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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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
“一带一路”视域下的中俄合作研究
第四届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合作发展论坛开幕式模拟口译实践报告

在“发展共赢”的世界背景以及“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的大环境下，乌鲁木齐作为中国丝绸之路带上一个重要的支点城市，顺应趋势并发挥带头作用。本报告是第四届丝绸之路论坛上的三篇讲话为材料，此次论坛的召开目的在于加强国家之间的合作交流，分享各自的发展经验，共谋丝绸经济。笔者模拟现场口译环境而做的一次交替传译口译实践。本次模拟实践活动持续1个多小时并以汉译英的形式展开。笔者通过对口译模拟实践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进行着重剖析，在释意派理论的指导下，利用省译法、转换法、倒置法以及增译法等翻译技巧对材料内容进行翻译与分析，并对过程中出现的难点和笔者学到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笔者通过此次模拟交替传译实践活动，进一步探究释意理论下的翻译策论是如何运用到口译实践中的，也明确了释意理论对于口译的重要影响和作用。
目的论视角下的“一带一路”与教育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口译实践报告

“一带一路”战略是目前整个亚欧国家包括中国的各领域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这其中也包括各国之间在教育方面的合作发展。2016年6月25日在新疆师范大学举办了一场大型的教育与发展国际研讨会，国内外的很多专家、教授出席了此次大会，就有关教育方面问题做了大会发言。在研讨会期间笔者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国立大学教授发言的交传任务。 　　该口译实践报告以德国翻译理论家汉斯·费米尔的翻译目的论为指导，介绍了翻译任务以及翻译目的论在实践中的运用，并采用不同的翻译技巧对口译实践案例进行分析。 　　报告分成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口译翻译缘起包括口译任务背景和意义；第二部分描述了口译任务及笔者的译前准备工作介绍；第三部分是翻译目的论的概述；第四部分是报告最重要的一部分，是目的论在口译实践中的运用；第五部分是总结，包括笔者在口译任务中的经验与不足。
“一带一路”沿线省市经济开放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分析

1978年以来，我国在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下，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不断提升自身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加大统筹区域经济投入力度，加快对自身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逐步实现了我国经济的跨越式快速发展。因此，对外开放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全球经济的整体发展具有很高的关联性，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下，中国将进一步巩固、扩大我国与中亚、东南亚以及更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互利合作，这对于我国各个地区全方面开放新局面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国内段将我国处于中西部地区的众多省市都包含了进去，使这些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由最初的“内陆腹地”摇身一变成为现在的“开放前沿”，为中西部地区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契机。所以，经济开放对“一带一路”沿线省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般认为，经济开放对地区经济的增长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逐步区域化和“一带一路”沿线省市在地理区域上的不同分布，各个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上面都有很大的差别。此时，经济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将不仅仅停留在单个经济主体内部起作用，而是会对其周围地区经济的增长产生一定的影响，在空间计量经济学领域这个影响作用称之为空间效应。这时，各个地区经济的发展从一个个单独的个体变成一个相互联系和影响的经济整体，他们彼此之间的影响强弱将通过彼此在地理位置上的距离远近进行度量。因此，在“一带一路”沿线省市经济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分析中，将代表地理位置的空间权重矩阵纳入到模型中，希望能够得到“一带一路”沿线省市经济开放对各个地区经济增长产生的空间效应。这不仅有利于“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实施和战略目标的整体实现，同时有利于各个省市经济整体联动发展局面的形成，也为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参考建议。 　　本文在确立研究目标的基础上，对相关的研究文献进行了阅读和梳理。在计量经济学理论知识的支撑下将空间权重矩阵纳入计量模型中，分析“一带一路”沿线省市经济开放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研究的主要过程如下： 　　第一，在对本文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重点和研究成就进行了总结和说明，结合本文的初步构想找到研究的切入点。 　　第二，对经济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进行说明，进一步说明经济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已有的度量方法。因为本文试图从地理空间位置角度分析问题，因此在第三章对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计量模型进行说明，主要包括空间相关性的检验方法、空间权重矩阵的构建方法和几种常用空间面板模型的介绍，为后文的实证分析做好理论准备。 　　第三，对“一带一路”沿线24个省市1997年至2015年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开放度进行分析，找出各个省市经济增长和经济开放的地区差异和变化趋势。并且对24个省市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开放的影响作用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借此说明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空间效应的存在，为进行下一步的分析打下基础。 　　第四，选取“一带一路”沿线24个省市1997-2015年的面板数据，根据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确立引入人均GDP作为被解释变量，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教育投资和从业人数作为控制变量，并通过经济开放规模构建市场潜能模型作为主要解释变量来表示经济开放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在LM、LR和Hausman检验的基础上引入空间权重矩阵确立建立空间面板误差模型。从而在空间上将经济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进行了分析，并通过建立普通面板数据模型做出对比，分析空间面板误差模型的优势。 　　第五，在一系列理论和实证分析的支撑下，“一带一路”沿线省市经济开放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分析的主要结论如下： 　　1、在全域上“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空间相关性，且这种相关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正的空间相关性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是从趋势上来说这种区域的空间相关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阶段性的先上升后下降。