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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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法律问题研究

本文以我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中遇到的法律问题为切入点,来研究跨国并购的相关法律问题。结合国内外有关跨国并购的法律制度状况以及相关的政策研究,尝试对我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中遇到的来自东道国的法律风险提出应对措施、规避方法,并且针对在国内遇到的法律问题,对国内海外投资法律及其相关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设性意见。 　　本文分成五部分:第一部分是概述部分,介绍并购、跨国并购的基本概念,以及跨国并购的法律渊源;第二部分主要介绍我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时国内法律环境,包括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相关立法的演变过程,以及金融危机形势下相关政策变化以及法律新规定,并且指出了由于国内法律以及相关体制的不健全而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产生的阻碍;第三部分主要介绍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国际法律环境。首先对于我国海外并购比较集中的地区,而且并购法律制度比较完善的美国、欧盟地区以及日本的法律制度进行研究,并指出这些地区的相关法律的发展对我国企业海外并购产生的影响,然后对个别发展中国家(韩国,以及部分拉美国家)的一些标志性立法也进行介绍;第四部分,将我国企业在进行海外并购中遇到的最主要法律风险列出,包括反垄断法律风险,国家安全审查法律风险以及劳工法风险,并通过案例进行分析其体现和影响;第五部分,则分别从国内海外投资法律以及相关法律制度完善,和国外主要法律风险规避两个角度提出应对来自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外法律问题的策略和方法。
在华韩资企业文化本土化建设研究

自中韩建交以来,两国经贸合作密切,中韩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现在,中国上升为韩国最大的投资市场、最佳投资对象以及第一大投资目的地。虽然涌现出一批成功的在华韩资企业,但是绝大多数韩国企业对中国进行投资是单纯为求生产效率,不重视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问题,文化管理“水土不服”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企业文化建设的好坏决定着跨国经营的成败,即能否建设与东道国文化相匹配,同时又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决定着跨国企业能否在东道国市场上立足。大量资料显示成功在华韩资企业具有的共同特点是:拥有鲜明独特的本土化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本土化是将东道国优秀的精髓文化融入企业文化中,摒除与东道国不和谐文化要素的企业文化建设方式。这样的企业文化对内可被企业内部文化背景不同的员工认可、接受,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和归属感,提升企业内部竞争力;对外又可以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获得东道国社会大众的认可。 　　本文以在华韩资企业的文化建设为研究对象,分析韩资企业如何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进行本土化企业文化建设,使韩资企业在中国市场经营管理过程中,不仅适中国的经济环境,更能适应中国社会文化环境,提升其核心竞争力,推动企业持续发展。首先分析在华韩资企业经营状况,比较分析在华韩资成功企业与失败企业的区别,得出建设本土化的企业文化是在华韩资企业改善经营困境,提升自身竞争力的重要途径;随后深入分析了中韩社会文化、企业文化的差异,韩国企业文化与中国社会文化冲突的方面;在以上基础上依据企业文化理论、跨文化理论和本土化理论构建出在华韩资企业文化本土化建设流程模型。接着对流程模型的各个环节进行了详细描述;最后简述了在华韩资企业文化本土化建设对中国跨国公司的启示。
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研究

经济全球化过程的悄然而至,表明越来越频繁的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往来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面对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我国企业选择了对外直接投资。 　　从2000年开始实施的“走出去”战略可以看作是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的重大转变,即从单一的“引进来”,转变为“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1998年以后,中国政府开始允许私营企业到海外投资,各级地方政府也积极策动企业“走出去”。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民营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支柱(GDP已占60％以上)。在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中,和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有着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其重要地位不可忽视。因此,本文选取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作为研究对象。模式选择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对国际直接投资进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之一,深入研究民营企业对外投资模式不仅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也具有深刻的理论含义。 　　首先本文在国内外对企业投资模式研究的基础上,总结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状况,探讨影响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因素。运用层次分析方法对民营企业雅戈尔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选择过程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证明了雅戈尔对外投资模式的选择是合理的。实证结果也表明:民营企业在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模式时,应充分考虑企业的对外投资战略和目的、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经验、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环境、与东道国的文化差异等重要因素对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 　　其次,选取民营企业四川腾中重工并购失败的案例进行分析,笔者认为:民营企业普遍规模不大,资金问题一直是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瓶颈,在选取投资模式时应重视融资问题的解决,提前做出合理的融资方案。此外,还应重视政府对对外投资的导向作用,争取政府政策的扶持以及在资金方面的支持。
