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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速度加快的背景下,国际工程市场日趋活跃,机会巨大,但竞争也十分激烈。我国国际工程承包起步于上世纪50年代,初期以“对外援建”方式在周边国家展开,改革开放后,国内工程设计院和施工单位纷纷转型为工程公司,在经济利益吸引下涉足国际工程市场,但仍以国内业务为核心。中国入世后,为响应国家“走出去”战略号召,我国工程公司调整市场战略,加大国际业务经营力度,广泛参与国际行业竞争,几年来成绩显著。本文将对我国工程公司的国际化发展进行研究。<br> 本文以美国《工程新闻纪录》杂志2005年至2012年8年的市场分析报告为素材,首先研究了国际工程市场的概况,包括区域分布、行业格局及全球最大225家国际工程公司的国际市场经营情况等数据,找出国际工程市场的发展趋势。再介绍中国工程公司国际经营情况、海外市场份额、行业集中度、海外业务规模等方面数据变化情况,对中国工程公司在国际市场所处地位及国际化发展程度有更加直观的认识。通过比较中国工程公司与国际一流工程公司的国际业务数据,发现差距与机会。<br> 对于影响我国工程公司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因素,本文使用哈佛商学院著名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从生产要素、需求要素、关联和辅助性行业表现、竞争力表现4项核心要素及机会、政府2项变数进行分析。通过各类要素的实际情况及与部分国家的比较,判断中国工程公司的比较优势及劣势,发现制约中国工程行业国际化发展的内、外因,最后提出对我国工程公司国际化发展的改进建议。<br> 本文肯定了我国工程公司国际化发展的趋势,发现了我国工程公司在国际市场经营中存在巨大的机会,确定了影响我国工程公司国际化发展的主要因素,提出了促进我国工程公司国际化发展的方法。<br>
“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推进促使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不断拓展国际市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发展。“走出去”战略相关政策支持、东道国制度因素、东道国与中国制度差异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本文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制度因素分为三个层次:超国家制度、国家制度和次国家制度。中国政府在平等互惠基础上签署的双边投资协议、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自由贸易区协定、双向投资促进合作机制、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等构成了超国家制度因素;东道国经济、法律、政府效率、政治风险、民主程度,以及东道国与中国在上述方面的差异等构成了国家制度因素;中国不同省区的市场化进程、城市政府效率、知识产权保护等构成了次国家制度因素。<br> 全文共分7章。第1章为在引言,主要论述选题背景和意义,设定研究目标,选定研究内容,拟定研究思路,确定研究方法,并就研究中所涉及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第2章综述国内外学者对不同层次制度影响FD1的研究成果,旨在为本文研究提供研究基础,争取能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行拓展和突破。第3章分析中国OFDI中三大层次的制度因素,并根据基础理论和前人研究成果对三大层次制度因素影响中国OFDI进行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为第4-6章的实证检验设定检验假设。基于制度视角的OLI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基于制度的战略观等理论,提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超国家制度促进论”、“东道国制度促进论”、“相似制度促进论”、“母国制度促进论”等实证假设。<br> 本文第4-6章通过三组模型对上述实证假设进行了检验。第4章基于中国国家层面的OFDI流量数据,使用面板随机效应模型研究了超国家制度安排和国家制度即双边及区域投资制度安排、东道国制度质量、东道国与中国制度差异对中国OFDI流量区位分布的影响,结果有力支持了“超国家制度促进论”、“东道国制度促进论”、“相似制度促进论”。第5章基于Thomson Reuters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的微观数据,使用2003-2011年面板计数模型研究了双边及区域投资制度安排、东道国制度质量、东道国与中国制度差异对中国企业跨境并购区位分布的影响,结果支持了“超国家制度促进论”和“东道国制度促进论”;使用排序Logit模型研究了上述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跨境并购成功率的影响,结果支持了“东道国制度促进论”。第6章基于中国省市OFDI流量和Bureau van Dijk(BvD) Osiris中国上市公司设立子公司的微观数据,分别使用动态面板GMM和logit模型检验了各省的市场化进程以及各城市的政府效率、知识产权保护对省市OFDI的影响,结果支持了省区层次上的“母国制度促进论”,但城市层面制度因素影响作用不显著。<br> 本文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了政府和企业对策。