这表明“一带一路”沿线省市的经济增长虽然得益于一系列国家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战略，增加了区域内部的经济协调发展。但是这也减少了各个区域之间的空间联系，使得全域范围内各个地区的空间相关性有一定下降，未能很好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各个省市经济的跨区域联动发展局面。 　　2、随着我国不断扩大经济开放，加强对外贸易举措的实施，我国的经济开放度水平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通过对地区之间的经济开放度水平对比，可以发现尽管随着时间的各个地区的对外经济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整体来说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开放度水平差距较大。 　　3、各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和来自其他地区对外开放带来的市场潜能存在着正向空间效应，即该地区的经济开放程度的提升能够带动其周边地区经济的增长，且这种带动作用与各个地区之间的距离成反比的。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代表资本和技术进步的人均教育投资仍然对地区经济的增长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且这种基础建设的作用是高于我们研究的经济开放的影响，由此可以说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做好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同时，地区经济的增长在空间上还会受到来自其他地区随机因素的影响，及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受到的影响会间接地扩散到其他地区。 　　本文的整体研究是建立在经济开放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的基础上，相比于国内外众多学者已有的研究相比，本文主要的特点如下： 　　1、从空间效应的角度出发，将各个省市的经济发展按照空间地理位置的远近看做一个相互联系和影响的经济整体。从而避免因为忽略经济开放在空间上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外溢效应而错误的估计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为“一带一路”沿线省市经济的联动发展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信息。 　　2、从经济开放规模的角度出发构建市场潜能模型来刻画经济开放对各个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外溢效应，从而经济开放总量的角度测度了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这样就避免了因为相对指标的计算而造成数据信息的丢失，同时也避免了因为数据换算对结果产生影响。 　　3、以“一带一路”沿线省市作为经济研究主体，分析经济开放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不仅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环境，更加有利于我们立足于“一带一路”战略的整体规划目标和方向为各个地区的局部发展提出有价值的参考意见，为促进我国各个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实现我国整体经济的联动发展局面提供正确信息。 　　由于数据的不可获得性，同时也由于作者自身知识的局限性，本文的研究过程中存在不足和可以深入探索的部分。首先在数据方面，尽管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开始对经济增长中关于人力资本的数据均是使用劳动力和就业方面的数据，但是如果从空间上来考虑地区之间的溢出效应，一个思考是可以使用人口流动方面的数据或许能够有更好的效果。但是由于数据的不可获得性，本文没能做出相应的研究，希望在以后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找到解决的办法。其次在模型方面，本文选取的选取衡量经济开放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效用的理论模型由于变量选取的局限性可能无法完整的表达经济增长中所受到的来自各个方面的影响作用，对结果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最后由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年份还不长，数据包含的信息量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结果体系，因此本文未能从对比分析的角度对“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所取得的成果进行分析。
“一带一路”战略下习主席外交演讲研究——基于评价理论视角

本研究基于评价理论视角，采取定量定性分析方法对“一带一路”战略下习主席外交演讲进行积极话语分析，旨在发现习主席外交演讲中评价资源的分布特征，话语特征和功能特征。本文的分析语料为习近平主席2013年09月至2016年10月出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出席外交场合发表的有关中国国家顶层级战略“一带一路”的20篇外交演讲。研究结果发现如下： 　　评价资源的分布特征:积极性资源要远远大于消极性资源的使用。三大类资源中，态度资源的使用是最多的（56.8％），其次是级差资源（27.7％），介入资源（15.5％）最少。以下均按频率高低分布来阐释各子系统的分布特征。1）态度资源分布:鉴赏资源（64.5％)→判断资源（21.8％)→情感资源（13.7％）。鉴赏资源中：构成资源（49.3％)→反应资源（28.7％）→价值资源（22％）。情感资源中：倾向资源（34％）→安全资源（26％）→快乐资源（22％）→满意资源（18％）。判断资源中：社会评判资源（69％）→社会约束资源（31％）。社会判断资源中：做事才干资源（49.4％）→坚韧不拔资源（25.7％）→行为规范资源（22.5％)。社会约束资源中：真实可靠资源（70.4％）→正当资源（29.6％）。2）级差资源分布：语势资源（62％）→聚焦资源（38％）。语势资源中：量化资源（67.3％）→强化资源（33.3％）。聚焦资源中：明显资源（98.9％）→模糊资源（1.1％)。3）介入资源中：话语扩展资源（56.1％）→话语收缩资源（43.9％）。扩展资源中：引发资源（67％）→摘引资源（33％）。收缩资源中:否认资源（43.6％)→宣称资源(56.4％）。 　　评价资源的话语特征:本研究对评价资源各子系统在习主席外交演讲中的话语特征进行了详细的实例分析。研究发现态度资源中，鉴赏资源使用最多，习主席主要对出访国，出访国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传统等进行积极鉴赏从而深化了务实合作。判断资源中，习主席对勤劳勇敢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所取得的成就进行积极评判从而寻求共同繁荣。情感资源中，习主席表达了出访的喜悦之情以及对“一带一路”发展的展望从而建构了和谐的氛围。在极差资源使用中，习主席多用强势和明显资源来强调积极意义从而促进了相互信任。在介入资源中，习主席使用收缩资源中的否认和和宣称资源鲜明表明中国的外交立场，在扩展资源中，习主席善于引用大量国内外名言和诗歌从而达到认知的共识，寻找契合点。 　　评价资源的功能特征:研究发现主要有三大功能特征：文化融合功能，社会建构功能以及意识形态的表达功能。文化融合方面，评价资源丰富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不同文明的文化交流，使古丝绸之路焕发新的生机活力。社会建构方面，评价资源引起了外国观众与习主席之间的情感共鸣，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裙带关系发展。在意识形态表达方面，评价资源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策沟通，建构了和平发展，独立自主，求同存异，负责任的中国国家形象，从而在无形中拉近了他与国外民众间的距离。 　　