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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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纽马克的文本类型理论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英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世界各国的交流正在逐步加深。作为领导人思想表达的载体，领袖著作已成为国外了解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途径，因此领袖著作的翻译变的越来越重要。 　　《邓小平文选》是我国最重要的领袖著作之一，它由中央文献翻译部进行翻译，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在某种程度上，它的翻译代表了我国翻译界的最高水平，因此《邓小平文选》的英译本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本论文以纽马克的文本类型理论为切入点，分析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的应用。纽马克将文本大致分为表达型文本，信息型文本和呼唤型文本，并且基于此提出了两种翻译方法，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语义翻译注重对原文词汇和句子结构的语用分析，在翻译时要尽量保留原文的形式。交际翻译的重点是根据目标语的语言、文化和语用方式来传递信息，注重译文的可读性。此外纽马克强调表达型文本应采用语义翻译，而信息型文本和呼唤型文本采用交际翻译。 　　在本论文中，首先从宏观方面，通过对《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文章目的、翻译目的、目标读者群以及权威性的分析，作者发现在邓选第二卷英译中，译者不仅要忠实于原文的内容，而且要兼顾读者的接受能力。此外考虑到邓选第二卷的翻译目的，作者发现其英译本的主要的功能是信息功能。接着通过对原文和译文的对比，作者发现交际翻译法是其主要的翻译方法，这和纽马克的文本类型理论相一致。然后从微观方面出发，作者分析了交际翻译在词汇、句法和篇章层面的应用。由于中英文的差异，译者在忠实的前提下对原文进行了适当的增减和修改，这样做的目的是增强译文的可读性，使之更加符合目标语读者的语言和文化习惯，从而实现其交际目的。 　　在中国政治文化“走出去”的战略目标下，我们面临着翻译更多领袖著作的使命。作者希望本文能对邓选英译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对领袖著作的翻译做出一定的贡献。
丝绸之路经济带之中国与中亚五国交通便利化法律制度探析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国对外在面临美国的霸权主义挤压中国国际市场、对内面临东西部区域经济差异越来越大、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进程越来越快时，提出的加强欧亚大陆区域经济合作的新战略。中国作为该战略的主要倡导者，将同“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尤其是中亚国家打造新的战略合作方式，在这个合作中，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中国与中亚国家实现经济带发展的战略基础。 　　本文通过历史与现状并重研究、理论联系现实研究、文献研究、定量与定性研究等研究方法对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与中亚交通便利化制度进行梳理和研究。论文共有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简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历史背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提出的现实意义，介绍了中亚国家对交通便利化的优势和中国与中亚国家交通便利化的意义；第二部分分析中国与中亚的公路、铁路、航空及管道交通运输便利化的现状以及中国与中亚国家现有合作协议；第三部分从现实状况和制度层面解剖阻碍实现中国与中亚国家交通便利化的因素；第四部分针对第三部分的剖析进行分析，参考和借鉴欧盟交通运输制度的发展和构建，提出实现中国与中亚交通便利化的对策建议。中国与中亚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便利化的合作刚刚展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也刚开始。中国与中亚国家的交通运输便利化的合作和交通运输体系的构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基础。 　　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合作之路上，应当充分发挥和利用国际法的作用，在上海合作组织的基础上，积极推动重构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交通合作制度，努力构筑双边、多边法律框架。加强交通运输合作和构建交通便利化合作制度，以法律制度实现规范中国与中亚国家的交通运输，中国必将同中亚国家一道走向区域交通便利化、一体化，从而实现贸易、经济一体化。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中国—中亚金融合作法律机制研究

