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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科技型企业在全球化的大潮下迅速的产生、发展和壮大,逐渐成为了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鉴于科技型企业自身对全球新技术的不断追求,使得科技型企业从诞生那天起就必须致力于国际化。正是科技型企业的这一特殊性,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契机。 首先,本文在对国外和国内科技型企业的不同认定基础上,结合了宁波的当地经济特色,提出了本文研究的主体科技型企业是高新技术企业和被改造的传统产业的合集,不仅仅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而且对于传统产业的科技化改造也有推动作用。 其次,对于宁波、北京和上海科技型企业的发展进行了比较分析,从R&D的投入、专利数、高技术产业的增加值等不同方面进行了数据分析。证明了宁波市科技型企业在绝对规模和效益上落后的前提下,其发展速度也是具有很大潜力了,存在自身的发展优势。并且利用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宁波市高新技术产业对于GDP和三大产业结构的调整效应,总体得出科技型企业对于各城市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为正的情况,要求进一步加快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进和升级。再次,文章根据宁波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总结了宁波市科技型企业进行国际化经营的动因,并进一步的阐述了宁波市科技型企业走出去采用的模式,并且根据宁波特色,评价了三种模式的优劣,选择出了适合宁波特色的模式。 最后,文章在剖析宁波市科技型企业“走出去”所遇到的资金、技术、人才、中介服务等等障碍的情况下,尝试从政府、市场、企业三大主体建立一个完整的科技型企业服务平台,切实可行的为加快宁波市科技型企业“走出去”进程起到支持作用。
本文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进行了研究。文章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章介绍跨国并购的概念、分类以及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特点; 第二章介绍传统并购理论及其实证检验结果,以及对外投资理论; 第三章分析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必要性,论述企业国际化与国家总体竞争力的关系,介绍并借鉴日本对外投资和跨国并购的经验; 第四章根据传统的并购理论和对外投资理论分析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动机以及跨国并购的风险和障碍; 第五章介绍几个有代表性的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经典案例,分析并购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 第六章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趋势和前景进行了预测,并提出了建议。
一、选题背景 我国物质资源丰富,是大宗商品如能源、农产品、矿产资源的主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带动了对许多初级产品的需求,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大宗商品最大的买家。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2006年进口石油1.45 亿吨,进口倚赖度达41.4%,预计2010 年将达到50%以上;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铜的消费国,2004 年进口精铜116.5 万吨,进口依存度达36.1%; 我国的小麦产量居世界第一,玉米产量居世界第二、大豆产量居世界第四,进口量世界第二。加入WTO 以后,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价格波动将更加剧烈,企业需要期货市场规避风险,需要利用商品期货的价格发现功能来指导经营。 然而,我国远离国际期货交易中心,在语言、习惯以及人才的储备上都无法有效利用国际期货交易中心来套期保值,即便参与也很难影响定价过程,更不要说其中蕴涵了相当大的风险了。因而,如何发展我国商品期货市场,满足国内的套期保值的需要,保障国家的经济稳定运行就成为一个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通过对我国现状的与国际经验的借鉴,本文试图为我国商品期货未来的发展给出一些合理的建议。 二、研究方法与逻辑架构 本文的研究方向比较偏重于实务。要想对商品期货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有所把握与认识,就必须对我国商品期货市场发展的沿革与目前的水平有一个合理的评价。通过历史分析看清商品期货市场存在的一些问题的根节,通过对几种代表性商品的实证分析比较有说服力的给出我国目前商品期货发展状况与国际相对地位。而后,本文分析了国际上成功发展商品期货国家的经验,并结合我国的条件得出了我国商品期货发展的未来定位。并以这个定位与我国商品期货实际条件出发,从丰富产品品种、优化投资者结构与促进市场开放三个方面给出了商品期货未来发展的方向。 三、主要观点与结论 1.我国的商品期货市场经历了相当时间的整顿与相关制度的建设,已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平稳度过了去年有色金属价格大幅波动的考验。行业本身已经初步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因而,我国发展商品期货的条件无论从宏观经济条件、套期保值需要到整个行业与监督机构在经验与体制上的准备来看都已经具备。 2.目前的商品期货市场已经在相关商品中起到了套期保值,价格发现的作用。但也应该看到,除了少数几个品种,我国商品期货定价仍然从属于国外定价中心形成的价格。能够参与国际价格形成的在实证的品种中只有铜一种。 3.我国应确立通过发展商品期货形成亚洲区域定价中心,积极参与世界大宗商品的价格形成。商品期货是大宗商品定价的核心环节,商品的定价又关系到国家利益与经济安全。目前,一些周边国家已经开始走到我们前面,争取成为区域定价中心对于我国十分紧迫。 4.发展商品期货要从引入新品种,优化投资者结构,促进市场开放入手。 丰富的品种有利于商品期货成为一个重要的投资门类,也有利于商品指数期货的推出,增加整个市场的厚度,从而吸引机构投资者进入。同其他行业一样,行业封闭往往会抑制行业的发展,期货行业也应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引进来、走出去,并在这个过程中迅速学习成长,为确立区域定价中心做准备。 四、创新与不足 首先,本文通过实证的方式定量研究了我国商品期货价格的形成机制与影响,同时,提出了我国通过发展商品期货构建区域金融中心的设想。提议从丰富商品种类,引入期权、指数等较为复杂的产品推动我国金融产业的专业化与现代化。并且认识到股指期货的推出对期货知识的普及作用,以及为商品期货发展提供的机会。 本文涉及的问题方面比较广,因而在具体的细节方面很难面面俱到,对于商品指数期货,商品期权等的介绍也只能采用为全文服务的角度,对于一些技术细节则少有涉及。期待有机会能进一步完善。
