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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余作为一项重要的财务指标,一直都是利益相关者最关注的指标之一。学术界也针对盈余的质量问题开展了很多研究。在国内外众多盈余质量研究的实证文献中,较少有人针对跨国公司的盈余质量进行专门的研究。然而,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跨国公司逐渐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模式,开展针对跨国公司盈余质量的研究变得尤为重要。鉴于跨国公司与一般的公司相比有着自身的特点,本文从跨国公司最主要的特点即在境外有子公司入手,对跨国公司的盈余质量进行探索和研究。本文研究了境外子公司的存在、其所在国的法律制度以及其分布情况对我国A股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影响。通过对我国跨国公司的盈余质量进行研究,本文试图发掘影响跨国公司盈余质量的独特因素并丰富盈余质量研究的角度和内容。<br> 本文采用实证的方法对我国A股上市的跨国公司盈余质量进行研究。在明确盈余质量的概念之后,文章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本文从盈余的真实性和盈余的持续性两个维度对盈余质量进行了衡量。盈余的真实性采用分行业的截面琼斯模型衡量,盈余的持续性采用Sloan(1996)的分析模型进行衡量。通过结合相关理论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提出了六个假设,并依据选择盈余质量的评价模型,结合跨国公司的特点,构建了适合跨国公司盈余质量研究的模型。通过实证分析,本文发现在境外建立子公司有助于提高我国A股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盈余真实性,改善我国普遍存在的盈余管理问题。特别是在多个国家或地区建立子公司以及在普通法系的国家建立子公司,更能有效降低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从而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虽然在境外建立子公司会对上市公司总体盈余的持续性造成消极的影响,但是建立境外子公司并不会对永久性盈余的持续性以及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和应计利润的持续性产生消极的影响。而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境外子公司确实会对企业的永久性盈余的持续性以及应计利润的持续性产生消极的影响。除此之外,仅在普通法系国家建立境外子公司的上市公司的永久性盈余的持续性以及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和应计利润的持续要好于其他有境外子公司的上市公司。本文的结论从会计理论的角度支持了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战略。
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边陲,是我国面向东南亚、南亚开放和沟通印度洋、太平洋,连结中国内陆、东南亚和南亚三大市场最便捷的陆上通道,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云南与周边国家在资源和经济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开展跨境区域经贸合作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本论文通过分析云南的地理位置、云南与周边国家资源禀赋差异、进出口贸易数据、进出口商品结构,详细阐述云南省跨境区域经贸合作的现状、特点及与周边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的基础条件及障碍因素,认为深入探讨云南开展跨境经贸合作的方式,提出推进跨境经贸合作的战略对策将对云南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基于此,本论文从以下四个部分进行研究:<br> 第一部分提出选题的意义,阐述云南省开展跨境经贸合作的优势,在列举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研究的思路与方法。<br> 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云南跨境区域经贸合作概况。通过对比近年来云南与周边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情况、特点及云南与周边国家的资源禀赋差异来说明云南与周边国家自然资源、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上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异,奠定了相互经贸合作的基础,同时,一并提出开展经贸合作的障碍因素。<br> 第三部分主要探讨云南省开展跨境经贸合作的方式。通过分析传统的跨境区域经贸合作方式及存在的问题,以云南省红河州为案例,探讨实施跨境区域经贸合作新模式的主要内容及提升合作新模式对区域经贸合作的影响。<br> 第四部分在以上分析研究的基础之上,针对云南省跨境经贸合作中存在的诸多影响因素,提出云南省推进跨境经贸合作的战略与对策建议。
冷战后结束后,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与巴西率先确立战略伙伴关系,中巴两国都从战略高度重视和强化双边关系。通过对冷战结束后中巴关系发展进程的回溯与总结,可以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巴关系的发展更多受战略和政治需要的推动。进入新世纪,经济力量的影响上升,战略和经济利益的需要成为推动中巴关系发展的“双引擎”。<br> 现阶段,在发展中大国崛起的背景下,中巴两国的战略合作进一步强化,以大宗商品贸易为支撑的经贸合作取得飞跃式的发展,中巴在国际事务与国际机制中合作更为重要。<br> 在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经济两个层次上审视中巴关系的发展及其制约因素,可以说美国的单极优势、美国对拉美事务的控制以及美国对中巴互动的干预成为影响中巴关系发展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两国同为崛起中的发展中大国,在崛起的战略空间和战略利益上难免有所碰撞,经贸关系的增强,经济的相互依存与经贸摩擦相携而生。受这些因素和问题的制约,即使近年来中巴关系发展迅速,但也不可能一帆风顺。
