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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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航运公司中韩航线配船优化研究

自中韩正式建交后，两国的经济合作走上健康发展之路。回顾两国经贸合作的发展历程，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迅猛。多年来，中韩两国之间由分散的小规模贸易逐渐发展成集群式的大规模贸易。随着集装箱运输技术的发展，国际货物运输的集装箱化率日益提高，带来了中韩集装箱运输市场不断高速发展。由于全球经济发展和世界贸易增长等不确定因素直接影响中韩集装箱市场，根据市场的急剧变化，集装箱运输公司尽快调整自己的经营策略显得非常重要。其中集装箱运输航线的调整和航线上船舶的优化配置是经营策略中规避风险、提高本公司的竞争能力等方面非常有效的举措。因而，集装箱运输航线配船的规划研究就显得有非常积极的实际意义。 　　韩国K航运公司一直经营中韩航线集装箱运输，竞争压力非常大，公司在经营管理过程中面临着很多严峻的问题。本文通过对中韩近几年贸易的陈述，分析中韩航线集装箱海运市场的现状、存在的问题，结合韩国K航运公司所处经营环境的基础上，然后依据公司运量的季节性特征，运用时间序列分解法对中韩航线集装箱量进行预测。接下来利用数学规划方法，以公司船队的经营成本最低为目标函数，以公司运量，公司现有船队数量为约束，建立线性规划数学模型，得出航线配船结果，改进K航运公司的现有配船模式，使K航运公司获取最佳经济效益。
境外上市与企业成长研究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和资本流动日趋自由化的国际经济背景下，各国公司纷纷寻求到国际资本市场上市融资。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和境外上市政策的逐步放开，中国公司开始加速走向境外证券市场，掀起了持续的境外上市热潮。据统计，目前在海外资本市场上市的中国公司有1000多家，市值超过6000亿美元。境外上市可以满足企业资金需求，而且境外成熟证券市场对上市公司的约束有利于规范上市公司治理，促使企业走向规范化发展和国际化经营道路。然而，大批优质企业赴境外资本市场上市，同时引发了学术界和实务界对境外上市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以及内地股市被“边缘化“的疑虑。在这种形势下，深入分析企业境外上市的动因和结果，澄清认识误区，对我国资本市场乃至金融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境外上市决策是成本收益权衡的结果。在我国新兴资本市场的特殊制度环境下，企业选择境外上市，应该期望通过置身严格的法律和市场环境，改善公司治理机制，吸引海外投资者，从外部获得融资并取得更快成长。因此，本文遵循“境外上市能否促进企业实现更快成长”的线索，研究境外上市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并进而从制度环境和公司治理角度深入挖掘背后的作用机制。本文在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企业境外上市的动因和现状，全面诠释境外上市与公司治理机制改善、境外上市与融资约束放松、治理机制改善和融资约束放松与企业成长之间的逻辑关系，并运用我国赴美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展开实证检验，以期厘清境外上市短期利弊争论的误区，为我国企业拓展可持续成长的实现路径、证券监管机构完善资本市场制度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全文共分七章。第一章为导论，概述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界定主要概念，并提出研究思路、研究内容框架、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二章为文献综述，对境外上市治理效应、境外上市融资效应、企业成长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进行全面回顾和述评，在此基础上延展出本文研究方向和切入点。第三章为中国企业境外上市的动机和现状，系统回顾中国企业境外上市的历程，深入分析中国企业境外上市的动因，并全方位展现中国境外上市企业现状。第四章为境外上市对企业成长的影响，通过回顾和比较确定企业成长性评价的代理变量，运用境外上市决策模型逻辑推演境外上市影响企业成长的理论假设并进行实证检验。第五章为境外上市、公司治理与企业成长，深入分析境外上市影响公司内外治理机制进而影响企业成长的作用机理，构建公司治理指数，采用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实证检验境外上市是否促进了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以及公司治理机制在境外上市影响成长性过程中发挥的传导作用。第六章为境外上市、融资约束与企业成长，全面分析我国企业面临的融资环境，逻辑推演境外上市对融资约束和企业成长影响的理论框架，实证检验境外上市是否有助于放松融资约束并进而通过将所获融资投资于盈利项目实现更好成长。第七章为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总结全文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并指出研究局限和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发现，与在中国上市的同业公司相比，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具有更好的成长性，而境外上市促使企业置身严格的法律和市场环境带来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和公司融资约束的放松，是促使中国公司实现更好成长的重要原因。相关研究结论的得出，不仅有助于为我国拟赴美国资本市场上市企业全面权衡赴美上市的风险和收益、作出正确的赴美上市决策、着力采取措施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拓展可持续成长的实践路径提供参考，而且有助于已实现赴美上市企业了解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对企业成长的重要性，可为这些企业适应境外资本市场规模进行自愿性治理结构良性改造提供经验证据。此外，对于证券监管部门而言，有助于促使其在适度鼓励具有迫切融资需求和改善治理机制愿望的企业赴国外资本市场实现境外上市的同时，把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改善外部融资和治理环境作为长期根本性目标，努力建设健全的投资者保护法律体系和完善的股东诉讼机制并提高执行质量，完善信息披露和股票发行审批等各项制度，加强利益相关者教育，促进声誉监督机构培植，着力设计高质量制度规则提升创业板市场对高成长中小企业的风险理解和风险定价能力。 　　本文研究具有一定的探索性，研究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在国内首次对境外上市企业成长机制展开研究，是研究框架的创新。本文把境外上市、公司治理、融资约束和企业成长纳入一个研究框架，考察境外上市企业的成长状况，并基于公司治理和融资约束视角探讨境外上市企业的成长机制。国内外学术界对境外上市效应的考察，大多落脚于绩效或价值的提升，本文是对境外上市企业成长理论的有益探索和拓展，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空白。（2）在国内首次立足中国赴美上市公司实证研究境外上市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是一种创新尝试。虽然关于融资约束、公司治理和企业成长方面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见诸于国内一些文献，但这些研究大多基于我国转轨经济条件下特定的制度背景，或者集中于考察我国“A+H”双重上市企业，本文基于境外上市不同制度背景视角，考察赴美国资本市场实现“由内而外”上市企业的境外上市行为对公司治理、融资约束和企业成长的影响，是研究对象和研究数据的创新，有助于全面把握我国企业的境外上市行为。（3）本文构建出综合公司治理指数和企业成长性评价指标体系，具有一定实际应用价值。本文设计出由十个细分指标构成、从股权结构与控股股东、董事会构成、经理层激励和信息披露四个治理层面全方位反映公司治理水平的综合公司治理指数，并且构建了由分别反映市场份额拓展、公司绩效成长和价值成长的三个代理变量组成的成长性评价指标体系，可用于企业自身和相关部门对公司治理水平和成长性水平的评价，也可为证券监管部门制定企业治理规范和成长性评价体系提供参考借鉴。
