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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平稳发展,以国有企业为主的海外投资规模日益扩大,大量企业投资于海外项目。面对海外投资的多重经营风险,企业也在寻求各种途径和方法对各种风险进行管理,以减小风险发生时的损失。企业大量的资本要寻找既能增值又能避免风险的途径和场所,金融期货市场是最理想的场所。利率期货(IRF)是众多金融期货形式中的一种,套期保值是利率期货最基本的市场功能。<br> 本文从利率期货及套期保值的相关理论入手,分析和介绍了利率期货的产生、发展、种类和特点等以及套期保值的相关理论;研究和论述了我国海外投资企业在风险管理中所存在的风险并论述了企业套期保值的动机;针对传统的企业套期保值比率的计算结果,运用CVaR的方法进行了模型的建立和优化,并对几种方法进行了实证比较。最后对我国海外投资企业利用利率期货进行套期保值提出了几点对策和建议。
针对近年美国对中国反倾销措施频发的现象,本文通过描述统计、比较分析等方法,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理论研究和经验检验。不仅从多利益方的角度全面地研究了美国对华反倾销的贸易效应,而且从反倾销对整个产业链的影响完整地研究了反倾销的非贸易效应。<br> 首先,本文基于不同利益主体和产业链条的视角,从理论框架上研究了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效应及非贸易效应,并通过描述统计和比较分析的方法予以验证。反倾销的贸易效应可以从反倾销的整个过程链条来看:在反倾销措施实际实施之前,美国对中国的反倾销存在明显的调查效应、终裁效应和贸易转向效应;在反倾销措施实际实施之后的一到三年间,中国对美国会做出报复性的反倾销行为,其他进口国可能跟随美国对中国响应式反倾销。然后考察美国对中国反倾销后进口价格的上升效应、跨越性投资,以及产业外的关联性效应和产业内结构调整的效果,通过这些方面研究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非贸易效应。<br> 其次,本文以纸制品行业为例分别考察产业的反倾销贸易效应和非贸易效应的具体情况。从中美纸制品产业特点和差异出发,从经济调整的角度研究反倾销保护的实际有效性和影响。结果发现,导致2004年开始美国对中国纸制品行业频繁反倾销的主要原因在于中美纸制品行业变化的一盛一衰。对中国而言,反倾销的贸易限制效应和响应效应冲击了国内该行业的出口经济。对美国而言,短期里,反倾销的贸易转向效应削弱了保护国内产业的实际效果,来自中国的报复式反倾销又限制了国内该产业的出口贸易;长期里,美国对纸制品行业的贸易保护并没能振兴该产业,只维持产业内就业状况不再继续恶化。<br> 最后,文本总结了本文的研究结论,并给出政策建议。针对美国对中国反倾销裁决胜率高和反倾销的战略性安排特征,本文认为中国应积极参与WTO规则制定和调整,从客观上改善出口企业的国际环境;针对反倾销的产业关联性效应,本文认为国家应着力于产业链的整合和升级,从根本上减少反倾销保护对国内产业冲击;针对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弱反倾销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本文认为行业协会应加强对企业的应诉指导和组织,以及倾销预警提示等工作,而有条件的企业应从长期部署,“走出去”投资是规避反倾销保护最好的办法。
伴随着全球经济化和政治多极化的步伐,世界正朝着文化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在国际交往中,各国纷纷把注意力和重心转向文化领域,并把对外文化交流纳入到国家的整体外交事业中,“文化外交”应运而生。在中国文化外交实践过程中,传统戏剧交流这一对外文化交流方式,在改善国际关系状况、巩固国家之间关系、增进相互理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传统戏剧交流在中国文化外交中的作用,既有助于对文化外交这一外交新模式的认识,也为如何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化外交的内容提供启示。<br> 传统戏剧交流在中国文化外交中的作用体现为:1、传统戏剧交流在海外华侨华人、汉字文化圈民众、其他海外民众的展开有利于增进海外民众对中国的认同和亲近感。2、传统戏剧具有的深厚文化底蕴和独特艺术性成为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之一。3、通过传统戏剧的对外交流,能让海外民众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如“道德主体”、“和谐意识”等,其中,京剧国际交流成功地向海外民众展示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实实在在地起到了文化使者的作用。京剧国际交流的途径大体上分为演出交流、学术交流两种模式。京剧国际交流的文化外交意义体现为1、增强文化软实力2、树立国家形象3、维护国家文化主权。传统戏剧交流的优势是文化全球化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机会、国家对文化建设工作的重视、民间团体对传统戏剧交流的推动作用。传统戏剧交流的瓶颈为传统戏剧发展的现实困境和传统戏剧交流的实际问题。突破传统戏剧交流的瓶颈可以从制定战略、发展观众、打造品牌、整合资源、加强宣传这个五个方面进行。
