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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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能力体系转移研究

尽管发达国家长期以来主导着全球的直接投资方向，但是发展中国家在近来的30多年也在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同时也崛起了一批令人瞩目的跨国公司。这种现象的出现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兴趣，事实上，作为跨国经营研究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发展趋势及竞争能力正逐步成为许多研究者所关注的课题。然而就笔者所阅读的国内外文献而言，绝大多数分析还只是停留在对发展中国家、国际环境、行业、政策建议等宏观层次，而对于微观层面的企业几乎是毫无涉及。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数量和质量还不明显，难以形成令人信服的理论成果；另一方面在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信息披露不够透明，造成各种量化数据很难获取，实地调研又往往耗时耗力。因此，可以这么认为，目前针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研究还处于相当初级的阶段，没有现成的、系统的理论或实践依据可作参考。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然初具规模，应该看到，在相同的母国环境下，“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与尚留在国内的中国企业有着明显的不同，即使是在“走出去”的群体中中国企业也互有不同，因此，从企业内部着手，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能力体系的构建和转移就显得格外有意义。在明确了研究背景和研究主题之后，本文通过对可靠的企业基础进行数据要素的采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能力体系转移的基础、过程、机制、效果开展较为系统完整的分析工作。具体而言，研究范围包括：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能力体系都包含什么?(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能力体系发生转移的基础是什么?动因和障碍如何分析?(3)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能力体系转移的过程、机制及进入模式的选择； (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进入模式控制权的高低对能力体系转移绩效的影响。本文以在江苏、上海、浙江三地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中国企业为研究对象，选取了334份有效样本，并运用多元回归分析、主成分因子分析、方差分析(ANOVA)分析、相关分析及描述性分析等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 1、我国的境外投资主体正在从单一的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向多种所有制经济主体对外直接投资转变，民营企业已经成为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黑马”。在区位选择上，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仍然主要集中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后发展地区，存在能力体系转移阶梯的现象，即中国企业在相对优势较强的后发展地区，将经过适应性改造后的能力体系转移给当地的合作伙伴或供应商。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自身能力体系构建上，国外投资企业的进入为其在诸多方面提供了输出和支持，使之更加健全和完善。因此，对于类似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后发展型跨国公司而言，企业的内向国际化是其外向国际化的基础和条件。 2、本文提出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能力体系的概念模型得到了实证支持，该体系可以被划分为五个能力因子：营销能力、组织与战略能力、创新能力、制造能力和财务能力。其中，制造能力是中国企业明显的相对优势，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和营销能力在目前阶段处于相对弱势，而组织与战略能力和财务能力则是则是作为一个企业存在所必备的基本能力。 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能力体系转移过程分为认知、改变、适应和执行四个阶段，其中前两个阶段发生在中国境内，而后两个则落实在境外。 4、不同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具备的能力体系不尽相同，因此对进入模式的选择也不相同。营销能力高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能力体系转移时倾向于采取高控制权的进入模式，财务能力高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能力体系转移时倾向于采取低控制权的进入模式，而其它三个能力因子(组织与战略能力、创新能力、制造能力)水平高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对控制权的选择没有显著的影响。 5、中国对外直接企业能力体系转移时进入模式的选择会直接影响到绩效的高低，实证表明两者具有正相关。 6、在具体经营方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对海外分支机构的战略决策、财务事务、日常经营和高层人员等四方面的管理控制程度对能力体系转移产生的绩效均有显著的正效应。