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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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民营企业集群式外直接投资研究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与世界上各个经济体的联系日益密切，对外直接投资成为企业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普遍现象。由于我省以民营企业为主，在资金、技术等方面难以与大企业竞争，仅仅依靠自身力量对外投资往往不具有优势。发挥中小企业的集聚优势，集群式“走出去”可以弥补中小民营企业的不足，是战胜国际竞争企业以及东道国企业的重要方式。浙江省中小企业众多，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省内形成了一批产业集群，在推动浙江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促进浙江经济发展的生力军。推动企业集群“走出去”有利于实现浙江经济转型升级，并提高浙江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本文拟从理论角度分析探讨浙江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集群化”模式，通过融合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与集群理论，总结浙江先行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最后提出进一步推动浙江民营企业集群“走出去”政策建议。 　　论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和研究框架，并对相关概念进行了说明，指出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第二部分主要回顾了主流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集群理论，阐述了国内外关于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所做的研究。第三部分分析了浙江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并指出了其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第四部分根据前文论述的浙江民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浙江民营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并从组织行为和交易成本视角建立相关数理模型，对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证，同时，评述了政府对于集群式“走出去”的政策支持。第五部分运用案例分析了浙江省的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园的相关状况，验证了前文所提出的理论，总结先行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也分析了其他国家和地区以集群式走出去的成功案例，论证分析了这种模式的可行性。第六部分为文章的结论部分，并分别从产业和区位选择角度提出推动浙江民营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建议。 　　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本质上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特殊模式。本文立足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梳理其适合浙江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和发展特点的理论，综合运用数理模型分析和案例分析等方法，得出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是浙江民营企业现阶段较为理想的一种对外直接投资模式。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基于非线性门槛的分析

在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的浪潮中，发达国家继续加大跨国海外投资，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也日趋频繁。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走出去”战略的有效实施使得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飞速发展，表现为投资规模增长迅速，投资区域覆盖范围增大、投资主体呈现多元化。毫无疑问，我国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并且已经走上成为对外投资的大国之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再是以降低成本、获取市场为短期目的，而是更着眼于获取先进技术，形成本国的技术进步机制。因此，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的现实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已有大量研究证实过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存在，但是基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如研发投入不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等，进一步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仍然有一定的必要性。 　　本文从投资母国的角度出发，拟构建一个理论框架系统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机制及制约因素。接着运用2003-2009年我国30个省和地区的面板数据研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门槛特征并总结结论，得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文章共分五章展开研究:第一章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做出归纳，并形成本文的研究思路。第二章在领导国-跟随国模型的理论背景下分析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运用技术生命周期，结合产品生命周期形象阐释技术溢出的动态机制，之后从企业、产业、国家三个层面出发试图说明逆向技术溢出的传导路径。第三章考察了投资东道国、投资母国对逆向技术溢出的制约因素。结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重点探讨制约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因素。第四章借鉴国际R&D溢出模型，加入市场化进程MAR作为控制变量构建本文的实证模型进行检验。