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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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新外贸集团战略转型的研究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改革开放程度的日益加深，我国外贸体制逐渐发生了变化，国有外贸企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本文在这种背景下对企业战略管理理论进行了阐述，并对我国外贸体制发展的现状进行了分析。作者介绍了目前广新外贸集团的发展现状，并对其在整个外部环境变化过程中所遇到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进行了论述。作者通过宏观环境PEST分析和SWOT分析，从不同角度对广新外贸集团的经营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广新外贸集团面临当前国家外贸体制的变化、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所发生的政策调整之后，不得不加快实施战略转型的进程。 　　论文通过总结相关实践经验和学术研究成果，结合广新外贸集团现阶段实际情况，提出了广新外贸集团进行战略转型可供参考借鉴的几种转型模式：实业型企业、专业服务型企业、综合型企业、跨国企业，以及实施资源性“走出去”战略等新发展思路，并对上述模式和思路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比较。 　　通过对广新外贸集团的现状分析，结合几种转型模式和相关成功案例分析，作者对广新外贸集团实施战略转型提出了建议，建议广新外贸集团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找准战略转型的定位，加快产权改革，实施资源性“走出去”战略和坚持创新。
欧盟对华反倾销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和贸易自由化的不断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税壁垒逐渐减少。反倾销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所允许的保护本国市场的合法手段，被世界各国广泛采用，以维护世界公平贸易环境，抵制不正当竞争。但同时，随着国际竞争的不断加剧，为更好地保护国内落后产业，转嫁国内经济危机，反倾销也不断成为贸易保护的工具。 　　近年来，中国与欧盟的经贸合作快速发展，欧盟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累计最大的技术引进来源地，中国则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然而，自欧盟上世纪70年代率先对中国出口商品发起反倾销至今，我国已经成为欧盟反倾销的首要目标和最大受害国。由于欧盟对华反倾销的发案频率高、涉案金额大、涉案产品数量多、最后被征收的反倾销税率高，导致了其对我国整体国际贸易形势的不良影响，也对部分出口企业和出口商品造成了严重甚至致命的打击。 　　欧盟不断对中国产品展开频繁的反倾销调查，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新的中欧贸易环境和反倾销自身的制度特点导致反倾销这一合法有效的非关税手段被欧盟广泛应用。另外，中国政府和行业协会等职能部门的功能“缺位”和中国对欧出口产品自身的诸多问题也导致反倾销诉讼被不断地发起。在实际的反倾销应诉过程中，由于“特殊市场经济地位”的制度约束，企业应诉不积极、应诉资料准备不足等原因造成最终的胜诉率低。通过对这些问题具体细致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更多、更好的应对反倾销诉讼的方法，来有效解决中欧贸易产生的摩擦。 　　本论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是引言，介绍了本文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国内外学者对本题的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的结构；第二章在介绍了倾销与反倾销的基本概念及目前欧盟对华反倾销所依据的规则基础上，通过运用大量最新的数据，论述了目前欧盟对华反倾销的现状和特点；第三章就欧盟频繁对华提起反倾销诉讼进行了内因与外因的分析，这是本文的重点；第四章从国家、行业协会和企业三个角度提出了一些有效预防和解决反倾销诉讼的对策建议。
坦桑尼亚经贸合作洽谈会项目沟通管理的应用研究

随着项目管理理论的不断发展，项目管理工具和技术不断完善，其适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除了一般的生产、基建、产品开发项目外，许多社会经济交往活动都开始引入项目管理，比如会议，实践证明，会议项目可以通过运用项目管理的思维方式和技术手段，提高组织效率、降低运营成本。 　　本文分别对会议理论、项目管理中的沟通管理理论进行了研究，找到会议项目与沟通管理的结合点，然后对坦桑尼亚经贸合作洽谈会进行案例综述与实证研究，重现了洽谈会项目的沟通管理过程，并对沟通管理的成功因素、待解决问题以及应用沟通管理后项目绩效的改善进行了研究，结论是在运用沟通管理方法后，洽谈会项目案例在三个方面改善了管理效果，包括适应了沟通范围不断扩大的需要，满足了沟通深度不断发展的需要，实现了缩短沟通决策过程的应用需要。 　　基于本案例发生在境外，且其中一个合作单位属于境外机构，因此在沟通管理过程中必须克服跨文化沟通的障碍。为此，本文总结了境外会议项目克服跨文化差别的沟通原则以及提出了“界定目标-资料准备-平等谈判-确认一致-跟踪落实”五个步骤的沟通管理模式，此模式经实践检验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为此，本研究既体现了对现实案例的重现与整理，又体现了利用会议理论与项目管理理论对案例的综合分析与评价，并形成了境外会议项目运用沟通管理可以改善管理绩效的结论，对今后类似项目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国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策略研究

中国已进入后WTO时期，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是中国企业培育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中小企业是我国企业的主体，在国民经济和产业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国内中小企业也不可避免地面临“走出去”的问题。目前我国的中小企业尚处于国际化的初步阶段，如何加快我国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的步伐是个值得关注和认真研究的问题，本文研究的目的即是探讨我国中小企业如何实施国际市场开拓问题。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跨国经营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大企业，对中小企业的关注则主要集中在中小企业在国内的发展问题上，专门研究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的还比较少。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国内市场逐渐国际化，中国中小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国际竞争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中小企业要解决的不是要不要参与国际竞争的问题，而是如何应对挑战的问题，因此关注中小企业海外开拓问题对有效的实施“走出去”开放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通过查阅了大量数据和资料，主要运用理论分析、比较分析、系统分析等综合性研究方法，对我国中小企业海外市场开拓经营策略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理论和现实探索。首先对有关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的中外理论文献进行了回顾，然后在全面分析我国中小企业海外开拓背景、发展现状及存在诸种问题的前提下，站在全球化的高度，对当前我国中小企业海外开拓的区域选择问题和进入模式方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最后针对企业面对的困境和问题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分别提出了相应措施和建议。本文的研究为相关职能部门的政策制定提供决策依据，对指导我国中小企业进行海外市场开拓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知识产权保护、吸引FDI与东道国创新——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经验分析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知识产权体系（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体系）正在逐步形成和完善。