本研究在对理论、实证及案例分析的基础上，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不仅要重视自身能力体系的建设并应用在国内的发展之中，而且更要将具有竞争优势的能力体系高质量地转移至海外分支机构，使其能迅速在东道国(特别是后发展中地区)环境中获取新的成长机会。为此，提出四方面建议：一是要培育全球视野下的能力体系管理；二是要重视能力体系建设的平衡性；三是要拓宽能力体系建设的渠道；四是要优化能力体系发展和转移的环境。本研究不仅丰富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发展中国家企业，特别是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选择“后发展中国家”作为主要东道国提供了较为新颖的理论依据。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基于价值链的视角

区位选择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重要问题，但是其理论体系还不完善。本文尝试以价值链的视角建立研究框架，重新考察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动机、区位、产业、主体等问题。价值链各环节的附加值不同，相应地，定位于各环节的企业的竞争优势不同，它们在全球的选址也受到这一定位的影响。资源禀赋在地理上的分布不均、专业化分工和业务外包使得价值链环节出现空间分化，呈现大区域离散、小地域集聚的特征，从而大多以地方产业集群的形式存在。因此，价值链研究吸收了产业集群这个空间地理概念。空间集聚、集群是企业选址的重要影响因素，也分别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与价值链理论的研究领域，并因此将二者联系在一起。产业集群之间的等级体系由全球价值链各价值环节的等级体系决定。企业嵌入产业集群可以加速创新，获得竞争优势。外国直接投资的集聚特征使得企业通过嵌入集群，借助集群的升级实现在价值链上的攀升成为可能。近年来，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引起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广泛关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表明，中国企业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其跨国经营管理的研究和实践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企业尚未识别自己的竞争优势，并在价值链上准确定位，导致对外投资的战略不明确；区位选择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地区分布过于集中、不利于在全球配置资源和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对外投资以低附加值的行业为主，不能有效带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拉动出口贸易；投资主体大多不注重企业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不能有效利用集聚效应提高企业在价值链上的定位。结合理论基础、实证研究，借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地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的成果，本文指出中国企业根据其竞争优势确定的价值链战略模式决定了中国多层次对外直接投资的格局。基本上来说，对外直接投资都具有开拓市场的效果，从而有利于企业拓展营销渠道和提高品牌知名度，因此这类投资应面向出口国或市场容量大的国家。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利用投资窗口获取高新技术，打破技术上的垄断和封锁，发展技术密集型行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等高附加值产业，决定了这类投资应主要面向发达国家。寻求低成本的价值链低端模式决定了要素成本比较低的国家是这类投资的首选区位，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这样。企业在全球按照资源丰富程度布局的同时，应该考虑集聚效应带来的比较优势。以大型企业集团的形式进行海外投资的方式在国有企业之外的适用性有限。鉴于我国对外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一些中小企业更适于采用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集群式对外投资包括两种方式：复制母国的集群，母国集群内企业在先导企业对外投资的示范效应下采取跟随战略；集群内的个别企业对外投资，嵌入国外类似集群。因此，本文提出中国企业通过在价值链上准确定位，嵌入集群以培育和提高竞争优势的构想，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提供一种思路。
利益双刃剑——引进外资对我国社会利益影响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资无论是在规模上，或是在涉及领域上都得到了迅速发展。随着我国加入WTO，根据我国的承诺，对外开放领域将进一步扩大，外资的大量涌入也引起了我国社会利益的极大变化。对此，我们应及早地做好应对之策，趋利避害，以积极的姿态迎接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多边经贸合作带来的挑战，更好地保障和维护我国社会利益。除导论和综述之外，全文共分三篇九章。第一篇为第一章至第三章，主要分析引进外资对我国经济利益的影响。第一章首先对与引进外资相关的经济利益进行了定义和分类，然后，分析了引进外资经济利益的实现机制，最后回顾了理论界关于外资与经济利益的研究综述；第二章从我国宏微观经济利益入手，对引进外资引起的我国经济利益的正负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第三章首先归纳了外资与我国政府在不同经济领域里的和谐与冲突，然后就如何趋利避害提出了政策建议；第二篇为第四章至第六章，主要分析引进外资对我国政治利益的影响。