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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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品市场金融化研究

2009年7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在此之后，文化部又下发了《文化部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将文化行业的文化产业划分为演艺业、动漫业、文化娱乐业、游戏业、文化会展业、文化旅游业、艺术品和工艺美术、艺术创意和设计、网络文化、文化产品数字制作和相关服务业十大业态。并提出建立健全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促进文化行业发展。2010年，中央宣传部、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出台九部委指导意见，以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提出：积极开发适合文化产业特点的信贷产品，加大有效的信贷投放、完善授信模式，加强和改进对文化产业的金融服务、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扩大文化企业的直接融资规模、积极培育和发展文化产业保险市场、建立健全有利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配套机制等指导方向。2011年10月18日，第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构建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等。《决定》提出，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体育、信息、物流、建筑等产业融合发展，增加相关产业的文化含量，延伸文化产业链，提高附加值。这既是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对文化建设提出的迫切要求。 　　艺术品市场是世界文化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艺术品的特殊属性以及其市场参与壁垒较高故而参与者相对于其他行业和市场甚而寥寥，也因为如此，世界艺术品市场仍旧保持着其相对原始的市场形态，虽然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创新但相对于其他文化产业市场来讲仍有较大的创新空间。 　　我国虽有着5000年的文明史，在文化方面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文化市场的兴起与发展相对于世界文化市场仍然滞后，尤其是艺术品市场，我国的艺术品市场尚处在新兴阶段，兴起仅十余年，如何面对世界文化艺术的冲击，开发我国自身艺术市场的潜在的蓬勃的驱动力，如何规范并合理的开发艺术品市场，使之与国外市场接轨，同时借由艺术品市场的发展与振兴搭建我国自由的文化艺术平台，弘扬我国文化，使中国艺术走出去成为新的课题。 　　 2010年底，天津文化产权交易所成立，艺术品的份额化在2011年初首次被提出，民众高涨的投资热情伴随着价格虚高的画作一时成为媒体的焦点，那么如何在三公原则下，将艺术品市场透明化，并使之与金融和资本充分结合，促进艺术品市场的发展是本文的研究课题。本文研究分析了艺术品市场的组成部分与艺术品的流转环节，分析了现有的艺术品价值确定方式并实地考察了新兴的艺术品基金管理公司和饱受争议的文化产权交易所（天津文化艺术品交易所、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和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力求客观公正的分析艺术品市场金融化及份额拆分，并探寻艺术市场金融化的趋势和途径。寻求艺术与金融的融合之路。 　　本文从艺术品市场公开收集了大量的艺术市场公开交易数据，力图通过梅摩艺术指数的建立方法建立单个艺术家的市场指数揭示艺术市场规律，提出艺术品市场发展的建议和金融创新意见，对我国的艺术品市场金融化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经营与品牌整合战略研究——联想集团收购IBM PC案例分析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全世界各国的经济已经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相互的联系也更加交错复杂。在这个过程中，跨国并购得以形成并发展壮大，成为了当前世界经济中的一个显著的特征。 　　近年来人民币价格的不断攀升，这就促使了以人民币计价的海外资产价格相应下跌，中国的企业可以以更加低廉的价格购买到更多的海外资产。从外部环境来看，相对宽松的国际商务环境也促使中国企业加快了实施海外投资的步伐。据相关研究报告显示，截止到2010年5月底，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总资金额已经达到284亿美元，同比增长了390％创出历史新高。以2010年上半年为例，中国企业参与的海外并购多达21宗。但是随着国际化程度的加深，中国企业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国际竞争。 　　自“走出去”战略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了国际化的探索。期间，中国企业形成了三种主要的国际化模式：海尔/华为模式，即通过企业国内的积累，主动开展海外业务实现中国企业自主成长；格兰仕模式，即加工贴牌模式，在国内实现生产，在海外通过其他品牌提高自己的实力；联想模式，即通过海外并购实现企业国际化，以资金换取技术、品牌和海外市场。