伴随着经济一体化进程和国际化生产的新发展,跨国企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技术转让等经济活动,并且在向国外市场提供商品和服务,以及加强国际市场联系等方面,跨国企业已经逐渐超过贸易,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主要力量。跨国企业对世界经济的推动作用已经通过国际贸易、技术转移和国际直接投资等方式已经将其影响渗透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引资国,一方面,既要保持对FDI持久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有选择地吸引外资,不断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在国内市场与外国企业竞争的同时也应该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因此,这就需要新的视角和分析框架,努力使用不同的方法进一步证明已有的分析结果。而新经济地理学作为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其包含的垄断竞争、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等都是当今跨国企业选址必须考虑的因素。<br> 通过对D-S模型赋予空间解释,新经济地理学对规模经济、运输成本、要素流动和投入产出联系的性质及其相互作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新经济地理学指出,由于集聚所特有的路径依赖性,全球一体化条件下的产业集聚程度将越来越高,本地生产要素和商品的价格将趋于上升。因此,生产要素和商品的不完全流动性将会使得跨国企业转移投资,从而产生了产业从中心地区向外围地区转移的全球性工业过程。在规模经济的条件下,产业集聚和长期增长随着运输成本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新经济地理学的全球化含义为研究跨国企业选址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视角。<br> 本论文的基本分析框架为:在系统回顾了传统跨国企业选址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经济地理学对跨国企业选址研究的创新性,并进一步给出了新经济地理学基础上的“基本层面—市场层面—知识溢出层面”的跨国企业选址分析框架;进而分层面从理论上分析和总结了影响跨国企业选址的新经济地理学因素,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实证模型、收集相关数据,对跨国企业选址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并针对结果进行了实证分析。在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吸引跨国企业及其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并提出了促进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政策建议。<br> 本论文的主要创新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br> 第一,本文系统地建立起新经济地理学基础上的跨国企业选址研究框架,即从新经济地理的区域模型和国际模型出发,对跨国企业选址的各个新经济地理因素进行了一般性分析,从基本因素、市场因素和知识外溢因素三个层面构建了新经济地理学基础上的跨国企业选址研究框架,这在国内还是首次尝试。<br> 第二,本文在新经济地理学基础上的跨国企业分析框架下,分别分析了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外部性等基本因素,贸易效应、母国市场效应和关联效应等市场因素和知识溢出因素对跨国企业选址的影响,尤其是高技术产业跨国企业选址的影响,实际上是拓展了新经济地理中关于技术外部性的研究。这些都是在理论和实证方面的初步尝试。<br> 第三,本文吸收了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的先进模型和方法,并结合中国的数据,对各部分进行了实证检验,使用的模型和方法,比如地区均衡工资方程、条件Logit模型以及双因素固定效应模型等在国内研究中尚不多见。<br> 论文包括中英文摘要、目录、导论、正文、参考文献、后记等部分。<br> 本文第一章为导论,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内容与论文框架、研究方法与思路以及主要创新点。正文部分共分为六章,其中:第二章是理论与文献综述,主要回顾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相关内容和综述了新经济地理学基础上的跨国企业选址研究;第三章为一般分析,在系统回顾了传统跨国企业选址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经济地理学对跨国企业选址研究的创新性,进一步给出了新经济地理学基础上的“基本层面—市场层面—知识溢出层面”跨国企业选址分析框架,以及各层面各因素对跨国企业选址的影响。本章提供了下面章节的分析框架,是本文的重点章节之一;第四章为基本因素分析,本章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外部性对跨国企业选址的影响,然后使用均衡工资方程对相应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第五章为市场因素分析,分别从贸易效应、母国市场效应和关联效应三个方面分析了产品差异化、贸易成本、市场关联和地方市场需求四个因素对跨国企业选址的影响;第六章为知识溢出因素分析,具体分析了知识溢出对跨国企业选址的影响机制,重点分析了知识溢出对高技术跨国企业选址的影响,并通过实证检验得出了影响跨国企业进入中国的决定因素;第七章分析了中国吸引跨国企业及其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并提出了促进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是吸收FDI最多的国家之一。FDI对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学界的研究也集中于此;但是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由于规模较小,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近年来,尤其是国家启动并实施了“走出去”战略之后,中国OFDI经历了快速的增长,2002至2008年年均增长速度达到57%。2008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对外直接投资的之比为1∶0.5,虽然和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差距,但是已经超过发展中国家1∶0.2至1∶0.43的一般水平。这说明,中国正由一个全球直接投资的吸收国向来源国转变。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双顺差的不断增加以及微观层面国内企业的不断壮大,可以预期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仍然会保持快速的增长。