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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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日本经验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与区位战略

改革开放30年，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越来越多的企业走上了海外投资，寻求发展的道路。一些优秀企业已经开始在海外建立了自己的技术研发中心、销售网络，并逐步创建了国际品牌。 　　但是，通过与日本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对比可以发现。我国的海外投资还存在着亟待解决的不足。日本在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成功的海外扩张经验给我们带来了良好的启示。因此，本文从分析日本的直接投资入手，通过对比，找出中国在“走出去”战略上，特别是海外投资的产业与区位选择上存在的问题。并结合我国实际制定出行之有效的直接投资产业、区位策略。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我国企业急需优化升级投资的产业结构，加快在科技研发、电子通信、设计、金融等一些高端服务业领域的投资步伐。在区域策略上，要多样化投资地区。在扩大亚洲、非洲、南美洲等投资地的同时，更要开拓对发达国家如欧美等国的投资。最后，区位选择和产业策略要相互配合。根据投资地的不同特征，有针对性的选择相关产业，较好的将区位优势与产业优势相结合，建立起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投资结构。
中国公司跨国并购后的文化差异比较与整合策略分析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在中国政府“走出去”政策的推动下，中国企业开始了跨国并购的国际化发展道路。然而，虽然跨国并购风潮愈演愈烈，但事实表明，大多数跨国并购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存在着大量失败的风险。研究结果显示，大多数并购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文化差异。文化差异究竟如何影响并购活动，跨国文化的整合管理究竟有多么重要，如何进行有效的跨文化管理等问题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本文在总结中西方并购研究和文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假设，即文化差异对跨国并购后的整合有重要影响，但选择合适的整合策略对整合的结果影响更大。接下来作者分析了联想并购IBM个人电脑部和明基并购西门子手机部门两个跨国并购案例，结合收集到的一、二手资料，通过比较中西方国家文化和企业文化差异，以及文化匹配度，研究了文化对并购后管理的影响，并分析和比较了二者的整合策略，验证了作者的假设：文化差异越大，整合难度越大。但文化差异不是导致并购失败的直接原因，选择合适的整合策略，包括进行并购前的文化适应性分析，领导者的重视，与员工的沟通，和选择合适的整合模式等对于提高中国公司跨国并购成功率将产生积极影响。本文最后就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特点应提出了文化整合需要注意的几点建议，希望能够为中国经理人提供参考，帮助他们提高文化敏感性，进行有效的文化整合，实现并购的成功。
开放型经济条件下我国商业银行效率研究

银行效率是银行综合竞争力的体现，银行效率反映了商业银行资源的有效配置，反映了银行对所有投入产出项目进行综合评价的结果，即包括了各项财务报表可以看出的经营业绩，也包括了无法进行财务分析的经营结果。因此，银行效率是衡量银行市场竞争能力、投入产出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银行效率的高低反映了银行资源利用效果和整体经营状况，因此，对银行效率的分析本身成为衡量银行绩效的一种有效方法。对商业银行效率的研究目前已经成为金融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2008年，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30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促进了我国经济奇迹般地持续高速增长。在这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由注重“引进来”向“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转变，逐步形成了日益活跃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通过这一论述，可以看出开放型经济是与经济国际化、经济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紧密相连的一个经济概念，是与封闭经济相对应的一种经济形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不断加快，尤其是在金融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商业银行改革不断深入，资产质量不断优化，资产规模日益扩大。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银行业在“引进来”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如外资银行的进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引入、外资银行收购中资银行等。“引进来”战略的实施，对改善我国商业银行的市场结构、产权结构，加快我国商业银行改革，促进我国商业银行的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随着国内银行实力的增强，我国商业银行“走出去”的步伐也有加快趋势，许多商业银行在立足国内市场的前提下，开始加快国际化步伐，海外并购活动日益增加，国内银行在海外的影响力逐步增强。此外，随着2006年12月11日入世过渡期的结束，外资金融机构与国内银行已经在完全平等的条件下竞争，我国银行业全面开放的时代已经到来，外资正在加紧以各种方式进入我国银行业，我国银行业正处在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环境之中。在这样一个开放型的经济环境中，如何在“引进来”和“走出去”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国内商业银行的效率就显得至关重要。因此，对开放型经济条件下我国商业银行效率状况的研究即是一个历史意义极强的经济理论命题，也是一个显示意义极强的经济实践命题。 　　对商业银行效率的研究，国外经历了两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前主要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角度来衡量商业银行的效率；20世纪90年代以后主要研究商业银行的前沿效率(主要包括X效率、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对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前沿效率的研究发现，反映管理能力的前沿效率比规模效率和范围效率更重要，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对于拥有同等规模和产品组合的银行而言，由管理水平不当所引起的前沿无效率导致银行业的平均成本比行业最低值要高出20％，而由于规模和产品组合不当造成的无效率则不到成本的5％(Berger，Hunter，Timme(1993)，Berger，Humphrey(1997))。对商业银行效率的研究，不仅能对各商业银行的效率水平进行排序，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效率的研究，能够找出影响商业银行效率的内、外部因素，进而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提高商业银行的效率。 　　