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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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两国展览产业差异的比较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展览产业在我国迅速发展,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展览产业作为一个窗口,为供需双方提供一个开放、直接、高效的交流平台,在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引导国际先进技术“走进来”、帮助我国民族品牌“走出去”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显著提升。除我国政府及行业协会主导的展会之外,外资及民营企业举办的展览会在展览创意及展览规模上也紧追其后,在整个展览市场中占据越来越多的份额。目前我国的展览会展览范围已经基本涵盖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各个方面。 　　然而,我围展览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遇到的种种障碍也是我们不应该回避的。诸如展览业缺乏同一管理、没有明确的市场准入标准、展览会品牌建设相对落后、展览会组织机构服务意识不强、地方政府为政绩形象盲目修建展览场馆造成展览场馆相对过剩、缺乏展览专业人才培养经验等问题也已经越来越影响我国展览业的健康发展。 　　本文结合我国展览产业的实际发展状况,以德国这个目前世界第一展览强国为对比,从两国展览产业在产业格局、政府政策、软硬件条件等全方面的差异中分析了我国展览产业存在的问题,剖析了展览产业发展阻力的成因。同时也借鉴德国展览产业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展览产业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我国银行在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中的作用

随着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我国政府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鼓励有条件、有能力的企业在海外开拓市场。但是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由于境内外市场相对隔离,金融环境与经营环境存在较大差异,企业在跨国发展中面临着资金管理、融资需求、高层金融解决方案等金融需求,但因为自身能力和外界环境,如:我国的金融扶持政策和东道国的金融环境等方面的限制,使得企业面临着严峻的金融障碍。于是迫切需要既熟悉国内业务运作、又具有海外金融服务经验的银行助其一臂之力,并在境外融资、跨境资金管理、降低经营成本等方面提供支持。对企业来说,“走出去”后,迫切需要银行“跟出去”。但我国银行因为国际化程度不高以及对于企业的跨国经营并没有提供完善的有针对性的服务,这使得银行不能很好的跟进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本文试图在这一现实背景下,结合企业跨国经营中所面临的金融障碍和我国银行业的服务现状,主要从银行跟随情况、自身服务能力以及我国政策性银行支持力度等几个方面,分析我国银行在企业跨国经营方面服务能力的不足。最终,结合国外的成功经验,对我国银行服务企业跨国经营方面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新形势下对台传播中的大陆形象研究——以电视媒体为例

由于历史和政治等因素，两岸在近60年的隔绝对峙中，不仅造成两岸信息交流的中断，更造成台湾同胞对大陆认知的缺失。在两岸关系进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时，我们的对台宣传却显得步履蹒跚，跟不上两岸发展的步伐。我们强烈感受到转变传播方式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对台传播的目标就是要尽可能的改变台湾民众对大陆的态度与行为，创造于两岸和平统一有利的舆论环境。祖国大陆应抓住时机着力塑造独具魅力的大陆形象，尽可能消除两岸制度和文化上的差异，增强台湾民众对祖国大陆的认同感和对国家民族的归属感。 　　大陆形象深受两岸政治关系的影响，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就目前来看，对台传播中大陆形象的塑造存在许多不足，导致不足的原因既有自身的，也有来自台湾方面的。在对台传播中如何提升大陆形象，以便更好的配合当前的对台政策？首先应该看到新形势下对台传播的变化；其次对大陆形象进行准确的定位；再则加强两岸电视媒体的合作，有效减少误解。电视既是两岸民众交流最直接的媒介工具，也是宣传大陆形象最直观的媒介，充分发挥电视媒体的优势，让大陆电视媒体真正走出去，将一个真实的祖国大陆展现在台湾民众的眼前，为两岸早日实现和平统一营造更和谐的氛围。
腾飞集团管理控制研究

当今世界,企业集团对一国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的调整、国际竞争力的形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比如军工、航天航空、交通运输、电力、煤炭、石油石化等行业,这些行业的技术创新和“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则主要靠国有控股企业集团。 　　这是因为以盈利为目的的私营企业不愿介入投资大、回收慢、风险大的交通运输、通讯和其他基本公用设施,而能源供应,则是国家要掌控的国民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源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不能忽视。 　　本文通过回顾国内外关于母子公司管理控制理论研究成果,对腾飞集团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模式和手段进行了系统分析和诊断,发现和揭示了腾飞集团在管理控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对影响腾飞集团管理控制的内外部环境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结合问卷调查和访谈意见,提出了与腾飞集团发展战略相匹配的管理控制模式和手段选择建议,并从母公司职能定位、管理模式的选择、管理控制系统的优化等方面提出了完善腾飞集团管理控制系统的具体措施。 　　本研究有两个主要工作:一是作者通过实证调研,比照相关理论体系得出腾飞投资集团母子公司管理控制现状为相对单一的行政管理型控制模式,控制手段运用缺乏科学合理性；二是针对腾飞集团管理控制现状,提出了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管理控制系统优化措施,保证了研究成果的现实应用价值。
