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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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集团治理机制的案例比较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在外国跨国公司纷纷进入中国这一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参与竞争的同时，中国的企业也面临如何“走出去”的战略实施。纵观美国《财富》杂志评选的世界500强企业，该等企业均非以单体企业身份参与全球竞争，而是以企业集团的身份参与全球竞争。毫无疑问，企业集团与单体企业相比，它更具有规模性、竞争性，更适应市场经济内含的专业化、规模化要求。自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企业集团在中国已发展了30余年，中国也出现了诸如中石油、中国电信等跻身世界500强的大型企业集团，但中国的企业集团离真正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的大型企业集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公司治理作为提高企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企业集团作为一种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中间型组织，是由若干单体企业或组织构成的一个法人联合体。因此，企业集团治理边界已经突破单体企业的法人边界，其治理较之单体企业的公司治理更为错综复杂。本文以具有企业集团形态的三家中国上市公司亚泰集团、五粮液、曙光股份为样本，通过对该等不同所有制、不同控制权结构、不同类型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比较分析，揭示出该等企业集团的母子公司控制机制、激励机制、监督机制、决策机制的异同及存在的问题，进而总结出控制权结构是建立和完善企业集团治理机制的基础、产权主导下的直接控制是母公司控制子公司的主要方式、子公司债权人利益保护依赖外部治理，子公司中小股东利益保护依赖内部治理;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是提高企业集团治理水平的重要保证等主要结论。 　　本文以样本公司公开披露的资料为依据，立足实务操作，期望研究结论对进一步规范、完善企业集团的公司治理机制能有所裨益。
和平发展论域中的中国文化外交研究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当今世界,随着世界各国之间复合相互依存性的不断增强,国际关系竞争的战略重心越来越由原来的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向以文化为核心内容的软实力竞争的战略方向转移。文化软实力不仅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部分,同时也日益成为影响一个国家国际地位和国家形象的主要因素。文化软实力在国家间综合国力竞争中作用的不断提升和凸显,决定了中国在和平发展的征程中必须积极构建自己特色的文化外交发展战略。这是因为,文化外交在当代是推动经济外交发展的杠杆,影响国际关系秩序走向的干预变量,和国家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只有通过适时搭建对外文化交流平台进行文化对话、交流,利用文化“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特点,潜移默化地影响世界,使其客观、真实地感知、了解新中国翻天覆地的新变化,从而更好地传播和塑造中国的国家形象,才能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政治环境。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基于文化是“综合国力重要标志”的认识,中国政府以高度的文化自觉精神和态度,在借鉴战争与革命时代对外文化交流工作教训,成功地吸纳世界先进大国文化外交的经验的基础上,通过“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文化交流方式,借助汉语教学、学术交流和互办文化节等管道和途径,全方位、多层次、多维度地推动了中华文化迈出国门、走向世界,极大地增强了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和感召力,为营造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做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无庸讳言,中国总体上在世界文化交流格局中的弱势地位并未完全改观,不仅中国传统和现代文化发展不协调的问题依旧困扰着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国际核心竞争力,而且长期存在着的对外文化交流的巨大贸易逆差和“文化赤字”也在时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和价值选择,威胁着国家的文化主权安全和政治独立。总之,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与日益增强的世界经济影响力相比,还存在着巨大的“落差”。这不仅严重影响到了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和在国际舞台上作用的充分发挥,也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际认同度,为国外一些舆论媒体借机歪曲、“丑化”中国国家形象,散布“中国威胁论”创造了滋生的空间。 　　