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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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企业跨国并购风险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加入WTO，我国企业面临激烈竞争，同时许多企业开始确立国际化发展目标，希望进行海外扩张。宏观上，壮大企业规模，打造一大批大型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对我国经济而言意义十分重大；微观上，企业通过跨国并购，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壮大企业自身的发展规模，增强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我国企业近年来跨国并购活动的活跃发展也证明了我国企业“走出去”兼并收购策略的重要性已是毋庸置疑。许多优秀的企业如：中海油、TCL、联想等都实施了跨国并购战略。TCL集团与著名跨国企业法国汤姆逊公司宣布，联手打造全球彩电业巨无霸“TCI——汤姆逊电子公司”；联想集团以12.5亿美元的高价收购了IBM的全球PC业务，这次收购使联想成为世界第三大PC厂商。然而，企业并购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行为，并购交易的对象是集技术、人才及市场为一体的动态资产，同时跨国并购面临着政治、法律、文化等诸多外部环境的影响，可观的预期效益下潜伏着巨大的风险。因而对我国企业跨国并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进行分析，借鉴国外并购市场的风险防范经验，提出适合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风险防范措施已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之一。本文共包括五大部分：第一部分，运用企业跨国并购与企业跨国并购的风险分析等相关理论和方法，严格界定了企业跨国并购、企业跨国并购的风险等几个基本概念。第二部分，分析了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历史现状及动因，并提出我国企业跨国并购所存在的风险问题。第三部分，按照企业跨国并购的流程分别从并购准备阶段、交易阶段、自始至终的整合过程三个方面对跨国并购的风险进行了分析。认为在并购准备阶段存在并购企业自身的实力评估风险、目标企业的选择风险、并购对象的审核评估风险；在交易阶段存在谈判风险、支付方式的风险、融资风险以及政治法律风险；在并购整合方面存在经营风险、文化差异的整合风险以及人力资源的整合风险等。第四部分，借鉴了国外企业跨国并购风险的防范经验，提出了我国企业跨国并购风险防范的对策建议。
行业协会在企业对外贸易投资中的作用研究

经济全球化和我国“走出去”战略的确立要求我国企业进行对外贸易与投资，而对外贸易投资意味着企业必须面对全球性竞争，竞争的结果不仅仅取决于企业自身的实力，还取决于行业协会的发展状况等因素。所以研究行业协会如何在企业对外贸易投资中发挥作用意义重大。本论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的采用经济学、社会学、交易费用理论和博弈论的理论对行业协会的性质及其在企业对外贸易投资中的优势进行了分析，并对各国行业协会在对外贸易投资中的作用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中国行业协会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作者的观点和建议。本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章简要介绍了前人关于行业协会的研究成果，说明本论文研究的意义与目的，并简单阐述了本文所用的相关理论。第二章是本文的重点，首先指出行业协会的本质就是出于以交易成本和组织成本的节省而对市场和企业的替代，是一种俱乐部性质的制度安排；接着指出中国企业外贸易投资的现状与障碍；最后用交易成本理论与博弈理论分析了行业协会在对外贸易投资中相对于政府和企业的优势。第三章通过对日本、美国和中国行业协会的比较研究，总结出中国行业协会存在的不足，主要是协会地位不明确，作用空间有限；内部运行机制不合理；与外界联系不广泛；在贸易争端中，没有积极申诉、应诉或参与；在企业对外投资中几乎没有发挥作用。第四章提出了发挥我国行业协会在企业对外贸易投资中作用的建议：形成政府、企业、行业协会间的三位一体的联动机制；建立产学研研合作的行业协会体系；加强行业协会自身建设，完善管理机制；建立相关法律，确立行业协会法律地位；建设行业协会的国际联系网络。
电信运营商跨国并购问题研究

本文对电信运营商跨国并购问题进行了研究。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电信运营商跨国并购行为进行了理论分析。从并购的基本概念入手，对有关概念进行阐述和界定，并对与电信运营业跨国并购相关的代表性理论如规模效应论、价值低估论等进行介绍并做了适应性分析。为下文对电信运营商跨国并购活动进行实证分析打下理论基础。第二部分回顾了近年来电信运营商跨国并购活动的情况，通过详尽的数据对近年来电信运营业跨国并购浪潮中的几个典型案例进行了实证分析，剖析了电信运营商跨国并购的动因，总结出电信运营业跨国并购的特征和规律。为分析中国电信运营业的跨国并购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经验和教训。第三部分介绍并总结了中国电信运营商进行跨国并购“走出去”的多次尝试，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总结出相关经验教训。着重针对近年来电信运营商跨国并购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利用跨国并购促进中国电信业国际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我国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出口战略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的通信设备产品出口取得了长足发展。在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背景下，我国通信设备制造企业中的以华为和中兴为代表的两家企业率先成功的进入了国际市场，为我国通信设备产品的出口打开了局面。但是要看到我国部分通信设备制造企业现在成功进入了非洲、亚洲以及拉美的部分市场，在欧美等高端市场上还没有竞争优势。而且我国对已进入的这些市场出口的产品也大多是低附加值的中低端产品。这些都不利于我国通信设备制造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和他们在海外市场的长远发展。然而我国通信设备制造企业要进入欧美的高端市场就需要有适当的产品和营销策略，而且还要面临欧美通信设备制造企业的严峻挑战。本文主要通过分析我国通信设备产品现阶段的出口竞争力状况以及产品营销策略，来研究提高我国通信设备产品出口竞争力的产品、价格和销售战略。本文通过3种可以直观反映产品出口竞争实力的指数来测评我国现阶段通信设备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得到了9种我国出口的主要通信设备产品的出口特征。同时本文以理论和实例相结合的方式，分析并评价了现阶段我国通信设备制造企业所采取的出口战略，旨在为我国通信设备制造企业提高产品出口竞争力提供参考。本文利用最新的数据计算出了评估我国通信设备产品出口竞争力的指数，而且将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通信设备产品出口的贡献作用分离出来，得到了我国国有、民营或其他企业的通信设备产品出口状况比较真实的情况。