首先利用Malmquist指数法测度中国各省份全要素生产率检验了各省份和地区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结果不显著。接着，本文又将我国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以西部为参照系，分别引入东部和中部两个虚拟变量考察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地区差异。为进一步探究影响逆向技术溢出的因素，在原模型中引入了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经济结构、经济开放度及人力资本四个门槛变量进行验证。实证结论显示:首先变量MAR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这表明市场化进程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较为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外国研发支出的逆向技术溢出并不明显。其次，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地区差异较大。最后发现我国不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可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门槛特征。第五章基于以上研究提出加大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采取差异化投资政策等建议，同时对以后的研究方向做出展望。
企业异质性视角下中国企业FDI模式选择的研究

二战后，随着各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和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跨国企业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微观主体得到了空前发展。各国跨国企业不断进行投资与兼并，推动着生产向全球一体化发展。随着中国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跨国企业也逐渐在全球化生产中占有一席之地，为扩大生产经营和市场竞争空间，对外直接投资(FDI)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的长期战略。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还处于起步阶段，在纷繁复杂的全球环境中，FDI进入模式决策选择的正确与否，不仅关系着企业对外投资活动的效率高低，对企业的发展更有着深远影响。因此，跨国企业FDI进入模式的选择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学者对国际直接投资研究的一大焦点，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选择，在全球经济逐渐趋于一体化的今天，对中国跨国企业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2002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额呈现出强劲的增长速度，大量企业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开拓国际市场。甚至在对外直接投资受金融危机冲击的2009年，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却达到历年最高。但许多中国跨国企业“走出去”的效果并不佳，众多企业损失惨重，尤其是近年来进行的海外并购，失败的案例比比皆是。中国企业仍处于市场化进程中，又要与国际市场相互竞争，难免存在信息缺失、跨国经营经验不足、资金困难、人才匮乏等问题，众多中国跨国企业淹没于错综复杂的决定因素以及需要掌握的信息量中，对海外投资活动潜在风险的估计失准将导致企业战略决策失误，进而造成投资活动以失败告终。 　　本文在对FDI进入模式选择理论的充分回顾与评价基础上，将企业异质性引入企业FDI模式选择的决策框架中，专注于分析企业的跨国并购和合资的行为选择。本文基于理论分析的基础之上，用实证分析来对其进行进一步验证。首先，本文从异质性企业具有的四大优势的角度，剖析企业微观层面的异质性特征与FDI进入模式选择关系的内在逻辑，企业的异质性特征越强时，企业越重视其自身拥有的核心异质资源，企业拥有的宏观调控能力更强，不愿与当地企业分享利润，此时，企业会优先选择对异质资源的保护及对目标企业控制度更高的进入模式，从而将企业的资源优势保持在其国际经营体系内部。而异质性特征较弱的企业往往在其拥有的竞争性技术，核心知识和能力等方面存在不足，跨国企业在东道国市场处于竞争劣势，此时，与当地企业合资可以很好地帮助企业获取国际资源。接下来，本文以FDI进入模式的二元选择模型为基础，结合中国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实数据，系统分析了中国跨国企业FDI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一系列假说，以战略性资产、企业规模、国际化经验、经营管理水平、营销密度五个影响因素来量化企业的异质性特征，结合东道国环境的相关因素（东道国治理品质、经济自由化程度、东道国市场规模、地理距离）构建指标体系，并利用中国跨国企业在2002～2010年间完成的48个跨国并购和29个合资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根据实证结果得出中国企业FDI进入模式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本文的主要结论为:第一，企业的异质性特征，如拥有的战略性资产、企业规模和国际化经验对FDI进入模式选择都有显著影响，而经营管理水平和营销密度对FDI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不大;第二，除了企业本身的异质性特征对FDI进入模式的选择会造成影响外，东道国治理品质、市场规模、地理距离也会对FDI进入模式的选择产生影响;第三，中国跨国企业在FDI进入模式的选择上存在较多的战略决策失误，尤其是在企业本应选择并购的进入模式时，企业却选择合资的方式，降低了企业的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最后，本文基于企业异质性对FDI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机制，从企业与政府两个主体层面提出加快中国企业FDI由“量”到“质”转变以及更科学地进行FDI进入模式选择的政策建议，以促进中国企业FDI的稳定、健康发展。
中国对非跨国农业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