因此,要成功迎接来自世界各国的文化软实力挑战,克服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薄弱的缺陷和“短板”,中国在和平发展的征程中,必须在继续实施文化“拿来主义”的同时,还要进一步推进、深化文化“送去主义”战略,不仅要积极发展涉外文化产业,加快对外文化贸易和服务发展步伐,还要按照先进性的要求,不断创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与此同时,中国还要针对世界文化的多元存在和不同国家的文化心理特征,在大力创新中国文化外交模式,不断提高文化外交的针对性和时效性的同时,积极、主动地实施有差别性的地缘文化输出策略。通过构建国家文化“防火墙”和建立国际文化统一战线,捍卫中国的文化主权和安全。 　　总之,在文化软实力日趋成为国际竞争战略内容和手段的全球化语境下文化外交“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中一国政府为达到其外交目的而运用的一种特殊政策工具”。在和平发展的征程中,中国只有构建成功的文化外交战略和实施有效的文化外交策略,在世界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的政治舞台上,充分展示中国独具魅力的文化,才能克服和消除各种不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制约因素,尤其是来自世界大国的敌视和障碍;也才能在文化交流中不断地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内涵,为实现中国和平发展的文化大国目标创造条件,进而最终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铺平道路。
中韩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大背景下，中韩两国作为亚洲两个重要的经济实体，相互间经济交往日益密切，尤其在投资领域发展迅猛。韩国将中国作为第二大投资对象，中国在“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对韩国的投资也在逐步增加。可以想见，中韩两国在未来的投资领域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但与此同时，两国的投资争端也不断涌现，这严重制约着中韩两国的在未来的发展与合作。一种及时、有效、公正、透明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对两国来说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本文从中韩两国贸易和投资的现状出发，通过比较国际上比较重要的几个争端解决机制，分析各个机制的优劣势，从而对未来中韩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提出自己的具体构想。
两岸经济合作架构(ECFA)签署对股市报酬影响之研究

自1987年台湾开放大陆探亲以来，两岸经贸往来与日俱增，尤其近年来，大陆地区充沛的资源与劳动力、文化语言差异小的优势，加上台湾不断开放产业赴大陆投资，使两岸交流达到了高峰。在两岸民间经贸密集频繁交流的背景下，大陆与台湾领导阶层皆期望建立更有效的经贸交流平台，使两岸贸易更趋明朗化、便捷化与制度化，因此在WTO架构下，两岸在2009年开始积极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的各项交流与讨论，透过五次「江陈会谈」的协商后，终于在2010年6月正式完成签署并于2010年9月开始生效。 　　ECFA对于台湾尤其重要，在区域经济贸易盛行的时空背景下，台湾与亚洲各国间的经贸合作并不顺利，未来势必面临区域贸易的边缘化，因此台湾民众认为ECFA是避免边缘化的必要作为，但也因为重要，使得各方人马基于不同的立场评估ECFA的各种影响，也产生许多看法上的争议，尤其对于主权与政治上的过度聚焦模糊了ECFA经贸合作的本质与意义。因此如何客观的发掘ECFA的意义、本质与重要性，是吾人关注的重点。另外，ECFA自生效至今虽两岸皆不断宣称其所带来之庞大效益与经济成长，尤其台湾当局更是宣扬签署ECFA后将对台湾带来显著的经济效果与影响;企业主也表示签署ECFA将对于企业未来发展有极大的正面帮助。然而部分学者与民众对于企业宣称的效果与实际感受有所出入而对ECFA效果存疑并出现许多争议。加上目前与ECFA实质影响效果相关研究付之阙如，在缺乏客观证据下导致不同观点各自表述其效果，因此激发本论文的产生，进而探究ECFA具有争议的议题并寻求解决之道。 　　本论文系利用事件研究法探究ECFA签署对两岸股市影响之实证研究。此研究的精神在于股票市场为一国经济的橱窗，由股票市场的趋势可以作为未来经济成长与企业获利状况的领先指标。实证结果显示，ECFA签署的确对于台湾股市有正向影响性，但对于大陆股市并没有显著的影响性。 　　在对台湾股市的实证结果中，ECFA签署的确对于台湾股市有正向影响性，但在事件日当日(2010/6/29)实证结果并没有显著的正向异常报酬，而是在签署日前投资人即有预期心理，认为签署后会对台湾经济有正面的影响因此即预先进行投资，使得股市在签署前即逐步向上。另外，本研究也针对ECFA早期收获清单受益与非受益产业进行实证研究。在ECFA受益产业样本组中，包含石化、纺织、汽车钢铁与金融产业，实证结果皆显示在签署日前即开始会有显著的正向异常报酬。而在ECFA非受益产业共五个样本组中，除运输百货观光样本组外的其它ECFA非受益产业样本组，实证结果显示并不会受到ECFA签署而出现正向异常报酬。 　　在对上海股市的实证结果显示ECFA签署对于上海股市并没有正面的影响。但对于本研究自行编制的上海指数ECFA受益样本组共23家挂牌公司，实证结果显示在ECFA签署日当天有显著的正向异常报酬出现，但效果并没有持续整个事件期。 　　综观实证研究结果，ECFA签署的确对于台湾经济与ECFA受益产业有正向的帮助，但ECFA的签署对于大陆经济的影响性并不显著，主要由于对大陆企业而言，所面对的是大陆庞大的人口与消费市场，对于ECFA的受益程度并不大。 　　ECFA将是影响两岸经贸的重要协议，尤其台湾民众都非常关心ECFA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但面对这么庞大的市场也将会带来部分的负面效益，现阶段也陆续出现各种不同的争议，包括:ECFA对台湾经济影响之争议、ECFA造成所得重分配之争议、ECFA对台湾就业市场影响之争议与ECFA将促使其它国家与台湾签署FTA之争议。 　　