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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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钢铁企业国际化经营的风险防范—立足于对非洲市场贸易和投资的分析

随着国际钢铁行业的竞争加剧和全球范围内钢铁需求格局的演变，国际化经营战略越来越受到中国钢铁企业的重视，而非洲市场需求的巨大潜力、丰富优质的矿产资源更在不断吸引中国钢企的关注。然而风险与机遇并存的非洲市场，使得中国钢铁企业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必然面临各种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风险，对其长期发展构成威胁。因此，结合中国钢铁行业特点与非洲形势特色的风险防范分析对中国钢企实行“走出去”战略有着重要意义。 　　本文将研究对象锁定为非洲市场进行国际化经营的中国钢铁企业，对这一过程中的关键风险和防范措施进行研究。文章首先从国内外市场需求、竞争形势和行业现状的角度，分析了中国钢铁行业面临的严峻形势，指出了中国钢铁企业实行“走出去”战略的必要性；再从市场需求和资源储备两个方面分析了非洲市场对于中国钢企国际化经营的重要战略意义，指出非洲市场能够契合中国钢企国际化经营的基本诉求。文章随后列举大量数据和案例，对中国钢企在非洲市场国际化经营的现状加以概括，为下文的风险分析提供必要的背景支持。 　　论文第三部分首先阐述了本文中进行国际化风险分类的依据，根据对整合风险一体化框架的进一步应用，从更适用于企业实际操作的角度将中国钢铁企业在非洲市场国际化经营的风险分为国家风险、商业风险和法律风险；其次结合中国钢铁企业在非洲市场国际化经营的现状及特点，对中国钢企对非洲国际化经营中所独有的或应特别关注的关键风险卓有重点的展开了论述。论文的第四部分则再次从整合风险管理框架出发，提出风险防范的策略和具体措施；文章首先论述了如何从宏观、中观、微观三层面建立风险防范机制，系统的对中国钢企对非洲国际化经营的风险进行整体控制；其次针对第三部分分析的各项关键风险提出具体的防范措施建议。 　　本文在研究中注重对钢铁企业和非洲市场的特点的考察，力求在风险分析和防范对策中得出有很强针对性的结论，以期得出对于中国钢企在非洲市场国际化经营风险防范有着高可行性和实际操作性的具体建议。
中国银行业在企业对外投资中的作用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有条件、有能力的中国企业出国投资，开拓海外市场。但是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境内外市场相对隔离，金融环境与经营环境存在较大差异，企业在跨国发展中面临着资金管理、融资需求、高层金融解决方案等金融需求，但因为自身能力和外界环境企业面临着严峻的金融障碍。于是迫切需要既熟悉国内业务运作、又具有海外金融服务经验的银行助其一臂之力，并在境外融资、跨境资金管理、降低经营成本等方面提供支持。对企业来说，“走出去”后，迫切需要银行“跟出去”。但我国银行因为国际化程度不高以及对于企业的对外投资并没有提供完善的有针对性的服务，这使得银行不能很好的跟进企业的国际化经营。 　　本文试图在这一现实背景下，结合企业对外投资中所面临的金融障碍和我国银行业的服务现状，主要从银行跟随情况、自身服务能力以及离岸业务发展等几个方面，分析我国银行在企业跨国经营方面服务能力的不足。最终，结合外资银行成功的扩张经验，对我国银行服务企业对外投资方面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中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风险与防范措施

石油、天然气等能源是经济赖以正常发展的基础，是国家的命脉，也是各国争夺的热点。1993年我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供需缺口逐年加大。走向海外，进行投资，寻求稳定的油气资源成为了我国的重要能源战略目标。“十二五”规划更是强调了继续推行“走出去”战略。我国石油企业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为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增强企业自身竞争力，加大海外投资力度。但是，由于海外投资环境的复杂性以及石油气行业的特殊性，在走出国门进行投资的过程中，我国石油企业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我国石油企业进行海外投资虽然已经近二十年了，但经验尚不充足，东道国政策突变，军事危机，项目前期调研不足，汇率波动，文化冲突等因素有时会导致投资计划失败，从而使我国油企承受较大的风险。本文主要研究中国石油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遇到的风险，通过分析风险的种类、起因，结合近些年来我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遭遇风险的具体事例，探讨防范风险的必须性以及具体防范措施，为我国油企更好地施行“走出去”战略提供一定理论指导。
国际直接投资保护主义研究

过去的20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自由化程度的加深，国际直接投资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如今，国际投资已经逐渐取代国际贸易的地位，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新焦点，对各国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产生着深刻的影响。然而正如对于国际贸易的态度一样，世界各国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态度从20世纪80年代的促进和支持为主，逐渐变为现在的促进与限制并行，一些国家的政策已经悄悄超越了合理的监管范围，以“国家安全审查”为由推出一系列严格而模糊的投资审核政策，构成了国际直接投资保护主义。 　　