第25届亚锦赛中外男篮后卫队员攻击能力的比较研究

2009年8月16日，中国男篮以52-70不敌卫冕冠军伊朗队，屈居第25届亚锦赛亚军。本次亚锦赛中国男篮虽然取得了亚军，但是丢掉了长期保持的亚洲篮球“霸主”地位，中国队在亚锦赛的失利是全方位的，反映出中国男篮长期依赖“姚核心”的技战术打法，中国男篮对于未来的发展及其要走的路还有很长，针对这样沉痛的教训，我们应找到目前存在的问题，采取有效的办法。 　　本课题采用专家访谈法、特尔斐法、录像统计法、逻辑分析法等科学研究方法，针对本次世锦赛中中国队所暴露出的问题展开研究，以中国男篮在第25届亚锦赛上的失利为“导火索”，利用对比、分析等方法对我国男篮后卫队员进攻技术、配合以及在比赛的不同阶段的表现所连带反应的心理变化等问题展开分析，以渴求得到相应理论支撑，客观地找出目前我国男篮后卫队员进攻能力方面所存在的问题，最终结合专家意见，提出有效对策，为提高我国后卫队员进攻能力提供更加科学可靠的理论依据。为中国男篮解惑困窘发挥一些作用。 　　通过研究我们得出以下结论：一、中国男篮后卫队员的得分能力不强，对全队得分的贡献不大。同时中国后卫队员的远投水平一般，得2分的能力欠佳，进攻的攻击性不强；二、中国男篮后卫队员的进攻方式较为单一，跳投能力不强，在无球情况下的穿插移动少，移动中掩护质量不高；三、中国男篮后卫队员突破攻篮的能力不强，分球质量较差，调动内线和锋线队员的能力不强；四、中国男篮后卫队员传球的失误较多，攻击性差，威胁较小。同时中国后卫队员远传快攻的稳定性差，缺乏短传快攻的意识，快攻攻击力差；五、中国男篮后卫队员，抢进攻篮板球的能力弱，强篮板球挡人意识差，对全队抢前场篮板球的贡献小；六、中国男篮后卫队员对于比赛的抗压性较差。后卫位置进攻实力不均衡，真正起到核心作用的队员太少。 　　针对中国后卫队员进攻能力中暴露出的问题，提出的建议概括如下：一、建议中国男篮有针对的改变打法，学习世界一流强队“多变、快速、灵活、准确、稳定一的打法，增加缺少内线“姚明”情况下的战术体系。加强后卫队员得分意识的培养，提高高强度对抗下中国男篮后卫队员的投篮命中率；二、积极参加国际性的对外对抗赛，重心放在培养运动员吸收国外先进经验，而不应过多的、长期的将球员放在国内俱乐部中，采取“少请进来，多走出去”的赛事运作模式，多为本国队员创造出场机会；三、完善国内篮球运动员选材机制，尤其是各俱乐部的选材，建议打破地域界限，打破当地球员留守的传统，学习“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的“选秀”模式，刺激国内优秀队员脱颖而出，尤其在后卫的选材上，应根据全面的考核来进行“选秀”；四、着重培养篮球后卫队员进攻的攻击性，加强与国外优秀后卫之间的学习交流；五、有针对性的邀请一些实力相当、战术打法快的球队进行教学比赛，以此培养后卫队员在比赛最后时刻的能力和韧性；六、借助国内联赛，大胆启用年轻的新人。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问题研究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发展速度也日益加快，从最初的“引进来”到现在的“走出去”，中国经济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不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上的竞争都日益激烈，是否能充分利用国内国外的两种资源和市场，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并争取取得产品市场的主动权，成为决定一个企业能否立足并不断成长壮大的关键因素。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有能力也有必要保持和加强在整个世界的经济地位，这就需要建立国际生产体系，分享国际资源，进行国际投资。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大浪潮以及欧美发达国家因世界金融危机而经济衰退的现实情况，同时又恰逢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这种种因素把中国对东盟市场的直接投资和合作推向了一个更加重要的地位。面对这种国际大形势，中国应该怎样制定自己的对外投资策略，应该采用怎样的方式、方法进行对东盟地区的直接投资。如何最大程度地减少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影响，更好地利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个平台，适时调整好中国对东盟的投资方略。对有意向东盟投资的企业而言，又应该怎样把握好关键的机遇，准确运用政策，充分筹集资金，正确选择投资领域，都是本文所关注的问题。 　　本文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运用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结合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历史情况和现实数据，从理论与实证、宏观和微观的角度上对中国在东盟直接投资的原因、现状、问题和对策建议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阐述。我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在量上还有待于加大，并且我国也有能力和必要加大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在投资的领域分布上，应该首先以传统的产业为基础，然后再以高新产业为推动，使我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的产业布局更加合理化，也使我国国内的产业结构得到更好地调整和升级；我国的企业近年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兴趣也是越来越浓厚，国有企业在大型或是说在基础设施的投资上要具有明显的优势，而民营企业则是在管理和技术上具有自己特有的优势，民营企业管理灵活，具备一定的高新技术，所以也成为对东盟直接投资的重要主体。本文就是希望通过研究和分析能为中国政府以及中国的企业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活动起到一定的借鉴意义，从而使中国企业能够把握好机遇，利用东盟这个大平台不断发展，成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中菲南海争端及对策研究