第四章回顾了理论界关于引进外资与国家政治利益的研究综述；第五章首先介绍了我国国家政治利益的历史变化，然后分析了引进外资对我国国家政治利益的正负效应；第六章在第五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在引进外资过程中维护我国国家政治利益的政策建议；第三篇为第七章至第九章，主要分析引进外资对我国文化利益的影响。第七章回顾介绍了引进外资与国家文化利益的相关理论；第八章就引进外资对我国文化利益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第九章提出了维护我国文化利益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从引进外资对国家经济利益、政治利益以及文化利益这三方面出发，全面分析了引进外资与我国社会利益变化的关系；其次，本文在全面分析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的时候，针对其中每个方面，分别作了利弊分析，并得出了相应的结论；最后，本文就维护引进外资过程中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策建议。由于这仅是对引进外资及社会利益关系的尝试性研究，再加上作者本身的研究能力和收集资料方面的局限，文章仍有较多不足之处，这些不足都有待于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来改进和充实。
国内男子铅球运动员使用旋转技术现状分析及实验研究

本文通过对4届国际男子铅球比赛中32名运动员推铅球技术情况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前有59％的国际运动员使用旋转技术且取得了十分优异的运动成绩。然而在国内，旋转技术无论是在优秀男子铅球运动员中的使用还是在各省市体校的普及程度上，都和国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旋转技术未能在国内推广使用的主要原因，是它在国内尚未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教练员、科研人员对旋转技术的科学研究不足，缺乏先进旋转技术的教学、训练信息，教练员还未能掌握训练旋转技术的方法和手段，以及现行竞赛体制的制约等等。根据旋转技术的技术特点和对中外优秀男子铅球运动员相关身体素质指标的对比分析，指出了国内男子运动员适合掌握该技术的有利条件，并倡导在国内男子铅球运动员中推广使用旋转技术，通过掌握旋转技术，可以把原来力量性要求较高的项目转变成技术性要求较高的项目，能够发挥国内运动员具有协调性、灵活性和平衡能力较强的特点，借助旋转技术这一技术平台，使我国男子铅球早日跻身于世界强队之林，为我国田径事业增辉添彩。通过对一、二级男子铅球运动员的两轮次旋转技术教学实验，验证了国内男子铅球运动员完全能够掌握旋转技术的设想，并且使用该技术能够创造出比背向技术更为优异的运动成绩，这一点在轻铅球上表现得尤其突出；在标准重量铅球上，运动员成绩出现分化现象：一级水平运动员旋转技术成绩有不同幅度提高，二级水平运动员旋转技术成绩则出现不同幅度下降。同时还分析总结出旋转技术的要点、难点和该技术的一般教学方法及步骤，旋转技术的动作要点是旋转开始时良好左侧轴的形成和旋转结束瞬间右脚落地位置的控制，旋转动作的难点是旋转过程中左臂及左侧髋关节的快速转动和右脚积极、主动、有力的碾转动作，这对形成良好最后用力姿势和提高铅球成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最后提出了在国内尽快成立旋转技术攻关小组，建立适合本国运动员的旋转技术模型，在不同年龄阶段运动员中举行旋转技术单项比赛，以及实施“请进来、走出去”的战略方法，并在各省市体校中重视旋转技术的教学与训练、培养出一批旋转技术铅球运动苗子等可行性设想。
论面向和平与繁荣的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构建

本文运用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力图从理论层面剖析中印之间存在的问题及其对″面向和平与繁荣的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影响；以″面向和平与繁荣的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研究切入点，对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成因、发展趋势、发展道路和最终目标做出初步的分析，并根据当前发展中印关系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从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领域着手，探讨如何构建″面向和平与繁荣的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政治军事战略关系上，中印通过举行战略对话以明确双边政策、建立战略互信；解决双方历史遗留问题推动双方政治军事关系的交流与发展：依托区域和国际组织，在多边的框架内发展中印关系；加强沟通与理解，努力推进印巴关系的发展。通过以上举措，达到建立战略互信、促进战略合作、实现战略共赢，最终形成面向和平与繁荣的中印政治军事战略关系。在经济贸易关系上，中印经贸合作遵循合作领域由点到面、点面结合；合作模式由低到高、高低混合的方式，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构筑中印经济贸易战略关系：在中印经贸合作的初始阶段，可以采取适合两国国情和双边关系现状的“联合工作小组”模式，进行双边经贸关系的合作；随着中印经贸合作水平的提高以及合作关系的密切，双方就应该相机把合作层次提高到“产业战略性合作”模式和“经济自由贸易区”模式，通过这两种模式的经济贸易合作，使中印贸易关系提高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从而推动中印经贸关系一体化的发展，最终达到建立中印“经济共同体”的目标。在文化关系上，中印根据各自国情和双边关系现状，走一条以政府为主导、民间为主力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战略合作道路，建立中印文化战略合作关系：首先，利用各种媒体手段大力宣传对方的文化，加深双方国民对对方文化的了解和认识，推动民间文化交流的发展；其次，进行文化学术交流，开展以“文化年”为代表的各种各样的文化交流活动；再次，以市场为向导，走文化产业经济化道路，通过发展边贸经济和边境交通，把文化与贸易相结合，构建丰富多彩的边贸文化。通过以上途径，建立起面向和平与繁荣的中印文化战略关系。