联想所选择的跨国并购可以说是中国企业实现国际化和全球化的一条捷径，即企业通过利用海外资产的优势，合理的配置全球资源，创造出低成本、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并且通过技术的研发、生产制造、销售与市场、人才供给、品牌公关和资金运作的全球化实现中国企业的国际化。 　　但是这样的国际化模式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品牌的整合，经营的整合、文化的整合，这些软实力的整合成为了并购成功与否的关键。自中国企业实施海外并购以来，高发的并购失败率也显示出我国企业的跨国并购还处于初级阶段，如何有效的实施跨国并购，通过有效的整合实现协同效应，就成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联想并购IBMPCD作为以一个典型的中国民族企业并购海外知名企业的案例，为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如何通过并购实现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如何实现中国蛇吞并外国象的经营整合；如何通过文化整合管理一个充满了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企业都是我们通过联想并购案例可以获得经验的。虽然联想并购至今，我们仍然不能为其结果作出成功或失败的定义，但是，在这个经典的案例中，我们仍然可以提供这个案例中关于经营整合、品牌整合以及文化整合的重点加以分析和讨论以供参考。
中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之研究

入世以来，随着中国企业经营理念和管理水平的改善，加上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企业竞争力的不断提升，中国企业冲破国内市场走向世界的脚步日趋稳健，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规模和海外投资项目也在迅速增加。据项本武先生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与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表明，1982年我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只有0.44亿美元，1992年是20亿美元，而到了2002年是40亿美元，2009年则是取得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海外直接投资。但是，随着我国企业不断“走出去”，不断在国外市场建立和赢得市场空间，我国企业面临的各种问题也是更加突出，加上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制度的欠缺和不足，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往往得不到我国法律和相关国际法的及时且充分的保障。 　　不完全统计，近年来我国海外投资在国际范围内所面临的安全问题事件愈演愈烈。2004年西班牙焚烧华商鞋子事件、我国工程施工人员在巴基斯坦遇害事件、尼日利亚海外工人被民族激进分子绑架事件、埃塞俄比亚中国工人遇袭事件、利比亚暴乱、苏丹中国工人绑架案……如此种种事件的一再发生，不但给我国企业带来了许多经营上的风险和业务上的困难，同时也给企业海外员工带来了财产和生命危害。这对积极推进我国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投资，开拓国际市场，提升企业竞争力、保持企业全方面更好层次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所以，保障我国海外投资企业以及外派员工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运用法律手段保护我国海外投资的任务刻不容缓。 　　目前我国还没有相关的或者比较具体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和相关的法律规范来管制和保护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学术界、社会专家和学者也是更多的呼吁国家相关部门早日立法或者指定相关规定，早日把中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列入法律的范畴，从而更好更全面的保护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为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奠定基本的投资保险保障。但与此同时，国外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由于从事国际贸易的时间长、进行海外投资的历史较早、经验丰富、参与国际化分工和竞争的程度高，它们在长期的海外投资发展过程中，已经慢慢的形成了一系列比较成熟的企业海外投资保险机制和法律规范。我国政府和相关立法部门一方面可以借鉴发达国家既成的先进的成熟的经验和制度，同时也需要客观的结合我国企业的真实情况，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中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中央企业境外投资法律风险管理制度研究