企业对外宣传英译的有意识误译——从目的论视角探析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国内企业顺利走入国际市场离不开企业对外宣传。对企业而言,自身的对外宣传犹如一座桥梁,向国外合作伙伴提供中国企业信息的同时,也帮助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成功的对外宣传有助于推广企业产品、营造良好的企业形象、提高企业竞争力、帮助企业占领国际市场。鉴于对外宣传的重要性,企业越发关注自身对外宣传翻译活动的开展。在肯定国内企业对外宣传取得非凡成就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中的问题。问题的出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客观方面,英汉两种语言在语言、文化、心理、审美、企业对外宣传文体规范等方面存在差异；主观方面,部分译者专业素养有待提高。本文总结了国内外企业对外宣传特点,认为企业对外宣传除了推广企业信息之外,还肩负诱导消费者购买企业产品的重任。由于企业对外宣传的特殊性,强调译文“忠实”与原文或与原文实现“等值”的传统翻译理论已无法适应企业对外宣传的需求,这决定了必须得有更为合适的翻译理论来指导对外宣传翻译活动的开展。 　　本文回顾了德国功能学派的发展历程,并介绍了目的论的相关原则。目的论是功能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认为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活动。译者在翻译时应从目的语读者角度出发,根据预期目的来决定翻译策略,无需过分拘泥于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忠实”和“等值”。目的论为“有意识误译”提供了理论基础,并证明了“有意识误译”的合理性。“有意识误译”区别于译者由于专业素养不高而造成的“无意识误译”。译者以读者为中心有意识进行改写,体现了译者良好的翻译水平。 　　由于汉英两者在语言、文化、思维模式、审美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对外宣传翻译活动难以实现完全对等。鉴于此,译者在目的论的指导下,提出对外宣传应该进行有意识误译。笔者提出进行有意识误译时应遵循四项策略:即提取产品必要信息、符合目的语消费者的文化特征、符合目的语消费者的心理特点、建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有意识误译使对外宣传在语言和文化上都符合目的语标准,在达到源语既定目标的同时,也帮助企业实现拓展国际市场的目的。
我国企业应对反倾销的会计证据问题研究

中国是目前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这已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发展的一大障碍。运用会计证据举证和抗辩是国际反倾销应诉中最重要的法律武器。研究反倾销调查中的会计证据问题,提供有力的会计证据,对我国企业积极应对调查,提高胜诉率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采用规范研究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先,分析了国内外反倾销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对反倾销会计证据进行了界定,并对其在反倾销应诉中的功能进行了研究；其次,在对欧盟和美国反倾销调查问卷中对会计证据需求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我国在应对反倾销过程中会计证据供给存在的问题,并对其因为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建立我国企业反倾销会计证据有效供给的外部支持体系和内部保障体系的设想。最后,基于反倾销调查的程序,对应诉过程中使用会计证据进行维权的具体策略进行了理论研究,并用中国企业应诉欧盟对进口塑料袋反倾销案进行了实证研究,印证与运用上述理论。
企业技术寻求型FDI的区位选择研究

近年来,跨国公司不断扩大R&D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与优化配置,技术寻求型:FDI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企业对接跨国公司R&D资源、提升自身技术水平的有效途径。本文主要研究了我国技术寻求型企业FDI的区位选择问题。 　　本文认为我国企业技术寻求型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主要体现在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科学研究环境、人力资本和产业集聚四个方面。基于我国企业1996年至2005年向13个发达国家实施技术寻求型FDI的面板数据,实证结果表明:东道国的人均GDP、千人专利数、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制成品出口额的比重、FDI前期累积量这四个变量是我国制造企业技术寻求型FDI区位选择的显著影响因素;而研发占GNP比重、每百万人中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量、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制造业总产值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通过对我国企业技术寻求型FDI的现状进行归纳总结,本文在区位选择方面提出了以下建议:政府部门要鼓励支持更多的企业走出去寻求技术,从而提高整个产业的技术水平;企业自身要有很强的风险意识,做好规划,注意知识产权的保护,要关注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科学研究环境和相关产业集群,从而最大程度地获得技术外溢效应。