全球视角下的中国电信运营商对外投资战略分析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电信业的全球化竞争趋势愈发明显，众多发达的电信市场正日渐饱和，盈利空间日渐减小，而海外投资回报丰厚，众多运营商正通过周密的海外战略从别的市场上获取利润。环顾世界，各大电信运营公司都在积极开展跨国竞争，日渐重视对外投资，力图扩大海外市场份额。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已经在部分行业领域开始了走出国门的尝试，其中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华为等已经取得了较为成功的对外投资成果。而中国电信运营企业己经基本完成了基础发展阶段，今后电信运营企业的发展将走出单纯依靠扩大市场规模和行业垄断的套路，进入全新的、以服务为核心的竞争阶段。进入21世纪中国电信企业应积极主动地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利用全球资源和世界市场发展壮大自己。为实现此目的，中国电信运营企业已将全球化发展战略纳入到企业发展的战略目标中。中国电信运营企业对外投资寻求发展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而在全球视角下审视中国电信运营商的对外投资及其战略的考量是本论文的研究重点。从国际电信运营商企业对外投资的成熟理论与成功经验中，提取适合国内电信运营商对外投资战略的方法与思想，结合中国经济和中国电信运营商的实际情况，给中国电信运营商的对外投资的目标区域、路径、模式等战略问题，提出一些新的思路和参考。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战略成功实施的研究

随着跨国公司竞争的加剧，跨国并购已超过新设投资成为全球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在国际生产增长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步伐，跨国并购也正成为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分工、进行国际化经营、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必然选择、必由之路。既然是必由之路，就应该走对，不能支付成本而没有收获或者得不偿失。本文主要目的是分析、研究中国企业如何提高境外并购的成功率，达到企业境外并购之目的。文章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绪论，分析比较了国内外有关跨国并购的研究成果，找出应继续研究的问题——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战略成功实施的判定和关键所在。第二部分分析了中国企业开展跨国并购的现状，并从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分析了中国企业实施跨国并购战略的可行性。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是本文的主体部分。第三部分在分析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动因的基础上明确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战略成功实施的评判标准和指标；第四部分分析了影响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战略成功实施的因素，指出了中国企业应从七个方面把握跨国并购战略的实施。第五部分简要分析了制约中国企业实施跨国并购战略的外部因素，并指出相应的政策性建议。
论企业跨国并购中的文化整合研究

自19世纪末以来，全球已发生了五次大规模的企业并购浪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跨国并购逐渐成为当前企业并购的热点。然而，对有关并购失败原因的研究表明，并购整合是决定企业并购绩效的一个关键环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化整合作为企业并购整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企业并购的成功及企业今后的发展。据统计，在全球范围内，资产重组的成功率只有43％左右，在那些失败的并购案例中，80％以上直接或间接起因于企业文化整合的失败。而在跨国并购过程中，文化冲突在跨国并购的情况下要较国内并购更为明显，因为跨国并购不仅存在并购双方自身的企业文化差异，而且还存在不同企业所在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即所谓的双重文化冲突。实施跨国并购是中国企业实现国际化的道路之一，然而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历史并不长且跨国公司的规模比较小，中国的企业在技术及管理上并没有什么长处，也没有足够的经验去应对海外的各种风险，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路程尚处在摸索阶段，在跨国并购后如何进行文化整合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从当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后的文化整合研究成果多限于国内企业并购的文化整合，以及跨国公司并购中国企业后的文化整合，或仅限于某个领域的研究，因此从总体上看本文的研究是一项创新性和前瞻性的工作。本文在总结东西方并购研究和文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跨国并购中所面临的国家文化和企业文化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本文分析了跨国并购中所面临的文化差异的成因，国家文化和企业文化的内在联系，提出了文化四要素识别模型，对企业跨国并购的文化整合模式进行了分析，并针对中国企业特点指出了合适的文化整合模式，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针对不同阶段进行不同的文化整合。本文对戴姆勒一克莱斯勒并购案中因忽视文化差异而导致并购失败进行了分析，并对联想并购IBM PC部门国家文化和企业文化差异的分析及整合的案例研究，旨在为其他企业进行跨国并购后文化整合提供借鉴。最后通过资料研究，本文提出了当前中国企业进行跨国并购后文化整合所面临的问题，并对跨国并购后文化整合提出了几点建议。