本研究有助于外交演讲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促进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同时扩展了评价理论和积极话语分析的研究范围，具有一定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践意义，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远远不够，希望能抛砖引玉，对今后的相关研究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我国与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及出口贸易潜力分析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是中国构建对外开放格局过程中的一项重大举措，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而其中“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对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格局、经济通道沿途国家以及中国对外经贸合作关系能够起到非常巨大的推进作用。中东欧国家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但由于各种原因，中国与中东欧的经贸合作一直不是非常的顺畅。但伴随贸易通道的完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往来必然会面临飞速发展的前景。 　　本文以中国与中东欧16国的经贸合作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重点论证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基础上，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的发展。本文首先对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作出了详尽的解释，阐述了本文的论证方法、重点难点创新点与不足之处，探讨了通道经济和贸易潜力相关理论与概念，对“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作出了详实的介绍。随后本文对于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合作发展现状进行了面板数据的分析，探讨了“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对双方经贸合作关系的影响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采用了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用传统引力模型中的人均 GDP、人口数量和贸易距离作为因变量，班轮航运连接指数 SHPjt、关税水平 TAFjt、进口周转天数 TIMjt、货币自由度 MONjt、贸易自由度 TRDjt、反应进口国加入欧盟的情况 EUNjt等数据作为贸易非效率影响因素，计算出中国目前对中东欧国家的出口贸易效率处于较低的水平，主要是由于进口国关税水平较高导致的，而贸易伙伴国加入欧盟、货运班轮连通性和货币自由度相对能够较大程度的促进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贸易双方的贸易效率较低，同时也说明了双方的贸易潜力较大，发展空间较为广阔，为了为挖掘贸易潜力提供有效的指导性指数，本文分析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相互之间的贸易依赖度与互补性。在本文的最后，提出了一系列基于“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基础之上的，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交流的建议，并对两个国家（国家集合体）的经贸合作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一带一路”、市场化进程与企业银行债务融资——兼论银行债务融资投资效益

近年来，我国企业存在着杠杆率高企，债务规模增长过快，企业债务负担不断加重等现实问题。为缓解经济下行压力下企业债务风险上升带来的经营困难，2016年9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宣告我国企业全面“降杠杆”工作正式开始，也将银行债权转股权这一工作重心提升至政策层面。随着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制度”已被认为将作为一个重要因素显著改变微观企业的偏好，从而改变其行为。陈冬华等（2010）提出，强政府干预和强政策导向是我国企业面临的现实问题，所以对我国微观企业行为研究必须结合宏观经济政策背景进行分析才更具现实意义（姜国华、饶品贵，2011）。已有学者从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方面对企业债务融资行为进行研究，但至今未有人从“一带一路”这一新兴宏观经济政策入手，研究其对企业银行债务融资问题的影响。同时，“强政府”带来“弱市场”问题，在政策背景下，市场化进程对企业银行债务融资规模的影响也是值得探究的中国问题。基于此，本文选取了2011年——2015年我国全部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一带一路”政策、市场化进程以及两者共同作用对企业银行债务融资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政策”与“市场”框架下，企业银行债务融资规模对企业投资水平和投资效率的影响。 　　本文研究发现：1、受到“一带一路”政策鼓励的企业，银行债务融资更多，并在非国有企业中该结果更显著，证明了“一带一路”政策对银行债务融资的“扶持效应”，且该“扶持效应”缓解了受到政策鼓励地区的非国有企业银行债务融资约束问题。2、市场化进程对企业银行债务融资规模存在“抑制效应”，且在国有企业中该“抑制效应”更显著。3、“一带一路”政策背景下，市场化进程与企业银行债务融资规模由负相关变为正相关，政策“扶持效应”改变了市场化进程的“抑制效应”。4、企业银行债务融资提升了企业投资水平，但同时也加剧了企业非效率投资；当企业受到“一带一路”政策鼓励时，银行债务融资对企业投资水平的提升效应和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程度的促进效应都更为显著；而市场化进程差异下，企业银行债务融资的投资水平提升效应和非效率投资促进效应不显著。 　　本文针对“一带一路”政策的研究，丰富了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企业行为这一研究领域，且本文提出的“一带一路”政策衡量办法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定研究思路。同时，本文研究对政府与公司财务、市场与公司财务这两个研究领域做出了一定研究佐证，为政策在我国的微观传导机制研究做出了一定贡献。此外，本文进一步研究了在“政策”和“市场”影响下，银行债务融资规模对企业投资水平及投资效率的影响，对企业正确作出投融资决策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丝绸之路经济带贸易合作法律问题研究

贸易合作的核心是法律衔接的畅通、是国际经贸合作障碍排除的法治化。经济全球化地不断发展，使得各国之间经济贸易往来日趋频繁，国家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各国之间联合为经济一体化组织也成为当下的一种趋势。随着这一趋势的发展，经济迅速腾飞的中国也开始顺应潮流，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共识应运而生。在国际经贸合作中，熟悉和正确运用合作方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可以准确地确定合作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这不但有助于从法律保障层面促进双方合作机制稳定高效运行，同时也有利于避免或者解决合作中的争端与矛盾。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其经济发展水平，其直接制约和影响的因素就是法治建设状况，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合作项目实施也直接取决于双边或者多边的法治状况。因此，研究法律在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贸易合作中的规范调控已是尤为重要的课题。 　　