在国际贸易领域，知识产权体系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就是已经于1995年1月1日生效的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 Agreement)的签订。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无疑对于身为知识产权主要持有者的发达国家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但与此同时全球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能够得以建立的前提是它必须也可能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一般的观点认为，因为发展中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以吸引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持有者更多地将技术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因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实际上，很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参与各种知识产权保护协议，不断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无非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得到更多的技术转移，从而最终有利于本国的创新和技术进步。 　　然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发展中国家国内的负面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发展中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增加了跨国公司的市场势力，跨国公司将通过制定一个高的垄断价格来获取垄断利润。同时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也会限制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模仿行为，从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和模仿创新。很多学者都认为技术落后国通过模仿性的创新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实现技术进步。在现实当中，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将FDI作为重要的模仿创新途径。然而，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决策不仅仅考虑生产成本节约效应，还会考虑由于技术转移所带来的诸如被东道国厂商低成本模仿等负面影响。东道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便是影响跨国公司模仿风险的重要因素。基于这样的原因，东道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将直接影响到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决策，因而该策略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发展中国家“市场换技术”战略的成功与否。因此对于落后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而言，在什么时间、通过何种方式以及执行多强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是一个严峻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基于上述的研究背景，本文在梳理和回顾以往理论和经验文献的基础上，对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FDI与创新进行理论探讨和经验分析，明确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对FDI引致创新的作用机制以及该机制的各种影响因素，从而为发展中国家制定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本文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是导论部分。这一章首先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然后，阐述了研究的动因、目的以及所研究问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最后，笔者交代了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以及本文的创新和不足之处。 　　第二章着重对我国的FDI、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创新的历史发展、特点和经验事实进行了梳理和概括性的介绍。 　　第三章是理论回顾部分。理论回顾部分又分为基础理论回顾、相关研究文献回顾和理论分析框架回顾三大部分。基础理论部分主要介绍了FDI、知识产权和创新的有关的基础理论。相关研究文献回顾则着重于介绍与本文理论和经验检验密切相关的文献。理论分析框架回顾则从建模的技术角度来介绍在前人的研究当中使用最多的几种相关的分析框架。 　　第四章是理论研究部分。本文的理论研究部分通过运用南北产品周期模型、博弈模型以及博弈对比模型着重探讨了知识产权保护对FDI引致东道国创新的FDI知识溢出引致创新机制、FDI竞争引致创新机制以及FDI关联引致创新机制的影响。简而言之，理论模型表明，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可以对三种FDI引致创新机制产生重要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很可能是非线性的复杂的影响。 　　第五章是经验检验部分。经验研究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的理论研究进行经验检验，但是本文的经验检验并没有完全局限于本文的理论部分的探讨，在进行经验检验时尽可能地考虑了实际经济中存在而本文模型尚难涉及的影响因素，力求能够更真实地反映知识产权保护、FDI和东道国创新的相互关系。本文综合利用90多个国家的宏观数据、美国的海外投资数据以及中国的产业数据，从国际比较层面、我国的宏观层面和产业层面三个层面检验了知识产权保护、FDI和东道国创新的关系。简而言之，本文的经验检验结果支持了本文主要的理论推论，并且还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FDI引致创新的影响会受到东道国的发展阶段、国家特征以及引进FDI所在行业的特征的非线性的复杂影响。 　　第六章是结论和建议部分。本章首先对全文进行了概括性的总结，然后针对本文理论研究和经验检验所发现的问题并结合中国目前所处的特殊阶段和发展现状，本文尝试性的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政策建议。
巴基斯坦国家安全政策研究：1980-1992

在南亚民族国家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巴基斯坦与印度和阿富汗这两个邻国都有根本性分歧。印巴之间存在克什米尔问题，巴阿之间则有普什图斯坦问题。巴阿一直不和，两国关系在七十年代末相当紧张。就在此时发生了苏军入侵阿富汗事件。这对巴基斯坦构成巨大的安全威胁。大批难民涌入巴基斯坦，对巴构成很大压力。巴极力敦促苏联撤军，引起苏阿强烈不满。在1980年，巴在对苏阿关系上以政治-外交斗争为主。这一战略在1981年发生改变，巴与美国在当年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与此同时，政治解决阿富汗局势的努力也取得进展。在联合国秘书长特使的调停下，巴阿两国在1982年6月启动了持续近六年的日内瓦谈判。谈判进程在1983年中一度显现出极为积极的迹象，但并未取得突破。此后，日内瓦谈判长期陷入停顿，巴基斯坦与苏联的关系也持续紧张。巴阿边境持续出现越境空袭、炮击等严重事件。在阿富汗战场，苏阿与巴所支持的圣战者都加大了军事攻势。美巴合作也进一步强化。这些都令阿富汗局势进一步升级。 　　但苏巴关系也有和缓的一面，两国保持了较密切的经贸合作，苏在巴援建了一批工程，苏巴技术合作也得到深化。两国始终保持了领导人高层接触。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逐渐调整对外政策，在阿富汗问题上表现出和解态度。这又进一步促成了日内瓦谈判加速进行。1988年4月，巴阿签署了日内瓦协议。苏联在1989年初正式撤出阿富汗。随后的苏巴关系虽有冲突，但总的趋势是逐渐回归正轨 　　在苏军入侵阿富汗后，巴基斯坦立即积极谋求美国的安全保障。由于两国在援助金额、是否签署安全条约的问题上分歧严重，美巴关系在1980年并未取得突破。1981年里根政府上台后，美巴关系大幅升温。两国签署了总额达32亿美元的六年援助协定。美国向巴销售了包括F-16战机在内的大批先进武器。这些都大大改善了巴基斯坦的安全处境。美巴在巴军政权还政于民问题和核问题上长期存在分歧。巴1985年大选大大缓和了两国在巴还政于民问题上的分歧，1988年底的大选更是基本消除了这一问题。但随着阿富汗局势的缓解，两国在核问题上的分歧日渐明显。美国在苏联撤军后已不愿继续容忍巴的核开发活动，这令美巴关系日渐疏远并逐渐陷入了新的危机。 　　巴在阿富汗战争中成功维护了俾路支省局势的总体稳定，并未给苏阿以可乘之机。巴较为成功地完成了救助在巴阿富汗难民的工作。但是，大批难民滞留巴基斯坦也导致了巴西部人口结构改变，生态退化，难民与当地人在发生经济竞争等问题。在阿富汗战争期间，巴开始出现较为严重的毒品问题、武器流散问题。这些都在后来成为对巴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