中资企业在越南人才本地化研究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企业对外投资增长非常快,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不断加速,越南成为中国企业投资的重点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时如何面对交叉文化和处理文化冲突是影响企业管理效果和经营业绩的重要因素之一,解决文化冲突的其中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管理人员的本地化,即出资方母公司的国外子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尤其是中高级管理人员、关键技术人员等骨干主要由投资东道国的当地人员担任。本文回顾了越南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历程,就外国对越南直接投资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分析。中国企业跨越国界来到邻国越南,雇用熟悉越南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风土人情等的当地管理人才,一方面能减少越南政府及民众对外企的防范抵触心理,更快地加强当地消费者对企业的认同,另一方面又能促使企业的各项生产经营活动不违反越南的企业行为规范,迅速地拓展越南市场。 　　在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的21世纪,相距只有一山之隔、同饮一江水的越南,中国企业的发展生存之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呢?越南与中国在文化、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经济、制度等有着相同之处,加上地域和资源的优势,越南被很多中国企业视为“走出去”的第一站。在越南这个国际舞台上,中国与其他外国企业的社会地位是平等的,身份同样是外资企业,身处同一外部环境--越南,中国企业要在这里与国际高手过招,切分越南市场这个蛋糕,结果能切分多少,就得看谁的剑比较锋利。与在国内经营不同,跨国管理和被管理者都来自不同的文化、政治、经济环境,而资金、原材料、信息等经营资源则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一方面要保持中国企业自身的个性优势,另一方面又要满足越南市场的需求,为了克服这种由于地区差异、文化差异所产生的异质性,本文以在越南的中资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在越南的人才本地化程度,通过问卷调查及案例分析的方法,对在越中资企业人才本地化的现状进行实证研究,继而对中资企业在越南人才本地化对经营业绩的影响进行分析,最后联系目前越南的发展速度及趋势,得出对越南吸引外资的启示以及在越中资企业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跨国企业现金流管理研究

2008年末美国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全球经济进入萧条期，有人形象的比喻成“冬眠”，什么样的企业可以顺利度过冬眠，决定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要素是什么?现金流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 　　现金流管理是企业财务管理的核心内容，而财务管理的水平和质量直接影响的企业的经营，因此，现金为王，无可厚非。现金流管理本身拥有庞大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而对跨国企业而言，业务类型多样，组织机构众多，内外部环境复杂，影响因素多样，因此跨国企业的现金流管理非常复杂。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同时跨国企业也更加重视中国市场，纷纷在中国设立机构。而大家所面临的现金流管理问题基本类似的，主要有以下几点：从企业管理角度看，很多企业就问题看问题，从现金流的角度解决现金流问题，现金流的运行结果是公司整体运营的结果体现，现金流出现问题通常都不是其自身的问题而是企业的运营和管理的问题。因此只就现金流本身的问题制定解决方案，是治标不治本的。同时，从财务管理角度看，很多跨国企业现金流安全性水平不高，目前相当多的跨国企业尚未达形成有效的决策约束机制，资金流动缺乏有效的控制和监督，甚至很多资金存在体外循环的现象，在财务管理方面产生严重的失控。同时，当前很多跨国企业的现金流流动性不足，现金流动性决定了企业资金资本的效率，决定跨国企业营运资金的需求量，因此流动性不足会导致企业整体运营效率低下。 　　本文针对这些问题，在总结分析当前理论界主要观点的基础上，总结了跨国企业现金流管理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从而得出跨国企业现金流管理的核心目标就是安全性和流动性。从这两个目标出发，结合个人的实际工作经验，本文从战略和战术两个方面给出了解决方案。战略上，企业首先要审核现金流问题所体现的管理问题，改变现金流管理观念，提升企业战略流程管理，从而改善企业的运营和财务管理，从本质上改善现金流问题。战术上，针对跨国企业现金流管理所涉及的核心内容给出了解决方案，包括跨国企业应收账款管理，如何有效实施跨国企业资金集中管理，以及如何从提升资金内控体系的角度提升企业的现金流管理水平。这两部分内容也是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中韩破产法制下的破产程序比较研究

