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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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投资法中的保护与安全义务

双边投资条约中的保护与安全义务条款较少受到中国学者关注。近年来，随着我国逐渐从资本输入国向资本输出国的角色转变，面向非洲、中东、南美洲的对外投资越来越多。而在这些地区，尤其非洲，因战乱、暴力活动等造成中国投资者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情况不时发生。本文试图从保护与安全义务在国际习惯法中、在投资条约中以及在争端解决中三个层面的发展来探讨这一义务的内涵及外延。 　　本文除引言外，主体部分包括四章: 　　第一章阐述保护与安全义务在习惯国际法中的历史演进，探讨习惯国际法中的这一义务是否包含了物理安全之外的保护。 　　第二章以美国为例阐述了投资条约中保护与安全义务的发展，分析不同时期美国投资条约中保护与安全义务的条款变迁。 　　第三章考察国际投资仲裁中的保护与安全义务问题，分析投资仲裁庭对于保护与安全义务的不同理解。 　　第四章展望对保护与安全义务的未来走向。根据当前我国的对外投资现状，第四章也试图提出一些建议，以发挥保护与安全义务条款在保护中国海外投资方面的积极作用。
东南亚天然橡胶产业研究

天然橡胶是一种世界性大宗工业原料，与石油、铁矿石、煤炭并列为四大紧缺型工业原料，是国防和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战略物资。随着世界橡胶工业的重心移师亚洲，亚洲已经成为全球天然橡胶的消费中心。东南亚作为世界天然橡胶生产基地，其在国际天然橡胶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将会进一步加强。2003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橡胶进口国，并且天然橡胶进口量逐年上升，对东南亚天然橡胶的进口依赖程度逐年上升，中国橡胶工业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天然橡胶安全”问题。 　　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东南亚天然橡胶产业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文简要的回顾了东南亚各产胶国天然橡胶产业的发展史，详细阐述当前东南亚天然橡胶产业的发展现状及趋势，包括东南亚各产胶国天然橡胶的种植面积、产量、生产率和贸易情况及其天然橡胶产业的发展趋势。本文还着重分析了东南亚各产胶国的天然橡胶业的产业升级，通过对马来西亚天然橡胶业产业升级路径的研究，指出其对东南亚其他产胶国天然橡胶业产业升级的引导作用，并且对中国天然橡胶产业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文在研究东南亚天然橡胶产业的基础上，开始探讨中国与东南亚天然橡胶产业合作的问题。文章对中国天然橡胶产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现状、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对我国天然橡胶产业“走出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国天然橡胶产业若能克服诸多问题，将会具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加之东南亚天然橡胶产业的要素禀赋优势，中国与东南亚进行区域天然橡胶产业合作前景广阔。
澳门与内地的经贸合作对澳门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

伴随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加强，各国各区域之间经济合作越来越紧密，尤其是步入后金融危机以来，加强区域经贸合作交流已逐渐成为区域走向经济复兴和抢占新时期产业经济发展制高点的重要选择。澳门作为我国特别行政区之一，其与内地地区开展经贸合作是澳门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是澳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参与市场竞争的主要力量。近几年，澳门在经贸合作方面的投入经费支出不断增长，产出不断增加，经贸环境不断改善，与内地省市的合作交流也越来越紧密，经贸合作对澳门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也越来越显著。在此基础上，本研究系统分析澳门与内地的经贸合作对澳门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了一些可操作性的对策。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 　　首先，在梳理国内外学者对经贸合作研究的基础上，从对外贸易、入境游客、经济投资、金融服务和澳粤合作五个方面对大陆和澳门经贸合作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并总结了一系列的经济和贸易合作问题，为后文研究分析提供依据。 　　其次，以1995-2011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分析澳门与内地的经贸合作对澳门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通过平稳性检验、协整性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对大陆居民到澳门旅游的消费额度、内地对澳门金融业的投资、内地对澳门的直接投资与澳门对内地项目引进累计总值、澳门与内地贸易总额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内地居民到澳门旅游的消费额度能够有效拉动澳门引进内地项目累计总值、澳门与内地贸易总额的增长，影响系数分别为0.093、0.332;(2)内地对澳门金融业的投资对澳门引进内地项目累计总值增长、澳门与内地贸易总额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显著，系数分别为0.0454，0.3013;(3)内地对澳门的直接投资对澳门引进内地项目累计总值增长、澳门与内地贸易总额增长的正向拉动显著，系数分别为0.207，0.3437，说明内地对澳门的直接投资能够促进澳门区域经济的发展。 　　再次，选取澳粤两地的经贸合作为案例，对两地之间展开的经贸合作对澳门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总结澳粤经贸合作促进澳门经济发展的经验。 　　最后，从加强对澳门与内地经贸合作的引导与扶持、拓宽融资渠道、完善经贸合作环境、加强澳粤之间合作四个方面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公司治理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中文化差异效应的影响