中非经贸合作的历史、现状及前景展望

中国与非洲有着2000多年的友好交往的历史，中非经贸关系一直是中非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非经贸关系的新纪元，之后的半个多世纪，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中非经贸关系发展顺利。为了进一步加强中非间的合作与交流，巩固中非传统友谊，发展面向21世纪的中非战略性伙伴关系，中非开创了双方合作的新形式——中非合作论坛。随着三届中非合作论坛的成功举办，中非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中非经贸合作更是一日千里。本文以中非经贸关系为切入点，以历史为轴，追溯至中非经贸的起点，重点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中非经贸合作的发展历程，概述中非经贸关系在各历史阶段经历的变化及其特点。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20世纪下半期，中非之问一贯相互支持，积极发展双方的经贸合作关系，不断拓展经贸合作的新领域，适时地改变经贸合作的方式和方法，为中非经贸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进入新世纪以来，中非都面临一个关键的战略机遇期，在经济和政治上有着共同的任务和要求。更重要的是，双方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互补性仍在不断加强。展望未来，中非经贸合作将大有可为。
中国纺织业出口国际竞争力分析

纺织业是目前我国在国际市场上有很强竞争力的产业之一。作为纺织品服装出口的第一大国，2004年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总值高达973.85亿美元，同比增长21％，约占世界的25％。因此，纺织品服装出口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全球薄围内对纺织品出口国限制措施的不断增强和世界主要纺织品生产国的激烈竞争，我国纺织业现正面临着巨大压力。所以，只有认清我国纺织业目前所处的发展现状，了解主要对手的实际情况，我们才能更好地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促进我国纺织业的进一步发展。研究方法主要是以波特的钻石理论模型为基础，从纺织业的生产要素、市场需求、相关和支持性产业、企业战略、政府因素和机会等几方面对我国纺织业国际竞争力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全文首先运用近年来收集的一系列数据，结合表格和图形对我国纺织业的基本情况、出口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然后运用三个定量指标(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力指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和五个辅助性定性指标(企业规模、劳动生产率、品种结构、品牌战略、市场反应能力)对我国纺织业竞争力进行了综合衡量；在此基础上，通过运用波特的钻石理论，对我国纺织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了我国纺织业的优势和目前存在的种种问题；接着着重比较了我国与印度、日本、韩国、巴基斯坦、土耳其等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世界主要纺织业生产国家的异同，更加深刻地看清了自身的优势与劣势。在全面分析了我国纺织业所处的战略环境后，最后得出了提升我国纺织业出口国际竞争力的一系列对策：从我国纺织企业自身来看，应该培育大企业集团、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从整个纺织业发展策略来看，应该建立行业预警机制、优化产业布局、发展相关产业、扩大海外投资、加强行业自律；同时政府也应该发挥促进作用，制定合适的产业发展战略。该文以波特的“钻石理论”模型为分析基础，引入大量的数据，并且侧重于和不同纺织业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进行比较和论证，研究我国纺织业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对策，这是论文的创新之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分析

进入新世纪，经济的全球化浪潮使越来越多的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之中，且正深刻地影响着各国的经济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作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己成为不争的事实。各国在大力发展国际贸易的同时，更加重视国际投资在拓展生产和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中的作用。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国际分工和国际问技术经济合作进一步加强，经济全球化、经济一体化使得国际贸易越来越难以满足各国参与国际技术、经济交流的要求，国际投资这个国际经济活动的重要形式，成为推动全球经济高速发展的引擎。中国作为世界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和对外开放的经济本质，都决定其需要通过对外投资的方式参与国际经济交往，为全球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这一现实需要与以垄断优势分析为特征的传统FDI理论之间的不适应性越来越明显。