随着中国城镇化建设的开展，中国人均农业资源匮乏的问题日益加剧。农业海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虽然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但作为“走出去”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海外直接投资却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非洲虽具有非常充裕的农业资源，但是由于技术水平等的限制，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本文通过必要性和可行性两方面阐述了中国农业需要并且有能力“走”到非洲去。 　　中国对非洲跨国农业投资对母国的经济效应有许多，本文就其一个子方面，即贸易效应进行研究探讨。一直以来，关于海外直接投资会增加（互补）还是减少（替代）母国出口的争论从未间断。假设市场规模或者跨国公司的市场份额是外生给定的，那么出国生产只是在出口和海外投资二者择其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海外直接投资与出口是替代的。但是，如果海外生产会导致对母国产品需求的增加或者它会导致对母国一些投入（如零部件等）的增加，那么它就会激发跨国母公司甚至其他母国企业的出口。另外，在东道国设置子公司会增加母国对于进口配额的谈判能力，从而增加出口。 　　那么中国对非洲跨国农业投资对中非出口效应又是怎么样的？本文首先构造了一个数理模型发现OFDI与出口之间既有替代关系也有互补关系，最终表现的效应则由两者的博弈结果决定。东道国消费者对该行业最终产品的偏好，对投资母国出口相对其在东道国投资生产的最终产品的偏好以及东道国的收入水平都会影响OFDI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东道国对该行业最终产品的偏好越大，消费者越偏好进口该行业的最终产品，东道国的收入水平越高，则OFDI与贸易之间的关系越体现出其互补性。然后利用中国与非洲二十国的投资及贸易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对非跨国农业投资与中非农产品出口贸易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正向均衡关系的结论。但是，对非洲各国的农业OFDI的出口效应具有显著的非线性特征，贸易效应随各国基础设施、市场规模和风险因素等条件的不同而明显不同。基于基础设施和开放度的研究表明，基础设施和开放程度与对非跨国农业投资的贸易效应正相关。在基础设施较好或开放度较高的地区，OFDI对出口的互补效应较强。基于市场规模的研究表明，市场规模对OFDI的贸易效应的影响具有门槛特征。在市场规模较大或较小的地区，OFDI的互补效应比较突出，在市场规模适中的地区，OFDI的贸易互补效应相对较弱。 　　中国对非洲跨国农业投资对中非出口效应不只是表现为数量的“量变”，还会表现为结构上的“质变”。本文在分析中非农产品出口构成变化的基础上，构造G-L指数和基尼赫希曼指数，研究中非农产品出口结构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协整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中国对非跨国农业投资会促使中非农产品出口结构优化的结论。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从国家和企业两个视角对非洲农业投资提出了建议。
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并购绩效研究——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例

目前，海外并购已成为我国商业银行实现国际化发展的主要途径之一。各大型商业银行通过海外并购的方式将业务延伸到世界各国的同时，也将虚拟金融资本的全球化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国在改革开放后，逐步完成了政策的战略改变，从过去注重“引进来”逐渐转变为“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大型商业银行所掀起的海外并购浪潮，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大型国有控股银行，如何通过海外并购的方式拓展业务领域和范围，开拓海外市场，提高经营绩效，成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经济理论命题，同时也是一个现实意义极强的经济实践命题。 　　本文选择中国工商银行上市以来的历次海外并购为研究对象，论证的主线是:围绕银行海外并购是否能够提高绩效，银行海外并购怎样才能提高银行绩效这两个主要问题展开研究。首先，通过研究银行海外并购与绩效的理论来归纳银行如何通过海外跨国并购实现业绩的提高。由于银行海外并购是银行国际化的主要手段，对银行海外并购绩效的研究从银行国际化动因理论开始，逐渐深入到银行并购绩效理论。接下来，论文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例进行并购案例分析。首先介绍并购的历程，挖掘工行并购的动因及目标银行的选择。分析发现，工商银行历次海外并购坚持战略并购为导向，在区域选择上坚持“跟随客户”的原则。其次，对工商银行海外并购绩效进行分析，主要从股东短期的财富效应及银行长期的财务绩效两方面入手。一方面运用事件研究法，计算工商银行三次较有影响力的并购前后的异常收益率，进而分析并购对股东短期财富效应的影响。另一方面，通过财务指标法从多个角度考察海外并购对工行长期财务绩效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工行对南非标准银行、泰国ACL银行以及美国东亚银行的并购都产生了正的股东财富效应，增加了股东的资本利得;并购后工行及被收购银行呈现较好的财务表现，资产规模及利润水平都有所提高;通过股权收益模型对净资产收益率的分解可以看出，2007-2009年资产利用率及利润率的提高对ROE的贡献较大。2010-2012年调整了资本结构，增加了负债水平。但是通过对风险的分析可以看出，工行的安全性较好，适度提高负债比率可以帮助银行提高盈利水平。最后本文从并购目标选择和后续整合两个方面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可行的海外并购策略，希望对我国商业银行进行海外并购提供帮助。
创业导向与跨国并购绩效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环境动态性的调节效应

跨国并购作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之一，可以节省大量的购置成本与时间资源，自上世纪伊始即成为西方跨国公司发展壮大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借助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通过实施跨国并购获取全球要素、拓展国际市场，逐渐成为全球跨国并购市场的一股新生力量。然而，伴随我国企业跨国并购不断攀升的却是结果的差强人意，诸如TCL、上汽集团等失败案例比比皆是。因此，厘清影响跨国并购绩效的关键因素，提高跨国并购战略的有效性，不仅仅是“走出去”的企业最关心的问题，也是众多跨国并购研究者努力探索并希望解决的学术热点。 　　本文从创业视角出发，回顾和总结了国内外创业导向与跨国并购绩效的相关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将企业创业导向与之所处的动态环境结合起来构建本文的研究框架，提出了企业创业导向、环境动态性和跨国并购绩效的整合分析模型。文章第一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目的以及方法等;第二部分对国内外有关创业导向、跨国并购绩效的理论做了总结回顾，为下面的理论分析奠定了基础;第三部分，以创业导向为研究视角，并围绕环境动态性对组织绩效的关系，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和理论模型;第四部分介绍了研究变量定义及测量，然后利用Zephyr全球并购交易分析库，选取截至2012年的相关数据，以2000-2009年间沪深上市公司发起的44起跨国并购交易为研究对象，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回归分析以及层次回归分析对企业创业导向与跨国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环境动态性对创业导向与并购绩效间的调节效应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第五部分，本文根据得出的结论对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提出了合理化的建议。