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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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之间的企业商贸环境问题分析

哈萨克斯坦与中国是友好的领邦，两国在政治上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两国在商品贸易上的往来也越来越频繁。同时，随着中国企业的不断壮大与发展，加上国家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跨国企业已成为国与国之间进行商贸合作的重要的方式。哈萨克斯坦与中国在经济存在互补性，即哈萨克斯坦拥有较丰富的能源资源而在科学技术方面相对落后，而中国资源较贫乏，在技术方面有相对优势。因此，中国进入哈萨克斯坦是市场成为了中国的重要经济战略。随着两国商贸合作的不断发展，两国商贸合作的范围由最初的边境贸易不断发展，形成了多方位、多层次、多形式的合作格局。然而，两国的商贸发展并非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会受到投资环境、企业管理、文化差异等方面的影响。因此，就有必要对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之间的企业商贸环境进行分析，研究两国企业在商贸合作中的有利环境因素与不利因素，并根据这些因素提出相关的对策性建议，以避免两国合作的风险，提高效益，促进两国经济的稳定发展。本文从两国商贸合作的现状出发，从哈萨克斯坦的外部市场环境与企业管理的内部环境进行分析，同时通过案例分析，进而提出相关建议以促进两国企业合作与发展。
中国投资新西兰乳业研究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国民的生活消费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对乳制品的需求也越来越旺盛。但是，进入21世纪，我国乳业面临发展的困境，因为乳业发展过快，乳业出现了许多漏洞，严重威胁着乳业的健康发展。比如，食品安全问题和国内乳业的形象问题都使我国乳业进入了瓶颈期。所以，许多乳制品企业为了重塑行业的形象，纷纷把目光投向了以绿色、安全为标志的新西兰乳业。但是，由于我国对新西兰乳业的投资最近几年刚刚兴起，在投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主要有投资合作的程度不够深化，投资的形式比较单一等。我国投资新西兰乳业主要有以下作用，第一，有利于中国获得稳定奶源，为国内消费提供安全保障;第二，有利于中国乳业的可持续发展;第三，有利于提升中国乳业的国际竞争力。所以，中国乳制品企业应该实行“走出去”战略，促进中国乳业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通过对新西兰乳业投资环境分析、中国投资新西兰乳业的必要性、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投资新西兰乳业的意义、前景和政策建议等方面进行深度分析，从而给我国的乳业食品安全危机提供借鉴和参考。
老挝与中国双边经贸关系研究

老挝和中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传统友谊源远流长。老挝和中国都是亚洲发展中国家，老挝自然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中国市场巨大，GDP保持了30年的高速增长，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建交以来，老挝和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卫生等领域的友好交流与合作不断得到加强，形成了良好的经贸关系。目前老挝仍然是农业国，农业占国民经济比重较大，工业水平落后，发展缓慢。老挝不仅缺少先进的设备、技术和人才，而且缺少足够的资金来开发丰富农业、矿产资源。中国资金、技术、人才力量雄厚，经济发展迅速，市场广阔，但是国内农业、矿产资源日益难以满足经济发展需求，强烈渴求对外寻求自然资源和开拓海外市场。因此老挝和中国两国经济互补性非常强，合作潜力巨大。加强中老两国双边经贸合作对于中老两国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在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与老挝经贸来往越来越频繁，双边经贸不断加强，前景广阔。但是目前中老两国双边经贸关系中也存在诸多问题，面临着诸多挑战。因此分析总结中老两国双边贸易的现状，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研究推进中老两国的双边贸易关系发展的对策及建议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研究内容分为三大部分，各章节内容如下: 　　第一章:简述老挝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历史，以及国民经济构成和对外贸易结构。结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及湄公河次区域开发分析老挝独特的区位优势。其次介绍两国双边经贸关系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阐述了中老双边经贸关系发展的政治、经济等条件。 　　第二章:首先介绍了中老双边经贸关系发展的现状，并分析了导致该现状的原因，其次，阐述了中老双边经贸关系的诸多特点。最后分析了中老两国双边经贸关系存在的问题。 　　第三章:结合目前中老双边经贸关系现状和存在的问题，阐释了推动中国和老挝双边经贸关系发展的建议。对于未来中老双边贸易合作提出了战略构想，并重点提出了中老经贸合作的战略转型。 　　在深入地研究中老两国双边经贸关系的基础上，针对中老双边贸易现状和问题，利用理论研究成果为中老双边经贸关系发展建言献策，推进两国双边贸易经贸关系的发展。两国双边经贸关系的深化不仅有利于两国经济的发展、提高国民生活水平，更有利于两国参与区域化经济合作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框架下的国际分工。当前，湄公河次区域国际化合作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两国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平台，相信两国双边经贸关系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中国与坦桑尼亚的经济关系