柬埔寨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亲密的友好邻邦,柬中关系源远流长,两国人民友好相处已经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岁月里,两国之间使者往来不断,文化交流频繁,商业贸易交往也络绎不绝。<br> 本文在对柬埔寨国际贸易的形成与发展作出梳理的基础上,着重分析柬中国际贸易关系的特点,提出一些使双方在今后进行国际贸易合作时互惠双赢的政策建议,进而从柬中两国经济互补性和柬埔寨的投资环境等方面,分析中国企业对柬埔寨投资的动因,中国企业对柬埔寨投资的行业选择及发展投资对策,为未来中国企业进一步对柬埔寨进行投资提供重要参考。<br> 从柬埔寨与中国在商品贸易、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业以及科技合作和资源开发等方面的互补性来看,两国在经贸合作领域上,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两国企业亦大有可为1。柬埔寨政府为推动经济发展,不断调整经济结构,逐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对外开放步伐,扩大对外经济联系;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大力引进外资和先进的技术及管理方式。这些积极的政策推动柬埔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br> 同时,宏观环境的改善为协调柬埔寨与中国之间的经贸发展提供新的机遇。为了有力促进双方的国际贸易合作,推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及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柬埔寨于2002年11月4日在首都金边召开了“10+3”第六次领导人会议2上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为两国经贸合作的发展做出了有效贡献。作为联系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窗口之一,柬中两国可以以合作加工为起点,以开发性合作为重点,在柬埔寨建立工业基地,抓住柬埔寨经济发展的好时机。2010年1月1日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全面正式启动,随着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以及迅速发展的中国经济的有力带动,再加上政府积极的经济政策的推动,柬中国际贸合作的前景必将会更广阔,也将会更多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中国对外开放不仅塑造了中国快速而持续的经济成长,也因为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而对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旨在研究中国的对外开放与区域性和全球性地缘政治结构变化之间的关联。这是一个宏大的研究主题,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本文选取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形式(即对外投资)与地缘政治变化之间的关联为研究视角,以中国对中亚地区的投资及其政治影响作为具体的案例材料。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从吸引外来投资为主逐渐转移到扩大对外投资和推进国际合作上,即中国对外开放的“走出去”阶段。“走出去”战略是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高速发展的产物,其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既体现在它表明了中国对国际经济事务已具有一定的实质性影响力,也体现在它可能改变着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并对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产生某种影响。<br> 然而,中国扩大对外投资对于世界地缘政治和中国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从而对中国的外交产生怎样的影响,目前的学术研究还显得不足。本文通过研究中国对中亚地区的投资对地缘政治产生的影响,得出本文的一个基本观点,即:中国扩大对外投资会带来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而这一变化是否有利于地缘政治相对的稳定性,则取决于中国如何在扩大对外投资的过程中协调好与一些主要大国之间的利益关系。当然,在论证这个观点时,我们必须注意到其中的一些限定性因素。比如,中国扩大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考虑是形成有利的地缘政治环境,但是,如果没有在扩大对外投资与增进当地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之间实现有机的关联,那么,这一目标的实现便存在问题。