我国企业对东非直接投资问题研究

对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在不断增多、规模在不断的扩大，随着我国对外投资力度的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国际市场的占领、成熟技术的输出等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企业的竞争能力欠缺，技术资源缺乏。它向发达国家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得自己所不具备的一些生产要素和资源，而不仅仅是为了利用比较优势占领市场。但是，对于那些比我国生产力水平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我国“走出去”的投资战略主要是利用我们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制造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占领市场，同时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因此我国在确定“走出去”战略中，要对投资的区域、环境和优势进行分析，选择适合我国投资的区域以便获得最佳投资利益。东非各国由于在能源、矿产、民用建筑、旅游、纺织、农畜牧业和其它服务业等很多领域存在很大投资空间。对国内企业来说，去东非投资，走出去，站住脚，与国内经济有机融合，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同时基于历史和现实及我国目前国情，对东非各国的对外投资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评析入手，利用比较分析、经济指标分析、案例研究等方法，从多个角度分析了我国对东非投资的现状和当前我国企业对东非投资对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全面、客观、准确地描述我国对东非直接投资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并提出了我国企业对东非投资应注意的问题。
中韩FTA的建立与环渤海经济圈的互动发展研究

区域经济合作己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地区性贸易安排的数量和规模迅速增长，以缔结FTA(Free Trade Area，本文中指自由贸易区，下同)为主要标志的全球自由贸易不断发展，成为各国在区域层次上建立或拓展对外关系的重要策略。为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全球双边自由贸易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中国不断推进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并积极探讨与周边国家缔结双边FTA的可行性。其中，建立中韩FTA对推进东北亚乃至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具有最为突出的现实意义。中韩两国建交近15周年以来，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如今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两国经贸关系已经进入扩大领域、提高质量、共同应对挑战的新阶段，这无疑是加快研究建立中韩FTA的实质性问题，提出FTA双赢方案的最佳时机。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的环渤海经济圈面临重大发展机遇、日益具备承载东北亚区域经济发展平台的实力之时，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区域经济协作，与区外形成互动性协调发展成为该地区新一轮发展的有效途径。在此背景下，本文通过对中韩VIA的可行性分析，将中韩FTA的构想进一步充实，并在此基础上，就构建中韩FTA与环渤海经济圈互动发展的可行性及其发展前景进行了积极探讨。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对相关国内外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思考。第二章以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中FTA的定义和法律依据为起点，考察了全球双边。FTA的发展状况，并通过对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多种路径和模式的分析，得出首先构建中韩FTA是最有效路径。第三章通过考察中韩两国的政治、经贸关系的现状和趋势，建立FTA的有利条件和可能带来的经济效果，进一步分析了建立中韩FTA的可行性。第四章和第五章是环渤海经济圈与建立中韩FTA的互动发展研究。其中，第四章通过考察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现状及其诸多优势，探讨与中韩FTA互动发展的可行性。进而对该地区中韩产业合作的重点领域进行了整合归纳与分析，并探讨了中韩两国今后在这些领域合作的方向。第五章则探讨了中韩FTA与环渤海经济圈互动发展的前景及建立中韩FTA的制约因素。最后，在全文基础上，本文的第六章提出了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范围、步骤和时间表，并分别从中国政府、企业、行业和环渤海经济圈未来发展的角度提出了系统性的对策建议。
中国“走出去”战略研究

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已经成为促进中国国际经济一体化、强化与各国经济联系的重要渠道；从微观角度看，“走出去”战略是企业生产经营国际化的必然趋势，是企业进行国际竞争，求得长远发展的必要手段。尤其是中国现阶段，改革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期，为获得持续健康发展，中国企业必须开始从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提高生产效率，以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理论上认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国际竞争力的不断提高，中国企业已经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发挥比较优势，在全球市场上优化配置资源，参与国际竞争。可实际情况却是，中国的“走出去”过程步履艰难，未能达到应有的成效。