范围内的新生势力取代旧有势力的过程当中。 　　“一带一路”这个提法来源于历史，如今则同时代表着中国和整个亚洲的振兴。历史并不是以直线的趋势发展，而是伴随着各种突然的爆发。当历史的各种能量积蓄到某一个临界点时，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便随之而来。“一带一路”应被视为全球性的工程。本世纪中国和亚洲的新兴，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世界的财富将被重新划分并形成新的格局。 　　在遵从市场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全球化进程之于拥有着发达工业的西方世界来说，本质上其实是建立在军事力量和美国的外交优势上的。西方将全球化视为“活动领域”的扩张，但也开始意识到由于国际竞争的日渐激烈，美国在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霸主地位已经开始动摇。也许在将来，被全球化进程“破除“的国界，会因财富分配斗争而被再度筑起（如因政治竞争造成的经济禁运，难民潮，宗教冲突等）。 　　二战和1989年的冷战后，美国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唯一霸权。这位霸主认为他们有绝对权去相信历史正在按照他们所理解的方向发展，这场胜利就是证据。他们还认为，应将自己制定的社会组织结构强加于整个世界。在任何一个时代，霸主的意识形态都被会应用于此。霸主会在全球市场和人权方面存在的普世教会主义（全球化的自由主义理念）中同样取得胜利。西方这种建立在宗教自由主义和人权之上的社会组织正在受到来自自身的威胁，如人口因素，大国间日趋激烈的财富分配冲突等。比如，作为经济自由主义要素之一，自由贸易的方式较之几年前以大有不同（商业和政治壁垒等），因为中国已经取代美国和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同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民主主义不仅不会获得成功，甚至有可能因激烈的分配冲突（政治危机）而改变宗主国本身的民主特征。历史上并不存在永恒的霸主或持续不断的直线发展。 　　“一带一路“是21世纪中国为构建其外交政策框架而提出的战略发展计划。”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会使古老的丝绸之路得以复兴。如同中国的辽阔幅员，一带一路工程规模之庞大令人称奇。对于致力于研究中国发展的学者们来说，仅考虑中国的财政数字，”一带一路“政策的提出着实”出人意料“。对于这种全球性质的战略计划，仅仅片面的发展是不可取的，应当全面跟进。在计划的设计与实施过程中，哲学、历史、经济、政治、地理和国际关系等各领域的相互作用才是重点。 　　在2013年，中国在拥有了经济、政治、军事、技术和文化力量的前提下已经具备了在极不稳定的国际环境下（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失调、政治环境动荡、国家和地区竞争、美国意识层面霸权危机）推行全球性政策的条件。正如卡尔·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提到的，若非必要或条件充足，或发展所需，社会不会将责任加于自身。 　　“一带一路“计划本身的某些特点使其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具有独特性和创新性。该计划没有设定明确的最终目标，也没有给出时间表，一切都会随着未来国际环境的发展因势而动，与时俱进（中国战略）。 　　事实上，“一带一路“不设立明确可衡量的最终目标这一举动也受到西方声音的诟病。而如此制定是因为这项计划涉及到全球化模式的替代提案并因此涉及到意识形态层次，这本身是不可衡量的，但会在未来通过该计划在实施中东西方社会对其的受用和反应中有所体现。全球化模式及中国提出的其相关特性，会从东方尤其是中国所全面认知的全球化及现状中展现出来。中国渴望一个更加公平而稳定的世界，于是便想要也必须参与到21世纪构建世界秩序的活动中来。 　　“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为全世界，实际上也是倾向于”弱势国家“进行财富分配的全球化模式的另一种提案，尊重各国的主权和特征，致力于构建双赢的经济合作。 　　至于该计划的战略和技术实施层面，早在计划提出之初便通过动员各界政府和社会团体并在全世界展开相关论坛并以此蓄力。尽管并没有清晰全面的路线计划，换句话说，并没有明确的经济走廊，“一带一路“计划会在环境、合作关系以及各种事件的不断发生和变化中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在仔细研究过由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计划后不难发现，政府已筹备该计划多年，并将其列入重大战略计划之中。 　　“一带一路“的另一项革新的特色，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将该项目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定位为中国人民，即将该计划的成果制定为”国民事务“。