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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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学视角下《解密》中人物形象的传译研究

形象学研究起源于法国的比较文学领域。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形象学越来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形象学研究的重心是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问题，探究这些作为“他者”的形象是如何在言说“自我”的过程中被观察、遐想与塑造的，并探究形成异国形象的深层原因以及折射于其中的“自我”形象。 　　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不仅涉及语言的转换，而且对于原文中的形象重塑影响重大。原作者所塑造的形象需要通过翻译进入译入语文化，而在此过程中，译者成为了形象创造的主体，而原作者所创造的形象则成为被译者注视的“他者”。在形象重塑的过程中，译者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从而使得重塑的“他者”形象与原文本中的形象发生改变。从形象学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解读中“他者”形象的重塑，对文学作品翻译中形象的传递效果进行评价，揭示形象生成问题背后所蕴含的文化误读，对于本国形象的传递和跨文化交际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与研究意义。 　　本文以麦家的成名作《解密》及其英译本Decoded:A Novel为研究案例进行比较分析，从形象学角度对《解密》中形象的重塑与传递及传递过程中发生的变异进行了分析与探讨。本文依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方法，分别从文本内和文本外对作品进行具体的案例对比分析。本文首先从文本内分析的角度展开，从词汇、等级关系和情节三个维度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对原作者和译者所塑造的形象进行对比分析。通过分析，本文指出《解密》在译出过程中，“他者”形象会在词汇、等级关系和情节等层面发生变异。这些形象的衍生与变异体现了原文译者在对文本理解上与原作者意图的差异性，而这些差异性导致了原文与译文对同一形象塑造的差异性。例如，译文对于原文中重复出现的特定词汇或段落结构的省略。第二，本文运用形象学文本外分析方法，从社会集体想象物、译者自身对于“他者”的经历、情感与态度等方面对《解密》的原文与译文进行对比分析。通过比较发现，形象在翻译过程中的变异与衍生很大程度上受到译者本国的社会集体想象物影响。此外，译者的个人经历和对“他者”的情感态度也影响了形象在译文中的重塑。例如，米欧敏教授在回信中肯定了她个人的学术研究兴趣对于确定某一专有名词翻译的影响。最后，本文对于研究中国文学走出去以及如何通过中国文学的译出树立积极的中国形象具有一定的启示与参考价值。
汉语“用”和英语“use”的语法化对比研究

由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汉语和英语两种语言之间的对比研究逐渐增多，对比的角度更加多元，成果斐然。 　　汉语的“用”是人们常用词之一，在日常生活用语中占据重要地位。一般在教学或者翻译中，人们习惯将汉语的“用”和英语的“use”画上等号，但两者在词性和意义的差异会引起翻译不对等现象。 　　本研究从共时和历时的角度，利用国家语委现代平行语料库和英语国家语料库(BNC)，对汉语的“用”和英语中的“use”的语法化进程进行描述性和解释性研究相结合，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补充研究以下问题: 　　(1)语法化路径中汉语“用”和英语“use”不同点是什么？ 　　(2)语法化过程中汉语“用”和英语“use”表现的不同点特点有哪些？本研究有以下发现: 　　汉语中的“用”和英语中的“use”，在语法化程度上存在差异;汉语的“用”语法化程度高于英语的“use”。具体表现在汉语的“用”具有了介词词性及用法，但语法化并不彻底，存在叠用现象，而英语中的“use”表现出固定的动词搭配和固定句型，语义的虚化程度较低。从路径上看，汉语“用”有一条语法化路径，即从动词虚化而来;而英语中的“use”却有两条:一条动词虚化而来，一条则从名词虚化而来。 　　汉语“用”和英语“use”在语法化进程中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汉语“用”表现出等级性、抽象性、单向性、持续性等，而英语“use”则表现为抽象形、主体化、持续性等特征。英语“use”虽然在语法化进程中，等级性表现的不明显，但是其主体化倾向却较为明显;汉语“用”更多地表现为抽象化和持续性特征。 　　总之，本研究从语法化的角度对比研究了汉语的“用”和英语的“use”以期为类型学研究添砖加瓦，并丰富对比语言学研究的成果。
地理空间与“言、象、意”：文学地理学视阈下《醉翁亭记》七译本的译介学研究