「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只是两岸经贸合作新的开端，未来两岸尚需对于协议中所提及排除关税和非关税障碍、服务贸易、经济合作、经贸争端的解决争议、投资保障、防卫措施进行协商。台湾民众对于ECFA的各种争议都可能会影响到后续两岸的谈判，因此，本论文也针对这些争议提出可能的因应之道，冀望提供未来两岸后续ECFA协商的参考，其对于台湾方面与大陆方面之短、中、长建议统整如下:对台湾方面的短期建议为「透过政府补贴、加强政策倡导」;中期建议:「透过租税改革、辅导产业转型」，其具体的作为为替弱势产业争取较佳的条件、透过租税收入分配资源、调降受益产业补助、辅导产业转型与升级，避免企业出走;长期建议:「立足台湾、两岸携手扩展全球市场」，其具体的作为为透过经济与教育政策以弥补供需不平衡、加速与其它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议;在对大陆方面的短期建议为「扩大让利、消弥疑虑」，其具体的作为为减缓对台湾弱势产业的影响时程、扩大让利、提高台商市场准入;中期建议:「扩大双方合作、奖励投资台湾」，其具体的作为为以海西特区为基础，扩大与台湾经贸合作发展、奖励投资台湾以增加劳工雇用;长期建议:「发挥综效、建立两岸共同市场」，其具体的作为为协助台湾成为亚太经贸中心、建构两岸共同市场、扩大两岸合作。
金融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的选择——基于银行经营效率的研究

当前中国大陆金融体系正处于从分业经营转向混业经营的过渡阶段，政府部门采取各种政策和法规来防范此转变所带来的金融风险，而推动金融体系转向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是否随之改善，尚未得到一致结论，这对于中国大陆金融体系改革成效，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基于银行经营效率的研究，结合最适效率理论、效率前沿分析理论和总要素生产力分析理论研究基础，实证分析不同国家与地区在金控银行与独立银行的组织模式经营下，比较不同类型银行的总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各种经营效率，政府部门全面性、政策性主导推动金融体系转向混业经营的发展，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未必得到提升的研究结果，并对于中国大陆银行业采取设立与加入金融控股公司的战略进行研究，具有经营战略上的指导意义。 　　本文以“银行经营效率”实证研究为基础，以金融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的选择为研究路径，拓展政府部门推动金融混业经营的新思路，从经营效率观点出发，比较研究金融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体系下银行经营效率的差异。不同于过去“金融风险监管”的研究视角，研究金融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的命题，只强调金融混业经营的必要性和金融控股公司的优势性，忽略银行自身的经营效率上的相应提升。银行经营效率攸关金融体系的竞争力与稳定性，成为国家金融安全与经济永续发展的重要政策指标之一。 　　本文从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和台湾地区等国家与地区金融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发展路径与实践，借鉴其在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路径，分析其历史背景、立法程序、环境因素与发展路径的演变，金融控股公司成为发展混业经营的主要组织模式，并对银行经营效率进行实证研究比较，作为诠释金融分业与混业经营的选择。 　　针对银行经营效率的评价模型与实证研究，本文选取2006-2009年105家银行为研究对象，其中包括金控银行40家，独立银行65家，分为德国、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等4个国家与地区，采用中介法定义投入项和产出项变量，应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作为单期横断面数据的经营效率模型，藉以衡量各项相关的银行经营效率值，并采用Malmquist生产力指数(MPI)分析作为跨期纵断面数据的经营效率评价模型，藉以衡量银行各项相对经营效率值的跨期成长变化，透过经营效率矩阵分析六个象限的效率研究，比较金控银行和独立银行、以及四个国家与地区银行的总技术效率与总要素生产力指数之间的差异。比较衡量各年度经营效率的变化和银行经营的投入资源与产出最适调整情况，以提高银行的规模效率、技术效率与生产力，作为在金融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选择的参考准据。 　　在中国大陆金融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发展的政策问题上，本文提出中国大陆采取渐进式发展金融混业经营的政策，防范金控集团化的寡头垄断，避免政策性全面推动金控公司的并购重组等政策与建议。中国大陆应以纯粹型金融控股公司为主的组织经营模式，推动金融混业特许模式经营，允许外资设立金控公司的发展混业经营等政策建议。中国大陆鼓励商业银行向金融控股公司转型，实现金控模式的规范发展，政放宽金融机构的经营限制，提升政府对于金融混业体制的监督与管理能力。中国大陆可仿效日本模式推动金融控股公司与其子公司均可挂牌上市，达到各金融事业体资本市场筹资与财务报表充分揭露的公平原则。针对海峡两岸发展金融投资与合作的政策与建议，本文提出台湾银行业赴中国大陆金融投资主要采取的四种经营模式，海峡两岸应推动与维持两岸两会的协商机制，落实海峡两岸产业经贸合作与金融协商议题。海峡两岸银行的投资、合作与交流，能共创「优势互补、互利双赢」的发展格局。
两岸金融合作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研究