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但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东南亚国家纷纷抢占南海岛屿。目前南海争端已成为全世界涉及国家最多、情况最复杂的海洋权益争端之一。 　　菲律宾是东南亚国家中最早对南海提出“主权”要求的，是除越南之外占领南海岛屿最多的国家。2009年2月菲律宾通过《领海基线法案》将南沙部分岛屿与黄岩岛划为菲属，至此，菲律宾共侵占南海10个岛礁，将40多万平方公里海域划为其领海。菲律宾的行为侵犯了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制约了中国经济增长、威胁了中国的国防安全、影响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 　　解决中菲南海争端有助于解决整个南海争端，特别是在在当前短时期内解决整个南海争端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如果能将菲律宾当作突破口，从经济、政治、法律、国防等各方面努力，和平解决中菲之间的争端，受“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影响，与其他国家的争端也会容易解决。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一直致力于和平解决中菲南海争端，以求得和平、发展、双赢。中国希望与其他国家一起为促进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整个人类文明和世界和平与进步做出贡献。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个案分析、历史分析以及综合分析等研究方法。文章共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中菲南海争端的由来与内容。该部分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中菲南海争端的过程，明确本文对中菲南海争端的研究范围。本文以时间先后为顺序，根据菲律宾侵占南海的特点分四个阶段，即20世纪70年代以前、20世纪70～80年代、20世纪90年代、21世纪以来对中菲南海争端的由来进行论述，对菲律宾侵占南海的行为及中国的态度进行了归纳总结。说明中菲南海争端的内容是南海岛屿主权之争、油气资源之争、海域划分之争。 　　第二部分，中菲南海争端的原因。该部分从南海地域、菲律宾、中国等五个方面来分析争端产生的原因。南海具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和重要的战略地位是争端产生的最主要原因；菲律宾国内将争端看成政治斗争的工具，是争端产生的菲律宾方面的原因；中国长期对南海争端重视不够，是争端产生的中国方面的原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争端加剧的法律方面的原因；美国、日本、印度的介入成为中菲南海争端产生的外部原因。 　　第三部分，中菲南海争端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这一部分阐述了中菲南海争端出现了国际化、集团化、复杂化的趋势，归纳出了争端的发展对中国产生的一系列负面影响。中菲南海争端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威胁了中国的国防安全，损害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形象。因此，解决中菲南海争端已经变得非常迫切。 　　第四部分，解决中菲南海争端的对策。这一部分主要从五个方面来归纳和平解决争端的对策。加强与菲律宾的经贸合作、资源开发，发挥中国的“巧实力”，是解决争端的重要对策；增强海权意识，维护中国合法的海洋权益，是解决争端的保障性对策；加强国际法研究，削弱菲律宾南海“主权”的法律依据，是解决争端的法律对策；加强与美国、日本等国家及东盟的沟通，避免争端国际化、集团化、复杂化，是解决争端的外部对策；加强两岸沟通与合作，共同维护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这是解决争端强有力的内部对策。 　　中菲南海争端由来已久，解决起来需要智慧、需要努力。虽然在争端中存在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也存在着战争的危险，但中菲关系大局是稳定的，两国关系主流仍然是友好合作。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菲律宾和中国在经贸等领域合作不断扩大，我们相信在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菲南海争端是能够和平解决的。
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效应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纵深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一国企业参与国际分工，开展国际化经营的必然选择。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不同动因、需要具备不同的条件，也会产生不同的效应。与发达国家的企业相比，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更加突出对学习效应的追求。从国家经济层面看，本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家经济的发展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如何鼓励、引导国内企业有序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充分发挥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正面效应，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在“走出去”开放战略向纵深推进的关键时期，系统深入研究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效应，并以此为基础探讨提升对外直接投资母国效应的对策措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综合运用国际投资学、国际金融学、发展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知识，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效应进行了系统研究，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对选题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研究方法与内容等进行了概述。第二章对当代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特征和经济实质、对外直接投资母国效应的内涵与分类、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理论进行了理论分析。第三章探讨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宏观效应，包括国际收支平衡、宏观产业结构调整、对外贸易发展以及就业效应等。第四章论述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微观效应，包括跨国公司的资源配置效应、基于学习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回流效应、延长企业产品寿命与竞争力、绕开贸易壁垒以带动商品出口、转移价格的经济效益等。第五章提出了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母国发展的对策建议，特别是建立并完善对外投资的保险制度、投资方式与主体的多样化、拓宽对外直接投资的领域和区域、以及积极培养跨国经营人才等。 　　本文的可能创新点主要有：指出了当代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特征及其经济实质，并探讨了对外直接投资母国效应的内涵；基于母国视角，论述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效应和微观效应。但由于各种原因，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如没有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宏观效应与微观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等，这也是笔者在今后需要进一步进行研究的基本内容与方向之一。