一、选题背景 从1994 年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部分可兑换起,中国就开始向着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目标迈进。其间虽然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人民币升值压力等多重考验,但由于采取了谨慎的渐进式方案,同时辅以完善利率和汇率形成机制、培育市场主体、强化市场基础设施等配套性的改革措施,时至今日,中国在资本项目开放上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鉴此,对13 年来的开放历程加以系统回顾,对开放过程中的经验进行及时总结,也就成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方向。表现有二:其一,对于中国自身来说,可以坚定进一步改革的信心,并且为下一步工作提供有益的指导;其二,对于其他尚未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或名义上实现但实质效果不佳的国家来说,中国的成功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思路,其中的很多经验可以作为“它山之石”推而广之,助其在未来少走弯路。 传统对资本项目开放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开放条件、时机、顺序、国际经验比较等定性分析。20 世纪90 年代后期,定量化的资本项目开放度指标凭借对一国资本项目开放进程客观清晰的描述与定位开始进入国内外学者的视线。本文拟借鉴这一切入点,以对1994-2006 年间我国资本项目开放度的测量为基础,展开对我国资本项目开放演进过程的梳理和经验的总结。 限于视野和能力,本文仅从开放度角度对13 年来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部分经验进行了很浅显的总结,但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唤起学术界和实践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也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一点有益的思路。 二、研究方法与逻辑框架 由于本文立足于选取和构造适当的资本项目开放度指标,研究总结1994-2006 年13 年间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演进过程和经验,因此,选择以大量历史数据和政策基础上的实证研究为主要方法,同时辅以对代表性国家或地区数据和经验的比较研究。全文的逻辑结构可以表示如下图:其中,第一章先对资本项目开放和资本项目开放度的定义及国内外相关研究加以梳理,介绍了用于衡量资本项目开放度的数量型和规则型两大类指标及各自的适用范围。 第二章总结了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历史进程和管理现状,特别对1994-2006年间我国在资本项目管理上的政策变化加以逐年回顾。 第三章为文章的主体部分,首先采用数量型指标从对外资本流动、投资率与储蓄率相关性、利率平价模型三个方面测算了1994-2006年间我国的资本项目开放度。在采用对外资本流动这一衡量指标时,还同时选取了其他11个代表性国家或地区的数据作为比较研究的参照系,以期给中国的资本项目开放程度以更好的定位;其次在借鉴IMF、OECD和Quinn等指标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资本项目管理实际设计了一套规则型指标体系,并以第二章总结的各年政策变化为依据,对13年来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具体演进过程和特点加以描述分析;最后在综合两种指标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了对1994-2006年间我国资本项目开放进程的整体判断。 第四章专注于在第三章结论的基础上,针对亚洲金融危机、人民币升值压力、“走出去”开放战略等几个关键事件点,从控制资本流动与金融风险,与汇率改革配套,与经济开放政策搭配三个方面简要总结了13 年来我国资本项目开放的部分经验。 1994-2006 年我国资本项目开放度实证测量数量型指标测量规则型指标测量两类指标实证结果汇总1994-2006 年我国资本项目开放经验总结 三、主要观点及结论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资本项目开放度的测量指标主要有数量型和规则型两种。前者适用于长期测量,后者适用于过程推进。实际使用时应结合开放进程,搭配使用多种指标。 2.目前我国已实现了多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其他投资等具体项目的开放正在逐年有序的推进中。 3.资本项目开放度指标的实证测量结果显示: (1)以对外资本流动衡量的资本项目开放度在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6 年银行业开放的外在压力下呈现较明显“增-缩-增-加速增”的阶段性特征,其中对12 个代表国家的比较研究显示中国的资本项目开放程度在世界上仍处于较低水平,低于美、英等发达国家,略高于泰国、印尼等实质开放程度不高的东南亚国家;在1994-2005 年间,中国投资率与储蓄率的相关度为90.85% ,对应较低的开放度且各阶段间波动较大;以利率平价模型测算的开放度为0.2746,仍处于较低水平。 (2)采用本文设计的规则型指标的测量结果表明: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2 年以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及政府有意识的推动“走出去”战略、2006年银行业整体开放四大关键事件对我国资本项目开放进程影响显著;我国在直接投资项上一直保有较高的开放度,对证券投资则采取了严格审慎的态度,但进入2005 年后证券投资的开放进度明显加快;长期看来,资本流入开放度高于资本流出项,2005 年后资本流出的开放也呈现加速趋势;针对资本开放进程中的不同阶段和每个时期的特殊经济形势,管理当局对个人、企业、银行、机构投资者采取了差异化的安排。 4.13 年来我国在控制资本项目开放中的资本流动与金融风险,协调资本项目开放与汇率改革,注重资本项目开放与经济开放政策搭配三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和推广。 