企业应该树立创新意识，积极培育创业能力，同时应当综合考虑环境因素，不断调整优化自身经营方式;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发挥应有促进作用，推出跨国并购相关政策法规，支持企业更好地走出去。 　　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创业导向与跨国并购绩效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创业导向是影响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关键因素;同时，动态环境会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产生显著的调节效应。除上述因素外，关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也揭示了一些影响企业海外并购绩效的因素。结果显示，东道国的制度环境越不完善、并购双方文化差异性越小、企业自身规模越大、并购规模越大，则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绩效越好;反之，则并购绩效越差。而企业的财务风险对跨国并购绩效也存在影响，但影响程度相对较小。
美国股市能反映实体经济变动吗?——基于美国跨国公司财务结构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股票市场在一国经济系统中的作用日益明显，其运行状况如何往往会对一个国家的实体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理论上，股票市场是资源配置、价值发现和管理风险的场所，股票市场担负着社会闲置资金和实体经济资金相互调配的任务，深入理解股票市场的运行机制和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日益成为现代金融理论的重要内容。 　　传统金融理论认为，股票市场是实体经济的晴雨表，股票市场充满了投资者对未来经济前景的预期，其现在的运行走势对实体经济未来的趋势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是，在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今天，这种股票市场运行状况先于实体经济的现象还能一贯存在吗？对于这一问题很多学者提出疑义;同时，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研究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不断受到重视。将全球化下跨国公司财务结构与股票市场和实体经济相背离现象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本文尝试着从跨国公司财务角度来诠释股票市场背离实体经济的支撑，表现出独特的走势。 　　为了更好地研究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相背离现象的内在机制，本文按照如下的理论逻辑展开分析:首先，通过图形分析法，按照全球化发展的不同程度划分的历史区间，对美国股票市场与其实体经济的运行趋势作描述性分析，目的就是判断美国股票市场在全球化出现后的50多年间是否发生了背离，以及这种背离现象从何时开始出现，何时变得显著，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全球化进程有何种关系;然后设立和验证理论假设，包括传统视角在内的货币政策影响、股票市场均值回归理论还有跨国公司跨国财务结构。 　　跨国公司跨国财务结构假设则认为，跨国公司成功地在海外实现经营目的，获取高额的海外利润，从而保持了公司整体财务报表的稳健。因此即使国内实体经济疲软，跨国公司国内业务盈利能力不佳，其整体财务状况依然很稳健，从而推动受实体经济拖累的股票市场走出低谷，与实体经济的持续低迷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对上述理论假设进行实证分析时，本文应用了相关性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找出能够在长期内解释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背离现象的是跨国公司跨国经营活动及其财务特性。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将深入分析跨国公司跨国经营的影响因素和财务特性，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对全球化下跨国公司跨国经营活动的特征有了深入的了解。 　　结合以上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对中国企业怎么更好地执行走出去战略提供了建议。本文认为中国企业完全可以借鉴美国跨国公司成功经验，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调整自身发展战略;同时对中美两国企业的财务结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高负债经营成为中国企业执行走出去战略的负担。
东道国政治风险对我国OFDI的影响——基于非洲国家的实证分析

自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而非洲凭借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巨大的市场潜力，成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热门选择。然而，在对非洲的投资热情不断升温的情况下，投资者却不得不正视来自非洲国家的传统风险——政治风险。随着我国对非投资力度的加大，我国企业遭受非洲国家政治风险的情况也呈现出明显的增加之势。那么，非洲国家政治风险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产生了何种影响，国内就该问题的研究尚不多见。 　　在上述背景下，本文通过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试图回答以下四个问题:中国对非直接投资主要受哪些政治风险因素的影响？这些政治风险因素对中国对非直接投资产生了何种影响？非洲国家的政治风险有没有得到中国投资者的足够重视？我国企业应如何应对来自非洲国家的政治风险？ 　　以往研究中的文献大都将政治风险作为一种外生的政策变量进行研究，在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通过借鉴Lilia Maliar& SergueiMaliar(2008)在研究东道国政府和外商OFDI的动态博弈时所建立的两国增长模型，将政治风险纳入其中来实现政治风险的内生化，从而在微观层次对政治风险的产生和发展及其对OFDI的作用机理进行了分析。接着再通过对非洲政治环境的解析，逐一分析了中国企业投资非洲所面临几种主要的的政治风险。在实证分析部分，借鉴Oseghale分析政治风险的理论框架，选取ICRG中的12个政治风险指标作为政治风险的替代变量，选取其他可能影响OFDI的外部环境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利用2003-2012年中国对非洲投资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中国对非洲投资影响因素的GMM动态面板模型，以此来验证非洲国家的政治风险对我国在非洲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印证了理论分析的正确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文章分析框架的实用性。最后本文基于全文的分析总结得出研究结论，并根据此研究结论提出了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在政治风险防范上的几项政策建议。