中国与中亚五国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段主要组成部分，其经济水平的提升和资源的联通直接关系到整个经济带的建设与发展层次。各国经济的共同崛起与发展离不开资金的融通与资本的跨国性流动，促进其顺利进行的关键则是国家金融体系与法制体系的双重完善和保障。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说，中国的金融体系与配套的法制框架仍处于改革阶段，金融结构不合理，金融改革也存在体制障碍和政策误区。中亚五国的金融环境存在巨大差异，其中，哈萨克斯坦金融环境相对成熟，各类子市场基本形成，监管各类子市场的专门性法律法规也较为全面。但剩余四国金融环境质量较差，甚至存在如土库曼斯坦尚未形成证券市场、其他三国融资条件不完备的滞后表现，金融法制体系更是落后到连基础框架都未形成的程度。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段崛起的目标实现的过程中，金融合作已成为基础设施建设、贸易结算体系构建和货币的区域性流通等各项经济合作的基础性举措。分析其具体动因则为：第一，中国与中亚国家间的商品服务贸易规模迅速扩大，高水平的经贸发展需要广阔而坚实的金融体系支撑；第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需要通过金融合作来扩大流通范围，而这一进程的顺利进行对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各项合作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第三，金融合作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的趋势，对合作各方共同发展存在巨大的利益与便利。 　　金融合作不仅仅是各主权国家和经济体的对外政策性措施，更是各参与主体的对内改革性行为，它对各主体内部的金融运作法律保障机制的要求是广泛而又细致的。全面考察中国与中亚五国的金融法律机制可知，各国基本上都存在法律不能全面涵盖国内金融市场主体所有行为的制度漏洞，以及后期监管力度不足的问题，对于与外界进行金融合作的实践也并无全面而有力的保障和惩治性规定，这些问题都将对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时的金融合作实践产生不利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中国在今后与中亚国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时应当谨慎选择适当的融资方式，搭建更高水平的融资平台，同时也要完善国内关于金融市场主体行为规范的法律法规，与合作国家形成金融合作共同监管、利益共享的共识，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全面开展和完成提供更广阔的融资空间与合作平台。 　　第一部分介绍关于区域金融合作的相关基础理论，并据此分析出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的动因，为后文的论证提供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第二部分介绍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的现状，对具体的合作领域和现有的区域性金融合作机制进行基础性介绍；第三部分就中国与中亚五国金融环境和多边与双边合作的实践现状分析其现有的问题；第四部分根据上述三部分内容，从金融合作的现实问题分析和应对的角度出发，以金融法治互动理论为指导思想，将经济学思维与法律方法相结合，提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中国与中亚金融合作法律机制构建的建议，提出该机制构建应当遵循的总体原则和分别应对现实问题的具体建议。
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实施的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在多边贸易体制下，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到当今阶段，想要进一步寻求更深层次的合作与发展存在一定的困难，所以各国倾向于在一个范围相对较小、贸易活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开展经贸合作，实现区域内的贸易自由化。自由贸易区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贸易自由化发展道路中的选择之一，并且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这一方式。自由贸易区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我国也适时提出自由贸易区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需要完善的法律基础作为支撑，因为我国自由贸易区发展起步较晚，经验相对不足，所以法律制度也存在较多不完善之处。对于该战略的发展学界多从经济、政治角度进行研究，本文将从法律角度研究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发展现状、存在的不足及相应的完善建议，使我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发展的法律基础更加科学。 　　第一部分介绍了自由贸易区的概念、特征，分析了自由贸易区构建的法律依据，并说明了自由贸易区构建的合理性问题。 　　第二部分针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区、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中韩自由贸易区及中澳自由贸易区的法律现状，做了各自一般性和特殊性的法律分析。 　　第三部分总结了我国自由贸易区中不同法律制度间存在的冲突，执法层面缺乏相应的机构设置，自由贸易协定文本中的问题和不足对我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实施产生的不利影响。 　　第四部分在第三部分的基础上提出我国自由贸易区建设法律制度及协定文本的完善建议，并对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实施提出了一些浅显的政策性建议。
基于吸收能力的FDI技术溢出对新疆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国际资本快速流动，外商直接投资成为国际技术扩散和转移的重要方式。截止到2014年年底，我国是世界上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FDI在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利用FDI技术溢出也成为推动我国技术进步的重要力量。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新疆被定位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核心区，这为新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不少机遇。但是利用FDI能否获得技术溢出，促进新疆经济长期发展，技术溢出受到哪些因素影响，这些问题的解决对新疆更好地把握国家政策支持，利用好外商投资平台，促进地区经济的长期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从吸收能力的角度探讨FDI技术溢出对新疆经济增长的影响。