目前的FDI保护主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隐蔽性、领域集中、以国家安全审查为主要形式、对战略性行业以及国有企业等的投资限制性较大等特点；而且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投资保护将与投资促进并存，两者将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投资保护的作用也将从应急性变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今后国家在签订投资合作协定的时候也会更多的结合本国的产业政策，对国际投资加以政策引导。 　　对中国来说，目前的FDI保护形式比较严峻，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的时候面临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双重障碍：就外部障碍来说，东道国的监管和制度障碍、文化层面的差别以及相应保护政策的快速多变等都是需要中国企业重视的问题；就中国自身来说，政府的不作为、企业自我防范意识不足、国际投资经验欠缺、并购前的准备工作和并购后的整合工作不到位等都是造成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失败的可能原因。 　　因此，为了在今后的海外投资中有更好的表现，为了中国企业更好的走向世界，本文认为中国政府应该首先完善自身政策体系，本着国际对等原则实施相应的审查措施，同时在与其他国家进行高层沟通的时候，从国家角度对中国投资自由化的相关权利进行争取，积极签订投资合作协定，并积极鼓励大型资源性企业和私营企业进行海外投资；而中国企业应建立完善的风险控制和预警机制，投资前进行详细的可行性研究，合理的选择投资行业和投资区位，深入了解投资东道国的文化和政治环境，采取灵活机动的投资策略。
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al Globalization-C-E Translation of“O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翻译项目从文化全球化的角度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翻译，由6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介绍翻译项目进行的意义，项目背景以及结构。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们的对外文化传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也要看到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对我国的误解甚至偏见仍然存在。这种障碍的产生，除去意识形态上存在的分歧和矛盾等因素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大多数西方人并不熟悉中国的语言、文化以及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因此，向世界说明中国、介绍中国是一项长期、艰巨且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在这一过程中，翻译特别是中译外工作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基础性环节。通过翻译工作向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传播文化，促进有好交往，扩大中国国际影响力，是时代赋予翻译工作者的光荣使命。第二部分介绍了该翻译项目在国内外的现状。中国传统文化在亚洲国家的影响力巨大，比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如今，西方国家及美国也成立了各种各样的研究所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孔子学院在这些国家也受到追捧。第三部分为译文概括及全文翻译。第四部分为项目翻译分析，这一部分主要是运用所学的翻译理论及策略对译文中难词、难句、难段落的分析，其中主要涉及的翻译理论是直译、意译、重组等。第五部分主要涉及翻译项目过程中个人的翻译实践体会，认识到翻译过程中存在的局限性并提出一些有深度的建议及专业发展的方向等。第六部分为翻译原文及参考文献。
Bank standard contract translation:-An analysis from translation of Contract of Guarantee under Debt Ceiling

中小企业融资难对于中国乃至世界来说都是难题。全球化背景下，很多企业开始转向海外上市以谋求融资途径。此过程涉及到拟上市企业各类法律性文件的翻译，本报告基于《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翻译实践，讨论目前我国银行格式合同翻译方面的发展和问题，以目的论为理论框架，尝试将功能翻译理论应用于合同文本分析和合同翻译实践。 　　最高额保证合同属于银行格式合同的一种，在银行整个信贷体系中地位举足轻重。格式合同条款通常由大量长句难句构成，对一般读者而言晦涩难懂。因此本报告对银行格式合同翻译的研究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原合同文本的术语和句法结构，二是译本的类型和功能。 　　根据目的论理论，翻译是一种具有目的性的行为，目的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目的法则也被认为是翻译的最高指导原则。确定翻译的目的对于如何翻译合同格式文本非常关键。优秀的银行格式合同翻译不仅对企业银行融资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中国传统法律概念和契约文本结构“走出去”也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Applying and Analyzing of Domestication in Translation of Market Research Report