因此,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研究就成为学界面临的一个重要命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br> 同时,中国的汇率制度也经历了重大的转变。近年来,中国的汇率制度经历了两次重大的改革,第一次是1994年中国开始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从1993年12月的1美元兑换5.8人民币一步并轨到1美元兑换8.70元人民币,之后名义汇率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附近;第二次重大的改革是2005年7月21日起中国开始施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形成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人民币汇率的形成越来越趋于市场化,币值的波动也越来越大。现有的研究表明,不仅汇率水平变化会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汇率的波动也是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重要的决定因素。<br> 虽然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就有学者开始研究汇率与跨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但是,目前为止对该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而且理论分析的结论和实证检验的结果都存在很大的分歧。这种分歧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跨国投资本身的复杂性和企业的异质性,而各国家发展阶段、汇率制度、市场结构等特点的不同也是重要的原因。当前,对于汇率与OFDI的研究基本都针对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很少。<br> 本文以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主要的研究目的有二:一是考察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变化和汇率波动对于中国OFDI的短期冲击和长期影响,参考现有的研究并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对结果进行分析;二是利用相同的实证方法分析了世界主要的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汇率与OFDI之间的关系,从整体和个体层面比较了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的异同,尤其是中国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的异同,并探究产生异同的原因,以扩展当前对于发展中经济体汇率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认识。<br> 除了数据描述分析,本文还综合运用了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法、方差分解以及新近发展的基于向量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的边界检验法。当前国内外学者对人民币汇率与中国企业“走出去”关系的系统研究很少,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类似本文利用规范的实证方法,分析并比较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差异的研究还属首次。<br> 本文的主要结论是:<br>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整体规模较小,而且主要都集中于制造业,其中国有企业的比重显著下降,有限责任公司占据了一半的比重;但是,从投资存量来看,国有企业依旧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导力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高度集中于三大避税地,由于避税地区多被国内企业用于投资中转或是逃税,因此,中国企业实际的投资地区或投资产业很大程度上被掩盖了。此外,与全球跨国投资发展的特征相似,跨国并购同样逐渐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方式,而且大型并购案例增多。中国从事跨国并购活动的主体大多是各行业的领先企业,并且以国有企业为主。<br> 2.虽然2005年7月份的汇率改革将人民币汇率由单一钉住美元转变为了参考一篮子货币,但是,人民币汇率只是针对美元单边升值;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分析表明,2005年7月对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很大程度上减小了人民币实际购买力的大幅波动,表现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幅度明显小于1994年汇率改革的影响。<br> 3.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只在短期内成立;长期内,人民币贬值是推动中国对外投资的因素;但是,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内,汇率的波动都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受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变化的影响较小,但是,对于汇率波动的冲击反应较为敏感。<br> 4.长期内,对外直接投资增加有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同时,也会增加人民币汇率的不确定性。<br> 5.本币升值和汇率波动与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关系对于发展中经济体在短期和长期内都成立;发达经济体只在长期内成立。后者由于金融系统和市场结构更为完善,长期内汇率对于对外投资的影响要大于前者;对外投资经验的欠缺使发展中经济体短期内对外投资受汇率波动影响明显大于发达经济体。<br> 6.个体比较分析表明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的影响要大于非浮动汇率制度;中国由于国有经济比重、经理人道德风险、投资行业分布以及潜在“资本外逃”等因素导致对外投资受汇率影响与其他经济体有所差异。