本文的正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首先在第一部分阐述了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贸易合作的法治现状及发展历程，明晰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范围及发展现状。 　　比较研究是分析不同事物优势最迅速的方法。本文第二部分针对国际组织解决贸易合作问题的相关法律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总结欧盟、世界贸易组织、东南亚经济联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在组织机构设计和争端解决机制构建方面的成功经验，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加强贸易合作提供制度借鉴。 　　本文第三部分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分别从贸易领域、投资领域、人力资源、能源交易领域以及税收领域等五个具体层面，对制约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贸易合作中面临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研究，理清其脉络。 　　坚持问题导向的关键是解决问题、指导实践。第四部分针对第三部分存在的问题，为有效解决丝绸之路经济带贸易合作法律问题，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实施，加强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贸易合作提出了若干具体的建议。
基于冲突视角下的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关系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出访中亚和东盟时相继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该倡议是中国政府基于对全球经济形势及区域发展需求的分析，结合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现状而提出的，是中国政府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社会信息化，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的选择，是中国政府主动承担区域大国责任，带动区域经济共同发展的决定。就单从意义层面而言，对内，“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国家级顶层倡议——国家区域发展三大倡议之一，对外，它是由中国发起的涵盖沿线65个国家及地区、覆盖亚欧非三大洲的合作倡议。该倡议旨在借用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在国际社会及周边地区的影响力，高举“和平与发展”的旗帜，向外传达出该倡议“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四大理念，搭建出一条“促进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实现区域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 　　自该倡议提出之日，便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有人为倡议的前景而欢呼助威，也有人为此游移不定，更有人为此而惶恐不安。一些沿线国家认为“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共赢”理念符合国家自身的实际发展需求，有助于推动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所以希望可以通过加入“一带一路”来获得中国国内低廉的产品、发达的技术、丰裕的资金和广阔的市场等，也正因此，部分沿线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便积极响应，并号召更多的国家融入倡议当中。一些沿线国家则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只是一个噱头，一个中国谋求扩大地区影响力的“阳谋”，也正因此，他们出于对自身国家长远利益的考虑，选择对“一带一路”不予置评。还有部分沿线国家则从实际角度出发，认为自己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只是一个“跳板”，实际获利不多，所以融入一带一路的积极性并不高。惶恐不安的态度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地方：中亚地区的国家担心中国想要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扩大其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俄罗斯与印度则担心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有可能会触及到自己在地区的影响力。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线外国家，如美国，在极力鼓吹中国威胁论、阴谋论，不断强化“一带一路”的政治色彩，将“一带一路”定位成中国的马歇尔计划，鼓动线内国家拒绝“一带一路”或通过在区域制造事端来阻挠“一带一路”的落实。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之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线内环境也并不乐观。“一带一路”是一个覆盖了沿线65个国家及地区的倡议，而这65个国家及地区却在政治、文化、经济、宗教、法制上面各具特色，无法统一而论，线内国家之间的关系更是复杂多变，而且最重要的是沿线65个国家及地区与中国的关系也因各自利益的变化而有所不同，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在线内国家推动倡议的过程中极有可能会触碰到相关当事的既得利益，从而引起反弹，进而产生冲突，阻碍倡议的推进。笔者认为在如此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之下，中国政府倡议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从现实角度出发，“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也只可能是层层递进、逐一突破的漫长过程。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充分了解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现状，有效界定双方之间的潜在冲突因素，并制定相应的冲突应对策略，对于推进该倡议而言是非常有必要的。通过阅读相关的文献，笔者发现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持不同的态度一方面取决于双方国家利益的差异，属于国家层面的差异，该部分的差异一般不可动摇且易产生冲突，会通过宏观层面政府的举措（如反倾销等）作用于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双方生活大背景的差异，这些差异属于民间层面的差异，大部分属于可协调的差异，此类差异会在合作双方商务往来过程中通过某种形式（如商务沟通等）作用于双方的关系，考虑到该部分研究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进程中的重要性，笔者选择基于冲突视角之下，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关系进行简要分析，目的在于可以为两国就经贸层面可能产生的冲突提供相应的应对建议。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关系的研究，了解双方之间存在的差异，明白双方在贸易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冲突因素，进而针对冲突因素提出相应的应对建议。笔者认为，如果将“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与落地比作一次需要多方合作的作战行动，其成功落地就是本次作战的作战目标，其中中国是本次行动的发起方，沿线国家即为本次行动的合作方，在整个行动的推进过程中需要营造“两个环境”，分别是：（1）需要中国政府方去发起推动鼓励相关合作方参与本次倡议，需要相关合作方即沿线国家从政府层面参与本次行动并鼓励国内企业和中国企业进行合作，共同为两国的经贸合作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2）需要中国国内的企业走出国门主动与沿线国家国内的企业开展合作，需要沿线国家国内的企业主动与中国企业进行合作，携手共同营造一个和谐的合作氛围。