归化和异化是美籍学者劳伦斯·韦努蒂于1995年首先提出的一对概念，用来描述翻译中所采取的两种策略。所谓“归化”就是以目的语或者目的语读者为中心的翻译策略，归化翻译强调译者应打破文化间的障碍，避免文化冲突，使译文能够被译者接受。 　　很多翻译学者关注文学的翻译，但自从中国入世，经济迅速发展，应用翻译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商务英语的翻译就是其中之一。本报告是一篇有关特护型疗养院的市场调查报告，从其语言特点和适用范围来看，属于商务英语翻译的一种。翻译商务英语的策略众多，但归化和异化却举足轻重，对于何时采用归化，何时采用异化，不同的翻译者有不同的见解。本报告结合商务英语的特点和归化翻译策略的具体实践方法，认为归化是更适宜的翻译策略。 　　本报告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介绍项目的意义和背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企业走出去已成为必然趋势，企业走出去又关乎国家形象的提高，本项目为公司投资国外疗养院的市场调查报告，正是“企业走出去”的典型范例，具有提高中国形象和中国的国际地位的重大意义；第二部分探究归化翻译策略兴起的渊源，并将其和异化作简要对比分析，同时列举古今国内外知名代表人物理论观点。与此同时，该部分还概括了商务英语的特点；第三部分对译文进行概括总结，总结译文各部分的中心内容；第四部分，结合归化策略和实例重点分析翻译中遇到的难点，分析主要从三个层面上逐步展开，即词汇、句话和篇章；第五部分，得出研究本翻译报告的结论，即在翻译商务文章英译汉中，归化是采用的主要策略。在这部分，本人将总结翻译中的经验和教训，并进一步探讨本报告的局限，以便在日后的学习和研究中继续进步。
BC建筑集团海外事业部绩效管理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很多企业在海外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取得了骄人的业绩。然而在对外承包建筑工程方面,我国大部分企业尚缺乏核心竞争力、无法与欧美等跨国建筑企业进行竞争。绩效管理的建设是提升经营管理能力和增强核心竞争力的需要,也是我国建筑企业“走出去”、开拓海外市场、有目的有步骤地实现其战略目标的迫切需要。 　　本文针对BC建筑集团国际发展战略及其海外事业部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结合绩效管理理论,阐述了基于企业战略的绩效管理的架构过程：这一体系采用战略地图、平衡记分卡和关键绩效指标的分析方法,紧紧围绕推动绩效管理进程这一重点,从绩效设计、绩效实施、绩效考核、绩效反馈与面谈、绩效应用与改进五个方面全过程进行了剖析,通过从四个维度分解企业发展战略制定出企业的战略地图、又从企业战略地图出发得到了部门的考核指标,按照SMART原则经过指标量化、权重确定得到了职能部室的详细的绩效考核表,详细描述了对于职能部室设定考核指标这一难点问题的处理过程,并通过成立推动小组和申诉仲裁小组来关注绩效反馈与面谈和绩效应用与改进,从而使得这一体系成为不断优化的良性循环体系。 　　最后本文从分析员工素质、培养与发展优秀员工和传递压力、淘汰不合格员工方面对绩效管理进行了展望。本文为同样已经“走出去”的、参与海外市场竞争、具有对外承揽工程权的建筑企业在绩效管理建设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BGP公司跨国经营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在国际市场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参与国际竞争，当今国际企业之间竞争日渐聚焦在人才的开发使用上，人力资源已成为国际企业提升竞争力的核心资源，良好的人力资源管理是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中维持高生产率和竞争优势的持久源泉。正如美国著名管理学者托马斯·彼得斯所言：“企业或事业惟一真正的资源是人，管理就是充分开发人力资源以做好工作。”我国跨国经营企业国际化进程较晚，发展程度与西方跨国公司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我国企业跨国经营历史比较短，在跨国经营管理上还处于摸索阶段，尤其是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由于中国特殊的所有制结构和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影响，中国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是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个短板，也是制约我国跨国经营企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瓶颈。跨国人力资源管理是中国企业走出国门需要迈出地重要一道坎，跨国人力资源管理成败对跨国经营成果至关重要。 　　本文在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基础上，结合BGP公司内外部环境的实际情况，从人力资源战略、人力资源规划与招聘、培训与开发、绩效考核、薪酬管理、国际劳动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剖析，找出了BGP公司跨国经营过程中人力资源管理的不足，提出了BGP公司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的对策，力求在BGP公司现有的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改进。BGP作为典型的中国国有企业全面参与国际竞争，其人力资源管理问题与其他中国跨国经营企业存在很多相似性，希望本文对已经走出去或正欲扬帆启航的中国跨国经营企业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中国企业在俄承包工程项目中的物流管理问题及对策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接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参与到国际工程承包市场中，而俄罗斯作为中国的近邻，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巨大的国内工程建设需要，成为了中国承包工程企业“走出去”的重要的目标，同时也为中俄间的承包工程物流提供了大有可为的发展空间。但是，由于中国两国历史迥异，在文化、地理、法律等方面均存在着诸多不同，中国企业在俄承包工程项目的物流管理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很多困难和风险。