在对外方面，该计划则直指别国政府，企业界和寻求双赢局面的社会各界，这与之前的殖民统治完全相反。正是这一特点使”一带一路“计划区别于经常被国际学者用来与之相较的马歇尔计划。 　　中国并不是普通的单一民族国家，她庞大而复杂，所以在推行“一带一路“计划的过程中，会从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使其各方更加紧密团结。 　　“一带一路“计划与中国的外交政策具有相同意义。很明显，中国共产党有能力使该项战略计划的实施深入到社会各界中去。而社会各界（企业，大学，文化和专业团体等）也会为外交计划的实施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广义的角度上，“一带一路“同样与国家利益的概念相辅相成。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展现的开放姿态为自己创造了更广的利益范围（能源安全，金融投资，参与国际性组织，参与组织新的维护经济和稳定的国际性组织）。 　　“一带一路”计划与中国现有的生产结构直接相关。中国通过引入“新常态”而改变现有的经济模式，放缓经济建设步伐，在高科技、重创新的基础上从劳动密集型结构向资本密集型结构过度，从而形成高收入经济体。同时，“新常态”指的是改良升级现有各个行业。近年来，中国本土的人工成本在不断升高（而在过去低人工成本是中国的一大优势），中国旨在将劳动密集模式植入“一带一路”计划所涉及的拥有大量非技术熟练工的周边国家中去，以此帮助周边国家发展（双赢模式）。另外中国也同样可以通过“一带一路”计划将自己在必要基础建设中剩余的原材料和低附加值产品流通到有需要的国家中去。 　　“一带一路”的实施是中国乃至亚洲积累政治资本的过程。足够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实力将使中国有能力就国际范围内的关键事务提出意见和应对方案，而非仅仅作为受众参与其中。在解决财富分配问题的过程中，政治因素将渗透到经济因素中。 　　“一带一路”计划也拥有其地理特征。在以欧洲为中心的时代，掌控德国即掌控世界和欧亚大陆的概念自有其道理。而在中国逐步发展的今天，掌控世界的关键点变为了西伯利亚和以亚洲为中心的地区。中国在认真研究历史的基础上应与俄罗斯建立结构关系，另外应意识到俄罗斯在高加索地区，中亚和西伯利亚地区的主导地位。 　　“一带一路”计划应重点着眼于不同外交国家的社会和人民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当今世界的发展巨大而迅猛。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流。正如中世纪的宗教，欧洲启蒙运动和20世纪的民族主义一般，科技的发展使得全世界范围内的人与机构能够得以沟通交流。 　　进入21世纪，在全球化体制下出现了全新的改变和挑战。人们不仅可以与身边的人沟通，甚至可以通过网络与地球另外一端的人进行实时通讯。信息时代和现代技术发展作为舆论的加速器，使得全民都能参与到政治事件中来。在当下，全球范围内的政治运动正在加强。世界主要问题，如环境、气候、经济发展不平衡、生活水平、军事冲突、宗教冲突等，通过现代科技全部展现在人民眼前，而这也更激发了人们对现有制度的不满和愤怒。 　　在地理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以及在不均衡的财富分配方面产生的差异，使得在欠发达地区的人们深感发达地区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尊重。在“一带一路”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各地区需和平共处，平等互惠，否则一旦嫌隙产生便会对计划的实施产生影响。“一带一路”计划同样是一场文化的交流，在实施过程中会与如穆斯林、西方基督教文化等发生碰撞。 　　Yoshihiro Francis Fukuyama先生相信，在苏联解体及冷战结束后，宗教自由主义、统一的全球化市场和人权斗争将不会终结。然而马列主义中对于全球主要社会矛盾中的一些修辞却已不再被使用，如阶级斗争和帝国主义等。全球矛盾的重点正在由政治争论向文化价值观（如人权问题）的方向转变，而文化则变成媒介壁垒，避免卷入全球财富分配的竞争中来。至于财富分配的矛盾则会愈演愈烈并被各地的文化差异赋予各自的政治意义。由于拥有其符号价值，文化差异也会变成影响大众的手段之一。南-北或东-西式对比被视作西方基督教文化与穆斯林文化或儒家文化的对比。其中一个关于中东制度环境的实例中，加剧的财富分配矛盾被视作a)塞缪尔·亨延顿理论中的“文明的冲突”以及b)冲突双方同属一个政治环境下的“民事冲突”。 　　“文明的冲突”一词，通常用于形容西方势力与非西方势力在精神层面发生的冲突。Panajotis Kondylis先生对此的见解是，世上并不存在文化冲突，冲突往往是缺乏文化的表现。在”民事冲突“（IS,逊尼派，什叶派，伊斯兰抵抗运动等）中，文化差异被政治化，并被用于权利争夺。 　　“一带一路“计划及其所有组成（国家，企业，社会团体等）将会在其途经的地区与不同的政治实体不期而遇。只有存在异国文化的条件下才会存在挑战，因为其会对各个本土个体所持的价值观提出质疑。只有当”国外“的价值观会带来潜在威胁时才会有冲突出现。因此，创造双赢局面是计划的关键，它将打开与不同文化实体展开对话的通道，建立真实且深入的关系。创造双赢局面也是彻底了解彼此的方式。美好的愿景尽管得来不费功夫，但仅有愿景并不能了解文明的内涵。