国内相关问题的研究大多是从国家层面、行业层面展开，对于区域的研究相对较少。再者，即使是从区域入手，也主要集中于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关于西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专门研究较少。本文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两方面深入探讨吸收能力在促进FDI技术溢出对新疆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性，研究结论丰富了FDI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的理论范畴，验证了已有文献的经典论述，同时也为经济发展较落后地区的FDI引资实践、促进FDI技术溢出提供相应的理论指导与借鉴。 　　论文首先从FDI技术溢出影响经济增长理论基础、吸收能力概念入手，讨论吸收能力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作用机理，然后对新疆FDI及吸收能力现状进行全面系统地分析。接着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借鉴Feder模型和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利用1995-2014年数据对FDI技术溢出与新疆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FDI技术溢出对新疆经济发展呈正向促进作用，但从动态角度研究时发现不同时间段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存在差异。为探究这种差异性，本文选择将吸收能力、FDI技术溢出、经济增长纳入一个研究框架，构建基于吸收能力的FDI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模型，展开实证分析。最后，根据新疆实际情况、已有理论及模型检验结果，从吸收能力角度提出提高新疆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对策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1）FDI技术溢出对新疆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是效果不明显。当从动态角度采用滚动回归进一步研究时，却发现不同时间段的技术溢出效应不同。这表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还需要更为适宜的外部环境。（2）基于基础设施、经济开放度、研发水平的吸收能力是决定新疆FDI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有利于促进新疆FDI技术溢出。（3）基于人力资本的吸收能力对新疆FDI技术溢出效应的作用较微弱，结果表明新疆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低，政府要加大教育投入，同时还应该制定相应的人力资本开发计划，通过各种方式增加人力资本存量。（4）基于金融市场效率的吸收能力与新疆FDI技术溢出效应存在负相关关系，因此新疆需加强金融市场建设，提高金融市场效率；而市场竞争影响下FDI技术溢出对新疆经济增长的作用不确定，结果验证国内外学者普遍认同的观点：适度的经济开放，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对FDI技术溢出的重要作用。
中国上市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与绩效关系研究

我国商业银行自1979年以来，先后经历了专业化经营改造、商业化改革和股份制改革三个阶段，到“十二五”规划末期，商业银行基本确立了现代商业银行制度、明晰了商业银行产权结构和完善了法人治理结构，未来商业银行改革重点在于深化产权改革，完善公司治理，实现银行“走出去”战略愿景。 　　我国商业银行股权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我国商业银行仍存在股权相对比较集中，股权制衡度普遍较低和终极股东多为国有股等问题。针对商业银行股权结构存在的现实问题，本文以金字塔结构理论为基础,结合商业银行的发展现状,对商业银行进行重新分类。从中央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地方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综合经营企业法人、专业化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和非银行战略投资符合我国商业银行实际情况的五个方面，来对我国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与银行绩效关系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 　　研究结果显示，从股权性质来看，终极控股股东银行战略投资者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具有呈正向推动作用，综合经营企业法人和专业化经营企业法人对银行绩效具有逆向阻碍作用，而外部非银行战略投资者对商业银行绩效作用不明显，主要原因是我国商业银行对外部战略投资者的引入机制还不太完善，实际结果引入的是“财务投资者”而非真正的战略投资者。从股权集中度来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银行绩效呈非线性二次倒“U”型相关关系，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银行绩效之间存在一个最优区间。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对银行绩效起逆向作用，根据“经济人”假说大股东为实现自身的利益而相互“勾结”，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影响银行绩效的正常实现。从股权制衡度角度来看，股权制衡度对银行绩效具有逆向的阻碍作用，股权制衡度过高说明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较为分散，难以达成一致的决策意见。