坦桑尼亚和中国的关系可以追溯到48年前两国签署的合作协议，1965年双方缔结的《中坦友好合作条约(1965)》是当时汤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于1965年2月20号访问中国时在北京与中国政府签订的。 　　此友好合作条约的签订开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坦桑尼亚联邦共和国合作关系的新时代，这对促进新建立的坦国向前发展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坦桑尼亚显然从这个关系中受益，当中中国对于探坦桑尼亚的发展所做处的贡献可以清晰的从对于该国早年刚独立时的的资金援助中反映出。在当今中国有望于2016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的这个时代，加强同中国牢固关系的重要性已无需赘述，因为这可以从世界大国都积极的推动同中国的进一步关系，以及来吸引越发的来自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来得到印证。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影响力在非洲的不断扩展，北京的地缘战略家们深知坦桑尼亚外交政策实施方面的重要性，对于以上考虑，一个不言而喻的重要事实即，在加强中国于非洲的经贸合作关系中坦桑尼亚所处的地位比其他国家有利，这可以从中国与坦桑尼亚签订的“中国与坦桑利亚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承诺当中中国起到的积极作用可以看出。 　　放眼未来，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农业出口有利可图的市场。因此，如果我们用战略的眼光思考，在一个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比例把农业作为主要经济活动的人的国家，那么，我们应该把关注点放在怎样满足于中国对于农产品的需求上来。至于矿产业，油气开采以及其他盛行的采掘农业，这听上去可能很稚气。但是言简意赅的说，战略就是一种选择，所有战略的可行性依据应当建立在作出好的决定的能力之上。 　　基于一个国家其农村收入要么与农业直接相关，要么是间接相关的关系的原因，如果我们战略性的思考，如果我们想要我们人民从中坦关系中公平的分享成果，那么，我们应该发展以中国为导向的出口农业，我们不应该将我们的精力花在一个不要做出精心选择的于开采业上。
企业研发网络地理分散化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企业研发网络分散化一直以来都是理论与实践中热门探讨的议题。近几年来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兴起，关于研发网络分散化的研究焦点逐渐从发达国家情境转移至新兴经济国家情境，并引发了新一轮的研究兴趣。然而，有关研发网络分散化对创新而言究竟体现的是积极效应还是消极效应尚存争议。从现实背景看，对于来自新兴经济国家的企业而言，存在一个两难困境:一方面面对来自全球的激烈竞争，想要通过超本地搜寻获取知识资源以实现技术赶超;另一方面面对国内制度缺陷，技术落差大的现实背景，在执行研发走出去战略的同时担心面临巨额成本与风险。从理论背景看，学术界关于研发网络分散化对创新的影响同样存在相悖的观点:一方面认为分散化可以帮助企业搜索到更新、更广的知识与机会，有益于创新;另一方面则认为分散化会增加管理、协调等各类成本，并且使企业丧失规模优势从而抑制企业创新。这一现实困境和理论悖论使得企业在抉择研发活动的地理分布情况时困惑不已:新兴经济背景下，企业究竟应该如何分散/收敛研发网络以收获更好的创新绩效？ 　　为了回答这一核心研究问题，本文展开系统性的三个子研究。首先，本文将考察“企业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分布研发活动进而提升创新绩效？”这一子研究问题，通过纵向面板数据考察研发活动地理分散化与企业整体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然后本文将进一步探究“新兴经济体背景下的制度因素如何影响研发网络分化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自身技术多样性如何影响研发网络分散化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通过纵向面板数据分析企业面临的外部制度环境和内部技术多样性对于研发活动地理分散化与创新绩效关系的影响。最后，针对“企业研发活动地理分散如何动态演化？”这一子研究问题，通过对比两个纵向案例，分析企业研发活动地理分散化的动态演化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如何提升创新能力。 　　通过层层递进的三个子研究，本文详细讨论了研发网络分散化影响创新绩效提升的具体机制、权变条件和演化过程，得出了如下结论: 　　（1)子研究一遵循“通过合理分布研发网点来获取异质性的知识，同时尽量减少成本和风险”的基本逻辑，发现:对于研发网络在国内分布而言，网点较多且集中的分布对企业的创新绩效更为有益，而企业在国外设置研发网点对企业吸收先进知识，提高整体创新能力也有帮助。 　　(2)子研究二遵循“将研发网络分散化的利益最大化，成本风险最小化”的基本逻辑，识别了两个来自组织内部、组织外部的关键情景变量。研究发现:企业所处环境特征——制度发展水平——会增强企业研发活动国内分散化对创新带来的促进效益，而企业自身的特征——技术多样性——会减弱企业研发活动跨国界分散所带来的效应。 　　(3)子研究三从动态视角探究企业应如何分散/收敛研发网络以收获更好创新绩效的过程机理，发现:首先，在研发网络分散化/收敛化的过程中，四种组织学习过程的顺序更迭（播种型、咨询型、独奏型、增强型）扮演了重要角色;其次，针对企业研发网络通过地理分散进行演化的不同方式，企业会选取不同的组织学习顺序与之相匹配;最后，与研发网络分散化相匹配的不同组织学习顺序能够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显著提升。 　　本文有重要的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1)解答了研发网络分散化与创新的悖论关系。首先，通过细分“本地”、“亚国家”、“国家”这三个边界，探讨“数量”与“距离”这两个维度，对研发网络分散化的概念进行了更明晰的界定。接着，系统整合知识观与组织经济学视角，全面剖析了研发网络分散化如何影响创新的机制，从组织内部特征与外部环境特征两个角度识别了研发网络分散化对创新影响的边界条件。最后，引用组织学习顺序视角打开了研发网络分散化对创新影响的过程黑箱。 　　(2)贡献于组织学习领域的研究。本文识别了四种组织学习顺序（播种型、独奏型、咨询型与增强型学习顺序）的存在及其在研发网络分散化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影响组织学习顺序选择的前因因素;并且从侧面回应了组织学习领域关于借鉴学习与经验学习关系的争议讨论。 　　(3)为企业提供现实指导。本文的结论能够为企业制定研发布局战略提供参考，为企业执行研发网络分散化战略提供经验，为企业建立开放式创新网络体系提供战略思路，以及为国家如何更好的落实创新驱动战略，完善创新服务环境提供政策建议。
新时期我国华人华侨海外统战工作的研究