O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实证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新的跨国投资浪潮正蓬勃兴起。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际化水平和对外开放的战略层次在不断的提高。为推动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全面发展,坚持“走出去”方针的同时,必须兼顾国内的产业发展,实现良性的对外投资格局,以求对外直接投资能对优化产业结构起到作用。 　　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国际间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其矛盾的运动和变化趋势,无论是从国际经济还是区域经济两个层面来讲,都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深层次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及其变动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不仅是由国际产业转移的宏观背景决定的,更重要的是由目前中国体制转轨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纵观中国经济的转轨轨迹,高经济增长率与高结构变动率并存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转轨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实现发展上的工业化目标,即完成从传统经济向现代工业化社会经济的历史转变。而在这一转变中,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极为特殊和深刻的联系。因此,从产业结构视角审视对外直接投资的客观作用与内在联系,对于国际新形式下我国改善对外投资的效率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因此,把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联系起来,是本文的一个尝试。在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状况、产业布局的基础上,探讨了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技术寻求型、资金寻求型以及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优化产业结构的机制,并在本文的第四部分利用实证加以分析,利用数据说话,阐述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在实证的基础上,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带来的产业结构效应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并提出了我国的产业选择建议。
境外直接投资法律制度研究

境外直接投资是指资本输出国(又称母国)的投资者在境外直接经营企业，并对境外企业经营管理享有较大控制权的投资活动，具体指母国的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以及自然人将其资金、实物、工业产权等投放到境外，依外国法在当地设立企业或收购当地企业，进行生产经营并取得管理控制权的一种资本输出活动。境外直接投资具有如下特征：投资行为跨越国界，投资者对企业有控制权，投资主体是私人，投资活动受到投资者母国和东道国的双重管辖，调整投资的规范的目的和内容包括管理、促进或保护其境外直接投资三个方面。 　　我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大致经历了国际化经营的尝试性阶段、国际化经营管理框架形成并强化的阶段和国际化经营迅速发展阶段。近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境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增长态势有所放缓，但这只是暂时的。 　　境外直接投资法是为规范和保障国家调节境外投资行为而制定的法律，其产生缘于国家对境外投资行为调节职能的发达。现阶段国际直接投资市场上，调节机制已呈现“三元化’’的格局：市场调节、国家调节和国际调节。这三种调节相互配合，综合发挥调节功能。其中的国家调节在法律渊源上表现为境外直接投资国内法规范，国际调节则表现为境外直接投资的国际法规范。国际调节是对各国的国家调节的再调节。各国的国家调节需要接受国际调节，并尽可能同它保持一致。 　　事物的本质属性决定事物体系的格局和大小。尽管我国有关境外直接投资的规定仍分散在一些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之中，但从其调整的目的和内容看，无非体现在促进、管理和保护三个方面：一是境外直接投资促进法律制度；二是境外直接投资管理法律制度；三是境外直接投资保护法律制度。这一“三分法”的观点也得到国内一些学者的间接认同。“三分法观点的确立，为境外投资法律制度体系的完善，奠定了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如果我们在立法时，能遵循这一科学的“三分法”思路，境外投资法律制度各单行法之间的矛盾冲突、不配套、混乱等现象由此可望得到有效的解决。 　　作为经济法一个部门的境外直接投资法，必然要遵循我国经济法立法的价值取向：效率、公平和社会本位，同时兼顾国际社会利益。但是，境外直接投资法有其特殊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的特殊性是由境外直接投资法在经济法体系中的特殊本质决定的。根据境外直接投资法在经济法体系中调整对象和功能分工，以及国际投资市场特有的政治风险和商业风险，境外直接投资法需要重点考虑投资活动的安全以消除投资者的顾虑。所以，境外直接投资法律制度应以安全和效率为自己的法律价值。 　　我国境外投资立法的宗旨和任务应该是有利于经济结构和运行协调、稳定和发展。