本文的论证主线是：首先对商业银行效率研究的理论基础和主要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并对影响我国商业银行效率的主要因素进行了概括。为充分研究开放型经济条件下我国商业银行的效率状况，采用了计量经济模型和财务指标法等实证方法分别研究了资产规模、资产质量、外资银行进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引入、银行市场结构、银行并购活动等开放型经济因素与我国商业银行效率的关系，针对以上因素对我国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文章最后对如何提高开放型经济条件下我国商业银行的效率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具体来讲，本文的研究是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的： 　　第一，首先介绍开放型经济条件下研究国内商业银行效率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并对当前国内外商业银行效率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评价，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基础。 　　第二，对商业银行效率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测度方法进行了分析。商业银行效率相关的理论主要包括：产权理论、金融结构理论、金融发展理论、X-理论和金融中介理论等。关于商业银行效率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财务分析法和前沿分析法，其中前沿分析法又分为参数法和非参数法，其中非参数法包括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和自由处置包法(FDH)，参数法包括随机边界法(SFA)、不定分布法(DFA)和模糊边界法(TFA)；在详细介绍每种方法的基础上，对两种方法的优缺点进行了比较分析。 　　第三，对我国商业银行的改革历程和发展路线进行了梳理，并重点介绍了我国商业银行“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历程和取得的成果。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各类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进行了详细分析，从而为在开放型经济条件下研究我国商业银行效率、分析商业银行效率影响因素提供了现实背景。 　　第四，借助超对数成本函数，重点分析了资产规模、资产质量和资产运用范围对我国商业银行规模效率和范围效率的影响。由于本文主要是研究开放型经济条件下商业银行的效率状况，因此，本文考察的数据范围为1997-2007年，这一时期是我国商业银行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的重要阶段，可以反映我国商业银行的效率状况。 　　第五，外资银行的进入是我国金融领域实施“引进来”战略的重要构成部分。经过多年的发展，外资银行已经成为我国银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分析了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主国家商业银行体系的影响，实证分析了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商业银行效率改善方面的作用，为我国外资银行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依据。 　　第六，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也是我国金融领域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加快我国商业银行改革步伐的需要。本文概括了我国商业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现状，并实证分析了境外战略投资者在提升国内商业银行效率方面的作用。通过研究发现，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引入对我国商业银行的成本、收入和利润方面的影响是正向的，说明在开放型经济条件下，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引入对改善我国商业银行的效率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六，自20实际90年代以来，发生了一系列大银行之间的跨国并购案例，一些超级大银行不断出现，银行并购浪潮一浪高过一浪。随着我国商业银行实力的增强，国内商业银行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快了海外扩张的步伐。在这一背景下，本文首先分析了银行并购与商业银行效率的关系，并实证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实施“海外”并购战略对银行效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国内银行的海外并购改善了国内银行的效率现状。 　　第七，银行市场结构是否合理是影响商业银行效率的重要方面，通过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可以起到优化我国商业银行结构的作用。通过对银行效率和市场结构关系的研究发现，银行的市场结构对我国银行效率的变化具有重要的影响，银行体系的多元化有利于我国商业银行效率的提高。因此，在我国商业银行的改革过程中，要不断引入竞争因素优化我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从而建立多元、开放、竞争的商业银行体系。 　　第八，在开放型经济条件下，技术进步跨国间的流动明显加快，提升了各国商业银行的实力。本文在超过对数成本函数的基础上，引入时间变量，实证分析了技术进步对我国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商业银行存在着技术进步正效应，也就是说，先进技术的运用切实降低了银行的成本，提高了我国商业银行效率。出现这一积极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我国积极实施“引进来”政策，如境外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引入，这些投资者给我国商业银行带来了先进的技术手段，帮助我国商业银行提高了技术水平。 　　第九，在对我国商业银行效率状况进行实证研究并找出影响商业银行效率因素的基础上，对开放型经济条件下提升我国商业银行效率提出了对策和建议，如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促进商业银行的海外发展；放松目前的金融管制，允许银行业的综合经营：积极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尤其是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地方性银行，不断优化我国银行业结构；继续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并加强合作，充分发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作用；鼓励国内银行的海外并购，提升国内银行的效率和竞争力；加快业务转型尤其是向零售银行的转型，造就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国际大银行。
中国要素贸易问题研究——生产要素流动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