建立海外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下的重大决策。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四千多万海外华人华侨，无论处于哪个时期，始终支持和关心中国的发展与建设，他们作为当代爱国统一战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我国宝贵的海外侨务资源，也是我们开展海外统战工作的重要对象。新时期在华人华侨当中开展海外统战工作，一方面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推广我们所倡导的和谐世界的理念;另一方面又有利于我们对外宣扬中国的优秀文化，推动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贸合作。此外，在华人华侨当中开展统战工作可以最大程度地汇聚海外促统力量，为中国和平统一事业奠定海外基础。由此可见，新时期在华人华侨当中开展海外统战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海外统战作为一项长期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碰到一些困难和挑战。其中就包括全球化对我国华人华侨海外统战工作造成一定的冲击和影响、新生代华人的中国意识逐渐淡化等不利因素。因此，新时期在华人华侨当中开展海外统战工作要求我们除了需要继续利用前人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之外，还需要敢于面对变化与挑战，通过丰富和创新开展海外统战工作的思路与途径，争取得到更多海外中华儿女的支持，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中国企业横向跨国并购的成本优化研究

随着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和加入WTO之后，中国企业横向跨国并购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但在国内外市场环境的影响下，成功者依然很少，导致中国企业损失巨大。主要原因是，中国企业的并购决策制定失误，并购成本过高，使得企业无法达到并购目标。因而研究中国企业横向跨国并购的成本构成、找出优化并购成本的方法和策略是解决并购成本过高问题的必由之路，以提高中国企业横向跨国并购的成功率，促进中国企业的快速发展。 　　本文对国内外关于跨国并购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和梳理，从纵向角度（并购过程）和横向角度（环境因素）对中国企业横向跨国并购的成本构成进行了划分，主要由决策成本、交易成本、整合成本、机会成本和制度成本构成。基于此成本构成，从整个并购过程出发，中国企业横向跨国并购的成本优化方法以价值链分析法为主导方法，其他会计方法为辅助方法，构建中国企业横向跨国并购的价值链模型。根据此模型得出中国企业横向跨国并购每一阶段的内部价值链模型，进而提出每一部分并购成本的优化策略。本研究表明，中国企业横向跨国并购的成本优化要选择适当、有效的方法和策略，只有将并购成本降低，才能解决中国企业横向跨国并购过程中并购成本过高的问题，进而提高并购的成功率，对于中国企业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促进中国东盟贸易便利化的金融对策研究