因此，中国承包工程企业如何正确认识在俄罗斯承包工程项目物流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并采取针对性的解决方法，提高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成为中国在俄承包工程企业亟需解决的问题。 　　本文以中国企业在俄罗斯承包工程项目的物流管理为研究主题，通过笔者亲身从事在俄工程项目物流管理的实践，借助文献参考，对中国企业在俄承包工程项目所面临的物流难题进行总结、分析，力求为在俄承包工程项目的中国企业作出一些可供借鉴的物流方法和经验。文章首先介绍了国际工程物流的基本概念和中国企业在俄罗斯承包工程项目的发展过程和物流现状。随后，从文化差异、气候环境、政策法规、政府机构和俄罗斯口岸基础建设五个方面，对中国企业在俄承包工程项目中可能遇到的物流管理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结合笔者自身实践经验，从针对性制定物流方案、合理使用物流商、充分依靠政府和行业协会等方面，向在俄承包工程项目的中国企业提出了建议。 　　中俄两国均是世界公认的“成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中俄之间的经贸发展势头总体良好、潜力巨大，特别是随着俄罗斯国内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迅速扩大，中国企业在俄罗斯承包工程以及伴随而生的工程项目物流管理也同样大有可为，虽然当前在俄承包工程项目物流管理仍面临着种种障碍和困难，但是解决困难的方法也是多样的。可以预期，在中国企业的不懈努力下，在俄罗斯承包工程项目中物流管理必将迎来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互联网行业新闻稿英译问题探讨

随着互联网行业的快速发展，以及经济的网络化、全球化，网络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网络购物、电子商务、网上银行等日益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体，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眼光。 　　海外投资银行、基金公司对中国的网络经济兴趣浓厚，基于这样的需求，上海艾瑞市场咨询有限公司建立了海外事业部发展国际业务，并在其英文网站上，发布了众多的互联网行业新闻。提到跨国界的交流，则会涉及到翻译。但是，要高质量地译出这些新闻稿却并非易事。首先，这些新闻稿针对互联网行业，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其次，新闻稿中使用了大量的长句，需要译者厘清句子内部的关系，准确地传达信息；最后，这些新闻稿有一定的宣传作用，要求用词简练明了。这对译者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本文在分析互联网行业新闻稿文本特征的基础上，结合交际翻译理论，具体分析了长难句和专业词汇的翻译，并提出了相应的翻译策略及方法。最后，作者就这个项目，提出了翻译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并对如何提高翻译技能给出了意见。
碳边界调节措施对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影响评估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广受关注，全球能源环境压力倍增，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方式的关系日益受到关注。中国一方面面临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改善能源环境压力的内部约束，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另一方面作为国际碳排放大国，面临着来自国际气候谈判的外部压力。出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驱动力之一，出口贸易负载的能源和碳排放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而迅速增长。在现阶段中国面临经济结构调整、能源及资源节约节约、温室气体减排等多重压力下，通过加强对出口贸易结构的调整，降低出口贸易负载的能源和碳排放量，对促进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十分有益。因此，本文关心的重点是如何进行贸易结构和贸易方式的调整能够促进节能目标的实现。 　　通过研究气候变化与贸易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发现气候变化与贸易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气候变化与贸易研究领域的议题非常广泛，越来越多的新议题不断被开发。在本文中，气候变化的影响是指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目前讨论最多的就是二氧化碳气体排放。中国不仅是碳排放大国，同时也是国际贸易大国。国际贸易在中国碳排放中扮演者举足轻重的作用。许多学者通过不同的研究方法试图证明贸易自由化对中国的影响。大部分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出口贸易在相当大程度上加剧了中国碳排放。另有部分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能够降低碳排放，主要是因为环境友好型产品贸易的扩大。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对中国进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进行了测算，并对出口碳排放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分解，揭示了中国出口碳排放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出口规模的扩大，高碳排放行业出口在总出口额中的比重较大。