另外,中亚国家在地缘政治结构上具有复杂性的特点,对中亚国家来说,发展与俄罗斯、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依然是中亚国家外交的主要方向,中美俄在中亚的争夺也较之以往更加激烈。因此,中国在中亚地区投资的发展必然会引起大国关系的微妙变化,中国必须处理好对外投资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之间的关系。<br> 本文的主体内容由四个章节所构成。在第一章中,为了分析中国对外投资与中亚地缘政治结构的变化之间的关联,作者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告诉我们,对外投资的发展所产生的或所包含的地缘政治意义是十分明显的。第二章分析了中亚地区地缘政治的敏感性和复杂性,并揭示了影响这种敏感性和复杂性的一些重要变量。在这里,作者认为,在中亚地区正在形成的大国新博弈,增加了地缘政治的这种敏感性和复杂性,对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投资行为的考察,不能离开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在接下来的两章中,作者首先对中国对外投资战略做了整体上的分析,这个分析为分析中国对中亚的投资提供了必要的背景;其次,作者重点分析了中国对中亚国家的投资所产生的地缘政治含义。
和众多大型工程设计院一样,上海隧道院在我国城市建设高速发展过程中,进入了发展机遇期。但是,由于外部环境变化、内部传统体制等因素的限制,隧道院要成为一流的工程设计与咨询公司,需要进行新的战略谋划。因此,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价值,并可以为我国工程设计院的改革提供有价值的借鉴。<br> 本文首先应用PEST分析法,对上海隧道院的外部战略环境进行分析,认为在国家经济高速发展和城市建设加快的背景下,上海隧道院的发展前景乐观。发展机会主要有: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与城市化:我国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政策;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轨道交通市场;上海地区人才与技术的区域优势。相对应,发展潜在威胁表现在:核心业务发展存在着风险;竞争对手不断增加和壮大;国际化过程与国外同行的综合差距。<br> 进一步,本文从人力资源、经营能力、管理能力三个角度,对上海隧道院进行内部环境的分析,认为其发展优势表现在技术优势、人才优势、业绩与市场占有率、和上海市场的优势等四个方面。而劣势表现在:资源配置与业务的快速发展存在差距;管理体制与企业的快速发展存在差距;市场局限,没有形成全球性的市场等。<br> 结合外部一内部战略环境的分析,本文基于SW0T分析法,提出上海隧道院应采用增长型战略,以市场拓展为基本战略,以技术创新战略和国际化战略为辅助战略,将上海隧道院发展为以隧道工程、轨道交通与地下空间综合开发利用领域设计、研究与咨询服务为核心业务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品牌工程咨询公司。进一步,本文就战略实施提出如下四方面的实施建议:1、加大核心产业的市场延伸,扩大核心业务的纵深发展;2、建立技术研发、转化的创新机制,构筑科技创新的平台;3、以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为标杆,提高设计院的国际化程度;4、加强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和管理机制的建设。<br> 本文最后认为,传统设计院向工程公司转型,一般都会遇到核心能力的打造、配套机制的建设的问题。本研究提出的市场拓展、技术创新和国际化的战略组合,以及从机制出发,建立现代工程咨询企业的管理机制战略思路,对问题的解决可以提供有益的启示。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鉴于各国税率的差异,跨国公司及其股东往往通过在低税国家或地区设立子公司而减少纳税或延迟纳税。为了反避税,各国纷纷在国内税法中采用受控外国公司税制,对可归属于本国居民的受控外国公司的未分配利润征税。美国最早在1962年创设受控外国公司税制,然后世界多数国家以美国立法框架为基础,建立本国的受控外国公司税制,并且有自己的特点。这一制度作为一国国内法是国际税法体系中除双边税收协定之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新修订《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五条中引进了受控外国公司税制,这是我国反避税立法的重大成就。但是由于我国的反避税工作较晚,相比较西方国家,我国的制度还不够完善,特别涉及是受控外国公司税制豁免适用条款的立法。本文将研究各国的受控外国公司税制及其豁免条款的立法和适用,旨在对我国的立法和实践方面做出一点建议。<br> 本文做四章分析。第一章介绍受控外公司税制所涉及的基本概念。第二章研究了国际社会对于受控外国公司税收制度及豁免条款的态度,主要是多边领域内区域贸易组织欧盟税法和成员国国内税法的冲突与协调,关注OECD和联合国税收协定范本视角下的受控外国公司税制的立法,讨论双边税收协定与国内税制的协调适用。第三章介绍各国受控外国公司税制中豁免条款的立法和实践。其中美国和英国的制度做重点的介绍。最后一章讨论中国的立法和实践。首先分析《企业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特别关注到国家税务总局的《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中的三项豁免,我国与外国的双边税收协定中关于受控外国公司的税收问题规定也会做研究,以确定税收协定如何给予投资母公司有条件的税收豁免。就我国国情而言,越来越多本土企业从事海外投资,所以在国际反避税的浪潮中,国家立法一定要考虑本国的国情确定合理的反避税制度,设立必要的豁免条款。最后基于前文的分析,论文提出立法建议。