四、创新与不足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思考和衡量1994-2006 年间我国资本项目开放演进过程和经验时采取了独特的定量化切入点——资本开放度指标,从而较传统的定性分析更能清晰揭示中国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和进程,给予以往直观上的感觉以实证支持,在此基础上分析和总结的我国13 年来在应对资本项目开放带来的资本流动与金融风险,同时协调资本项目开放与汇率改革,配合推进一国经济开放政策等几个领域的成功经验也更具有可信度和逻辑上的一致性。 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资本项目开放度指标本身的合理性,其次是构建的规则性指标仍较粗糙,在项目划分、打分上仍存在较大的主观性,再次是对开放经验总结的面仍很窄,对资本项目与金融风险、汇率改革的配合、政策搭配等领域的研究仍局限于表面陈述,缺乏深入分析。 鉴于水平和时间有限,文中难免有疏忽甚至谬误之处,我将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深化对该领域的研究和思考,请诸位老师监之勉之。
一、选题背景 第三次科技革命后通讯网络技术的发展、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的经济开放与金融自由化使得全球市场趋于一体化。伴随着跨国交易成本的降低,国际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资本流动数量剧增。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几次金融危机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各国意识到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对国内宏观经济的重要影响。 伴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化,国际资本在我国流入流出的数量逐渐增加,宏观基本面的强劲以及体制改革引起的套利机会使得短期资本流动也日益增多。10 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资本外逃和近期内人民币升值背景下的热钱流入即是很好的证明。随着我国QFII制度和QDII制度的推出以及“十一五”规划期间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逐步实现,国际短期资本流入流出我国的数量将会更加庞大。弄清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有关机理并结合我国现实予以分析便成为重要的课题。目前国内对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效应和影响,而且在短期资本对国内经济存在重大影响上达成了基本统一1,但深入研究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影响因素的还不太多。本文则重在分析短期资本流动的特点和影响因素,这对于应对短期资本流动冲击、减少或避免短期资本流动对宏观经济的不利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二、研究方法与逻辑架构 本文采用从一般到特殊(我国)、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综合采用实证方法与规范方法,理论研究与经验分析(案例、计量)相结合。 本文框架:第一章考察了国际短期资本的定义,给出了短期资本流动的特征并以此为基础对短期资本流动进行了定义。然后探讨了短期资本流动的衡量方法,提出了流量法和存量法两类计算和推测方法。第二章首先介绍了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现状规模、阶段发展与结构特征,然后分析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国际短期资本流动迅猛发展的背景和主要原因。第三章重在分析影响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变动的因素,分别以宏观经济原理、资产组合理论、利率平价理论以及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分析了影响短期资本流动的长短期因素,并做了相应的案例分析。第四章介绍了我国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现状,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结构进行了分析,接着尝试性的解释了异常数据;然后分析了影响我国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具体因素,提出了套利净利差概念并结合数据做了分析,接着深入探讨了影响最大的因素——人民币汇率预期的形成原因。最后给出了结论和政策建议。 三、主要观点及结论 1、国际短期资本流动是以投机或避险为目的、以高流动性资产为载体、对宏观经济变动比较敏感的私人资本流动。 2、国际短期资本流动规模不断增大。目前载体结构上以债券为主,其次是股票;地区结构上发达国家占据绝对比例。 3、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国际短期资本流动迅猛发展有着深刻的背景和原因:第三次科技革命后通讯、网络技术发展;全球范围内降低贸易壁垒和金融自由化浪潮;二战后和平发展期私人财富尤其是证券化资产的巨额积累;机构投资者兴起以及组合投资和增加交易以弥补市场不完全原理的广泛应用;当前美元单一主导型的国家货币体系。 4、经济周期和经常账户所反映的国民收支或投资-储蓄的不平衡能够很好解释短期资本流动的长期变动趋势。资产组合理论所揭示的风险-收益因素是影响跨国投资者全球资产配置方向和组合调整的重要因素。在短期内,市场套利或投机因素(预期利率平价关系改变)是影响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对于非完全市场化国家尤其是转轨经济体来说,由政策扭曲所造成制度性套利也是影响短期资本持续性流入或流出的重要因素。 5、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存在国际短期资本假借进出口渠道流入我国的情况。 6、套利净利差在长期内是影响我国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而且两者存在的长期均衡关系非常稳固,以至于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短期波动主要来自于对上期偏离长期均衡的纠正。进一步分离套利净利差,人民币汇率预期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在长期内持续的汇率向某方向变动的预期对短期资本流动具有重要影响。 