当前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体系下，跨国公司正在向全球公司转型，贸易产品正在向全球产品演变，许多贸易产品都是多个国家生产要素重新组合而生产出来的。因此，国际经济关系的两种主要形式——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和产品的国际贸易——实质都是生产要素的国际直接或间接流动与交换。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更加自由流动，寻求最佳的组合与配置，已成为当前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物质基础。世界各国的对外经贸活动也更加体现为生产要素的直接和间接流动和交换。 　　过去30年来，中国积极参与生产要素国际流动与交换，加快了国内要素禀赋的积累与结构优化，有力促进了国民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面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重要任务，而这在根本上要取决于生产要素禀赋、品质与构成的动态变迁。 　　为此，本文以《中国要素贸易问题研究——要素流动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为题，旨在从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与交换角度，探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转变外贸发展模式(方式)的新思路。本文将不同经济体之间经贸合作过程中的直接生产要素流动，以及体现在商品和服务贸易中的间接要素流动，称之为要素贸易。本文将不同种类和性质的生产要素，在跨国界流动、参与国际生产和全球价值链形成中扮演的角色与地位，称之为要素分工。本文以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生产要素的直接流动、对外贸易结构(间接要素流动)及两者关系，以及政策体制环境对生产要素成长与积累、贸易模式转型等方面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论证。 　　从理论与定性方面看，本文从生产要素的定义出发，构建了生产要素“4+1”(4代表四类基本生产要素，1代表政策制度环境)的分析框架。详细分析了不同生产要素的性质差异，指出生产要素的品质与构成，决定了不同生产要素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和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文章以当前生产要素流动全球化为背景，依据唯物辩证法，论证了要素贸易、要素分工概念和范畴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本文指出，参与要素国际流动与交换是中国国内要素成长、积累与结构优化的有力杠杆，而要素禀赋的积累对外贸发展有增长和结构两种效应，国内政策制度环境应与生产要素禀赋、质量与结构的动态演进相匹配，政策制度的变迁与国内要素成长和积累具有作用与反作用的辩证关系。本文认为，经济贸易发展的战略与政策应坚持两个取向：一是保持一个能够反映生产要素供求关系、稀缺程度和经济外部性的市场结构；二是促进形成一个生产要素国际化的制度环境，目标在于形成合理的能反映比较优势变化的要素价格体系，以及促进高级生产要素积累的政策体制环境。 　　从实证与定量方面看，本文利用大量统计数据对生产要素的全球分布与流动格局进行了实证考察，指出不同性质的生产要素在不同类型国家之间分布严重失衡，这必然产生当前的生产要素全球流动、全球交换与全球配置，并逐步削弱了原来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分工体系，而以要素所有者为主体的国际分工体系正在显现。本文利用大量统计指标和数据，对中国过去30年来参与国际生产要素流动的地位变化进行了实证与定量分析，分析了中国在全球要素流动与产品流动网络中的地位变化。本文认为，过去30年来，生产要素禀赋、品质与结构的动态变迁是中国经济贸易发展成就的根本原因，未来转变经济贸易发展方式、提升中国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也必须从生产要素成长、积累与结构优化入手。本文在对资本、技术、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进行归类的基础上，利用联合国统计司COMTRADE数据库计算出了中国对外贸易的要素密集度结构，对中国商品贸易背后体现出的间接要素流动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还利用计量方法，对中国国际要素输入对国内要素积累、对外贸易增长与结构优化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了与定性分析基本一致的结论。最后，文章依据FDI的特点，对外资企业对中国生产要素的外溢扩散作用，专门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认为，FDI不仅通过加速国内要素积累方式促进贸易发展，而且还直接促进了国内产业的国际化，为出口规模与结构优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最后，文章得出如下三方面的结论：一是可以从要素流动、要素贸易和要素分工角度，理解当前经济全球化和各国外经贸活动的本质，并应在全球要素流动、组合与配置的前提下，探求中国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模式、提高国际分工地位的根本途径；二是过去30年来，我国经济贸易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模式基本符合要素比较优势和动态比较优势原则的结果，同时目前我国国际分工地位仍然不高、分工效益仍较低下，根本原因可归结为参与国际分工的生产要素的禀赋、质量与结构三方面的因素；三是中国为了未来更有效地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转变外贸发展模式，就应使国内政策制度的变迁与生产要素成长、积累的步伐相协调，为生产要素动态比较优势的形成创造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政策体制环境。
论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法律监管

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是我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也暴露出了不少的问题，亟待加强法律监管。本文以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法律监管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法律监管的方式、依据、原则、目标、主体、对象和内容等方面的全面分析，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剖析我国现行法律监管存在的问题，并就完善我国法律监管制度提出意见和建议。 　　文章共分导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即本文第1章导论，首先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指出研究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法律监管具有的重要意义；其次介绍本文研究目的、研究范围与研究思路，指出本文的创新之处和局限之处；最后介绍本文的研究方法和体系安排。 　　第二部分为本文的正文部分，共分六章。 　　第2章从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法律监管的理论分析入手，对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法律监管的相关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分析了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探讨法律监管的方式与分类、目标和原则。在评价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论证了加强法律监管的必要性、迫切性和可行性，并进而介绍和评析了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监管的法律规范，探讨了各法律规范调整的局限性与协调问题，认为需要综合运用各法律规范加强法律监管。 　　