作为经济法的一个重要部门，境外直接投资法有其特有的调整对象和功能，故其立法活动除了要体现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维护社会经济总体效益，兼顾各方利益外，也应体现其特有的原则：国际化原则。境外投资立法模式应采用先单行法后基本法，基本法与单行法相配套，国内法规范与国际法规范相协调发展的立法模式。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家在境外直接投资法律制度建设上的一些成功实践经验和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当前境外直接投资促进法律制度仍然存在不少的问题。应结合国际惯例，特别是WTO规则，通过建立亏损税收减免、税收抵免、税收饶让、允许有条件的延期纳税、给予中小企业特别税收优惠、建立海外投资准备金制度，完善税收法律制度。通过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扩大提供信贷的金融机构及其业务范围，建立境外直接投资基金，完善金融扶持法律制度。通过发挥政府有关部门的特殊优势，设立专门的机构，建立信息化平台，完善技术援助和信息服务法律制度。从而真正发挥上述各项制度促进境外直接投资发展的作用。 　　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管理法律制度大概经历了：制度起步、制度形成并强化、制度逐步完善三个阶段。我国境外投资管理法律制度存在“重事前审批，轻事后监理”的现象。因此，今后在立法导向上，应做到审批和管理并重。通过建立投资单位和主管财务机关之间的协调配合机制，发挥驻外经济商务参赞处(室)的监管优势，组建境外直接投资管理委员会，建立境外投资报告制度，强化对境外投资中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监管和民营企业投资行为不规范的监管。 　　境外投资保护产生于投资者在境外可能面临各种风险(包括政治风险和商业风险)和安全威胁的需要。当前我国己初步建立起了境外直接投资法律保护制度(如境外投资保证、境外商务投诉服务、境外企业机构与人员安全保护、国际保护等)，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境外保险制度的投保人的范围不合理、投保审批制度缺少国家调节、代位权实现难，国际法律保护的力度有限。因此，应该重点完善我国的境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加强外交保护及运用好国际法保护。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是推进经济活动全球化的重要力量,我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它是作为参与国际分工与增强综合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从起步阶段开始直到现在,虽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涵盖的国家和地区范围不断扩大,但从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的结构和布局来看,区位选择的特点仍有不断加剧的趋势。 　　论文针对国际直接投资在全球范围内的区域分布不均衡的现状展开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的研究。在对国内外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行科学界定的基础上,对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别选择的规律趋势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进而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进行了评析。通过研究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这一基础之上,论文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把一些变量进一步抽象从而建立“回归模型”,从宏观角度进一步对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选取与我国具有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的16个国家为面板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把东道国工人平均工资,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东道国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两国贸易量的大小,东道国外贸依存度,东道国的技术水平,东道国国家类型变量纳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的相关关系,揭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得规律,最后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两国贸易量的大小、东道国外贸依存度是中国对外投资区位选择重点考察的因素。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过程中,一般会优先考虑与中国投资贸易量大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市场规模和劳动力成本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影响力并不大；中国企业会选择在文化相似的国家,主要是对中国相邻或相近的亚洲国家(地区)投资。 　　从宏观层面上看,我国现在仍处于发展中国家,处于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和变迁的特定阶段；从企业发展战略层面上看,我国在海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规模小、经营管理经验不足、技术创新能力有待提高。因此,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发展战略时应该结合投资国、东道国和跨国企业本身这几个方面来考虑,做到有重点、有步骤、有层次地选择投资地区。