“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为了更好地利用国外的资源和市场，中央企业积极拓展境外业务，促进企业发展。境外投资以及境外资产逐年攀升，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同时由于境外投资立法相对滞后、监管欠科学，再加上中央企业缺乏境外投资法律风险管理意识，法律风险管理制度不健全，从而导致投资失败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系统构建境外投资法律风险管理制度，对中央企业减少境外投资损失，实现境外资产保值增值具有更现实的意义，同时也是本文的立足点和创新点。 　　本文在分析中央企业境外投资法律风险的特点和产生原因的基础上，结合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经验，借鉴国内外法律风险管理的先进理论与实践，依托国有企业法律顾问制度，针对境外投资领域的特殊情况，提出境外投资法律风险管理制度需要确立法律风险管理实现目标，规范法律风险调查与评估、解决方案的设计与实施、监督与改进的管理流程，采用尽职调查、法律风险评估报告、合同管理三种有效的法律风险管理方式，通过全面构建、完善包括法律风险管理组织体系、法律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和法律风险管理文化在内的法律风险管理体系来实现。
从吉利收购沃尔沃案看中国汽车行业海外并购的文化整合

随着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跨国并购已经成为许多企业增强自身竞争力的有效手段。许多中国企业在改革开放和“走出去”政策的推动下,利用全球经济危机带来的契机,开展了一系列的并购活动。其中汽车行业的并购,尤其是在吉利成功收购沃尔沃后,显得尤为瞩目。然而,研究成果显示跨国并购存在着很大风险,其中文化差异是导致跨国并购失败的主要原因。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国汽车企业如何协调国家和企业双重文化差异并选择适当的文化整合模式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 　　本文在总结并购研究和文化理论的基础上,对吉利收购沃尔沃案例进行了研究。作者不仅分析了国家和企业文化层面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就两个公司目前的状况分析了两个公司倾向采取的文化整合模式,吉利倾向于采取“融合式”,而沃尔沃则更有可能采取“分离式”,两者模式选择的差异对文化的成功整合造成很大的威胁。但是,作者指出文化整合模式的选择并非一成不变,两个公司如果若想在并购后实现预期的目标,各自都会进行不断调整,以达成整合模式的一致。 　　本文从吉利收购沃尔沃的案例出发,着重从民族文化差异,企业文化差异和文化整合模式三个角度研究了文化在中国汽车企业跨国并购中起到的作用。作者吸收整合了Hofstede,Trompenaars,Hall的理论作为研究国家文化差异的框架,并利用Schein的理论作为研究企业文化差异的框架,Nahavandiand Malekzadeh的理论研究文化整合模式。然后作者回顾了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中国汽车企业海外并购的情况,并以吉利收购沃尔沃为例,提出应认清民族文化和企业文化的差异,同时选择适当的整合模式。其中,作者认为以动态的眼光来看文化整合模式的选择,因为并购双方可以通过不断调整达成一致进而促进文化整合。最后,对本文做出总结,同时指出了本文研究的局限,并对未来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提出建议。
跨文化冲突与整合问题研究——吉利收购沃尔沃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公司参与到跨国活动中。在中国政府“走出去”政策的推动下,中国企业也积极通过兼并收购等方式来走出国门。然而,企业并购后的整合之路并不是那么好走,因为企业会面临各种困难,有的甚至整合失败。诸多因素可能导致企业的整合失败,其中一项就是文化因素。文化对并购后的企业发展以及战略目标的实施将带来正面和负面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汽车行业发生的一起重大并购案——吉利收购沃尔沃为背景,深入分析并研究了跨国并购中的文化冲突和整合问题。在总结并购研究和文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两个假设,即中瑞两国存在巨大的文化维度差异,而吉利和沃尔沃两家公司的企业文化差异将导致并购后的文化冲突；考虑到吉利和沃尔沃的企业相关性和文化多元性,最合适的文化整合策略即是整合(Integration)。 　　本文通过案例分析方法,从多角度深入分析研究这一并购案。作者首先对吉利并购沃尔沃一案和戴姆勒克莱斯勒合并案进行了简要比较,分析了吉利应当汲取的教训和将面临的诸多挑战,然后运用文化维度理论分析了中瑞两国文化差异,接着具体分析了吉利和沃尔沃间的文化冲突问题和影响,最后根据整合理论得出了合理的文化整合模式,验正了作者的假设。作者将吉利和沃尔沃的企业文化分成了三个层面进行分析,即企业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然后提出了相应的文化整合建议,如重视产品整合、组织管理、员工沟通和品牌精神。虽然企业间的文化差异和冲突会给文化整合带来巨大困难,但是合理的整合策略是企业取得成功的关键。综上所述,迄今为止,吉利收购沃尔沃后的整合总体而言是比较成功的。
碳关税对北京市制造业出口的影响及对策