7、当前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形成,直接原因是经常项目和金融项目下的双“顺差”,实质根源却在我国经济结构的失衡、资源要素市场的分隔和价格的非市场化以及政策和体制上的扭曲。8、既然只有长期内持续性的人民币汇率预期对短期资本流动有影响,那么通过间接政策调控在短期内影响市场预期以引导短期资本流动的方法难见成效。 为应对短期资本的大量流入,短期内通过增加汇率弹性、政策配合下的对冲干预、调整经常项目政策和资本项目政策(尤其是外贸外资政策)可以起到一定缓冲作用。但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经济结构的转型。目前需要做的是加快国内要素市场改革,推进要素和资源价格的市场化;同时逐步推进汇率体制改革,资本项目应该有序开放,目前更应该结合“走出去“战略,大力鼓励合规资本的流出。 四、创新与不足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1、探讨了对短期资本具体衡量问题,并给出了通过国际收支平衡表各子项目计算短期资本流动的流量法和存量法;2、初步分析了政策扭曲下制度性套利对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3、将各影响因素尤其是人民币汇率预期因素予以量化,实证分析了我国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制度性套利概念还缺乏成型理论的支撑,其对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还需要深入分析,尤其是实证分析中政策扭曲和制度性套利的具体量化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另外,对近两年来我国对外证券投资跳跃性增加的解释还需要做更深的研究。
服务业是近几十年来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产业,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和国际产业结构的调整,服务业已超过制造业,成为外国直接投资(FDI)最重要的领域。特别是近年来各国对服务业的开放力度不断加大,服务业在整体上的地位稳步提升,同时服务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日益扩大,服务业国际转移的趋势也愈加明显,服务业的国际化已成为全球服务业发展的一大趋势。 中国加入WTO后,外资政策调整最集中的领域是服务业。在逐步履行入世承诺的同时,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范围,放宽准入限制,给予外商投资者以国民待遇,是服务业领域外资政策调整的核心。伴随着对《服务贸易总协定》承诺的落实,截止2006年底,我国已相继颁布了40多项开放服务业的法规、规章,涵盖了几乎所有服务贸易领域,基本完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关于服务业开放的全部承诺,积极稳步地推进了服务贸易领域的对外开放。与此同时,服务业FDI亦不断增长,特别是金融保险业、电信业、物流行业以及法律、计算机、工程管理和其它咨询服务业,成为FDI流入的重要部门。 进入模式选择是企业国际化的重要战略决策。当跨国公司决定进行国际化经营时,至少要作两个重要的战略决策:一个是区位选择,即选择进入哪一个外国市场;另一个就是进入模式选择,是选择直接在东道国投资,还是选择契约进入的方式,或是选择原始的出口方式。这三种不同的进入模式对跨国公司和东道国经济利益有着不同的重要影响。从跨国公司的角度看,不同的进入模式关系到资源投入水平、进入成本、技术转移程度以及对海外子公司的控制权和收益权分配,直接影响到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和子公司的经营绩效,并进而影响到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利益的实现。从东道国的角度看,不同的进入模式对技术转移效应、当地市场结构和国际收支以及税收等东道国经济利益的实现等都将产生不同的影响。由于跨国公司和东道国政府往往存在利益上的冲突,因此进入模式也是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跨国公司进入本国市场进行管制的重要内容。正因为如此,进入模式选择是国际化经营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对国际化进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之一。 基于中国服务市场日渐开放、国际服务业转移的大背景,本论文以国际贸易理论、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为基础,以国际市场进入模式决策为核心,重点对服务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进行实证研究,以揭示服务企业进入模式决策的影响因素,并提出现阶段中国服务业有效利用外资以及内资服务企业走出去的策略。本研究对于中国服务业制定有效利用外资的政策,指导国内服务企业与外资的合作与竞争,推动优势服务企业的国际化发展,都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具体的研究内容包括:(1)在对有关服务国际化的文献进行梳理和评价的基础上,阐述了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主要理论,分析了服务企业国际化与制造企业的不同、不同类型进入模式的内在特性、服务企业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构建出分析服务企业国际市场进入模式决策的一般分析框架。(2)系统分析了服务企业海外市场扩张的现状,主要从扩张的主体、动因、现状和特点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并且对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批发和零售、餐饮、金融、保险、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进行分类研究,指出跨国服务企业正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其服务产品,而在这一过程中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一环。(3)分别以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服务企业和进入海外市场的中国服务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因变量包含出口以外的所有进入模式选择,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以期找出服务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将两个样本的实证结论进行对比,对其差异进行现实分析。