笔者认为如果想要营造一个和谐友好的经贸环境，确保沿线国家能够积极主动参与到本次行动中，中国方面不管是从政府层面还是企业层面都应该做好准备，这个准备不仅包括提出符合双方或者多方利益需求的倡议，更需要准备好如何应对双方可能发生争议或者冲突的方案。只有做足准备，才能实现以尽可能短的时间、尽可能低的成本实现本次行动的终极目标——即“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成功落地并实施。 　　笔者认为，在整个倡议的推进过程中，中国不可能只凭借自身力量去推动倡议的实施，必然要借助多方力量来推动沿线国家及线外国家去充分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本质和内涵，进而减小倡议推进实施的阻力，提升线内国家融入“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性，加大倡议快速推进的可能性。而这也就要求中国相关方能够充分发掘自己与沿线国家利益的重合点和冲突因素，进而对两国关系有清晰的认知，进而通过准确定位达到对症下药的目的。然而由于该项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对学者的知识水平和学术水平要求较高，所以目前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十分有限，所以笔者希望从“冲突”角度出发，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关系做一个简要分析，并通过抛砖引玉，来带动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助力“一带一路”的成功落地 　　本文的研究主要分为五大部分，采取的策略是：由浅入深，层层递进，深入浅出。本文第一章主要是对选题背景、选题意义、研究对象、研究框架、研究方法等做一个简介，第二章主要是对本文的理论基础和前人在有关“一带一路”舆论环境、挑战风险和策略建议以及中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进行综述，第三章和第四章是本文的主体，主要分析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中，会存在哪些影响两国经贸关系的潜在冲突因素，第四章则是本文的策略建议部分，主要分为潜伏期、生长期和爆发期冲突应对三个部分，第五章则是本文的结论，即针对前文的研究结果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与归纳。 　　经过对前人研究的分析，笔者发现，推进“一带一路”所面临的挑战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存在复杂的差异造成的，而这些差异在一定的背景条件下可以衍变为冲突，进而影响到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关系，而想要建立和维护良好的经贸关系，就必然需要对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找出双方存在的潜在冲突因素并进行剖析，最后则是针对冲突因素得出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 　　最后，虽然上文中阐述了很多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保持良好经贸关系所面临的困难与阻碍，但笔者认为从长期来看中国可以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加大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力度，营造良好的经贸合作氛围，形成良好的经贸合作关系。考虑到“一带一路”倡议的在经贸合作方面现实价值及未来潜力，笔者认为相关方亦可不必过于悲观或消极，应该用开放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毕竟“一带一路”倡议对内有利于推动中国自身发展，就注定中国将来必定会花费更多的精力去落实；对外，该倡议不仅惠及沿线国家更惠及全球各国，对提升世界经济发展复兴、繁荣与和平进步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也正因此中国政府为了保证该倡议能够顺利推进，和国内金融机构及沿线国家进行合作，通过成立专门的机构或基金，来保证“一带一路”的资金供给（附录4），随着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加深及倡议成果的逐步显现，更多的国家将会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逐步主动融入到倡议当中，进而达到倡议惠及全球的终极目的。也正因此，我们可以相信，在或远或近的未来，“一带一路”倡议必将在沿线各国的互信合作中逐步实现，成功落地生根，而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也必然随着倡议的推进而逐步加深。
援助对中非经贸合作与发展的影响研究

过去15年见证了中国资本在非洲大陆的崛起，在“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指引下，中国政府和企业通过援助、贸易和投资三种主要合作方式，加快海外布局。其中，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非洲市场成为中国资本的重要流向地，中国由长期的资本输入国逐渐向新兴的资本输出国转变。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对非援助力度，中国企业加强与非洲国家的经贸合作，中国已成为非洲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非洲市场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往，有关中国资本“走出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贸易与投资，而对中国援助的关注较少。中国对外援助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是“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贸易、投资等经济活动在海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对受助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是一个全新而且重要的研究课题。 　　本文从援助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中国援助对中非双边经贸合作与发展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研究了以下三个问题：（1）WTO提出的“援助促贸计划”，旨在通过援助的方式，促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融入国际贸易。而中国自2009年以来，已经连续多年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国，那么，援助是否对中非贸易规模的扩大发挥了一定的作用？（2）中国对外投资虽然起步较晚，但增长迅猛，中国企业加大对非投资力度，有利于开发非洲资源、消化过剩产能、实现持续发展。中国援助和投资作为两种资本形式，同时流入非洲国家，两者之间是互补关系还是替代关系？（3）中国资本通过援助、贸易、投资等形式，如此大规模地参与非洲国家的经济活动，引起了世界的瞩目，对于这个非洲大陆的新入者，各方舆论褒贬不一。那么，中国资本的进入究竟为非洲国家带来了什么？能否有效地促进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 　　文章共分为六个章节，遵循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考察了中国援非对中非双边经贸发展的影响。各章主要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考虑到有关中国对外援助的实证研究较少，本文首先对中国援非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简单的介绍，主要从历史、特点、效果三方面展开。中国对非援助的历史悠久，可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初，随着中非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援助策略也逐渐由政治互助向经济合作转变。而中国对非援助的特点以五项原则和八项主张为指导，不附带任何条件、不干涉内政，以双边援助为主，注重基础设施建设。此外，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对中国援助的效果进行了定性的总结：援非项目有助于中非双边增强政治互信、促进经贸合作、共同提升国际地位。 　　