因此，碳排放强度的下降和高碳排放行业出口比重的减少都是中国出口贸易结构优化的有利方向，这为本文下一步的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 　　本文通过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提供的行业法和投入产出模型计算了中国1997年、2002年和2007年三个代表性年份的出口碳排放，发现出口碳排放占中国总碳排放的比重从1997年的26.6％上升至2002年的29％，并跃升至2007年的43.4％。中国出口碳排放量由1997年的8.17亿吨上升至2002年的9.75亿吨，跃升至2007年的26.32亿吨。上述研究表明，中国出口碳排放在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出口规模迅速扩大后，出口碳排放也迅速增长。出口碳排放强度则保持下降的趋势，但与国内直接碳排放系数相比，单位出口额负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要远大于单位产出产生的碳排放量。 　　碳边界调节措施是近来国际贸易领域讨论较多的话题，虽然尚没有进入实施阶段，但是超前的政策效果评估非常必要。美国众议院2009年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与气候法案》对碳边界调节措施提出了指导性原则；欧盟保留实施碳边界调节措施的可能性，并在2009年公布了易受碳泄漏影响的产业列表，是未来碳边界调节措施的重点保护对象。本文结合这些内容作出合理的政策情景假设，并考察了三个可能的政策设计可能产生的影响：一是碳含量的计算方法；二是碳边界调节措施适用的产品范围；三是碳价的高低。美欧提出的碳边界调节措施目的之一是促进义务性减排国家进行强制性减排，但实际上碳边界调节措施的政策效果有限。本文研究表明，美国潜在碳边界调节措施若对中国实施，被征税的二氧化碳排放占中国总排放的比例小于1％;欧盟潜在碳边界调节措施对中国出口征税的二氧化碳占中国总排放的比例小于2％;碳边界调节措施对于中国整体减排的抑制效果有限。碳边界调节措施对钢铁行业、化学原料与制品行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等高碳行业冲击较大，会成为这些行业出口到美国和欧盟市场的贸易壁垒。考虑未来全球需求变化和国内节能减排政策影响，中国受美国和欧盟潜在碳边界调节措施冲击较严重高碳行业出口会有所减少，但国内总体二氧化碳排放仍会上升。而国内对高排放产业也逐步实施出口限制政策，因而预计出口受潜在碳边界调整措施的影响会有所减弱。 　　中国出口高碳排放主要是因为高碳产业出口比重高和碳排放强度大，如果未来实施碳边界调节措施，中国虽然整体受影响有限，但个别高碳排放行业的出口产品将受到较大冲击，因此本文提出优化贸易结构促进出口减排，降低高碳产业出口规模，扩大低碳产业的出口比重，加大高碳产业海外投资，限制高碳产业外资进入，将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向外转移，国内大力提倡发展低能耗、附加值高的产业，积极建立和参与减排的市场机制，以及提升节能减排技术水平等措施。 　　和以往研究成果相比，本文在以下方面作出创新：一是，结合可能实施的碳边界调节措施相关法案，模拟政策效果。虽然以往研究中不乏测算中国出口产品隐含碳，但这些研究并没有结合可能实施的政策给出政策假设，这样的研究往往会过高估计中国出口产品受到的影响，因为所有的产品都被涵盖在了碳边界调节措施内。因此，本文将政策纳入评估，而不仅仅测算出口碳排放，这样有利于提出可行性的政策建议。二是以碳排放强度为标准对出口产业进行划分，通过考察降低碳排放强度对出口增长和附加值的影响，寻找中国贸易结构调整的空间，尝试进一步细化外贸出口产品政策，分产业分析降低碳排放的具体途径。
中国海运铁矿石贸易损益与产业布局策略

中国经济发展对石油、铁矿石等能矿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大。2003年以来，伴随世界经济的复苏，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腾飞，铁矿石作为钢铁工业的重要原料成为大宗商品贸易的问题焦点。本文运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数量经济学等研究方法，分析了中国海运铁矿石贸易的现状，测算了贸易损失的经济价值；从铁矿石产业的上下游产业链入手，进行产业供求规律分析研究，并对铁矿石进口到成本进行测算分析，确定合理的价格区间：总结铁矿石产业规律的基础上确定资源战略的重点，提出铁矿石资源投资区域选择和产能布局境外设厂的策略。 　　 2011年中国海运铁矿石进口量接近7亿吨，总贸易价值1124亿美元。通过对海运铁矿石贸易的生产和物流体系的分析确定的合理的成本区间，以此为参照对海运铁矿石贸易的绝对和相对损益进行了测算，并结合钢铁产业发展规律对过剩供给造成的矿石贸易损益进行估算。铁矿石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突发性迅速发展造成我国对优质高品位海运铁矿石的巨大需求；垄断价格、供给阶段性不足、物流不畅、供求议价不一致等成为造成我国铁矿石贸易巨额损失的重要影响因素。铁矿石贸易只是钢铁产业的上游环节，解决制约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瓶颈的重点应依据产业发展规律进行规划和策略实施。根据产业规律和多年铁矿石贸易战的经验来看，控制上游铁矿石资源，锁定权益矿贸易的量、价是解决当前问题的关键。本文提出的铁矿石资源投资区域选择和产能布局境外设厂的策略，目的在于直接和间接获得权益矿实际控制力。对于资源投资区域选择战略，在分析世界各国资源潜力的基础上，本文依照投资环境因素进行层次分析法建模，对资源国进行了分类划分，参照钢铁工业“十二五”规划提出铁矿石资源“走出去”战略的区域投资重点和分步骤实施策略——近期战略立足非洲、拉美，重点支持目前己具备条件的铁矿资源项目。对于产能布局境外设厂的策略，本文归纳了世界钢铁产业布局的规律，提出通过下游产业的国际化布局，弱化资源战略的中国因素，遵循“资源全球配置、生产贴近市场”的产业布局规律，进行资源导向布局型和市场导向型布局，并对15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分析比较，形成目标区域和阶段性分国别发展策略方案。中国作为铁矿石资源的消费第一大国家，应该在生产和贸易领域有具有影响力的声音，推进产业发展的健康和可持续性，缩小贸易巨额损失，实现供求双方的理性合作。
贸易增长与中国地区、行业和居民收入差距