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WTO以来,中国的出口贸易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也存在加工贸易居多、低附加值、遭遇不同程度贸易壁垒以及环境成本高等弊端,外贸企业“走出去”的呼声越来越多。那么,的企业是否已经具备了走出国门的物质条件以及思想准备,应该以何种方式“走出去”,这些都是理论界和企业界关心的重大问题。新-新贸易理论是当今世界前沿的国际贸易理论,是在解释当前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现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企业的国际化路径选择(也就是企业选择出口或者FDI)是新-新贸易理论的主要研究课题之一,中国企业当前面临的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现状正是该领域研究的内容,因而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很好的结合点。因而,借鉴新-新贸易理论的框架分析这些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将中国的现实与最新的国际贸易理论相结合,分析加入WTO对中国企业技术升级,及对外贸易的影响。对理论已经必要的扩展,并用中国的行业企业数据及部分上市公司的数据对理论进行了检验,提出中国企业国际化需要提高企业自身生产率,但对于一些生产率不是太高的企业不能盲目国际化,应该首先立足国内市场,待生产率提高到相应门限值后再选择“走出去”,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当前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并结合现实情况提出了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调整思路及相应的政策选择。<br> 本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是导论,简要介绍了选题背景和意义、研究方法及文章的整体研究思路和脉络框架;第二章是文献综述,对相关理论和结论进行综述,主要介绍了新-新贸易理论的基本假定及与传统贸易理论的区别,从理论及实证两个方面对已有的文献进行了归纳总结,并在贸易自由化视角下对新-新贸易理论进行了再审视,指出贸易自由化对新-新贸易理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新-新贸易理论的未来发展;第三章对中国的贸易自由化进行了定性分析,回顾了中国贸易自由化的进程,选择合适的指标来测度贸易自由化,对中国的产业间贸易与产业内贸易进行了分析,选取初级产品贸易、农产品贸易以及工业品贸易进行说明,为了完整分析中国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也对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第四章是理论模型框架部分,在已有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基础上,加入适合的变量,对模型进行了必要的扩展,为后文的计量实证提供了充足的理论依据;第五章是加入WTO对中国企业出口及技术升级影响的定量分析,本章分两个层次,首先使用行业企业数据分析出口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其中运用两阶段DEA方法对中国分行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静态与动态测度,其次,运用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出口与技术升级之间的关系,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出口及企业生产率产生的影响;第六章是政策建议部分,分析了新-新贸易理论视角下中国贸易战略调整及政策选择。第七章是结论与展望,对全文进行总结,并对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
2006年,我国加入WTO后实行金融开放政策,外资银行纷纷入驻中国,“狼来了”传言一时四起;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外资银行面临困难重重,人民币国际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商业银行“走出去”的良好时机摆在眼前。在“狼来了”和“走出去”战略面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竞争力到底几何?和外国银行竞争时到底有哪些优势和不足。本文将建一个商业银行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充分合理运用所掌握的数据,以英国三大银行和美国四大银行作对比,通过分析规模竞争力、经营竞争力、风险竞争力、发展竞争力、人力资源竞争力及创新竞争力等几方面的内容,详细评价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同外国银行竞争中所处的优劣势,并针对分析结果提出对策和建议。
中国文化产业在走出去、请进来的开放条件下,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发展空间巨大。实践证明,文化产业发展对于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文化产业在破除贸易壁垒、解决就业问题以及推进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都具有积极作用。尤其是在文化与经济相互融合的趋势下,文化产业对经济发展的助推作用越来越显著。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必须大力实施借船出海、航空母舰、集成创新、统筹协调战略。同时,各级政府要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充分发挥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作用,制定有利于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体系,调整税收政策,打造中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br> 本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研究背景、观点、思路和方法;第二部分主要对文化产业的概念、文化与经济融合的发展现状以及文化消费进行分析研究;第三部分着力研究我国在对外开放条件下,文化产业对经济的助推作用、表现渠道和发展趋势;第四部分主要对开放条件下文化产业对经济的助推战略进行了探讨。