自从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对外贸易额多年来一直位居世界前列。由于我国出口的很多产品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我国劳动力成本较低,这就导致了我国出口商品的价格和进口国当地产品的价格相比较低。这本来是我国比较优势的体现,无可厚非。但是以欧盟、美国等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出于对本国相关产业的保护,甚至政治目的,认为中国产品的出口属于倾销行为,对他们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因此纷纷提出反倾销诉讼,给我国产品的出口带来了巨大的影响。<br> 自从2004年我国实行了新的《对外贸易法》之后,中小型外贸企业已经渐渐成长为我国出口的一股重要力量,2009年占我国出口额的28%,并且在逐年增加。但是由于中小型外贸企业本身存在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差的缺点,在面临国外反倾销诉讼时受到的损失远远大于大型的国有外贸企业和跨国公司。如何帮助中小型外贸企业提高自身抗风险能力、抵御国外反倾销造成的消极影响,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br> 本文从供应链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小型外贸企业应该提高供应链管理的能力,并认为我国外贸企业应该改变原先在供应链上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向供应链上下游延伸,对于企业增强公司竞争力,提高抗风险能力具有很大的作用。而在应对国外反倾销的方面上,本文借鉴了沁卿贸易公司成功应对欧盟对华紧固件反倾销的经验,提出我国中小型外贸企业应该坚持“走出去”战略,通过向供应链上游延伸以及跨国经营来实现规避反倾销的目的。但是本文也认为,应对国外反倾销最根本的方法还是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提高企业管理能力等。
高技术产业是我国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行业之一,跨国公司一直在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近年来高技术产业跨国公司对我国的。R&D投资发展迅猛,成为当今R&D全球化和我国对外贸易中的一大重要现象。高技术产业跨国公司不断提升的R&D活动在拉动中国高技术产业迅猛发展的同时,也给中国本土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和挑战。因此,理解和合理评价高技术产业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对于发展我国高技术产业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运用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全面介绍了高技术产业跨国公司在中国R&D投资的发展、现状与特征,并对其在中国R&D投资的动因、行业布局、区位选择、影响机制和溢出效应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地分析,以期对中国政府和企业提供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br> R&D全球化是跨国公司目前不得不面临的主要发展趋势之一,关于R&D全球化的研究也逐渐被人们所重视,而国内外专门针对于某一行业的R&D海外投资理论和文献则比较少。本文运用了实证方法、案例方法、比较方法等众多手段,得出了适用于我国高技术产业跨国公司R&D投资的有意结论。本文得出,跨国公司对中国高技术产业R&D投资发展的贡献巨大,跨国公司在中国的R&D活动在其全球体系中的战略地位越来越重要;跨国公司在华R&D中心的R&D人员本土化水平较高,并根据其R&D发展战略的不同,在华R&D的组织结构和组织体系呈现多样,R&D内容逐渐从适应性研发为主向基础性研发发展;高技术产业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的动因包括实现公司的全球战略、支撑本地的生产和销售、中国市场潜力巨大、中国先进的科研技术和优秀的科研人才、中国良好的研发环境、中国相关政策的鼓励等;高技术产业跨国公司在华R&D的行业布局具有一定差异性,电子类、通信类行业占据绝大多数比例,医药类行业仍有较火的发展空间;高技术产业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的区位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都选择在中国经济水平发达、产业分布集中、科研实力强大、政策环境良好的地区;高技术产业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内资企业的影响机制主要可分为技术效应和竞争效应两类。