文学作品中的“地理空间”是其文本人物存在之可能性的必要条件，是其情感被触发的外在“物象”，也是作者情感寄托所必须借助的自然表征，即“象”。汉语典籍尤其注重“象”在传情达意方面的功用，作者的心灵运作模式也因此被认定为“象思维”（王树人，2004;赵新林，2004;刘华文，2006），心灵如此运作而生成的文学文本自然是以“象”为其表征的本质特性。然而，在文学研究中，“地理空间”很少被学者们关注，“地理空间”作为“象”在汉语典籍中的存在也极少有学者撰文予以研究。众所周知，语际翻译涉及两种语言文化系统，一边是原语文本，另一边是译语文本，如若汉语典籍外译时不顾及汉语自身“象思维”的表征本质特性，就无法把握原语文本，更何谈生成上好的译语文本？我国著名哲学家何丽野先生曾说，“象，就是中国哲学自己固有的语言。离开了象，中国自己的哲学思想无法完整地表述”(何丽野，2014:95)，正因为如此，我国翻译界有学者近年来提出，在翻译汉语典籍时，当注重汉语“象思维”的本质特性（刘华文，2006;左少兴，2014;包通法，2015;刘新慧，2015）。但是，原语文本中的“言、象、意”与译语文本之间在实际的翻译中该如何运作？在“言、象、意”这一认知系统中的原语文本和译语文本的关系有何变化？在此视角下的翻译文学能否获得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独立性？它对“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出去”这一翻译人的时代命题又有何理论洞见？所有这些问题，尚有待推进。本文拟以《醉翁亭记》的原语文本和七个英译本中的“地理空间”为研究对象，以“滁”这个概念性“地理空间”和以醉翁亭为空间参照系所构建出的叙述性“地理空间”为切入口，以GIS生成的地形地貌图和测量所得的数据对七个英文译本中的地理空间（象）作地理学和物理学的考证，以此考辩“生象之意”和“明象之言”，进而探究译语文本中被消解和扭曲了的“出意之象”。同时，本研究再以同样的研究方法对译语文本中可能合理的“象”进行考证，遵照“言、象、意”三者辩证统一的内在逻辑关系，此“象”不仅能够映射出作者的“心中之意”，又因“言生于象”（王弼，2012:284），“象”也必须与“地理空间”之“言”相匹配，方可信之为“象”。研究也认为，在“言、象、意”认知系统中考辩原语文本和译语文本的“象”（地理空间）确实可以给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予以新策略，从而提高其译文的水平。这一研究成果也可以在一定范围延伸到其它的“象”，同时也在理论上肯定了翻译文学的创造性叛逆和翻译文学存在的独立性及合理性，对“多元翻译文学译本共存”的翻译策略给予了理论性的佐证，为“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客观必要性和利好之处。本文的构成框架共有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引言）详述研究背景、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可行性分析和创新之处;第一章（“滁”:跨越语言疆界的概念性地理空间）和第二章（“灵台华胥”:跨越语言疆界的叙述性地理空间）力图通过对比原语文本和译语文本中意指地理空间信息的“言”，考证原语文本中的地理空间信息在译语文本中遭遇扭曲或消解是客观事实，进而考辩译语文本中被扭曲或被消解的地理空间之“象”难以在隐喻映射下生成其应有的文化内涵，即地理空间之“意”。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译语文本中应有的地理空间之“象”，也就是能够在隐喻映射下生成原语文本之“意”的“象”;第三章力图在“言、象、意”认知系统中综合探究《醉翁亭记》原语文本中的地理空间信息该如何跨越语言疆界进入译语文本的机制。最后一部分是结语。
食品类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研究——以Q公司为例

放眼全球角度来看，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大量的企业走进来，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去。企业之间展开了更加激烈，更加多元化的竞争，每天会有一大批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也会有一大批企业默默无闻的消失，人们充分认识到企业管理的重要性，尤为重要的是，税款缴纳在整个企业运作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企业管理阶层对纳税筹划工作越来越重视，他们往往会在企业机构中设立相应部门，来从事纳税筹划的相关工作，纳税筹划是每个纳税人应当享有的合法权利，我国的立法者应该进一步完善与之相关的法律。 　　学者调查研究表明，经济特区、开发区及税收优惠地区能够吸引到大量的企业进入，其中部分企业还是非常优秀的企业，主要是因为这些特殊区域有国家的政策扶持，降低了企业相关税收成本，这样一来，在同等利润总额的情况下，企业所纳的相应税收越少，企业所获得净利润越大，企业所承担的负担越小，其经济效益更大。尽管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从企业的角度来看，税收负担过重将会令企业不堪重负。纳税人作为纳税主体，要想少缴税，就必须进行相应的纳税筹划。如果一国的经济在走下坡路，那么纳税人的收入会减少，收入的减少必然导致税基变小，从而导致税收收入减少。如果经济比较景气时，纳税人的收入就会增多，收入的增多必然导致税收收入的增多。总而言之，税收具备调节经济的效用，其调节作用有一个节税空间，这个空间能够体现政府税收政策的导向作用。税收和政府政策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具有一致性，纳税筹划正是基于此而产生的。 　　食品企业Q公司主要从事坚果炒货等休闲食品的生产和销售，公司地处安徽省省会合肥市，其中瓜子系列产品非常畅销。随着经济通货膨胀的加剧，物价上涨，生产资料的价格必然会上升，不光是Q公司，对于整个食品类企业来说，生产经营的成本上升，压缩了企业盈利的空间。企业要想获取最大的利润，就必须降低成本，税收成本所占的比例比较大，尤其是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是非常好的节税方法，它能减轻企业的税负，增加企业的利润。企业所得税的内容很多，范围相对较大，相对而言，企业所得税的计算过程比较复杂。因此，我们在进行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时，有必要采取科学的、系统的纳税筹划方法，达到企业税收最小，企业收益最大的效果。 　　