一直以来，贸易利益分配问题都是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一国/地区参与国际贸易的动力所在。对贸易利益分配问题成体系的研究可追溯到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人，他们分别用绝对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来阐释了一国参与国际贸易利益分配所获得的利益大小，斯密和李嘉图等人也成为自由贸易的倡导者。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全球产业价值链国际贸易利益传导中新的研究课题，贸易利益分配也出现了利益分配主体多样性、利益来源多元性、实现形式复杂性的特点。对贸易利益分配的研究不仅出现在国际层面，越来越多的研究也开始关注贸易利益如何在国内进行分配。因此，如何用一种更为宏观与综合的角度去看待贸易利益及其传导分配机制，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这也是本文的着眼点所在。 　　在中国外贸发展的60年中，中国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改革开放使中国重新崛起，而入世更是造就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奇迹。十年来，宏观经济保持了长期高速增长，国际经济地位不断提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11％，由2001年的10.97万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40.12亿元，翻了近两番，占世界总产出的比重由不到4％提升至9.5％，世界排名由第六位提升至第二位。对外开放的有利环境造就了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巨大成就。 　　第一，对外贸易高速发展，成为出口第一，进口第二大国。一是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持续扩大。2000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为4742.9亿美元，其中出口2492.0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比重3.9％，居世界第七；进口额2250.9亿美元，占世界进口比重3.4％，居世界第八。2010年中国贸易进出口总额达2.97万亿美元，其中出口额1.57万亿美元，进口额1.39万美元，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和第二大进口国。二是服务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逐步提高。2001年服务进出口额由726.1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3645亿美元，其中出口额由333.4亿美元增加到1933亿美元，服务进口额由392.7亿美元增加到171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18.7％、18.38％及19.0％。同期在世界服务出口和进口贸易的地位从第12位和第9位至第4位和第3位。 　　第二，中国“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实施顺利。一是当前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外资流入国，截止2010年共吸引外资约7000多亿美元，占全世界吸引外资的比重从3％提高到8.5％。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对华直接投资，世界500强企业中有480余家已在华开展业务。二是在对外投资方面，入世使中国的开放由单向型的招商引资转变为双向型的对外投资，企业开始大踏步地走向国际市场。从2002-2010年，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流量）从27亿美元增长到688亿美元，增长了20多倍，年均增长速度超过65％，从世界第26位上升到第5位。截至2010年底，13000多家境内投资者在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6万家，分布在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3172亿美元。 　　可以肯定的说，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贸易迅速发展，贸易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中国贸易自由化的进程有两个重要的时间点，一个是1992年中国大幅自主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总体关税水平从1992年的43％降低到1997年的17％;第二个时间点为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关税水平从15％降低到2010年的9.8％，远低于发展中国家46.6％的平均关税水平。在不断深化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受到贸易政策的开放以及关税、非关税壁垒减免的影响，中国的对外贸易规模迅速扩大，外贸依存度从1980年的12％迅速上升为2000年的近40％，而且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各类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中国进出口贸易增长速度更快，2006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一度达到65％，贸易开放度从1980年的88上升为2009年的97，中国已经成为最为开放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应该说，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经济贸易发展迅速，更是有效的促进了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加快了中国行业产业的开放力度，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但同时毋庸置疑的是，随着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深入，区域发展差距也越来越大，行业利润和生产率提高也参差不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中国的基尼系数不断升高。 　　