中央政府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提高双边及区域投资制度安排的质量和效率,另一方面努力提高母国制度质量,主动减小与其他国家的制度差异,地方各省政府和城市政府需努力促进地方制度完善,为当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中国企业要积极参与双边及区域投资制度安排的制定、国内正式制度的完善,并有效利用双边及区域投资制度安排,同时,应根据东道国的制度质量以及其与中国的制度差异采取灵活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境并购战略。<br> 本文的创新之一是全面地多层次地研究中国OFDI发展过程中的制度因素,创新之二是使用不同机构发布的多种指标,运用统计分析方法量化并比较不同国家和不同省市的制度因素,并将制度因素经过量化后纳入到不同计量模型中,直观地全面地通过计量方法进行检验,从而得出具体化的结论。<br> 研究不足主要有两点:一是在研究超国家制度安排时,本文将具有超国家制度安排特征的不同类型的制度安排归为一类,仅研究这些双边及区域投资制度安排的“共性”,没有单独考察双边及区域投资制度安排的每一类,未来的研究可以将此问题展开进行研究;二是尽管本文试图最全面地研究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但由于未能获得大样本微观层面的企业数据和城市层面数据,研究受到一定程度限制,尤其是城市层面的研究。<br>
战后国际贸易迅速增长,国际投资兴起,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客观上需要金融机构提供贸易结算、资金融通等跨国界的服务。金融自由化、信息科技技术进步、融资证券化和金融创新等使以银行业为主体的金融业全球化成为可能。展开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银行业在更高层次上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适应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目前,对银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研究还比较缺乏。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商业银行在“走出去”战略时由于缺乏理论指导,而不得不在实践中艰难探索。本文在前人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对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的实践活动进行总结,并对其在内部动因、区位分布、进入方式选择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希望对现有理论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br> 本文主要基于邓宁的OIL范式,将理论分析与经验分析相结合,运用比较法,深入分析我国商业银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本文分为七部分:第一章引言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和行文结构。第二章简单介绍商业银行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理论。第三章简要描述我国商业银行对外直接投资现状。第四章对比分析了中外商业银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第五章将分析我国商业银行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存在的问题。第六章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最后一部分对全文做简要总结。<br> 经过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br> 1、我国商业银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存在的问题有:股权结构不合理;海外机构分布集中,全球网络不完善;海外机构盈利能力低;缺少创新力,业务基础化;缺少高端人才。<br> 2、针对存在的问题给政府和我国商业银行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给政府的建议是转变政府职能、优化经营环境,优化法人治理结构;给商业银行的建议是重视人才储备、提高创新能力,完善全球战略布局,重视跨国并购。<br>
近年来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凭借我国巨大的资金优势,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逐渐加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实现了“十连增”,从2002年27亿美元,增加到了2011年的746.5亿美元,年均增长速度高达44.6%。在这巨大的投资流量中,国有企业占据了一半以上的份额,而国有企业中,中央企业又是“走出去”的骨干和中坚力量。截至2009年底,共有108户央企投资涉及境外单位5901户,中央企业境外资产超过4万亿元,接近央企当时总资产的五分之一。年末累计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中央企业占80.2%。海外投资利润占央企利润总额的37.7%。当然中央企业海外投资并不是不存在问题。根据《201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境外央企亏损比例为27.3%。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大特点就是中央企业海外投资比重巨大,而且央企的海外投资存在严重的问题,所以中央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br> 本文通过分析中央企业海外投资的历程,中央企业在投资主体、投资区位、投资产业以及投资方式等布局状况,并结合结合具体案例,分析中央企业目前海外投资中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出了战略调整的建议。通过分析,中央企业在产业布局、区位选择方面存在问题,并且央企政治身份特殊性,央企决策机制不完善,国家政策体系不完善,以及缺少整体的、持续性的战略规划都是其海外投资中出现的严重问题。中央企业应该通过调整产业布局、区位选择,完善其决策机制,制定可行的战略规划,同时政府也应建立完善的促进体系,来确保中央企业海外投资的顺利进行。<br>