第二章结合本文的研究内容，从援助与贸易、援助与投资、援助与经济增长三个角度梳理和回顾了现有文献，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国外学者有关援助有效性研究的历史演化过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研究中国对外援助的重要性。同时，本章也对鲜有的几篇研究中国对外援助的文章进行了总结，进一步明确本文的研究内容、方法和意义。 　　第三章分析中国援助对中非贸易的影响。中国国务院的“经济与贸易大战略”明确规定了，商务部需要将对非援助、互利合作和贸易投资结合起来。与此同时，WTO的“援助促贸计划”指出，基础设施的援建是促进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贸易的重要手段。在以上国内、外背景下，本章利用系统GMM方法考察了中国援助对中非贸易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总量水平上，对非援助显著促进了中非贸易的增长，主要贡献来源于中国对非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 　　第四章研究中国援助对投资的影响。本章首先建立了一个小型开放经济的索洛模型，将援助分解为互补性援助和实物资本类援助，考察其对外商投资异质性的影响。结果显示，前者通过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边际资本的回报率，有助于吸引外商投资流入。而后者作为另一种资本形式流入东道国，对外商投资产生了一定的替代作用，援助可以通过增加国内投资的方式，降低东道国对外商投资的依赖度。因此，援助对外商投资同时存在“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实证研究利用系统 GMM估计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了援助总量和不同类型援助对中国投资的影响，结果验证了上述理论模型与实际数据的高度一致性。 　　第五章以援助为重点，结合贸易与投资，考察中国资本对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援助、贸易和外商投资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三个重要引擎。中国政府合理地运用援助、积极地扩大贸易规模、引导外商投资拉动国内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现如今，中国携带援助、贸易、投资三大合作方式进入非洲市场。本章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方法考察中国资本对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总量水平上，中国对非援助能够显著促进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中非贸易有助于非洲国家贸易条件的改善，从而实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资源寻求型的中国投资，对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能产生显著的影响。 　　第六章通过对上述三个问题的实证研究进行总结，得出本文的结论。在此基础上，为中国与非洲国家如何利用好援助，促进双边经贸合作以及受助国的经济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并进一步指明了援助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 　　本文的主要结论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在总量水平上，考察援助对中非贸易、中国投资、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发现，对非援助显著促进了中非贸易的增长，主要贡献来源于中国对非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由于同时存在“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援助并不能有效地促进中国对非投资的增长。与此同时，中国对非援助和中非贸易能够显著促进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而中国投资对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能产生显著的影响。 　　二、不同类型的援助对贸易、投资、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社会基础设施类援助在非洲国家产生了显著的进口替代效应，劳动力素质的提升提高了非洲国家的自主生产能力，降低了对中国产品的依赖，促进了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同时，人力资本的积累对中国投资的流入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交通、运输、能源、通信、基建等经济基础设施类援助，对中国贸易、投资、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均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贸易便利化，是促进中非贸易规模迅速扩大的重要动力，也为吸引中国投资流入非洲市场创造了良好的硬件设施和配套条件，在更大更广的范围内，促进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率的提升。由于潜在的“替代效应”，生产部门的物质资本类援助对中国贸易和投资进入非洲市场产生了一定的替代作用，对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直接流向非洲政府部门的财政援助，虽然存在一定的寻租风险和替代作用，对中国投资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但却有助于维护中国与受助国政府的伙伴关系，增加非洲国家的对华出口，促进双边贸易增长，以此带动非洲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率的提高。 　　三、由于非洲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援助有效性的发挥在不同的国家存在显著差异。本文发现，援助总量对中非贸易呈现先降后升的“U”型影响，且大多数国家都已跨过最低门槛，开始对中非贸易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援助总量对投资的促进作用仅在50分位点上，即吸收中国投资处于中等水平的国家中显著，而在其余四个分位点上，对投资的影响有正有负，同时存在“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援助主要对经济增长最慢和最快的国家产生显著的影响，且对后者的边际促进效应更大，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多为非洲产油国。此外，不同类型的援助在不同分位点上的功能发挥，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本文围绕中国对非援助这一全新的课题，利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全面讨论了援助对中非贸易、中国投资、以及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在选题立意、数据搜集、分析方法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创新性，具体概括如下： 　　第一，本文的选题非常新颖，对外援助作为中国资本输出的重要方式，鲜有实证文献对其进行讨论，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也非常匮乏。而中国对非援助规模庞大、作用突出、意义重大，无论是从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大局出发，还是从非洲国家的长远发展考虑，该领域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在更深层次上，还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 　　第二，本文利用China AidData数据库搜集了中国对非援助的项目级别数据，不仅从总量层面考察了中国援助对贸易、投资、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将援助按流向的领域区分为四种类型，具体考察不同类型援助的差异化影响，从而使我们更加详细地理解不同类型援助的作用机理。 　　第三，内生性问题和异质性问题的解决更合理，结论更稳健。考虑到中国对非贸易和投资具有一定的“聚集效应”，本文利用系统 GMM方法进行了研究，克服了一定的内生性问题。同时，非洲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差异，本文借助分位数回归方法考察了不同类型援助在不同分位点的影响效果，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中国援助的有效性。