随着欧美等发达国家纷纷表示要采取碳关税措施，碳关税问题可能成为今后影响国际经贸关系的热点。国际碳关税的发展趋势反映了发达国家保证本国利益，重新布局世界经济的真实意图。本文从国际碳关税发展趋势入手，分析后危机时代碳关税的发展趋势，指出碳关税的实质是一种新型的贸易保护主义。 　　中国是新兴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确保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高速经济增长态势决定了我国成为世界贸易大国。国际制造业转移趋势也决定了我国承担了相当部分的世界碳排放责任，此外，我国产业发展水平也助推了我国的高碳发展模式。因此，碳关税的提出对我国出口可能产生的影响不能低估。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机电产品出口在出口产业结构中占主导地位，主要贸易伙伴大多是发达国家，而北京制造业能源消耗占全市的近39％，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碳关税的出台无疑对北京制造业出口带来冲击和影响，进而通过出口产业的传导机制，影响北京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因此，本文重点以GTAP模型和出口价格弹性为主要工具评估测算碳关税对北京市制造业出口贸易的可能影响。评估结果表明，北京市制造业出口贸易受到冲击程度根据碳关税税率的不同而不同，征税的税率越高，参与征税的国家越多，北京市制造业出口贸易受到的冲击将越大。受冲击的行业主要集中于高碳的资源性行业，如石油加工、煤及制品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办公机械制造业。 　　文章最后提出北京走低碳之路是在内外巨大驱动力下的必然选择。作者从政府、企业、行业组织这三方面，提出应对来自碳关税冲击的应对策略。北京市政府以碳关税为契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采用市场手段鼓励企业节能减排，同时借鉴发达国家在低碳经济实践中的经验。企业通过优化产品出口结构、开拓新兴市场、挖掘潜力市场、以及大胆“走出去”、转移高碳产业等方式，减少碳关税对北京制造业出口贸易的影响。另外，相关行业组织的建立，倡导人们绿色消费理念，以低碳消费的转变推动北京市发展模式向低碳经济转变。
中国企业在西非法语国家农业投资面临的障碍研究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非之间的合作交流日益密切，加上中国政府“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不断深入。2011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额达17亿美元，同比增长58.9％，非洲已成为中国第四大海外投资目的地。由于中非之间资源有较大的互补性，中非之间的合作互利共赢，对双方的发展极具重要性。尤其是农业方面的合作，更是因为中非间农业资源高度互补性而具有非常广阔的合作前景。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对非洲农业直接投资规模正在逐年扩大，截至2008年底，中国企业在非投资设立农业企业72个，直接投资额为1.34亿美元。尽管中非之间农业合作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中国对非农业直接投资热情持续升温，然而中国企业在对非进行农业投资的开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也应引起高度重视。由于历史原因，非洲不仅政治风险高，而且农业发展落后，生产力水平低，农业配套基础实施不完善，再加上极大的文化差异以及当地人民普遍偏低的教育程度，这一切构成了对中国对非洲农业投资的不利条件和制约因素。因作者专业关系，本文以西非的9个法语国家为研究对象，讨论中国企业在该区域进行农业投资所面临的障碍。 　　本文的论述分为三个章节：第一章中，论文主要分析中国企业投资西非法语国家农业领域的概况。这一部分首先对西非法语国家农业状况进行了介绍，并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西非法语国家农业在吸引中国投资方面所具有的优势，进而研究中国企业对西非法语国家农业投资的现状以及遇到的主要问题。在第二章中，论文从四个主要方面归纳分析中国企业投资西非法语国家所面临的制约因素。首先是基础设施障碍，着重分析因公路等设施落后带来运输成本的增加，电力供应状况落后、医疗设施不完善等导致企业运营成本的增加；其次是经济环境及政策方面的障碍，在某些国家如塞内加尔等税费较高且税费结构不规范，导致企业运营成本不稳定，而且相关政策变动较为随意，使得未来经营不确定性加大；然后是文化差异造成的影响，重点论述因当地人对时间态度以及劳资关系紧张的问题；最后是当地人受教育程度不高对中国农业企业投资造成的障碍，当地人教育水平普遍偏低，素质不高，使得中国农业企业难招到技术人才，且对当地员工一般需要进行上岗前培训，甚至需要制定特殊形式的培训计划，无形中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占用企业更多的资源。在第三章中，论文从中国企业的微观角度和政府的宏观角度为克服障碍的提出相关建议，希望能促进中非农业合作的更好发展。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与中欧经贸战略合作

中欧关系一直是中国乃至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2009年以来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欧盟经济遭受沉重打击，中国对欧出口贸易以及欧对华投资额均出现大幅度下降，使中欧经贸关系受到严重影响。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其抉择至关重要。中国将如何协助欧盟走出债务危机，并转危为机，以促进更加紧密的中欧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提升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是本文研究的目的与重点。 　　本文主要采用理论研究的方法，从欧元区建立存在的制度缺陷出发，深入解析欧债务危机爆发的历史必然性，并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欧债危机只造成全球经济的短期震荡，在长期更应考虑欧元区未来走向及对中欧双边关系的影响。本文从中国整体战略高度审视中欧经贸关系，并结合中欧未来政策规划为中欧经贸关系发展提供政策建议，推动双方经贸战略合作，共同迎接世界经济的新纪元。