CEPA下香港与内地贸易效应研究

当前，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区域贸易合作的步伐也日益加快。据统计，截止到2008年底，世界各国签署的各种区域经济合作协定己经达到300多个。近几年来，我国也顺应区域化的发展潮流，积极参与和推动区域和双边经贸合作。《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loser EconomicPartnership Arrangement，以下简称CEPA)是中国内地签署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议性质的文件。自从2003年6月签订，2004年1月1日实施以来，将近6年间，又有六个补充协议先后签订，己历经6个发展阶段。 　　本文简要回顾总结了CEPA签订和实施的过程，对CEPA实施后内地和香港贸易关系变化做了简单归纳。CPEA在短短几年内就完成了货物贸易的降税过程，实行零关税；在服务贸易多个领域实行更加开放的措施：在贸易投资便利化领域做出全面合作的安排。 　　在理论方面，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优惠贸易安排及关税同盟经典理论为基础，分析了CEPA签订前后两个市场的经济贸易关系变化过程，以及CEPA框架下可能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在实证方面，在参考前人的计量方法并适当加入新的解释变量，根据理论分析的不同角度，试图通过区内贸易比重、经典Balassa模型等重点研究CEPA实施后分别对于内地和香港的实际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最后，本文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论相结合，对CEPA的有关贸易方面的推进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中美贸易不平衡影响因素——论中美贸易顺差形成原因

中美自1979年1月1日建交以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广泛合作，硕果累累，特别是双边经济贸易发展，在三十年的交往中取得了空前的成果。根据美国商务部数据统计，中美贸易在过去的二十几年时间里取得了迅速发展，贸易总额从1979年的24.5亿上升到2007年的3867亿美元，增长了157.8倍。多年来美国一直是中国全球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而中国也于2007年跃居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中美经贸关系已经由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上升为相互依存的伙伴关系。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国际产业转移加速，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际竞争力日渐加强。中美经贸合作关系在不断加强的同时，也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中国对美长期保持贸易顺差使得美国国内民众对中国的发展普遍产生担心。受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影响，加之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理念上的不同，两国之间贸易摩擦日趋频繁。中美双边贸易失衡已成为当今中美经贸关系的热门话题。双边贸易不平衡的存在使得双方关系处于不稳定和难以长期持续的状态。本文采取统计分析与计量实证分析相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按照以下结构对中美贸易差额形成的基本原因、机制和影响进行归纳分析，并提出相关政策政策建议，从而有助于两国关系保持长久稳定的健康发展。 　　论文第二章中首先以翔实的数据资料对中美两国对外贸易及双边贸易的历史进行了简要回顾，对中美经贸发展的现状特点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随后就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几个主要原因进行了阐述。 　　在第三章中，基于中美两国国内的实际情况，以经济结构为基础考虑对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影响。明确指出，中美两国经济互补性高，一方面，美国国内的储蓄不足导致美国经常帐户总体失衡，使得美国在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关系中出现逆差的概率增高，另一方面，利用Balassa(1995)提出的显示性比较优势RCA(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指数分析，指明中国在中美双边贸易中确实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特别是在1995年以来，制造品贸易上具有显示比较优势。为进一步确认中国比较优势的性质，在RCA指数的基础上构建了两国贸易的互补性指数TCI（Drysdale1967年提出）。数据分析表明，自1992年中国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美贸易总体上具很强的互补性，这一互补性在制造品上尤其突出，而中美双方在双边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差异则造就了日趋恶化的中美贸易失衡问题。 　　第四章中主要论述和分析美国在华直接投资(FDI)对中美不平衡的影响。文中首先总结了当今国内外学者关于对外投资与贸易理论领域现有的主要研究成果、结论及争论，此后利用1993-2006年有关数据，应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格兰杰(Grander)非因果检验的计量方法分析美国对华FDI、中国对美国出口和中国从美国进口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得出结论一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和中美贸易之间存在正的密切的相关关系，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显著地促进了美国对华贸易差额，即美国对华投资对美中贸易逆差具有“引致”作用。对中国对美出口对数序列(lnexportus)与美国对华FDI对数序列(lnusfdi)进行协整检验得到的结果是，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每增加1％，将替代0.98％的美国对华出口，使得中国从美国进口量减少0.98％，与此同时，1％的美国对华投资由于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的互补效应，将使得中国向美国出口增加1.02％，促进了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增长1.02％。综合考虑两种效应，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每增长1％，将使得中美贸易差额扩大1.98％。由此说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逐年增加是造成中美贸易差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 　　第五章主要通过分析东亚主要国家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等新兴经济体在华投资对中美贸易不平衡造成的影响，深入分析了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对华的出口平台型投资及其贸易转型效应，并运用协整分析技术和格兰杰因果检验，采用规范的统计计量指标，对1992-2007年间东亚FDI与中美贸易差额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基本结论，东亚与美国之间特殊的产业分工模式（即由日本、韩国、香港、台湾、新加坡等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在中国进行“出口平台型投资”生产，然后出口到美国）而引致的贸易转移效应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对这种贸易转移效应大小估算的结果是，东亚国家在华投资企业出口占中国对美国出口总额的比重约为41％。