并且股权制衡度过高会使股东之间对自身责任相互推诿，而无法有效的将责任落实到个人，或责任和权利最终落到管理者身上，增加第一大股东代理成本；同时较高的股权制衡度会强化金字塔结构实际控制人的行为影响，并且我国法律监督机制和投资者保护机制建设还不完善，影响了股权制衡效用的发挥。从股权混合度来看，我国商业银行股权混合度有利于提高银行绩效，各类型的股东可以优势互补，发挥协同作用。 　　第一章主要是对全文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研究内容和方法以及创新点进行概要的阐述；第二章主要对与股权结构相关的概念和理论进行了界定和分析。本文的重点主要集中在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通过对我国商业银行股权改革历程进行总结，结合商业银行股权结构的发展现状，本文采用平面数据模型利用Eviews6.0软件对股权结构与银行绩效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第六章根据研究的结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希望后续的研究者能够提供一个有效的新的研究思路。
乌鲁木齐市劳动力市场供求双困境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国家西部大开发、19省市对口援疆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一系列国家战略支持下，新疆立足实际区情,充分发挥后发赶超优势，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民生等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乌鲁木齐作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见证了新疆经济的飞速发展，经济发展方式逐步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转变，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就业结构得到优化和升级。随着钢铁、煤炭和石油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制造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迅速发展，乌鲁木齐市劳动力市场对普通劳动者尤其是熟练技术工人的需求日益增长，但劳动力市场又无法满足用人单位的用工需求，并且劳动力市场还存在大量进城务工和大学生失业人员，劳动力供给结构与用人单位需求结构不匹配，劳动力市场出现供给与需求的双重困境。在我国进入减速换挡的经济新常态以及人口进入老龄化的社会大背景下，研究如何解决乌鲁木齐市劳动力市场供求双困境、促进劳动力就业，不仅对乌鲁木齐市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这也是政府职责的应有之义。 　　本文首先从文化程度、年龄阶段、性别、技术等级、行业等不同维度对乌鲁木齐劳动力市场存在的供求双重困境现状进行深入剖析，发现劳动力知识技能缺乏、年龄性别差异、就业观念落后、人口总量等供给因素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政府、用人单位、技术进步等需求因素，均对劳动力市场供给与需求结构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进而造成供求双重困境。并以此为基础采用年龄移算法和Holt-Winters无季节性计量经济模型，对2015-2020年乌鲁木齐市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需求数量进行预测，结果显示2015-2020年乌鲁木齐市劳动力供求缺口有缩小趋势。最后，从加强就业培训、改革高等教育、转变就业观念等方面提出劳动力供给侧改革以及从产业结构调整、中小企业发展、政府职能完善等方面进行需求侧改革，缓解乌鲁木齐市劳动力市场供给需求双重困境。
基于地区比较的南疆四地州收入分配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整体实力得到提高，但新疆发展过程中的南北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一直较严峻。在这其中，南疆四地州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已不仅影响到其经济发展质量，还危害到了全疆的社会稳定。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全国脱贫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倒计时阶段，新疆也定制出在2020年前全面脱贫的计划，而南疆贫困人口占全疆贫困人口的88％，在这其中90%是少数民族人口，因此，统筹南疆区域经济发展，缩减区域收入分配差距不仅给南疆四地州人民带来幸福的生活，减轻新疆社会的稳定压力，也是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实施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实基础。本研究望为新疆在2020年顺利进入小康社会，全面脱贫提供理论支持。 　　基于以上原因，本文即采用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也用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方法，基于南疆四地州、全疆和北疆地区居民的收入比较，分析了南疆四地州居民收入分配问题。本文根据第二章对南疆四地州在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现状、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和城乡居民行业收入几个维度对南疆四地州居民目前的收入分配现状进行分析，在第三章对南疆四地州与全疆、北疆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进行了比较。在比较的过程中发现，南疆四地州与全疆、北疆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正在缩减，但在2014年又开始扩大。但总体来说，南疆四地州居民收入分配问题正在向好发展，这不能跟国家和自治区对南疆四地州的倾斜政策分开。 　　在第四章的实证分析部分，本文通过对全疆各地州市以及南疆四地州、北疆、全疆居民平均收入水平进行主成分分析及聚类分析，进一步验证了第二、第三章的结论且发现新疆居民收入分配具有较强的区位集中的特征。经过探究南疆四地州居民收入分配现状形成的深层原因，分析出影响南疆四地州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有人口增长率、教育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公共财政收支、贫困问题、社会保障水平尤其是其中的失业保险以及城镇化等。 　　在前文的研究基础上，第五章通过罗列出提高南疆四地州居民收入的难点并借鉴国内外调节收入分配、扶贫成功的案例，在第六章为进一步提高南疆四地州居民收入及缩减差距出了建议，为进一步缩减南疆四地州居民的收入差距和全面脱贫提供理论依据。