拓展新兴市场的理论基础与经贸合作路径研究

20世纪80、90年代后，以金砖国家和新钻十一国为突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顺应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国际产业分工转移的趋势，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研究新兴市场崛起的基础与条件、动因、态势，探讨新兴市场国家间经济合作的理论基础，可以丰富经济史的研究内容，亦可拓展国际经济理论研究；同时，探索拓展新兴市场的路径，谋求与新兴市场共同发展，对于化解我国对发达国家市场依存度过高、饱受贸易保护困扰的风险，实行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以及国民经济相对平稳运行，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决策参考价值。 　　现有研究虽揭示了我国拓展与新兴市场国家间经贸合作关系的必要性、紧迫性，为设计拓展新兴市场的路径奠定了基础。但对新兴市场国家崛起的规律性认识尚显不足，缺乏对新兴市场国家发展道路模式的深度探究，尤其是没能根据主要新兴市场经济结构状况和竞争力，通过定量分析，验证我国与主要新兴市场国家贸易、投资的互补性、竞争性关系，并提出我国拓展新兴市场贸易、投资的国别优先顺序和产业次序。 　　本文采用定性与定量相互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和比较研究等方法，重点揭示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演变的趋势和新兴市场国家崛起的规律，弄清我国在世界经济格局变迁、世界经济治理机制转型、全球技术和产业变革、新兴市场国家力量上升期的定位，找寻我国与新兴市场国家共同发展的利益契合点，确定我国拓展新兴市场的具体路径，化解对外经贸过度集中在发达市场的风险。创新之处在于：一是以“金砖国家”和“新钻十一国”为重点，探析新兴市场国家崛起的条件、基础和根源，找出新兴市场国家崛起的一般规律，揭示新兴市场国家共同利益和经济合作的契合点，具有理论创新价值；二是运用贸易结合度、贸易竞争指数等动态测度我国拓展新兴市场的潜力，提出我国拓展新兴市场的国别重点，明确拓展新兴市场的路径，为政府和企业决策提供依据，是实证分析的创新。 　　我国对外开放正处于全面转型期，贸易摩擦增多，国际收支失衡，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竞争日趋激烈，国内产能扩张与资源不足矛盾加剧，对外投资方兴未艾。拓展新兴市场是化解我国出口市场过度集中在发达国家的风险、缓解国内外经济矛盾、实现国民经济相对平稳运行的战略选择。根据贸易结合度、贸易竞争指数、互补指数确定我国拓展新兴市场的国别、不同国家的重点产业，明确拓展新兴市场的路径，建立拓展新兴市场的国家支持体系，是开展务实合作和拓展新兴市场的关键。
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及前景分析

农业“走出去”是国家“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应对国际粮食安全问题和缓解国内资源紧缺，是发展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因此，在新形势下，发展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20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688.1亿美元，而农业对外直接投资仅占1％左右，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缓慢。本人认为制约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主要是宏观层面上的，例如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税收政策以及管理服务体系的不完善。今后一段时期，如何有效、稳妥地加快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将是我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主要问题。 　　本文首先介绍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其次对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进行阐述，提出存在的问题，同时介绍发达国家促进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然后对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为投资的区位选择和参与方式提供建议。最后，对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及保险对策研究