我们进一步利用1992-2007年的年度数据，在单位根和协整检验的基础上建立了误差修正模型，进行了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具体考察了东亚主要经济体对华投资与中美贸易不平衡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表明，东亚主要经济体在华直接投资的增加对美中贸易逆差的扩大具有长期稳定的推动作用，从短期动态关系来看，东亚主要经济体在华投资的增长对美中贸易逆差增长的作用方向与长期考察是一致的，由此验证了前面的分析结果；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东亚主要经济体FDI的增长是中美贸易差额扩大的原因，说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国际分工和贸易转移亦对中美贸易产生重要影响。 　　第六章主要分析人民币汇率问题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影响。文中首先对汇率与国际贸易收支关系分析中常见的几种经济学理论进行了回顾，并对汇率的价格传递机制及产生原因进行了介绍。在列举了目前国内外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收支的实证研究成果之后，提出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测算方法，并运用不完全替代两国的模型构建研究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影响，应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和Johnsen-juselius变量协整检验方法，考察中美贸易与汇率、我国和美国实际收入之间的长期关系，得出结论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中美贸易顺差有一定影响，但决非决定因素；而国内贸易需求冲击是中美贸易收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此外美国经济运行的好坏对中美贸易收支的影响亦较大。 　　第七章主要是以引力模型为基础，将四、五、六章中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国际直接投资及贸易转移以及人民币汇率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影响予以综合考虑并做定量分析。通过扩展的引力模型考察了解释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几种观点的解释能力，得到的结论是，美国在华直接投资是解释中美贸易差额的重要变量，而贸易政策论、产业转移论和人民币汇率论也从不同角度解释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此外，随着中美两国GDP的增长，与美国相比，中国出口供给能力和进口需求能力提高得更快；随着中国GDP增长，与进口需求能力相比，中国出口供给能力提高更快。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的出口供给能力和进口需求能力的变化也是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八章根据以上章节对中美贸易不平衡影响因素的讨论，提出改善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政策建议。指出中美双方首先应对双方贸易统计不一致问题进行协商解决；继续开放中国对美服务贸易市场并纳入双边贸易统计范围；正确看待和处理中美经贸中的贸易补贴与贸易倾销问题；有效解决美国国内的低储蓄问题并减少美国对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管制；以及中国政府为应对中美贸易失横衡而应采取的种种政策措施和手段。
基于外商直接投资视角的东亚经济增长研究

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历来都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在东亚经济快速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迅速增加的背景下，本论文基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视角研究东亚经济增长，深入探讨二者之问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本论文提出了研究的核心问题——外商直接投资能否促进东亚经济增长？在这一核心问题的基础上，本论文进一步提出：如果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东亚经济增长，那么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怎样的渠道促进东亚经济增长？本论文按照如下的逻辑线路深入展开研究： 　　首先，本论文回顾了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系的相关研究文献，深入挖掘这些研究的逻辑，为本论文展开研究奠定了前提。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本论文提出了研究的核心问题以及技术路线。 　　其次，本论文分析了1985年之后东亚经济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概况，对二者增长率的周期波动进行HP滤波后发现，东亚经济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问基本上同步变化，二者密切相关。利用现代经济增长模型，即Solow模型、R&D模型与干中学模型（或者AK模型），并纳入外商直接投资这一关键因素，构建了实证模型，进一步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东亚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生产要素对东亚经济增长的决定。研究表明，物质资本、劳动力投入研发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东亚经济增长具有非常明显的正效应，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东亚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对本论文提出的核心问题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也为进一步研究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东亚经济增长的渠道奠定了前提。 　　再次，从投资形式这一角度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如何促进东亚经济增长。东亚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表现为垂直型投资还是水平型投资？就这一问题，论文借鉴JoshuaAizenman等(2001)的模型，证明了外在冲击与外商直接投资正相关，外在冲击越大，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越多，并且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表现出明显的水平型投资的特点。对东亚外商直接投资的投资形式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1985年后东亚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水平型投资特点。东亚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水平型投资特点，其内在原因是什么？以服务业为例，具有明显的水平型投资特点的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东亚经济增长具有怎样的作用？ 　　最后，从技术进步这一角度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如何促进东亚经济增长。从区域内投资的角度考察，东亚区域内投资不断加强。将外商直接投资作为生产要素考虑，利用结构关联的分析方法，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技术进步与东亚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本身带来技术进步，以此促进东亚经济的均衡增长。从外来投资的角度考察：(1)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东亚的关键性决定因素是什么？不考虑其他因素，运用信息经济学中信号传递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外资企业能够进入东亚关键在于技术水平的高低，技术水平的高低成为外资企业进入东亚向东亚国家（地区）政府传递的信号。(2)拥有先进技术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东亚技术进步具有怎样的作用？论文利用Levin和Raut(1997)的分析框架，实证检验了1985--2005年外商直接投资对东亚技术进步的作用。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通过直接效应而不是间接效应（技术外溢）促进东亚技术进步。(3)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进步对东亚经济增长又具有怎样的作用？