内地与香港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比较及启示

自改革开放以来,香港就是内地重要的贸易合作方,并为内地企业的上市融资和“走出去”作出了卓越贡献。随着服务贸易自由化,二者的经贸融合趋势进一步拓展到服务贸易,双方不断通过一系列政策加强合作与交流,以现代服务业为基础的金融服务贸易也必然融入香港对内地的经贸渗透,合作前景广阔,意义深远。本文采用时序数据,利用金融服务贸易统计制度的特点及以往研究的成果和不足,分别从金融服务贸易份额、Tc指数、RCA指数、产业内贸易指数、NRCA指数、金融服务贸易开放度、外资金融机构的资产和营业收入状况、以及外资金融机构的数量和市场结构等方面,对内地与香港跨境交付和商业存在模式下的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进行比较分析。 　　研究发现,内地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两种模式下均落后于香港,短期内这种局面难以扭转,但是这也意味着内地金融服务贸易拥有潜在发展空间。其中保险服务贸易竞争劣势成为内地金融服务贸易逆差劣势的主要来源,而香港的保险服务贸易存在较小逆差且竞争力呈现下滑趋势,特别是人身险业务市场,面临外资保险机构的激烈竞争；而银行及其他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香港拥有很强的竞争力。入世过渡期结束后两地金融服务贸易面临的外部挑战加大,一方面,内地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水平低下的状况亟待改善,以应对全面开放的金融服务业带来的冲击和挑战,使外资金融机构的加入朝着更有利于内地金融服务业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形势下,金融机构唇齿相依,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也要求香港时刻防范风险,以保持竞争优势和巩固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基于竞争力理论,本文对内地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本文得出积极发展两地金融体系互助和互动关系,积极培育内地金融服务贸易竞争优势要素,以提高我国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启示和建议。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外溢效应研究

在科技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跨国企业基于竞争而引致的R&D资源全球转移对发展中国家获取高新技术、实现国内产业升级,产生了巨大推动的作用。许多发展中国家企业也积极地开展技术获取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以期改变国内生产方式,提升技术水平。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获取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是国际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比较新的论题,也是我国企业“走出去”各种效应当中最值得关注的效应之一。本文首先从理论方面分析了我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和动机,并截选我国1985-2007年对10个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数据,实证检验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所获取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得出结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提高国内生产率的有效方式。 　　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阐述国内外已有的关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方面的文献,主要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和是否获取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两方面进行阐述；第二章分析了我国对外投资的现状及其特点,分别从投资区域、投资主体、投资方式和投资产业进行分析,进而总结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越来越趋向于获取逆向技术外溢效应；第三章主要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获取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所具备的条件,以及我国对外投资获取溢出效应的途径,从而分析得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获取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尚且存在的问题；第四章借鉴L—P、C—H模型,运用模型对我国1985—2007年对外直接投资10个主要目的国进行国别效应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因而,得出结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高新技术促进国内产业升级的作用已经显现；第五章结合第四章实证检验结果,提出促进我国对外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政策建议；第六章提出了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和以待研究的问题。
中外电影产业全球化政策比较研究