伴随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步伐在不断加快。据统计，2011年我国海外投资总量为14285亿美元，中国己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海外投资国。在跨国投资快速发展的同时，政治风险严重影响着我国海外投资者的安全和利益。为了减少海外投资中遇到的政治风险带来的损失，全球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建立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对其海外投资者起到了积极的保护和鼓励作用，同时也使国家获取了极大的海外利润。 　　因此本文首先从投资地域和行业分布介绍了我国海外投资的现状和我国海外投资中所面临的政治风险。其次通过海外投资保险机构、保险制度、承保内容和承保条件四个方面介绍了一些主要西方国家防范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的机制，给我国海外投资保险立法和投资保险机构的建立提供了一些借鉴。最后，针对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在保险机构、立法现状、投保条件和承保范围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加快我国海外投资保险立法、建立海外投资专项保险基金、积极发挥双边保护条约的作用、充分利用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并尝试建立海外投资保险中介机构等方面提出了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对策。
金融危机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风险与应对

2007年，美国爆发了严重的次贷危机。随着这场危机在金融市场的传导与扩散，其破坏力也不断加剧并恶化，最终导致了包括北美、欧洲、亚洲的多个国家及市场在内的国际性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使得很多跨国公司和国际知名企业纷纷陷入困境，甚至濒临破产。中国政府及时果断地采取了有效的经济刺激政策，不仅确保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而且也使中国率先走出了危机的阴霾，并实现了经济的强劲增长。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企业国际化，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通过企业并购等资本运作手段加速扩张和发展。近十年来，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快速、持续增长，尤其是以央企和大型国有企业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的行业龙头企业。他们敏锐地抓住了欧债危机和次贷危机的历史机遇，将企业并购的触角伸向海外，进入到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中国企业不断增加的海外并购活动也成为了国内外资本市场以及新闻媒体广泛关注的焦点和话题。 　　企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并购活动历来就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使收购方实现跨越式发展并获得高额的投资收益，另一方面它也会使收购方面临诸多风险与挑战，甚至出现巨额损失。根据很多专业研究机构对企业并购案例的研究，我们发现只有20-30％的企业真正实现了并购交易的目标并获得了成功，而大多数的企业并购都已失败而告终。中国企业在抓住机遇走出去，实现海外并购扩张战略的同时，一定要有理性的头脑和清醒的认识。 　　本论文笔者通过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现状与风险的研究，揭示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机遇与风险并存；通过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交易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各种风险进行分析，提出了具体的应对措施；通过对中联重科并购CIFA的典型案例的分析，为我们的企业家和中国企业开展海外并购活动提供决策的参考和风险应对的建议。总之，笔者希望通过本论文的研究，能够对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与发展有所帮助。
外企投资拉美矿业的动因与成效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近年来全球的国际直接投资规模呈现加快发展的态势，虽然金融危机造成国际直接投资流量在2008和2009年出现降低，但2010年又有所回升。拉美吸收外资的规模一直保持在世界的10％左右，金融危机对拉美吸收外资的影响也相对较小。拉美具有巨大的自然资源储量，其中矿业资源尤为丰富。拉美地区（特别是南美国家）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流向了矿业领域。本文拟以在拉美矿业投资的外国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选取2008、2009、2010年各年中在拉美投资矿业项目金额前五位的外国企业作为参照，将其分为三大类型：欧美国家矿业巨头、以日韩为代表的资源贫乏国家企业和中资企业。 　　外企对外矿业投资的动因可分为两类：非政策性动因和政策性动因。其中非政策性动因包括东道国的资源优势、资源开发潜力以及企业本身的跨国投资动因；政策性动因包括东道国给予外国投资者的优惠政策和法律，此外也包括投资母国为鼓励本国投资者“走出去”施行的优惠政策。 　　拉美地区丰富的矿业资源储量和巨大的资源开发潜力，是明显的东道国区位优势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强劲拉力；而东道国吸收外资的优惠政策以及投资母国对本国企业“走出去”的支持也是外企到拉美投资的政策性驱动因素。 　　