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带来了国际分工的深化,不少中小企业抓住这一良好机遇,在细分市场上成为中小型跨国公司。目前,世界各国与组织对中小型跨国公司没有形成统一的界定标准,本文通过研究中国中小企业的定义与世界主流国家组织对中小型跨国公司的定义,创造性地为中国中小型跨国公司进行了定义,即雇员人数少于1000人,并且跨国界发生经营或生产活动的中国企业。并在此基础上展开研究。<br> 在中国大力推行“走出去”战略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中小型跨国公司的形成与发展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中国中小企业既有组织灵活、产权明晰、成本低廉、市场适应性、企业集群、拥有华商网络等优势,也同时具有信息少、融资难、抗风险能力差、缺乏人才、企业协同性差、享受优待机会少等劣势。这些与大型公司的不同之处使他们拥有不同于大型跨国公司的成长模式。一般而言,中小企业发展成为中小型跨国公司可以采取渐近式发展、跳跃式发展和天生即是跨国公司三种成长模式。本文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系统分析法与案例分析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对中国的中小型跨国公司进行研究,最终得出中国中小企业多采用国际并购、海外建厂及“抱团出海”这三种具体模式进行对外投资。同时中国中小型跨国公司也应在精确定位、自身建设、关系处理与资源利用等四个方面努力打造自己的竞争力。<br> 在中国中小型跨国公司的研究领域比较空白且中国大力推行企业“走出去”的历史背景下,本文从中国中小企业的特点入手,总结分析出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成为跨国公司的具体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同时,本文选取了四维约翰逊公司、如皋双马化工有限公司以及无锡环特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这三个新颖又具代表性的案例进行分析,也是本文的一个亮点。<br>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世界经济加速一体化,跨越国界的商务活动日益频繁。虽然各国的开放程度、国际化水平不尽相同,但国际竞争已是大势所趋。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十五大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提出“走出去”政策的支持下,中国企业拓展海外的步伐加快加深,国有企业正是实现“走出去”发展战略的主力军。始于70年代末的对外承包工程打开了中国企业尤其国有企业迈入国际舞台的步伐。对外承包工程作为货物、服务、技术的综合载体,经历了三十余年的摸索和积累,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重要地位,并与日俱增的影响力。<br> 另一方面我们认识到,在对外承包工程的发展中,人力资源管理越来越彰显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逐渐成为各国各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对外承包工程的人力资源管理属于国际人力资源管理范畴,在动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呈现出人员多元综合、队伍建设的庞大,薪绩的独立特殊和跨文化管理。而我国国有企业在对外承包工程中的人力资源管理又呈现出情境依赖下不同的特点和模式,从管理政策、流程、实务、制度、规定各个细节适合于中国文化又遵循国际惯例和框架而展开国际商务活动。<br> 本研究在吸收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同时,立足对外承包工程行业的现状和趋势,从人力资源国际化的视角,把握外派人员角色,进而研究对外承包工程中人力资源配置问题,主要在选拔和派遣的实务及政策,从而总结出人力资源管理特点。以国有企业先锋作用为典型代表,通过质的研究路径及案例研究方法围绕我国国有企业对外承包工程的人力资源管理展开研究,描述展示国有企业以对外承包工程作为国际化战略路径之一的背景下人力资源对走出去战略的支持作用,数据收集包括文献调研、深度访谈、内部资料、二手资料等途径,以丰富详实的文本信息和经验人士的口述回访进行加工验证分析整理归纳,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承包工程中人力资源配置模式。从现实的管理政策流程和鲜活的管理实践信息中提取归纳特殊情境下人力资源管理的规律,补充这一领域的空白,在以促进国有企业在对外承包工程行业提高竞争优势同时进一步深化国际化战略提供指导依据从而真正的走向世界。<br>
