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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业银行拓展投资银行业务的框架性研究

研究中国商业银行拓展投资银行业务，我们需要系统的解决以下几个问题：商业银行拓展投资银行业务有什么理论依据?国外商业银行拓展投资银行业务的现状如何，他们有哪些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中国商业银行初步开展投资银行业务的现状如何，发展前景如何?中国商业银行拓展投资银行业务有哪些现实和理论基础，即中国商业银行为什么、凭借什么来拓展投资银行业务?中国商业银行拓展投资银行业务需要在哪些方面制定怎样的策略? 本文采用比较归纳与理论借鉴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规范研究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上面提到的问题逐一作出了研究。论文从理论分析到实践总结、从现状的介绍到经验的借鉴、从整体战略到具体措施都体现出全文结构的逻辑性。论文主要包括四部分：第1章商业银行拓展投资银行业务的理论依据，本章是全文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投资银行业务的界定”和“商业银行拓展投资银行业务的理论基础”两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分析了投资银行业务的范围，并对投资银行业务和中间业务进行了区分，中国很多银行将投资银行业务放在中间业务部，投资银行业务收入在财务报表中也与其他中间业务收入混在一起，这体现不出投资银行业务的重要性；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了为商业银行拓展投资银行业务提供理论支撑的资产负债外管理理论、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理论和多元化理论。第2章国内外商业银行开展投资银行业务的现实运作。这一章主要包括“国外商业银行开展投资银行业务的现状及借鉴”和“国内商业银行拓展投资银行业务的现状及趋势”。西方国家商业银行开展投资银行业务的时间较长，他们有丰富的经验。因此中国商业银行要拓展投资银行业务就要从国外商业银行开展投资银行业务的现状分析中寻找他们的经验。当然，中国商业银行在近几年也开始开展投资银行业务，并取得一定的成绩，我们既要看到中国商业银行拓展投资银行业务的制约因素，也要看到未来的市场前景。第3章中国商业银行拓展投资银行业务的现实和理论基础。这一章第一部分分析了中国商业银行拓展投资银行业务的现实基础，即商业银行凭借什么优势来拓展投资银行业务，包括与证券公司相比商业银行具有的比较优势，如信誉、资金、服务、客户和网络等方面的优势。第二部分是中国商业银行拓展投资银行业务的效应透视，主要包括宏观效应和微观效应，宏观效应主要是指对货币政策、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存款创造能力的影响，微观效应主要是指对商业银行自身发展的有利影响。第三部分主要从理论上利用经济学无差异曲线模型和金融学理论对商业银行拓展投资银行业务必要性、收益成本等问题做了分析。第二、三部分是重点和难点，也是创新点较集中的部分。第4章中国商业银行拓展投资银行业务的策略设计，这是全文的一个目标。本章主要是针对中国商业银行拓展投资银行业务的某些不足，在传统组织结构改造、产品创新和业务流程再造、市场营销、人才培养、拓展海外投资银行业务和风险防范等方面系统的提出了策略和建议。与以前的研究相比，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 (1)视角上的创新。本文将西方经济学模型和金融学理论相结合对国内商业银行拓展投资银行业务的必要性和成本收益等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本文也全面的分析了国内商业银行拓展投资银行业务的效应，特别是从金融学角度对宏观效应的分析，这在现有文献中是很少见的。 (2)观点上的创新。本文详细分析了商业银行拓展投资银行业务如何有助于增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联系，满足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内在一致性要求；分析了商业银行拓展投资银行业务如何增强银行存款创造能力；利用无差异曲线分析了商业银行拓展投资银行业务的必要性。 (3)已有研究对国外商业银行拓展投资银行业务只是进行简单的现状介绍，本文在介绍基础上总结了国外商业银行拓展投资银行业务的经验，这对中国商业银行的运作有很大的借鉴作用。本文首次对中国商业银行拓展投资银行业务的前景、对我国有关商业银行开展投资银行业务的法律法规进行了全面总结。 (4)本文在最后一章着重突出了市场营销、人才培养、拓展海外投资银行业务和风险防范等方面对商业银行拓展投资银行业务的重要性，并对各个方面进行了细化，提出了较为新颖的策略。这些问题理论界没有全面系统的提出，我国商业银行在这些方面也做的还不够，甚至对这些问题还没有足够的重视。最后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商业银行有拓展投资银行业务的外在压力和内在要求，并且也会越来越深入的拓展投资银行业务。商业银行既要积极制定适合自身的策略，也要重视开展业务过程中出现的关联风险等问题。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分析及对策研究

本文主要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运用了大量的最新数据。在写作中采取由点及面、由浅入深的逻辑思路。从跨国并购的一般理论评述到企业海外并购的宏微观经济效应分析；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现状探讨到并购的比较优势分析；从问题的分析到对策的提出，从整体战略到具体措施，体现了全文结构的逻辑性。全文大体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全文分析的基础，主要是对跨国并购相关理论的综述，以及对企业跨国并购的宏观和微观经济效应分析，这是本文的理论基石，具体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二部分是本文的主体部分，在第一部分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现状，以及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所具备的内外部比较优势、产业比较优势，最后分析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实践中的障碍，并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拓展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对策措施，这一部分包括第三章和第四章和第五章。各章具体内容如下：导论：本部分简要介绍了本文的写作背景，引出本文写作的意义与目的，交待了全文的基本思路和逻辑结构。第一章跨国并购的理论综述。本章首先介绍了跨国并购的概念及分类，同时对跨国并购进行理论综述。由于企业跨国并购的广泛性和重要性日渐突出，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也日益增多。本文主要对当前全球研究比较成熟的跨国并购理论进行了介绍和评述，包括垄断优势论、内部化论、国际生产折衷论、规模经济理论及协同效应理论等。评述以上理论目的在于给将要分析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作一个理论铺垫。同时也是第二章分析一般企业的宏观和微观经济效应的理论基础。第二章企业跨国并购的宏观与微观经济效应分析。本章站在一般企业的立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跨国并购的经济效应进行了特定的分析。宏观经济分析主要基于自由竞争市场的跨国并购和垄断市场的跨国并购两个角度，分别对纵向跨国并购和横向跨国并购的经济效应进行分析；微观经济分析则在前两者的基础上，加入混合并购进行分析。微观经济分析侧重交易费用和成本分析。本章的分析为第三章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动因和效应分析提供理论依据。第三章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现状分析。本章在前两章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现状，这是本文的现实背景。首先分析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规模和结构。总体上看，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虽然有着二十多年的发展，但总体规模不大。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参与全球跨国并购的程度远远不够。中国企业跨国投资仍以“绿地投资”为主，跨国并购没能充当主角。同时，海外并购行业分布广，行业特征不明显，集中度不高。从产业、行业分布结构上看，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涵盖了所有三次产业，但就并购金额而言，第一产业最多。从全球区域分布结构上看，首先，三次产业分布各有重点区域；其次，投资额分布区域较为分散；在并购活动主体结构上，参与跨国并购的主体基本还是国有大型企业，民营企业正在形成一股新兴的并购力量。其次，本章利用第二章的理论，阐释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动机与效应。第四章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比较优势分析。