本文主要研究食品类企业的所得税纳税筹划，食品类企业对保障国计民生和支持国家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结合我国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食品类企业纳税筹划往往从三个方面来进行:企业所得税税基筹划、企业所得税税率筹划、企业所得税税额筹划。在实际生活中，企业在进行纳税筹划时要兼顾一下四个方面情况:1，企业所处的法律环境状况的好坏，2，企业所处的经济环境的好坏，3，食品类企业本身的行业特点，4，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的好坏，从而采用相应的纳税筹划方案，纳税筹划可以以此为基础，加以分化演变。本文的理论论述相当充分，详细解释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的前因后果，有较强的理论性;本文选取食品类企业Q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其2015年的财务报表和近些年的相关数据，来研究Q公司作为食品企业，实现净利润最大的纳税筹划有效途径。关于食品类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的文章比较少，本文采用了十分科学的方法，舍弃一些现实中较小的影响因素，抓住主要影响因素，结合当下的经济形势，选取了合适的筹划方向和方法，使筹划条理清晰、杂而不乱。本文从纳税人的利益出发，结合Q食品公司的具体事例，研究了纳税筹划的理论，并将相对应的理论运用到了Q食品公司身上，本文不局限于理论研究，并对纳税筹划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了合理的结论和相应建议。
GZ环保公司污水治理PPP模式的应用研究

2015年，我国在博鳌论坛上提出“一带一路”伟大构想，其覆盖范围广，投资力度大，涉及有铁路、公路、能源、信息、产业园区等重大工程建设。为了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同时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我国应当加强基础设备的投资建设工作，解决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筹措和运营管理的问题，同时加强项目风险管理降低成本提高收益。但是从传统意义上来说，基础建设投资需要政府出面进行融资，负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设施的运营管理。政府所面临的财政压力在不断地加大，已经不足以支撑整个公共服务领域的建设。为了提供更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政府应该推广使用多元化的融资模式，解决融资难的问题。 　　如何解决投资需求增加与财政压力增大之间的矛盾昵？放眼于国内外，尤其是英美两国较早广泛推行使用的采用PPP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解决公共服务领域融资难的问题，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加速基础设施建设的市场化，提高基础设施项目的绩效水平，降低运营风险，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但是，我国很多私营企业对于PPP模式的理解不深入，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导致公共服务领域发展缓慢。本文的出发点是私营企业，分析其在参与PPP模式中的运作模式和效果，总结其运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的建议，吸引更多的私营企业参与国家的PPP项目，为他们提供理论建议。 　　本文主要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绪论。依次阐述了研究的背景、意义、目的、内容、方法，回顾国内外PPP模式的研究现状，并由此引出研究的创新点和特色。第二章是相关概念和基本理论。主要对PPP模式的概念、核心要素及其分类进行阐释;对公共物品理论、项目区分理论和项目融资理论进行阐述。第三章主要描述了安徽省地方政府融资模式的现状，分析了把PPP模式应用到污水治理行业的理论可行性和现实必要性，指出PPP项目在当前政策环境下污水治理行业的广阔发展前景。第四章是本文的重点章节。本章重点是以安徽GZ环保公司为案例，通过研究其参与PPP模式的运作流程，从市场、财务、融资能力、社会效益四个角度分析GZ环保公司引入PPP模式的效果，在此基础上发现应用PPP模式中存在的问题。第五章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完善和推广污水治理PPP模式的对策建议。通过研究认为本文从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提出进一步完善污水治理PPP模式融资模式的建议，推动PPP模式在宏观经济和微观企业发展中的应用，减轻各级政府财政负担，增强私营企业参与PPP模式的积极性，进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市场化进程。第六章为研究的结论与展望。
电力体制改革背景下W发电公司电力营销策略改进研究