本文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对FDI理论的学习及思考，论证中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合理性，并提出发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根据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于对外投资理论的学习，在本文提出了中国对外投资的一个视角——“中国对外投资差别化分析”。此分析认为，垄断优势并不能单方面决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取决于综合因素，满足其中的一个因素，即只要符合企业的投资目的和动机就有可能导致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该观点对传统FDI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强调了不同的战略动机和目的使得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难度不同，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在没有完全垄断优势的情况下也可以发展对外投资具有正当合理性。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战略政策构思中，本文提出了我国对外投资的基本原则，以及根据差别化观点所指导的我国对外投资的四个方向。对于我国的跨国经营策略比较了兼并和跨国并购的优劣及进入方式的选择，也提出了我国对外投资主体的建设问题。对于企业的海外投资经营过程，也分析了对外投资产业和区位的选择，并就改革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政策支持与服务体系、完善政府政策扶持力度等提出了政策建议。
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

国际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是当今两种最重要的国际经济活动，揭示二者的相互关系有利于各国制订的国际贸易政策和国际直接投资政策互相协调。中国学者对于有关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关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对于中国对外的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关系的研究却寥寥无几，实证研究更是少之又少。本文着重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系统讨论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有必要首先回顾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进展，然后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的己有研究进行述评。本文主要介绍了以蒙代尔为代表的替代关系理论和以小岛清的理论为代表的互补理论。基本概括了这一领域研究的两大基本派别和观点。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无论从企业数量的增长还是从投资额的增加上，都呈现出了良好的势头。而中国出口贸易总额的增长速度更是不可小视，但是，两者数量的增长并不能较好地说明两者的关系问题。本文运用了中国最近20年的统计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所做的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贸易的推动作用非常巨大，两者呈现互补的关系。文章着重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之间呈现互补关系的原因，并从中得出要发展适应中国国情的贸易促进型投资的策略和建议。笔者从两者关系的特点、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和产业结构三大角度深刻剖析了形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之间互补关系的主要根源，并在批判继承小岛清“边际产业转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虽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是，目前仍要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其次，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也应该围绕国内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和升级，并由国家来统一安排和规划，进行指导监督；最后，在投资模式的选择上，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可以应用小岛清的理论。但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应则偏重于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重视提高自身的研发能力，并借此绕过贸易壁垒，不断拓宽国外市场。
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之研究