中国商业银行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研究

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不断增加、人民币币值也在一直上升，资本市场异常火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的一些商业银行的市值不断增长，有的银行市值甚至达到与国际上的先进大银行同等地位，更有甚者已经超过了这些银行。这样的利好环境无疑会增强我国的商业银行对外投资的热情和信心，好多银行开始在海外开展业务。银行业走向国际化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商业银行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增强竞争力的有效途径，这对我国商业银行来说意义重大，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我国商业银行的海外发展模式进行分析，以探究我国商业银行海外投资最有利的模式。 　　商业银行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模式主要有新建投资和并购投资，具体来说包括设立代表处、代理行、分行、子行、合资银行等。两种投资模式的适应情况各不相同，在与我国比较近的东南亚等国家投资的且具有较雄厚的实力和较高的管理水平、资本充足率的银行，一般会选择跨国并购的方式进入东道国;而对于在与我国文化距离较大的国家的投资，商业银行若是管理水平较差、资产规模小等，一般会选择新建投资，以降低投资失败的风险。商业银行到底以哪种方式进入目标市场，是新建投资还是跨国并购，这取决于一系列的因素，大体上包括跨国银行本身的资金规模是否足够大、跨国银行的管理水平是否先进、资本充足率是否足够高、东道国的市场集中度和发达程度、以及东道国的经济自由度、我国与东道国的投资情况、双边贸易额、文化距离等等。商业银行在进行海外投资前，应充分考虑这些影响因素，选择最适合的投资方式，以规避投资失败的风险。 　　本文共包括六个部分，分为绪论、文献综述、我国商业银行对外投资现状分析、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案例和结论及政策建议。本文介绍了商业银行对外投资的两种模式并进行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商业银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并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的结论是如果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高、银行实力大，而且东道国的金融环境比较宽松，那么选择跨国并购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中国对非洲农业投资的现状及前景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我国积极推进“走出去”战略，加强与世界经济的联系。随着国内经济不断发展和各种支持政策的实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发展。在此趋势下，中国对非洲投资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对非投资领域集中，主要分布在能源矿产和基础建设等产业，其他领域涉足相对较少。而非洲农业资源丰富且发展潜力巨大，农业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农业投资越来越成长为对非投资的新亮点。 　　本文分析了非洲农业投资环境，简略介绍了影响非洲农业投资环境的主要因素，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中国对非洲农业投资的区域、领域与运营模式及在投资中出现的问题，继而通过对几个重要投资影响因素的详细解读和预测分析了中国对非洲农业投资的前景，并针对进一步发展中国对非洲农业投资提出建议。 　　本文认为，中国对非洲农业投资的影响因素大部分会向有利的方向发展，非洲农业投资整体环境将会得到改善。但同时，非洲农业投资环境中的不利因素也将长期存在，这就要求我们采取有效措施趋利避害，促进中国对非农业投资进一步发展。
中国对俄罗斯劳务输出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生产要素在全球的影响越来越重要，尤其是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已经成为各个国家之间增加国民收入和解决就业的重要手段。中国和俄罗斯作为两个经济大国，均处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但是，中俄两国的劳务合作水平偏低，在输出规模和输出质量上差强人意。自1990年以来，俄罗斯的人口出生率一直在低位徘徊，再加上俄罗斯队远东地区的开发，俄罗斯国内现有的劳动力资源难以满足其需求。而与俄罗斯相邻的中国，劳动力资源相当丰富，劳动力的供给大于需求，在中国国内比较容易形成就业压力，为了缓解就业压力就需要对外进行劳务输出。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对俄罗斯进行的劳务输出，对于缓解中俄两国国内的劳动力供需问题显得尤其重要。另外，随着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俄罗斯各方面的贸易政策会更加透明化，这也为中国对俄罗斯劳务输出提供更好的保障条件，对于促进中俄劳务合作乃至中俄经贸合作的发展，将产生有力的推动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 　　本文首先从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现有劳动力资源的状况进行详细的对比分析，得出两国劳动力资源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具备中国对俄罗斯进行劳务输出的条件。然后从中国对俄罗斯劳务输出的现状、问题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从中国、俄罗斯以及全球三个方面探讨了影响中国对俄罗斯进行劳务输出的因素。最后通过加强两国政府间的交流、完善劳务输出体系，转换劳务输出模式、劳务输出企业加强自身建设以及加强人员培训等措施解决现有的问题，提高中国对俄罗斯劳务输出的水平和质量，促进两国经济共同的发展。