随着全球化和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国家竞争日趋激烈。伴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加入到跨国并购的行列中。加入WTO以来，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无论从数量还是规模上都呈现高速增长的趋势。但是由于中国的跨国并购起步晚，发展中也存在这许多问题，总体上看并购的成功率并不高。其中，文化差异对企业的跨国并购绩效有重要影响，许多中国企业在进行跨国并购的时候由于忽视了文化差异，导致并购后文化整合出现问题，最终导致并购失败。因此，在进行并购后企业能否调和文化冲突并整合文化，来提高跨国并购绩效，是中国企业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方向。 　　本文以2001-2011年间的79起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案例作为研究的样本，将公司治理中以股权结构为代表的内部人公司治理机制和以独立董事为代表的外部人公司治理机制相结合，运用它们与文化差异作为交乘项，分析了文化差异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以及内部人和外部人的公司治理机制是如何调节二者的关系。结果表明:文化差异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绩效有明显的不利影响。股权集中度和独立董事比例能够有效的调节文化差异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关系，提高企业的并购绩效。细分之后发现，权力距离、个体主义的差距对并购绩效不利，股权集中度起到积极地调节作用。但阳刚气质的差距对并购有利，股权集中度起到消极调节作用。除了阳刚气质的差距，独立董事对其他四个维度的差距与并购绩效的影响都起到了积极的调节作用。内部人和外部人的公司治理机制相结合对文化差异与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有积极的调节作用。最后基于分析的结果，本文从企业和政府两方面提出的相关的政策建议。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绩效分析——基于2001-2010年上市公司数据分析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跨国并购已成为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进而寻求发展机会和资源的重要方式。近年来，中国企业也大量“走出去”跨国并购，一些企业借此获得了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等先进生产要素，或获得了石油、稀有矿产等战略性资源，或开拓了国际市场;但也有一些企业并购失败。对此，有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企业缺乏“所有权”优势，难以在国际市场中取胜，且无法应付并购后存在的整合风险，因此跨国并购不利于这些企业的发展，应该缓行。还有学者则认为，跨国并购是企业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而进行资源整合、提高竞争力的必要选择，因此企业应积极参与到跨国并购的浪潮中。此争议的关键在于中国企业是否从跨国并购中获益？那么，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绩效究竟如何？并购的动因是什么？影响并购绩效的因素有哪些？应该注意哪些因素，以增加我国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的机会？在跨国并购愈演愈烈的全球化背景下，探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在理论分析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绩效效应的基础上，以2001-2010年间参与跨国并购的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会计研究法，对其并购的绩效进行实证研究。在绩效研究中，从企业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及发展能力这四个角度出发，设定评价企业绩效的指标体系，并运用因子分析法计算企业的综合绩效得分，再通过对整体样本进行分组比较。结果显示，从总体上看我国企业的跨国并购行为并没有产生积极的绩效效应;从分组比较的结果来看，跨国并购对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绩效改善效果都不明显;对非制造业企业的绩效改善要优于制造业企业;比起非股权类并购，股权类并购对企业绩效更能产生正面影响。最后在全文分析基础上，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相关建议，以期能够为我国企业跨国并购活动提供一些理论支持。
国际“四大”与审计质量:来自交叉上市的证据