论我国亟待完善的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

20世纪90年代起，跨国并购逐渐成为全球直接投资的主流方式。近些年来，受益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增长以及我国国内经济现状、政策法规的鼓励，外资并购的案例在我国不断地攀升。面对这种投资方式的转变，我们发现外资并购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能够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机遇，加快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另一方面却可能为我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隐患。 　　在面对外资并购和国家安全的问题上，国内有两类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外资并购只是正常的贸易活动，中国的国家安全处于一个非常安全的状态。另一方观点认为随着外资对国内企业并购规模的扩大，其在我国已经造成了某些行业垄断现象，并且对我国的民族企业的发展造成负面的影响，进而影响到了国家经济安全。 　　比较以上两种观点，笔者同意后者。国家间彼此开放确能为国家带来更多利益，但是，在追求利益增加的同时，往往也能为我们带来利益贬损，跨国并购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其可能危机我国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安全，抑制民族品牌和民营经济的成长，并且可能影响国内企业的自主创新。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几乎任何一个国家对于外资并购都有趋紧的规定。即使是最为开放的美国，其国家经济安全审查制度同样是完备。所以我们不能忽略跨国并购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但是也并不是我们要视之为洪水猛兽，避而远之。因为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完备的法律制度规范来防范，使得外资并购的优势能够更好的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当今世界各国大都通过产业政策审查、反垄断程序、国家安全审查程序等平衡防御手段来防范外资并购的负面影响。但在这些的平衡防御手段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是战略性的平衡防御手段，它威力巨大，对于外资并购审查具有全方位，多视角，灵活性的特点。对于跨国并购的审查，保护国家利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我国现有的对于外资并购的法律制度的规定来看，可喜的是我国的立法者及相关机构已经意识到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保护我国的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并且在国家安全审查方面已经出现的相应的立法。但是现行的立法都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不仅外国投资者对相应规定雾里看花，即使本国的民众、甚至是相关执法者对一些问题都存在的诸多的困惑。 　　这样的现状不仅对未来外资并购过程中我国的国家安全有影响，同时法律的缺失及制度的不完善反过来也会影响外商投资的热情，因为有法律保障的成熟市场恰恰是海外投资者最看好的条件。所以，通过本文，笔者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在规制外资并购的法律制度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虽然当前我国相应的制度存在缺陷，但是并不可怕，因为我们有后发优势，可以避免先行者探索过程中付出的代价，通过对美国（此项制度规定的最为完善的国家）相关制度的分析，取长补短，希望能够找到最适合于我国的制度设计。
金融危机形势下满洲里市边境贸易发展研究

2007年2月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百年一遇的金融风暴,又称金融海啸。其影响之深、波及之广、破坏之重到目前还远未见底。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范围也已经扩散到我国经济实体的各个层面。如果单从对外贸易这个领域来看的话,由于国际经济形势的普遍下滑,我国的对外贸易还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边境贸易作为国家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内容,也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也必然受到巨大的冲击,其健康有序的发展受到多层次、多波段的长时间影响。正是基于这样大的世界经济形势和我国具体的边境贸易实际,我们有必要充分了解两者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更重要的是总结金融危机下我国边境贸易的现状、特点,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使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边境贸易走出世界金融危机阴霾、健康有序快速发展的对策建议。满洲里作为中国内陆主要边境口岸之一,其对俄罗斯经贸合作的发展是中俄经贸关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满洲里的边贸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国北方边境贸易的总体趋势。 　　本文以边境贸易理论和民族理论为理论基础,采取综合对比分析方法,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基础上运用了系统论的观点。从时空变化的角度梳理满洲里边境贸易的历史和现状,以数字为基础分析经济危机下的满洲里边境贸易特点。本文的写作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边境贸易学科的特长,而且有机的结合了民族理论与边境贸易理论,这也是本文在写作方法上的最大特点。