近年来，许多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强调金融市埸发展对实体经济推动的重要性。在两岸经贸合作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进一步推动两岸金融一体化进程，不仅有利於为快速发展的两岸经贸合作提供快捷优质的金融服务，而且还有利於促进两岸金融业的调整优化，进一步提高海峡两岸共同防范金融危机的能力。本文在剔除政治因素，特别是两岸突发重大政治军事事件的前提下，对两岸金融交流与合作进行经济学分析。首先在综述国内外学者有关金融一体化和两岸金融交流与合作的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明确本文所论述的两岸金融一体化的基本内涵、发展阶段及其特徵，并提出本文分析所切入的主要视角。然後，从机构互设、直接通汇、货币兑换和台商融资等方面对当前两岸金融一体化的合作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并运用VAR模型对两岸金融一体化程度进行计量评估，得出当前两岸金融交流与合作的水准，尤其是资本市埸合作还处於相当低的初级阶段的结论。此外，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影响和制约两岸金融一体化的主要因素、成本收益及其可行性展开剖析，得出两岸金融关联性以及相关成本呈现出不断降低的趋势，并探讨了有关推进两岸金融一体化的实现路径。最後，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分别从近期和中长期的角度提出推进两岸金融合作，逐步走向金融一体化的政策建议。 　　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的经济各有特点和优势。台湾在一个面积狭小的海岛上创造出现代化的工业经济，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拥有较强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实力。祖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後，经济实力迅速增强，目前GDP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台商在大陆的投资，是祖国大陆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大陆也为台湾地区提供了广阔的市埸。但由於历史的原因，两岸的经贸合作一直没有逹到应有的水准。特别是在实体经济以外的层次，如金融市埸的合作还进行得比较缓慢，使得货币与资本并不能在两岸自由的流动。但是两岸经贸合作加强的趋势不可能改变，两岸金融市埸间的联系也会越来越紧密。有必有要弄清两岸金融合作的程度存在的互动和障碍以及对两岸经济造成的影响。近年来，不少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对於海峡两岸金融交流与合作问题进行了研究，让对两岸的金融往来的状况有了基本的认识。但在很多的研究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研究的视野不够宽泛，相关的研究大多数局限於对两岸金融问题本身的探讨，较少有研究能够将两岸金融问题置於全球化背景下进行考察。其次，各个研究中，态度较主观化，过分地强调两岸金融往来滞後发展的主要原因在於台湾当局所坚持台独的政治立埸，而对於一些客观存在的经济层面的因素探讨不够。再次，在研究内容方面也较为简单化、单一化，两岸金融往来所涉及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多个方面，但相关研究主要是集中在银行业，而对於证券业、保险业等的关注却不够，对於两岸间的资金流动总体情况的评估与研究也较少。 　　此外，金融业是服务业部门中最具有影响性的行业，其业务范围涵盖了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等①。由於全球金融贸易的金额非常庞大，对於影响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存在着极大的重要性，所以海峡两岸的政府对各自的金融业的管制都较为繁多、规范也最为严格。金融市埸也对一国的经济活动扮演重要的资金仲介角色，一旦金融自由化与市埸开放过程出现了失误，将会对该国家的货币政策与金融市埸的安定造成巨大程度的伤害，所以在国与国之间的多边或双边的谈判过程中，各国对开放金融服务的议题大多采取谨慎的态度。即便如此，为了因应广大的世界金融市埸和提升竞争力的需求，金融制度的国际化与金融市埸的自由化仍然持续成为国际间各国共同努力追求的目标，於是以国际金融法律为基础，并在多国的协商交流架耩下形成近代金融的新秩序规范体系-世界贸易组织。为了能比较全面、客观地反应与分析两岸金融市埸的发展、两岸金融市埸的关联程度以及两岸金融合作对整个经济发展增长的作用等问题，本论文划分成六个部分来加以研究，具体论文安排结耩如下:第一章为导论，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动机、研究方法、研究意义和本论文的结构。导论的主要目的是介绍本论文所研究问题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本论文将要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框架结耩，以及本论文的创新性。第二章是文献回顾，回顾了两岸金融市埸交流与合作领域的最近进展、理论渊源和相关文献，并且做了详细的考察，其目的在於解释两岸金融市埸交流与合作的客观基础和发展的必然趋势。第三章是对两岸金融的发展与合作现状的研究，分别从两岸金融业、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的发展程度方面，通过定性和描述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两岸金融业的各自发展及其合作过程。第四章承接第三章的分析，从实证的角度，采用Copula函数对两岸金融市埸关联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第五章是两岸金融市埸的合作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章在设计并测量两岸金融合作程度指数的基础之上，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研究了两岸金融合作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第六章是结论与政策建议。本论文给出了海峡两岸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进行两岸金融市埸的交流合作的对策，并且提出如何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进一步进进金融创新，推动两岸金融市埸的深度合作，逐步走向金融一体化。 　　通观全文，本论文对於两岸金融关联程度与金融合作对经济増长的必要性、两岸金融合作滞後发展的原因以及极待解决的问题等方面的论述比较充分，但碍於相关资料的匮乏、实践经験的缺失、理论功底的有限，文章对如何突破两岸金融合作的瓶颈的探寻显得有些不足，这一方面的问题还希望相关学者加以批评指正。