电力是全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性能源，关系到农业、工商业和居民等千千万万各类电力用户的用电需求。我国电力工业结构非常复杂，发展一度非常的封闭和缓慢，长久以来由政府实施严格的垄断化经营，具有较强的计划经济色彩。2002年全国电力体制改革实现了“厂网分开、主辅分离”，发电企业只负责电力生产，销模式单一，最核心业务是如何争取政府相关部门给予更多的发电计划。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电力供需形势发生了变化，2015年我国开始了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售电市场逐步放开，发电企业也可以将电力直接销售给电力用户。在此背景下，维持发电企业生存的最关键因素——由政府主导制定的发电计划这一职能，将越来越弱化，市场化电量比重将越来越高，售电市场竞争必将变成白热化。 　　为了使W发电公司能够尽快地适应改革需求和电力市场变化，提高营销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先机、占得主动，本文以电力营销理论为基础，主要运用文献研究法、定性分析法和总结归纳法，以2015年开始的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为背景，深入分析W发电公司当前实行的电力营销的策略存在哪些问题和不足，并就如何改善和提高电力营销策略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发电企业电力营销业务从过去的只能将电力销售给电网企业的单一化，正在逐步走向可以直接销售给电力用户的多元化，发电企业直接面对电力用户，打破了以往只能由电网企业向各类用户售电这种一家独大的模式。这就要求发电企业必须从过去的“重生产、轻营销”的生产经营管理中跳出来、走出去。本文正是研究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应当积极改变过去的营销策略和方法，才能顺应电力售电侧改革的潮流，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 　　过去对于电力营销策略的研究，大多在于如何争取政府给予的发电计划，或者从如何降低企业成本、提高效益的角度出发。本文在分析过程中，结合了我省电力体制改革进展情况以及电力直接交易工作实际开展情况，主要采用PEST分析对W发电公司的宏观环境进行剖析，从电力营销市场的划分、电力市场需求、主要竞争者等方面对微观环境进行了剖析;运用SWOT分析明确了企业的“优势、劣势、发展机遇和存在的劣势”;按照6P营销理论的6个方面因素，从“产品、价格、渠道、促销、公共关系、政策”等6个方面，详细分析W发电公司电力营销业务现状存的在问题，以及问题存在的原因，并针对上述6个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优化电力产品、制定具有一定差异性的灵活定价机制、组建多元化营销渠道、充分发挥促销手段、优化公共环境关系、充分利用好电力体制改革政策等建议。最后，还提出了电力营销策略怎样实施的几项保障措施:加强组织领导和团队建设、建立大客户管理系统、加强横向交流与合作、建立大客户营销战略保障督查机制等。 　　本轮电力体制改革仍然处于在探索中前行的阶段，政策会存在一定的变数，会给发电企业电力营销策略带来一定的影响。通过对W发电企业的营销环境进行分析、存在问题的剖析，可为其他火力发电企业改善电力营销策略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对政府如何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售电市场放开政策，起到了一定的现实作用;对怎样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推动电力行业打破垄断局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对于逐步建立一个较为健康、成熟、可持续发展的电力市场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
中国对外劳务输出人员人身安全风险研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走出去的步伐逐渐加快，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通过劳务输出走出国门，到世界各地谋职工作，为家乡带回更多的资金以及境外的技术，为社会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21世纪以来，中国工人海外劳务风险案例频发，有的涉及人数众多、影响广泛，中国对外劳务输出人员人身安全风险呈现多元化状态。对外劳务风险频发，严重影响在外劳务人员人身安全，严重影响外派劳务企业和中介机构企业经营效益，甚至影响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影响国家利益。我们需要对对外劳务输出人员人身安全风险进行系统性分析，以帮助政府和企业以及个人提高防范与应付风险能力。 　　本文将对外劳务输出人员人身安全风险划分成来自环境的风险与来自劳务输出方式的风险，进行系统性的研究，进行风险识别和原因分析，并结合遭遇索马里海盗的劳务人员获救案例进行风险研究，最后从避免风险、减弱风险、转移风险、接受风险四方面考虑，提出应对对外劳务输出人员人身安全风险的相关对策建议。本文采取了文献研究法、分类归纳法、数据分析方法、案例研究法对中国对外劳务输出人员人身安全风险相关资料和数据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我国对外劳务输出的发展历程和发展现状。第二部分是我国对外劳务输出人员面对的人身安全风险分析，包括来自环境的风险和来自劳务输出方式的风险。第三部分是我国对外劳务输出人员人身安全风险原因分析。第四部分是我国船员遭遇索马里海盗案例。最后一部分是提出了应对我国对外劳务输出人员人身安全风险的相关避免风险对策、减弱风险对策、转移风险对策和接受风险对策，如利用政府资源、利用合同条款、利用信用保险等。科学的对策帮助中国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和劳务输出中介以及劳务个人更好的应对人身安全风险。