美国次贷危机对世界经济带来的冲击表明，中国对美、日、欧三大市场的依赖使中国经济容易受到这些市场的影响，要谋求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需要扩大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规模，逐步降低中国经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涵盖11个国家，拥有全球四分之一人口的庞大市场，不论从地缘优势还是市场潜力而言，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关系理应更为紧密。 　　当前，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的推进，贸易区内国家的贸易规模有所上升。但是，由于存在产业竞争、运输、清关、结算等方面的问题，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贸易依存关系正逐渐疏远。对此，在看到自由贸易区建设取得成效的同时，应该意识到降低贸易壁垒对提升贸易水平的作用已经降低，双边贸易的进一步发展需要采取更多更直接的对策来推动。金融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部门，是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正因为如此，才引出了本文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即是在现有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水平上，采取什么样的金融对策、如何利用金融资源，才能在短期内实现提升双边对外贸易便利化水平，加强双边经贸合作广度和深度。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首先梳理了金融促进对外贸易协调发展、金融促进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的基本运行机制。在此基础上，用2001年到2012年中国—东盟双边的贸易数据，整理出了中国和东盟双边贸易的紧密程度;通过梳理已经采取的金融促进对策，明确当前双边已实施的金融方案，从而对当前双边的经贸合作情况有一个宏观的把握。之后，利用Johansen协整分析方法和具有协整约束的VAR模型，测算了宏观金融规模、汇率指标和政府支出三个指标对中国—东盟贸易紧密程度的影响程度，利用冲击响应模型和方差分解确定了各类金融指标影响中国—东盟贸易紧密程度的传导机制，从而有效发掘当前合作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问题的来源，标示出当前合作的薄弱环节和金融对策的发力点。最后，基于实证分析中标示出的薄弱环节和发力点，结合上文中金融对国际贸易和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的作用机制，构建出提升自由贸易区内贸易便利水平的系统性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扩大人民币资产在东盟国家的规模、稳定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汇率、增强对贸易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有益于提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而实现上述三个条件，需要中国和东盟国家在更为宏观的领域达成合作。
中越农业互补性及农产品贸易策略研究

中越山水相连，在“中国-东盟自贸区”“泛北”“两廊(一)圈”等区域性组织框架下，两国地域上的优势与互补性为不断凸现出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的有效地避免了区内无序甚至是不公平竞争，有利于构建新的贸易秩序，从而增加贸易带来的收益。自贸区的建立还有利于区域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减少彼此贸易的摩擦和阻力，推动贸易、投资国际接轨进度。“两廊一圈”弥补东亚环太平洋经济带断裂的缺陷，已经成为国际经济次区域合作成功的典范。农业合作是中越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分析中国和越南农业的互补性及其农产品贸易现状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发展农产品贸易的策略。 　　首先，论文回顾了互补性相关理论文献，为本文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其次，论文阐述发2000年以来中越农业发展状况，详细分析了中国、越南农业的互补性（主要包括对农业技术、农业机械、农产品种类）。研究发现，中越在农业防虫技术、中国农机在越南的推广、中越水果、水产品、橡胶、水稻贸易以及甘蔗的合作种植具有非常广阔的前景。对中越农业贸易的贸易额、贸易结构和贸易方式的实例分析表明，中越农业互补性非常强，中越农业合作与贸易在东盟中占有重要地位。论文利用G-L指数和Brue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分析进一步证实了中越农业与贸易的互补性。 　　再次，分析了中越农业贸易存在的问题。越南方面，主要存在经营体制滞后，生产积极性不高;机械化程度低，生产成本高;科技含量不高，产品附加值不高;出口市场定位不明确以及竞争秩序混乱;农业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中国方面，主要是对越南市场缺乏了解（特别是越南农机市场），再加上一些转移到越南农业企业不能适应越南管理，中国通关的措施不到位也限制了中越农业贸易的发展。 　　最后，本文从越南方面和中国两方面总和考虑，提出越南要改善管理制度、合理定位中国市场、积极改善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议，同时建议中国加强对越南农业技术的输出，以此提高越南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加其附加值，而且建议中越加强农业合作示范基地的建设，以此提高中越农业贸易的效益。
中越边境城市跨国经济合作研究——以广西东兴市为例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及区域集团化的发展推动下，国家之间的跨国经济合作也加快了发展速度，出现了大量毗邻国家间边境地区的跨国经济合作，特别是以边境口岸、边境城市为节点的跨境合作日趋频繁。与全球趋势类似，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成，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济联系及经济合作也在加快发展。中越边境地区作为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的“前沿阵地”，在跨国经济合作中就不断探索，向更高层次合作推进，不断创新合作模式，拓展合作内容。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包括广西东兴市与越南芒街市在内的中越边境城市就相互加强经贸合作，不断创新合作模式，逐步拓展合作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旅游、人员自由流动等方面，成为了中越经贸合作乃至中国-东盟合作的“中介”、“桥梁”、“桥头堡”，边境贸易效应凸显，辐射效应及示范效应不断显现，这为进一步加快推进中越边境城市跨国经济合作，向边境自由贸易区方向发展奠定了基础。 　　与以往主要通过理论探讨来寻找跨国经济合作的论述思路不同，本论文主要从实证出发探讨边境城市跨国经济合作的基本理论问题，分析总结了国内外边境城市跨国经济合作的经验，论述了边境城市跨国经济合作的理论依据，重点分析了中越边境城市跨国经济合作的条件和现状，然后着重探讨广西东兴市跨国经济合作的实践，指出东兴市跨国经济合作的动力机制、现实基础、有利条件及取得的成绩和影响其深入推进跨国经济合作的障碍因素，并为今后继续推进中越边境城市跨国经济合作及向边境自由贸易区方向发展提出参考性对策建议，主要从政府战略角度提出四项建议:(1)加快中越双方合作平台建设;(2)促进边境城市区位价值的提升与开发利用;(3)加快跨境工业园区发展，做大、做强对外贸易;(4)辟建中越东兴-芒街“跨边境自由贸易合作区”。
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货物贸易研究