新疆乌什县反贫困研究

我国是世界上首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贫困人口减半的国家，但贫困问题依旧严峻，尚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党的十八大要求，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在经济新常态的大环境下，“十三五”扶贫工作，是攻坚拔寨时期，任务十分艰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后召开的第一个中央工作会议即为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可见党中央对扶贫开发工作的高度重视。各省、自治区都在紧锣密鼓的为实现全面脱贫找方向、找路子，新疆要求部分贫困县2017年全面脱贫，新疆乌什县——国家级贫困县——西部边境县，就是其中一个。这对于经济基础薄弱、贫困人口众多的乌什县来说充满压力和挑战。 　　本文以乌什县为研究对象，从国内生产总值、产业结构、财政收入、农牧民人均收入四个角度对乌什县贫困现状进行阐述；从区域环境恶劣、经济基础薄弱、思想观念落后、教育落后、医疗体系不完善、金融体系不健全六个方面剖析新疆乌什县贫困原因；归纳总结新疆乌什县扶贫实践模式和取得积极效果以及实施中存在的发展基础薄弱、贫困人口规模大、扶贫资金利用率低、项目运行效率差问题；在上述定性分析的基础上，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财政收入、农牧民人均收入作为贫困指标，根据所取数据指标特点，运用灰色关联度实证分析法，定量探寻致贫因素的影响程度，得出区域环境、思想观念、金融体系对乌什县贫困影响程度较大，乌什县在今后发展中要从优化产业结构、本土特色产业走出去、加强教育建设、完善金融环境方面有一定政策和资金倾斜；最后在总结贫困原因、扶贫问题、贫困实证分析前提下，结合乌什县发展县情，从本县实施层面和国家、自治区政策层面，分别提出反贫困对策建议，以期成为新疆脱贫样板，对全疆脱贫有所启示。
“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风电产业发展及其效益研究

随着人们对于清洁能源开发的重视，风电产业迎来了蓬勃的发展。新疆作为我国较早发展风电产业的省区，拥有良好的基础和丰富的经验。2013年，我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一带一路”是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新疆作为“一带一路”上的重要纽带，“一带一路”的发展为新疆建设成为国家大型风电基地和新疆风电产业“走出去”提供了契机。 　　本文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对新疆风电产业发展及其效益展开研究。首先，从概念界定、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入手，为本文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其次，分析“一带一路”沿线风电产业发展概况及政策环境。再次，探析“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风电产业发展。然后，从经济效益、生态环境效益、社会效益三个角度，对新疆风电产业发展的效益进行分析。从而，为其“一带一路”背景下“走出去”发展寻求支持依据。①经济效益研究中，本文利用最小二乘和Feder两部门模型，分析风电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风电产业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存在着短期的外溢效益；运用偏离-份额模型，研究风电产业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发现风电产业能够促进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升第二产业和制造业的竞争力。②生态环境效益研究中，本文从风电产业对生态环境的正效益和负效益两方面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风电产业对生态环境的正效益远远大于其负效益。正效益分析中，本文从风力发电对传统能源替代角度出发，计算出其2014年实际环境价值为21.561亿元，同时有较大的开发潜力。负效益分析结果表明，新疆风电产业对新疆的环境破坏和污染影响不大。③社会效益研究中，本文发现风电产业能够促进就业，调节收入分配，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通过效益分析，本文发现风电产业对新疆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均有积极效益。新疆应当把握“一带一路”机遇，大力发展风电产业。最后，本文对新疆风电产业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新疆伊犁州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经济建设也进入到快速发展的阶段，城镇化发展成了经济发展中重要的一环，长期以来的高速经济发展使得城镇化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这样造就的城镇化并不十分健康，许多矛盾在城镇化高速的发展中产生与堆积。因此，在目前中国工业转型与经济转型的大布局中，健康的城镇化发展对于中国实现成功的经济转型变成一个工业大国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 　　伊犁州总面积26.91万平方公里，人口473.6万，有13个世居民族，2014年伊犁州 GDP占全疆的16.84％，素有“塞外江南”的美誉。