皖江口岸进出口物流联动与对策研究

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的提出以及“一带一路”等战略的构建，针对口岸进出口物流机制的建立和完善的议题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当前口岸进出口物流产业是我国快速发展的一个新兴产业，也逐渐成为“经济新常态”下重点突破发展产业。皖江口岸进出口物流吸引相关产业集聚，推动皖江地区经济增长。皖江口岸进出口物流联动一体化要依靠皖江各口岸的资源优势。并合理利用长江黄金水道、开发口岸资源，加快产业调整和结构转型，推动皖江各口岸由同质化竞争走向联动一体化协作，发挥各自口岸在进出口物流中的聚集和扩散效应，以此来构筑皖江口岸进出口物流联动一体化的新格局。 　　本文首先探究了皖江口岸进出口物流联动的背景与意义，新时代下应如何发展口岸进出口物流;特别是当今皖江地区处于“新常态”经济下，面对此种环境应如何分析着手并利用现有条件实现皖江地区的经济增长与转型升级。口岸进出口物流业的发展会使皖江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进一步优化改进，并逐渐改善经济结构中的不合理成分，也为皖江地区经济提质换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 　　以国内外搜集的理论为基础，探寻构建口岸进出口物流的必要和合理性。前人的相关理论也会为口岸进出口物流联动一体化提供相应的思路。皖江地区当前应该何去何从，加强各口岸间的联动应是皖江口岸之间发展的重要之选。以皖江进出口联动为先导，得出皖江口岸进出口物流联动发展的重要路径探索，以此为参照推进联动一体化的进程。 　　从皖江各口岸及进出口物流现状来看，皖江各口岸还存在着相关问题，因此就必须对皖江口岸的进一步发展要进行深入的讨论研究。依据已有的SWOT法分析了皖江各口岸所有的内外部因素加以考虑整合，以四个维度为基础的分析，全面剖析了各口岸的现实。得出的分析结果为联动一体化的分析打下了根基，找出皖江口岸内最适合和最为行之有效的方法来探寻关于当今皖江口岸进出口物流联动一体化的对策研究。皖江各口岸如何根据自身现有状况，把握有利时机大力发展口岸进出口物流，构筑皖江口岸进出口物流联动一体化，从而促进皖江地区的异军突起。
安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如今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参与国际分工和利用广阔的外部资源开拓国际市场的重要途径，进而加速推进本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提升本国的国际地位。地处中部省份的安徽，相对于其他沿海发达省份来说，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和水平，争取早日实现中部强省。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和“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近几年安徽省的经济发展速度快速增长，但同时也面临着很多严峻挑战，例如，部分产能过剩和其他资源缺乏的压力等。为此，加大安徽省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安徽省更多优秀企业“走出去”，这无疑将成为帮助实现安徽省经济结构战略调整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缓解部分产能过剩和资源的压力，提升安徽省整体经济实力水平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文章就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度研究:一是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分析;二是安徽省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及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哪些;三是从三个层面给出促进安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分析。文章首先通过对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总结，结合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再寻求探索对外直接投资的有效途径，进而进一步提供理论支撑更好地帮助安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文章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含义及特征做了详细的介绍，同时也综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的研究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适合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分析。探索寻求合理有效的适合安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为进一步促进安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作出指导性建议。 　　第二部分:安徽企业目前海外投资的发展现状和面临的主要问题分析。