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是我国新时期贸易发展的宏伟战略目标，“十五”后期，我国已经牢固确立了世界贸易大国的地位，“十一五”时期，正是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但从我国现在的具体经济贸易指标分析，我国同世界贸易强国的差距还很大，国内经济发展过程中尚存的问题还很多，向贸易强国的迈进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本文基于这样的考虑，结合“十一五”时期国内外经贸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在总结我国外贸和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对贸易强国的内涵作了详细地定义，具体包括以下六个方面：贸易强国首先应该是经济强国；其贸易总量位居全球前列；贸易结构中服务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占较高比重；长期贸易条件得到改善；对外投资能力强，有一批大型跨国公司；参与国际贸易谈判和制定国际贸易规则的能力强。在提出这一衡量贸易强国的指标体系后，本文将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过程中各种指标同贸易强国作了详细的比较，以说明我国同贸易强国之间的差距何在。一国经济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该国具体产业的竞争力上。所以本文继而借助显示性比较优势分析了我国产业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运用大量真实可靠的统计数据计算了我国货物贸易的静态和动态比较优势以及我国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本文认为我国货物贸易的比较优势沿着资源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业阶梯发生变动，其变动方式与我国主要出口产品变动的过程基本相当。未来几年，以办公通讯用品为代表的机电产品出口很可能成为我国最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但是，我国比较优势仍体现在劳动密集性产品上，我国还没有在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上形成比较优势。我国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也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与货物贸易情况相似。在这部分里，文章还对比了我国的外贸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并说明了二者问较大的不一致性，从而体现出我国国际贸易政策和国内产业政策扭曲程度较大。基于以上的比较分析，本文根据未来外贸发展形势提出了对外贸易发展的主要任务并给出迈向贸易强国的政策建议。具体包括：创造“开放竞争”的环境，增强产业升级和贸易结构转换的动力；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优化贸易结构；积极有效地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制定应对涉外经济摩擦的对策措施；进一步完善“引进来”各项政策，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建立和完善贸易促进体系，为外经贸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我国境外投资使用项目融资中的出口信贷支持研究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国门，开展境外投资项目。此前，传统的国际贸易融资是支持我国对外经贸的主要金融工具。随着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步伐的加快以及程度的加深，海外投资及对外承包工程等大型海外项目逐步增多，单纯的传统融资工具己经很难满足这些项目的需求。项目融资以其“项目导向”、“有限追索”和“风险分担”等优势特点成为目前境外投资项目十分重要的融资方式，而出口信贷作为官方支持本国出口的信用方式，其最终目的是确保本国货物和服务的出口，在过去几年，几乎所有主要发达国家的出口信贷机构均大大提高其在项目融资方面的能力和水平，并以灵活机动、因地制宜的态度处理有限追索权融资出口信贷。发达国家的出口信贷机构已将项目融资视为其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基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对我国境外投资使用项目融资中的出口信贷支持状况进行了分析，力求从我国实际出发，使境外投资项目业务能够充分的利用出口信贷这一政策性金融工具，增强国际竞争力。本文首先阐述了我国境外投资项目的发展状况，接着论述了大型投资项目使用项目融资的优势，在介绍项目融资当事人和资金来源中引出“出口信贷”这一概念，并重点对其优势进行分析和研究。为了突出出口信贷的支持作用，本文通过引入具体案例——印尼巨港电站项目和电解铝项目，把项目融资和出口信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具体分析我国境外投资使用项目融资中的出口信贷支持作用，最后第六章即从具体实务操作中遇到的问题中总结出我国出口信贷支持对外项目融资的制约因素，并对这些不足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南平市外向型农业发展研究

随着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步伐正在加快，国际农产品市场的竞争将进一步加剧，而国际农产品市场的竞争秩序将受到更为严峻的考验，外向型农业已成为世界农业发展的基本趋势。外向型农业是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按照国际市场的需求和标准，依据农业比较竞争优势原则，优化配置农业资源，实现农业资源在国内国际市场间的双向交流。本文应用采用比较优势法、典型调查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方法研究分析南平市发展外向型农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指出外向型农业是以农产品出口创汇为目的的农业，它包括农业″引进来″与″走出去″两个方面，影响因素有：农业产业化程度、农业科技应用水平、农产品质量安全、外向型农业龙头、市场及农业技术壁垒等。现阶段农业产业化和农产品的质量是影响南平市国际竞争力的最主要因素，技术性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农产品出口的最大障碍。