本章在第三章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现状分析的基础上，紧接着分析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所具备的比较优势。根据市场综合竞争优势理论，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但中国企业在一些行业和领域仍具有比较优势，完全可以凭借这些优势并购国外企业以取得原先在国内所无法取得的某些竞争优势，从而面向国际增强中国企业竞争力。本章主要分为两节，第一节分析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内外部比较优势。本节认为，目前中国国内经济高速发展，企业实力不断壮大，部分企业的国际融资能力很强，加上国家政策的扶持，中国企业在走出国门，实施海外并购的过程中已经具备了相当的比较优势。第二节分析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产业比较优势，在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实践中具有的产业比较优势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对适合中国企业实施海外并购的产业作了界定：加工组装制造业、纺织业与服装业、资源开发业及部分高科技产业。本章从内外部比较优势和产业比较优势角度分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实施跨国并购奠定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支持。第五章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实践障碍及对策研究。本章结合前面的分析，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实践障碍和对策措施进行探讨和展望。文章指出，虽然有比较优势存在，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实践中仍然存在不少障碍，比如：企业体制障碍、金融体制与资本市场的不健全、政府宏观管理职能的滞后、企业跨国经营能力较差、缺少熟悉跨国并购的中介机构，双边及多边投资保护协定的缺陷等。在此分析基础上，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提出了对策措施。宏观方面要改善并加强政府的政策驱动，构建与企业跨国并购相适应的资本市场体系；加快企业体制和机制创新的步伐；加快跨国并购的立法工作；拓宽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融资渠道；建立企业跨国并购的保险制度等。微观方面，企业作为实施海外并购的微观主体，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对策：科学决策，做好跨国并购的可行性研究；明确跨国并购战略；重视并购后的整合；大力开发培养跨国经营人才；大力发展中介机构。
中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前景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国际间的交往与合作日益紧密。加入WTO后，中国经济的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程度不断加强。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企业在获得参与国际市场的机遇的同时也面临了更多的竞争，更多外国企业登陆中国市场使国内市场上的竞争日益国际化，竞争空前激烈。实施“走出去”的开放战略，是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要求，是加强中国和世界各国的交往和渗透的需要，也是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近年来，中小企业在扩大就业、活跃市场、增加收入、保持社会稳定以及形成合理的国民经济结构方面发挥着日益突出的作用，各国政府也逐渐对中小企业产生了重视，在政策、法规等多个方面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小企业的活跃程度标志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活力的大小。经济体制的改革促进了中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中国中小企业的产值占到了全国工业总产值的60％，为中国城镇提供了75％的就业机会，实现的销售额和工商税收分别占全部企业的60％和45％。中小企业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维护社会安定繁荣的一股中坚力量。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及党的十六大将实施“走出去”战略作为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要举措的提出，中国的中小企业也纷纷跨出国门，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股重要力量。中小企业如何根据自身的经营目标和战略，到国外进行直接投资，已成为一个新的战略课题。一、研究的主要内容本文主要采用了理论与具体实例相结合的方法，从投资动因、投资的理论依据、现实的有利条件和目前面临的障碍等各个方面研究了中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行性与投资前景，并结合实际情况对中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及行业选择提出了建议。全文共分为四章： 1第一章对中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和现状进行了分析和介绍。首先，对中小型企业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着重分析了促使中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并介绍了当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和趋势以及中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投资的行业已经从投资初期的贸易、餐饮等发展到了加工制造、资源利用、工程承包、劳务合作、旅游服务等领域，投资区域已经扩大到五大洲的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时呈现出相对集中的特点。随着中国民营经济的崛起和发展，广大中小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表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一股活跃的力量。跨入21世纪以后，已经有大量的中小企业走出国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但是，目前中国中小企业的投资规模都偏小，而且集中在一些传统产业，投资区域主要集中在香港，新加坡以及东南亚一带的周边国家，只有少数企业投资到欧洲、美洲等发达国家市场。第二章主要从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两个角度来分析中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行性。理论依据包括从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到针对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所涉及的理论主要有：维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坎特威尔和托兰惕若的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并从中总结出对中国中小企业的理论适应性。从两个方面对现实依据进行了分析。一方面，分析了中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利的竞争优势，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技术方面的优势。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拥有技术创新的时效性；产品差异化基础上形成的专有技术优势；小规模技术优势。2、灵活的管理组织优势。3、市场适应及占有优势。中国的大部分中小企业从建立时候起就没有受到国家政策上的保护，练就了在逆境中生存的能力，具有较强的市场适应性。中小企业的规模适合生产数量少，多样化，多品种的产品，能够满足市场多样化的需求。4、内部化优势。一般单个的中小企业很难具有内部化优势，如果各中小企业能够利2用地域、行业方面的特点联合起来，进行“集群式”对外投资，就可充分共享经营资源，形成规模优势，提高生产效率，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5、有利的国际环境。许多国家和国际经济组织都开始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为其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同时，国际生产分工体系的发展也为中小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创造了条件。6、政府政策的支持。另一方面，分析了中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障碍并提出了改进的建议。