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潮流,进入生产全球化体系,充分利用国内、国外的各种资源,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许多中国企业利用跨国并购来实现自身的全球化战略,尤其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企业开始了新一轮的海外并购热潮。近两年来,因担心会受欧债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各大企业放缓了在欧洲市场及其他地区的兼并收购步伐,而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装备制造企业却独树一帜。面对当前我国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问题,并购海外高端企业,确实是可行、有效的途径和方式,但如何正确地实施跨国并购,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国际稀缺的高端装备制造业资源,使中国装备制造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更加稳健,还要从已经实现海外并购的企业案例中寻求经验。<br> 本文在内容上包括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文章研究背景及前人研究成果的综述,说明本文的写作意义和创新点所在。第二部分对本文的理论基础和实证基础做了详细介绍,说明写作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第三部分则是对跨国并购发展历程和基于并购现状和并购绩效的比较,从宏观角度介绍中外装备制造企业海外并购绩效的状况。第四部分开始基于中外装备制造企业跨国并购的事实情况针对具体影响并购绩效的因素进行详细对比,从事实出发,阐述可能影响绩效水平的因素。第五部分则在事实分析的基础上,用实证手段证明中外装备制造企业跨国并购的绩效是否真正存在差异,导致二者产生差异的因素是否和事实对比出的结果相吻合。第六部分则在事实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具体的建议。<br> 通过对中外装备制造企业海外并购的事实对比及实证分析,本文得出结论,二者并购后绩效确实存在差异,并且通过实证证明,企业规模、企业的并购经验、企业的所有制形式、企业的并购区位确实是造成中外企业并购绩效存在差异的原因。<br>
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发展。根据联合贸发会数据,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688.11亿美元,仅此于美国、德国、法国、中国香港。2011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651.17亿美元,排名第九,对外直接投资存量3659.81亿美元,排名第十三。与此同时,我国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也在迅速增加。截至2011年底,我国13500多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以下简称境外企业)1.8万家,分布在全球177个国家(地区)。然而,长期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贸易却增长增速回落,并且贸易摩擦和争端也在不断增加。在这样的历史时刻,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目前的实证研究多从总量上研究,无法从本质上揭示二者之间的关系,笔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分行业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的。<br> 本文主要内容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理论分析综述,即对有代表性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综述,并加以评价。此部分是文章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发展历程及现状,为文章的研究奠定现实基础。第三部分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即用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出口贸易等详实的数据,以典型行业如采矿业为例,通过计量模型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系,并对研究结果进行深入分析。第四部分主要是根据研究结果向政府提出关于我国根据各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关系制定可行的投资与贸易政策建议,并提出具体可行的措施。<br>
石油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能源产品和战略资源,石油行业也就成为了一个全球关注的特殊市场。而石油地球物理行业作为石油工业产业链上的首要环节,与世界石油行业的发展息息相关的。由于国内的石油天然气成藏条件限制和保证国家能源战略安全的需要,中国地球物理勘探企业正在逐渐走向国际市场。在此过程中,作为技术服务公司,如何建立市场营销战略是本论文研究的目的。<br> 本文首先介绍了中国地球物理勘探企业走出去的时代背景和政治背景,展现了国际地球物理行业市场的潜力,解释了中国石油地球物理勘探企业走出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br> 为研究中国地球物理勘探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营销策略,本文回顾了行业市场近二十年来的发展过程,并选取案例企业分析其市场营销策略随市场变化而变化的轨迹;而后,以市场营销理论为指导,详细分析了案例企业的市场营销策略,对于如何理论联系实际,制定符合企业状况的国际市场开发策略的步骤和方法进行了探讨。<br> 最后通过资料分析,揭示了世界地球物理勘探市场和该行业的发展趋势,从而为正在走出国门的石油物探企业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br>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跨国企业走出去,通过多种途径不断拓展海外市场。