破产是市场经济下，自由竞争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一种经济现象。一个国家的破产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否，直接代表着本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的成熟与否。破产法律制度是经济主体在进入市场、经济行为停止后顺畅退出的“安全阀门”；为相关破产利益主体提供法律保护以避免某些主体通过损害其他主体利益实现自己的不正当利益，维护正常的破产秩序，在市场经济中起着关键作用。而有效的破产程序则是破产法能够发挥效用的基础。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并存的当今世界，有序和有效的破产程序的稳定适用有利于促进增长和竞争，有助于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也可引导债务人对责任承担更高的谨慎义务，并促使债权人对于扩大信贷与重组债权有更大的信心。 　　中韩两国地域相邻，文化蕴涵源远流长，经贸交流频繁。改革开放后中国国内环境的显著改善，强烈吸引着海外投资的眼光。因此，中国是韩国企业进出海外时最优先考虑的国家，从2002年开始，中国成为了韩国海外最大投资国。随着中国经济政策改变，如上金融危机的影响，许多中小韩国企业面临经营危机，有些不得不退出中国市场。了解把握中韩两国破产法的内容与差异，可以避免时间、经济成本等方面的浪费。 　　 2006年，中韩两国的破产法都进行了较大修改。基于此，本文在详述中韩两国破产法律制度的基础上，通过对中韩两国破产制度尤其是破产程序分阶段、分层次进行比较，希望可以为韩国企业投资或撤出中国市场时，更多了解并运用中韩两国的破产法律制度使其避免不必要的混乱提供有益参考。 　　鉴于中韩两国破产法律制度比较研究的资料较少，笔者拟通过介绍韩国破产法律制度中的定义、破产程序等主要内容，为中韩两国的学术交流与沟通提供一些基本信息。 　　本文认为，破产法应立足于本国的国情。通过比较可知，中韩两国破产法律制度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是完全正常的。尽管此种差异因国家制度、经济结构等差异而发生，但这不会妨碍彼此借鉴制度的合理之处。反之，取长补短可能是贯彻本土化原则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
全球化公司战略的营运资金研究

诚然，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亮点，而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缺乏资金，而是投资并购后如何整合管理海外公司，这既需要有实践经验的全球化管理人才，也要搭建全球化的财务管理体系，尤其是建立全球化资金管理体系。这既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国家战略的迫切需要，也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要求。 　　研究全球化公司营运资金管理要有前瞻性，不能仅囿于财务的营运资金管理创新，要从公司战略角度去驱动，探究维基经济时代基于客户双赢的商业模式创新和机制创新。如DELL通过“按单生产”模式实现了正现金流；同时要有开放性的思维和共享的心态，“师夷长技”为我所用；还要关注信息技术，信息技术使全球变成了地球村，也使全球资金管理系统变成了一张虚拟的网，使资金管理变得简单和可控。 　　金融危机下，世界公司面临的共同问题是“二多、二少、二变”。即“二多”是应收增多、库存增多；“二少”是利润减少、现金流减少；“二变”是汇率变化、利率变化。因此实现全球化资金管理，要用两只眼睛看世界：一只眼睛向内，一只眼睛向外。 　　对公司内部，全球营运资金管理的方向是“集中管理、共享服务”。总部要集中管理全球资金政策、标准流程、风险等；同时要建立全球或区域的资金共享中心SSC，包括全球的资金中心、应付中心等，以此来规避时差、语言等的影响，实现全球24小时资金不间断的管控；同时依靠金融工具创新，实现资金的安全、流动和增值。 　　对公司外部，要关注股东、客户、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实现公司利益相关者的财务目标价值多赢。这就要以客户为中心，推进观念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机制创新以驱动资金管理提升；同时要关注国内国际贸易环境和国内国际金融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对公司投资及经营的财资管理做出决策。 　　全球化营运资金管理，要推进人才的全球化，实施“人本管理”，急切需要一大批胸怀全球视野、富有全球资金管理经验的高级司库；同时面对跨国公司出现的资金管理问题，对财资经理人的伦理道德提出了挑战。对全球化营运资金管理问题的研究任重道远，需要学术界专家和司库们一起探索。
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一支生力军,民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路上,摸索着前进,获得了成功,也在失败中成长。而且有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将走出国门,在国际市场上展开新一轮的创业高潮。因此,研究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问题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在分析总结前人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践,分析和总结了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存的问题。然后,针对问题,重点对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和具体策略选择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 　　首先,从发展的角度论述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并结合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深入分析了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现状、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其次,通过对民营企业在海外发展中存在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的系统分析,利用SWOT分析方法进行战略组合,对政府与企业提出几点对策建议。政府应该加大对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支持和保护力度,而民营企业自身也应该积极发挥优势、克服劣势,加强管理,提升企业海外竞争力。 　　第三,具体针对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区位、产业和进入方式三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分别从区位选择策略、产业选择策略和进入方式选择策略角度进行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分析。在区位选择策略分析中,重点分析了影响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以及有关投资区位选择的方法。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发达国家为辅的区位选择策略,可以充分发挥其优势,规避风险,是一种合理的区位选择策略。在产业选择策略方面,主要提出了产业选择的四条选择基准,认为民营企业应根据不同投资目标进行产业选择,一般以传统优势产业为主,增加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投资力度。在进入方式选择分析中,对不同进入方式的优缺点进行对比,结合影响进入方式选择的内、外部因素,得出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应根据企业自身实力与对外投资的动机选择新建还是并购的结论。同时,进一步得出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以合资为主,以获取技术及分散风险,而一些有经济与技术实力的企业可采取独资方式的结论。 　　最后,在对万向集团和力帆集团海外投资历程和投资策略分析的基础上,将两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作横向比较,并对两家企业成功的海外投资进行了分析和总结,为本文观点作佐证,也为其他企业的海外投资提供借鉴经验。