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资金缺乏，“融资难”已经成为遏制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从企业自身问题、银行体系的问题和融资环境的问题三个角度来分析导致中小企业融资能力低下的原因，并针对各个原因提出了一些相应的改进建议。现在，相关的部门和一些金融机构都重视到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例如：民生银行已经将建立“小企业信贷工厂”作为转型建设的一个重要项目。另外，缺乏优秀的跨国经营人才以及在东道国市场上与国外同行的竞争都是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难点问题，文章中对这两个问题也提出了几点解决的建议。第三章介绍了日本和台湾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日本的工业制造中小企业很早就开始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日本中小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经历了较大增长，在1988年达到顶峰。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领域与其产业结构调整的顺序是相对应的，对外直接投资在领域上的每次变化都会带动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台湾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是中小企业，在初期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于要素短缺、政策因素以及台币升值导致岛内环境的变化而被动的对外直接投资。在20世纪60-70年代期间，台湾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以第二产业为主；到了20世纪80年代，第三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迅速增加。投资区域以东南亚、大陆和美国为主，其中大陆集中了大部分中小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第四章根据相关理论、其他国家的经验结合中国中小企业的实际情况对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和行业选择提出了一些建议。中国中小企业的技术可能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但可能是发展3中国家特别需要的技术。与中国相邻的东南亚、南亚与中亚地区适合中国中小企业进行传统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成为产业竞争力和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核心，高新技术在一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越来越大。为了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中国中小企业要致力于促进企业的技术升级和产业转换，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档次，有针对性的开展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中国的中小企业已经具备了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虽然，现阶段中国的中小企业还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与缺陷，但是，在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指导下，根据自己的竞争优势，利用良好的国际环境以及政府政策的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应该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力求进步，使自己发展壮大，逐步成熟。所以广大的中国中小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是必要的，是可行的，且发展潜力巨大。二、本文的创新之处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及可行性进行了探讨，致力于分析中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前景，并尝试做出了一些创新。 1、选题角度较新。长期以来，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对象都是大型跨国公司，而本文则选取了在国际市场上日益活跃的中小型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 2、对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以及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提出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行了有机的整合，并从多个理论中分析出了对中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适应性，较好的解释了近年来中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及特有的优势。 3、在研究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时，对造成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原因从多个角度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将社会经济中关于中小企业融资发展的新的动态引入论文。 4、借鉴国外中小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经验，对中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及区位方面的战略选择提出了一些建议。
国际资本流动与宏观经济稳定——对东南亚国家在金融危机前的政策分析

问题的提出90年代以来，资本流动的规模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国际资本流动进入一个全球化的发展阶段。资本在其全球化发展中，既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又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问题，例如导致资本流入国经济泡沫化、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加剧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等等。随着投资环境的改善，东南亚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到90年代中期发生货币危机为止，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的流入，其中的规模不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于这些国际的国内经济规模而言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这些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在一定时期内支援了流入国经济的增长，弥补了资本资源的稀缺，但是也引起了一些不良的后果，这主要表现为：首先刺激了这些国家的国内总需求，造成了经济发展的过热；其次当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制度还没有作好准备的时候，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也使得整个金融体系变得较为脆弱。鉴于大量资本流动可能对国内经济与金融体系产生的冲击，政府显然应当采取积极稳妥的政策和控制方式，避免危机的产生。本文正是要从政府政策的角度分析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前10年的这段时间，国际资本流动对东南亚经济稳定的影响，从国际资本流入对宏观经济稳定产生冲击的传导路径出发，分析针对传导路径的不同环节可以选择的相应得稳定性宏观经济政策，并结合东南亚国家的实际情况，对政策效果进行评述，从而得出宏观政策方面的一些启示。第一章主要介绍国际资本流动的概念、基本特征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的有关理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相关理论。第二章介绍了国际资本流入东南亚国家的情况，从成因和特征两分面进行了分析，第一节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成因进行了分析，影响一国资本流入的因素很多，但从根本上说，一种为内部因素，一种为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对资本流入起拉动作用，一是强调本国资产在回报率、安全性、流动性等方面对海外投资者的吸引，通常与本国政策有关。危机前东南亚经济增长迅速，劳动力廉价以及拥有未充分开发的庞大消费市场，创纪录的高储蓄率，稳妥的经济政策，出口带来的为数可观的资产净值，这些都对资本流入有很强的吸引力。