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对泰中货物贸易的影响研究

当今世界是一个竞争和合作相结合的世界。残酷的竞争建立在牢固合作的基础和前提上，在任何一个经济区域都无处不在。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特别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特惠贸易协定的产生，商品贸易竞争在近十年来愈演愈烈，而合作领域也随之越发广泛。 　　泰中友好关系源远流长，一直以来都保持着紧密的外交关系和经贸合作。2002年签署的《东盟-中国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将双边经贸合作的发展提升到新的高度，也为启动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以下简称ACFTA）提供了法律框架。ACFTA是中国“首个”和泰国在东盟名义下对外商谈的第一个自贸区，是两国迄今为止最有影响力，也是至今世界人口最多、市场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它的建成不但会加速两国货物贸易的发展，更能拓展双方经贸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建成ACFTA仅用十几年的时间，却值得我们充分地理解其所带来的多层次挑战与机遇，并最终剖析这一重大合作的前景。本文旨在研究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2010年建立前后和期间对双边货物贸易的影响。本论文由八章组成；前三章作为研究背景，为后续章节探索影响ACFTA泰中双边贸易发展、结构、组成以及竞争力做研究基础。通过将比较分析法与定性和定量分析法相结合，加上一些经济指标的运用，本文试图从中了解ACFTA对双方商品的贸易促进、贸易自由化和贸易便利化所产生的各方面影响。 　　ACFTA及其关税削减计划已经对接近90％的货物消除了关税和相关壁垒，有效地放宽了市场准入，使资本、资源和商品自由流通。在过去的10年，自2005年开始，直至2010年自贸区的建成到现在，双边贸易额增长了接近7倍，超过了中国对其他东盟成员国和很多其他国家的贸易。2014年，中国以大约636亿美元的贸易额，超越了日本成为泰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与2010年相比增长了39%，并有望在2020年达到1000亿美元。这在很大程度也能归功于自贸区的影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也带动了贸易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内贸易的转型，使得两国在制造业产品贸易上具有相对竞争力，并在农产品贸易上具有相对互补性。新市场的开放无疑伴随着激烈的竞争，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贸易。 　　此外，框架协议包括贸易、服务、投资协议，纠纷解决协议和经济合作协议。它们将共同或单独、直接或间接地刺激双边贸易的增长。本文的研究结果揭示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资以及中方在银行、金融、旅游和教育行业等跨境服务的扩散。这些因素都有助于推动双边贸易，加强经贸合作。ACFTA主张发展的物流和交通基础设施，如泰中铁路合作项目及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已经开始在促进贸易便利化、降低运输成本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 　　本文还在自由贸易区理论和引力模型的基础上，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分析静态的贸易效应对双方货物贸易的影响。实证结果指出，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效应同时存在，但前者大于后者，表明ACFTA给两国带来净福利的收益。同时，动态效应如规模经济、竞争加剧、技术进步也会产生一定影响。从消费者角度而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降低物价水平的同时，还提高了商品的多样性和异质性。 　　由此可见，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不仅是两国货物贸易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但也将成为未来多边区域贸易协定，如AEC、RECEP和FTAAP发展的助推器与垫脚石。因此，对自贸区产生的影响的研究有益于两国加强政治关系、实现双赢合作，促进东南亚地区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国有资本海外并购的战略绩效研究