第3章的讨论重点是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法律监管的组织体制。本章首先从我国监管体制的历史沿革入手，分析了我国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监管体制的现状，但仍存在多头管理和监管体制不健全等问题。其次，本章对以美国、新加坡为代表的开放监管模式及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有限监管模式进行横向比较研究，归纳出各国监管体制的共同点及对我国的启示。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善我国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监管体制的建议：首先要加强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立法，尽快制订《境外直接投资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其次，要对我国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监管机构进行重新定位。 　　第4章是本文就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法律监管内容之一——开办监管及其相关问题进行讨论的部分。本章首先从开办监管的含义及其法律属性入手，分析了开办监管的必要性。重点分析了监管模式从审批制到核准制的转变及其原因。其次，对我国现行境外直接投资开办核准制度的现状进行了评述，归纳出现行核准制度中“项目和企业分开核准”、“中央及地方两级核准”、“逐级核准与分部核准并存”0、“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能的核准”等四个方面的内容。接着具体分析了现行制度存在的“核准制度不透明”、“核准导向不明确”、“核准体制不合理”等三方面问题。指出应从完善立法、明确核准目的、统一核准机构、加强核准透明度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开办监管制度。 　　第5章是本文就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法律监管内容之二——外汇监管及其相关问题进行讨论的部分。本章比较分析了国外外汇监管的模式，归纳出世界范围内三种主要的外汇监管模式：即严格的外汇监管模式、较为灵活或有选择的外汇监管模式、放松或名义上取消的外汇监管模式。进而分析了我国外汇监管的发展历程，论证对我国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实行适度外汇监管的必要性。提出现阶段我国对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有必要实行宽严相继的适度外汇监管，在监管中应坚持公开透明依法监管，并注重统筹协调开办时和开办后的外汇监管，对国有企业采取比民营企业相对严格的外汇监管，在此基础上提出，应灵活运用我国现有的庞大外汇储备促进境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第6章是本文就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法律监管内容之三——税收监管及其相关问题进行讨论的部分。本章从税收监管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入手，分析了境外直接投资中税收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境外直接投资中的两个主要税收问题。进而着重探讨了境外直接投资中避免重复征税和反逃避税的必要性以及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现行税收监管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立法、建立境外投资风险准备金、完善税收抵免、坚持税收饶让以及规范税收管理等改进建议。 　　第7章是本文就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法律监管内容之四——后续监管及其相关问题进行讨论的部分。本章首先介绍并分析了我国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后续监管的主要措施，归纳了后续监管的特点与后续监管原则。其次剖析了后续监管存在的问题，介绍并分析了国外国有出资人后续监管的三种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最后提出了加强我国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后继监管的建议，具体内容包括完善宏观监管体系、建立境外投资企业诊断制度、构建境外直接投资企业服务机制、完善境外直接投资后续保障制度等方面。 　　第三部分即本文第8章——结语。通过对国外监管制度的比较分析以及对我国监管制度的历史分析，总结出构建我国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监管法律制度，加强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法律监管的六个核心要点，包括：一、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监管的国内法律与国际条约及东道国法律相互协调；二、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监督管理类法律与鼓励促进类法律相互协调；三、境外直接投资监管法律与国有资产及国有企业监管法律相互协调；四、境外直接投资开办时的监管法律与开办后的监管法律相互协调：五、对国有企业实行比民营企业较为严格的境外直接投资监管法律制度；六、将司法监管的监督、救济与制裁功能相结合，尽快建立制裁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违法行为的机制。在上述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法律监管的几点思考：一、尽快制订《境外直接投资管理法》等法律法规；二、调整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监管职能：三、尽快建立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中违法行为的制裁机制。
纺织业对外股权投资模式及风险控制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纺织业迅速发展，纺织业采取“走出去”战略的紧迫性越加凸显，其内涵也日益丰富。本文主要研究的是纺织业施行“走出去”战略中的对外股权投资模式及其风险控制。纺织业采取对外股权投资，可以绕过贸易壁垒、接近国外市场、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推广品牌、及时了解世界前沿技术动态、增强企业的研究与开发能力，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最终可使企业获得最大效益，实现可持续发展。 　　本文以对外股权投资理论和风险控制理论为依据，通过分析纺织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背景，对比对外股权投资和非股权投资在纺织业运用中的优劣，对纺织业对外股权投资的可行性进行SWOT分析，从而论证纺织业是否具备对外股权投资的条件，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纺织企业具备的条件、投资动机、区位选择等因素，综合成本利润模型对纺织企业外股权投资模式进行初次选择，并运用层次分析模型对纺织业对外股权投资过程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进行综合评估，根据各种因素的变化采取各种风险控制对策，将风险降至最低，并选取具体案例加以分析，以期解决纺织企业对外股权投资存在的投资时间较短、规模相对较小、投资经验欠缺、对海外投资的风险把握不足等问题，为纺织企业对外股权投资模式的选择及其风险控制提供建议和指导。