中非贸易摩擦问题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领导人一直非常重视发展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关系，经过多年努力，中非经贸关系取得了很大成绩，双方经贸往来不断发展。进入21世纪，中非经贸关系发展更为迅速。中非贸易的快速发展说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多元化战略取得了一定成就，作为中国市场多元化战略的重要地区，中非贸易发展对降低中国市场风险、保持中国外贸出口的稳定发展、保证中国经济发展获取稳定的资源和能源供给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中非双方贸易额的日益扩大，中国出口商品竞争力强，价格低廉，大量进入非洲许多国家，对非洲一些国家的产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贸易摩擦，特别是近几年中国与非洲国家的贸易摩擦进入了高发期，如何认识与解决中非之间的贸易摩擦成为我国企业和政府在同非洲的贸易中关注的核心问题。 　　在此背景下，本文通过中非贸易的历史数据对中非贸易发展的历史及现状进行回顾总结，以获得更加清晰的中非贸易形势；在此基础上，全面的阐述了中非贸易摩擦的现状与特点，并从产业结构、贸易往来、产品结构以及政策差异等方面论述中非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依据中非贸易的摩擦现状与特点、中非贸易的摩擦的原因分析，从发挥我国的产业竞争优势、政府引导协调作用与企业的自身发展完善三个角度，提出弱化和消除中非贸易摩擦的对策建议。
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研究

随着2006年12月11日我国加入WTO5年期满，中国金融业全面开放的时代已经到来，外资金融机构与国内银行可以在完全的平等的条件下开展竞争。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是我国银行业参与世界竞争的前提，银行国际化经营已是当今我国银行业改革和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趋势。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化经营还处于初级阶段，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因此，对我国银行国际化经营的研究，是一个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商业银行的国际化经营是一个系统的问题，我国的银行“走出去”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如何解决一些不利的制约因素?既然“走出去”是必然的，那么选择怎样的实施途径呢?“走出去”之后必然会伴随着一定的风险问题，如何避免或者缓解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的问题?本论文以我国商业银行为研究客体，以其国际化经营为研究主线，围绕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展开论述。 　　论文首先阐述国内外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的一般理论。其次，借助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通过对商业银行自身因素、母国因素及东道国因素的分析，制定出国际化经营相应的改进策略、渐进策略及实施途径。最后，讨论如何控制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的风险问题，对全面稳妥的推进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的进程提出对策建议。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个案研究

中国加入WTO后，中国企业努力寻求海外发展，以取得原材料、高新技术、市场份额、营销网络、管理经验和国际品牌。加强海外并购，“走出去”国门，加速了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但由于我们对并购规则的掌握不尽全面，并对并购交易后的企业整合，只在概念上有认识，不懂得如何落实到企业的组织架构之上，海外业务进展不畅，造成很大程度的经济浪费，表明中国企业对在海外并购的经济活动中仍然欠缺经验。 　　本文在对文献综述的基础之上，首先分析了面对国际竞争的加剧，我国企业为谋求海外发展，保障原材料供应，引进发达国家的研发、技术、管理的经验，实现市场扩张，取得国际商誉和跨国分销网络，纷纷实施海外并购的动机，指出了并购动机和并购过程中存在的主要误区。然后，分别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交易失败、交易成功但整合失败、并购交易成功且整合成功的三个典型案例-“中海油收购优尼科”、“TCL收购汤姆逊彩电业务”、“联想收购IBM全球PC业务”作为研究对象，分别分析了海外并购的成功与失败的原因，指出了上述企业在应对并购企业所在国家的政治风险，以及在并购的规划和并购后的整合中所存在的问题，归纳总结了它们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我国企业并购必须与自身的发展战略相结合，并注重并购后的整合的结论，为我国企业走向国际化发展进行海外并购提供借鉴作用。
基于JIT理论的汽车不同批量混流装配生产线布局研究

近年来，国外资金大量投入国内市场，特别是在制造业领域。制造业以其在价格，质量，迅速反应市场的能力，售后服务体系等方面优势吸引了大量海外投资者，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制造工厂。如何有效的利用这些条件，发展国内制造业已经备受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 　　在现代的生产方式中，精益生产方式是适用于现代制造企业的组织管理方法。这种生产方式是以整体优化的观点，科学、合理的组织与配置企业拥有的生产要素，消除生产过程中一切不生产附加价值的劳动和资源，以“人”为中心，以“简化”为手段，以“尽善尽美”为最终目标，使企业适应市场的应变能力增强，取得更高的经济效益。精益生产以准时化生产(Just in Time)和人员自觉化为支柱，以改善为基础，以达到低成本、高效率、高质量地进行生产，最大限度地使顾客满意的目标。 　　本论文以B公司总装配生产线为研究对象，从资源配置合理化，系统流程化等几个方面进行持续改善。B公司是以生产汽车为主的中德合资企业，工厂地处东北地区，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笔者在B公司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调查研究，在研究中发现，B公司现在面临产能提升受空间限制，生产线线旁空间不能得到有效利用，暂存在制造过程中的原材料过多，占用大量空间，资金等问题。 　　首先，针对这些问题，利用精益生产的流程化和准时化(JIT)的基本原理对B公司物流供给系统进行重新规划与设计，设计了一套精益生产方式的实施方案，以达到提升产能，降低生产成本的优化目的。 　　然后，在此基础上，以门段为研究对象，设立精益生产项目，从生产布局，送线方式更改，人力配置研究等几个方面进行创新，将门段原有的按批次生产的方式改为单件生产。