铁矿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关键要素,也是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战略物资和物质基础。在中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发展对于铁矿石资源的需求与日俱增,但国内铁矿石供应能力不足,因此,铁矿石更多地只能依赖于从国际市场进口。<br> 中国从2003年至今一直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却只能充当价格的被动接受者。海关统计,2011年进口铁矿砂及其精矿6.86亿吨,同比增长10.9%,但金额同比增加40.9%1,说明中国对铁矿石定价的影响力仍然十分有限。国际铁矿价格年年攀升,严重影响了中国钢铁行业及其下游行业的经济效益与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过分依赖贸易方式进口铁矿石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改变这一局面的最终办法就是“走出去”进行风险勘查和开发国外铁矿,在境外建立稳定的供矿基地,最终摆脱国际铁矿石供应商对铁矿石市场价格的控制。<br> 本文首先回顾了国内外学者关于对铁矿石定价权及境外投资铁矿资源的相关研究,从国内持续增大的供需矛盾出发,说明为了填补供需缺口维持经济增长,必须依靠国外铁矿石进口。接着分析过分依赖贸易方式进口铁矿石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必须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增加权益矿的进口比例,以及对外投资的可行性。然后列举历年来中国投资海外铁矿资源的主要项目及存在的问题,同时分析目前及未来境外投资国际国内面临的新形势新变数。最后针对这些问题和新形势,借鉴日本对外投资的经验,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赴海外投资,企业海外并购数量和金额日益增多。综观目前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国外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发达国家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而国内学者关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的文献非常少。因此,深入分析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绩效及其影响机制具有迫切性和现实意义。相比于前人的研究,本文有以下两个创新点:研究内容上,从效率改变和价值改变两个方面关注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绩效及影响因素;研究方法上,首次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来测量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效率的变化。<br> 论文首先基于2000~2007年我国上市公司海外并购的样本,使用DEA方法对海外并购对中国企业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相比于并购前,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后总效率是提高的;国有企业的海外并购总效率比民营企业高;企业发生横向并购和混合并购后总效率提高,纵向并购后总效率降低。其次,论文用事件研究法对海外并购活动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对并购公告日前后30天窗口期的累积异常收益率(CAR)进行了测量,发现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提高了企业的价值。在此基础上,对海外并购导致我国企业效率变化和价值变化的源泉进行了分析,探讨海外并购导致那些因素发生变化并传导到效率和价值的变化。借助效率和价值影响因素的相关理论,构建了回归模型。实证结果表明:主营业务利润变化、文化距离和并购企业的企业性质对并购企业效率产生了显著影响;主营业务利润变化和并购企业的企业性质对并购企业价值产生了显著影响。最后,结合前面的实证结果,提出了促进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相关政策建议。
随着经济全球化地日益发展和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大力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正成为推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是我国主动应对生产分工国际化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通过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成为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结构调整的有力杠杆。产业国际化和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是经济全球化微观基础,产业的国际化是企业经营国际化的直接结果。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有密切的联系。本文选取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影响这一论题进行研究,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方面探讨:一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影响理论的总结;二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分析并总结出规律;三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证检验;四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想模型的构建。这四个方面环环相扣,形成以产业升级为目标的基本分析框架得到以下结论。<br>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现状:起步晚,发展速度快,规模总量的流入与流出存在结构失衡;产业结构不合理,非金融类投资集中于资源开发和加工制造业;投资的区位集中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和港澳地区,不符合市场多元化战略要求;投资企业的主体结构不合理,主要以国企及中央企业为主,以东部发达地区企业为主,海外投资的产业关联效应及对地区经济发展拉动效应有限。