交叉上市是指同一家企业主体，既在国内证券市场上市又在国外证券市场上市的行为。同时在内地A股与香港H股交叉上市，已经成为我国内地企业“走出去”的一种重要方式。 　　交叉上市具有约束效应，提高了对公司的监管要求，改变了上市公司和审计师的行为。从这个角度看，交叉上市与非交叉上市公司存在本质不同，促使审计质量提高。因此，在研究“四大”与非“四大”审计质量差异时区分交叉上市与非交叉上市样本，能够弄清“四大”与非“四大”审计质量的差异究竟源自事务所类型还是监管环境。 　　为了区分出这两方面的影响，本文以1998年至2012年由非“四大”审计的仅在内地A股上市的公司样本为基础，按照事务所类型及上市状态进行配对，产生另外3个配对样本，实证检验了“四大”与非“四大”审计质量是否存在差异，差异来自事务所类型还是监管环境。 　　本文使用3种审计质量度量指标，得出了一致的结论。控制监管环境的影响后，“四大”的审计质量依然显著高于非“四大”，体现了“四大”在内地审计市场上的优势。控制事务所的影响后，更高的监管要求并没有直接提高审计质量。其中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更高的监管要求提高了公司的会计质量，事务所不需要进一步提供审计质量供给。
基于PHP的动漫作品推广平台的分析与设计

动漫产业是一个朝阳产业。近年来，各级政府纷纷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动漫产业发展和动漫人才培养的扶持政策，中国的动漫产业发展十分迅速，规模逐年增大。然而，目前国产动漫尽管在数量上取得了巨大突破，但是很少有作品能够走出去，在充斥着日韩和欧美动漫的大环境中，中国的动漫产业的发展显得后劲不足。因此，如何加强自身行业建设，特别是构建较为完善的动漫产业链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建设“动漫作品推广平台”，旨在建立一个公共的共享与交流渠道，推动我国动漫产业链的快速形成。该平台基于WAMP——Windows+Apache+MyS QL+PHP架构，采用MVC模式，使用PHP的开源框架ThinkPHP开发。平台包括动画管理，漫画管理、涂鸦、彩信、论坛、新闻、个人主页、商务合作等八个模块，为动画产业链上包括动漫开发商、动漫运营商、动漫爱好者分别提供了独具特色的服务。 　　本文遵循软件工程的设计思想，对系统的分析和设计过程做了详细的描述。具体内容包括: 　　1、系统地阐述了系统研发所涉及的若干关键技术，主要包括:WAMP技术和开源框架ThinkPHP等; 　　2、迎合行业需求，在分析平台目标的基础上，通过实际调研，针对不同的用户角色，使用UML建模技术分析了系统的功能需求、非功能需求和安全需求等; 　　3、在阐述系统设计原则的基础上，从概要设计和详细设计两个视角对系统的分析过程进行了详尽描述。其中，概要设计主要包括体系架构设计、功能模块设计和界面设计等;详细设计主要是围绕系统的核心功能，以顺序图、流程图等形式对各个核心功能模块进行了描述。
重庆轻纺集团对德国萨固密并购项目的分析

中国的经济融入并影响全球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正在不断的扩展，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培养一批高水平的跨国企业，对中国国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企业走国际化发展道路是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也是企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当前，世界性的社会化大生产网络已经形成，传统的以自然资源、产品为基础的分工格局正在被打破，一些行业的国内市场日趋饱和，价格疲弱导致市场机会越来越少，而企业积累的资本、技术和产品需要更新、更大的市场容量。在此背景下，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活动中的突出作用日益明显，“国内市场国际化、国际竞争国内化”的新竞争格局已经形成， 　　本文探讨了重庆轻纺控股（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轻纺集团”）如何有效实施“走出去”战略，通过海外并购获取先进技术和市场优势，并借助国外优秀的管理方法培育核心竞争力，推动企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本文以重庆轻纺集团收购德国萨固密集团（以下简称“萨固密”）具体案例为背景，结合海外并购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对国有企业开展海外并购的动因、实施方法、并购过程及后续管理等进行分析和研究，对重庆轻纺集团国际化经营战略进行系统的回顾和总结，旨在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海外并购管理，提高风险防范意识，提升国际化经营水平和能力。通过研究和探讨，本文提炼总结出了海外并购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和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同时，也得出了企业能够成功实施海外并购的影响因素和重要启示。
基于文化差异视角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分析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国际投资的兴起，国内外出现了大量针对直接投资的研究文献。作为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重要构成，区位选择也因此成为学界和业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关于区位选择，国际上存在两个主流理论，以邓宁为代表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和以巴克利、卡森为代表的内部化理论，两种理论中都提到，文化因素会影响投资的成本收益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区位选择。文化因素对投资的影响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最终结果取决于经济实际。 　　2002年，中国政府积极鼓励企业“走出去”，此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开始呈现跳跃式发展。