样本数据来源于调查问卷。(4)以实证分析的结论为基础,结合跨国服务企业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现状,总结跨国服务企业中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特点及其影响。主要对当前投资进入模式中的独资化倾向和更多地选择契约模式进入的倾向进行了分析,指出这两种进入模式选择中的倾向可能带来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5)针对当前跨国服务企业中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现状特点,提出中国政府和企业有效应对的措施建议。政府方面要加强对外资的监控,完善各种引资政策,将独资化倾向带来的负面影响减到最低程度,并采取有效措施支持国内优势服务企业进入海外市场;企业方面要吸收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尽快培育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有条件的企业也可以“走出去”,根据自身特点采取合适的进入模式进入海外市场。
当今跨国公司FDI把触角延伸到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FDI面临着各国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汇率变动影响跨国公司FDI的决策行为,进而影响全球FDI规模和结构。为了深入地研究汇率变动对FDI的影响,本研究遵循“FDI区位选择→全球FDI的规模和结构→在华FDI的规模和结构”的逻辑主线,依次回答“汇率变动影响FDI区位选择、汇率变动影响不同类型FDI、以及汇率变动影响在华FDI”的问题。 首先,本文构建了一个汇率变动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分析框架,并采用跨国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当外资企业的外销比例较低时,母国货币贬值有利于采用出口模式,反之有利于采用股权模式;当母国企业拥有技术和管理优势时,独资模式成为股权投资的主导模式;当母国货币升值时,能够产生相对财富效应,支持跨国公司采取独资模式;跨国公司基本上属于风险厌恶型,多采取净利润变动最小化的目标,通过国际多元化方式降低整个全球生产网络所面临的汇率风险。 再者,本文分别构建了数理模型研究汇率变动对不同类型FDI的影响,并采用跨国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当母国货币升值时,处于技术优势的母国显著促进对外FDI;汇率波动程度对市场导向型FDI的影响很弱,这可能是由于跨国公司对于汇率波动风险的厌恶程度很低引致的;汇率波动程度对出口导向型FDI的影Ⅱ向较大,这主要由于汇率风险是影响外资企业出口的关键因素。 最后,本文运用了投资类型分解的方法,使用了简单OLS计量回归和面板数据模型,实证了人民币汇率对不同类型在华FDI的影响,并利用了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实证了人民币汇率对总体在华FDI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可能显著阻碍市场导向型FDI,或者其影响很弱,却能够显著促进出口导向型FDI,而对总体外资规模的影响很弱;扩大人民币波动程度对市场导向型FDI的影响很弱,却显著促进出口导向型FDI和总体外资规模。 保持人民币升值,放大人民币浮动区间阻碍外方独资或控股国内企业,有利于吸引出口导向型投资,也有利于促进我国海外投资。国内企业在实施跨国战略时,应该针对东道国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投资战略,并注重对汇率风险的管理,同时我国也应该加大对海外投资的会融支持力度。
经济持续高速的发展,作为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内涵之一,已经并将继续对中国能源战略和国际能源市场产生深刻的系统性影响。国际能源市场供求关系的重大变化,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国际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如何在正确把握“和平发展”时代主题的前提下,通过“和平崛起”的战略选择来实现中国能源安全乃至政治经济安全,明确中国的能源战略取向,是刻不容缓的重要研究任务。 最重要的能源种类是石油,国际能源署建议成员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标准是90天的石油净进口量。目前美国、日本和德国的石油储备可供使用的天数分别达到了158天、161天和127天。随着中国迅速崛起,中国计划将战略石油储备提高到90天,而中国石油系统内部原油的综合储备仅为30天。在国内对石油能源的需求有增无减,供求缺口越来越大,向海外寻找石油已经成为保证中国崛起的关键一步。 然而,中国对海外石油需求的增加及扩张,已经并且继续挑战了现有世界能源格局,中国“因素”直接影响国际油价,中国对海外石油的诉求冲击现有国际能源市场,直接影响到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国的崛起意味着对能源的需求将会继续上升,将引致世界能源市场的动荡,显然让中国和平崛起的选择陷入两难的境地。本文就是试图在详尽的分析基础上,提出解决这个重大矛盾的一些路径。 本文在详细分析了现存国际石油能源分布情况及世界强国能源势力的基础上,对中国未来20年的能源需求和消耗状况作了分析。我们在分析中国石油产业对海外投资的基础上,得到结论,保卫全球能源市场的安全才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最佳途径,而中国对海外石油进行直接投资,将是实施这个战略的有效途径。
能源是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必须的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是国家安全的物质基础。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国际化,各国经济增长所消耗的能源资源也日益增加,在工业化进程中对能源资源的依赖不断加强。在20世纪的100年时间里,世界能源的消耗量增加了近9倍。IEA《2002年世界能源展望》报告资料表明,近30年内世界能源需求量将增长三分之二,一次能源需求预计年均增长1.7%,约合153亿吨油当量。美国学者杰瑞米·里夫金认为,为了满足日益增加的能源需求,2000-2040年世界能源消耗量将翻一番,到2070年要翻两番,2100年要翻三番。面对全球严峻的能源形势,能源问题上升到了战略高度。 