企业国际融资风险管理问题研究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伴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向世界经济的不断接轨，我国一大批企业逐渐走出国门，如海尔、联想等，我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按照国际商业规则到境外发展壮大，扩大互利合作和共同开发，企业国际化经营是“走出去”的基本方式。企业要想在国际市场中发展壮大，就必须要解决融资问题，必须要充分利用国际资本市场的优质资金。但是我们看到，我国企业在进行国际融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的风险，不仅要承担因人民币升值压力带来的汇率风险、承担因利率波动带来的利率风险，还有其他潜在风险威胁着企业国际融资的成败。风险问题解决不好，企业在从事国际经营中就要遭受巨大的损失。因此，如何进行国际融资以及如何防范国际融资中的风险成为我国企业的重大课题。 　　对于企业的国际融资，国内外很多学者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国际融资的理论也不断被丰富、发展和完善。同样，国内外对于风险管理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本篇论文主要针对我国企业国际融资的实践，以我国国际融资当中存在的风险为研究对象，不仅介绍了企业融资、国际融资和风险管理的一些基本理论，更指出了我国企业在从事国际融资具体项目中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并提出了具体的防范措施。从理论角度看，国际融资风险管理问题研究是对风险管理理论在国际融资领域的一次理论应用，是对融资理论及风险管理理论的结合与发展。 　　本文首先就国际融资与风险管理的基本理论进行了基本的概述。其次，分析了企业在国际融资中可能面临的一些风险以及风险的起因。再次，针对国际融资中各种不同的风险介绍了具体的管理措施，为了更为有效的进行风险的管理，本文还提出融资企业应该建立融资风险管理体系，并介绍了融资风险管理体系的具体内容。最后，针对我国企业国际融资的实践，指出我国企业在融资风险管理方面的问题，并针对具体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对策。
省际边界地区经济协同发展研究——以湘鄂渝黔边地区为例

目前，我国已形成沿海、沿边、沿江为主体的全方位开放格局，但同属于“沿边”的省际边界地区，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我国省际边界地区面积巨大，在已勘定的行政区域界线中，陆路边界线总长为5.2万公里，分布着849个县（市），占全国总县数的39％。这些地区具有一定的共性：一是多具有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地质构造，自然资源禀赋十分丰富；二是多有革命根据地传统，比如湘赣边界地区、闽浙赣地区、鄂豫皖地区、湘鄂渝黔地区、太行山区、陕甘宁边区等；三是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呈南北纵向的“藏彝走廊”、“土家苗瑶走廊”和呈东西横向的“壮侗走廊”、“阿尔泰走廊”、“古氐羌走廊”基本上处在省际边界地区。省际边界地区往往较省域其它地区经济发展更慢，省域内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差距比东西部区域间和城乡间的差距还要大。省际边界地区的经济发展已受到广泛关注，是我国统筹区域发展的重要内容。 　　论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借助于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等经济学理论以及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等分析方法，以湘鄂渝黔省际边界地区为例，从本质上分析了省际边界地区经济落后的根源，为边界地区经济发展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本研究首先从理论角度，探讨了省际边界地区经济发展的制约机理，提出经济协同发展路径。然后，通过对湘鄂渝黔边地区的实证研究，证明了边界效应对边区经济增长的制约效应，以及经济协同因素对边区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进一步，通过考察湘鄂渝黔边地区之间区域经济联系，论文整体设计该地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模式，实现湘鄂渝黔边地区空间优化、产业优化和制度优化。最终论文提出了湘鄂渝黔边地区经济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从而为省际边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区位崛起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支持，最终实现“区域统筹发展”目的。 　　 1．论文的主要内容与结论 　　（1）论文对区域经济学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分类，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管理理论、空间结构理论、生态理论等三个方面寻找省际边界地区经济协同发展的理论支撑；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政策指导思想探究省际边界地区协同发展的政策依据。并对欧盟、美国和我国长江三角洲地区、闽东、成渝经济走廊等几个典型的协同发展区域为范例展开研究，分析他们的协作历程和协作方式。提出了边界地区经济协同发展的经验，包括：创新区域经济合作战略，构建区域经济合作新机制；健全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制订区域经济合作章程；实现空间整合、产业集聚和政府合作等。 　　（2）论文宏观考察，发现省际边界地区经济发展内外部均存在线性势差表征，通过数理模型分析，证明导致该现象的原因为省级边界对经济发展要素割裂，并以湘鄂渝黔边区为例，论文证明了边界效应的存在，发现湖南省内、湖北省内、贵州省内、重庆市内4大板块的人均GDP空间差异变化趋势各不相同，但均呈现明显的离散趋势，省级边界割裂区域经济发展。论文从理论上提出，破解湘鄂渝黔边地区边界效应的关键是区域经济系统协同发展，序化系统形成制约变量，实现“空间整合”、“产业集聚”和“制度协调”。 　　（3）论文考察湘鄂渝黔边区经济协同发展的基础，发现湘鄂渝黔边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等，并且这些资源的分布具有集聚性，为经济协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贫乏的资金投入、割裂的市场环境、薄弱的交通基础设施、分散的城镇设施和地区政府之间的竞争关系是该地区经济协同发展的制约因素。利用面板数据研究证明，以时间变量衡量的区域协同程度、以单位面积交通投资衡量的投入和各级政府对经济的参与，在一般意义上能够促进省际边界地区经济协同发展。但是从发展程度来看，虽然湘鄂渝黔边地区经济协同发展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初步显现，但为更好地利用协同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该地区还需要着力推进经济协同发展。 　　（4）论文通过考察空间经济理论，在省际边界地区选择了点-轴开发模式为起点，以以轴构面、网络开发为中期目标，以圈层模式为终点的空间布局模式。点-轴开发视角下，湘鄂渝黔边区内现有经济中心的辐射范围和影响能力较低。湘鄂渝黔边区经济协同发展系统的纽带为文化子系统，基础为交通子系统，依托和载体为城镇子系统，主体为产业子系统，其中后三者为制约子系统。湘鄂渝黔边经济协同发展系统的空间形态发育阶段包括采取以点带轴“工”字型、以轴构面倒“本”字型、最终形成五面形经济圈的三阶段发展模式。 　　（5）论文考察交通子系统发现，较低交通基础发展水平和较高经济发展要求使得两者处于矛盾共生阶段，交通基础发展水平制约了湘鄂渝黔边区经济发展。要实现渝鄂湘黔边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必须采取各种措施，消除交通基础发展的“瓶颈”约束，打造便捷、快速的交通基础网络。 　　