由此引发的跨国企业全球整合问题成为企业和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当前,国内外学者关于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整合问题的研究内容分散,缺少对涉及跨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整合机制相关问题的系统性研究成果,缺乏对跨国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方面有效整合的理论指导。<br> 针对以上不足,本文在国内外学者现有研究基础上,通过对HRM实践整合机制相关文献进行回顾,研究跨国企业情境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整合机制所涉及的整合模式、影响因素等问题,从理论上为跨国企业进行海外HRM实践整合提供帮助。在理论分析基础上,采用案例研究方法,选取华为和联想两家跨国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他们不同HRM政策与实践、企业文化、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国际化发展阶段特征,对其HRM实践整合效果进行综合分析,得出相关的启示。<br> 研究发现,在当前中国企业相继“走出去”的背景下,以华为和联想为代表的中国跨国企业,将文化整合贯穿于海外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整合的全过程。在自身国际化发展特征、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基础上,选择不同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整合方式,通过渐进式地参与海外竞争,不断获取竞争优势,实现快速融合提升绩效的目的。<br>
粮食安全与社会的和谐、政治的稳定、经济的持续发展息息相关。作为一个全球性话题,粮食安全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然而,目前我国农业“走出去”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对外投资占总体的对外投资的比重比较小,发展起步晚,发展的规模也比较小,在经济实力、技术水平、规模优势、经营管理方面都面临着很大的障碍,再加上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的发展,金融危机的爆发等,这些都对我国的粮食安全带来了很多的隐患。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竞争日益严峻的前提下,基于粮食安全的角度研究中国农业“走出去”的战略研究对于中国目前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br> 本文基于粮食安全的视角,结合农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界定好有关粮食安全和有关农业“走出去”的战略内涵。通过近几年的统计数据分析,说明中国目前农业走出去的总体状况和特点,通过SWOT的分析方式讨论我国农业“走出去”的有利条件、不利条件、机遇和挑战。同时,阐述我国农业“走出去”的发展历程、动因及经济效应。<br> 最后,基于粮食安全的角度提出适合中国农业“走出去”战略发展的原则,从农业走出去的方式、区域、行业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农业“走出去”的战略重点。针对前面的综合分析,分别从积极引导涉外农业投资、金融服务体系、保障服务等三个角度对国家层面进行了分析,对企业的层面,则提出了企业要敢于“走出去”,同时也要结合自身情况制定走出去战略。<br>
被称为世界范围内“最后一块处女地”的非洲市场已经引起了国际资本的密切关注和角逐。近几年,随着非洲经济的快速发展,非洲各国对本国基础设施的建设更加的重视。对中国工程承包企业而言,非洲市场具有重要的意义。无论是从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程度考虑,还是为寻求新的目标市场安排着眼,非洲市场必须纳入我们开拓国际工程承包市场的范围。<br> 其实,中非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非已经发生了间接的贸易往来。而从新中国成立到1995年,出于政治考虑,我国对非洲只有单向的经济援助,而1995年后,则开始凸显经济利益的考虑。从2000年中央开始决定实施“走出去”战略开始,中国工程承包企业就尝试大举进入非洲市场。十几年来,中国工程承包企业在非洲做出了不菲的成绩,取得了经济利益的同时,也给非洲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帮助,使非洲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获得好誉连连。但同时也应看到,由于非洲特殊的自然、社会环境以及我国工程承包企业在各方面的不够完善、成熟,在承建工程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不仅给企业带来了经济损失,也给非洲政府和人民带来了不必要的误会,甚至有损中非经济的长远发展。<br> 本文试图从现状入手,分析我国工程承包在非洲市场存在的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提出解决方法。以期为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提供一些有用的价值,使我国和非洲的经济合作达到真正的“双赢”。<br>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进一步加快,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出现了大量的海外“走出去”实例,并且形成了一部分成功实现国际化经营的典型企业与另一部分亟待走出国门或进一步拓展现有的国际化进程的企业。