高冲突地区信息不对称、合法性与“政府-政府”海外投资模式风险——基于密松项目和迪拉瓦项目的案例研究

国有企业是我国对外投资的主力军，特别是在能源、资源和金融等领域，国有企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不断出现挫折。我国政府越来越倾向于在政府治理能力差的高冲突国家进行投资，海外投资量与海外投资所在国的政府治理能力呈现出正比的关系，虽然我国对高冲突地区的投资量呈现上升趋势，但直到近几年，我国在高冲突地区的投资风险事件频频发生，才引起了我国对高冲突国家投资的合法性问题的重视。 　　由于高冲突地区的特点，政府往往对社会实行高压控制，公众缺乏冲突表达的机制，政府和民间社会的信息存在严重的不对称。中国企业在国内经营过程中，主要与政府打交道，较少涉及到与公众，到了国外后也仍然延续这种做法。这种走上层路线的公关不仅容易导致海外投资项目的不透明，也不能兼顾高冲突地区各利益群体的利益，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赢取东道国民众的信任，难以获取海外投资的合法性，在冲突爆发时，会导致我国的海外投资风险。 　　本文中，高冲突地区是指从暴力冲突向和平转化的冲突后地区，或者是虽然没有发生暴力冲突但政局和社会不稳定，且存在多方利益群体间的利益冲突的国家或地区。典型的国家有缅甸、比利亚、苏丹、委内瑞拉等国。高冲突地区往往政府腐败，法律制度不完善，公民缺乏公平的政治参与机会。同时，冲突激烈的多方社会利益下，政府对社会采取高压控制，信息交流的媒介被阻碍。在高冲突地区的这种特点下，政府往往缺乏完善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不愿对外传递信息，而公民也缺乏冲突表达的机制，使得政府和民众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在国际民主意识觉醒大潮流和国内利益冲突催化的双重背景下，民众对政府政务透明的呼声越来越高，一旦冲突激化，不得民心的政府缺乏稳定社会的能力，如果海外投资继续延续“政府-政府”的投资模式，就会给海外投资带来风险。因此，基于高冲突地区的特点，本文选取高冲突地区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信息不对称、合法性与“政府-政府”海外投资模式风险间的关系。 　　“政府-政府”的海外投资模式是指在海外投资的过程中，投资项目的签署、规划和建设等有关活动都在双方政府间开展，而没有充分考虑到东道国民众的意见和利益的海外投资模式。“政府-政府”的海外投资模式由来已久，由于我国海外投资较多地集中在能源、电力、采矿、金融、基础建设等行业，而这些行业在国内外通常都是战略性行业，被国企所垄断，因此，进入这些行业就无法避免地需要与东道国政府建立比较亲密的联系。然而，对东道国政府的盲目相信，反而让我国的海外投资企业忽视了东道国民众的看法和利益，我国的海外投资模式也逐渐呈现出较强的“政府-政府”的特点。 　　合法性是指在法律规范、价值、信念等社会结构的系统内，组织内外群体对组织的感知和认可程度。由于高冲突地区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政府-政府”的模式使得我国的海外投资项目常常因项目不透明而被东道国民众批评。与此同时，这种政府对政府的模式，没有充分考虑到东道国民众的利益，不能兼顾东道国各利益群体的利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利益分配不均的局面。在项目不透明和不能兼顾各方利益的两大问题下，我国的海外投资企业难以获得当地人的信任和认可，也就难以获取合法性。由于高冲突地区的政府并不能完全掌控本国的局势，只单一地与东道国政府建立同盟关系，而忽视东道国民众，当冲突积累到一定程度爆发时，海外投资项目容易找到东道国民众的反对，危害到我国的海外投资，带来海外投资风险。 　　作为我国对外投资的主力军，国有企业在高冲突地区的海外投资不断遭受挫折。目前已有文献中，鲜有研究对对高冲突地区信息不对称、合法性与中国“政府—政府”海外投资模式风险进行系统的研究，且尚未有文献完善地建立三者间的联系。本文通过选取密松项目和迪拉瓦项目两个案例，基于Scott提出的合法性三大维度和Gruning提出的双向对称模型两大理论的整合分析，对比两个投资项目的公关效果和合法性，并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为我国今后在高冲突地区投资提出建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然而，由于本文的案例资料多来源于已有研究和新闻报道，非一手资料来源，有可能会受到已有研究的误导。 　　缅甸属于典型的高冲突、信息不对称国家。缅甸由多个民族组成，也存在多种宗教信仰，民族间的利益冲突长期存在，形成了多片地方武装割据；其次，缅甸的法律框架不完善，军政府统治时期，政府腐败、独裁，公民缺乏平等的经济政治权利；军政府曾经对缅甸进行了多年的独裁统治，对社会进行恐怖施压，严加限制信息的传播，缅甸民众缺乏利益冲突表达的机制。因此，政府和民间的信息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 　　密松项目采用了“政府-政府”海外投资模式，在这种海外投资模式下，项目的不透明引起了东道国对项目的猜忌，流传出不少不利传言；“政府-政府”的投资模式不能兼顾各相关方的利益，形成了利益冲突；“政府-政府”的投资模式易使我国的海外投资企业成为缅甸军政府的“替罪羊”；这种模式缺乏对当地民众的宣传和教育，使东道国民众对修建水电站缺乏理性思考。最终，密松项目在从规范、规制和认知三个维度都违反了合法性的要求，陷入了合法性困境，民众对密松项目的反对声日益高涨，项目最终只能被迫搁浅。 　　迪拉瓦项目通过广泛搜集和听取当地民众的意见，使得项目更合乎当地的制度规范和价值观；日本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密切配合，推动与缅甸的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多方面的交流，为缅甸树立亲和的形象；日本对缅甸的细致援助，虽然投资小，但却能解决民众的切身利益问题；迪瓦拉项目巧妙的股权设计，实现了利益的共享。迪拉瓦项目通过面向公众的双向对称公关，形成双向的信息沟通，加强了项目的透明度，减轻了缅甸政府与民众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利益的共享，兼顾了各利益群体的利益，满足规制、规范和认知三个合法性维度，从而帮助海外投资企业取得合法性。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由于高冲突地区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政府-政府”的模式，使得我国的海外投资项目常常因项目不透明和不能兼顾东道国各利益群体的利益而受到东道国民众的反对，难以获取合法性。当冲突积累到一定程度爆发时，就会危害到我国的海外投资，带来海外投资风险。相反，面向公众的双向对称公关有助于在冲突地区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与当地民众形成双向的信息沟通，加强项目的透明度，减轻高冲突地区政府与民众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利益的共享机制，能够兼顾各利益群体的利益，形成利益共享，这种双向对称的公关模式有效地帮助海外投资企业在高冲突地区获取合法性。 　　因此，我国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过程中，应该尽量避免采用“政府-政府”的海外投资模式，转而借鉴日本面向公众的双向对称公关，解决东道国高冲突和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合法性问题，具体可以通过制定好投资利益的分配机制，避免利益冲突激化；提高项目透明度，重视企业信息披露；建立有效的社区沟通协商机制，广泛搜集和听取当地民众的意见，尽量满足民众对项目的期待；加强与当地媒体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促进双方之间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体育等多方面的交流；重视社会责任，加强对公益项目的投入等措施来实现。
中国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合作研究