本文以我国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开展海外并购为背景，对国有资本海外并购的战略绩效问题进行了研究。目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为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我国企业积极“走出去”意义重大，海外并购作为我国企业拓展海外经营规模和经营领域的重要方式，规模和数量逐年增加。 　　文章分五部分，首先介绍了选题背景、选题意义、研究目的、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研究创新点和研究框架；接着回顾了相关理论及国内外文献；接下来介绍了中粮集团并购来宝集团农业板块51％股份这一国有资本海外并购的案例，随后从财务层面的战略绩效、业务层面的战略绩效、企业整体发展层面的战略绩效和国家核心利益层面的战略绩效四个层面分析论证了此次国有资本海外并购的战略绩效；最后从对中粮集团、对国家有关部门、对国务院国资委三个角度提出有关建议并得出研究结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开展海外并购不同于国有企业开展海外并购，更不同于我国普通企业开展海外并购，在考虑财务回报的同时，务必树立正确的“义利观”，更多地去考虑海外并购的战略绩效，一方面从企业自身出发，从企业业务层面战略和企业整体发展层面战略考核海外并购，另一方面从国家核心利益层面战略考核海外并购，真正实现对于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要求。
人民币汇率波动与公司价值的关系研究——以暴风科技和青岛海尔为例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和我国经济结构转型以及“走出去”等相关政策的影响，中国企业正在走向国际市场，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目前，国际贸易需求持续增加，企业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中国加入 WTO后，“国内市场经济国际化”的格局逐渐形成。在新的形势下，衡量企业优劣与否不再按照传统的以经营利润为主要标准，而应考虑更重要的综合指标“企业价值”。随着汇率改革新政策的实行，人民币汇率的频繁波动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已不容忽视。因此，寻找新的方法预测汇率和分析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在对前期学者研究结果进行总结的基础上，首先对人民币汇率进行分析，即以2015年6月-7月的人民币汇率数据为研究对象，对样本数据进行建模并分析其未来趋势。其次选取两家不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典型代表——制造型企业青岛海尔和服务型企业暴风科技，采用案例分析法和数学建模法，分析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这两家企业公司价值的影响，得出短期内人民币升值会对企业价值造成负向冲击，对外贸型企业影响更为显著的结论。该结论能够使企业通过预测人民币汇率变动来及时调整自身的经营模式应对相关风险。本文最后对我国企业应对人民币汇率波动提出相关建议。
中国企业非洲投资税务筹划研究

中国与非洲的贸易往来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以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为原则,积极建立与非洲各国的良好经贸关系.改革开放后,中非贸易发展速度不断加快.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促进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发展,中非各国的经贸发展迈上了新的高度.有鉴于此,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税务筹划便显得尤为重要,这对于在非洲投资项目的顺利开展和成本节约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本文先是从投资的税务筹划原理入手,追本溯源,依靠强大的理论支撑,对尼日利亚和南非展开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分析了海外投资以及非洲投资的现状,根据非洲各主要国家的税制规定,论证中国企业非洲投资税务筹划的可行性,使得非洲投资税务筹划这个主题,得到了充分而严谨的论证,并对企业在非洲投资做出了长远而可行的建议. 　　但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中所提出的投资筹划是基于某些特定环境,这些环境可能会因企业经营状况,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等因素发生改变,因此具体的税务筹划方案应量体裁衣,对症下药,根据特定情况做出相应调整.