本文以中国“走出去”战略研究为题，在清晰界定“走出去”战略概念的基础上，利用经济管理理论，分别从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必然性及其现状和原因、历史沿革、战略环境及总体对策、“走出去”的基本模式、“走出去”的战略步骤、“走出去”的战略保障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本文分析认为，“走出去”是指中国政府或者企业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走向国际市场，获取发展条件和持续竞争优势的过程。“走出去”战略是指中国政府或者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所实施的系统的方略和措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主体是中国政府或者企业，客体是国际市场，目标是获取发展条件和持续竞争优势，方式是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本文通过分析认为，中国“走出去”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又是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走出去”是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微观主体是企业，不过政府在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本文提出了SWoT-PEST分析模式，且利用该分析模式对中国“走出去”的战略环境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分析。最后分析指出，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应该紧紧抓住和平和共赢两大主题，以和平发展和和谐共赢这两大战略作为作为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总体对策。本文对“走出去”的贸易、契约和投资三种基本模式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应该正确选择适合自己的企业的“走出去”模式及其具体方式。本文分析指出，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中国“走出去”最终影响将分别取决于其对贸易模式、契约模式和投资模式的影响程度，所以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中国“走出去”最终影响将需要引入大量数据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才能根据具体的自由贸易区给出具体的结论。通过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实证分析，得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贸易式“走出去”模式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对契约式“走出去”模式具有较大的正向促进作用，对投资式“走出去”模式的正向作用相对较小。本文最后指出，要有效解决现阶段中国“走出去”战略未达到预期目的这一问题的核心还在于制度创新。对于各类企业而言，应力求建立起能有效降低交易费用、激励企业“走出去”的新的制度安排。政府作为市场的组织者和监管者，其任务就是完善各种宏观制度安排，促进所有“走出去”企业降低交易费用，避免政府角色的越位、缺位与错位。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主要有： 1)明确界定中国“走出去”及其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概念，且对其内涵进行了分析； 2)提出SWOT-PEST分析模式，且利用该分析模式对中国“走出去”的战略环境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分析； 3)提出“走出去”和谐共赢的概念。本文认为，“走出去”和谐共赢的内涵在于将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与共生理念揉合起来，就是要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做到“合而不同”，这要求中国各类“走出去”的企业通过采取足够的措施与当地企业与行业协会、政府和居民实现和谐、互利共赢的关系； 4)对有关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中国“走出去”的作用机理进行了研究。该理论分析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中国“走出去”最终影响将需要引入大量数据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才能根据具体的自由贸易区给出具体的结论。以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例进行的实证分析得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贸易式“走出去”模式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对契约式“走出去”模式具有较大的正向促进作用，对投资式“走出去”模式的正向作用相对较小； 5)对中国现阶段“走出去”战略未达到预期目的的原因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指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还在于制度创新，然后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对“走出去”的相关制度创新进行了分析。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国内金融政策支持体系研究

在中国加入世贸和经济日趋全球化的新形势下，为了能够更好地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进一步发展中国经济，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实施“走出去”战略，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90年代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对外直接投资是一种高风险的国际经济活动，而且目前中国企业还处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刚起步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充分发挥制度因素的促进作用，建立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支持体系。而作者认为，在众多支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中，金融支持手段是世贸规则下政府支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最重要的经济手段。