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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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局国外勘查项目资金管理问题研究

矿产资源供求矛盾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为实现资源配置全球化，贯彻落实矿产资源开发“走出去”战略，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于2010年颁布《国外矿产资源风险勘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众多地勘单位和矿业企业借助国外矿产资源风险勘查专项资金走出国门，到世界各地从事矿产资源风险勘查和开发。 　　国外勘查项目相对于其他海外投资项目，除面临市场风险、投资环境风险，还面临这一行业特有的地质风险。在项目资金组成上，除国家财政专项补助资金，还有专项资金申请单位自筹配套资金，因此资金管理面临的环境和条件更为复杂。随着国外勘查项目实施，项目资金在管理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配套资金融资结构不合理，资金控制、管理难度大，资金使用效果缺乏科学评价办法等。这些问题的出现，严重影响了国外勘查项目资金的安全和高效使用。因此，研究国外勘查项目资金管理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对于提高国外勘查项目资金的风险控制能力，规范项目资金管理，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果，促进国外勘查项目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文以H局国外勘查项目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国外勘查项目资金管理的现状，并指出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资金控制风险大，预算管理不落实，信息不对称。通过采用国际比较的方法，将理论与实践有效结合，研究了项目融资对降低资金风险，解决配套资金融资问题的可行性;探讨了国外勘查项目资金管理有效组织模式;提出编制项目资金执行预算以解决预算管理难于落实的难题;从机构设置、控制活动和信息沟通方面提出完善资金管理内部控制的具体措施;引入平衡计分卡原理设计项目绩效评价指标，探讨从财务、业务流程、顾客三个维度对资金使用绩效进行综合评价的方法。
欧债危机对我国纺织服装品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

自2009年10月起，希腊主权债务危机拉开序幕，随后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和西班牙四国相继陷入主权债务危机并向欧盟各国蔓延。欧债危机的爆发导致世界经济增速放缓，我国作为出口贸易大国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在此次危机中面临着出口大幅度减少的局面。纺织服装品从生产、加工，到产品出口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此次危机中受到的影响十分巨大。 　　首先本文介绍了欧债危机的特点，然后以浙江中大纺织品公司为例，阐述了欧债危机下中大纺织品公司的发展现状及其纺织服装品出口面临的问题，以数据为基础分析了我国纺织服装出口概况及其对欧盟出口概况。随后从价格、收入、贸易保护三个方面分析了欧债危机对我国纺织服装品出口贸易的传导路径及其效应的表现。在此基础上指出欧债危机下我国纺织服装出口面临的挑战。通过分析发现我国纺织服装品出口面临着内部利润压缩和外部出口压力增大的双重挑战。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导致该类产品的生产成本上涨，而人民币的被动升值使企业面临更大的汇率风险，企业的内部利润压缩。在欧债危机的影响下国际市场需求大幅下降，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企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我国纺织服装品的出口面临着巨大外部压力。 　　本文针对制约我国纺织服装行业出口的因素提出了几点建议。扩大内需，降低纺织服装对外的依赖程度;企业推行“品牌战略”，走创新之路，创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自主品牌以增强国际竞争力;运用金融工具合理规避人民币被迫升值带来的汇率风险;面对日益加剧的贸易摩擦企业应与政府密切配合，积极应对;除此之外还应当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开拓新的市场从而规避贸易壁垒，增加出口。
中印出口贸易结构变迁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

中国和印度，作为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随着其经济和贸易的迅猛发展，吸引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目光。 　　近年来，中印两国领导人频繁接触，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目前，中国和印度分别作为世界上第一位、第五位的对外贸易大国，彼此之间的贸易依赖关系也是不言而喻的。印度已经成为中国的十大贸易伙伴之一，且是我国南亚地区的第一大贸易国;到2011年，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印度对中国的贸易依赖性相对而言要更高一些。 　　基于WIOD提供的1995～2009年投入产出表中（35×35部门）中印两国对外出口贸易和双边贸易的数据，本文分析两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变化，分产业和部门计算两国由出口形成的GDP、出口对GDP形成的贡献率、单位出口贡献系数以及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比较了中印两国对外出口贸易的异同，探讨了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中印两国的出口贸易结构不管是从世界的角度还是双边的角度都在不断优化，技术水平不断上升，但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改善程度要高于印度。中印在部门的出口贡献率和经济增长拉动效应方面存在差异，两国之间并不构成完全的贸易竞争，而是存在明显上升的互补性趋势。因此中印之间应该扩大经贸合作，发挥优势互补，促进两国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水平的提升，实现“双赢”的局面。 　　通过以上宏观层面的中印对外出口贸易总体数据详尽分析，以及微观层面部门的数据指标测算，可以得出，中国和印度在为各自在世界贸易的份额提高感动欣慰的同时，应该重视贸易结构内部的变化，特别是中印双边贸易的主要部门之间的转变，这有助于中印充分利用两国资源，发挥优势互补，促进双方产业结构调整，使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多表现为正的拉动作用。这也为中国与其它发展中国家如何开展良好的贸易关系，促进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贸政治往来提供新的、更为全面的借鉴依据。
湖南省“走出去”企业税收征管研究