中国企业亚洲投资税务筹划研究

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不断增多，涉及的投资国家越来越多。企业的经营活动也不再只局限于本国之内，而是立足全球市场，利用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优惠政策对企业的发展战略进行统筹规划与调整，从而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与此同时，国际税务筹划也应运而生，海外项目融资作为海外投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其自身的特点，使得合理的税务筹划对项目融资的顺利进行和成本的节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首先对国际税务筹划的原理和理论基础进行了详细的探究，接着对亚洲投资现状进行了介绍和分析，随后对海外项目的融资方式及以及海外项目的税务筹划方式进行了研究。在案例研究上，本文首先分析了亚洲项目公司投资控股架构对企业税负的影响，接着选取了典型案例阐述如何设计、优化海外融资架构以及如何利用国与国之间的税收协定优化企业架构以达到结余税负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税务筹划是在特定环境下完成的，但这些环境并非一成不变。比如，企业自身的状况存在差异，国际环境也在不断变化。因此国际税务筹划方案的设计应当是灵活的，能够适应所处的特定环境。
董事会资本与企业并购———基于迈瑞医疗的案例研究

在中国的资本市场，并购这一话题始终保持着热度。对于参与并购的企业自身，并购能够帮助企业获取资源，提高经营质量，增强竞争实力；对于经济大环境，并购能够促进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增强资本市场有效性，保持经济增长的活力。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经济贸易组织，自此，以市场为基础的并购时代来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特征伴随着全流通时代的到来而在我国并购市场中得到了体现。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大形势下，资本市场上的并购活动从以国外巨头收购中国企业为主的“跑马圈地”为主发展到以跨境双向并购为趋势的“你来我往”。并购范围上也出现了不少新的趋势：并购方从初期的以国有企业为主发展到民营企业也积极参与到并购中；涉及行业从以能源资源到高新技术产业、从实体经济到金融服务业等。 　　并购是企业重要的战略决策，董事会作为企业最高决策机构，是并购决策的最终提出者。董事会能否有效在并购中发挥其资源提供和监督建议功能，决定了企业能否做出正确的并购决策并成功进行并购和并购后整合。根据Hillman对董事会资本的定义，即董事会中所有董事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有机组合，用以考察董事会向公司提供资源的能力，董事会资本可以作为董事会在并购中发挥作用能力的有效度量。因此我们思考：（1）董事会资本的哪些方面能够在并购中发挥作用？（2）董事会资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在并购中发挥作用？（3）董事会资本会对并购决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本文将研究董事会资本在企业并购决策中起到的作用，首先通过文献整理和回顾，逐层分析董事会人力及社会资本、董事会效能、并购动因以及企业的战略竞争行为，提出了董事会资本作用于企业并购决策的理论模型。并通过案例研究的方法，以一家典型公司近年的并购活动为案例分析对象，以获得微观层面上董事会个体所具有的人力和社会资本在并购决策中起到的作用。 　　通过研究得到了以下结论： 　　第一，通过整理国内外学者文献，梳理出了董事会资本作用于企业战略决策行为的模型。该模型试图从两个方向解答其作用路径。首先，董事会资本直接关系到董事会效能，董事会监督建议和咨询职能的行使是以董事会成员的知识、技能、经验为基础的。董事会通过为高层梯队提供监督和资源，保证企业进行并购的动因是有利于利益最大化的，进而采取理性的并购决策。其次，企业的并购活动是战略竞争行为的一部分，董事会资本会作用于企业的战略竞争行为，进而作用于企业的并购决策。 　　第二，在案例研究的过程中，梳理出较为系统地对目标公司进行董事会资本数量进行分析的方法。根据董事会成员的背景特征对其在董事会中扮演的角色进行分类，从而判断其能够为公司提供的资源，董事会所有成员能够为公司提供的资源即董事会资本的数量。 　　第三，通过文献整理与案例研究，得出董事会人力和社会资本确实能够通过作用于并购动因和战略竞争行为并影响企业并购决策的结论。具有较高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董事，能够更快地获取和处理外部信息并传达给企业内部，表现在并购上就是进行顺应市场趋势的并购决策。
中国企业欧洲投资税务筹划研究