（6）论文考察产业子系统发现，湘鄂渝黔边区已具有较好的产业基础，主要问题是产业不能整合集聚，产业结构趋同。湘鄂渝黔边由于其历史地理因素，专门化程度高的主要在传统农业和独特旅游资源等方面，传统农业如油料、茶叶、肉类、烟叶等具有相对优势。第二产业中的建材、资源采掘、建筑行业等依靠当地丰富的资源存量，目前具有相对优势，但产业层次较低。从现实看，应着重实现特色旅游产业集聚和特色农业产业集聚。 　　（7）论文考察城镇子系统发现，湘鄂渝黔边地区的城镇相互之间无法实现经济的覆盖衔接，边区经济存在断裂带，各主要城市的辐射尚不能笼罩整个边区。使得区域内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产业结构调整与支柱产业的培育、沿线地区的协调发展仍面临着较大的困难，贯通边区的经济断裂点已刻不容缓。从湘鄂渝黔边区城镇发展状况判断，存在四条城镇贯通路径：一是构建数个“三小时”都市圈，增强中心城市辐射能力；二是在现有中心城市的综合经济实力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培育更多城市来补齐经济断裂区域；三是改善城镇通达能力；四是政府推动城市间的经济合作。 　　（8）论文考察地方政府的合作，发现湘鄂渝黔边区地方政府合作存在体制障碍，本质原因在于经济区域边界与行政区域边界不一致。从博弈分析来看，应提高地方政府之间合作效应值；提高地方政府内成员之间的合作因子值；提高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次数；提高贴现因子值。根据湘鄂渝黔边区的实际情况，要保证其实现经济协同发展，必须建立区域政府合作机制并保证其有效运转。该机制包括：构建多方位的政府合作制度；创立多层次的政府合作机构；建立多元化的民间协调组织；完善多体系的政府合作规则。 　　（9）论文提出以设定湘鄂渝黔边多民族走廊区域治理试验区为平台，并按照突出重点、综合配套、整体推进的思路，提出了湘鄂渝黔边经济协同发展的主要对策措施。 　　 2．论文可能的创新点 　　（1）选题具有前沿性和探索性。省际边界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是伴随着我国区域经济快速发展而凸显出来的重要问题。省际边界地区的快速发展是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毫无疑问，对中国省际边界地区经济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但国内相关文献还较为缺乏，本文立足我国国情，对省际边界地区经济发展进行了系统理论模型的阐释，并以湘鄂渝黔边为例，以定量分析为基础进行了系统的实例研究。 　　（2）理论上有一定拓展。论文系统分析了省际边界地区经济协同发展的作用机理，得出一系列有价值的结论，如：发现省际边界地区经济发展内外部均存在线性势差表征，而导致该现象原因为边界对经济发展要素割裂；省际边界地区经济发展必须走协同发展道路，其路径是“空间整合”、“产业集聚”和“制度协调”；省际边界地区应选择“点-轴开发”模式为起点，以“以轴构面、网络开发”为中期目标，以“圈层模式”为终点的空间布局模式等。 　　（3）实证上有一定创新。论文在研究中定性与定量分析紧密结合，探讨省际边界地区经济协同发展的途径，如利用面板数据分析经济协同要素对湘鄂渝黔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运用协同模型分析经济协同发展的路径；利用断裂点理论分析湘鄂渝黔边地区城镇的断裂程度等，在方法上体现了现代经济学方法的运用。 　　论文在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湘鄂渝黔边地区为例，系统分析了该地区经济协同发展的基础和困境，并利用点-轴理论构建了该地区发展模式和阶段，提出了优化该地区经济发展的空间、产业和政府合作路径，得出了实践性很强的结论，如：该地区空间形态发育具有三阶段；交通基础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处于矛盾共生阶段；着重实现特色旅游产业集聚和特色农业产业集聚；地方政府合作存在体制障碍，本质原因在于经济区域边界与行政区域边界不一致等。 　　 3．不足与研究展望 　　虽然论文从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政策研究三个层面，以湘鄂渝黔边为例，对中国省际边界地区的经济协同发展问题进行了探讨，但该问题涉及到经济学与地理科学的交叉，还有很多方面的工作亟待下一步研究： 　　（1）理论研究方面。空间边界效应之间的关系还可以进一步用数理模型来阐述。可以将该问题纳入内生增长模型，分析封闭和开放贸易体系下，边界效应对边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此外还应该进一步分析，不同边界地区的经济协同发展模式。 　　（2）实证研究方面。原始数据的选取，可以利用更微观的企业数据进行分析：方法上还可以有所创新，比如经济协同要素与边区经济发展之间关系分析，还可以利用联立方程组方法探讨二者的传导机制。 　　（3）政策研究方面。可以进一步细化研究不同政策的效果，通过在典型地区的调查基础上，模拟不同政策的实施效果。
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与发展研究

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是我国政府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扩大对外投资的重要举措。通过国家的统筹指导，由国内企业在境外建设或参与建设的基础设施较为完善，辐射和带动能力强的经济贸易合作区域。就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情况而言，境外经贸合作区既是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一种全新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研究如何通过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让中国企业更好地分享国际市场资源和开拓国际市场，增强企业国际化和全球化的竞争实力，是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论文从界定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含义、阐述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开发区建设理论着手，探寻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动因及优势，构造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建设的理论框架。进而在搜集整理目前商务部已批准建设的19个境外经贸合作区资料的基础上，从投资地、产业选择、建设规模、牵头企业、园区模式等方面综合分析了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背景、发展特点，并分类归纳了几种发展路径。然后，通过比较研究尼日利亚莱基自由贸易区和新加坡苏州工业园的建设与发展，总结出两者对于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启示。最后，从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的实际情况出发，就目前合作区建设中存在的部分东道国投资环境欠佳、企业融资困难、缺乏从事国际经营管理人才、合作区建设定位不明确等问题，结合理论研究和案例分析，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对策建议。 　　通过本文的研究，要更好地建设和发展境外经贸合作区，我国政府还要进一步做好以下工作：推动企业与投资东道国之间的合作；宏观调控合作区的建设和发展；审查和监督合作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公共物品。我国参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的企业还要做好以下工作：做好项目的可行性分析与调研；争取尽可能多的政策优惠；重视本土化工作；重视跨国经营人才的培养；重点吸引中小企业入园。
尼日利亚EPC电站项目风险管理