随着2013年“金砖国家”在南非德班第五次会晤的顺利召开，这一新兴合作机制在和平、发展上的共同主张和合作意愿得以重申，促使世界经济开始了新一轮的展望。“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成立以来的四年间，为低迷的世界经济提供了新的增长点，也对发达国家主导的市场格局进行了强烈的冲击。但同时“金砖国家”在合作的过程中也暴露着许多问题，例如，贸易结构失衡、贸易地位较低、社会矛盾凸显、政治文化冲突、合作体系不完善等等。这些问题影响着“金砖国家”抵御外界经济波动和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因此，建立“金砖国家”彼此间长期、坚实、稳定的发展基础在目前形势下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货物贸易的角度出发，探索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在这一重要的合作形式中需要改善和提升的方面。 　　本文首要确定以产业内贸易理论和综合优势战略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对2007-2011年阶段总体和双边的货物贸易规模、结构以及贸易商品的互补性和竞争性进行详细分析，发现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还存在着总体贸易额和贸易比重偏小、贸易商品结构失衡、贸易地位差别明显等问题，并依据综合优势战略原则找出影响这些现象的三大类因素。最后对促进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货物贸易的发展分别从政治互信、产业结构、经贸合作、贸易秩序、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对策与建议。
第九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翻译实践报告

本报告是关于第九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翻译实践的报告。作为中国—东盟工商界最具影响力的峰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积极推动中国与东盟的高层对话和经贸合作，促进中国与东盟工商界的了解，表达工商界对政府的意愿，为中国与东盟的全面经济合作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报告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主要包括该实践报告的相关背景知识，本报告的撰写意义以及行文结构。第二部分为翻译实践任务概述以及翻译理论。对整个峰会筹备的翻译进行总体概括;其次翻译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本报告采用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指导整个翻译过程。第三部分为具体翻译分析。对翻译的原文进行文本分析，对翻译重点难点与翻译中所遇到的问题加以分析，演绎翻译过程，总结翻译策略。第四部分为翻译实践总结，总结翻译经验和翻译心得，同时指出本论文不足之处。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的合理区间问题研究