人民币升值对沈阳亚达公司影响分析及对策研究

2005年7月21日，央行正式宣布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同时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即美元对人民币交易价格调整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2006年5月15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首度“破8”。在此后的一年多里，人民币汇率又相继突破了数个重要的整数关口，11月底又迅速跌破7.40大关。自从2005年7月21日汇改以来，人民币升值幅度已超出10％。伴随汇改进程，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强。出口企业为国家的汇率改革付出了代价，因为人民币升值挤压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削弱它们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沈阳亚达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亚达公司）是一家工贸结合的中小型国有企业，成立于1992年，以出口纺织品为主营业务。为了适应市场的发展，公司于2004年分别投资兴建了沈阳艾华纺织印染厂和沈阳艾达针织服装厂，产品以出口为主。 　　本文通过对人民币汇率演变过程的分析，结合目前沈阳亚达进出口公司的具体情况，指出了人民币升值对亚达公司的各种影响，如公司员工产生了消极心里、产品出口竞争力下降、出口额和出口利润降低、产生汇兑损失等。针对这些影响，根据公司具体情况提出了相关的解决方案，即合理正视人民币升值、完善出口收汇管理、提高产品利润、利用金融工具规避汇率风险、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
转轨经济中的金融市场发展论

金融市场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正与日俱增，这不仅是来自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体的经验，更是转轨的中国经济的客观要求。现代经济构建在资本、劳动力、技术和资源禀赋的基础上，资金的流动引导劳动力、技术和资源的流动与整合，发挥着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基础与核心作用。研究转轨经济中的金融市场，目的是要探索如何推进金融市场制度安排的逐步演进，为转轨经济建立有效率的投融资机制，并不断促进中央经济向市场经济演化的进程。这是一个需要创造精神的伟大实践，二十多年来的金融市场发展历程证明了市场化建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本文立论转轨经济中的金融市场，希望能够在这一战略性的课题研究领域塑造一种具有实践意义的理论模式，既借鉴先进经济体的金融市场建设经验，又考虑到中国转轨经济的特殊国情，就中国金融市场当前面临的一系列重点、难点问题展开讨论。应该说，全景式地描述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而本文仅就其中有现实意义的重要环节进行集中论述，并力求以点带面，探索转轨经济中的金融市场的制度建设和政策举措。 　　金融市场的内生构成要素包括市场价格、制度安排、金融工具、流动性和开放安排等。本文对照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就其中妨碍金融效率的关键点进行专题论述。首要的问题是中国金融深化过程中的金融结构缺陷，已经妨碍了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增长质量。金融深化对于经济增长究竟意味着什么，理论界仍然存在着争论，以麦金农和肖为代表的金融自由化主张者认为金融深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伴随金融自由化而出现的金融危机增强了反对者的声音。中庸论断者则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实行必要的金融约束。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包括了降低风险、搜索信息、监督经理、动员储蓄和方便交易等，但是在中国经济转轨体制下，这些内在机制未必得以正常发挥。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的金融深化并未带来经济效率的提升，而是以逐步增大的资本投入来拉动经济的快速增长。问题是，中国的金融深化指标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寄希望于资本驱动方式促进经济增长已不现实，必须发挥金融深化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功能。中国金融效率的低下与失衡的金融结构有着直接的联系，因为在现有金融结构下金融资源并未得到优化配置。实证分析表明，在金融产业结构上，银行体系尤其是国有银行掌握了金融资源的分配权；在金融市场结构上，货币市场比资本市场发展得更为迅速；在金融资产结构上，贷款是金融资源分配的主渠道；在融资结构上，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的格局已经成型。中国的金融结构在引导金融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上具有明显的失衡性，具体表现在要素不健全、功能不完善和效率不充分等方面。中国的金融深化孕育出了中介主导型金融体系，虽然理论上的分析表明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既各具优势，又相互补充，但是中国的银行体系在配置金融资源、引导储蓄向投资转化上确实存在着低效率的问题。提高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效率，不能单纯依靠银行体系改善其运作效率，而应着眼于边际上的创新，以金融市场的发展驱动金融体系型态的演进，发挥金融市场在提高微观金融运作效率上的优势，引导金融资源由银行体系向金融市场的分流，并借此向银行体系施加压力，促使其提高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在中国经济转轨和金融深化过程中，发展金融市场需要解决金融资源定价、市场连通机制、金融产品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关键性问题。 　　