就这一问题，论文借鉴和改进了Liu(2006)的分析框架，并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从整体上看，外商直接投资对东亚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短期正效应，技术进步对东亚经济增长也具有正效应；分别从日本、四小龙、中国和东盟四国来看，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因地区差异而有所不同。 　　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本论文也发现了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尽管外商直接投资对东亚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东亚经济增长，但相对于传统生产要素——物质资本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对东亚经济增长的作用还相对较小。因此，需要更好的利用外资，更大程度的发挥外资对东亚经济增长的作用。(2)外商直接投资对东亚经济增长的长期作用较小，说明东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看中的是短期利益，具有一定的短视性。(3)外商直接投资不是通过间接效应（技术外溢）促进东亚技术进步，说明东亚对外资的技术吸收能力不足，因而需要进一步加强技术吸收能力。(4)东亚区域内投资不断加强，但与欧盟等地区相比，区域内投资比例还相对较小。因此，东亚需要加强区域合作，共促发展。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本论文提出了3个加强利用外资促进东亚经济增长的建议，有力地结合了本论文研究的主体内容。 　　 (1)将外商直接投资在满足基本产出方面的投入的同时，更多的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当中。论文借鉴了Dipankar(1999)模型，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将外商直接投资引入到产品生产和基础设施生产函数中，分析两部门最优资本投入比和均衡增长率，指出在保持用于产品生产的资本一定的条件下，将引进的外资更多地用于基础设施的积累，有利于产出的进一步增加。 　　 (2)加强东亚人力资本的积累，增强对外资的技术吸收能力。围绕平衡增长路径这一核心内容，在基本的Solow模型和纳入人力资本的Solow模型框架下，对东道国企业技术进步函数进行重新设定，并引入外资企业与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差距、外资企业技术外溢强度函数和人力资本，分析了稳态技术进步率与平衡增长路径。分析表明，无论是按照新增长理论技术扩散的逻辑，还是按照扩展的技术进步函数的逻辑，缩小东道国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增加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强度，关键在于增强东道国的技术吸收能力，即需要加强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投资。这一结论对于东亚具有重要意义，东亚需要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增强对外资的技术吸收能力。 　　 (3)加强东亚区域合作。加强区域合作，能够促进区域发展。加强东亚区域合作，可以借鉴美加墨模式，全方位展开合作。此外，需要加快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并逐渐加强中国与东盟的双向投资。中国需要结合外商直接投资的特点，制定相应措施，发挥整体优势，积极引导并促进东盟对华投资的地区转移，即向中国的中西部地区转移。同时，中国也需要全面实施“走出去”战略，实现中国与东盟（甚至其他地区）的“共赢”。 　　在下一步的研究中，论文需要在模型构建、技术如何转移分析以及提出相关建议等方面进一步深入，更加完善本论文的现有工作。
中国近代文学观念的传承与裂变——以朱次琦、康有为、梁启超为线索

近代岭南在多灾多难的中国绝对是个开风气之先、豪杰辈出的所在,从这里走出去的一批批志士仁人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康有为、梁启超便是当之无愧的个中翘楚。 　　在晚清或近代思想研究领域,康、梁始终是个热点,仅在Cnki上,以“康有为”、“梁启超”为关键词,检索结果就分别达到四万四千三百零四和八万六千七百四十八条。这些研究基点是将康、梁置于中西文化关系和清王朝即将大厦倾啓两大语境中,集中揭示康、梁政治、学术和文学等观点。这种研究思路一个不言自明的结论就是康、梁政治、学术和文学观点生成的前提为中西文化关系和清王朝即将大厦倾啓的历史文化语境。结合晚清文化现实和康、梁的实际文化旅程来看，这个思路和结论虽有相当的合理性,却也是不充分的,这就给本文留下充分的论述空间。 　　传统研究对梁启超以下两句话要么视而不见,要么语焉不详:一是“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二是“有为既从学于朱次琦毕业,欲自创一学派,而归于经世之用。”这其中显示的是由朱次琦经康有为到梁启超的师承关系中“经世之(致)用”的传承线索。 　　朱次琦是晚清岭南学派的标志性人物之一,由于去世前“尽燔其稿”,后人难以窥探其学术观念的真实面目,对他的研究也极其薄弱,Cnki上只有区区十一条,这显然与朱次琦的“岭南大(醇)儒”身份极不相称。 　　本文首先立足朱次琦弟子简朝亮搜集整理的《朱九江先生集》、再传弟子张启煌《朱九江先生讲学记·注》和朱杰勤“斟录”的《朱九江先生谈诗》、《朱九江先生经说》,还原朱次琦学术和文学思想的本来面目:学术观念继承白沙、尊崇亭林、“兼采汉宋”、“无今学,无古学”,主张“四行五学”,所有学术观点(念)的核心素质是“经世致用”;文学观念显示出彻底的“古典性”。 　　朱次琦学术思想没有过分倾向任何学术观念或立场,故而犹如一个“母体”,潜在地蕴涵着多种可能的发展路向,朱、康、梁便是其中之一,本文揭示的正是这条线索中学术、政治,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文学观念的实际发展状况。由于文学观念绝非独立于学术和政治观念之外的孤立存在,故本题具有学术、政治和文学三个层层递进的基本层次,全篇和每一编都采用从学术、政治入,复从文学出的结构模式。论说中除了前述两大语境外,朱、康、梁的师承关系和其中的“经世致用”线索是一个重要创新点。 　　在朱次琦那罩,“经世致用”只是一种理论蕴籍,表现为学术观念既远离政治,又指向个人、指向内心,促进个体知识积累、人格完善和道德提升。此后出现以逐步“渗透”为表现形态,以“经世致用”为内核的持续“外转”过程,“渗透”路径为学术——政治——文学。与此相伴相生的是朱、康、梁身份上的“超越之旅”,即由封建士大夫,经“儒家知识分子”,到近代知识分子的转换。 　　在具体学术观点上,康有为是朱次琦的坚决反对者,但在学术和政治观念层面,“经世致用”理念却被康继承并“滥用”,推衍出“通三统”、“张三世”这类怪异的学术理论。与此相反,“经世致用”并未“自然”地“渗透”进文学观念——康有为显然没有意识到不但学术和科技领域需要“师夷长技以制夷”,文学也需要“师夷长技”。他在学术上“师夷长技”的做法与传统的“经世致用”理念相激荡,无意中产生的客观效果却撼动了传统文学观念的理论基础,这是康有为在朱、康、梁这条文学发展线索中的过渡性作用。 　　在梁启超手中,“经世致用”不但“渗透”进学术和政治,更前所未有地提出“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等理论,将“启蒙”和政治任务赋予文学。这类“革命”具有重大文学史意义:生成前无古人的“典范转移”和“文学何为”的文学观念新命题,颠覆了文学史上“古典意识”和“文以载道”、“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以及以诗文为“正统”的古典文学观念,在中国文学史上首次树立以“西方”为典范,以现世为“用”,以“小说”为正统的文学观念,这是近代文学观念的基本内核,也开启了“五四”文学运动的先河。 　　另一方面,在梁启超那个时代,文学之“美”在商业之“利”和启蒙之“用”的夹击下被消解殆尽,加之梁启超诗歌和小说观念在理论表述、创作实践上各自都存在万难调和的内在矛盾,因此,与“五四”文学相比,梁的文学观念呈现出显而易见的“未完成性”。在朱、康、梁这条线索中,建立在政治与学术基础上,在“经世致用”理念的推动下,伴随着近代知识分子的生成过程,逐步完成的是文学观念由古典到近代的转换。 　　本文目的有二:第一、还原朱次琦学术和文学观念原貌,并发掘他在中国学术和文学思想由古典到近代转换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将康、梁学术、政治和文学观念研究从传统的中西文化纠结、交织和清王朝即将大厦倾瞽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剥离出来,另行建构以师承关系和“经世致用”为线索的基本生成语境。 　　文章以1876年到1903年为主要论述时间段:前者为康有为从学朱次琦之年,后者为梁启超及其同道基本完成近代知识分子生成和文学观念由古典到近代的转换之年。
美国在华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本土化研究