另一个内部因素则是这些国家自身存在的扭曲因素。扭曲的产生，既和“先天不足”有关，也和政府干预有关。而政府干预往往是因“先天不足”而不得不为之。“先天不足”是指经济处在初级发展阶段，法制不完善、政策不透明、其他制度建设滞后等等。政府干预形成的扭曲，是制政府为了实现既定发展目标而对经济进行管制(比如资本管制、利率管制)、干预(信贷窗口指导、救市等)以及参与(比如国家直接参与建设投资等)所造成的。如果这些扭曲所导致的风险主要由国家来承担，那么就会存在风险与收益不对称：一方面是高增长带来的高收益，另一方面是政府隐性担保导致的风险下降，这样的扭曲就成为外资流入的诱因。外部因素对资本流入起推动作用，包括国际利率的回落和工业化国家资本市场的低收益，通过分析资本流动的原因，政府可以更好地把握预测资本流动的趋势，从而有效地控制资本流动的风险，减少资本流动给经济带来的不稳定。第二节从外债情况、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证券投资三个方面来分析东南亚国际资本流动的特点，总的说来，规模是空前的，1987年至1994年年底，东南亚国家资本净流入增长了34倍以上。在流入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中，证券资本的增长最为引入注目。国际证券投资净额从80年代的年均18亿美元增加到1993年的180亿美元。第三节谈到了东南亚国家吸引资本流入存在的失误，一是政府对资本流入导向失控，对外资出资比率没有任何限制，导致股票、证券等虚拟资本投资比例过高，外国短期资本流入过多。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而那些基础技术密集型产业所需资金奇缺。二、引进外资的结构失衡，在所利用的外债结构中倾向于利用流动性较高的短期贷款和金融投资，直接性的建设投资和中长期贷款比重较低。短期外债被大量用来炒房地产、股票，所形成的泡沫为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带来了深层次的结构矛盾，在经济项目的赤字打击下，金融危机最终爆发。第三章着重阐述了国际资本流动对东南亚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对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影响表现在许多方面，既有对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的影响，又有对货币供应量和价格水平的影响，还有对汇率和国际收支的影响。因此，本文首先分析国际资本流动对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宏观影响，再重点分析其对通货膨胀、汇率和国际收支的影响。第一节谈到了资本流动对宏观稳定的冲击。大量资本流动必然对国内经济与金融体系产生冲击，从而给宏观政策与经济稳定带来严峻挑战。总的说来冲击是两方面的，一方面资本流入会引起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其传导机制是：在固定汇率制下，大量资本流入——对本币需求总量增加，本币面临升值压力——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央行进入外汇市场进行，大量买入外币引起外汇储备增加，投放本币一一在没有采取相应的对冲措施或者对冲不充分的情况下，基础货币增加——货币总量增加(M2增加)——国内总需求增加——最终引起通货膨胀与经济过热；另一方面资本流入会引起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上升，从而给经济稳定带来严重挑战，甚至会引发金融危机。第二、三、四节分别从三个角度即国际资本流入与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国际收支平衡的关系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动对东南亚国家产生了一系列危及宏观经济稳定的消极后果：包括通货膨胀、实际汇率升值和经常项目的恶化。第四章提出了针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宏观稳定性经济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以及其他的一些政策)，首先文章从蒙代尔——弗来明模型出发，探讨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搭配问题和有效性问题，然后围绕国际资本流入到最终引起通货膨胀与经济过热的传导机制，针对该传导路径的不同环节，提出了可能选择的稳定性宏观经济政策，并且结合东南亚国家的实际情况，对这些经济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评述在结论部分，作者在分析东南亚国家实际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强调各类政策的搭配使用，政府应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以及其他的一些政策中选择最优的政策搭配，以加强干预政策效果，减少资本流动对经济的冲击。2、政策出台的先后顺序也是十分重要的。适当的政策顺序有利于化解资本流入带来的某些风险。在资本流入的早期，对冲以及资本管制是比较有效的，但从长期来看，随着资本流入的增加，对冲成本不断提高，资本管制的效力削弱，这时就需要实行灵活的名义汇率政策。3、宏观调控应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资本管制和冲销干预都可以称作是数量型调控，在短期内有效，长期看来存在问题，所以要向价格型转变，这一转变的关键就是要保持汇率的灵活性。
新时期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意义与战略研究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新时期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意义和战略及相关问题。从定义上而言，对外直接投资通常是指投资者通过生产要素的投入，在本国以外的市场新建企业或通过购入股权的方式获得企业控制权，以期实现资本增值或获取其他利益的国际投资活动。长期以来，对外直接投资是理论界关注的重点，研究侧重于为什么、基于什么优势、去哪里及以什么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因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在大量的研究成果中，国外一些学者提出的关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对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外，中国学者也提出了一些理论观点，并结合中国实际，对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意义及战略等做了大量的研究，这为深入研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然而，国内外现有的理论观点毕竟是基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得出的结论，在分析新时期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意义和战略方面，这些观点存在一些局限性。针对这种状况，本文按照理论联系实际、从一般到具体的原则，以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意义和战略为主题展开研究，以期能为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提出一些略具参考价值的意见和建议。第一章是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介绍和评价。理论不仅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而且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存在一定的差距，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借鉴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所以本章第一节是关于外国学者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述评，其目的在于通过对较具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阐述和评价，明确这些理论在指导实践方面的积极意义及存在的差距。同时，为了更贴近中国的现实，需要了解中国关于该问题的研究现状，因此第二节主要是对中国学者的理论观点的介绍和评价，在此基础上，本节提出了全文的研究思路，即结合新时期的特点来分析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意义和战略。第二章重点分析新时期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意义。具体而言，新时期是指由于当前国际经贸形势、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环境及政策发生了显著变化，表现出了新的特点，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联系这些新特点来分析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所以第一节介绍国际经济贸易形势的新特点，具体包括全球化步伐进一步加快、贸易投资一体化趋势日益显现、跨国公司的作用加强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第二节介绍中国经济发展及对外开放的新特点，具体包括经济发展处于一个新阶段、对外开放的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及对外开放思路的转变。