自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伊始，我国外汇储备开始从“短缺”逐步走向“过剩”，其增长速度之快令人瞠目！巨额的外汇储备既不同于亚当·斯密眼中的“国民财富”，也并非民间所认为的“老百姓的血汗钱”，更不同于重商主义观认为的贸易顺差所带来的国家财富。我国巨额外汇储备的长期堆积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从积极的角度解读，它是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外贸易增长强劲，以及大量引进外资以弥补国内资本不足的必然结果;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我国经济结构乃至全球经济结构失衡，以及发达国家主导的货币体系等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为厘清外汇储备的来源，本文从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和举借外债是我国债务性外汇储备的主要来源;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顺差是我国债权性外汇储备的主要来源。而一直以来并逐步演进的外汇管理制度框架，则是将这些来源最终形成储备的制度性基础。 　　本文的主旨在于探讨我国外汇储备的合理区间。那么外汇储备的规模究竟多少才算合理？考虑到外汇储备在经济运行中所扮演的不同功能，本文引用了外汇储备需求层次概念，并认为国家对外汇储备需求偏好具有一定顺序，当储备规模不足时将会优先满足较高层次的储备需求，然后依次满足层次较低的储备需求，不同需求层次之间也可能存在重复或替代。因此本文结合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引用了Agarwal模型，并对模型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进行了修正，通过加上模型没有考虑的外汇储备需求规模，得出我国外汇储备的静态规模（区间上限）。动态规模则并非各层次需求的简单加总，而是考虑了需求层次间的替代性和重复性，剔除之后得出外汇储备的动态规模（区间下限）。通过对我国外汇储备合理区间的实证分析，文章得出的结论是，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已经超过了合理区间，巨额储备既掣肘了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扭曲了货币供给结构，同时也带来了本币升值的压力和国内流动性过剩等后果。在目前我国外汇管理制度的框架内，应当以“藏汇于民”作为我国外汇储备分散的首选，包括鼓励民间用汇、实施“走出去战略”、设立国际板等方针。同时依托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契机，在人民币国际化战略进程的不同阶段进行相应的政策倾斜，以主动的姿态缓解我国外汇储备的过度积累。最后，针对外汇储备不同层次的需求，本文给出了一个外汇储备层次性管理的框架安排，以期优化我国外汇储备的管理，同时与我国外汇储备多元化管理目标相吻合。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背景下的广西金融创新研究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建设的深化，中国与东盟各国在产业、投资、贸易等方面的合作也在不断扩大和深化。在中国—东盟合作框架下，广西利用其独特的地缘优势，并以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为契机，与东盟国家在投资、贸易、物流、旅游等领域的合作也在不断增加。我们知道，实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同样，广西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合作也需要金融为之服务。但是，广西作为中国欠发达省区之一，其金融服务基础相对薄弱，这严重影响了广西与东盟国家经济金融合作的进一步开展，也制约着广西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金融创新能够提高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撑效果，因此，金融创新对实现广西与东盟的深入合作及其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的飞跃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启动以来广西与东盟双边经贸合作现状及趋势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另一方面对广西与东盟双边合作产生金融的需求及广西金融供给现状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为广西金融创新找到突破点。通过研究发现广西金融供给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广西金融主体分布不均且种类较为单一、资本市场体系不健全且融资渠道单一、金融工具创新不足。针对以上CAFTA背景下广西金融支撑能力的不足，并借鉴天津金融创新的成功经验，从政策支持、金融机构建设、金融业务创新、融资渠道拓宽、金融产品创新、金融监管六大方面为广西金融创新提出了具体建议。
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风险分析

近些年来，中国企业掀起了一阵海外直接投资的热潮，积极的响应了中国“走出去”的发展政策，但是，由于海外投资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其涉及的风险因素众多，而中国特有的因素也给本国企业带来不同的风险境况，近几年来一些“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频频亏损，本文在以往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理论基础上对风险因素进行了具体的归类和分析。 　　本文首先分析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以给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提供风险识别依据为初衷，得出了本文的风险因素分类;其次，又从最近几年的数据出发探究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现状及潜在问题，具体的分析了当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概况、主要模式以及投资的结构等;再次，结合了经典的中国海外投资风险的相关案例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主要风险进行分析，得出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核心风险，初步构建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核心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并针对中铝集团投资越南铝土矿进行了实证分析，给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分析提供了相关的依据，更具可操作性;最后，通过第三章具体分析这些因素的成因得出了宏、中、微观三个层面的防范对策，国家层面主要是针对宏观的风险为企业提供良好的政策法律保障环境和服务机构，对外做好公关，化解“反华情结”;行业层面上集中力量为行业内企业服务，成立非政府性行业协会、组建战略联盟等;企业自身层面上要针对微观风险中的投资决策风险、管理风险、技术风险加强投资中的监管和风险预警、对企业中的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进行完善，同时还要提高社会责任心和环保意识，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积极维护自己的权益，进行谈判、诉讼和索赔等，从而转移部分投资风险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