伴随着我省经济的快速发展，三一、中联等一大批在湘企业加快了“走出去”步伐，总体上来看，我省“走出去”企业正处于稳步、快速发展阶段，对外投资的比重逐年攀升。然而相较于我省对外投资的飞速发展，税务部门对“走出去”企业的税收征管却还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在湖南省税务机关和湖南省国际税收研究会的指导和协助下，对湖南、广州、深圳税务机关以及17家湖南省典型“走出去”企业进行调研，通过座谈交流、调查问卷和实地调研等多种调研方法掌握了湖南省“走出去”税收征管工作主要存在税收政策、税源监控、税收征管基础、税收服务四个方面的问题。其中税收政策有缺陷，主要表现为税收优惠政策较少且导向作用较弱、税收抵免问题较多且重复征税突出;税源监控有难度，主要表现为境外投资信息难以掌握、跨国情报交换机制缺失、协税护税机制不全;税收征管基础不牢固，主要表现为征管机构设置不合理、国际涉税人才匮乏;税收服务不到位，主要表现为信息服务机制不畅、税收协定宣传不够、维权服务相对不利;基于以上问题，通过结合税务专管员建议和“走出去”企业自身需求，提出从以下四个方面改进我省“走出去”税收征管工作:完善税收制度、加强税源监控、夯实税收征管基础、优化税收服务。最后，通过将专业化管理概念引入税收征管实践工作，并简单介绍了专业化管理的主要方法和特征——分类管理和集中管理，以及专业化管理的主要内容——机构专业化和职能专业化，指出了“走出去”企业税收征管工作的未来发展趋势，以期对我省税务机关走出去税收征管工作起到启示作用，尽快实现我省“走出去”企业税收征管工作质的飞跃。
推进中国传媒文化“走出去”研究

本文对中国传媒文化“走出去”这一创新课题进行研究和探讨。文章认为中国传媒文化“走出去”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必经之路，也是传媒产业提高媒体传播能力与竞争力的有效路径。目前，我国传媒文化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在走出去的道路上遇到较多的困难，为了克服我国传媒文化发展的短板，我们从本质上分析制约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因素，将“走出去”和“引进来”有机结合，为中国传媒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进言献策。本文通过对中国传媒文化“走出去”阻抗和策略研究，以期对中国传媒文化的发展实践有所裨益。 　　本文的研究路线是，在已有的传媒文化“走出去”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中国传媒文化源与流入手，深刻分析我国传媒文化“走出去”的现状与问题，探讨了适应我国国情的传媒文化“走出去”的战略与要务。以前的研究大都集中于文化“引进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文化“走出去”成为了发展的趋势，本文通过对文化“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分析比较，得出“走出去”与“引进来”都是文化贸易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 　　文章的主要观点:(一)从中国传媒文化的史脉以及世界影响力方面论证了中国传媒文化的源流与地位;(二)通过对传媒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和模式分析论证了什么是中国传媒文化“走出去”战略;(三)从中国传媒文化“走出去”的现状入手，深层次地分析了中国传媒文化“走出去”的抗阻与要务。
中国出版企业“走出去”战略实施研究