基于关系网络视角的中国电信运营商国际市场参与模式选择研究

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经济市场化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全球，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全球信息联动的支撑产业，电信运营商的国际化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要求，国际化趋势不可避免。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电信运营商也不甘落后，从早期的“引进来”到现在的积极而慎重地“走出去”，从内向国际化到外向国际化在国际化的道路上做出了积极的尝试。但相对发达国家的电信运营商而言，中国电信运营商的国际化还处在“走出去”的初级阶段，国际化运作经验不足，尤其是在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方面缺乏成熟理论的指导，因而寻找合适的理论来指导电信运营商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通过文献阅读将垄断优势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内部化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以垄断优势为基础的理论以及Uppsala国际化阶段理论与企业国际化关系网络理论做了对比，发现企业国际化关系网络理论在电信运营商国际化研究方面有其独特的适用性。 　　本文第三章结合电信运营商的特点以及传统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的特点归纳总结出了适合电信运营商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第四章结合国内外的研究成果介绍了国际化关系网络模型的理论背景及主要理论成果，详细介绍了关系网络在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机会获取机理以及基于资源利用的国际化成长机理;对国际化关系网络模型关于企业国际化水平、市场国际化程度以及进入模式的关系类型划分做了分析，提炼出企业在不同的国际化水平、不同的市场环境下的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第五章在国际化关系网络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对中国电信运营商国际化水平以及各主要区域市场国际化程度的分析推理出中国电信运营商在各大区域市场的市场进入模式选择。
中国的经济参与：对老挝的影响

1961年4月25日，中老建立外交关系。过去十年中，老挝已日益感觉到中国对其越来越大的影响。2010年，中国已成为老挝最大的投资者。中国在老挝投资的领域主要是:矿业、能源、工业等。其中，矿业领域又是中国最大的投资领域。老挝是亚洲资源丰富的国家之一，蕴藏大量的黄金、铜、锡、锌、石膏等矿产资源。能源方面也吸引了大量中国投资者。老挝拥有60万公顷的水域，水利资源丰富，这些水资源可以用来发电23000万千瓦。此外，老挝河流的水质优良。特别是，中国与老挝接壤，地缘上的相近是吸引中国投资者的原因之一。老挝是中国商品进入东盟市场的重要渠道，对中国具有战略价值。 　　近年来，中国与老挝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因为老挝能满足中国市场的产品比较有限。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从中国主要进口工业产品以及与投资相关的产品，老挝对华出口产品主要是农业产品、矿业产品、木材及木制品。进入老挝北部市场的中国商品越来越多，因为运距短，交易和运输成本都比较低。不过，中国的产品在老挝中部和南部的市场正在面临着来自泰国和越南的产品竞争，因为泰国与越南的产品在当地市场的优势已经保持多年了。目前，老挝北部面临着基础设施滞后的问题，特别是缺乏优质的公路，这阻碍了老挝北部与南部之间的商品流通。 　　大量廉价的中国产品已经涌入老挝，特别是老挝北部，这对老挝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有利和不利的影响。老挝人民可以消费来自中国的廉价产品。同时，当地的企业面临竞争的压力，受到冲击，尽管他们也可以供应更廉价的产品。中国生产的摩托车、建材、汽车及配件、电子产品和设备在老挝非常畅销。 　　中国从1951年开始向老挝提供经济援助。目前，中国的援助主要集中在老挝的交通基础设施方面，特别是连接中国、老挝、泰国的公路。例如，中国援建的会晒-清孔大桥仍然是连接老挝三号国道的重要桥梁，三号国道也是GMS南北经济走廊中的重要通道。 　　本文考察了目前中老经贸关系的总体形势，分析了中国在老挝发展过程中的机遇与挑战，特别是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老挝的经济建设中来。在研究这些议题的过程中，本文从中国与老挝的贸易、中国在老挝的投资、中国对老挝的援助和经济合作等方面分别进行了研究。此外，作者还从区域和次区域合作的框架下，分析了中国—老挝经贸关系的状况。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决策因素分析