人力资源本土化是美国在华跨国公司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个战略的关键是高层管理人员的本土化。本研究尝试对这个关键问题进行一次较为系统地研究和分析,包括其动因分析、发展过程分析、影响因素分析、高层本土化的人才来源分析及发展趋势分析等,旨在揭示在华跨国公司高层本土化中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以期对我国跨国公司“走出去”跨国经营有所启示和借鉴。本研究报告围绕着跨国公司高层本土化规律及相关模型展开,形成了四个方面的研究,共有八个部分,他们是: 　　第一章是“导论”。主要介绍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几个重要概念的界定、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的特色与创新。 　　第二章是“文献回顾与评述”。主要是介绍人才本土化方面有关理论和文献,使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从综述中可以看到,关于跨国公司人才本土化的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扩展,越来越引起多方面的关注和重视,各方面的专著和论文也越来越多。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跨国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本土化方面的研究还不多,也有相当的难度,从而形成了本研究的重点研究方向。这是本研究的理论背景。 　　第三章是跨国公司高层本土化的动因分析。这是第一个方面的研究,着重分析了跨国公司选择高层本土化的有关动因的背景、相关因素、变量和模型。从动因分析中也可以看到人才本土化是跨国公司在华经营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它最终是服从跨国公司的整体战略的。 　　第四章是跨国公司高层本土化的一般发展过程分析。这是第二个方面的研究,从总体上分析了在华跨国公司推进高层管理人员本土化发展、演进的基本过程及其特征,形成了“四阶段模型”。从发展阶段模型中可以看到,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世界地位的提高,在华跨国公司高层人力资源策略更趋向于国际化、全球化,而不是单纯的本土化。 　　第五章是跨国公司高层本土化的影响因素分析。这是第三个方面的研究,着重分析了为什么不同的美国公司在高层本土化过程中有不同的反映和不同特征的原因,分析了影响其差异性的不同因素,包括公司国家文化因素、公司文化传统因素及民族性因素等,尝试解读了美国跨国公司人才本土化程度比日本公司高的原因。这是上一章一般发展过程研究的延伸,在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聘任高管“路径矩阵模型”。 　　第六章是跨国公司高层本土化的人才来源分析。这是第四方面的研究,着重分析了在华美国跨国公司高层本土化的人才来源,形成了几方面人才来源的总模型和“八因素人才评价模型”。在这一章中重点分析和研究了跨国公司在高层本土化过程中大量使用香港、台湾、新加坡和留学生人才替换母公司外派的外籍高管的现象,以及这部分人才产生、成长的历史、文化、经济和制度背景情况。在这部分中,还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对比分析了内地部分人才的差异和问题。这是本研究区别于其他相关研究的一个特色。 　　第七章是“案例评述”。这部分是在前面四方面研究以后的综合案例分析,主要讨论了两个案例:一是通过比较分析肯德基的创本土化与麦当劳的逆本土化对比案例,说明跨国公司只有实行高层人才本土化,实施符合中国国情的策略,才能取得较快的发展:二是通过沃尔玛在推进高层人才本土化过程中的教训,从另一个侧面论述推进人才本土化的必要性和成效性。 　　第八章是“启示与建议”。本研究的最后一部分(结语),着重是在总结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对今后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判断,对跨国公司的经验(启示)作了归纳,并提出作者本人的一些建议,以供国家有关部门参考。
蒙中贸易关系研究

蒙古国是中国北方的重要邻国,蒙中两国的民间传统贸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蒙中经贸合作在两国关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1989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随着两国高层互访频繁,两国的传统友好、互信、平等、互利关系在各个领域都得到迅速的发展,各个部门、各个级别的交往也日益频繁,再加上双方不断地加深经济开放,制定了发展经济的优惠政策,两国的贸易不断增长,对两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中国是蒙古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和第一大投资国,更为重要的是,蒙中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两国经贸发展前景非常广阔。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蒙中两国在经贸合作上还有许多不利因素,因此,必须找出影响两国经贸合作的不利因素并加以克服,才能促使蒙中两国经贸合作有进一步的拓展,才能促使蒙中两国经济与贸易发展的共同繁荣。
中国利用海外石油资源策略研究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对石油的需求不断增加,但是国内石油产量已经无法满足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供需矛盾日益严峻,对石油进口的依赖性不断增加,同时国际油价的波动也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安全。2007年中国石油消费量达到3.66亿吨,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了46.6％,中国对海外石油资源的依赖性更加突出,中国只能加紧海外开拓步伐来满足国内如此巨额的消费量,来应对如此严峻的形势。 　　文章开始先研究石油消费与中国经济关联度、石油安全与经济安全相关度来描述石油资源的重大意义,接着阐述了中国利用海外石油资源的必要性,其次论述了贸易进口和海外投资两种主要利用海外石油资源的方式,分析了两种方式的现实状况和缺陷,并和其它石油大国进行了详细的对比。通过借鉴这些石油大国利用海外石油资源的策略,对如何更好的利用海外石油资源提供了一些战略性的思考。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我们特提出以下对策如努力实现石油来源多元化,修建石油管道,完善石油期货市场,积极开拓海外石油资源。
美国对华贸易保护成因研究——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实证检验

中美双边贸易对中美两国发展生产力、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美国对华贸易保护的问题日益突出,阻碍着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稳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现有关于美国对华贸易保护的研究大多限于对美国对华贸易争端某一种或几种形式的分析或者理论评述,对美国对华贸易保护成因的分析还不够系统,一些结论也缺乏实证数据的支持。因此,全面考察美国外贸发展和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状况,深入剖析美国对华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政策成因,对美国对华贸易保护行为与影响因素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找出美国对华贸易保护的关键成因,有助于积极主动地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减少贸易争端带来的损失,维护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 　　本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为导论部分,概述中美贸易关系的重要意义、美国对华贸易保护状况、特点及其危害,表明本文研究的动机和意义,说明全文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创新点。第二章简要回顾贸易保护主义观点的发展脉络、学者们对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和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研究文献,阐明本文的分析框架。第三章系统分析美国外贸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外贸政策的演变,从美国对外贸易发展的角度对美国对华贸易保护做出解释。第四章全面评述中美贸易的发展状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从中美经贸关系的角度对美国对华贸易保护做出解释。第五章重点分析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演变、发展特点和利益集团在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决策中的作用,考察中美政治制度差异、经济制度差异、战略冲突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影响,从政治经济体制的角度对美国对华贸易保护做出解释。第六章根据前几章的分析,提出关于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要影响因素的10个命题,建立模型考察影响美国对华贸易保护的宏观政治经济因素、产业因素,采用逐步剔除的方法找出关键因素和核心因素。