在“全球化”趋势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背景下，我国确定了出版业“走出去”的发展战略。近几年来，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合力推进出版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探寻出版企业“走出去”的新模式、新途径、新对策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全文依据媒介经营管理理论和传播学相关理论，以中国出版企业“走出去”战略实施的现状为出发点，分析了我国出版企业“走出去”战略实施的三个阶段，分为探索期、突破期和高潮期;从产品、版权、品牌和工程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出版企业“走出去”战略实施的特征;分析了中国出版企业“走出去”战略实施的成果:包括出版物出口、出版版权合作、国际书展平台、建立海外出版机构和与国际出版机构合作。 　　当前我国出版企业“走出去”战略实施中也存在贸易结构失衡、投融资机制不健全、国际营销渠道单一以及国际出版人才缺乏的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完善中国出版企业“走出去”战略实施的对策。从加大产品创新、增强版权输出能力、实现多元化产品出口和开拓“走出去”新兴市场几方面改善贸易结构;从树立跨国资本运营意识、加大对出版企业的经济支持和加强与民间资本的合作力度几方面健全投融资;从拓展国际主流营销渠道和创新“走出去”渠道建设两方面拓展国际营销渠道;从注重本土人才国际化能力的培养和加大外向型出版人才的引进两方面来完善人才培养和引进体系。
基于市值管理视角的中国商业银行国际竞争力研究

经过十几年艰苦卓绝的金融业改革，在规模、利润、市值等各方面，中资银行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从曾被海外认为是技术性破产转变为现在的让全球刮目相看。然而，“最赚钱银行”并不等于“最具竞争力银行”，外源性因素引致的“高门槛”和内源性因素引致的“低吸引力”使得中资银行在国际上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中国银行业仍面临收入结构单一、盈利模式过分依赖于存贷利差等问题。在市值最大化已成为上市银行竞争新标杆的背景下，从市值管理角度出发研究中国商业银行的国际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首先从市值管理的视角，清晰地界定了商业银行国际竞争力的内涵，即股东价值最大化、资产价值最大化和品牌价值最大化;提出了市值管理通过公司治理效应提升股东价值、通过创新增值效应提升资产价值、以及通过品牌溢价效应提升品牌价值的三大机理。其次，重点分析了中国商业银行入世以来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问题。再次，通过熵权法构建商业银行国际竞争力指数，对全球35家主要商业银行2009-2012年的数据进行分析，给出全球主流银行国际竞争力的评价，得出“商业银行规模最大不等于竞争力最强”、“中国商业银行品牌价值存在严重短板”、“金融危机中中国银行业业绩相对领先”、“后危机时代中国股份制银行竞争力显著下滑”、“中国商业银行面临新兴经济体的多重威胁”五大结论。最后，从市值管理角度出发提出增强中国商业银行国际竞争力的对策建议，中国商业银行应通过强化公司治理提升股东价值，通过服务创新、产品创新和机制创新提升资产价值，通过优化走出去战略——全球目标市场本土化战略来提升品牌价值，从而全面增强商业银行国际竞争力。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国际间的资本流动越来越活跃，中国在大量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不少有实力的跨国企业也开始了“走出去”的步伐，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在不断加大，其中不乏以寻求发达国家先进技术为目的的直接投资，以获取发达国家的技术外溢。以此为背景，本文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为研究视角，通过理论回顾与实证分析考察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中国今后更好的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相关的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对已有文献进行了回顾，并对现有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行梳理，说明了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投资，可以通过技术的转移、吸收和创新来促进技术进步，并对跨国公司获取逆向技术溢出的途径和技术进步的传递机理进行了归纳和分析，构建了一个机理系统，同时总结了可能会影响技术溢出效果的因素。然后本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发展阶段进行了大致的研究，分析了我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发展状况，并进行了国际比较，再着重从对东道国分布、行业分布和区域分布对我国外直接投资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在理论和现状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国际R&D回归方法，加入多个限制变量以准确检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然后利用对不同技术水平国家的投资数据以及我国不同地区对外的投资数据与技术进步进行灰色关联分析，从而比较不同东道国和不同投资地区所引致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差异。 　　研究表明:第一，在考虑了我国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的影响作用的条件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依旧对技术进步有着正向的显著性的影响，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存在;第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存在着东道国的差异性，即对技术水平发达的国家和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引致的技术溢出大于最不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第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存在着投资地区的差异性，即东部和中部对外直接投资引致的技术溢出大于西部的技术溢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技术差距因素和吸收能力因素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政策建议如下:第一，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第二，改进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第三，引导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第四，加强自主创新力度;第五，完善政府制度保障。
中国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经济全球化和“走出去”战略背景下，银行业加快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我国银行业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呈现出了自己的特点。本文正是在此背景下，全面研究影响中国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以期更好的为我国银行业在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提供一定的意见和建议。 　　本文首先回顾了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以我国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为背景，描述性分析了我国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进程和发展现状。接下来是文章的实证分析部分，采用因子分析法对两部分内容分别进行实证分析: 　　 (1)以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为研究对象，从影响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于母国银行业和母国经济相关因素的分析结果看，所提取的两个关于银行业和母国经济环境因素的公因子影响较大，影响比例达到72.27％。 　　 (2)以中国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19个国家和地区为研究对象，1995-2009年为样本期，研究发现，本文所提取的五个公因子都有较大影响。首先，反映东道国经济环境的公因子，影响比例达到24％;其次，反映东道国吸引外资能力大小的公因子，影响比例达到26％;第三，反映文化差异方面的公因子，影响比例达到12％;第四，反映东道国经济的成长性、稳定性的公因子，即具有高速、稳定成长性的市场，对于投资国来说都有很大的吸引力，影响比例达到10％;第五，反映影响国际收支的汇率这一公因子，影响比例也达到了8％。以上所提取的五个公因子总计影响比例达到了70％。 　　本文的结果显示，地理因素对我国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没有太大影响。这一点与国内外的很多研究结论相一致，在大部分研究中，地理距离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小。 　　综上所述，我国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水平与国外大型跨国银行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影响我国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既有国内因素，也有东道国因素。文章最后提出了改善中国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即在立足于本国的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拓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和领域;积累对外投资经验，积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因地制宜地发展人才战略;提高网络服务功能等。这些都是提升我国银行业整体软、硬实力的根本途径。
我国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绩效研究