根据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和邓宁的“创造性资产”理论，三类外企在拉美进行跨国矿业投资的动因各有不同：欧美矿业巨头本身具有较强的垄断优势，对外投资矿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继续巩固其垄断优势，以获得更大的垄断利润；日韩等国家资源贫乏，对外进行矿业投资主要是为了寻找资源，保证国内所需矿业原材料的稳定供应；中资企业对外进行矿业投资一方面是为了保证国内经济发展所需的原材料供应，另一方面中资企业也希望通过“走出去”获得创造性资产，在实践中提高自身国际竞争力。 　　本文根据三种不同类型的跨国企业，研究其投资拉美矿业所获成效：矿业巨头通过多年在拉美的经营，巩固了其在该地区的垄断地位；日韩企业通过对拉美矿业资源的开发，找到了较为稳定的原材料供应；中资企业在寻找和开拓海外原材料的同时，为获取“创造性资产”积极探索，在拉美矿业投资中不断积累经验。
外资企业投资日本的金融环境研究

金融环境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的金融体制和制度下,影响经济主体活动的各种要素的集合。由于日本社会高龄化趋势的不断发展和国内投资的放缓,再加上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日本经济发展持续低迷。在当今的经济形势下,为了刺激日本经济发展,有必要有效吸引和促进外国投资,与国内外跨国公司合作,不断对自己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模式进行管理和改革,因此外资企业投资日本的问题变得更加的突出,成为一个急需研究的课题。面对以上的问题,近几年来,日本致力于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转变监督体制,以国际统一会计标准和法律规范交易行为促进竞争机制,建立一个透明、公开、公正的金融市场,外资企业投资日本所面对的金融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本选题把研究对象锁定于日本的金融环境,主要介绍日本的金融环境的特点,日本企业的融资体系和近年来外资企业对日直接投资的变迁和现状,以及为了吸引外资投资日本政府采取的有力措施。 　　第一章将主要介绍日本的金融环境的特点。主要从日本的金融制度的定义、日本的金融政策手段、日本的资本市场、日本金融ADR机制及法律规范等金融环境的4个方面分析日本的金融环境。在介绍日本的金融制度手段时,主要分析日本的银行体系和数量宽松的金融政策以及在日本吸引外资方面尤为重要的外汇汇率制度。日本通过实行较为宽松的金融政策和调控基础货币供应的手段,从货币政策手段上对日本的金融进行调控,维持金融的稳定性,从未为外资企业投资日本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金融环境。之后,将主要介绍日本的资本市场,近几年,随着世界贸易的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发展,日本的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和市场化程度也不断加强。日本的资本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日本资本市场的发展,促使国内市场资本流通的自由化,提高了日本资本市场的知名度,提高了日本资本市场在国际市场上的资质评级,从而吸引了更多的外国投资者。最后,本章将对日本金融领域ADR机制和法律规范介绍,主要介绍日本金融ADR民事解决机制和金融领域的法律规范。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正是通过运用一些金融手段和外汇制度致力于稳定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更多的吸引外资的投资,从而为经济危机背景下发展陷入僵局的日本企业注入新鲜的资本活力。通过金融商品交易法和金融领域的ADR机制,保证外资投资者的权利,并且规范投资者的行为。 　　第二章主要通过介绍日本的企业融资体系,为投资日本的外资企业提供一定的经验。日本企业融资过程最适用的理论是优序融资理论,所谓优序融资理论就是企业资本的融资顺序应是:先采用内部融资方式,之后是运用银行信贷方式融资,发行债券,最后才是发行股票进行融资。在此理论的影响下,日本企业还是主要通过银行进行融资,但是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外资企业可以更多的通过证券市场进行投融资,日本企业通过外国企业进行融资大幅增加。同时,由于东京大地震之后,日本的银行性金融机构和政府性金融机构为震后重建进行了大量的资金投入,导致了日本本国的企业经营管理资金的匮乏,从国外吸收资金变得尤为重要。 　　第三章将介绍在日投资企业的金融环境现状,从金融市场的实际开放程度、外资企业投资额现状、主要投资领域和项目,以及外资企业在日本投资中产生的问题及改善的办法等方面对外资企业在日本投资现状和问题对策进行详细的分析。 　　最后,通过以上的论证,笔者希望研究的成果能够应用于外资企业了解日本的投资环境中,为投资日本的中国企业提供金融方面的有效信息,使得外资企业能够更好的融入日本市场,充分的利用日本的金融资源,进一步的实践“走出去”的政策。因此对外资企业投资日本的金融环境研究既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又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这正是本选题立意之所在。同时,本文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主要是外国投资企业的投资主体没有进行明确的细分并且对投资组合进行分析,另外,日本和其他国家在金融环境领域的国际比较也是以后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