伊犁州水土光热资源得天独厚，是新疆重要的谷物、植物榨油原料、畜牧副食品、果蔬、林业生产基地，也是新疆细毛羊、褐牛以及伊犁马的养殖基地；矿产资源富集，是新疆重要的煤电煤化工基地、石油石化产业基地、钢铁及有色金属冶炼加工基地；旅游资源极具魅力，是东西方文化交汇地，是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主要区域之一，是我国西部理想的旅游目的地；地缘优势突出，与哈萨克斯坦相连，有霍尔果斯、都垃塔和木扎尔特岸三个一类国家口岸，其中，霍尔果斯口岸是我国向西开放的经贸大通道的重要枢纽也是我国西部最大的公路口岸，中哈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设立在霍尔果斯，这是全国唯一的国际经济合作区，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作为国家在新疆设立的两个经济开发区之一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基于中国经济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大背景，本文针对新疆伊犁州新型城镇化质量进行了研究与评价。在阐释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基本内涵、特征及其相关的城镇系统理论的基础上，对新疆伊犁州城镇化发展现状进行深入分析,利用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伊犁州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选取五个样本城市进行城镇化质量的评价,将其与伊犁州进行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对比分析，进而提出提升新疆伊犁州新型城镇化质量的若干有效政策及建议。
天山北坡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

天山北坡经济带自2000年被首次提出以来，一直是自治区政府优先发展的重心。2010年，国家出台《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天山北坡经济带上升到国家重点开发的地区。自此天山北坡不仅是自治区，也成为了国家层面重要的经济增长极。2011年7月，《天山北坡经济带发展规划》由自治区人民政府上报至国家发改委，并最终于2012年11月获得批复。作为国家重点开发地区之一的天山北坡经济带，是全区经济等各方面综合实力最强的地域，对整个新疆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起到重要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天山北坡经济带作为面向中亚、西亚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是国家重要的能源、物流、石油化工、外贸及纺织业基地。天山北坡经济带是整个新疆重要的经济增长级，对全区的经济发展起着重大的推动和示范作用。 　　城镇化是社会结构从农村社会向城镇社会逐渐演进的一个持续过程，表征为农业人口比重下降、城镇人口比重上升，其本质是产业结构从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是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的一种发展现象。而新型城镇化相比以往的城镇化则更加强调以人为本，不断地推进农村城镇化、城市生态化、城市现代化等各方面全面协调发展。它要求注重并发挥好中心城市的增长极作用，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空间结构、生态环境、文化素质等各方面的优化、提高和发展。积极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环境友好、城乡一体、集约高效的发展道路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要求。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要努力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积极促进农民和市民享受同等的居住环境和公共服务。大力营造宜居的、注重生态文明的生活环境。不断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努力提高居民的幸福感。 　　本文首先介绍了国内外城镇化理论研究；然后，文章概述了天山北坡经济带城镇化水平的发展状况；之后，又以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相关理论为基础，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天山北坡经济带各县市的城镇化水平进行实证分析；最后根据各县市城镇化水平并结合各地自身情况给出其发展新型城镇化的对策建议。希望为推动天山北坡经济带的经济增长和促进天山北坡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一些参考价值。本文通过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天山北坡经济带的新型城镇化是未来的趋势，天山北坡经济带应当紧紧抓住国家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契机，努力解决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走出一条以人为本，集约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中国与俄罗斯服务贸易互补性研究

俄罗斯是欧亚经济联盟的主导者，也是该联盟区内与中国服务贸易往来最紧密的国家。俄罗斯推行“向东看”战略对我国“一带一路”发展及两国对外贸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伴随着世界贸易发展趋势逐渐向服务贸易倾斜，中俄服务贸易均取得快速发展，俄罗斯成功入世也为中俄服务贸易合作创造良好合作机遇。然而多年以来中俄服务贸易受重视程度不足，规模小，与两国经贸及政治友好合作关系发展不协调。研究中俄服务贸易互补性，挖掘贸易潜力有助于优化双边贸易结构，发挥贸易互补性优势，规避恶性竞争。 　　在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俄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实施战略对接的大背景下，本文以中俄服务贸易互补性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对中俄服务贸易发展概况做出系统梳理、对比。其次运用国际市场占有率（MS）、贸易竞争力指数(TC)、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等指标对比中俄各服务行业竞争力水平，从竞争力差异角度分析互补性潜力。接着，在竞争力分析的基础上运用贸易互补性指数（TCI），分别从我国作为出口国和进口国的角度定量分析中俄服务贸易互补性。随后，从传统服务行业和新兴服务行业两个层次详细分析重点服务行业在贸易中体现出的互补关系。再结合定量和定性分析结果归纳中俄服务贸易互补性特征，分析互补性发展潜力，最后给出促进中俄服务贸易合作，发挥互补优势的政策建议。 　　结果表明，中国已逐渐成为俄罗斯服务贸易前十大合作伙伴之一，中俄服务贸易存在互补性，但仍不凸显，互补性强的行业主要集中在传统服务部门，新兴服务行业的互补性有望随两国服务贸易规模扩大逐渐显现。短期内，旅游、建筑、运输等贸易互补性强的行业仍将是中俄服务贸易主力，计算机及信息服务、金融、保险等新兴服务行业的互补性会逐渐提升。