本文从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和问题入手，在总结国内外现有文献中有关于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金融政策因素的基础上，分别从理论和实证两大角度论证外汇管制的放松、国内金融深化、以及政策性金融支持，这三大金融政策在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必要性和影响力，进而提出进一步完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金融政策支持体系的对策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企业成长的相关性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一直以来是发达国家的“专利”，不过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跨国企业，打破了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垄断局面。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都有了大幅度的增长。这既不是标准的国际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原理所预期的，也与分析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所形成的理论不相符合。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垄断的情况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到底能给企业带来什么影响?正是在上述研究背景下，本文提出了研究的问题。本文认为现代企业追求的是成长最大化目标，不同的企业分别对应不同的成长方式。企业对外延成长的需求促使企业实施市场区位多元化战略，生产制造型对外直接投资是市场区位多元化的最佳途径。企业对内涵成长的需求促使企业积极寻求技术创新和组织管理创新。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有效地实现技术创新，并且由于其在技术创新的同时能够对组织制度和管理经验进行消化吸收，所以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就成为企业实现内涵成长的最佳途径。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和企业成长的实证研究，国内还未见。本文选取了我国上市公司150强(按主营业务收入排名)为样本企业，利用Heckman两阶段估计方法建立模型，研究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成长的相关性。研究结果显示，企业生产制造型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均对企业成长产生正面促进作用，其贡献度后者要大于前者，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两类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还将进一步显现。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成长的巨大推动作用，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对策建议。
高中美术生活化教学研究

教学生活化已成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一个核心理念。美术源于生活，表现生活，为了生活。素质教育推动了美术教育，并促使其向生活美术发展。美术鉴赏教学是生活美术教育的反映，是提高大众审美能力的主渠道。普通高中美术鉴赏教学自1994年开始实施，研究有一定基础，2006年秋浙江省加入高中新课程实验，对普通高中美术课教学研究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普通美术鉴赏生活化教学为研究对象，运用分析的方法，对生活化教学理论进行梳理，然后在理论指导下，对普通高中学生进行调查和设对照研究，提出教学策略。本文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导论”。这部分明确了本文的相关概念，接着分析了提出问题的缘由，阐述了研究的现状、研究的目的、意义和方法。第二部分为“研究的理论梳理”。文章从生活化教学为起点，继而是生活的涵义，然后梳理教育回归生活的主要历程。在分析后，对美术新课程标准中的生活化要素做了一定的分析。就生活化教学的角度，领会美术新课程标准的人文性、课程性质和理想信念，以及在教学过程中、评价过程中如何落实新课程标准的建议。第三部分为“高中美术鉴赏教学的现状与问题”。本研究从调查开始，做美术教师问卷一次，做学生问卷二次，并在做问卷的过程中做随机的师生访谈。从中了解到的情况是，教师水平不低，心中有无尽希望，但积极性不高，怀有苦衷。学生对美术鉴赏教学还是比较感兴趣的，但也存在问题，如个别班级有四分之一强的学生不想学美术鉴赏，总体上没有学其他学科那样好。调查结果分析到学生学习美术鉴赏不感兴趣的原因，同时得出了学生对学好美术鉴赏课方法的建议，发现学生更重视美术的生活价值，这使笔者对美术鉴赏生活化教学研究充满信心。第四部分为“研究的初步成果”。本文提出了美术鉴赏生活化教学的价值，其一，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美术的兴趣和求知欲望；其二，有利于学生在生活化学习过程中学会学习；其三，有利于激活美术鉴赏教材中的知识点；其四，有利于学生体验到美术鉴赏知识的活力和价值；其五，有利于学生从课本走进生活，享受美好生活；最后，有利于新课程教学资源与学生生活经验的整合。学美术鉴赏，不是背概念，而是艺术化的学习过程，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事。同时根据教学生活化理论，提出了高中美术鉴赏教学的策略，具体有：“做中学”的策略；主持讨论的策略；参与上课的策略；营造校园艺术氛围的策略；知识广泛迁移的策略；多种评价方式并行的策略；参与评价生活的策略；走出去的策略和“单元化教学”的策略。对每一策略都作了阐述和实例说明，并在一个教学点作了实验，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从实验数据上看，可以说预期的设想是合理的。第五部分为“问题与讨论”。本文在普通高中美术鉴赏生活化教学的探索虽然取得一定的成功，但还是初步的，是本人一种新的尝试。在度的具体把握上，在教学情境设计上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同时想到，这样做就要求美术教师的教学观和学生观要有很大的转变，这样工作才会更切合学生实际。最后还指出，教学与生活本来就是两个概念，两种状态，我们是要不断地去调整两者的异同的。
中国与非洲葡萄牙语国家的新经济合作研究