第三节结合新时期国际国内经济贸易的基本特点，分析了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中国积极应对和参与经济全球化、减少对外资的依赖及促进外贸发展、推动“引进来”与“走出去”战略的有效实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培育跨国公司的意义。在明确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意义后，需要进一步分析实践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状况及存在的问题，并结合新时期的要求，针对现实问题确定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这样才能有效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所以第三章以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为主题，第一节在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状况的基础上推导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现存的两大问题，即量的问题和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第二节提出了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模式——“量”与“质”并重，并论证了相应的战略目标，包括培养有竞争力的微观主体、达到合理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和结构等。第四章是对新时期中国实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战略的条件和路径的分析，目的在于根据上一章提出的战略模式，明确中国实践中现存的有利于实施该战略的条件，找到实施该战略的约束因素，并根据扬长避短的原则，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以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量”与“质”的协调发展。第一节分析实施该发展战略的条件，其中包括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关于实施路径的选择，由于政府和企业的行为及目的存在一定的偏差，而政府又不能强行干预企业，所以第二节从政府的角度来分析实施该发展战略的途径，包括建立和完善相关投资鼓励型政策和措施、建立和完善相关投资保障型政策及措施、完善对外直接投资服务体系、营造有序竞争的市场制度、确立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推动企业建立技术创新体系、培养和吸纳大批优秀的跨国经营人才、以及引导企业的投资区位和产业选择。
开放经济下中国国际资本流动与货币政策效力分析

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中对货币政策的定位主要是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然而由于国际资本的流入等因素，造成外汇储备超常增长和相应基础货币投放的增加，使稳健的货币政策趋于失效，对宏观调控提出了严重挑战。从我国货币政策实践来看，传统的占主导地位的直接信贷控制手段已经不能适应开放经济的需要，资本的流动性增强、货币供给渠道的增多、外汇占款的增加使中央银行在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时力不从心。而发达国家通用的三大政策工具，却因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在宏观间接调控中限制了其发挥更大作用。长期以来，我国选择汇率稳定与货币政策独立作为目标，并对国际资本流动实施较为严格的控制，以此作为开放经济下的政策组合。在一国金融体系尚未完善，抵抗金融风险能力较弱的情况下，这种制度安排无疑是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然而，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渐提高，不合法和违规的资本大量涌入，使得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约束条件在我国无法完全实现。如果中国继续维持这种制度安排，不仅面临着运行成本和风险递增的约束，而且还将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不断降低，宏观均衡遭到破坏，影响经济的稳定发展。蒙代尔与弗莱明通过其经典的Mundell-Fleming模型(即M-F模型)为不同汇率制度下的政策效果评价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分析框架。M-F模型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对于开放经济体而言，在资本高度流动的情况下，如果采取固定汇率制度，那么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如果采取浮动汇率制度安排，货币政策是有效的。在M-F模型的基础上，克鲁格曼进一步提出了所谓三元悖论，也称为“三元冲突”理论(Trilemma)，即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各国只能选择其中对自己有利的两个目标。国内在研究宏观经济政策效力问题上，一般都以我国资本流动管制有效作为基本前提。但是这样我们的结论就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结论相左，即我国在实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的情况下(理论界基本认定在2005年汇率改革之前我国的汇率制度属于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本文也承认这种说法)，我国宏观经济既能实现有效的资本管制，又能达到货币政策独立。而实际上，这又与实际经济运行不一致，反映在我国货币政策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汇储备的影响，宏观政策被动的调整。另外，关于我国的资本流动问题，国内学者也有从中国资本外逃角度进行研究，重点分析并估算资本外逃的数额、外逃方式和渠道，从经验角度来分析中国的资本外逃，并且不少学者强调制度因素是引起资本外流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一方面，汪洋在《国际经济评论》2005年第1期上撰文指出，中国存在事实上的资本自由流动。汪洋分析到，在中国由于事实上实行的是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当存在中国与国际市场(如中国实际利率与美元实际利率)利差的时候，利率平价理论在中国表现为资本的流动而非汇率的变化。基于以上理论研究成果，本文首先对我国国际资本流动性的特征进行分析，运用Feldstein和Horioka的计量模型对我国1983-2002的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从短期和长期角度对我国的资本流动性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其后，进一步研究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力，尤其是货币政策的效力，其目的在于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改进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指导。开放经济下我国资本流动与货币政策效力分析关键涉及到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资本流动性与货币政策的执行效力的关系如何?如何将封闭经济的模型扩展到开放经济中，并将资本流动性的分析纳入到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制度框架下，最终得到不同资本流动性下的政策执行效率结论。第二，如何对我国资本流动性进行实证分析，选取什么样的计量模型，如何选择需要的数据。第三，我国国际资本流动下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这种传导机制在开放经济环境下具有什么特征，与宏观经济政策执行效力之间有何关系。基于对以上几个问题的思考，全文分为五章进行研究： 1.导论。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研究工具和方法，研究思路以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2.国际资本流动。本章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介绍国际资本流动的含义、类型，分析国际资本流动的历史演变、及全球化下的国际资本流动趋势，为后续章节的理论研究构建奠定基础。 3.中国国际资本流动分析。主要从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两个角度出发(这也符合前一章中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基本分类)，分别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外债、中国海外投资以及中国资本外逃等方面的情况；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对经常项目、资本与金融项目和净错误与遗漏项目进行分析，总结阶段特征。 