总体而言,高技术产业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对内资企业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为了更好地参与外来竞争,我国内资企业的R&D模仿吸收能力和R&D自主创新能力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提高。<br> 最后,本文分三个方面给出了如何鼓励跨国公司R&D投资、提高我国本土高技术产业R&D水平、促进跨国公司研发溢出最大化的政策建议。
企业的融资决策行为是现代公司财务学理论与实证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资本结构是企业融资决策的核心,自从Modigliani和Miller(1958)提出MM定理之后,资本结构理论引起了财务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兴趣及关注,学者们在MM定理的基础上,对资本结构理论作出了诸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如权衡理论、优序融资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产品市场与资本结构交互作用理论、控制权市场与资本结构等理论以及资本结构决定因素学派所做的经典性实证研究等。<br> 近年来随着中国大陆证券市场的快步发展,关于资本结构理论的实证研究也逐渐兴起,;只是现阶段的实证研究,大多以中国大陆的上市公司为对象,进行次级数据的分析为主,对于推动中国大陆快速经济成长的外资企业,相关研究则较少涉及。不仅如此,在研究资本市场较早的欧美及中国台湾地区,对于资本结构与融资决策的实证研究中,也存在这么一个“现象”,即这些资本市场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企业,虽然随着国际产业经济的发展与相对竞争力的改变,施行国际化的深度与广度均相当地高,但是对于国际化企业在海外投资据点的融资策略与财务行为的实证研究文献却甚少。鉴于此,本研究以台资企业为对象,探讨台资企业在中国大陆的融资策略及影响台资企业财务行为的因素,为台资企业在面对中国大陆特色的产业和金融环境下,未来应该或可以如何制定融资决策,提供一理性思维或方向。<br> 本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绪言。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与动机、研究范围、研究架构以及<br> 本文的主要创新和不足之处。<br> 第二章:文献探讨。在本章中,本文的文献综述,分别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纬度予以展开,深入而又广泛地回顾了前人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本文注重对基于不同假设的资本结构理论以及基于不同视角的实证研究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对资本结构领域相关研究文献做了深入的综述,为本文后续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基础。<br> 第三章:台资企业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历史沿革与现况分析。<br> 第四章: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在前两章所作的“铺垫性”研究之后,本文在此章确立了本文问卷调查的研究目的与思路,然后在此指导下设计了相应的调查问卷。在此章中主要介绍了本文问卷调查的整体情况及在后续的数据处理分析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和实证模型。<br> 第五章:研究结果与分析。在此章中,本文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对台资企业的融资行为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和分析。主要结论有:(1)关于台资企业的资本结构特征:台资企业的总负债比率高低不一,但是长期负债比率不高,而且负债中向金融机构借款的比率也不是很高;(2)台资企业的资本结构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可以发现负债比率与不同的变量呈现出不同的相关关系,具体详见本文的总结部分;(3)关于台资企业的资金来源:本文研究发现,总体而言,母公司韵资金投入、内部融资、向金融机构借贷等正式的金融渠道是台资企业主要的资金来源,在台资企业设立初期,母公司的资金投入最为重要,在台资企业的后续投资中,内部融资最为重要;而在周转金方面,显得最为重要的是内部融资与向金融机构融资;(4)关于台资企业向中国大陆金融机构融资的情况:本文研究发现,对于台资企业而言,不论是对于公司初期设立与后续投资,还是对于公司的周转金安排,向大陆中资银行或金融机构的融资都是非常的重要,从融资形式来看,短期无担保贷款是其向中国大陆金融机构融资的最主要形式;另外,“金融体系宏观调控以致资金短缺”是导致台资企业2007年在向中国大陆融资机构借贷困难的最主要原因,次主要的原因是“当地法令对外商在融资方面的限制”:(5)台资企业的融资偏好:本文研究发现,台资企业的偏好顺序为内部资金、负债资金、权益资金,符合优序融资理论的结论,较权衡理论而言,优序融资理论对于台资企业的融资行为更具有解释力;(6)台资企业的盈利性是唯一显著的影响台资企业偏好内部资金的因素,而当他们在外部融资时,则是企业的规模和所持有的可抵押资产等两因素显著地影响了他们对负债资金和权益资金的“选择”即偏好。<br> 第六章:总结与政策建议。