在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能源领域的投资对各国的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能源资源对外直接投资历程表明,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多是走资源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道路,其中石油资源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从现阶段能源的供给和需求来看,以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为主的能源资源虽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会出现过度紧缺,但是从世界能源消费结构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出,在绝大多数国家的能源消费中,石油资源已占主导地位,石油对于全球经济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由于资源禀赋的不同以及对能源的巨大需求,各国很难依靠自身资源来支撑经济的发展,必须通过国际市场获得能源资源。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国内能源需求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纷纷制定了以石油为主要内容的能源安全国际战略,多方开辟供应渠道,积极参与国际油气资源开发。 中国的能源形势十分严峻。一方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源生产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的能源需求。另一方面,中国不合理的能源消费结构使石油消费猛增,经济发展对石油资源的信赖性很强。在国内石油生产约束和消费增加的情况下,必然产生能源安全问题。因此,中国石油企业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走资源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道路是解决中国石油安全问题的有效途径。 本文把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用于中国石油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选择,认为中国石油企业应该在全球产油区域内广泛进行投资,以获取更多的石汕资源。在中国石油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方式的选择中,由于中东、非洲、拉美等世界主要石油生产国的优质石油资源已被跨国公司瓜分殆尽,中国石油公司的勘探开发空间越来越小。因此,跨国并购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在跨国并购模型中主要研究对上游、中游和下游石油公司的并购,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利用技术经济学和投资学中的知识,对中国石油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决策分析。 虽然中国石油公司走出国门的时间很短,而且缺乏经验,但是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中国石油公司海外直接投资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投资范围已扩展到中亚、东南亚、中东、中非和北美,从国外获取的份额油逐年增加,有效地缓解了国内石油的供求矛盾,对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利用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法,研究石油资源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行业带动效应等,使中国石油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直接经济效应、完全经济效应得以量化。
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是政策性金融的一种,它是世界各国为促进本国对外贸易、对外投资以及某种外交意图而设立的特殊金融形式。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进出口政策性金融适应了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所默认的政府支持对外贸易的手段被各国广泛使用。 我国进出口政策性金融起步较晚。中国进出口银行作为我国主要的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之一,在过去的十余年中为改善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实施“走出去”战略、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和科技兴贸战略,发展对外关系和促进国际经贸合作,支持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新时期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要求下,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以及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新形势下,中国进出口银行与国际同类机构所发挥的作用相比,与作为国家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本应该发挥的作用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尚有很多需要提高和改进之处。在我国金融改革不断深化,国有商业银行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时,政策性银行改革也拉开了帷幕。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强对进出口政策性金融的探讨与研究,比较分析并借鉴国外进出口政策性金融的成功经验,具有特别突出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实践意义。 本文首先对进出口政策性金融的涵义、特征、理论基础以及功能进行了介绍,进而比较了国外进出口政策性金融的实践情况。通过回顾英、美、日、韩四国进出口政策性金融的历史演变,笔者总结出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职能的发挥具有较强的可变性和阶段性,其发展方向、支持领域、业务内容是随着一国经济环境与发展要求的变化而相应调整的。接着笔者重点从定位立法、宗旨性质、业务范围与发展状况、资金来源与资本结构、风险控制与补偿等方面比较分析了世界上较为成功的以及和我国情况相近的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做法。然后,对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发展、运营情况、成立以来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考察,并重点剖析了现阶段存在的问题。最后,在综合分析当前国内外形势,结合国际经验和我国具体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与发展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对策建议。