世界投资的新趋势是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逐渐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力量。作为新兴经济体的重要一员，中国顺应世界投资潮流，在加入WTO之后，推进实施“走出去”战略，使得对外直接投资保持10年的飞速增长，如今已然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大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强劲增长势头也吸引了众多国内外学者的眼球，他们基于产业、资源、制度等多个视角探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众所周知，中国是唯一实施促进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发展中国家。本文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及政策作用机制，指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出现的结构失衡、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等问题，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由政策决定的，其所面临的问题也只能诉诸政策才能得以解决，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是特殊所有权结构安排导致的能与国家特定优势高度融合的公司特定优势，来源于政治体制下政策赋予企业获取异质性资源的能力。 　　本文将政策因素纳入到国际投资经典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提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决定因素的分析框架，并利用2003年至2009年间24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经济政策因素变量做了实证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因素发挥着关键作用而宏观经济因素起辅助作用。此外，政府便利双边投资关系、加强发挥服务职能、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等能够促进对外直接投资。
天狮集团跨国直接投资方式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民营企业也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在国内竞争环境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为提高企业和产品知名度，拓展国际市场，民营企业也试图采取“走出去”的办法。但是中国民营企业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发展时间较短，具有着经验不足、公司未来战略规划不明确的缺点，因此，民营企业面临着既要生存，又要走出去进一步发展的现状。 　　本研究在着重分析了以天狮集团为例的当前中国民营企业的现状、发展趋势之后，提出了天狮集团建立跨国投资的基本方法和模式。又以天狮集团的两个案例为核心，深入剖析了中国民营企业在跨国经营中的优势和劣势。 　　天狮集团在越南实施跨国经营，选择投资的方式进行厂房建设，可以为企业跨国经营带来巨大的商业机会。但是，东盟国家市场相对要比国内复杂得多，天狮集团在越南的跨国投资面临着很多投资风险。因此，本研究对天狮集团越南跨国内部投资案例的分析，确定企业内部投资的标准。 　　本文通过天狮集团新西兰并购项目分析，结合一般的通用理论，提炼天狮集团的跨国并购的相关标准。通过对天狮集团新西兰并购项目的分析，可以获知在跨国并购中，企业具有哪些资源优势，还存在哪些资源劣势，以方便天狮集团确定并购对象的标准。天狮集团通过跨国并购的方式，其目的是实现新行业的突破，扩大营业范围，增强市场实力，利用被并购企业现有的基础设施，有利于快速进入，实现规模扩张。 　　本研究探讨了天狮集团实施跨国经营的可能性，通过对天狮集团内部条件以及外部环境的分析，初步得出天狮集团实施跨国直接投资能够企业全球化经营战略服务。同时，利用两个案例，分别研究了天狮集团跨国内部投资和跨国并购两种直接投资过程，形成了天狮集团两种投资方式的投资标准，以及风险防范等应注意事项，能够指导天狮集团未来跨国经营战略的进一步规划。
会计计量单位研究

中国近30年CPI年均增长率为5.0％左右，1996年至2006年西方主要发达国家CPI保持在5％以下，但俄罗斯却高达百分之十几。显然，在浮动汇率背景条件下，特别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主要国家货币的币值一直很不稳定。随着国际经济相互依赖的逐渐发展，特别是资本跨国流动的加剧，财务信息的决策有用观进一步加强，财务信息在企业内部的使用和外部的利用使会计货币计量假设蕴含的附带假设——币值稳定面临严峻的挑战，需要加以探讨和寻找对策，以提高财务信息的有用性。本文从币值不稳定对历史成本计价原则、配比原则、会计目标的影响三个方面，探讨币值变化特别是贬损对会计的冲击，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2008年全球性经济危机发生后，世界上两大主要结算货币美元与欧元一直处于疲软。反观人民币，其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使得人民币作为支付和结算货币已被许多国家所接受。同时中国开放型经济迅速发展，在国家“走出去”战略的引导下，中国企业纷纷走出国门，走上国际化的发展道路。在当今全球经济趋于一体化的现状下，中国企业必须结合实际情况，选择企业记账本位币，真实客观的反映企业经营情况，避免由于记账本位币选择的失误，导致会计信息的失真。同时，企业在确定了记账本位货币后，需要采用适当的折算方法将外币报表转换成母公司货币的报表，以提高或确保已折算报表信息的有用性。 　　本文采用归纳、演绎、比较的方法。在对国内外有关文献资料搜集、筛选和整理的基础上，从会计计量单位目前存在的问题剖析入手，通过对币值不稳定对货币计量假设的冲击及币值不稳定对历史成本计价原则、配比原则、会计目标影响的分析，提出了中国消除币值不稳定影响的短期对策与长期对策;同时，通过对中国记账本位币选择及变更相关规定的演进和记账本位币选择的国际现状讨论，结合实际案例分析不同记账本位币对企业财务报表的影响，提出了中国会计准则关于记账本位币选择及变更的优化建议和当前会计准则下记账本位币选择的方法;进而通过对各种折算方法的优缺点和中国现行会计准则及国际实务的比较与分析，结合中国目前跨国经营与资本市场发展情况及会计准则现状，提出了中国现实环境下外币报表折算方法的选择及外币报表折算方法的未来发展方向。