近年来，中国在国内经济与对外关系领域都取得了令人嘱目的发展。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中国正逐渐成为一支平衡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文化与外交在全球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也稳步扩展。以此为背景，中国与非洲葡萄牙语国家(以下称为PALOP)的关系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领域达成了更高水平的合作。中国称之为“战略伙伴关系”。在诸合作领域中，贸易较其它领域尤其突出，双方在互利的基础上贸易稳步快速发展。这是由于PALOP可以向中国提供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能源和资源，同时，中国可以向PALOP提供出口的新市场、援助以及其他帮助。这就是中国-PALOP开辟新经济合作领域背后的动因。本研究旨在分析中国-PALOP现行的经济合作机制，试图探索中国与PALOP在经济与社会结构差异巨大的情况下如何进行平衡的合作，阐释双方在战略、贸易与收益平衡等方面开展经济合作的影响，考察中国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是否是其深化与PALOP关系的主要动因，评估新的经济合作可能为双方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本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考察中国与非洲发展中国家中一组特别的国家的关系，为理解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可选择的途径。 PALOP是中非关系中的一个案例，同时PALOP与葡萄牙、巴西、东帝汶一道也是葡语国家共同体的成员。中国与葡语国家共同体也拥有合作机制，即以澳门为主要平台，2003年以来得到很大发展的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PALOP是仅有的几个非洲葡萄牙语国家，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它们一直是葡萄牙帝国的殖民地。1979年的安哥拉、佛得角、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以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等国联合为一个组织。他们拥有许多相似的特点，如殖民历史、社会与经济结构、政治组织、发展轨迹等等。自独立之后，大多数PALOP国家就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许多年来得到了中国对它们的独立斗争的支持和各种援助。其中莫桑比克1975年与中国建交，是第一个独立后与中国建交的PALOP国家，随后佛得角于1975年、安哥拉于1983年分别与华建交，几内亚比绍最终在1998年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目前，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是唯一一个与台湾建交而与中华人们共和国未建立外交关系的PALOP成员国。因此，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不在本研究范围之内，但在相关处也将被涉及到。从国际关系学的视角来看，本研究将促进对国际合作理论的分析，例如以中国-PALOP合作为案例检验相互依存论的假设。提升在经济、政策及其他非传统合作领域的双边合作是双方共同的利益，在人道主义问题、人力资源交流、信息与媒体合作等领域的合作有待探索与拓展。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进一步促进了相互依赖，导致国家间互动越来越多，同时人民之间的交流也日益增多。在这种背景下，本研究也有益于对中国不断上升的软权力理论及其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这些使得中国在近十年中对国际事务采取开放姿态，通过提供援助、在符合中国利益的事务上采取政治支持等方式吸引和影响其它发展中国家。中国新型的国际行为和它在国际事务中的发挥日益积极的作用为它与其他国家和国际制度的接触进一步开辟了空间。中国参入了许多地区与全球层面的多边组织，如东盟与亚洲地区论坛、区域自由贸易区、2001年加入WTO、中非论坛。因此，近年来贸易的迅速增长以及经济外交的运用，为中国与PALOP建设更强大的双边及多边合作关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建立了两个部长级会议——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与中非合作论坛，双方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PALOP以及包括巴西、葡萄牙和东帝汶在内的其他葡语国家拥有巨大的经济潜力，它们分布于不同的地域，总人口达到12亿，经济发展水平参关不齐，资源情况各异，这些都能够被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与其他非葡语非洲国家一道，PALDP获益于中国的政策与援助。以此来看，在中国的援助以及债务减免的支持下，论坛不仅推动了PALOP的团结，也使这些国家与中国关系更加紧密。中国对待PALOP的方式不同于西方国家。即使其中一些国家并不拥有很多的资源，因此也不能带来很多投资收益，中国仍将PALOP国家视为一个群体。佛得角群岛正是这样一个案例。佛得角并不具备大量自然资源或能源能够使中国获利，但它能够在“African Adventure”、安理会改革等问题上支持中国。几内亚比绍是另一个很好的案例，它没有很多的资源，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可能对中国在该国的投资构成威胁。由于几内亚比绍长期的不稳定，佛得角国土面积狭小且缺乏原料，这两个葡语国家共同体成员对北京而言重要性最低。但是，北京仍然与这些国家保持着外交关系以防止它们像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在2002年那样转向台湾。中国在PALOP国家大量投资，特别是在安哥拉等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中国的石油外交已经在西方国家中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除石油外，PALOP提供的棉花、木材等产品和服务也是西方发达国家所需要的。尽管中国对PALOP国家以及整个非洲的影响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关切，但是非洲需要发展，而中国为非洲大陆提供了机遇。对中国与非洲接触的关切深深植根于强国与中国之间的地缘经济资源竞争。一些国家害怕中国力量的上升，中国近年来在许多国家进行的投资、达成的协议、赢得的项目将使得全球经济的相互关系发生急剧的改变。