对于区域发展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发展迅速，三个地区的GDP总量分别从1980年的2299亿元、1369亿元和638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26万亿元、11.7万亿元和5.2万亿元。在国家优先发展沿海地区的战略带动下，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更为迅速，1980-2010年东部地区GDP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7％，高于中部的15.9％和西部的15.8％。虽然从表面来看，这三十年中国中、西部发展速度并未慢于东部太多，但从三地区GDP所占比重而言，中部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从1980年的32％下降到2010年的27％，西部地区从1980年的15％下降到2010年的12％，而东部地区则相应从53％上升到61％。从相对数字来看，三十年中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进一步加大，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愈加明显。这只是在宏观经济大背景下展现出来的地区差距，或许并不能充分说明这三十年中中国地区发展差距的现实状况。事实上中国的地区经济贸易发展差距，从对外贸易、外资流入、固定资产投资、人均收入、以及教育与社会发展指标等多个方面多个领域所展现出的巨大差距远比以上数字表现出得更为令人咋舌。 　　对于行业发展而言，生产与投资全球化促进了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影响不同行业的收入分配。在过去的30年中，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通讯成本大幅降低，以及各国政府逐步放宽资本管制，大量跨国资金在国际间不断流动以寻求最佳投资收益。这主要表现在对外直接投资(FDI)的迅速增长，近年来中国吸收外资不断跃上新的台阶，外商直接投资稳步增长，其占GDP的比重也不断上升，从1980年的0.14％上升为2008年的近3％，开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吸引外资大国。进入中国的FDI，在产业分布和变化方面具有比较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第一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这一时期内FDI流入较多的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服装纺织业、电子元件、塑料制品等。这给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很多的就业机会，对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起到积极作用。第二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外资不断进入成长性高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如IT、汽车、通信设备、生物制药等，同时将研发中心向中国转移，这极大的促进了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且对高技术人才的需求不断提高，但吸收的就业人数并不多。2000年以来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对外投资规模持续增长，占GDP的比重从1980年不到O.01％提高到2008年的1.24％。2010年上半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11个国家和地区的184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78.4亿美元，同比增长43.9％。对外投资的行业也从一般出口贸易、餐饮和简单加工扩大到营销网络、航运物流、资源开发、生产制造和设计研发等众多领域，对外投资某种程度上会减少国内就业机会，但同时会给中国境内投资者带来更多的收益。尤其是随着中国参与贸易、投资、生产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不同阶层、行业和地区的收入报酬差异越来越大，以2005-2008年为例，IT和金融行业的平均劳动报酬最高，此外金融业、采矿业和文化产业的薪酬也较高，而农业劳动报酬则处于非常低的水平。 　　对于居民收入分配而言，大量的研究已经表明，对外贸易的增长可以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具有较为明显的推动作用，而对外贸易不仅仅通过影响经济增长而间接影响就业，还可以通过吸纳或挤出效应而直接影响就业。很多学者都认为，近30年世界贸易增长的70％来源于这种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蓬勃发展。而中国则成功的利用了加工贸易方式，使本国的加工能力和比较优势进入了全球专业分工的价值链，在实现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的同时，还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但同时在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按世界银行的标准划分（每月38美元为贫困线，2005年购买力平价计算），农村贫困人口比重从1981年的46.8％下降到2005年的6.46％，城市贫困人口比重相应从9.29％下降到0.45％。