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的新疆国际物流发展研究

现代“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古代“丝绸之路”为背景进行构建，其构建为现代物流业的转型提供了极大的发展机遇，但也为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核心是实现“五通”，因此，畅通的国际物流通道是保证“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基础。当然区域经济和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推动国际物流快速发展的催化器，同时有利于建构丝绸之路经济带节点区域，确保“贸易通常、道路联通”战略的尽快实现。针对此，新疆地区应不断刺激国际物流业发展，建构“丝绸之路经济带”云物流平台，促进物流产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进一步落实国际化物流战略，实现我国西部省市区域物流全面快速发展。可见，新疆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使国际物流业成为新疆经济快速发展的驱动器，并成为助推新疆国际贸易发展的一大动力。新疆国际物流业高效、快速、和谐地发展对于新疆经济乃至全国进一步向西开放、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本论以新疆为研究对象，梳理并总结了国际物流与区域经济、国际贸易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相关理论和文献研究，围绕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新疆国际物流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并与新疆进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相联系，从而搜集并整理了新疆国际物流与经济增长、国际贸易的相关指标及数据，对国际物流与经济增长、对外贸易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准确建构新疆国际物流及经济增长，对外贸易关系计量模型。通过分析结果来更科学的方式证明推进国际物流发张展对新疆经济增长和国际物流发展的现实意义，将最终分析的理论结论与新疆发展的实际情况彼此结合，摸索出可推动新疆地区国际物流全面发展的可行措施。
“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中国新疆与哈萨克斯坦经贸合作发展研究

自哈萨克斯坦（以下或简称“哈国”）独立后，逐步成为了中国新疆（以下简称“新疆”）的主要合作伙伴，且发展关系日益密切。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和哈国高层领导不断沟通，为双方经贸合作创造了更加良好的政治环境。2013年，中国在哈国首次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以下或简称为“丝路”）发展战略，使新疆与哈国的发展关系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新疆与哈国具有深化合作关系的诸多优势，从地缘上讲，两地毗邻且同属亚洲中部，发展关系密切；从文化上讲，两地有着相似的民族风俗、人文以及宗教文化；从经贸合作上讲，两地具有良好的资源环境、潜在的经济互补优势以及高层次的经贸合作平台。随着新疆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外开放程度也不断提高，2015年新疆被正式定位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因此加强新疆与哈国的经贸合作，成为推进实施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关键节点。 　　为积极推进打造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本文试图深入研究新疆和哈国的经贸合作发展。本文首先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发展背景，解读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内涵，明确新疆和哈国的发展定位，发现双方可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然后回顾哈国独立后双方的经贸合作发展历程、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再从资源、产业结构和贸易三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双方具有明显的经贸互补性。再通过运用Eviews7.2计量统计软件，选取了新疆和中亚五国2002-2014年的面板数据建立混合回归模型，最终发现中亚五国的GDP总量、运输距离、人均收入差距、边境效应以及土地面积等解释变量都会对新疆与中亚五国的贸易流量产生显著影响。哈国作为新疆在中亚五国中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新疆与中亚五国贸易流量的实证分析间接地反映着影响新疆和哈国贸易合作的主要因素。最后，借助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机遇，对进一步促进和提升新疆与哈国经贸合作提出具体发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