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及大批实力雄厚的国有集团纷纷向海外市场进军，我国的QDⅡ制度应运而生，成为我国资本市场开放需求下的过渡性政策。2006年9月6日，国家外汇局颁布了《关于基金管理公司境外证券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符合规定条件的基金公司可以申请办理境外证券投资业务。2006年11月2日，中国第一只试点QDⅡ基金——华安国际配置基金，由华安基金管理公司正式发行。首发规模为1.97亿美元，是同期发行的QDⅡ产品中最大的一只。2007年9月到10月第一批股票型QDⅡ基金也开始发行，分别是南方全球精选配置基金、华夏全球股票基金、嘉实海外中国股票基金和上投摩根亚太优势股票基金。这标志着QDⅡ基金在我国正式开始运营。 　　自2006年QDⅡ基金正式试点发行以来其经历了证券市场牛市、低迷到复苏的变化过程，在此影响下QDⅡ基金的发展也经历了从前期筹划、扩大试点、加速发展、消沉低迷和逐步复苏五个阶段。相对于刚刚兴起的QDⅡ基金，台湾海外基金市场自1988年来早已蓬勃发展起来，在规模和数量上都有较大幅度的成长，台湾海外基金经理人因从事国际化投资时间较长，投资绩效已不亚于海外资产管理公司，而QDⅡ基金的近年来的基金绩效与台湾海外基金还存在一定差距。QDⅡ基金与台湾海外基金(Overseas Fund)的发展历程相似，并且内地投资者与台湾投资者的投资偏好相似，从这两点上看QDⅡ基金与台湾海外基金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因此本文在对QDⅡ基金本身绩效进行评价的同时，还选取台湾海外基金作为参照，比较分析台湾海外基金与QDⅡ基金的投资经验及成果。不仅如此，为了完善前两步实证未能通过基金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来优化QDⅡ基金绩效的缺失，本文还运用DEA模型从效率有效性的角度对QDⅡ基金进行分析，并为QDⅡ基金绩效改进提供可能方法。 　　通过这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发现，国际投资的经验对于QDⅡ基金的收益有重要影响，且对其控制非系统性风险有所帮助;本文根据QDⅡ基金发行时间先后，将其分为三组，分别是旧基金组、次新基金组和新基金组。从投资风格上看，次新基金组QDⅡ基金偏好属于较为稳健的投资方式;QDⅡ基金所承担的风险未能够获得正的超额收益，因此表现并不理想。另外，通过与台湾海外基金绩效评价指标的比较后发现，较为成熟的台湾海外基金的风险收益优于QDⅡ基金，对市场波动的敏感度高于QDⅡ基金;对收益率均值的比较更进一步证明了经验对于海外投资的重要性。在了解QDⅡ基金绩效情况之后，DEA模型还利用其投影分析的功能为QDⅡ基金绩效补充了可能的绩效改善方法。笔者认为如此对QDⅡ基金的绩效进行研究更有助于机构投资者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也能让个人投资者更加深入的了解QDⅡ基金，帮助投资者分散单一市场风险，分享全球经济的成长，同时也为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转型升级战略研究