存在投资区位及方式选择和产业组合不适应现象,降低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益。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产业结构效应有正负效应两种:正效应指有助于提升母国国内资源利用效率,促进国内产业升级转型;负效应指其会导致母国某些产业因投资不足而衰败;综合效应根据具体国情决定。本文在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的传导效应的理论基础上建立了中国对外直投资与进出口结构、就业结构和投资结构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模型,结果表明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的产业升级有稳定和持久的正向效应,但并不十分显著。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理想构架,这为对外直接投资相关产业政策制定提供了参照标准。对于瓶颈产业,如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要大力发展;对于先导产业要进行积极的政策引导;对于主导产业中一些成熟技术行业要增强海外企业与国内企业的贸易联系,延长产业生命周期;对于支柱产业应鼓励国内投资。最后根据分析总结规律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出口信用保险诞生于19世纪末。二战后,世界各国政府普遍以官方支持的态度经营出口信用保险以支持本国出口和海外投资。60年代以后,众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出口信用保险机构。我国于1988年开始开展出口信用保险,并经历了试办、初步发展和专业化发展三个阶段。<br> 国家风险是出口信用保险承保的重要风险之一,国家风险评价直接关系到出口信用保险各险种的费率厘定及其承保条件的设定,加强对出口信用保险国家风险的研究是我国出口信用保险事业朝专业化方向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出口信用保险国家风险评价是出口信用保险机构进行国家风险管理的基础和前提。国家风险管理是否有效直接关系债务追偿、应收账款管理等专业化业务服务能否顺利进行,进而影响到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保持承保能力和实现长期稳定经营的可能性。因此,进行出口信用保险国家分析和评价,进而为国家风险管理提供良好依据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br> 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保险事业的经营体现出很强的政策性,突出表现在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和海外投资保险两个险种,其承保项目的选择与我国政府的外交政策联系紧密。近年来,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和海外投资保险的承保项目所在国多为国家风险水平相对较高、偿债能力相对较低的新兴市场国家。因此,研究不同类型国家的国家风险水平和波动性以及各类型国家的国家风险中对我国出口贸易有重要影响的风险因素,通过对比分析,明确不同类型国家的国家风险特征和不同作用机制,进而在对不同类型国家进行国家风险评价和管理时有的放矢,各有侧重,不失为我国更有效地评价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信用保险国家风险,从而提高新兴国家风险管理水平的良好选择。<br> 本文首先是对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经营的回顾和现状的概述,然后从理论分析的角度阐明出口信用保险国家风险的研究范畴和评价机制,介绍世界主要机构国家风险评价,为我国进行出口信用保险国家风险评价提供借鉴。接着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研究出口信用保险国家政治风险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效应。
近年来人民币汇率波动的问题受到国内外学者、媒体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剖析当前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原因和对我国经济各层面造成的影响,总结出我国政府应对的策略,并就此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全方位的,具体表现在:人民币升值吸引大量国际资本流入中国的资本市场,大量短期资本的逐利行为容易引发金融动荡,推高房地产、股票等资产价格;也为我国的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提高出口企业成本,降低出口产品竞争力,尤其是加剧了中小企业的生存压力等等。当然,人民币汇率波动不仅仅带来负面的影响,也带来了机遇,有利于出口企业优化产品结构,有利于企业更好的利用外资,更好的实施“走出去”战略,有利于提高国民购买力水平等。揭示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原因,分析对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并提出应对的措施,正是本文写作的目的。<br> 为了使本文的研究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条理清晰的呈现给大家,在此概括一下本文的研究思路与结构:作为开篇,提出论文的研究背景、意义及研究的主要思路。通过对汇率、汇率制度及主要汇率决定理论的简单介绍,对汇率波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本文通过人民币汇率波动的现状探讨我国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原因,具体分析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利弊两方面的影响,从而提出应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对策与建议,消除和减少不利影响,扩大积极影响面,稳定和优化经济环境。