详细阐述了安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找出目前安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存在的主要问题，这是本文的一个核心部分。通过对安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进而进一步阐明扩大安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 　　第三部分:安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SWOT分析。安徽省企业必须要认识到他们在海外投资所处的优势、机遇和面临的劣势、挑战有哪些？安徽企业要充分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及海外华人华侨人脉等优势，但同时也要努力克服跨国经营管理人才缺乏、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方向不明等劣势，抓住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等机遇，更要正视当今国际市场的货币投资风险和一些企业信用不佳的风险等挑战，只有这要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市场中适应和发展。 　　第四部分:安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案例分析。本章是本文的另一个核心部分，详细分析了安徽海螺集团和安徽农垦集团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安徽海螺和安徽农垦是我省企业成功“走出去”的典范，通过对海螺和农垦成功“走出去”的经验分析，为我省其他想要成功“走出去”的企业提供借鉴。 　　第五部分:推动安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发展的措施建议。本章结合全文及安徽省实际经济社会、政策实情，较为实际的从政府、企业和行业三个层面提出了促进安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对策建议。
虚实之网：作为媒介的中国高铁

近二三十年来来，中国见证了基础设施的大幅度发展。作为从国外引进的新技术，高铁从无到有的出现在中国大地，迅速的实现了从零的突破，并成为世界上运行里程最长的国家。这张越织越密的铁路网不仅作为交通运输工具的一种，将全国各地连接在一起，打破地理空间的阻隔。同时，也打破了信息壁垒，起到信息传播与交流的作用。麦克卢汉说过，媒介是人的延伸。高铁作为人类腿脚的延伸，实际上也起到信息传播的作用。 　　因而，本文试图从媒介观的角度，探寻作为媒介的高铁是如何进行传播的？并且传播了什么？具体研究将从高铁作为实体媒介和符号媒介两个角度展开。 　　横向上，高铁在建构实体空间的同时，作为实体传播的媒介，连接人与城市;同时，在抽象空间作为象征性意义的媒介，形成意义，起到传播的作用。纵向上，本文通过对建高铁、坐高铁、推高铁三个维度的剖析，探究高铁的建设者、使用者、推广者，通过高铁的生产和建构、使用和消费、推广和输出的过程，如何改变了人与城、人与人、城与城的关系，并在实体空间、交往空间、意义空间建构意义。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章对高铁何以能够成为媒介进行阐释。交通运输是人腿脚的延伸，以道路为代表的交通系统，在建构实体空间的同时，也起到文化传播和建构意义的作用。而高铁作为道路交通中的一部分，充当着实体的媒介和象征性意义的媒介的双重身份。 　　第二章以“建高铁”为主体，旨在说明高铁如何重塑城市空间。以合肥为例做本土化研究。探究这样一个典型的中部内陆的城市，在实体空间中，是如何因为成为高铁站点的设立而改变并被纳入到长三角副城市中心，实现本市的发展。同时，高铁通过空间的扩张加速了资本的流动，带动了经济的发展，高铁本身成为经济资源的象征性符号。 　　第三章以“坐高铁”为主体，旨在阐释高铁的乘坐者在坐高铁的行为中如何凝聚起家国情怀的。以春运为例，说明铁路与乡土中国中对落叶归根的“家”密不可分的关系。高铁在实体空间打破了传统城市的边界，拉近了家的距离，带来全新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 　　第四章以“推高铁”为主体，旨在阐释作为“中国名片”的高铁是如何被建构和推出的，推出的高铁如何在实体空间传输技术和建设的同时，在意义空间实现国家形象的隐喻，彰显国家实力和大国形象。同时，通过线上讨论交流，分析乘坐高铁这样的体验如何实现了民众对国家的社群想象，国家的政治概念在乘坐高铁的过程中转换为日常生活的场景，在有形的地域空间实现了无形的认同空间，实现了民族感的凝聚。 　　综上，本文得出的结论为:高铁站的建设在改变城市实体空间的同时，也作为传播的媒介，实现了以高铁站点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传播模式，传递着城市信息。具体体现为建高铁通过城市的连接，带动城市节点之间的资源流动，高铁成为资本争夺的符号。高铁的乘坐则提供了人们交往平台，通过线下实体空间的乘坐、线上互联网空间的讨论，缩减了人际交往的地理和心理的距离，拓展了交往空间，实现了情感凝聚。在“推高铁”阶段，高铁被形塑为“中国名片”，并借助“一带一路”将建设的脚步从国内延伸至国际，在输出高铁技术、进行高铁建设的同时，形成对中国国家符号的隐喻，成为大国象征。
科幻小说翻译的操纵——《三体》英译个案研究