企业转型升级，就是从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升级，从高能耗高污染转向低能耗低污染升级，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升级，从而建立独特的竞争优势，巩固自己的产业地位，做到基业长青。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国内外竞争日益激烈，企业转型升级的战略选择更为迫切。本文以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集团）为例，从战略层面，结合相关理论与实践，对企业转型升级的背景、意义、内外环境、模式及具体途径进行了研究探索。 　　全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简要阐述了企业转型升级的概念、研究背景及意义，总结概括了国内外企业转型升级的研究成果，同时介绍了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及技术路线。 　　第二章介绍了中交集团的基本情况及发展现状，并梳理了集团在发展过程及管理运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增强企业转型升级的针对性。 　　第三章对中交集团的外部环境进行了分析，主要包括政策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及技术环境的变化对企业发展产生的影响，增强对企业外部因素的正确认知和预判能力，为企业制定合理的转型升级战略提供参考和依据。 　　第四章根据中交集团自身既定的内在条件进行了SWOT分析，前四节分别对企业长期以来积累的优势、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劣势、全球化背景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行了分析，最后用量化SWOT模型进行总结，从战略层面对企业现状进行把握。 　　第五章明确了中交集团转型升级的战略目标及途径。第一节阐述了中交集团转型升级的指导思想及原则。第二节找出了“十二五”期间中交集团转型升级的战略定位与发展目标，即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第三节明确了企业“保基础、调结构、走出去”的转型升级战略思路，给出了一体化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并指出实现转型升级的具体途径，其中在海外发展战略中，重点介绍了中交“一体两翼”海外发展平台模式。第四节就战略重点进行了阐述。 　　第六章论述了中交集团转型升级的保障措施，主要包括落实战略规划，人才强企，科技引领，强化管理，推进组织模式的调整，推广信息化，全面风险管理，安全、绿色生产，培育优秀文化等九项具体措施。文章最后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必要性及战略选择进行总结，并对需要进一步研究探索的问题进行了思考与展望。
浙江农产品出口贸易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推进的背景下，伴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国际市场的扩大，浙江农业和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发展对浙江经济以及农民收入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农民收入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农民的收入水平和增长情况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发展，关系到农村甚至是全国的社会稳定问题。 　　本篇论文以浙江为分析对象，围绕农产品出口贸易对农民收入影响的问题，首先分别描述分析浙江农产品出口贸易的概况以及农民收入的基本情况，发现浙江农产品出口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持续增长，在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中占重要地位，农产品出口的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出口市场也比较集中;浙江农民收入水平比较高，增长速度比较快，但是，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远低于城镇居民的增长幅度，城乡收入差距仍然显示上升的趋势，浙江主要城市的农民收入也不均衡;农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比重上升而家庭经营收入比重却在小幅下降。再运用的Eviews6.1软件，对浙江农产品出口情况及农民收入进行分析，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检验法进行实证分析，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浙江农产品出口贸易与农民收入存在着长期均衡的稳定关系，浙江农产品出口贸易对农民收入有正向促进作用。 　　从实证结果:浙江要立足于本地的实际发展情况，充分发挥地区优势，一方面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另一方面要继续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加大浙江农产品的对外开放程度，扩大出口来增加农民收入。
中日韩FTA对中国水产品出口的影响及相关对策研究