中国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是中埃两国政府间的经贸合作项目,肩负着中国“走出去”的国际化成长战略的重要使命。中非泰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是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的开发经营企业,是以境外工业园区开发为主的投资主体,希望借助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成功经验,进行埃及的经贸合作区开发建设。但是,境外合作区的开发与经营面临着与国内截然不同的环境和政策。国内开发区普遍由各地方政府主导经营,并通过财政收入的再投入为开发区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但是与国内经济开发区建设和经营模式不同的是,中非泰达是以独立企业的身份进行境外合作区的开发、建设与经营,面临工业地产项目周期长、资金投入大、利润率较低,以及缺少驻在国政府财政支持等问题。<br> 如何在陌生的环境中单纯依靠市场实现生存与可持续的发展是境外合作区这一新的经济合作模式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也影响着国家新时期国际化扩张战略的成功实施。文章在对中非泰达埃及业务的内外部环境和总体战略选择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制定了多元化的发展战略,公司将通过并购的途径进入其他产业,以获取较高的投资回报以及稳定现金流,为合作区的持续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并降低单一业务风险。<br> 奇迹电子公司是在埃及注册成立的照明灯具生产企业,其在埃及有两处生产工厂,其一坐落于苏伊士经贸合作区,该公司未来会将所有工厂迁至合作区内经营,目前该公司主要市场为埃及国内,销售情况良好,但因规模有限面临发展壮大的制约,其有意接受其他投资方的并购投资实现进一步发展。作为实施公司多元化发展的战略性活动,中非泰达计划对奇迹电子公司进行并购投资,以进入埃及的照明行业,获得相对较高的投资回报以及稳定的净现金流入。此外,对进驻合作区的中小企业进行投资,也能对吸引其他企业赴埃及投资起到促进作用,有利于招商引资的开展以及协同效应的产生。<br> 本文针对奇迹电子的并购项目对中非泰达在埃及的多元化并购进行分析研究,提出了公司并购活动的方法与原则,并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并购实施方案。为我国境外合作区这一经合模式的成功推广提供一些可行的方法与经验。
20世纪50年代开始,企业国际化理论特别是以研究企业的跨国经营行为为中心的跨国公司理论逐步丰富和发展起来,然而,长期以来新兴市场跨国公司并没有受到广泛的重视。随着新兴市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金额与规模不断上升的同时,新兴市场跨国公司呈现出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不同之处。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如何顺利融入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市场等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br> 本文在基于现有文献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研究的概念模型。本文认为企业国际化扩张的过程与企业绩效间存在着系统的联系,即存在一种更广泛的关系形式。然后,本文采用了2006年至2008年世界投资报告公布的数据,对新兴市场跨国公司的企业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新兴市场跨国公司的企业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M型曲线关系。即新兴市场跨国公司的企业国际化程度与企业财务绩效存在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最后下降四个阶段的趋势。<br> 具体地,本文共分为六章对企业国际化与绩效关系问题进行讨论,各章的内容安排与逻辑联系为:<br> 第一章为全文的导论。阐述了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和企业国际化研究的理论背景,就此提出了需要研究的问题。在对研究涉及的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后,本章确定了本文研究内容,并对研究方法做出了介绍。最后,在确定研究思路及本文的章节安排后,对本文的创新之处做出了总结。<br> 第二章回顾了相关文献。并对该问题的理论基础做出了总结。文章先后回顾了以国际贸易理论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为基础的国际化研究经济方法,基于产业组织理论的跨国公司国际化研究过程方法,以及基于战略管理学和以企业资源观为基础的企业国际化研究。这一部分是第四章对新兴市场跨国公司理论分析以及第五章跨国公司国际化与绩效实证研究的理论基础。<br> 第三章对新兴市场的含义和包含国家做出了探讨,并就新兴市场中最有代表的金砖四国——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四个国家的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现状、产业发布与区位分布、国际市场进入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本章为第四章和第五章提供了现实基础。<br> 第四章对新兴市场跨国公司的国际化扩张做出了理论分析。首先,以企业资源观和逆向技术溢出等视角考察了跨国公司的国际化扩张动机,然后就跨国公司就绿地投资与并购等国际化进入方式选择进行了理论分析,最后从制度的角度分析了新兴市场跨国公司面临的外国劣势和拥有的相对优势。<br> 第五章是对新兴市场跨国公司国际化与绩效的实证研究。本文认为企业国际化扩张的过程与企业绩效间存在着系统的联系,即存在一种更广泛的关系形式。本文采用了2006年至2008年世界投资报告公布的数据,对新兴市场跨国公司的企业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为了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对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数据也在模型中进行检验,比较新兴市场跨国公司与发达国家同行国际化扩张带来财务绩效影响的联系与区别。<br> 第六章是本文的结果讨论与建议部分。在实证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本文根据以往学者们从经济学、组织行为学与战略管理学的角度对面板数据的计量模型结果进行了分析与解释,得出本文结论。结合我国作为最大的新兴市场的现状,本文从企业和政府两方面做出战略与政策建议。<br> 本文的研究有利于中国企业管理者海外投资和经营决策,使企业的资源在全球得以更有效地分配。在中国企业国际化扩张的初期与中期,利用新建与并购等形式,在境外科技资源密集地区设立研发中心,以及通过收购战略资产,逐步将产业布局扩展到全球范围。但是在国际化过程中,中国企业应当避免过度的国际扩张,以获得更卓越的财务绩效。与此同时,政府部门也应该发挥自身作用,更好地为中国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经营提供政策支持和海外权益的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