对于转轨经济中的金融市场来说，市场价格的自由化是其发展方向，市场效率取决于定价机制的市场力量。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上资金的价格--利率还存在着政府管制，因而推动利率市场化成为金融市场发展的价格突破口。影响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因素，是利率变动对经济发展和金融安全具有重大影响。实证分析表明，利率在我国宏观经济体系中发挥作用的机制错综复杂，投资、消费和进出口还没有表现出与利率的显著相关关系，但是名义利率的变动已经包含了通货膨胀的影响。利率市场化将提高实际利率水平，这既有来自于国外的经验总结，也有金融深化理论的支持。在利率市场化的初期阶段，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包括逆向选择、风险集中、市场竞争和财政负担转嫁等，利率市场化后，商业银行面临的利率风险主要有重新定价风险、收益曲线风险、基准风险和选择性风险。除商业银行外，遭受到利率市场风险的微观部门还有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金融企业。利率市场化的宏观风险则表现于金融调控、银行危机、通货膨胀、经济泡沫和汇率波动等方面。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在借鉴世界各国经验的基础上，按照先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利率市场化、后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的顺序逐步展开的。由于贷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率上限仍由政府控制，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改革依然任重道远。为了保证利率市场化的平稳推进，必须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加快商业银行市场化建设、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加快金融监管制度建设、加快汇率制度改革。在近期，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政策举措应当有统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政策、研究存款利率市场化的有效形式、逐步形成完整合理的收益率曲线并完善中央银行利率调控体系。银行体系在利率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处于关键位置，中央银行在利率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应实现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市场利率的目标。为此，一是推进中央银行利率体系建设，完善再贴现利率及贴现利率形成机制，建立再贷款（再贴现）浮息制度，优化准备金存款利率结构；二是不断完善和加强中央银行利率调控，灵活调整存贷款利率水平，推动公开市场操作由数量调控向价格调控的转变，并协调好本、外币利率政策。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应实现防范和化解利率风险的目标，建立现代利率管理机制、利率风险管理模型和利率风险内控机制，运用高新技术手段对利率变动趋势进行科学的预测，结合资产负债管理战略科学地进行本外币金融产品定价。 　　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不恰当的制度安排却会限制乃至扭曲其正常功能。经验分析表明，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成果主要体现于数量上的意义，其内在的制度性、结构性缺陷已经严重地削弱了股票市场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中国股票市场在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主要有股权分置、品种结构单一、与货币市场缺乏连通机制、发行制度不合理、上市公司治理机制不健全、漠视中小股东利益等等。股权分置并非造成股票市场发展滞后的唯一原因，但却是一系列问题的制度根源，它把上市公司变成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体，损害市场的定价功能，阻碍市场形成有助于企业长期发展的科学考核标准和有效激励机制。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对于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不同股东的利益机制将由此实现一致化，股票市场格局将从筹资者主权转变为投资者主权，股票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和价值发现功能将得到优化，国内股票市场的投资理念、估值将与国际接轨，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将得到较大改善，股票市场的创新空间将大为拓展，中国证券业也将由此踏上可持续发展之路。在看到股权分置改革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并不意味着中国股票市场发展从此一劳永逸，因为“一股独大”不是中国股票市场的特有现象，“股权分散”也不一定优于“一股独大”，解决股权分置并不一定带来上市公司业绩的提升。必须界定股权分置与全流通的关系，在股权分置改革中屏弃一味追求“股改”补偿的做法。股权分置改革应着眼于制度建设、利益促同、完善定价机制、建立激励机制和恢复市场功能，遵循统一组织、市场化决策，方案多样性，股东自愿和分类投票，非流通股股东直接支付改革成本的原则，合理确定对价水平。股权分置改革的具体方案应通过金融创新来创造流通股股东、上市公司和非流通股股东三方共赢的局面，送股+认股权证、权证、缩股、以股转债和流通期权等方案都有其可取之处，在实践中可根据三方的具体情况加以选用。 　　资产证券化是以预期现金流为基础创造流动性的金融创新，是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沟通的桥梁，现金流剥离、风险隔离和信用增级构成了资产证券化结构的核心内容。资产证券化产品基本上可以分为资产支持证券和房屋抵押贷款证券两大类。SPV作为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主体，可以根据标的资产的特性，采用让与人信托、所有人信托和主构信托等不同结构。资产证券化既需要通过各种信用增级方式来保证和提高整个证券资产的信用级别，又需要信用评级机构来考察其结构性风险、法律风险和信用支持机制风险。资产证券化已发展成为全球金融制度创新和金融产品创新的重要潮流，美国、欧洲和亚洲资产证券化实践的宝贵经验可供我国借鉴。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交易机制关系到这项金融创新的生命力，对于其流动性的研究已经引入了期权理论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在实践中的交易模式包括了发行竞价、价格配对、集中交易和经纪人交易等。