4.国际资本流动与货币政策效力分析。本章首先建立资本流动性与政策效力的理论分析框架，采纳的是现有理论在分析开放经济政策效应问题时常用的工具：蒙代尔-弗莱明(M-F)模型。这种模型运用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将封闭经济的IS-LM模型扩展到开放经济中，用IS-LM-BP的框架分析了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的作用。继而在模型的框架下，分析不同的资本流动性下的货币政策效率，以及不同的汇率制度下宏观经济政策搭配的效果。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政府在开放资本帐户、保持固定汇率制，运用独立的货币政策这三个政策目标之间，只能同时选择其中的两个。而对一个国家资本流动性有效性的判断将对宏观政策的选择，乃至最终的政策搭配实施效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建立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对中国资本流动性进行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考察资本控制有效性的方法源于FeldsteinandHorioka，该方法是一种使用储蓄和投资的相关性来检验资本流动性的数量方法。最后结合蒙代尔—弗莱明(M-F)模型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效力进行综合分析。 5.政策建议。本章首先提出我国追求内外均衡时的原则；其次，针对中国的现实情况提出若干建议，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逐步放开资本项目，完善浮动汇率制；深化外汇体制改革，促进国际收支平衡；金融创新、市场机制完善；我国货币政策内部协调和外部协调。作为本文的后续研究工作，笔者打算从以下方面继续展开研究：首先，对我国资本流动性特征的演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吸取最新的国内外理论研究成果，深入研究短期、长期特征，及其演变的内在机制；其次，2005年我国汇率制度改革之后，我国国际资本流动有了新的特征，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也发生了变化，这方面也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地方。本论文的特点： 1、视角创新。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随着汇率制度改革和资本管制的逐渐放开，把握我国资本流行特征，为资本管制政策提供重要依据，也为提高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执行效力提供参考，尤其是货币政策的效力提供理论依据。 2、分析框架统一，结构逻辑性强。在分析资本流动性与经济政策效力的基础上，将我国国际资本流动性的实证分析引入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宏观经济政策的执行效力。
对中国石油企业国际石油合作管理的探讨

国际石油公司参与国际石油合作，属于国际经济学研究的范畴。国际石油合作属于国际经济合作方式的几种形式的综合，既有国际投资、国际劳务合作的成分，同时又具有国际工程承包的内容。国际投资是资本这种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重新组合与配置；国际劳务合作是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在国际间进行移动和配置的活动；国际工程承包是国际石油公司以提供自己的资金、技术、劳务、设备、材料等，为国外的工程业主，主要是为资源东道国家营造石油勘探开发方面的工程项目，并按照预先约定的条件、合同价格、支付方式等收取费用的一种经济技术合作方式。我国石油企业从事国际石油合作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很少为行业之外的人们所熟悉和了解，但是它日益成为国家能源安全和能源发展战略的主要考虑因素之一。本文旨在以我国石油企业在国际石油勘探开发生产领域的国际石油合作的实践和国际石油公司传统做法的基础上，系统地归纳和总结我国石油企业进行国际石油合作方面的管理精髓，同时对其它类似的国际经济合作项目的开展具有许多借鉴之处。本文全面分析论述了国际石油公司从事国际石油合作这一全新的领域的特点，针对这些历史与现实的特点，国际石油公司所作出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应对措施。并提出了适合中国石油企业进行国际石油合作的具体方略。具体而言，本研究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全面地认识了国际石油合作的定义及其所包含的具体内容；第二个层面：阐述了国际石油合作对当今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第三个层面：通过我国石油企业的发展历史回顾以及国际石油公司的发展历史的对比，认真分析了中国石油企业在资金、技术、人力资源等诸多方面存在不足；第四个层面：探讨了满足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石油企业必须走国际石油合作的道路，并且需要不断地深化改革，在这条道路上永远不停地、稳健地走下去。首先是导论部分，介绍本研究的背景、目的与意义、研究方法以及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第一章、国际石油合作的概念、历史发展过程、特点、参与各方和常见的几种国际石油合作方式，奠定了本研究的出发点。第二章、国际石油公司的发展历程。回顾中国石油企业的发展历史并且与国际石油公司进行横向比较，指出中国石油企业的优势与劣势，如何在国际石油合作过程当中扬长避短，抓住历史发展机遇。第三章、中国石油企业国际石油合作的环境分析。环境是企业产生、成长和衰退的重要因素，只有通过对中国石油企业从事国际石油合作的环境作出详细的分析，才能够作出正确的决策。第四章、中国石油企业国际石油合作的投资分析。国际石油合作是国际经济合作的方式之一，它实际上是国际投资、国际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等多种形式的一种综合体。具体内容包括资金、技术、劳务等，正确的投资分析和决策是进行国际石油合作，获取世界资源的先决条件。第五章、中国石油企业国际石油合作的进入方式。中国石油企业国际石油合作的进入方式，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环境，采取不同的进入国际石油合作方式：最早是在民国时期，接受国际社会的无偿援助方式；在建国初期，在苏联专家的帮助、指导下，进行部分有偿援助的方式进行国际石油合作；在改革开放之初，主要是中国石油企业在政策允许范围，将国际石油公司引进来，联合勘探开发，或服务合同、或风险服务合同、或产品分成合同方式进行；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主要采取引进来和走出去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式进行国际石油合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上下游一体化”和“向海外拓展”，采取步伐更大、逐渐在资本市场获得国际石油合作的控制权。第六章、中国石油企业国际石油合作的合同管理。国际石油合作，是严格按照国际石油公司与资源国之间所签署的合同来进行操作和管理的。国际石油合作合同，与其它领域的合同相比，具有诸多不同之处，本文对目前世界上流行的石油合作合同进行了详细介绍和对比分析，并且以我国在苏丹进行石油合作的合同进行了解剖分析，从而归纳出中国石油企业国际石油合作的合同管理的要点。第七章、中国石油企业国际石油合作的财务管理。国际石油合作是资金密集型的项目，只有在具有健全的财务制度和风险防范的基础上，才能够确保国际石油合作的收益，明确财务管理的内容和任务，是中国石油企业国际石油合作的财务管理的先决条件之一。第八章、中国石油企业国际石油合作的人力资源管理。人是从事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国际石油合作也不例外，我国石油企业要取得国际石油合作巨大成功，必须大力培养具有技术业务精、外语水平高、熟悉国际惯例和石油合作方式的队伍，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人力资源。第九章、中国石油企业国际石油合作的风险管理。国际石油合作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是任何国际石油公司都无法避免的，只有认真地面对，仔细地分析，作出恰当的决策来适当地进行规避这些风险，进行风险管理，才能够获得国际石油合作的预期利润和回报。第十章、中国石油企业国际石油合作的对中国能源战略的重大意义。石油作为一种战略性物资，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长远的意义，一方面，我国已经属于石油净进口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度已经接近50％，大量的原油需要依赖进口，为了避免我国经济、社会过多地受到国际石油价格波动的冲击，对外石油合作，获取份额油是我国能源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本章对中国石油企业的国际石油合作现状和对策进行了分析；并且对中国石油企业国际石油合作发展现状作出了评价；剖析中国石油企业国际石油合作所遇到的困境；分析了我国石油企业从事国际石油合作的机遇与挑战。
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问题探讨