承包海外建设项目的税务管理研究

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所做出的重大决策，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地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表明中国“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开放向纵深发展。 　　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使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逐渐成为必然，为企业的进一步成长提供了空间与机遇;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给中国企业的管理能力带来了挑战，由于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等因素的影响，这对中国公司的市场经营、科技研发、设计采购、土建施工、安装调试、项目管理、风险管理等各个方面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科学谋划海外项目的业务运作模式，实现全球布局下的税务最优安排，成为实施国际化战略的重要研究课题。 　　本文从主权国家税收、国际税收及企业税务管理与税务筹划出发，应用管理循环理论，在研究国家“走出去”相关政策与国际税制及税收环境的基础上，力图站在中国与海外税务两个不同的视角，结合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在海外承揽工程建设项目的业务特点，充分考虑“走出去”企业的核心能力、资源配置，以及建设业务承担的功能、风险与相应的税务影响，对各种海外业务架构及交易安排进行研究评估，设计与企业战略规划相适应的海外业务承包运作模式及控股架构方案，在控制税务风险的前提下，提出优化企业国际化战略实施的项目税务管理框架，为海外项目税务管理与筹划提供指南。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与深化两岸区域通关合作——厦门海关通关管理制度改革的策略思考

区域一体化程度直接关系到本区域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开放度、发展的质量和综合竞争力水平，公共事务和政策协作是一体化进程中的热点和难点。厦门特区是改革开放30年的“试验田”，厦门综合配套改革更肩负着引领全国制度创新和深化两岸交流合作的使命。海关通关管理是公共管理实践的一个重要领域，处在政治经济全球化治理的最前沿。通关管理改革是厦门国家综合配套改革中的重要一环，如何在两岸经济和公共事务深入交流合作的新形势下，建立适应两岸区域经济一体化要求的海关综合监管通关模式，探索两岸海关合作试点，有必要从管理理论和实践方面加大研究的力度。 　　本文以国家综合配套改革理论指导，研究中借鉴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公共管理理论的思路和方法，对海关区域通关改革和两岸海关合作试验提出设想。作者首先介绍研究背景并提出研究问题，国家综合配套改革、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通关改革相关理论文献综述，改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其次从两岸经贸合作的现状出发，对厦门综合配套改革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分析;再次分析现有海关通关模式、特点及其问题成因，提出深化海关区域通关改革的基本要求;最后，提出海关区域通关改革的基本思路以及海关支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的路径选择，着重从创新口岸管理机制、信息技术手段、通关管理模式、服务方式、两岸合作形式等方面，加强海关通关管理和两岸海关合作配套改革，构建更加文明高效的海关管理体系。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紧扣两岸发展的脉搏和公共行政改革潮流，运用西式理论和中式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次从国家综合配套改革和两岸经济一体化的角度分析海关综合监管通关改革的策略，并大胆设想以通关合作的制度化带动两岸公共事务的常态化合作，推动两岸经济共赢、社会互动、政治互信、共同繁荣。本文对于海关主动服从服务于两岸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深化海关行政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于海关积极参与和推动两岸交流合作提出可行性建议。