国际工程市场的蓬勃发展，为国内外工程企业创造了新的市场和商机，更为致力于“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风险。EPC作为国际通行的工程总承包模式，越来越为中国施工企业所重视，对于中国电建企业而言，为了取得预期收益，必须加强研究，采取相应的措施做好风险管理。 　　 EPC电站项目建设过程是一个周期长、投资多、技术要求高、系统复杂的生产消费过程，在该过程中，未确知因素、随机因素和模糊因素大量存在，并不断变化，无论政治因素，还是经济、环境因素，都会制约着工期进展，甚至任务完成。以EPC的方式对电站项目进行总承包管理，就要克服应对风险能力不足，风险管理不善和手段落后等问题，更主要的是对影响和制约项目开展的风险因素可控在控，通过加强风险管理保证建设任务顺利完成o。 　　本文立足管理实践，首先通过介绍研究背景，开宗明义的指出开展海外电站领域风险管理研究的必要性：其次，对EPC项目风险管理的基本概念进行系统梳理，构建起EPC项目风险管理的理论框架；然后，结合海外项目风险管理现状，分析尼日利亚当前开展EPC电站项目的内外部风险管理环境，指出存在的问题和各阶段的项目风险，提出风险管理方案的制定原则；最后，通过制定出尼日利亚EPC电站项目生命周期内不同阶段作为总承包商的风险管理应对措施，重点解决风险管理“内部”、“外部”中的两类风险问题，从而制定出更合理、全面的风险管理方案。论文最后，对研究的主要内容进行总结，并提出了建议和展望。 　　本文通过研究，制定了一整套尼日利亚EPC电站项目风险管理方案，对影响项目进行的开始、实施过程和竣工三个阶段的风险管理分别进行了研究，对需要引起重视的经营、分包和劳务管理这内外部两类风险进行了重点阐述，以项目实践为范本的案例分析方法值得今后研究解决问题学习和借鉴。论文的研究成果，为海外项目风险管理体系内容进行了有力补充，研究对于完善海外工程项目风险管理研究具有积极地推动作用，对中国施工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尼日利亚EPC总承包项目的风险管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采取积极吸引外资的策略，尤其是1992年之后，外资流入我国的速度进一步加快，FDI作为外资流入最主要的方式，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FDI的持续流入，我国国际收支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双顺差”，这一问题开始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并且取得了一些优秀的研究成果，但相对来说研究的较少。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下，作者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国际收支理论置于同一框架内研究FDI对东道国国际收支的影响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本文首先从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收支影响的相关理论开始介绍，并对国内学者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其次介绍了我国利用外资的概况，指出我国利用外资已经进入调整与提高阶段。然后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围际收支各个项目的影响，外资流入本身是产生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的主要原因；货物贸易是经常项目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其中外商投资企业中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的进出口，是我国经常项目顺差的主要原因，对我国贸易收支影响巨大。总结出FDI对国际收支结构的影响机制，主要是通过贸易流动和资本流动渠道影响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然后选取1982-2008年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相关数据作为样本，利用基于协整技术的动态模型重点考察了影响“双顺差”结构的主要因素，从实证的角度研究FDI对国际收支各项目的影响，指出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与外商直接投资及其贸易效应有很大的关系。最后本文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框架，结合我国国际收支的政策目标，提出FDI调节国际收支的相关对策及建议，包括加工贸易、我国“走出去”战略及外汇储备的利用等方面的政策调整。
东北亚区域经济演变的过程、格局与机理研究

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特征，参加区域经济合作已成为各国发展的战略性选择。近年来，欧盟和北美的自由贸易区区域经济迅猛发展，东北亚各国也采取多种方式，建立各种经济合作机制，积极追赶区域经济的发展潮流。由于历史时期东北亚地区国家政治经济关系复杂多变，导致现实条件下的地缘政治关系、区域经济发展条件较欧美地区更为复杂，这也为区域的整合发展留下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对东北亚地区一体化进程不无影响。如果不能从根源上找到各国发展的症结所在，则表面化的问题难以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学术界始终关注并积极推动东北亚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对东北亚区域经济发展展开多方面的探索，但大都针对现实提出的问题或问题的现状进行研究，研究热点也多集中在东北亚经济合作问题上，基本的研究思路和框架大体一致，即从背景、条件、制约因素到问题、对策、展望等，但现有条件产生由来是什么？制约因素是如何生成的？经济演变的动因何在？诸如此类的深层次问题尚未获得系统性、机理性的解答，缺乏从时空角度对东北亚地区区域经济发展过程及格局演变的系统分析。因此，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就是基于相关理论深入研究东北亚区域经济关系与格局的演变过程，探究影响这个过程和格局形成的各种因素和作用机理，从而把握各国关系的主要问题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更加科学的提出未来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势。 　　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绪论：根据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国际社会背景和各国对东北亚经济合作问题研究现状的分析，提出研究的课题；阐述研究价值、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等。 　　第一章：国内外研究综述。本章首先对与国际区域经济理论和实践相关的国际区域分工理论、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理论、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等理论进行综述；然后，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分阶段的总结和概括。 　　第二章：相关的区域经济演变理论。以国际分工理论、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理论和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作为主要的理论支撑，从概念入手，将分工与合作的演变历程纳入理论体系进行阐述。 　　第三章：东北亚区域经济关系的演变。本章概括阐述了东北亚区域经济演变的历史过程，即从古代到近代时期东北亚地区区域关系的巨大变化，再到冷战时期东北亚各国的经济关系，最后是开放与合作时期东北亚各国的经贸合作及地区合作开发情况。 　　第四章：东北亚区域经济演变的格局。这一部分所表达的核心内容是东北亚区域经济发展和演变的结局，即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变化，它包括：东北亚区域经济要素配置格局，区域产业结构格局和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格局三部分。 　　第五章：东北亚区域经济演变与格局形成的机理分析。分析地理位置的相关联与自然地理环境的整体性对促进区域经济关联与合作的影响；分析古代的人口迁徙和文化交流对东北亚区域经济关系变化存在现实的意义；阐述近代东北亚的政治关系对现代区域经济合作的制约；从现代经济关系角度分析生产要素、产业梯度差异对东北亚各国经济合作关系的影响；揭示出现代各国经济发展的利益需求与发展战略是实现经济合作时各方博弈的要点所在；研究制度、体制的差异对东北亚区域经济关系的约束：分析东北亚区域经济协调机制的形成与完善。 　　第六章：分析东北亚区域经济演进的发展趋势。在分析区域产业分工体系转变的基础上，选择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分析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路径；最后为区域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的整治、东北亚区域协调机制的形成和完善提出建议。