伴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力度的加大，国内学者也纷纷开始了对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在就文化因素对区位选择的影响进行研究分析时，国外现有的文献主要是从国别、洲际的角度直接区分研究对象，并未深入到各国具体的文化背景，无法很好地将文化差异同其他影响因素剥离开来，研究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 　　本文基于前人的研究，从两大理论出发，将研究对象按照文化属性划分成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三大类，在此基础上引入引力模型，利用2004-2012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和面板分析的方法，就文化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文化差异显著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东道国同中国之间的文化距离、心理距离越大，中国对其的直接投资就越小。除此之外，东道国的经济规模、中国自身的经济实力、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情况等因素也都会影响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情况。最后，综合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结果，本文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策略提出了几点建议。
跨国企业海外并购及资产整合研究——以吉利并购沃尔沃100%股权为例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施蒂格勒曾经说过，没有哪一个大型企业不是靠一定的兼并重组方式发展壮大起来的。21世纪后，各国企业频繁进行海外并购的行为成为国际经济舞台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尤其是近年来，全球海外并购更是风起云涌，不仅并购的规模越来越大，并购涉及的行业也越来越广。有一定规模和实力的企业，无不在在探索如何成长为一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诚然，有效的海外并购能够大大缩短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但是从目前的状况看来，尝试海外并购的企业虽多，但只有少数企业实现了预期目标，这和海外并购的特点有着直接的关系:海外并购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各个阶段所涉及的面非常之广，尤其最复杂的整合阶段，它甚至直接关系到整个并购的成败。 　　本文以吉利收购沃尔沃为案例进行海外并购研究，该项并购发生时间在2009年末到2010年初，是一个典型的弱势企业收购强势企业的案例，更被业内形象比喻为“蛇吞象”。这项收购曾广受争议，很多业内人士并不看好这次并购，认为收购沃尔沃并不能实现吉利的战略目标。然而，3年过去了，从公司运营的种种迹象看来，吉利收购沃尔沃非但没有失败，相反并购后双方运营的情况都很好，沃尔沃被收购后已经扭亏为盈改善了多年亏损的局面，吉利则通过收购沃尔沃进一步实现了“以国际化反哺自身，促进产业升级”的战略，个中原因值得我们去探索。 　　本文以此案例为依托，以文章前半部分的理论研究为基础，试图对并购的全部过程进行分析，包括并购的动机、并购前的准备工作、并购过程中的应对策略、并购后的整合工作等方面，力图还原较完整的并购情况。第六章是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在分析研究案例的基础之上得出研究结论:①吉利并购沃尔沃是一项成功的并购，并进一步预示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之路是可行的;②双方资源的互补性有利于协同效应的产生和发挥;③温和的整合方案更能促进整合的顺利进行。同时本文还在文章最后探讨其成功并购的原因，以便其他企业在后续海外并购中能够更好地应对国际竞争，更好地实施“走出去”的国际战略。
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若干问题研究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精神的传承，情感的寄托。中华文化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前进史，五千年的文化发展见证了华夏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记录了民族进步的印记。近年来，文化的作用更是日益凸显，它不仅已经替代军事、科技等方面成为国家之间比拼综合实力的核心因素，它更体现了一个民族和国家凝聚力、吸引力、影响力和竞争力。因此，文化的发展倍受各民族、国家的关注和瞩目。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应运而生，它不仅是一项关乎文化发展繁荣的战略措施，更强烈制约着中国经济、军事、社会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如何有效促进中国文化发展，提高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水平，改变我国文化落后地位的劣势，既是现在面临的一个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探讨的理论问题。 　　在明确提出和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之后，我国文化领域“走出去”已经取得了不少可喜成绩，文化交流形式多样化，文化交往活动增多，文化贸易发展速度加快，很多文化企业在海外安家落户，在100多国开设孔子学院，各地文化年交往活动办得如火如荼。然而，近年来，与我国不断增加的文化投入热情和财政支持力度极度不相符的是，我国文化“走出去”效果甚微，遭遇到重重困难与阻挠。对我国文化内容与产品不够自信，摒弃传统文化，将本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相割裂，违背了文化传播规律，同时，文化“走出去”路径选择也存在问题。片面依赖政府，文化企业只一味强调走出去，忽视引进来作用。缺乏品牌带动文化贸易发展的意识。所以，要想中国文化“走出去”取得良好成效，我们就应增强文化自信与自觉，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软实力与硬实力并重，引导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方向。依靠多元主体来促进文化走出去，重视留学生的强大力量与孔子学院的积极影响，统筹规划各种因素，加强经济与文化的互动作用，完善文化贸易机制，及时有效解决矛盾纠纷，来助推中国文化顺利走出国门之路。