本论文共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系统的梳理了民族地区边境贸易及相关理论,特别是将边境贸易理论与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理论进行了有机的融合,从而为全文的论述奠定了坚持的理论基础; 　　第二部分,着重分析满洲里市的区位条件及其开展边境贸易的历史轨迹,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满洲里市开展边境贸易的影响因素,其中包括对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因素及自然地理条件的分析; 　　第三部分,这是本文的重点,对金融危机形势下满洲里市边境贸易状况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归纳出其表现出来的特点。尤其是以此出发,从进出口产品结构、边贸企业发展、配套设施建设、政策效果四个方面总结了金融危机形势下满洲里市边境贸易存在的问题; 　　第四部分,在上述论述分析基础上,笔者提出了促进金融危机下满洲里市边境发展的建议和对策。 　　最后是本文的结语部分,概括出本篇学位论文的几点结论。 　　总之,本文以扎实的理论为基础,以实际调研材料为支撑,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对金融危机下满洲里市边境贸易的发展做出了系统严谨的分析。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跨国运输通道研究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跨国运输通道是解决我国能源问题的关键因素。因为中国石油海上运输存在的“马六甲困局”,使得从中国的陆地边境地区进口能源成为一种必要选择。在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50％的今天,我国东北、西北及西南民族地区的跨国运输通道日益彰显其重要性。 　　民族经济学更注重从民族劳动者这一主体出发来研究跨国运输通道,而不单纯着眼于区域经济。有时区域经济繁荣和当地民族经济落后可以同时存在,因此,从民族经济的视角来探究跨国运输通道的地位和作用,找出民族经济落后的原因,是十分必要的。中国的现代化不应是消除民族地区差异的简单拉平。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要摸清后进民族的现实困难,要弥补落后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要实现中国东、中、西部区域的协调、均衡发展,就必须认真研究经济的民族性,关注民族地区劳动者的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大力发展包括交通运输业在内的民族地区的经济。因此,本文从研究民族地区的运输通道入手,目的是为民族地区的经济繁荣探索发展之道。 　　跨国运输通道的本质是交通运输业,马克思认为,交通运输业是物质生产部门。交通运输业也创造价值,这个价值追加到运输对象(货物)的价值当中去。跨国运输通道的物质生产性质,要求我们在发展民族经济时优先发展交通运输,并协调好各产业比例、强化管理以确保运输时空的准确性。跨国运输通道具有运输的国际性与复杂性、运输线路的不可分割性、规模效益和投资乘数效应和社会公益性等四个特征。从民族地区的角度和历史的角度,探究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和云南与东南亚的通道这三条著名的跨国运输通道及其历史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研究当代的跨国运输通道及其作用。 　　边境地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边境口岸与腹地联系的紧密度、地缘经济趋势增强和通道的安全性是跨国运输通道形成的一般条件。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国家的对外开放政策、二十一世纪初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同时期国家民委的兴边富民行动以及边境地区众多跨界民族的存在是我国民族地区跨国运输通道形成的特殊条件。通过对我国东北、西北和西南跨国运输通道的现状分析,我们对民族地区利用跨国运输通道发展经济有了总体的认识。并按运输对象、交通方式和物流形态给跨国运输通道作了类型的分别。 　　封闭半封闭发展模式是导致民族经济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要改变民族经济的落后局面必须主动向外拓展。而大多地处我国边境的民族地区有着外向拓展的区位优势。因此,发展跨国运输通道是民族经济外向拓展的必然要求。跨国运输通道对民族经济的外向拓展具有桥梁的作用。因为它不仅是民族经济的产业导向,利于民族经济利用外资开拓国际市场、开发利用邻国资源,而且利于引进外国人才与先进技术。 　　从经济发展和自然条件的角度分析发展跨国运输通道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阐述十四个邻国的交通运输现状及其与我国发展跨国运输通道的关联度,使我们能够发现影响跨国运输通道发展的四个问题:过境运输的局限性,跨国运输通道对区域经济的促进大于对民族经济的促进,部分跨国运输通道存在安全隐患,口岸功能的弱化影响跨国运输通道的发展等。 　　只有理解内生与外拓的辩证关系,才能明确少数民族劳动者是民族经济的主体,从而得出要发展民族经济必须提高少数民族劳动者的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的结论。本文提出以强化民族经济内生力量,加大外向拓展力度为指导思想;制定了以提升口岸功能和以发展成经济带为目标的全面发展跨国经济通道的策略。强调了少数民族劳动者参与跨国运输通道建设的重要性以及跨国经济通道对发展民族经济的意义。本文还以南宁一新加坡经济走廊为例阐述了民族地区跨国运输通道向跨国经济通道发展的方向,并指出跨国经济通道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人民币区域化问题研究

全球经济多元化和自由化发展的今天,人民币区域化问题已成为学术界高度关注的货币经济现象之一。人民币区域化的出现,是中国人民确立经济开放意识的具体表现,又是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注入新活力的体现。然而,人民币区域化也是中国经济矛盾的集中反映,中国经济的内外部矛盾推动并制约着人民币的区域化。现实中的人民币区域化问题是一个庞大的社科课题,需要我们抓住并揭示其主要原因和深层矛盾,这对中国以及世界经济的发展均有一定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本项研究以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进程为主线,选择运用现代西方经济学与当今本土经济学相关理论,采用实证分析、规范分析、比较分析等手法,在充分吸收国内外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有益思想的基础上,重点系统的解释人民币区域化的现状、程度、原因、动力机制和抑制因素等理论性问题,并对其发展趋势及因应策略等方面进行总体探析。全文由六个部分组成,其结构和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由论文选题的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方法和逻辑框架等内容组成。 　　第二部分为第一章,是本文研究的基础性理论阐述篇。以人民币区域化的实际特点为基础,界定本文涉及到的人民币区域化相关概念和层次关系。为了进一步明确研究的理论范示,从纯理论角度阐述一些关键性的西方货币理论,介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矛盾论的重要借鉴部分,并对现行国际货币的演进过程进行评析。 　　