在经济的全球化和我国入世的背景下,党中央积极鼓励我国企业“走出去”,并提出跨国经营主体要多元化。民营经济现在己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证明也有不少民营企业不同程度地走出国门,因此,我国民营企业有条件也有能力成为跨国经营的主力军之一。本文共分四章,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引言。本章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问题的背景、意义、目的和待答问题,并确定了本文的研究方法,设计思路和实施程序; 第二章相关理论研究综述。本章在查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理论、战略管理理论进行了回顾和评论;最后界定了民营企业的内涵,分析了我国民营企业的界定及有关政策演变;分析了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特点及其重要作用。 第三章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首先,对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进行了分析。然后从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行性分析入手,探讨了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有利条件和障碍。 第四章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阐述了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市场进入战略、大型民营企业的品牌战略、中小型民营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最后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提出了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决定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两个基本因素是: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融入经济全球化将促使我国民营企业全面参与国际分工、合作,在严酷的国际竞争中经受考验。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就是要立足于比较优势,靠专业化创造竞争优势,走跨国经营的持续发展之路。
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己占据我国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在技术创新、吸纳就业、体制转轨、扩大出口等方面中小企业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融资难已经成为制约其发展的最大障碍,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有不同于大企业的自身特点,具有融资难度大、融资成本高、融资风险高的特点;且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小企业具有不同的融资特点,本文根据我国目前中小企业的状况和国内的融资环境和中小企业的分析,分阶段地讨论了融资结构的理论发展历程。从而为下文的融资对策做了铺垫。同时,对比国外的中小企业的融资背景,运用融资理论,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障碍,需求,做了系统的分析,并就解决融资方法,途径提出根据中小企业的地缘特征和产业的结构特征,施行多渠道融资的一系列措施和建议。在逐步分享金融深化所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对融资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 融资的实质,就是对资金的配置过程。从实际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融资是一个随经济的发展由内源融资到外源融资的交替过程。企业融资难既有自身原因,又有外部原因。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除了直接融资策略诸如挖掘资金潜力、加强对存货的管理、降低成本费用和商业信用融资,股票融资、建立互助发展基金、典当融资等方式外。也应该主动发扬“走出去,请进来”的开放策略,而中小企业的间接融资策略主要在信息沟通、财务管理、经营素质、担保等方面加强与银行的合作,改善银企关系。此外,在间接融资的策略创新上主要通过眼睛向外寻求新的担保形式解决担保难的问题如寻求担保公司、以自然人或联户联保的方式、或积极采用动产融资解决抵押担保难的问题。 本文的研究及其结论对于中小企业和相关管理部门等都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也为中小企业的融资提供了良好的实践依据和理论向导。
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取得了重要发展。中国与东盟确定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和“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而且中国提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同时,双方贸易发展大大加快,双边贸易额呈直线上升趋势;筹建了东亚双边货币互换网络;中国与东盟间的相互投资迅速增长。但中国与东盟在双方经贸合作、双向投资、双方商品出口市场等方面仍存在问题。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的长期发展需要在货物贸易之外寻找新的机遇与增长点。对中国与东盟国家间服务贸易发展状况进行分析研究,将有利于推动中国与东盟在经济合作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本人将在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实证分析法、规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进一步分析研究。