这些贸易、协议等使中国这个市场经济的共产主义国家得到了非洲国家日益增长的支持，成为国际事务中更为强大的行为者，在安哥拉等国家进行投资以保证其重要资源的安全和石油的供应，促进其改革，使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本文认为合作为中国与PALOP都带来了收益，符合双方的战略利益，但由于双方发展水平差异，合作难以达到平衡。贸易数量、规模、人口、社会经济结构，以及GDP水平等方面发展进程的差异难以带来平等受益。因此，由于贸易是双边合作中的觉宝性因素，中国与PALOP之间平衡的经济合作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贸易关系的平衡。但根据以上提及的各方面的特点，以及由现今全球力量角主的经济结构，难以实现贸易关系均衡，更遑论经济合作均衡。中国在PALOP的直接投资逐年增长，包括工业加工、农业、自然资源、基础设施与房地产等。根据可获取的数据，2004年至2005年中国对PALOP的进出口总值由503907美元增至713061美元。本文考察了中国与四个PALOP国家进出口关系的差别，分析显示安哥拉是中国重要进口国，和出口的优先目的国，这主要归因于中国石油进口的增长。在中国的进出口中，莫桑比克位居第二，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跟随其后。中国对安哥拉的进口高于其出口，但对其它国家中国的出口高于进口。至今PALOP国家对中国快速提升的接触仍持毋庸置疑的积极态度。中国被视为现代化的典范，对非洲的需求做出了比西方国家更积极的响应，为非洲修筑水坝、修桥修路，为消费者提供更便宜的商品。如果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强政府的调控下通过市场经济改革成功地进行了经济发展，这将会塑造出被称为“北京共识”的新的经济模式，PALOP和其他非洲、拉美国家将考虑采用该种模式，以取代传统的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似乎比华盛顿共识更适用于这些国家的实际状况。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援助不附加条件，实施更快税收更低、PALOP从其基础设施重建和经济中的获益明显在增长。但必须警惕的是，如果在运用一国的成功政策路径时不加考虑本国的结构特点，这些政策可能在另一国中遭到失败。中国运用软权力加强了与PAIDP国家的关系，对其提供援助，因此增加了影响力扩大了合作的机会。事实证明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支持、财政援助、债务减免等对PALOP国家是有益的，有助于该地区进行变革和发展。PALOP国家因此获得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机遇，有助于提升其产品质量。PALOP接受中国的帮助以促进发展，中国为其带来了商品、科技出口和投资市场。通过软权力机制，中国也意在勾画一个战略蓝图，塑造一个商业结构保证能源和其他资源的替代来源的安全，提升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以增强在联合国的杠杆作用，提高在其他国际机制中讨价还价的能力，为其多极世界的观点赢得更多的支持。本文认为，以意识形态的视角探讨中国在世界中的再度崛起很容易导致对中国与PALOP等他国合作的误读。由于中国与PALOP关系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它正在经历理论化的过程，但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探索，有时甚至遭到了误读。例如，对中国关于PALOP等非洲国家的意图的各色解释就存在严重误解。这些观点往往未能把握双方关系现实的全面背景，仅关注贸易、资源驱动、中国威胁等个别议题。批评中国对非洲“新殖民主义”贸易政策即是一例。数据说明2006年中国在非洲的石油总出口中仅占8.7％，而欧洲为36％，美国为33％。中国对非政策是受经济驱动而非追求政治控制和经济垄断，说中国在推行新殖民主义是不公正的。因此中非关系背景下的中国-PALOP关系的影响可用镜像效应来解释，即认为“处于竞争互动中的国家与人民倾向于用对方看待自己的方式看待对方”。不能完全依赖“西方式理论”对中国的PAlDP外交和经济战略未来目标的作物解读，而应探索双方关系具有何种影响，从而避免中国-PALOP深化理解受到阻碍，这种理解可能将成为未来十年双方关系的特点。当然随着中国与PALOP国家不断加强接触，将会出现各种问题，但在合作持续拓展的过程中，问题不可回避，必须遵循平等互利的合作原则，通过相互协商解决问题。
中国在非洲的软权力接触——争论中的观点和对中非关系的意义

中国在非洲的存在要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但是双方的官方关系始于1950年代中期，并随着双边关系的加强而继续发展。近半个世纪，中非之间的团结是双边关系的基石，并由双方高层官员的频繁互访而得以巩固。这种关系近来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层面上给双方既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然而这种关系的机制——中国通过软权力接触非洲——被不同的行为体作出了不同的解释，这样虽然造成了广泛加以讨论的状况，但这些解释没有侧重于提供全面理解中非关系的所有方面。本文考察了西方决策者、学者和政治、经济分析者单纯从经济角度解释中国与非洲接触的总体趋势、重新开展外交活动的整体意义以及中非关系在各个方面进行国际合作的涵义。这些学者认为非洲资源对中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并没有兴趣帮助非洲国家找到解决其问题的途径。本文提出这种对于中国在非洲的软权力的解释是由于西方对中国以及中国体制的不信任——还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中国在全球寻找自然资源的攻势；同时也是由于西方在处理非洲问题时一直采用的家长式的作风，喜欢教训非洲人什么是正确的、做什么才有利于自己的利益，在政府治理和人权问题上尤其如此。作为对这些观点的回应，本研究对中国在非洲的软权力接触的理解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拓展到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并详细论述把中国和非洲联系在一起的众多方面。在考察了中非双方在其相互关系中都具有的两种特殊利益之后，本研究特别强调中国所采取的在非洲投射其软权力的战略和政策。于2006年1月公开宣布的中国的非洲政策符合北京对非洲的整体外交政策，它有力地强调了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尊重，即尊重非洲国家对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的选择、不干涉内政、支持它们维护独立、主权、领土完整以及保持政治和经济稳定的努力。本研究建立在事实描述以及可得到的关于中国崛起和它的新的国际态势的理论分析之上。就中国在非洲追求的利益而言，这些利益被分为以下三类：中国寻求石油和其它自然资源以满足其经济发展、维护台湾回归大陆的“一个中国”政策、促进更易于参与和更加和谐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非洲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这对于中国所追求的利益极为有益；非洲有48个国家支持中国的台湾政策(只有5个非洲国家还没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时，这些国家是南南合作的中坚力量和变革世界的拥护者。