第三部分为第二章,是属实证分析篇。参考大量的相关研究资料和数据,对人民币区域化现状进行比较全面的分析,包括其历史过程、空间分布特点、不同表现形式、接受区域内的流通数量等方面详细分类和比较,最终以最适度货币区标准模型和相关数量预测为依据,对人民币的现实区域化水平进行测度和评价。目前,区域内还未满足最适度货币区条件,人民币空间分布和不同地区之间的通货功能差性明显,人民币国际度指数很低,尚处于区域化初期的起步阶段。 　　第四部分为第三章,是正文重要内容部分,对人民币区域化原因的理论与实证分析篇。人民币越出国境并成为区域性货币是由其作为货币的本质所决定,人民币区域化现象的产生是以国内经济动力、周边经济动力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贸合作为动力机制的。 　　第五部分为第四章,对人民币区域化的国内与国际抑制因素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也是正文重点部分。人民币区域化面临着国内和国际抑制因素的制约,其中,国内抑制包括中国远没有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外主力军企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非主干性地位与自身发展的内外部制约、集权开放型经济特殊矛盾影响、假冒伪劣品对国际经济信用的损害等因素;国际抑制则包括美欧抵制与两岸关系的缺乏稳定性、东亚货币合作的障碍、日元制衡、周边国家预制行为、跨境地下经济与周边市场上的黑市交易等因素。在这一章里,重点运用中国经济理论、制度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理论,对人民币区域化的抑制问题进行较全面、深入和系统的解释。尤其以中国经济矛盾论的系统分析方法,对国内地下经济存在的制度基础和其对人民币区域化的抑制作用展开归纳分析。随后,灵活运用经济哲学、货币哲学、社会学等理论,对人民币区域化抑制所导致的经济问题、货币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等进行深入探析。 　　第六部分为第五章,是宏观预测与对策篇。从国内经济发展预期、东亚货币合作趋向及国际金融环境分析,人民币区域化是个长期的必然趋势。我们应以加快经济发展促进人民币的区域化,抓住有利时机深化改革开放,其中,加强金融监管和提高政策协调灵活度是当务之急、事不宜迟。 　　总之,研究方法上的突破是本文最突出的创新之处。选择研究视角独特,研究重点与其他相关研究成果有所不同,这也是本项研究中的重要创新点。人民币区域化是一个较为复杂而艰难的问题,对其研究难点的克服本身就是一个创新探索的过程,文中得出的相关学术观点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我国远洋渔业生态经济效益研究

在人类社会发展越来越依赖自然资源的今天，远洋渔业作为开发利用自然生物资源的行业，应该更多地关注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远洋渔业的效益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即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是企业生存的根本，是产业发展的驱动力。在资源和市场良好形势下，远洋渔业一般都能带来不小的经济收益。从经济和产业性质来看，海洋渔业是海洋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远洋渔业是我国渔业中最为现代化和高度技术密集的产业，是我国现代渔业的重要标志性产业。生态效益主要是指利用公海或国际水域的、丰富的自然资源，减少对我国近海资源的压力，提高我国可利用的资源总量。而社会效益包括创造劳动就业岗位，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配合我国的外交战略目标，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等。尤其应该重视的是：远洋渔业作为一个实践“走出去”战略的产业，承担着更多的义务和责任。发展远洋渔业的重要性除了发挥大渔业外交，在处理国际问题时发挥特殊的作用和有效的补充外，还体现在维护我国应得的海洋权益，参与对全球海洋生物资源利用和养护，为我国经济发展和食物安全供应提供必要的保障。 　　本文对远洋渔业生态经济效益的研究主要是从远洋渔业行为所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以及利用生态系统所带来的间接经济效益这两方面开展。经济是产业发展的驱动力，在分析远洋渔业的经济效益时，除了传统地关注企业直接的经济收益，还可以从生态足迹和生物营养等角度进行分析研究，认识了解远洋渔业对我国的资源贡献，包括远洋渔业对境外资源的利用所产生的相对经济效益。从而对远洋渔业这一产业所产生的效益和贡献给以更客观全面的评价。 　　本文在分析国内外远洋渔业历史和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从产业链的角度，概括远洋渔业产业的特征。然后以中水集团为例，对我国远洋渔业的经济效益进行研究分析，找出影响远洋渔业经济效益的敏感因素。接着通过生态足迹和生物营养的理论对远洋渔业的生态经济效益进行折算。最后对我国远洋渔业的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由第一章和第二章组成。第一章是引言，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研究方法和内容等；第二章归纳论文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题部分，含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第三章介绍了远洋渔业的历史、现状和产业特征，第四章是以中水集团为例，分析了远洋渔业的经济效益情况和敏感性分析的应用。在第五章，应用生态足迹和生物营养的理论，对远洋渔业和水产养殖所产生的生态足迹，以及和畜牧业等其他动物蛋白质供应产业的生态效益进行折算对比。第三部分是文章的总结部分，第六章为建议及讨论。针对前面的分析，对远洋渔业的发展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最后对论文的研究成果、不足之处进行了总结，并对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做了展望。
油价风波下的我国油服企业竞争力评价研究--以中海油服为例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油田服务业的国内市场得以逐步形成和完善。与此同时,“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为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和中海油三大国有石油公司的油田服务业实现跨国经营开创了有利条件。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油田服务业经历了有别于国外同行业发展主流的、特有的成长过程,拥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本文从世界油价风波的视角入手,借鉴国内外关于国际石油市场价格分析的相关成果,分析了世界油价波动的影响因素,并采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对影响因素与石油价格波动的关系做了定量分析,判断出各因素和国际油价波动的关联度。 　　然后,在借鉴SWOT理论分析范式的基础上,收集了较多的行业资料,以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为例,从定性角度分析了当前国内油服公司的竞争状况,并相应地提出了其SO、WO、ST和WT发展战略。 　　在此基础上,采用德尔菲法,经分析筛选形成油田服务企业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系统地分析论证了决定油田服务业发展的六个因素,即“经营能力”、“盈利能力”、“要素流动”、“市场机制”、“E&P需求”和“战略与文化”,并构建了相应的量化指标。通过选取国内外油田服务业中有代表性的企业形成数据采集的标准样本,运用层次分析法进行建模,完成了模型特征参数的赋值。通过定量分析,从多角度评价了国内油服企业现有的竞争力。 　　通过分析,本文认为就国际行业市场而言,我国油田服务企业的整体竞争力还较弱。在此基础上,从技术驱动、成本管理、人才培养等角度对国内油服企业提出了一些可能有效的发展建议。