主要阐述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的背景,引出服务贸易发展成为新增长点的观点。系统分析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发展状况.主要从服务贸易规模、增长速度、行业构成、发展分布和开放程度等方面阐述了各成员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特点。总体上CAFTA服务贸易规模较小,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快于世界水平,服务贸易行业构成与世界相比差异较大,服务贸易发展不平衡以及开放程度不一。运用巴拉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了各成员国服务贸易各部门的比较优势。此外,系统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发展中存在的贸易障碍、管理体制、立法、国家安全等一系列问题。文中归纳了三种服务贸易障碍,如国家实行垄断经营、不给予国民待遇和服务行业依赖发达国家等。本人认为中国和大多数东盟国家服务贸易管理体制松散,法规不健全,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可能造成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威胁。再者,本人在文中探讨了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的发展对策。针对上文提出的问题,提出构建科学合理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和法律制度以及发挥比较优势,加强中国与东盟合作。经过系统分析后得出结论,中国与东盟要认真研究运用GATS的原则和规则,使之对服务贸易发展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多年来,香港一直是天津最大的境外投资来源地、第二大对外投资目的地和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2006年,国务院进一步提升了天津的城市定位,把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布局。此后,香港各界对加强与天津的经贸合作表现出更大的热情,各行业代表团纷纷来津考察洽谈。天津要加快建设成为北方经济中心,也需要通过加强与香港的经贸合作,学习借鉴香港经济发展的先进经验,充分发挥香港优势,促进与世界各国的经贸交流与合作。CEPA是惠及内地与香港互利共赢的自由贸易协议。在这种新形势下,分析两地经贸合作的基础、成功经验及存在的问题,研究在CEPA框架下,需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的重点领域和对策措施,对推动两地经济的共同繁荣与发展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本文以CEPA框架下加强津港经贸合作研究为题,共包括四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重点介绍了研究的背景以及CEPA的主要内容和在CEPA框架下加强津港经贸合作的意义。 第二部分根据国际贸易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要素流动理论和专家学者的CEPA效应在内地分布结论等,分析双方经贸合作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结合两地经济发展的优势,剖析双方经贸合作的现实基础。 第三部分在总结双方经贸合作的措施、成果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预测双方经贸合作的前景和潜力。 第四部分借鉴其他省市与香港合作的成功经验,结合天津的实际情况,提出加强双方经贸合作的重点领域与对策建议,为政府部门确定今后几年如何进一步推进津港经贸合作发展,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和政策方面的参考。
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持续高速发展,企业集团这一特殊的大型企业组织形式,随着我国“大集团、大企业”和“走出去”战略的成功实施,也在飞速发展,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我国企业集团发展到今天,在规模、产品、管理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提高,部分企业集团还开始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但也应该认识到,我国的企业集团和国际知名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而产融结合是国际跨国企业集团提高其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手段之一,我国企业集团虽然也开始了产融结合的探索与实践,但还处在产融结合的初级阶段。为了促进我国企业集团产融结合的健康发展,本文选定了我国企业集团产融结合的路径这个主题来进行研究和探讨。 本文首先从企业集团的概念、特征、类型、组建模式、形成的一般动因、形成的方式等方面论述了企业集团的基本理论。同时,对交易费用的理论、企业内部化理论、基于资源的公司观理论等和企业集团产融结合相关的经济理论,奠定了本文的理论基础。 本文在展开我国企业集团产融结合的路径研究的过程中,先从国外大型企业集团产融结合的实践,我国实行大企业、大集团和走出去的战略,中国企业集团所开始的产融结合探索入手,分析了我国企业集团产融结合的必要性。在明确了产融结合的概念,产融结合的金融企业投资产业企业、金融企业和产业企业相互持股、产业企业投资金融企业的三种形式之后,选择产业企业投资金融企业这种方式,论述我国企业集团实现产融结合的路径选择。接着,依据中国有关的金融法规,论述了企业集团进入银行业、保险业、基金业、证券业、组建财务公司这五种路径。 本文对企业集团组建财务公司这种产融结合路径进行了重点研究。依据中国银监会2004年颁布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详细论述了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的定位、职能、业务分类、设立条件、筹建和开业、变更、监管和自律等。本文还详细介绍、分析了上汽集团财务公司的案例,进而从财务公司与其他金融机构的比较优势,如内部性、专业性、行业性、创新性、灵活性、有效性、支持性、普遍性、经验性,得出了财务公司是我国企业集团在现阶段实现产融结合的最佳路径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