Watts农村贫困指数也从1981年的0.733下降到2005年的0.08，Watts城市贫困指数相应从0.1133下降到0.0046。但在中国贫困人口大幅缩减，收入普遍提高的情况下，我国也产生了收入差距拉大问题。 　　中国不仅在对外贸易的国内分配机制中存在失衡问题，在国际层面的分配也存在失衡现象。在全球化条件下，各国依据产业链对要素密集需求程度及各国要素密集状况，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实现贸易利益的提升。在这个全球化的网络体系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利用雄厚的技术力量和充裕的科研经费，成为新产品新技术的发源地，综合利用其优势占据价值链的高端，从事产品（包括服务）研发阶段和市场阶段：以台湾、韩国等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由于拥有熟练的工程技术人员，承担技术和资本密集的制造业部分；中国的经济起步较晚，承担资本和技术要求相对较低、劳动力熟练要求相对较高的装配制造部分。因此，虽然中国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贸易上是顺差，但实际贸易利益获得方面确实逆差。 　　要切实实现国内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中国就需要切实做到地区间和产业间的协调发展，切实做到能充分调动和利用各个地区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促进东、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贸易的全面发展。同时，要积极对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受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基础性产业进行补偿，进一步扩大产业行业开放力度，提高这些产业行业的市场竞争程度，促进落后产业和垄断产业行业效率提高。此外，要进一步消除制约个体、民营经济发展的资金瓶颈和进入门槛，切实建设好服务于农村和城镇私营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只有切实建立起能有效服务于国内区域和行业协调发展的贸易利益分配体系，才能从根本上使各地区、各行业和各阶层共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成果。只有这样，才能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各地区能人尽其才，地尽其用。 　　对于国内层面而言，对于内陆欠发达地区，要实行比沿海发达省市更加开放和优惠的政策。要做到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与互动，实现贸易政策、产业政策、财税政策与区域偏向性开放政策相配合。具体而言，要给予内陆欠发达省份开放性程度更高的贸易与外资政策，给予其更大的财税自主权。对于基础性行业和新兴战略性产业而言，要在WTO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加大对这些产业行业的补贴，并制定鼓励和促进这些行业产业的产业政策和税收优惠，加大农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只有东、中、西部地区实现了区域均衡发展，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实现协调发展，才能促进城乡和谐发展，切实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工资水平，降低垄断性行业的垄断暴利，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国际层面而言，要提高全球贸易产业链分工地位，利用多个平台维护自身贸易利益。一是要从多边层面积极参与WTO改革，使多边贸易体系更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二是要加强区域经济贸易合作，切实保障中国贸易利益。三是要双边层面加强合作。
出口贸易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研究——基于企业层面的微观证据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国际贸易得以飞跃式发展，技术创新的外溢与扩散效应倍受关注。然而，对于出口贸易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视角的研究未能得出一致的结论。本文拟运用国家统计局规模以上企业面板数据，进一步来探讨出口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 　　本文运用2000-2005年规模以上企业面板数据，从微观层面对企业技术创新与出口贸易的相关关系进行研究，通过构建联立方程组来克服内生性问题。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企业的出口行为对于企业技术创新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企业技术创新对于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却由于所有制性质等原因而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此外，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资本密集度等因素也对企业的出口行为和技术创新有着一定的影响。 　　通过本文的实证研究，从微观层面对企业的出口贸易和技术创新的相关关系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并根据目前国内宏观的经济环境和企业环境等，提出了如下的政策建议： 　　第一，改进企业发展战略和发展思路，从根本上走自主创新道路，在“引起来”的过程中不断学习和发展。 　　第二，合理调控政府政策，扶持企业加大力度“走出去”。 　　第三，改善要素市场的扭曲。第四，创造技术创新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