在企业国际化进程得到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作为发挥至关重要的决策与管理层备受关注。本文从“决策——行为”这一过程出发,针对基于“高层梯队理论”下的对企业国际化进程影响的现有研究中对董事会、除董事会在外的高管团队与CEO三者联合但在具体职能上具有区别性作用的忽略,在现有理论体系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综合三者作用的研究。通过案例式深入比较分析与运用我国深交所上交所A股企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本文的结论表明:第一,在将高管团队区分为董事会与总经理团队后,两者任期、教育背景、年龄与国际化背景的异质性与垂直对差异特征对企业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第二,纳入CEO兼任董事长这一因素,总经理团队任期异质性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将得到加强,且董事会年龄与教育背景垂直对差异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将得到减弱。相对于现有的研究,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高层梯队理论”的深化与结合发展中国家的情境所进行的研究,一方面通过董事会、除董事会在外的高管团队与CEO的综合式研究丰富了现有的“高层梯队理论”,并进而在“决策——行为”这个综合过程中将各主体所发挥的区别但有联合式作用凸显;另一方面基于案例与实证数据的研究丰富了现有关于发展中国家企业如何“走出去”的实践可以丰富现有的基于发达国家的情境式研究。最后,在现有的结论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就“提升企业国际化的进程中如何构建高效率的决策与管理团队”提供了相应建议,以达到帮助我国亟待走出国门或拓展国外市场的企业实现长远式发展的目的。<br>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参与境外项目的投资与经营。境外项目的投资和经营面临的风险不同于境内项目,具有发生概率较高、损害后果严重、防控难度更大的显著特点。因此,企业在“走出去”实施境外项目时,有必要建立科学、系统、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和机制,在项目可研、合同签约、项目建设及经营阶段有效识别和控制风险,以保障境外项目实施的安全性和经营收益,成功实现“走出去”的战略目标。<br> 对境外项目的风险进行管理,既要注重防范和控制风险可能给企业造成的损失和危害,又要考虑到把机会风险转化为企业的特殊资源,为企业创造价值;既要防止和纠正忽视风险、片面追求收益以为风险越大、收益越高的过于激进的观念和做法,又要防止单纯为规避风险而放弃发展机遇的过于消极的观念和做法。但对于如何操作并实现境外项目风险管理的目标,目前还没有系统、成熟的做法,各央企均在国资委《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的总体框架和指引下,结合自身“走出去”的战略目标、境外项目实施的现状以及现有的风险管理实践,不同程度地探索和提炼境外项目风险管控的经验,以提高境外项目风险管理的水平。针对法律风险的管理,虽然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2012年发布了《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指南》,但实践中,多数企业并没有对法律风险的管理引起特别的重视,并能按照上述指南的规定,形成企业自身的法律风险管理制度。<br> 本文从是作者根据多年从事企业境外项目法律服务的经验和中国企业境外项目的惨痛教训,结合上述“指引”和“指南”的相关规定,提出了法律风险管理的流程和应对措施。文章首先从风险管理基本理论出发,介绍了什么是风险管理和风险管理的基本原则;接着重点揭示法律风险的概念、分类、原则以及境外项目法律风险的管理的制度和流程;对于境外项目到底可能面对哪些具体的法律风险,文中介绍了包括东道国法律不健全、法律责任、法律变更、合同等几大法律风险;对法律风险的管理和应对措施是本文的核心内容,企业只有把法律风险管好,才能实现盈利目标。文章最后分析了中国企业目前“走出去”的特点,以及加强法律风险管理对于防范风险提高企业盈利水平的展望。<br>
我国啤酒产量已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是世界上啤酒市场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十年后,世界著名啤酒制造商都相继进入中国市场,给我国啤酒企业造成巨大冲击的同时,也使得我国本土的啤酒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茁壮成长起来。目前,我国啤酒行业还处在整合阶段的中后期,啤酒市场依然是硝烟弥漫,不但啤酒利润、税金降低,其总额也出现了负增长,为中国啤酒行业敲响了警钟。啤酒企业未来如何发展,成为困扰众多啤酒企业和政府的难题。<br> 本文首先介绍了啤酒行业的发展历史、现状以及啤酒企业所面临的问题。提出目前啤酒企业最主要的问题还是行业产能利用率低即产能过剩的问题。认为当前解决产能过剩就必须结束低价竞争的格局,全面瞄准国际市场。在认识到自身发展问题的同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世界啤酒品牌竞争的国际市场上谋求一席之地。在啤酒企业做大做强的同时,政府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建立完备的辅助企业海外发展的运营机制和机构,为企业海外发展担负起保驾护航的职能。<br>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能够发现啤酒企业产能利用率低,在企业还未大规模海外扩张的时候,创造性的提出啤酒企业响应政府号召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