经济的全球化使得国际竞争越演越烈，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之后，随着电影市场的开放，人们可以感受到来自美国、英国、法国、韩国、日本等国家的激烈竞争。这篇文章通过对中外各国的电影全球化政策的详细、具体比较，探明了中国与外国在对待电影产业进行全球化竞争时制定的政策的主要区别，分析了各国电影产业全球化政策取得的效果，并从中得出了一些可以引鉴的经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些政策的比较研究是中国进入电影产业全球化竞争的基础条件，也是为推动中国政府制定更有利于我国电影产业发展的政策的前提，它对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保护本土电影产业、提高本国电影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都将具有积极意义。 　　本文首先对中国和外国一些电影产业相对发达的国家的电影全球化政策进行概述，然后从中外各国电影产业的“贸易政策”、“保护政策”、“国际合作政策”、“利用外资政策”、“‘走出去’政策”五个方面进行重点而详细地比较分析，得出中外各国电影产业对待全球化现象采取的政策的异同点。在这些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到美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已经遥遥领先，而各国政府都在电影全球化政策中体现了鼓励拓展海外电影贸易市场、对国产电影进行资金扶持和税收减免、鼓励本国与外国合拍电影、积极利用外资；鼓励积极举办和参加国际影展和电影节。但中国电影产业全球化政策中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例如没有具体制定促进本国电影产业对外贸易的措施；没有对国产电影和与外国合拍电影制定政府扶持和税收减免政策；还缺乏合理利用和促进外资进入中国电影业市场的政策和措施；还存在世界电影市场脱节的情况，“走出去”政策没有具体落实。最后从这些不足之处中，引出外国电影产业全球化政策对我国电影产业政策制定的启示和借鉴，并提出有利于中国电影产业全球化竞争的建议。
中国商业银行海外扩张研究

银行海外扩张是金融业参与世界竞争的基本前提,也是当今世界银行业发展的一个历史趋势。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各国政府对金融管制和外汇管制的放松以及采取金融自由化的政策,金融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各国商业银行相互在对方国家设立分支机构,实现组织机构的国际渗透,银行海外扩张的发展已成为金融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和内容。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商业银行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许多商业银行正在酝酿海外扩张计划,海外扩张正在悄然兴起。但是,由于中国商业银行开展海外扩张的时间不长,其海外扩张的发展与世界大银行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因此,研究中国商业银行海外扩张,揭示其规律,为其参与国际竞争提供理论和方法上的支持,是一个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经济学选题。 　　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制造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专业阐述包括银行业在内的服务业海外扩张理论,而能否将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应用于服务业学术界还存在不同观点。论文回顾了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重点回顾了邓宁早期的折衷范式及其对该理论的修正与扩展,探析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适用于服务业的原因,并以折衷范式为例就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应用于服务业跨国公司的特征进行了一般分析,然后把商业银行作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论述了折衷范式对商业银行海外扩张的解释力,并得出结论:相对于其它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该理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基于折衷范式能较好地解释商业银行海外扩张现象,本文从银行海外扩张的历史与现状出发,借鉴扩展的折衷范式,结合银行业的特点和中国的实际,重点探讨了中国商业银行海外扩张的动因、竞争优势、区位选择、方式选择和机构形式选择等问题。第一,在把商业银行当作一个独立的“经济人”的假设前提下对银行海外扩张动因进行理论模型分析,在此基础上,在折衷范式的框架下进一步分析了银行海外扩张的一般动因,即追随海外投资与贸易客户、利用经营管理诀窍、获取东道国利润机会、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等。并提出中国商业银行海外扩张既有银行海外扩张的一般动因,也有利用现有特定优势、吸收和利用当地先进技术和经营经验、为资本寻找出路等特有动因。第二,运用扩展的折衷范式,从银行自身优势和母国优势两个层面分析和构建了评价银行海外扩张竞争优势的指标体系,并运用这一指标体系对中国商业银行海外扩张竞争优势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商业银行已具备一定的海外扩张竞争优势。其中,自身优势主要有银行规模、在海外华人华侨中的信誉、银企关系及信息优势等,而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同益增强及中国政府对商业银行海外扩张的支持与鼓励则构成了中国商业银行海外扩张的母国优势。研究结果同时也表明,中国商业银行海外扩张竞争优势还存在诸多不足,特别是自身优势方面与发达国家银行相比存在较大差距,突出表现在中国商业银行管理水平较低、盈利能力不强、专业人才缺乏等方面,中国商业银行仍需“苦练内功”。第三,运用扩展的折衷范式,分析了影响银行海外扩张区位选择的因素,建立了银行海外扩张区位选择的定量分析模型,在定性与定量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中国商业银行应以港澳地区作为海外扩张的基地和窗口、将亚洲国家和地区作为重点选择区域、稳步拓展欧美发达国家市场并谨慎选择其它国家和地区。第四,从制造业跨国公司进入方式入手,结合银行业的特点,分析得出银行海外扩张主要有新设机构和跨国并购两种方式,并对这两种银行海外扩张方式的优缺点进行比较分析,同时考察了跨国银行、东道国银行及东道国政策当局三者之间就跨国银行进入东道国市场方式选择的博弈过程,建立银行海外扩张方式选择的定量分析模型,在定性与定量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商业银行应继续选择新建机构方式,并策略性地选择跨国并购方式。第五,比较分析了银行海外扩张机构形式的优缺点,从银行自身优势和东道国区位条件两个方面对影响银行海外扩张机构形式选择的因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商业银行海外扩张机构形式选择的对策。