信息披露是资产证券化产品资产信用融资优势的基础，其信息要素包括标准化合同、数据记录、计算机系统与模型、中介服务机构。商业银行参与资产证券化面临着信息披露和保密义务的冲突，化解措施有事前预防、利用法律规定、提高不违反保密义务的披露技巧等，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内容则面临着定性和定量两方面要求。资产支持证券在发行与交易中的信息披露内容应突出资产特色、质量、结构和中介服务质量，而不是发行人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美国的实际做法是根据发行人的不同类型、证券发行的条件和证券的种类来决定适用不同的注册申请表格，并对其中的部分内容进行调整或删除。中国的资产证券化既面临着法律制度的障碍，又有实施环境上的欠缺，如标的资产的数量和质量问题、优先权益登记问题、金融服务问题、二级市场及流动性问题等。推动资产证券化发展的策略主要有完善法律制度、建立中央优先权益登记系统、建立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交易服务平台以及选择适合提供交易服务的证券化产品，如房屋抵押贷款证券、抵押债券权益、信托收益凭证等。 　　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连通的状态与效率关系到长、短期金融资源的转化及流动，关系到金融体系配置金融资源的宏观效率，是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关键环节。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连通性体现在三个方面：资金联接、价格联接和风险联接。具体的连通机制主要有三种：主体连通、制度连通和产品连通。从国际经验来看，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连通方式从最初的业务连通逐步发展到产权渗透。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加速了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连通，也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联合监管已发展出伞形监管、统一监管和分离监管三种模式。我国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割裂状态正在被逐渐打破，合规的连通渠道既有投资主体、融资渠道和投资产品的连通，也有金融混业经营的尝试，监管当局已经建立起“监管联席会议机制”应对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加速连通。但是在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管理体制最终解体之前，仍然有“灰色”资金利用委托理财、国债投资等方式绕开监管流入资本市场。通过对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在资金和价格上的连通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发现银行间同业拆借和回购市场与深沪股市的连通程度很低，金融机构贷款与深沪股市的关联性较高，说明进入股票市场的灰色渠道甚至高于正规渠道，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很小，银行间货币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收益率相关性很弱，债券市场收益率与股票市场收益率也不相关。为了进一步促进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连通，我国应当推进债券市场统一，构建金融市场连通的基础；大力发展债券市场，促进货币市场资金向资本市场的流动；大力发展跨市场产品，加强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连通性；增强投资主体的连通程度，逐步推动金融混业经营；拓宽两个市场的融资渠道，实现资金合规流动：构建联合监管协调机制，促进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协调发展。 　　汇率制度改革的意义不仅局限于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还关系到了我国宏观经济稳定与发展。实际上，人民币汇率问题包括了汇率水平决定和汇率制度选择两个密不可分的子命题。通过对汇率变动进行涉外经济敏感性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的贸易顺差是由独特的贸易结构造成的，人民币升值不可能改变这一趋势；服务贸易价格弹性非常小，受汇率波动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外商直接投资也对汇率变化不敏感。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元、欧元和日元三种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对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有较大的影响。当前我国应当抓住欧元、日元对美元升值的良好时机，适时适量对美元升值，这样既不会对进出口贸易产生实质性危害，又可以顺势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改善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加速人民币汇率决定的市场化进程。通过构建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模型及相关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目前的汇率制度战略为理性的浮动控制，分步的汇率制度改革更符合现阶段的国家利益。化解生产性冲击是逐步完善汇率形成机制的关键，加强与周边贸易伙伴国的汇率合作，将有利于实施维持成本更低的一揽子汇率制度，只有在资本市场发展到成熟阶段时，才可以彻底放弃固定汇率制度而转向全面浮动。2005年7月开始实施的“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同原先的单一钉住汇率制度相比，一是有利于稳定实际有效汇率，二是抵御投机性资本流入的能力较强，三是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干预的必要性减弱。新汇率制度突出了灵活调整、区间浮动、逐渐上浮的特点，这与人民币升值的大趋势是吻合的。为了给汇率制度改革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必须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保持必要的资本管制，实现贸易帐户的平衡，实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建立完善、健全的国内金融体系，防范金融风险。相关政策举措有进一步加快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和管理，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并加大“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力度，放缓海外上市节奏，运用好货币对冲操作手段，最重要的是落实内需主导战略。