近年来，国际资本流动大幅增长，资本流动已成为许多国家国际收支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资本流动增长相适应，各国对资本帐户的管制已逐渐放松。截止1994年底，所有发达国家都已实现资本帐户下的可自由兑换，同时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放松对资本帐户的管制。我国外汇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实现人民币完全可兑换，最终目标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1996年12月，我国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后，资本帐户的开放问题就显得日益重要。2001年12月我国加人了WTO，这在客观上也将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本文首先将文章中涉及的有关资本项目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等相关概念作了必要的介绍，然后着重分析实施该政策的利益和风险。资本项目可兑换给一国带来的利益主要包括：促进一国金融服务的专业化，从而使国际金融活动更有效率；刺激国内金融创新活动；提高资本资源的配置效率；使国内居民有机会在国际范围内对其金融资产进行分散组合，保证其收入和财富的稳定性；带来先进生产技术和现代管理经验的国际传播等。在看到资本项目可兑换带来的利益的同时，必须强调发展中国家实施资本项目可兑换可能引起的各种风险，主要包括：宏观经济金融的不稳定、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的冲突、国际收支平衡的难度、实际汇率升值会削弱一国出口部门的竞争力等。第二章分析了我国实施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内、外部动因。我国实施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内部动因包括：我国经济国际化的需要、调整经济结构的需要、提高经济运行质量的需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的需要。外部动因包括：在经常项目开放、资本项目管制的情况下资本管制有效性降低及管制成本增大的压力、部分国际协议限制其成员国对部分资本项目下的交易进行管制、来自国际组织和金融强势国家的压力等。总之，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既需要走出去参与国际分工，也需要吸引外资弥补国内资金不足。开放的力度越大，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要求就会越高。从内部动因来看，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完全是我国经济金融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我选择，外部动因仅仅起了催化剂的作用。第三章阐述了实施资本项目可兑换必须具备的条件，并进行了实证分析。对一国来说，资本项目开放是经济金融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我选择，是一项重要的政策，但同时，资本项目可兑换这一改革措施也是一把“双刃剑”。在资本项目自由化与国内金融改革相适应、与宏观经济政策相配套、适度把握资本项目开放的顺序与进度时，资本项目可兑换会给一国带来利益。反之，如果在条件不成熟时，贸然开放资本帐户，则有可能给一国国内经济造成极大的危害，甚至引发金融动荡和危机。因此，政府必须将它纳入全国经济改革发展的总体战略来考虑，对相关的国内政策作出精心设计，为资本项目可兑换创造相应的条件，以确保其有效性。成功的资本项目可兑换必须具备以下经济、金融和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包括：综合国力的提高、适度的经济增长、通货稳定、良好的财政状况、经常帐户收支的稳定和微观经济运行机制的健全。金融条件包括：利率市场化、弹性的汇率机制、完善的国内银行组织体系、发达的国内资本市场、宏观经济政策的合理运用、间接的货币控制体系、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充足的外汇储备。政治条件即一国政局的稳定。论文还通过对智利、墨西哥、韩国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的回顾分析，分别从不同角度进一步印证了以上条件。第四章首先分析了我国人民币资本项目管理现状及目前实施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已具备的条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实施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顺序安排，即先放开长期资本交易，后放开短期资本交易；先放开居民国外交易，后放开非居民国内交易；先放开有真实交易背景的交易，后放开无真实交易背景的交易；先放开与实物交易有间接关联的交易，后放开与实物交易无间接关联的交易；先放开对自然人和企业的资本管制，后放开对金融机构的资本管制；先放开对私有企业的资本管制，后放开对国有企业的资本管制。论文最后提出了为保障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顺利实施，我国在经济金融方面应采取的一些改革措施，主要包括：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使人民币汇率更加富有弹性；加快推进人民币利率的市场化进程；深化国内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快微观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造；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运作等。
加强进出口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探讨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中国经过20年的改革和发展，金融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金融对外开放稳步推进，在中国金融机构大步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的同时，外资金融机构也开始走进中国，强化了内地金融市场的竞争机制，促进了中国金融现代化水平的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建立，为金融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同时也使之面临前所未有的金融风险。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是银行业永恒的主题。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金融国际化趋势的不断增强，如何加强银行的风险管理，也成为银行业共同关注的课题。我国现行的分业经营的金融体制下，银行的资产主要表现为信贷资产。据统计，我国银行的信贷资产占总资产的80％以上。因此，信贷风险构成了我国银行资产的主要风险之一。中国进出口银行是我国的政策性银行之一，由于起步较晚，信贷风险管理的水平相对落后。成立之初特别是1996年以前形成的不良资产逐步暴露。在缺乏先进而有效的风险管理的手段情况下，为避免继续产生不良贷款，银行往往采取提高放贷条件简单办法来防范风险。如：简单地提高对借款人资产规模、资产质量要求；提高贷款保证条件的要求(要求商业银行提供担保，或要求借款人提供双重的担保、质押、抵押)等，这样可能造成惜贷或将中小企业拒之门外的现象，使进出口银行承担的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政策作用削弱。本文通过分析银行风险管理的一般理论，结合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探讨进出口银行业进一步完善信贷风险管理的措施，也为中国进出口银行加强信贷风险管理献计献策。第一章主要探讨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一般理论。指出信贷风险是指借款人不能按期归还贷款本息或逾期不归还而引起银行收益变动的可能性。影响银行信贷风险产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一般认为，信贷风险可分为外部风险和内部风险。结合金融界的“神圣公约”：巴塞尔协议讨论了信贷风险管理的目标、应遵循的原则以及信贷风险管理的策略。第二章，简述了中国进出口银行的沿革，并根据进出口银行的主要业务及出口信贷业务的业务流程分析了主要的信贷风险特点，进而探讨了进出口银行的风险管理现状和其在信贷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在树立“风险防范优先”的理念下，建立健全内控制度，特别是在建立内部信用评级体系上狠做文章，成为进出口银行防范风险的关键。第三章，从广义的角度分析建立内部信用评级制度的重要性，指出现有银行信用评级体系的局限。提出要结合目前商业银行客户信用评价的现状，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客户信用评价的经验，完善客户信用评价体系的一些思路。第四章，明确为了贯彻国家产业政策和外经贸政策，体现“区别对待，扶优扶强“的信贷原则，防范和化解风险，必须建立健全进出口银行的客户信用评级体系。结合进出口银行现有的客户信用评级体系，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同时希望加强风险管理机构的职能和加强信用制度建设，健全社会信用基础。第五章，阐述了进出口银行要利用好的内部信用评级体系之后，还是回到加强信贷风险管理的主题上，提出了一些进出口银行在加强信贷风险管理上的其他配套措施。未来银行的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管理水平的竞争，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国民经济必将发生深层次、系统性和结构性的变化，低风险高收益的高端客户不断被分流，信用风险明显增大，风险与收益的平衡日益难以把握，笔者认为建立一套完善的针对客户的信用评级体系，是提高银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是银行自身发展的需要。