另一方面，非洲视中国为非洲的出口市场和廉价商品的提供者；作为捐赠者和政治伙伴，中国为非洲提供了对国际体系的新的理解、或简而言之，中国提供了西方替代者。如同约瑟夫·奈(Joseph Nye)声称的那样，其软权力理论是基于西方的视角和现实，因此无法完全应用于中国的案例中。本研究认为，中国与非洲接触时也考察到非洲的需要，而不是将价值观和文化强加于非洲。因而，这样就描绘了一幅中国的软权力接触非洲的示意图以及中非关系的外交复兴之于整体的国际关系的示意图。一个有意义的理论向度是中国在非洲的接触事实上是对整个新自由主义方法的替代，而这种新自由主义是由西方国家强加于非洲国家之上的。中国在非洲的软权力接触是中国政府广泛的“走出去”战略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为持续发展寻求资源；加强与非洲国家的政治友好关系；建立中非之间伙伴关系和恢复中非之间和平共处原则。在政治和安全层面上，中国强调尊重国家完整和主权、不干涉非洲国家内政与稳定，以及在南南合作和国际论坛中相互支持。这些包括在非传统领域，例如在文化、社会和人道主义问题上加强合作。在经济层面上，中国通过被称为“战略经济伙伴关系”机制的应用与非洲接触。北京政府与非洲合作的同时，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广泛的和慷慨的一揽子援助；为双边贸易发展和向非洲国家的直接投资创造了条件；免除债务、提供贷款和赠予；为非洲学生和专家提供研究和培训机会。伴随着这些软权力投射，中国一直强调以下这些领域，例如人道主义支持、灾难预防与管理、提供联合国向有冲突的非洲国家派遣的维和人员，这样的国家有利比里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最近在全球有越来越多的呼声要求更多关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那里还有34个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中国挺身而出，除了援助，中国向非洲提供了发展的选择模式，因为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在战胜贫困方面比任何其它国家取得的进步都要大。就这一点来说，中国是非洲努力实现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过程中最有经验的伙伴。非洲国家和领导人普遍热情欢迎中国，因为他们发现与西方国家和捐赠者相比，中国是一个好伙伴。北京政府在非洲众多国家投资了数百万美元，集中在制造、贸易、运输以及农业部门。在中央政府的鼓励下，目前中国有8万多中小企业在非洲运作。到2006年底，中国在非洲的投资达到117亿美元，双边贸易飚升到550亿美元，是2000年的四倍。所有这些援助都是不附加政治条件的。通过与非洲国家开拓双边和多边外交，中国实现了以上大部分目标。北京政府与非洲国家签订了许多协议，旨在发起或加强在许多发展领域的合作。最重要的领域涉及贸易和经济合作，其次是友好的政治关系谅解备忘录。同时，最高级别的多边机制是中非合作论坛(FOCAC)，该论坛于2006年11月在北京召开峰会，有48个非洲国家和政府的首脑参加。同2000年和2003年召开的前两次一样，这次峰会在结束时通过了《2007-2009深化合作行动计划》；北京宣言强调政治平等、相互信任、经济合作双赢以及文化交流。中国也与非洲联盟(Au)以及非洲地区组织进行合作，双方致力于促进友好的双边关系以及建立稳定、和平和共同发展的条件。通过多边主义，中国和非洲国家成功加强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中的地位。因此，本研究有力地表明，通过软权力投射，中国向非洲送去了后者需要的东西，同时，这种软权力投射保证了可靠的政治关系。廉价的信贷、中国建造的桥梁、道路、大坝以及核电厂是非洲国家解决长期的基础设施鸿沟的必需。因此，一方面，如果对中国的软权力采取积极的应对，非洲就有机会做得很好；另一方面，西方对中国与非洲越来越多的接触提出了挑战，针对一些令人讨厌的非洲政府，西方要求北京采取强硬的措施。作为“走出去”战略的组成部分以及1978年开始的开放政策的继续，中国所遵守的不干涉原则对中国越来越大的国际责任、尤其是在非洲大陆的国际责任带来了挑战。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本研究表明，对中国软权力和中非关系所进行的与经济利益有关的分析只能提供关于当前中非关系的有限的理解。另外，基于经济议题的解释通常把非洲描绘成一个消极的行为体，基本上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非其自身问题解决方案中的一部分。本研究的分析表明非洲是如何受到中国接触的挑战，非洲如何在中非关系中伴随中国的脚步。非洲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与开始改革其社会——经济结构的需要有关，同时也与加强其政治机构以消除不良治理、腐败和不稳定等问题的途径相关。在与外部行为体交往时，非洲大陆应当制定一种强调协调而非妥协的地区战略。就目前来说，非洲联盟和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NEPAD)机制需要从技术上和组织上进一步强化。这些任务的实现将使非洲更有准备去现实地促进与中国友好、互惠和长期的关系。因此，就所有这些方面而言，本研究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中国与非洲全面的软权力接触被证明对非洲大陆是积极的，中国建立一个多极世界秩序的主张吸引了非洲领导人，他们早已厌倦了在重要的国际议题中被排斥在外的状况。发展的前景和贸易模式在非洲从未像现在这样富有希望。目前，一种新的商业道路和关系在获得动力：发展中国家的南南合作代替了历史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所进行的南北合作。这一趋势是中期或长期的，中国在非洲以及在在世界越来越大的作用将会改变全球贸易的结构。另外，本文提出这样的结论，即中国的经历提供了非洲经济体可以有选择的和逐步采纳的好经验，非洲可以从中国那里学习向国际贸易和投资开放的巨大收益。然而，在政治和社会——经济结构深层改革之前，中国模式目前不能全盘应用于非洲。非洲的情形要求深入了解当地的情况这样才能找出具体的发展战略并成功执行。综上所述，中国与非洲的当代关系不应被视为权宜之计，而是处在一个涉及中非双方的全球变革的背景之下。当时的中非关系以团结和少量的经济交往为特征，而目前的新阶段基本上以合作的增加、21世纪有计划的相互发展为特征。然而，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非洲来说，在深化合作、消除阻碍双边交往——尤其是经济交往——中的消极方面面临着挑战。中国表现得越同西方不同，非洲越是继续接近中国，这种关系就越有益于双方。就目前而言，在所有经济援助、外交复兴、政治妥协等方面，中非关系已经跨入了一个新的合作阶段，在21世纪，还有很长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