随着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以及中日韩三国经贸合作的深入，中日韩自贸区终于进入正式谈判阶段。2012年11月20日，中日韩三国经贸部长在柬埔寨金边召开的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举行会晤，宣布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 　　从三国的水产品的贸易来看，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水产品出口国，2011年水产品出口额达169.69亿美元，占世界水产品总出口额的14.8％;其中，出口到日本和韩国的水产品达39.11亿美元和15.74亿美元，分别占中国水产品总出口额的23.05％和9.28％，位居第一、第三。同时，中国也是日本和韩国的第一大水产品进口来源国。 　　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将对中国的水产品出口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自贸区有助于成员国内部关税的削减，具有“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另一方面，考虑到美国主导的TPP和东盟力推的RCEP的影响，日韩的水产品进口可能会向东盟转移。此外，从日韩已签署的FTA来看，在水产品贸易自由化方面，均设立了较长的过渡期，且将部分水产品列为敏感产品。因此，中日韩自贸区对中国水产品出口的影响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本文首先通过对水产品贸易和中日韩FTA已有研究的分析，以及国际贸易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相关理论的梳理，确定了研究的方向和目的。接着，从中日韩FTA的进展、中国对日韩的水产品出口现状、三国在水产品的进口政策这三个方面，阐述中国对日韩水产品出口的规模、趋势、受贸易政策的影响，以及中日韩FTA中水产品条款的预测等问题。进而，就中日韩FTA对中国水产品出口的影响作实证研究，运用局部均衡模型——SMART模型，模拟研究在取消关税的情况下，三国的水产品贸易流量和福利水平变化。最后，从中日韩区域经济合作的角度，就如何促进我国水产品的出口提出建议。
资源贸易与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构

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快速增长引发的对自然资源的巨大需求，大大促进了全球资源贸易的发展。中国是一个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在新时期，资源约束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对国际资源的日益依赖使得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受制于国际资源关系的变化，面对新的更多的市场性、政治性竞争。开放型经济战略自90年代末提出以来，对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以简单利用外资和出口导向的特征未有明显改变，为了适应新的经济环境，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需要优化升级。本文首先考察了全球资源贸易的基本格局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资源贸易，然后分析了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对国际资源的需求以及国际资源的获取方式，最后研究了对外开放战略的重构问题。 　　以能源为主的资源贸易是全球商品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资源贸易的开展，贸易参与方就国家利益展开激烈的竞争与合作。尽管资源贸易加剧了全球的贫富差距，但是有力推动了集团化、地区一体化以及经济全球化。经济的快速增长直接导致我国对能源、矿产品、林木等国际资源需求强劲，2011年首次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源进口国，根据21个国家1992-2011年面板数据进行的样本外静态预测显示，到2020年中国占国际资源进口市场的份额将接近1/5强。资源自给率不高威胁着我国的资源供给安全和经济发展大局，企业要充分利用垂直一体化方式“走出去”获取国际资源。新时期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不仅要充分体现资源与市场并重的战略思维，而且要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由开放型经济战略向全球战略转变。
中印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比较研究

在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的背景下，随着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推进，以及中国和印度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两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量不断增加。中国和印度是发展中的大国，尽管很多方面存在差异，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有相似的地方。这两个国家在过去的六十年中延续着相似的发展轨迹，无论是历史和文明、自然资源、发展战略，还是经济改革方面，两个国家都具有较为相似的一面，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都具有可比性。当前，两国政府都在大力支持并鼓励国内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海外投资。但是对于怎样正确有效地对外直接投资，两国企业还缺乏经验和理论引导，再加上体制与文化的隔阂，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面临重重困难。随着两国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向海外，理论指引的重要性便愈发显现出来，而理论指引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应怎样进行。区位选择问题是企业国际化经营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区位选择得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对外投资的成败。 　　本文首先通过回顾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理论，根据国内外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做文献综述。随后，对中国、印度两个国家的国内外环境，两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状况，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特点进行了分别的介绍，同时，运用区位集中度中熵指数的比较研究，为区位分布的一般情况进行介绍。在此基础上，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指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会受到经济、距离、禀赋、制度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基本上是从直接和间接的角度论述它们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在因素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理论构建理论分析模型，选择其中的某些可衡量的重要因素、运用引力模型分析影响区位选择的直接影响因素与直接投资量之间的数量关系;随后，选择了相关国家分组进行引力系数大小的比较。通过比较两国区位选择不同的结果和影响因素，总结了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及现存的一些问题。本文认为企业竞争力的保证是对外投资的前提，不同竞争优势决定不同的投资区位选择，而制度劣势与制度依赖是阻碍中国跨国投资成功的主要障碍。本文阐述了投资区位选择的特征及其存在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政策建议。这些结论对中国今后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有较强的借鉴作用和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