中国文学走出去，翻译在其中的作用不可小觑。受到中国文学外译热潮和《三体》荣获雨果奖的启发，笔者聚焦于中国科幻小说的英译，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三体》为研究对象，探讨影响整个翻译过程中的因素，主要包括文本的选择、译者的确立、译者受到的操纵和对译文的处理，以及译文的最终出版与接受。文章首先介绍了相关背景，阐述科幻小说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指明当下中国科幻小说的对外译介的崛起，并对代表作品《三体》及英译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概述前人的研究并进行总结和评鉴，得出本文的研究视角。本研究旨在勒菲弗尔关于操纵翻译的理论观的指导下展开个案《三体》英译的描述性研究，宏观探讨整个翻译过程的影响因素，微观上具体分析译者对译文的处理，揭示其采取的翻译方法和策略。 　　作为操纵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勒菲弗尔超越语言层面，将翻译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中，认为翻译从始至终都会受到文学系统内外两方面的影响，指出操纵翻译的因素。本文主要围绕三大操纵因素一赞助人，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展开研究:(1)从译介模式出发，分析操纵《三体》英译的赞助人系统，指明具体的赞助人，以及这些赞助人对翻译过程的影响。(2)在意识形态下探究具体的影响因素，主要讨论科幻知识，中国政治和西方女性主义思想三大约束对译者的影响，通过实例论证分析译者受到的操纵和其对译文的处理。(3)诗学观方面则主要从篇章结构，传统文化负载词和人物形象塑造三个维度出发探讨译者对译文的处理及具体采取的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 　　通过分析个案的整个翻译过程，研究发现:(1)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到原作作者，文学代理机构和出版社的影响，体现在知名的原文作者影响翻译文本的选择，图书进出口公司对科幻小说《三体》翻译的发起和译者的确定，英文出版社操纵译文的出版与接受。(2)意识形态的操纵具体体现在科幻知识促使译者忠实于原文又在科幻和专业知识方面力求精确;中国政治要求译者既体现原文的政治特点和内涵，又保证译文清晰易懂;女性主义思想要求译者对相关原文进行适当调整，避免思想冲突，适应西方女性思潮。(3)诗学层面则分析了译者对篇章结构，文化负载词语和人物塑造的具体处理。译者调整篇章结构，合并小节，将原文分成三大章，并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叙述作为小说的背景。对于传统文化负载词语，译者寻求相对应的英语表达以及采用固定用法来帮助读者理解。人物塑造上，译者尽量贴合目标语的表达，生动地再现了原文塑造的人物形象。在《三体》的翻译实践中，译者似乎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科幻小说翻译“科幻性”“文学性”和“通俗性”三大标准的影响。在科幻知识方面尽量忠实原文，符合科幻性的标准;对中国文化和人物形象塑造适当添加脚注，以归化为主，兼顾异化。用增补、省略等翻译策略使译文通俗易懂，保留原文中的文化特色，但也尽量贴合国外读者的习惯，以达到文学性和通俗性。 　　总的来说，本研究三大操纵因素指导下影响分析了科幻小说《三体》翻译的具体因素。赞助人系统主要在宏观方面操纵的文本选择，译者的确立和译文的出版与接受。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对翻译的操纵尤为突出，主要体现在对译文的微观处理上。译者受到意识形态下特定要素的限定和主流诗学观的影响，采取一定的翻译方法和策略，妥善处理译文。目前，对中国科幻小说翻译的研究目前尚且不多，本文作为其中之一，期望可以从源文的和译者的确立，文学中介及国外出版社的选择，以及科幻小说特定内容的处理对后来中国科幻小说的译介和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推动中国科幻小说走出去。
《孽子》英译本中的译者创造性叛逆研究

翻译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是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信息交流的途径。在翻译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着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而处理这些跨语言的信息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同程度上的信息缺失、添加和扭曲。对此，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提出了“创造性叛逆”的理论，认为翻译就是创造性叛逆。传统的翻译研究视译者为叛徒，他们的价值往往会被否定。但是，创造性叛逆理论对译者的文学翻译事业给予了认可，肯定了译作的文学价值。该理论让译者从译作背后走出来，从“无形的”角色变为“有形的”。译者获得了与原作者和读者平等对话的权力，这为重新审视文学翻译的本质和任务以及译者主体性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一个认真负责的译者，主观上会努力追求尽可能百分之百地忠实原文，将原文信息还原于译作中，但客观上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译文与原文之间必定存在着差距，而这个差距注定了翻译中必然存在“创造性叛逆”。“创造性叛逆”理论承认了译文与原文之间不可消除的差异，关注的是翻译在译入语中的地位、传播、作用、影响、意义等问题，论证了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使研究者的关注重心从源语文化转向译语文化。 　　1990年，Howard Goldblatt（葛浩文）翻译白先勇的《孽子》并出版。葛浩文对原著进行了创造性地变通，为译文赢得了一大批英语读者。在中文原著里，白先勇使用了大量结构特殊的词（如叠词）和文化负载词（如成语）等，这也是该小说的最鲜明和最具代表性的特点之一。