在后关税时代，贸易便利化问题备受关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贸易便利化将成为继贸易自由化后促进世界贸易增长的主要路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国家新的开放战略，它的基本任务是实现沿线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这顺应了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即致力于自由贸易的进程，加快货物的通行速度和效率，以降低贸易成本。然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主要区域包括东南亚、南亚、海湾以及印度洋西岸地区，沿线国家众多、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地域环境复杂，贸易便利化水平以及贸易便利化制度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如何在沿线异质性较大的国家间寻找互联互通的突破点以加强贸易便利化合作是非常复杂与艰辛的，需要不断地探索与尝试。 　　文章将贸易便利化合作问题作为研究的主线，共分为六章，第一章，回顾了贸易便利化以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相关文献。第二章，介绍了贸易便利化的相关理论，包括概念，指标体系以及理论基础。第三章，从定性与定量的方面分析了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现状。定性方面，从区域组织的角度分析了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制度安排的现状及差异；定量方面，通过建立包括“口岸基础设施”、“海关环境”，“规制环境”、“电子商务”四个方面的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对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了量化测评。第四章，分别从四个区域介绍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合作现状，并对合作中的困境进行了分析。第五章，为了进一步检验贸易便利化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利用2008-2014年沿线24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贸易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并进一步深入分析了沿线其他国家贸易便利化的四个不同方面对中国出口贸易影响的差异。基于前面各章的分析，第六章提出了中国加强与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合作的对策建议。
战略支撑点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

21世纪，国际海洋战略形势的变化对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既提供了机遇，又使得这一战略面临着挑战。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战略态势中寻得国家发展的先机，将海洋安全贯穿国家建设主线的始终，是中国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及其战略支撑点建设则是中国政府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所施行的一项推进国家稳步发展的重要举措，是中国“走出去”战略中的关键一环，更是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战略落到实处的具体的战略举措。未来，中国政府应在理清大战略思路的前提下，依托“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一优势平台，准确选取、建设并维护好战略支撑点，充分发挥战略支撑点所特有的示范样板性战略效用，积极深化与沿线诸国间的战略联系，拓展与各参与国的外交纵深，巧妙的应对地区间战略风险，以期构筑新型区域合作模式。 　　本文论述的核心要义即是围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战略倡议，通过设定战略支撑点的衡量标准并提出推进中国与战略支撑点战略对接的互动路径，从而行之有效的实现“点面结合，线片协调，并最终实现地区性战略整合”的发展目标。论文首先以空间场模型与力量场效应为战略支撑点构建作理论梳理，在明确概念的基础上，试从地缘势力、国家群体、战略地位以及战略诉求四个层面对战略支撑点的战略内涵予以阐述。但作为一项尚未成熟的政策应对，战略支撑点的敏感性与脆弱性暴露无遗。基于此，笔者尝试从地理区位、历史联系、贸易畅通、设施联通以及战略示范五个层面对其进行战略考量，并从政治保障、制度保障、物质保障以及文化保障四个方面对中国与战略支撑点间战略对接的互动路径予以概述。其次，为了阐明战略支撑点构建的战略相关性，笔者更是通过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所面临的风险与挑战的分析，指出战略支撑点建设有益于缓解这一战略倡议的战略困境，并通过能力因素、类别划分以及基本特性三个层面对战略支撑点构建所应具备的战略要素进行剖析。再次，为了验证上文所论及的的正确性，笔者分别对该战略倡议所指涉的三条主要航道上的八个重点国家予以列述，用以考察其是否具有成为战略支撑点的发展潜力。最后，通过对战略支撑点所存在风险性的考量，文章认为应从关键举措、重要因素、安全保障以及方向保证四个层面对实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战略支撑点的共建提出可行性工作机制，不断增强中国国家建设的可持续性。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资跨国公司外汇风险管理研究——以Z公司为例

外汇风险管理是涉外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一带一路”迅速上升为国家战略，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开始走出国门，试图在经济增长潜力巨大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寻找新的业绩增长点。但是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币基本上为不可自由兑换货币，致使这些企业跨国经营遭遇了严重的汇兑损失。 　　本文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对主要海外市场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通信设备制造商Z公司的外汇管理进行了研究。文章第一部分是导论，首先介绍了文章的研究背景、意义和框架，在文献综述中主要从外汇风险的识别、度量和管理三个方面回顾了中外学者过去的相关研究成果。第二部分主要是介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汇率风险的有关情况，阐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汇风险管理的难点。在文章的第三部分，主要是论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营的中资跨国公司应该如何防范外汇风险。该部分引入了Z公司的实际案例，本文通过阐述公司外汇风险管理现状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发现Z公司外汇风险管理方法已经无法适应外汇形势的变化，导致外汇风险管理效果不佳有管理目标不明确、管理结构不合理、外汇风险管理人员专业水平低以及对冲策略不完善这四个原因。本文从全面风险管理的角度出发，从确定外汇风险管理目标、集中管理外汇风险、提高专业人员水平以及采取多样化对冲策略四个方面提出了改进对策。第四部分为本文的结论。本文建议以Z公司为代表的中资跨国公司应该立足于目前外汇局势动荡的现状，根据自身业务特点灵活建立起以经营对冲为主、金融对冲为辅的外汇风险管理系统，有效控制外汇风险。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选取的是主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营的中资跨国公司进行研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汇率问题相对更加复杂多变，以往针对在发达国家全球化经营的金融对冲策略作用不大。更多的是需要用到与金融对冲截然不同的经营对冲策略，因此既丰富了原有的经营对冲策略的内容，又为Z公司提出相对具体的外汇风险应对策略，对于其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经营的中资企业具有一定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