中苏经济关系“蜜月期”专论（1953-1959）

经济关系是国家关系的晴雨表，反映着中苏整体关系的阴晴圆缺。目前，在国内史学界从经济的角度研究中苏关系的文章聊聊可数，尤其是对中苏关系“蜜月期”两国经济关系发展曲线的研究至今未见成文。本文在搜集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从中苏双方经济关系发展的基础分析入手，揭示了1953-1959年间、即赫鲁晓夫执政前期中苏经济交流与合作的一系列表现，探讨了这一时期中苏经济关系“蜜月期”发展对双方的影响。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中苏整体关系变动幅度最大，它显示出了中苏之间从高峰到低谷的关系曲线，而国家关系的友好合作与摩擦冲突在经济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赫鲁晓夫执政前期的1953-1959年，中苏两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模式一致、国家利益基本一致、双方对国家之间存在的矛盾都采取了积极化解的态度，加之两大阵营对峙的特殊环境以及斯大林时期所奠定的良好基础，使两国相互之间以信任为主，经济关系进入“爱恨交织、以爱为主”的蜜月期。在这一时期，赫鲁晓夫继承和发展了斯大林时期所奠定的经贸合作基础，消解了双方经济交流的摩擦和不快，扩大了中苏经济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发展了中苏双边贸易，增加了对华援助项目，加强了中苏专业技术人才的交流和科技合作，并向中国提供了许多经济援助，使双方的经济关系“渐入佳境”。中苏经济关系的“蜜月期”发展对中苏两国尤其是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重大影响。
工程项目管理模式研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加入WTO，规模大、投资多元化的工程建设项目越来越多，国外建筑公司“引进来”和国内建筑企业“走出去”，国际建筑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对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与此同时，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模式也在不断地发展，国际上出现了许多新型模式。国外先进的工程项目管理模式的引进，势必对中国的建筑业带来冲击和影响，因此迫切需要对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模式进行分析和研究。本文在对发达国家工程项目管理模式综述的基础上，对目前国内外的工程项目管理模式的对比分析和研究，指出我国现有的工程项目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国外工程项目管理带来借鉴和启示。并提出了我国工程项目管理与国际接轨的对策和思考。在我国工程项目管理模式的选择上，建议推广PMC模式，同时指出现阶段PMC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工程项目管理的组合模式PMC-Partnering项目管理模式，通过组合模式与传统模式的比较，指出组合模式应用的价值。通过本文的论述，可以使工程项目管理从业人员认识到对工程项目管理模式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对先进工程项目管理模式的引进和借鉴，可以提高我国建筑企业的竞争力，对我国建筑企业应对国内国际建筑市场的激烈竞争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中国对东欧出口现状分析及对市场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呈现高速发展的态势。为保持这种增长速度，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经济发展战略，贸易多元化战略即是其中之一。中国与东欧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即是该战略中的重要部分，加强与扩大对东欧国家的经贸合作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当今世界经济潮流之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以加入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为中期外交目标的同时，东欧国家加强了地区之间的合作，建立了中欧自山贸易区，达到了实现中东欧自山贸易协定成员国“小一体化”，为加入欧盟“大一体化”做准备。东欧国家发展至今均经历了不同的历程，无论是采用激进改革还是渐进改革，均付出了很大代价，所取得的成绩也各不相同。在各国的转轨进程中，中小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它的一大特点。很好地研究和利用东欧国家中小经济特点是我国与这些国家加强经贸合作的途径之一。东欧国家对外贸易超前回升和发展，成为带动转轨国家经济恢复和增长的重要因素，但也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矛盾，出现连年逆差。为扭转这种趋势，东欧国家普遍加强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关系。东欧国家的对外贸易体制无论是经历了激进改革还是渐进改革都有着很多共性和特点。
电力施工企业施工索赔能力探析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加之中国加入WTO以后的推动和影响，我国的电力建设市场将逐渐朝法制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电力工程项目的运作模式也将逐步与国际接轨，按照国际规则与惯例进行。同时，国外的投资商和承包商要进来，国内的投资商和承包商也要走出去。施工索赔将成为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正常活动之一，将成为承包商维护自身利益、获取利润的主要手段。因此，我国电力施工企业必须加强管理、提升素质，加强对工程项目承包合同的研究与管理，尤其是要加强对施工索赔问题的研究，以适应将来市场化与国际化的需要。本文介绍了施工索赔的定义、发生原因、分类、计算方法以及施工索赔的一般程序；分析了我国电力施工企业的施工索赔能力及施工索赔环境；阐述了电力施工企业施工索赔的历史沿革、索赔成功的内部条件、对索赔事件的处理方式，以及施工索赔的文化背景、法律环境和合同环境；并提出了提高我国电力施工企业施工索赔能力的对策。本文认为，目前制约电力施工企业顺利解决施工索赔问题的主要因素有：电力施工企业管理水平不高；企业索赔能力不强；市场不规范；法制不健全等。
合作型FDI：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一个新假说

本文以“合作型FDI(ForeignDirectInvestment)”假说为核心，通过构建合作型FDI的博弈模型，提出了中国企业开发自身的合作资源扩张对外直接投资的新的路径。文章不仅指出了西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局限性，而且描述了中国企业开展FDI特殊约束条件，重新界定了中国企业开展FDI的目标函数。在此基础上，作者建构了一个用于解释中国企业FDI行为的互补性博弈分析模型。本文的合作型FDI模型的最主要特征是在借鉴协调博弈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将协调博弈的“互补性原理”应用于FDI分析。“合作型FDI”假说的提出，为中国企业开展FDI活动提供了更为一般的理论支撑，并隐含着一系列重要的政策结论。
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分析和改善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尽管中国的对外投资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与我国经济发展要求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本文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条件不甚理想，制约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为此本文运用逻辑证明和统计分析的方法，对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所应具备的经济基础条件如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发展优势、企业所有权优势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并认为制度因素对海外投资扩张的宏观和微观条件构成了最大的约束，必须调整我国的有关政策来推动对外直接投资条件的改善。本文从满足国家宏观经济利益和增强企业微观竞争优势的角度切入，对我国对外投资政策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