第七章对全文进行总结,分析美国对华贸易保护的发展趋势,提出应对政策建议。 　　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美国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进行国际产业转移,经济增长呈现周期性波动,制造业发展慢于服务业,传统产业发展慢于高新技术产业,部分战略产业和传统产业国际竞争力下降,贸易失衡问题非常突出,导致美国对外贸易理念从自由贸易转向公平贸易,对外贸易政策从自由贸易政策转向管理贸易政策、战略贸易政策,进行贸易保护是其限制进口、扩大出口、平抑贸易逆差的重要手段。 　　第二,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化以来,中美贸易既实现了规模扩张,也实现了质量和水平的升级,商品结构逐步优化,中高技术产品逐渐成为主体,对美国相关产业特别是敏感产业形成不小的竞争压力,相关产业借助贸易保护维护自身利益的动力增强。贸易失衡、知识产权、市场开放、最惠国待遇和非市场经济地位、人民币汇率制度等问题成为美国对华贸易保护的主要理由或借口。 　　第三,中美同为政治大国和对世界经济影响越来越大的经济大国,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具有显著差异,在全球范围内存在一些战略冲突,双方发展双边经贸关系的目标不同。工商、劳工、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利益集团积极参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使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具有显著的实用性、阶段性、波动性、歧视性,这与中美政治关系不稳定的状况一起促成美国借助对华贸易及对华贸易政策遏制中国发展,迫使中国让步。 　　第四,美国对华贸易保护的成因非常复杂。最主要的经济成因是:中美经贸关系深入发展,美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下降,中国经济发展壮大,中国对美出口贸易结构升级等。最主要的政治成因是:中国崛起改变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美国利益集团的活动,中美政治关系不稳定发展等。以WTO为主的国际经济协调机制为美国对华贸易保护提供了便利。 　　第五,美国对华贸易保护将长期存在。中美经贸关系越是发展,中国经济越是发展,对美出口商品结构越是优化,美国对华贸易争端就越多发、越复杂。 　　第六,贸易保护不会影响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大局。中美经济互补性强,双边经贸关系对中美两国都非常重要,双方不会为了局部利益而破坏互利共赢的大局。 　　第七,虽然美国对华贸易保护具有必然性,中国仍可采取积极措施,避免贸易争端多发或激化。要加强对话和制度协调,建立和发展多边、双边贸易政策协调机制、贸易争端磋商机制:要大力推进比较优势和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改善进出口商品结构；要积极参与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全面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要重视做美国相关利益集团的工作,发挥其促进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抑制贸易争端多发的作用；要扩大自美进口,逐步改变中美贸易失衡状况；要建立贸易保护预警体系和应对机制,减少贸易争端及其带来的损失；要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增强抵御贸易保护风险的能力。
中国的电视节目输入与输出研究(1958—2008)

本研究历时性考察了1958年至2008年50年间中国的电视节目输入与输出的演变和发展历程。在对每个阶段的中国的电视节目输入与输出所呈现出来的趋势和特点的分析之外,还着重探讨和分析了影响电视节目输入与输出的外部因素(包括国际政治形势与外交关系、西方电视节目的全球流动状况、电视传播技术的发展及社会经济发展)和内部因素(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的政治方向和意识形态、国家电视管理部门的相关媒介政策等),同时对外因和内因的影响进行定性分析。 　　对国际电视节目流动的研究在西方传播学界开展了30多年,第一次大规模的调查是在1973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赞助、由诺登斯特恩(Nordenstreng和瓦里斯(Varis)进行的。之后在80年代和90年代还有几次跟进的调查。其中一个主要项目是在1980年代初期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大众传播研究国际协会(IAMCR)主持的“世界新闻”研究项目,该项目着重研究了国家之间的信息流的平衡和不平衡状况,同时也对电视节目的进口和出口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研究。这些研究已经把90多个国家和地区纳入研究范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专门立项对全球电视的流动进行跟踪研究,可见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性。但由于种种因为至今没有把中国纳入研究视野,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在中国的电视产业正在高速发展,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今天,对中国电视的节目输入和输出进行专门研究不仅十分必要,而且非常迫切。 　　就像许许多多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在全球范围内的电视节目流动过程中,中国直到现在也仍然还没有完全摆脱“输入大于输出”的弱势地位,电视节目的“文化贸易逆差”现象还较为严重。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这一问题也引起了包括政府和业界的关注。如何缩小中外电视节目“贸易逆差”?如何平衡电视节目国际间流通的流进与流出?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有效地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不至于受到外来文化的不良侵袭?外来电视文化如何为我所用?如何更好地以电视为媒体,把中国文化推向全世界?这些问题已经不是单一的媒介产业发展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的整个文化安全及文化发展,以及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的问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本研究力图以一种国际化视角,系统地梳理出中国的电视节目输入与输出所走过的历程,以史为鉴,总结经验和教训,以便我们能够更清醒地思考今天、面对未来。 　　电视节目的国际流动是大众媒介国际化和全球化的一个重要体现,对电视节目的国际流动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某个国家的媒介政策和媒介的变化规律,正如卡茨(Katz)和韦德尔(Wedell)所指出,“购买外国电视节目是考察某个国家电视制度的一个最重要指征”①,同时也是考察国际媒介文化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电视节目的国际流动常常与国家的政治环境、经济状况、政策规定和文化及意识形态有着紧密的联系。也就是说,国际电视节目流动的发展变化是整个媒介系统发展变化的集中反映,而媒介环境的变化又能够折射出社会发展变化的映象。因此,通过深入考察中国电视的国际节目交流的整体情况,把中国电视产业的发展变化放在一个大的国际背景下进行梳理和分析,能够让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来观察和思考中国电视所走过的道路及经验教训,这对于中国电视走向世界,以更稳健的步伐参与国际竞争有着很深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本研究将中国的电视节目输入输出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前的1958年至1978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电视的诞生就是中外交流的产物,“苏联模式”不仅催生了中国电视,而且“定性”了中国电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电视始终没有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在这个阶段,中国的电视节目国际交流就开始了,只不过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因为仅仅局限在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之中。