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在当今的国际竞争中，综合国力的比较已经不仅仅是硬实力的对抗，还有软实力的对抗。国家身份以及民族形象可以为文化所表示，对比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影响，文化软实力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也更为长远。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是由文化软实力和硬实力等重要方面组成，虽然两者内涵上有一定的区别，但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文化可以在结构内涵上分为内核、中间层和表层的三个层面。最核心的是价值观念，这也是最稳定最不易发生变化的部分。中间层一般是内核的一种反映和体现。表层主要是指器物层面的文化，器物的文化是中层和内核文化的反映。文化软实力具有主观性、可感性等特征。其发挥作用具有扩张性和持久性的特点。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发展需要有一个长期缓慢培养、积累的过程。中国的健康发展是由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和价值观念、制度等文化软实力共同发展的统一综合体。提升我国综合国力的理念创新需要提高文化软实力，这同时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虽然近几年来我国增强了文化软实力建设和影响力，但是我们必须清楚的看到，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与其他大国尤其是西方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当前，我国文化软实力与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还不适应、文化软实力与中国丰富的文化资源还不相符合、中华传统文化在对外文化交流与竞争中却处于弱势，外国文化不断的侵蚀和渗透中国的本土文化，让中国文化软实力得不到充分的展示和运用。如何提高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已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要加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对策要遵循一定的规律和原则，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要加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核心价值观建设、中国文化走出去策略等。这些都是文化软实力建设对策的范畴。
汇率及其波动对江苏省进出口贸易及OFDI的影响

自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一直呈现单边升值的状态，截止目前，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超过30％。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讲，拉动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增长的有三大要素，分别是投资、消费、出口，俗称“三架马车”。汇率通过投资和出口影响一国宏观经济的发展。 　　本文在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先对人民币汇率水平变动和人民币汇率波动、江苏省进出口贸易和OFDI的现状进行描述性分析，再对汇率变动与江苏省进出口贸易和OFDI的相关关系进行经验分析，然后通过建立AR-GARCH模型及协整模型来研究影响江苏省与美国进出口贸易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江苏省和美国两个各自的国内收入（生产总值）对进出口贸易都有较大的正向显著影响，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江苏省对美国出口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江苏省与美国进出口贸易没有显著影响;再通过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对四类具有代表性产业的产品进出口与人民币汇率及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汇率的变动和波动对于各种产品的进出口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短期内，影响并不显著。最后通过协整模型对人民币汇率及波动对江苏省OFDI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人民币汇率水平变动值和江苏省GDP对江苏省境外直接投资(OFDI)都有显著的影响作用，人民币名义汇率和江苏省的OFDI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GDPJS和江苏省的OFDI有显著的正向关系。 　　根据以上实证分析，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1)针对世界经济走势，及时提出对策意见;(2)指导企业规避外汇风险，增强风险防范能力;(3)致力于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鼓励对外贸易和投资;(4)增强江苏省经济实力，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5)积极扩大省内需求，降低外贸依存度;(6)加大鼓励民营企业对外贸易的力度，强化民营企业的重要作用;(7)加快企业国际能力的培养，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