河北省农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日益融为一体，而实践表明，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现已成为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国内企业在建设过程中资金不足的问题。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同时，不仅可以从国外引进更为先进的技术、设备，而且从中学到一些先进的管理经验，推动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然而，与中国总体利用外资所取得的成就相比，农业利用明显滞后，所占比重严重偏小，项目范围相对狭窄。与此同时，中国农产品贸易呈现不利局面，农产品进出口额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农产品贸易由长期以来的顺差转变为逆差，中国农产品竞争力呈现不断下降趋势。河北省是北方的农业大省，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在河北省国民经济中占重要地位。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河北省积极实施了“请进来”，“走出去”战略，已见成效。目前，河北省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阶段，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积极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提高外资利用效果可以有效的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从农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角度来看，随着农业国际化的迅速发展以及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有更多的外国资本看好中国农业的发展，愿意向农业投资。随着外国资本在农业领域投入的增加，促进了农业的生产，同时也促进了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和国内其他省份一样，河北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对国外资本的吸收，特别是在农业领域。随着外商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外商投资企业的增加，对河北省农产品贸易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影响日益显著。通过利用外资直接投资可以促进农业产业升级转变、引进先进的技术和加速资金的利用效果，促进对外贸易增长，尤其是改善农产品出口的结构，提高出口农产品的竞争力。但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与发达省份相比，河北省农业在利用FDI的规模、数量方面还比较少。在利用FDI发展农产品对外贸易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 　　因此，本文的选题立足于从河北省农业利用FDI和农产品贸易的发展现状，基于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和贸易规模、贸易渠道、贸易结构和贸易组织化四个方面来分析FDI对河北省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影响。河北省农业利用FDI与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关系，分析河北省农业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农产品贸易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进一步探寻其中的原因，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论文主要包括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主要介绍选题的背景、意义、主要内容、创新点等;介绍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以及对前人关于FDI理论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第三部分主要从外商直接投资的总量、来源、投资项目、投资质量等方面分析了河北省农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状况。从农产品贸易的总量和去向两个方面分析了河北省农产品贸易的发展情况。第四部分主要从两方面对利用FDI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一是借鉴前人研究的理论结果和中国农业利用外资与农产品进出口总额的变动趋势以及河北省农业利用FDI与农产品进出口变动趋势的实际资料来说明农业利用FDI与农产品贸易的关系;二是从理论层面，具体分析了河北省农业利用FDI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第五部分主要分析了河北省农业利用FDI，促进农产品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分析了文在问题的原因。第六部分针对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对策。这些建议对实现河北省农业利用外资目标，充分利用FDI，促进农业生产和贸易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同时也可以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已成为产值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大国。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国内企业已经深刻认识到“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制造业领域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投资区位也呈现出日益多元化的特征。由于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存在着区位条件的差异，因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最关键就是投资东道国的区位选择。科学合理的进行投资区位选择，能够直接提高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效率，从而获得丰厚的投资收益。因此，如何更科学的分析与选择投资东道国，以促进制造业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是我国应该重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论文选题立足于我国制造业发展现状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国际背景，在已有的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和研究的基础上，对涉及到区位选择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进行了梳理，结合世界投资报告中关于区位因素的解释总结了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不同动机，分析了可能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八种因素。