这种状况是与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密切相关的,国际环境是共产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冷战,不管是党和国家的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的发展,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考虑绝对是放在第一位的。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以及随后而来的10年动乱,中国的大门对世界关闭了,电视台一度停播,电视节目的输入与输出也随之中断了。 　　在这一时期,电视节目的输入与输出虽然数量不多,范围有限,但是呈现出一种双向流动的关系,在性质上表现为“文化交流”的属性,交流双方还没有太多商业性的考虑。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1979—1991)。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中国敞开大门迎接世界,电视也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大量的国外电视节目进口到中国,登上中国各级电视台,成为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的一道独特风景线。同时,中国的电视台也与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国外电视机构签订了互换新闻节目的协议,一些电视片(比如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也开始输出到国外。 　　在这一时期,主要倾向表现为进口远远大于出口,在进口数量、进口渠道、进口原则、进口方式、进口节目样式等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变化,总体呈现出震荡上行的趋势。由于80年代国际国内政治气候的不稳定,因此导致电视节目的进口与播出呈现出忽上忽下、大幅度波动的境况。本研究发现,1984年、1987年和1989年及相邻年份的震荡幅度最大,这与当年的政治气候波动恰好一致,说明在80年代,政治和意识形态对电视节目的进口有着最直接的影响。 　　在这一时期,电视节目的输入与输出表现为“产品交易”的属性,交易双方已有商业性考虑。供需双方直接见面“以物易物”(以节目换广告时间)是这一阶段的主要交易形式。 　　第三个阶段是90年代(1992年-2000年)。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传播的轮廓也在急剧变化；邓小平南巡讲话,解决了80年代困扰中国的一系列意识形态争论,中国社会步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在“喉舌”和“产业”的二元定位下,电视也迎来了一次空前的大发展。在媒介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电视节目输入与输出除了通过传统的节目交易手段来实现之外,国际卫星电视的整频道覆盖和渗透使电视节目的国际交流变得更为方便和有效。同时一些大型的跨国传媒集团(比如新闻集团、维亚康姆、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等)也开始以各种方式进入中国,使得中国电视在90年代开始的国际化趋势变得愈加明显。 　　在这一时期,电视节目的输入与输出表现为“商品贸易”的属性,交易双方除了眼前的商业性考虑之外,更多的是为即将到来的新世纪而不计代价的进行战略部署。 　　第四个阶段是WTO时代(2001年-)。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入世”把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拉得更近了,如何迎接“入世”带来的各种新挑战,同时也成了新世纪前几年中国各行各业(包括传媒行业)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随着30多家境外卫星电视陆续被批准在中国合法落地,而中国的30多家卫星电视和频道也通过“交换落地”原则在世界各地落地,中国的电视节目输入与输出的渠道和手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应对跨国传媒的挑战,保护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安全”,增强国家的“软实力”,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政治高层、传媒管理部门和业界的一致考虑,广电集团化以及“走出去”工程就是对这一共同诉求的具体化。 　　在这一时期,电视节目的输入与输出表现为“国际贸易”的属性。节目生产商不一定直接与节目的使用方进行交易,而更多的是通过专门的中间商(贸易商以及各种节目交易会)来完成。交易双方除了强调商业利益外,更为注重市场份额、影响力、渗透力以及未来的收益等。而对中国来说,电视节目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其输入与输出不仅关乎产业本身的兴旺和发展,而且还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 　　通过梳理近50年来中国的电视节目输入与输出情况,本研究发现: 　　 1、从1958年中国电视诞生至21世纪初的几十年间,中外电视节目交流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单向输入到逐渐过度到双向交流的变化过程。从总的倾向上看,中国的电视节目国际流动仍然处于“流入大于流出”的状况。但是,我们也看到,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电视节目输出逐渐变成一种“自觉”的行动,这一变化不能看成是一个简单的事件,而是一个内外因素和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比如国际与国内社会政治环境的在几十年间的演进、中国的崛起及新的全球和区域力量结构的变化,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媒体改革浪潮 　　 2、总体来讲，电视节目的国际交流对中国电视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引进电视节目不只是增加了国内电视节目的数量，满足了广大电视观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开拓了视野，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作为一种“外力”促进了整个电视业的发展和产业水平的提高。 　　 3、影响电视节目输入与输出的因素有很多，除了国际传播环境、国内经济发展状况、电视产业本身的水平、电视观众的需求等之外，尤其对中国来说，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要求和政府的媒介政策是最主要的因素。这与中国对媒体的定性是一致的。在90年代以前，媒体一直被定性为党和政府的“喉舌”，直到1992年才在“喉舌”的基础上加入了“产业”属性，“喉舌”第一，“产业”第二，中国媒体就在这“二元结构”中运行。 　　 4、这种“二元结构”也决定了中国的电视节目输入输出具有双重功能：一是交流(exchange)功能，即国际文化交流，在这一层次上主要是意识形态的考虑，没有商业考虑和经济收益方面的诉求；二是交易(trade)功能，即把电视节目作为一项商品，通过市场流通和交换获得经济收益。在80年代以前，中国的电视节目输入与输出更多地体现为国际文化交流，80年代以后，电视节目的交易功能才有所体现并且逐渐加强，但是即使到90年代，甚至今天，其交流功能仍然存在。 　　 5、从总的均势上来看，中国的电视传播体系一直是对外开放的，即便在80年代改革开放之前也是这样，只是开放的深度和广度有所差异。而开放的尺度是牢牢掌握在中国政党和政府手上的，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其力量可能对此产生一定影响，但不足以对这一状况产生实质性影响。 　　 6、中国电视节目要真正“走出去”，有赖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大格局的形成。随着中国国力及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语言及中国文化在全球的推广，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力和文化资本得到提升，“中国制造”的文化产品(包括电视节目产品)才可能在世界上广泛流动。 　　 7、由此——并且综合本文接下来的研究——我们可以大胆推导出一个预见性结论；中国电视的国际化趋势不可逆转，但在这一趋势当中不会以丧失民族文化身份为代价，未来的趋势可能是一种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相互融合、和谐共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在全球化的同时，世界也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化”，这既表现在经济方面，也表现在文化方面。今天世界对中国的兴趣日渐深厚——不仅对其伟大的历史文化遗产，还对从科学、艺术到体育的各个社会生活领域的成就——就证明了这一趋势。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即将举行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还将使这种趋势得到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