近年来全球区域经济整合蔚为趋势,依据WTO网页数据,迄今全世界已有260多个FTA有效运作,缔约国彼此间互免关税。台湾地区的主要经贸竞争对手,近年来积极推动与他国签署FTA。例如:日本已签署11个FTA,在谈判中、评估中的也有8个;韩国已签署6个FTA,在谈判、评估中的有17个;中国大陆已签署9个FTA,谈判及评估中的有14个。其中,东协十国加中国大陆自由贸易区在今(99)年年初已经全面运作,对台湾地区各产业的冲击将愈来愈明显,尤其石化中上游、纺织中上游、机械及汽车零组件等重要出口部门将受到立即的冲击,可能因而导致国内产业外移及劳工失业问题,地区地区政府必须立刻因应并化解此一危机。<br> 中国大陆是台湾地区对外投资最重要的地区,根据经济部统计,截至民国98年底,政府核准台商赴大陆投资案件总金额逾820多亿美元,占历年我国对外投资总额比重将近6成(56.8%)。<br> 尽管两岸经贸交流日益热络,但迄今两岸在许多方面仍缺乏制度性保障,两岸贸易的稳定性亦将受到严重的影响。有鉴于此,两会第四次「江陈会谈」达成共识,于今年上半年在大陆举行的第五次「江陈会谈」,将「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简称为ECFA,或两岸经济协议)列为协商议题。若未来两岸签署完成ECFA,将可更进一步促进两岸经贸关系制度化的发展。<br> 其次,ECFA更积极的目的是在为两岸经贸交流制度化订出基本规则,让台商及外商从事两岸经贸活动,具有稳定性及可预测性。有助于中国大陆台商增加对台采购及产业竞争力:中国大陆进口关税降为零后,自台湾地区进口相对成本降低,台商可增加自台湾地区采购的数量。同时因质量较佳及成本降低,有利于提升台商在中国大陆的竞争力。<br> 总体来看,两岸签署ECFA可以建立两岸稳定的经贸合作架构,开启两岸良性互动的机制;强化台湾地区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促进台湾地区的经济稳定成长;推动台湾地区成为全球创新中心、亚太经贸枢纽、台商营运总部,帮助台湾地区面对竞争、开创新局。同时,对在大陆发展的台商也有相当大的帮助,因此,我特别想对台商在大陆的发展,尤其是台资化妆品行业的发展做一番浅显的研究。
随着国际社会对人权的关注程度增加,劳工权作为工作中的人权,在国际公约中被广泛规定;劳工权保护成为国家的义务、企业的社会责任。进入全球化时代,劳工权保护对国际投资产生相应的经济影响和法律影响,一方面,它对工人工资待遇、劳动条件提出了改进的要求,提高了国际投资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工会的谈判权增强,在投资中的影响力增大,集体劳工权利的行使,给国际投资带来新的风险。当今国际社会对于劳工标准和贸易问题关注较多,而对于投资与劳工保护问题仍在研究阶段,双边或区域投资协定对劳工保护的立法规定仍不完善。基于上述的研究目的,本文分四章展开分析。<br> 第一章介绍国际投资中劳工权保护的概述。通过列举国际公约中对劳工权利的规定以及国际劳工组织的重要公约和建议书,阐明核心劳工标准的内涵,即包括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利、禁止强迫或强制劳动、禁止童工以及非歧视性劳动。同时,分析国家保护劳工权利的义务、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明确劳工权在全球化环境下其保护程度不断的提高,并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领域建立了紧密联系,对其进行法律规制是大势所趋。<br> 第二章通过阐述国际投资中劳工保护的立法努力,明确法律层面对劳工权保护的实施措施。介绍了单边普惠制中劳工标准的纳入、欧洲国家“员工协商”制度的提出,分析双边投资协定中美国、中国等国家的法律条款的规定、多边投资协定对于劳工保护事项的立法尝试、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和中国--东盟区域协定中对国际投资劳工保护的法律条款,以及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跨国公司准则等“软法”对劳工权保护的立法推动。中国现行国内立法、双边投资协定、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中对于劳工保护的法律规制仍不健全,应借鉴欧洲、北美的立法方式,将劳工权保护的权利范围列举明晰。<br> 第三章探讨了劳工权保护对投资者产生的新型风险的法律性质。劳工权保护范围的加大,使国际投资领域各国商谈“可接受的工作条件”,这一方面使劳工最低工资标准上升,劳动者的劳动条件、环境改善,对于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职业培训等提出更高的要求,投资成本增加;另一方面,工会权利得到强力行使,企业的决策权受到限制,实践中不少投资案受到工会罢工、集体谈判的影响。