国有企业海外劳动用工管理及用工成本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内企业以及大型民营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步伐亦越来越大，力度和深度都与改革之初不可同日而语。可是这些企业几乎都要面对开拓国际市场时的各方面因素的制约，这其中就包括需要强化对人力资源方面的管理。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劳动用工管理以及用工成本管理随着市场竞争的越来越激烈，变得格外重要。对于赴海外投资的中国国有企业而言，面对异国的法律、法规及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如何对劳动用工进行有效管理以及控制好用工成本成为决定其海外机构能否发展甚至生存的重要因素。 　　本文采取了调查法、文献分析法和归纳总结法对某国有企业的巴西子公司——Plong公司的劳动用工管理以及用工成本状况进行了分析研究。利用调研工作取得的一手数据，结合巴西当地的法律法规以及该公司的用工管理现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通过研究，初步找出了该公司劳动用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用工成本过度增加的原因，并给出了采取本土化管理的发展方向、科学合理地制订员工薪酬、做好员工生涯规划等具体的解决方案和对策。与此同时，面对日益增高的用工成本，也给出了合理化成本构成、员工工作量确定等具体的解决措施。 　　研究的结果说明，该公司面对巴西《统一劳工法》的种种限制，没有采取针对性的策略，更没有深入地探寻解决之道。这些问题使得该公司在劳动用工管理方面始终处于比较被动的局面，用工成本也因为不恰当地迎合当地的文化而处于比较危险的不断上升的境地。若想解决劳动用工管理的问题，必须立足于科学的管理理念和手段，不能把国有企业在国内时的管理模式照搬过去，环境不同了，企业的“国有”身份也不存在了，唯有立足于当地的现有条件，运用科学的管理方法，该企业才能进行可持续经营发展的轨道。
进口替代引资战略背景的中国汽车内资企业发展与出路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汽车选择了一条“以市场换资金，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道路。1983年第一家汽车合资企业——北京吉普成立，开启了中国汽车产业的合资历程。在过去三十年的合资历程中，外资的引入极大的影响了中国汽车产业的整体演变，对提升中国汽车制造能力、改善产业结构、提高技术水平以及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中国汽车内资企业的发展。在进口替代引资战略背景下，一批土生土长的中国汽车内资企业在日益开放的市场中，正在以其独特的制度成本优势，间接通过中外合资企业引进技术的扩散和溢出，以极强的生命力、低成本、短周期地在中国市场上发展起来。然而，作为“以市场换技术”的主体——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却被处于绝对强势地位的跨国公司牢牢的控制核心技术，在国际汽车生产垂直分工体系下，合资企业难以摆脱汽车加工厂和跨国公司制造基地的角色，面临着核心技术空心化的困境。 　　随着第一轮汽车合资期限的到期，中外双方开始了新一轮的续约，中国汽车合资格局也出现了一些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产业政策方面，政策重点由合资合作转向自主品牌、自主创新以及新能源汽车;在市场竞争方面，内资企业与合资企业已由“错位经营”转向正面竞争;在企业战略方面，由国内市场转向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在企业创新路径上，也正在由“以市场换技术”转向融入全球创新体系。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日益开放市场环境、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国内资企业究竟应该沿着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发展才能成为中国汽车市场的主导者和中国汽车强国的领路人，这是关乎中国汽车产业安全和每个内资汽车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现实问题。 　　本文对进口替代引资战略下中国汽车内资企业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归纳，通过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印证了邹昭唏教授提出的进口替代型引资战略中一个被忽略的变量，同时在此基础上运用多种实证分析手段得出“中国汽车内资企业是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主力军，是‘以市场换技术’真正主体”的结论。通过运用Portr钻石模型，本文对中国汽车内资企业在进口替代引资战略中得以生存发展的基础条件以及进一步发展创新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分析阐述。在上述基础上，本文将钻石模型中的六大要素进一步细分为17个要素指标，逐一进行了对比分析，提出内资汽车企业的发展出路:统筹“引进来”与“走出去”，提高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从整合“大产业链”的视角，构筑新的竞争优势;在与国际品牌的竞争与博弈中，提升企业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