中国和非洲的经贸关系与中国在非洲的国家形象研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国家“走出去”战略的鼓励下，大量中国企业开始到非洲各国进行投资。2000年以来，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推动下，中国和非洲国家的经贸关系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在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中，中国向非洲人民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为非洲的发展做出了中国的贡献，也使得中国的国家利益得到更好的实现。但是由于非洲是西方国家的传统势力范围以及非洲大陆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西方国家加强了与中国在非洲的竞争，并通过多种方式歪曲和诋毁中国在非洲的形象。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分析了中国和非洲的经贸关系与中国在非洲的国家形象之间的关系。 　　本文首先回顾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经贸关系的发展历史，介绍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经贸关系发展的现状和特点。由于中非经贸关系的迅猛发展，大量中国人到达非洲，本文通过案例分析中国人在非洲的基本状况，再进一步分析西方人怎么样认识中国在非洲的国家形象，国内的中国人对中国在非洲国家形象的认知，并以西方的民意调查机构的全球民意调查的结果展示非洲人对中国的认知，调查结果显示非洲人对中国的认知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认知更好。然后具体分析中国在非洲的国家形象——中国是非洲真诚的老朋友、互利互惠的好伙伴、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创造性地改变着非洲。第三部分通过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得出本文的核心观点: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经贸关系和中国在非洲的国家形象两者之间显著相关，两者都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在国家利益下实现二者的统一。最后进一步思考促进中非经贸合作巩固中国在非洲负责任大国形象，在中国和平崛起背景下，中非经贸合作与国家形象紧密相连，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经贸关系不断深入发展的情况下，中国应该逐步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社会文化生活日趋活跃的态势，如何进一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是摆在面前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本文首先从理清概念入手，从内涵和特征等方面对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进行概念的界定，并进一步分析当前我国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现实意义。在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环节;同时，在中国社会问题和弊端迭出的今天，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中国进行自我修复的一剂良药。 　　本文的第二部分介绍了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和构成，作为一个国际关系理论的特有概念，其受到的普遍关注昭示着提升文化软实力对于中国的国际战略意义。这部分重点分析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关系。首先，社会主义文化与文化软实力同中有异，是本质上相同立足点不同的两个概念;其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文化软实力提升是基于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上的一体两面，最终目标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最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文化软实力提升的重要支撑，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必然结果。因此，明确了二者在理论上的异同之后，在文化发展的实践上就有了有所侧重有针对性的政策制定，更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强国。 　　本文第三部分即探讨了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现实路径，从思想基础、内容导向、体制改革三个方面进行重点阐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筑牢文化建设思想基础的根本，也是坚持走科学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它引领社会思潮和舆论导向，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深化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永葆生机和活力的必由之路，通过体制和机制改革、文化创新、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协调发展以及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最终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推向前进，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也成为题中应有之义。总而言之，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保持自身的独特性，在不断完善自我发展的同时谋求对世界更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