这对投资者产生了新型风险。虽然劳工权风险与传统的政治风险在实施主体、表现方式、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的承保范围中存在着差别,但劳工权风险使投资者本来预期或可以得到的利益有丧失或减少的可能性,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政治风险。<br> 第四章立足于中国的情况,对中国现行劳工保护立法进行分析,指出其不足;并对中国国际投资中劳工保护提出应对措施。中国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应建立劳工权风险自我防范意识,积极开展尽职调查,减少和降低中国的海外投资者受到劳工权保护加强的影响;在外国企业对华投资的过程中,完善劳工保护权利体系,加大劳工标准执法力度,在保障投资者权益的同时,积极提高我国劳工权利的保护。
中国企业“走出去”近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已是必然的趋势。但是中国企业“走出去”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如何帮助中国企业解决投资当中遇到的困难和障碍,提高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成功率,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br> 由政府支持、以企业主导实施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则是这一领域的创新和探索,可以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搭建平台,引导和带动企业对外投资,拓展发展空间,实现原产地多元化,缓解国际贸易摩擦。<br> 泰中罗勇工业园是中国政府批准的首批境外国家级经济贸易合作区,论文以泰中罗勇工业园的真实数据来分析园区对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帮助,从实例的角度来探讨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积极影响。<br> 论文共8章,分为六大部分。<br> 第一部分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和依据、研究思路以及意义等。<br> 第二部分阐述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理论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现状。这部分从理论和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实际情况两方面阐述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宏观趋势以及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推动企业“走出去”的必要性。<br> 第三部分阐述了泰国投资环境的诸多因素以及泰国工业区的竞争情况,并通过了对园区项目的财务评价可行性,最后运用SWOT概要总结了园区建设的可行性。这部分重点阐述的是园区自身建设的可行性。<br> 第四部分阐述了园区建设的内容和实际进展情况。这部分要重点说明的是园区作为境外经贸合作区是如何规划建设并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以及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具体过程和阶段性成果。<br> 第五部分提出了园区未来的建设方向。这部分的目的是在分析主要外部环境对园区可能影响的基础上,阐述如何打造好园区作为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这一平台,更好、更持久地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br> 第六部分结论及展望。对全文研究进行总结概括,得出论文的结论与不足以及经贸合作区的前景。
全球化日益走向纵深,媒介-文化产品的跨国传播也愈演愈烈。在文化产品跨国贸易最为活跃的影视领域,展现了亚洲、非洲以及南美等地域、民族风情的电影,开始在国际影视市场上大放异彩,作为世界电影中心的“好莱坞”日趋呈现多元化的图景。全球化的现实使得学界围绕“文化帝国主义”转向更多地对媒介产品如何占领全球市场的探索,这正是增强一国在全球文化中的影响力的根本要义所在。<br> 文化适应是指当一种文化传播到另一种文化圈时,必须适应这一文化圈的文化特色和接受能力,它是影响文化传播的重要机制之一。相对于文化输出地受众的文化接受,文化适应偏重于传播者—媒介组织—对媒介产品进行一定的结构与控制,从而使它适应最大范围内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传统的受众的观赏趣味。本文关注跨文化传播的媒介产品进行“文化适应”的这一文化生产的具体过程,以好莱坞的“异国题材”、“取得国际性成功”的电影为范本,通过内容分析、符号学分析及阐释性的研究方法,揭示其在题材、视觉元素、语言风格、结构方式、价值取向等方面进行的“国际化改造”,力图呈现电影的制作者们在构筑具“全球性文化吸引力”的电影、突破文化疆域传播的策略,从而为我国影视“走出去”提供有益借鉴。同时,也探讨在全球性文化当中民族文化应坚持的地位等问题。