当前国有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对策研究

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定不移地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更加积极稳妥地实施“走出去”战略,在对外开放中不断提高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面对新形势,国有企业要根据新形势新情况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着力解决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国有企业既要把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不折不扣落实到位,又要不断深化改革,加强抗风险能力。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随着国际经济形势深刻的变化,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也面临新的挑战。为使国有企业中的思想政治工作者明确自身使命,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已成为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一种自觉需要,笔者认为对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问题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首先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特征与作用进行了分析,根据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指出其地位和作用:第一,加强职工教育,优化内部环境；第二,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改革步伐；第三,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第四,化解企业矛盾,构建和谐企业。 　　其次,分析了新形势下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现状与问题,针对国有企业职工理想信念淡化、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落后、政工人员素质不适应新形势要求,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缺乏针对性以及创新性等问题,本文从理论上并结合自己的研究,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对策。 　　本文的重点是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对策研究,笔者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对策以利于提高当前国有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水平,包括:充分发挥党组织队伍的作用,提高政工人员自身素质,以人为本、注重人文关怀,加强企业文化的创建,注重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其中,对加强国有企业文化建设的探讨,更是本文的创新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落到实处,让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成为推动国有企业发展的有力保障。
对外开放中战略贸易行动贸易效应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中国已俨然成为贸易大国。但贸易大国不等于贸易强国,我国在对外贸易发展中仍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出口产品附加值低、国际竞争力不足,外贸市场发展不平衡,外贸商品结构不合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滞后、外贸管理体制不完善等。针对出现的问题我国推动实施了一系列战略贸易行动,战略贸易行动是指一国在一个较长历史时期内,有关对外贸易发展的全局性决策和长期规划,通常是为实现某一长期的特定贸易目标而制定,主要包括进出口商品战略、市场多元化战略、以质取胜战略、科技兴贸战略、“引进来”战略、“大经贸”战略、“走出去”战略和自由贸易区战略等。 　　本文在横向和纵向上对上述战略贸易行动进行系统梳理,运用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分别对战略贸易行动实施的总体贸易效应和具体贸易效应进行分析,进而对战略贸易行动做出综合评价,并在此基础上为我国新时期开放经济体系下战略贸易政策体系的构建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建议。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对战略贸易行动总体贸易效应进行分析,着重分析了贸易增长、贸易结构变化和投资扩大效应,得出其总体积极效应体现在,贸易规模增大,出口商品国际竞争力提高,贸易结构逐步优化,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的规模和质量不断提升;其问题体现在较高的外贸依存度使我国经济面临巨大风险,出口市场的区域结构仍较为集中,出口商品结构虽有改善但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仍处于较低阶段。 　　其次将战略贸易行动按目标重点的不同分为出口相关、进口相关以及促进外贸体制改革和经贸开放的战略贸易行动三个部分,分别对这三个部分的总体贸易效应和其中典型战略贸易行动的具体贸易效应进行分析,得出战略贸易行动对我国贸易和经贸体制的发展产生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其中科技兴贸战略的实施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和出口贸易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推动效应,但由于对不同科技领域和产业的推动作用不同也出现了高技术产品出口集中度较高,出口市场不平衡等问题;进口商品战略的实施带来了进口商品结构变动效应,得出短期内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推动作用但长期内效应为负,而资源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较为明显的长期促进效应;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实施带来了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等静态贸易效应,同时还产生了积极的动态效应,比如规模经济效应、产业内分工和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和投资扩大效应。 　　