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问题的探讨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飞速发展。近几年来,我国已经在经济总量上连续赶超了英国、德国,今年已经超过了日本,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令人艳羡的成绩面前,不得不承认市场经济的魅力,经济人假设成为过去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然而同样不得不面对一些现实:“三鹿”毒奶粉事件、王家岭矿难、“富士康”跳楼事件等等。事实上,这类企业负面新闻不胜枚举。因此,企业不能仅仅是经济人,更应当是社会人。企业作为社会人就应当履行一定的社会责任,而企业到底多大程度上履行了社会责任,就涉及到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问题。从理论上来说,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利于促进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履行,推动社会责任理论的发展,而且可以丰富和扩充会计理论,为会计相关领域的发展提供理论工具。从现实上来说,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研究对我国有特别的现实意义,这将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同时,社会责任信息理论的发展有助于推动我国企业观念的转变,为我国企业走出去铺平道路,从而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研究起步较晚,企业对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还存在许多问题,因此,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问题的研究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研究思路上,先对社会责任信息的有关理论进行简要介绍,并引入国外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当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问题进行探讨并剖析原因,最后提出有利于改善我国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可行性对策。在研究方法上,本文运用的一是比较分析的方法,即国别之间横向比较的方法,在国内外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实践问题上,本文主要利用公开文献和档案资料,选取其中的数据和信息,对其进行比较、整理得出结论;二是文献资料分析法,在写作过程中检索和借鉴了大量的文献,积累了不少前人研究的成果。 　　本文讨论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问题。第一章是引言,引言部分主要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国内外文献综述、文献评述,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以及本文的基本框架结构。第二章是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基础理论,本章界定了社会责任、社会责任信息以及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三个基本概念,阐明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理论的三个理论基础:利益相关者理论、广义受托责任论和决策有用理论与信号传递理论,介绍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目标、披露原则、披露内容和披露方式。第三章是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当前存在问题,我国企业在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中存在披露动力不足,披露内容和披露方式不能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求的问题。第四章是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缺陷的原因分析,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存在上述问题主要由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意识滞后,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完善,对披露内容和披露方式的规范不统一,信息披露监管力度不足所引起的。第五章是对国外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经验借鉴,西方国家中美国、法国、英国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理论和实践中走在世界前列,本章主要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动力、披露内容和披露方式上介绍了上述三国的基本经验,并得出对我国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启示。第六章是改善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问题的对策,通过提升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意识及关注,完善社会责任信息法律法规,规范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内容和方式,加强社会责任信息监管力度,将增强我国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动力,规范披露内容和披露方式,从而最终改善我国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现状。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问题提出相对较晚,有关方面的理论尚不完全成熟。尽管本文对我国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进行了一定研究。社会责任信息计量和我国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准则依然有待进一步研究,以促进我国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