广西中小民营企业发展中政府规制改革研究

21世纪，融入世界经济大潮的中国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中国民营经济发展也面临新的机遇，可以预见，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趋势下，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长源将是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了推动广西自治区经济增长的生力军、吸纳就业的主渠道和地方税收的重要来源.成为最具活力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本文拟对广西中小民营企业现阶段发展中政府规制存在的一些主要的共性问题予以分析，并寻找进一步发展民营企业的对策和途径，为加快建设富裕文明和谐新广西提供借鉴。本文运用系统分析和比较分析，矛盾分析和历史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通过对广西民营企业发展中的政府规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分析，提出广西中小民营企业发展中政府规制改革的建议。 　　文章共五部分，主要观点概括如下：第一部分，绪论，介绍写作背景和意义，以及相关文献综述。第二部分，中小民营企业与政府规制的相关概念界定。界定了“民营经济”“中小民营企业”“政府规制”等相关概念的基本含义，阐述了政府规制的内涵与性质，并介绍了政府规制的理论及实践演变。第三部分，介绍当前广西中小民营企业发展状况，及广西中校民营企业发展中政府规制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分析，主要从市场准入，企业的权益，财税政策，融资政策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第四部分，国内外政府对中小民营企业规制的借鉴。介绍了美国，日本中小企业发展规制历程和国内具有代表性的香港，温州中小民营企业发展的政府规制给与的启示。第五部分，广西民营企业发展中政府规制改革的建议。这一部分是本文的核心内容和归宿点，主要从放松和规范市场准入规制，制度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加强法制建设，规范政府行为完善，完善促进中小民营企业的财税支持政策，开通融资渠道，完善金融扶持政策制定，制定鼓励中小民营企业走出去的宽松政策和制度提出了广西民营企业发展中的政府规制改革的建议。
长城钻探公司海外业务税收筹划对策

中国石油长城钻探工程公司(简称长城钻探公司，英文缩写GWDC)于2008年2月组建成立，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直属专业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公司。 　　公司业务范围涉及地质勘探、钻井、测井、录井、井下作业等石油工程技术服务的各个环节，国内业务分布在23个省市自治区，国际业务遍及27个国家。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市场中长城钻探公司取得了较好的市场份额，主要是依靠公司战略、政策的有效执行，工程技术服务资源的有效配置及核心技术、特设技术的能力与水平。但是，企业“走出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尤其在纳税管理、税收筹划上的许多经验与教训，更是值得探讨。 　　本文通过对长城钻探公司国际业务特点和业务涉税种类的分析，找出了长城钻探公司国际业务税收筹划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在对国际税收理论和筹划方法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国际业务税收筹划的相关建议。这些建议不仅对长城钻探公司的国际业务税收筹划具有指导意义，也希望给石油行业同类型企业“走出去”提供帮助和借鉴。
欧盟在中亚地区的能源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当今世界能源稀缺性日益凸出，中亚地区凭借丰富的油气资源吸引了各大能源消费国的高度关注。相比于视中亚地区为传统势力范围的俄罗斯和早就将触角深入该地区的美国以及和中亚地区毗邻的中国而言，欧盟以前对中亚地区的关注稍显不足。然而日益严峻的能源安全问题迫使欧盟重新审视其中亚政策。2007年颁布的《欧盟与中亚：新伙伴战略》标志着欧盟对中亚地区的重新定位，能源问题作为其中的重中之重在欧盟的新中亚战略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欧盟能源对外依存度高，如何保障能源安全成为欧盟对外能源政策的焦点。但欧盟内部就此问题却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以欧盟委员会为代表的“市场派”观点，该派认为自由、开放、一体化的能源市场才是保障能源供应安全的最佳方式。欧盟只有对内建立统一的能源市场，对外用“同一个声音说话”，并将周边油气资源地纳入到统一能源市场中来，才能从根本上保证能源供应安全。然而另一个以欧盟各成员国政府为代表的“地缘派”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认为能源贸易不是普通的商品贸易，涉及到政治、安全等方面的国家核心利益，唯有稳定的政治保障和长期的双边供应合同才能切实保障能源供应安全。欧盟对中亚地区的能源政策一直在市场手段和地缘手段之间微妙地寻求着某种平衡，目前这种平衡正向第二种观点倾斜。 　　中国同欧盟一样也面临着如何保证能源供应安全的问题。中国在“立足国内”的同时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中亚地区凭借丰富的油气资源和地理上的优势，成为中国“多元化”的海外能源战略中的重点发展对象。在现实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充分考虑到在中亚地区的能源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不断加强与中亚各国的双边关系，依靠传统的双边合作，在中亚地区的能源市场中占得了先机。但居安思危，中国的中亚能源政策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和可以改进的空间。虽然目前欧盟在中亚地区的角色仍然是边缘性的，但其通过市场手段保障能源安全的政策包含了多边合作和区域合作的成分，对维护中亚地区稳定，共同开发中亚地区能源资源具有积极作用，值得中国在制定中长期中亚战略上借鉴考虑。 　　中国和欧盟在中亚地区将面临潜在的竞争关系，但如果上游油气开发领域能够保证充分的投资力度，这种竞争关系将有所缓和。中国一方面应巩固已有的双边关系，继续发挥地缘优势和传统的双边合作优势，抢占先机，争取夺得塑造该地区能源出口局势的主导权；另一方面应未雨绸缪，在激烈的能源竞争来临之前，兼顾其它能源消费国的利益，在上合组织的框架内建立包括中亚油气资源国和其它能源消费体在内的多边协调机制，推进中亚地区的区域一体化，实现油气资源国和消费国的互利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