自经济危机以来，中国企业对欧洲地区投资增长迅速，直接投资流量从2009年的33.5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128.52亿美元，增长了近4倍。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一带一路”与“欧洲投资计划”对接等政策的相继出台，为中国企业对欧洲地区投资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另外，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目的从单纯获取自然资源向学习高新技术、管理经验的转变也为中国企业对欧洲投资提供了内在动力。随着对欧洲投资的增多，相应的税务筹划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中国企业对欧洲地区税制了解不多，对税务筹划理念存在缺失，导致对欧洲投资面临很大的税务风险。了解投资目的地的税务规定，制定合理的税务筹划方案对投资的顺利进行和成本节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先是对欧洲地区各国税制进行了研究，并着重介绍了主要投资目标国的税务规定以及签订的税收协定情况，接着对国际税务筹划的原理和理论进行了详细研究，综合欧洲地区税制特点提出了中国企业对欧洲地区投资基本税务筹划框架。在案例研究方面，本文将欧州分为欧盟地区和非欧盟地区，分别选取了欧盟地区和非欧盟地区的国家作为投资目的地进行税务筹划设计，分析了在采用不同的投资方案下企业承担的税负情况，阐述了如何利用国际税收协定、资本弱化等方式优化企业投资构架，以达到节约税负成本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进行税务筹划需要依据特定的环境，在进行欧洲投资税务筹划之前，应在本文提出的对欧洲投资的基本框架基础上，对投资目的地的税务环境、企业自身状况等做详细分析，以设计出最合适的税务筹划方案。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整合研究——以双汇并购史密斯菲尔德为例

中国企业受企业内在发展需求及宏观环境驱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近年如火如荼。根据2004年到2014年长达十年多的有关海外并购的统计报告指出，海外并购的交易数量年复合的增长率是9.5％，而海外并购的市场规模的年复合的增长率已达35%。在过去2015年的海外并购浪潮中，交易总金额达到了1万亿美元，其中中国企业所实现的并购交易额高达610亿美元。展望未来，随着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购买先进技术及成熟品牌、对冲人民币可能贬值的意愿更为强烈，以及政府对“一带一路”相关政策的推进，中国企业海外收购规模有望持续攀升。 　　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走出去，当然这么多并购事件中，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这都属于常态。关于海外并购有个著名的“七七定律”提到，70%的企业并购最终没能达到其最初的目标实现并购的成功，是因为这其中70%的企业在并购整合上的失败造成的。而2013年双汇以71亿美元收购史密斯菲尔德的案例是近几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案例中较成功的代表。一个在2011年因为“瘦肉精”事件面临公关危机、业绩滑落的中国老字号食品公司联姻美国猪肉巨头史密斯菲尔德公司之后是如何进行并购整合的，将作为本论文研究对象。 　　本文以并购整合理论、价值链理论和基于价值链的并购整合理论为基础，运用文献、案例研究和财务数据分析的方法来具体剖析双汇并购史密斯菲尔德整合较为成功的原因所在。通过各项财务指标能更准确得评价双汇并购整合的财务效果，并分别从经营、财务、人力、文化整合四方面来具体分析双汇并购整合相对成功的原因。希望通过此案例的研究能为今后中国企业走出去，遇到海外并购整合相关问题时提供一些建议与帮助。
北京田径世锦赛陪同口译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

基于口译实践—2015北京国际田联世界田径锦标赛陪同翻译，笔者以归化异化、直译意译等原则为指导，针对陪同口译过程中出现的文化负载词及其口译方法进行探讨。 　　通过对比研究，笔者得出如下结论：本篇报告中的文化负载词主要分为中国传统文化词汇和旅游景点术语两大类。针对不同类型的文化负载词，笔者采用不用的翻译方法，提出了包括音译、意译以及音译+增译等在内的翻译方法，并以这三种翻译方法为重点，对每部分分别加以举例并分析，最终发现意译的翻译方法使用最多，音译+增译次之，音译使用最少。笔者将这三种翻译方法运用到翻译实践中，使得整个翻译过程流畅自然，最终收到较为满意的翻译效果。 　　本篇报告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价值。通过分析口译实战中遇到的翻译障碍，寻找对应翻译策略，从而更好指导口译实践。同时，研究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增强中国软实力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海油员工翻译能力现状调研及对策建议

随着一带一路的贯彻落实，中国能源企业进入了一个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国海洋石油是我国最早的对外开放型的企业，海外业务一直稳居前列。在2011年至2015年年间，中国海油的海外业务不断攀升，其足迹已遍及五大洲。随着海外业务、跨境业务的增加，一带一路战略的开展，对外人才的需求量不断上升，对员工的翻译能力的要求也随之提高。 　　本文从翻译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出发，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的方式考察中海油员工在对外业务中的翻译能力现状。报告分析了员工的基本情况、企业英语运用情况、员工的翻译基础与实践情况、员工的翻译质量评价认识、跨文化交际能力以及员工在翻译中遇到的困难。 　　调研发现中海油员工英语翻译基础普遍较好，但是词汇量相对较小，行业相关的专业术语不熟悉。在跨文化交际中，员工掌握的业务涉及国家的相关知识较少，对业务涉及国家的文化不熟悉等现状。针对中海油员工当前的翻译能力现状，报告给出了员工提高自身翻译能力的相关建议。