在投资区位布局现状部分，通过大量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找出近年来投资存量和流量的变化趋势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分布情况，指出区位选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实证分析部分基于2007至2012年我国对五个主要经济体的制造业投资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中的面板数据模型对影响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回归结果表明东道国工资水平、经济规模、双边贸易量、基础设施水平、技术水平、经济自由度、地理距离等因素是影响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而汇率因素对制造业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并不显著，地理距离对投资的影响也有减弱的趋势。对劳动力资源丰富型国家投资更加侧重其工资水平和市场规模;对自然资源丰富型国家的投资更看重基础设施和经济开放程度;对技术资源丰富的发达国家投资中，东道国的技术水平是影响投资的关键因素。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最终从国家和企业两个层面就如何科学进行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提出了有效的对策建议。
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研究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国际服务贸易在贸易当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服务贸易发展已成为推动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其中生产性服务贸易作为服务贸易一种功能项下的分类，近年来发展尤其迅速。从全球角度来看，生产性服务业已成为很多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在国际竞争和世界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发展却没有同步，尤其在技术和知识含量高的生产性服务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存在大量逆差，发展水平较低。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不足，导致我国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分工和利益分配受到制约和影响。 　　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现状。通过竞争力指标体系构建，选出净出口、贸易开放度、显示性比较优势三大指标分别对其国际竞争力进行测度，并结合相应数据和国际比较，总结出国际竞争力现状中存在的四个问题:逆差逐年扩大、结构不甚合理、国际竞争力弱、行业开放度低。 　　然后实证分析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运用波特的钻石模型进行影响因素筛选，设定变量并进行实证检验，得到各变量对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程度:工业总产值和生产性服务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两个变量影响不显著;其余四个变量均有显著影响，但是其中的人力资本变量对其具有负向显著影响。 　　最后是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提升对策。该部分结合实证结果分析和前人研究，从两个层面进行政策归纳概括，以期找出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提升对策。其中政府层面要增加专门人才培养投入，完善生产性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政策扶持，提高利用外资质量;行业层面要引导行业集聚，优化生产性服务贸易结构;企业层面要提升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货物贸易出口。
文化差异对国际工程项目的财务风险影响研究——以中国铁建麦加轻轨项目为例

近年来，国内建筑企业越来越多的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获得了很多受瞩目的成绩;然而国际工程项目的承包是收益与风险并存的，因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有植根于其深层的区别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为了使国内企业管理者在承包国际工程项目时减少因文化差异造成的财务风险，本文以中国铁建在沙特麦加轻轨项目的亏损这一事件为案例，采用了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选取单一案例并使用描述性案例分析方法对地区文化差异带来的国际工程项目的财务影响进行全方面的研究。 　　本文首先交代了文章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接下来总结了国内外研究学者对文化差异如何分类，以及文化差异对项目财务的影响方式和应对方法。其次，在跨文化风险理论一章分析了文化的含义和特点，以及文化差异、文化冲突与文化风险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且把国际工程项目中可能引起项目财务风险的文化差异分为四类，即表面文化差异、制度文化差异、价值文化差异和其他文化差异。 　　理论分析之后，按工程管理阶段分析了这些差异对财务风险的影响，认为在分析决策阶段，文化差异全面影响管理者进行项目可行性分析，影响管理者能否将预算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在投标报价阶段，文化差异尤其是制度文化差异会影响合同报价的预估合理性;在设计和采购阶段，制度文化差异和价值文化差异的影响较大，项目管理者如果没有按照当地的经济制度和行为方式合理选择分包商和采购商，将引发财务风险;施工阶段中人与人的接触最多，是最容易发生文化差异的阶段，主要表现在表面文化差异中的语言障碍和宗教信仰障碍，以及价值文化差异中的生活工作方式不同等方面。 　　最后，对文化差异引起的财务风险提出了建议，认为在遇到文化差异时要首先正视文化差异及其引起的财务风险。在分析决策阶段要全面把握文化差异，同时也要密切关注对财务风险影响较大的文化差异因素并将其作为重点解决;在投标报价阶段使用合同价格调整方法，以应对项目所在地的物价变动和人力成本波动，同时使用币值稳定的货币作为计价货币以应对汇兑风险;在设计和采购阶段要结合当地发展多样性经济的政策和“性价比最优”原则，合理选择当地分包商和采购商;在施工阶段则要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在执行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并且即使调整，建立灵活的应对文化差异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