最后在对战略贸易行动实施过程中产生的积极效应和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开放经济体系下战略贸易政策体系的构想,通过协调国内经济政策和贸易政策,将促进外贸发展与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政策体系中,提出了构建该政策体系的四个层次,第一层是确定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基础上的“兼容”战略作为指导战略;第二层是制定配套战略贸易行动,第三层是在每一项战略贸易行动框架下,制定相关贸易政策;第四层是建立政策体系评估和预警机制。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的战略贸易行动对我国经贸发展产生了积极的贸易效应,解决了不同时期贸易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进入新世纪,要促进对外经贸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在原有战略贸易行动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经贸发展形势,将我国的战略贸易行动和贸易政策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政策框架下,通过加强各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形成强大的政策合力,为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
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立法模式研究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一种政府或国家保险,它是资本输出国政府保护本国海外投资者的法律制度。这一制度的含义是海外投资者将政治风险作为保险事由,向其本国的投资保险机构申请保险,订立保险合同,由承保机构承担政治风险的保险责任。当承保的事故发生,被保险的海外投资者蒙受损失时,由承保机构按照保险契约及本国有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补偿,保险机构补偿投资者的损失之后,可向东道国行使代位求偿权。这时原本的保险契约关系从国内法层面上升到国际法层面,单纯的投资关系转化成为复杂的国际政治关系。投资者母国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主要动机,是想通过对本国海外私人投资的政治风险提供法律保证,以达到促进本国私人向海外进行投资、增强本国投资者在国际上的竞争地位的目的。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始创于1948年的美国,而后德国、日本、加拿大等国纷纷建立了该制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他们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已经非常完善;目前,我国的海外直接投资正呈现急速发展的趋势,而我国对海外投资的法律保护却没有形成完备而有效的制度,2001年,我国注册成立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为我国海外投资者开展了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由此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建立正逐渐进入正轨。但是,目前我国仍然没有一部统一的海外投资法,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并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有许多方面亟待改进。此外,海外投资保险的实践也不能充分保护我国的海外投资,因此我国在立足于本国国情的情况下,有必要借鉴各国立法的理论与实践,建立自己的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就势在必行。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相关立法是促进与保护海外投资法律制度中的核心。虽然我国已有一些专家、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和探讨,但目前对怎样完善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却依旧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本文通过一系列的分析,围绕我国海外投资保险的立法完善进行了论述,希望这些建议可以为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完善提供一点参考。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首先介绍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概念、特征以及其与一般财产保险制度的区别;第二章对最具有代表性的美、日、德三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进行了比较分析,分别从美、日、德三国的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关系的主体、保险内容及其三国海外投资保险费、保险期间和保险金进行了比较,尤其对其中三国的立法模式进行了重点分析;在此基础上,第三章讨论分析了我国海外投资发展现状,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必要性,以及目前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第四章着重论述了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法律模式的选择以及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即要遵循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坚守经济主权原则,在构建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过程中促进全球合作原则,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实现公平互利原则。我国可以结合双边和单边投资保险制度的各自特点,来建立一种混合型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即采用以双边投资保险为主、单边投资保险为辅的模式。主要是保险机构的设置、投保条件、承保范围、保险费率、保险金额、代位求偿权等方面的法律构想,希望对完善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立法提供一点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