目的论视角下的欧盟法律文本翻译研究——以欧盟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指令提案翻译为例

2003年中欧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在中国，中小企业以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居多，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然而，这类中国企业在欧洲投资时，常因不熟悉欧盟相关法规而遭受法律制裁。因此，学术界十分有必要帮助其了解欧盟立法，以有效避免各种法律风险的发生。翻译法律文本是解决该问题的有效方案之一。然而，目前中国对欧盟法律的翻译数量不足，相关翻译研究也较为滞后，迫切需要以系统理论为指导进行深入探索。 　　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认为，译者应从翻译目的出发采取合宜的翻译策略，可按照需要调整原文。该理论强调意译与翻译效果，并不注重形式，若运用得当恰好可以弥补源语和译入语在语言、文化上的巨大差异。 　　本文从当前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战略下走向欧洲的现实需要出发，梳理了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的基本理论及国内外的研究进展，借助翻译欧盟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指令提案，从词汇、句式及段落三个维度分析了欧盟法律文本的特征，进而得出结论，即使用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来指导欧盟法律翻译是切实可行的方法。最后，本文还提出若干建议以增强欧盟法律文本的汉译效果。
文本类型理论视角下的商务合同翻译—以西门子公司软件服务协议为例

2014年全球进出口贸易总额为8006.90亿美元，中国大陆服务贸易总额6069.57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位。2015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总值达到11.53万亿元人民币，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特别是“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中外贸易交往日益频繁。合同起草，谈判，签署成为贸易交往不可或缺的环节。与其他合同类型不同，商贸合同具有涉外性质，有时需要英汉两种甚至多种译本，因此商贸合同翻译也成为国际商业贸易交流中的必要一环。 　　文本类型理论由德国功能翻译学派代表人物卡特琳娜·莱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文本类型理论的核心就是要根据不同的文本类型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莱斯把文本划分为三种主要的类型，即表情型文本、操作型文本和信息型文本。根据莱斯的观点，商务法律合同属于信息型文本，其功能在于如实的传递客观的信息，事实，观点和理论。因此，这种文本的翻译应该着重于对原文信息的如实传递，既要真实的反应原文的信息，又要使译文符合读者的语言交际习惯。 　　通过对文本类型和该翻译项目的研究，作者分别找出了本翻译项目的重点单词，词组和句式并进行逐一分析，最终得出在翻译商务合同文本中应遵循以下原则：忠实准确；简洁清楚；用词专业。同时，译者总结商务合同文本的以下翻译方法：直译法，转换法和增减法，在对每一种翻译方法做了详细的解释说明的同时，以大量的实例加以阐述。最后作者对项目进行总结和反思，为下一步的翻译实践和论文写作总结经验。
国际大米市场行情英译汉报告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与发展，我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与商务交流与日俱增，商务文本翻译也愈发重要。商务文本包罗万象，但通过笔者研究发现，商务英语翻译主要需要遵循准确性与专业性两个基本原则。对译者而言，通过应用相关理论来改进译文质量、提高信息传播效率无疑是当前国际交往的需要。 　　该翻译报告是笔者将一次翻译实践和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相结合的报告，旨在阐述功能对等理论在商务文本英汉翻译中的应用及指导。笔者在中粮实习半年期间翻译了二十期国际大米行情报告，本报告精选了有代表性的五期，分析该理论对商务文本英汉翻译的指导作用。首先介绍了翻译项目背景，然后简单概括了功能对等理论，之后以笔者的商务翻译实践为研究对象，结合该理论以及一些翻译策略、方法与技巧，尝试探究该理论对商务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最后是笔者对此次翻译项目报告实践的总结，希望能够对其他翻译学习人员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