葛浩文在译文中翻译和重组这些词或词组，其方式可以充分体现出他的翻译思想、策略以及具体方法。因此，本文作者更多关注的是译者在词汇翻译上表现出来的创造性叛逆。本文通过对小说《孽子》与其英译本的对比分析，探索了译者对原文词汇翻译（主要为叠词、拟声词、称谓和俗语四个方面）过程中表现出的创造性叛逆（包括个性化翻译、节译和编译）。论文检验了创造性叛逆理论对于《孽子》英译本的解释力，证实了文学翻译过程中创造性叛逆出现的必然性和价值。研究发现，译者葛浩文在处理这些词语或词组时，灵活结合了意译、直译、音译、删减和增添等方法，创造出一个更为自然通顺的英译本。同时，通过分析《孽子》的翻译，本研究对中国文学英译过程中可采用的有效策略和方法进行了反思，对译者、原作者和原文本都提出了一定的看法与建议，希望为未来的文学翻译及研究提供一定的指导，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有所启示。
我国对外工程承包的影响因素研究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使得国际经济合作形式多样化，对外工程承包作为其中的重要形式之一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不同国家和地区积极探索以对外工程承包业为基础的经济合作机会，将各自的比较优势在国际范围内进行展示，寻求彼此之间的优势互补，进行工程项目的承包与建设。此外，在对外工程承包市场不断扩大和发展的同时，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压力也越来越大，部分国家为保护本国市场，维持本国承包商的竞争优势，设置了各种壁垒，并提高了项目审核标准和工程质检要求，国际权威机构对工程承包企业的资格认证和检查也越来越严格。 　　通过观察近年来我国对外工程承包的发展情况，作者了解到我国对外工程承包的整体发展态势较好，完成营业额和新签合同额两项指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是完成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行业结构还需要进一步优化，在进入欧美市场中常常遭遇技术和法制限制。在充分认识对外工程承包发展环境的前提下，可以看出对外工程承包的合理规划离不开对影响因素的分析，充分认识我国对外工程承包影响因素，有助于在以后发展的过程中有的放矢，趋利避害，为进一步发展做好准备。 　　本文首先利用文献分析法，了解了国内外有关该领域的研究现状，梳理了对外工程承包业的研究范围和结论，发现对外工程承包的研究历史较悠久，且涉及到竞争力分析、问题分析、风险防范等多个方面。然后简单介绍了工程承包的相关理论，其中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接着从我国的现实情况出发，介绍了我国对外工程承包的发展情况，分别从行业分布、市场分布和地区分布几个方面进行了说明，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为我国对外工程承包带来了更多发展机会，也增加了市场风险。然后利用波特钻石模型从生产要素，市场需求和相关产业等层面进行了我国对外工程承包的竞争力分析，为了更进一步的提高国际竞争力水平，因此接着对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理论分析部分主要考虑了经济发展理论，劳动力迁移理论，汇率影响机制等，实证分析部分主要对代表性影响因素在1995-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展开了平稳性检验，回归分析，同时为了了解各解释变量的解释力度，对各变量进行了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估计。最后，在前文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指出我国政府应该提供完善的制度保证和良好的宏观环境，对外工程承包商会应加强对市场的监督与管理，发挥自身的桥梁作用，同时企业自身也应加强人员管理，优化承包市场的结构，各方应相互合作，共同推进对外工程承包的科学发展。
语言学著作《现代汉语话语标记研究》（第十一章）汉英翻译实践报告

话语标记作为语言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近年来日益引起国内外语言学家的研究兴趣与高度关注。 　　本文以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殷树林教授撰写的语言学著作《现代汉语话语标记研究》第十一章“话语标记‘不是’”为原语文本，力争通过准确、专业的汉英翻译使我国学者的优秀学术成果为外界所知，助力中国文化与学术“走出去”。此外，译者在厘清原文语言特色的基础上，重点就翻译过程中遇到的三大问题——话语标记“不是”的英译、舞台指示的英译以及论证类语句的英译展开详尽的案例分析，并针对每一类问题的解决提出相应的翻译策略，希望能为同类文本，尤其是汉语话语标记“不是”的翻译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年度报告UNWTO/GTERC Asia Tourism Trends 2014（节选）英汉翻译实践报告

本篇翻译实践报告以旅游年报UNWTO/GTERC Asia Tourism Trends2014的节选为翻译对象。原文主要阐述了2014年亚洲旅游业发展趋势，涉及亚洲多个国家的入境、出境旅游业情况和收支状况及对新海上丝绸之路的相关介绍并总结2014年亚洲旅游业重要日程。笔者根据原文本的文体特征、内容特点，以及在翻译实践中的实际情况，分别以被动句的翻译、语篇衔接与连贯的翻译为重难点，分析归纳了其翻译技巧。除此之外，笔者还对英文旅游年报的图表和语言特点进行了总结，并分析了翻译方法。笔者期望能为今后英文旅游年报的翻译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