在我国图书市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因为诸多历史因素,国有图书出版业在图书产能、品种结构与发行终端上都一时无法满足图书市场的巨大需求,于是首先从图书出版业下游的零售环节出现了第一批民营小型书店和书摊,作为新华书店系统的“补充”力量用以解决广大读者“买书难”的问题。这些小型书店依靠灵活的机制和追逐利润的热情,有一部分逐渐发展成为规模化的民营图书发行公司,及至在2003年获得了“总发行权”,开始与新华书店“平起平坐”。几乎与此同时,更有诸多民营图书发行公司在谋求资本增值的商业理性和“刊布经典”的人文理想之双重因素作用下向图书出版的核心领域--“图书策划”渗透,逐渐诞生了一批在教育出版与大众出版领域富有竞争力的民营图书文化公司,引领了当代教育理念革新与大众阅读的潮流。至2009年,我国民营图书出版业已蔚为壮观,发行领域有民营零售网点11万家,从事图书出版策划业务的民营图书文化公司有3万家,民营图书出版业已成为我国图书出版业名副其实的“新兴力量”和“重要组成部分”。<br> 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的民营图书出版业为研究对象,将其放置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图书出版制度变迁的时代大背景下进行审视,通过对民营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历史与动因、产业布局与现状、大众出版领域的出版创新、民营图书出版业与国有图书出版业的商业互动、民营图书出版业的历史贡献等诸多问题的聚焦来探讨民营图书出版业现象。研究中力求瞻前顾后,经纬交织,从历史的纵向和现实的横向展开全面剖析。本研究的基本框架如下:第一章是绪论,绪论部分介绍了本研究的现实背景、主要问题、研究意义、分析思路和研究方法等。第二章结合时代背景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民营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历程。第三章采用截面研究的方法,首先分析了民营图书出版业基本的产业布局,然后重点对策划和发行两大环节中的代表性民营图书公司进行了评介。大众出版的发达程度代表一国图书出版业市场化程度的高低,民营图书出版业在大众出版领域最为活跃,业绩最为突出,创新了我国图书出版商业化的运作模式。故第四章专门辟出用以分析民营图书出版业在大众出版领域的商业探索。第五章探讨了民营图书出版业和国有图书出版业的商业互动。改革开放以来,民营图书出版业和国有图书出版业之关系先后经历了补充、冲突和合作为主要特征的三个重要阶段,民营图书出版业是国有图书出版业革新的重要驱动因素。第六章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民营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动因,在广泛的历史情境下对促进民营图书出版业发展的多元变量进行了分析探讨。第七章也是本研究最后一章评价和分析了民营图书出版业的历史作用、经营管理、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以及发展路径等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民营图书出版业对于提高我国图书出版业的质量和效益,促进图书出版业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缓解图书出版业投资不足,进行图书出版业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存在诸多问题,亟须有所提升。第七章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也着重对一些制约民营图书出版业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就民营图书出版业未来发展提出若干政策性建议。<br>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及其作用有目共睹,然而由于长期处于“灰色地带”,其在政治地位、社会形象、行业声望甚至媒体建构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由此影响民营图书出版业下一步的发展与我国图书出版产业整合的进度和质量,损伤我国图书出版业的整体价值。我国图书出版业想要做强做大,就应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尊重规律的原则,释放民间的出版先进生产力,激发民间图书出版原创力,从认识和实践两个方面解决好民营图书出版业的问题。认识是实践的先导,鉴于此,本研究力图把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结合起来,试图追溯其历史,探究其动因,分析其机制,剖析其本质,明确其作用,讨论其地位,希冀为民营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和我国图书出版产业做强做大,达到“大繁荣”,实现“走出去”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