在华外资企业外派策略研究——基于在宁跨国公司子公司的调研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业务的飞速发展,对外直接投资(FDI)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中国2008年吸收国际直接投资1080亿美元,同比增长30％,成为全球第三大FDI目的地。跨国公司的存在与发展已经对我国的经济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而目前理论界对于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发达国家的研究,而对新兴经济体的研究较为缺乏,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本文对于在华外资企业外派策略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本文以在宁跨国公司子公司为研究对象,在既定环境下,研究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经理人员外派策略制定与实施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以“跨国公司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战略定位”、“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资源与能力水平”以及“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在其生命周期中所处的发展阶段”作为三个维度,构建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经理人员外派策略模型,并辅以实证检验与案例分析进行论证,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跨国公司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战略定位对子司经理人员外派策略有着显著的影响。即当跨国公司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战略定位高时,母公司更倾向于采用子公司经理人员的外派策略;当跨国公司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战略定位低时,母公司更倾向于采用子公司经理人员的本土化策略。 　　 (2)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资源和能力水平对子公司经理人员外派策略存在显著的影响。即当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拥有丰富的资源和较高的能力水平时,母公司更倾向于采用子公司经理人员的本土化策略;当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拥有相对贫乏的资源和较低的能力水平时,母公司则倾向于对子公司采用经理人员外派策略。 　　 (3)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在其生命周期中所处的发展阶段对子公司经理人员外派策略起到显著的影响作用。即随着跨国公司子公司在海外发展年限的增加以及其在生命周期中所处发展阶段的推进,子公司经理人员中的母国外派人员及第三国人员逐渐被当地人员所替代,经理人员配置呈现出明显的本土化趋势。 　　在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以下建议,期望为到海外投资的我国跨国公司在其子公司经理人员外派策略的制定与实施方面提供一些借鉴: 　　 (1)根据跨国公司的整体战略部署制定海外子公司经理人员外派策略; 　　 (2)建立科学完善的人才选拔与培养机制; 　　 (3)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应用领域的创新。本文以跨国公司在宁子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其经理人员外派策略的制定与实施问题进行研究。以往学者们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大多选取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范围较广,区域适用性不强。目前,关于跨国公司在某一地区的子公司的人力资源战略管理与执行方面的研究很少,本研究希望能在这个方向上略尽绵薄之力。 　　 (2)研究方法的创新。从国内研究情况来看,目前关于跨国公司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多从各种二手的文献和资料入手,大都是定性研究,相关的实证研究较少。本文在以往理论成果与实证信息数据的基础上,结合问卷调查收集到的跨国公司在宁子公司相关资料,以使研究结论更为准确,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3)研究维度的创新。以往关于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研究多是在一体化一当地化的二维象限中进行的,本文试图在二维象限的基础上引入时间维度,将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人力资源战略的发展作为一个动态性的过程进行研究,对理论模型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