南平市是一个农业大市，发展外向型农业是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内在需要，也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本文立足南平农业发展实际找坐标，从成功的经验中找路子，对外向型农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有利条件、主要困难和障碍、发展思路和对策进行了探讨和论述。得出了南平市发展外向型农业从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特色农产品，加快培育外向型农业龙头企业，抓好农产品出口基地建设；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加大农业科技投入，提升外向型农业生产的科技水平；强化政府扶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拓展多元化国际市场等方面的发展措施。提高农业对外开放水平，在参与国际竞争中趋利避害，促进外向型农业的发展。
基于质量的工程专业国际互认对策研究

在2005年香港举行的“国际工程大会”上，台湾的“中华工程教育学会”被吸纳为华盛顿协议的预备成员(转正后将有一票否决权)。我国此前虽然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但没有实质性进展。这个有关工程教育专业质量、人才资格的国际互认，尤其是关系国家高等教育声誉的重大议题，紧迫地摆在我们面前。本文在收集、分析与比较国内外大量相关文献和资料的基础上，考察了《华盛顿协议》的内涵和核心内容，深入研究了加入该协议的规则和程序。在探索和阐发美国、英国、德国、香港、台湾、日本等成员国家和地区加入该协议的经验和要害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目前不容乐观的状况，设计并提出我国加入华盛顿协议的战略路径和对策实施建议，包括： (1)由教育部牵头，联合中国工程院、各部委、中国科协和各工程专业协会，组建我国工程专业鉴定的权威机构统管鉴定工作，本文给出了该机构(中国工程专业鉴定委员会)的组织设计； (2)构建工程专业鉴定工作与工程师注册工作的接口，具体鉴定程序由各工程师学会负责； (3)设置具有国际可比性和等效性的鉴定标准，其中一般标准5条，各工程师学会自行制定的专业标准若干条； (4)实施“走出去、请进来”戗略，积极争取华盛顿协议国的支持，以加速互认进程。本文针对性的研究提供了可操作的对策方案，可望不失时机地推动我国工科专业的持续质量改进和国际互认的早日实现。
汇率与国际贸易、FDI相关性分析——基于我国的实证研究

汇率是一个国家进行国际活动时最重要的综合性价格指标。在汇率的各种概念中，实际有效汇率反映的是一国货币相对多种货币汇率的平均水平，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对一国贸易收支、对外直接投资都会产生重要影响。为了综合考察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利用1985-2005年的经济数据对人民币汇率和我国的净出口、FDI进行实证检验，根据协整理论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研究结果表明，长期看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是FDI的重要影响因素但不是贸易收支的重要影响因素，也即到目前为止人民币汇率的实际升值和贬值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不大，但人民币实际贬值有利于FDI的流入，人民币实际升值将会促进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且通过协整检验可知，从长期来看，我国的FDI是人民币升值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净出口对人民币的升值的影响却不是很明显。因此，本文建议在当前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通过不断努力提高贸易结构和推动我国企业“走出去”来提高我国的对外竞争能力。
跨国公司国际税收筹划相关法律问题浅析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当代跨国公司已成为国际经济活动的核心组织者。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通过无所不包的公司战略和错综复杂的网络结构，将世界各国的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些覆盖全球的跨国公司，其经营决策无不面向世界，为了把其世界范围的纳税义务减轻到最低点，最大限度地实现获利目标，其往往精心研究国际间合理减轻税负的办法，充分利用国际税收上的种种差异及国际税收协定的有关条款，尽量获得税收上的优待。这充分说明国际税收筹划已成为当代跨国公司实现其全球经营管理战略目标的一种有效工具。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贸易和金融市场的自由化，为跨国公司进行税收筹划提供了更大的可行性；科学技术的进步使现代交通运输和通讯手段更加发达、高效，大大提高了纳税人的活动能力，为跨国公司的国际税收筹划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当前，随着我国已正式加入WTO和“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实施，200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为78亿美元以上，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应超过800亿美元，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虽处于起步阶段，但绝对数量大，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五大资本输出国，且发展速度快、潜力大。而我国实施跨国经营的企业大多数缺乏真正的跨国经营意识，更是缺乏国际税收筹划的经验。国际税收筹划在我国仍是新生事物，对其研究不多，而现有的研究多是从会计、财务管理、经济等角度进行。国际税收筹划是一项综合了经济、管理、法律三方面内容的活动，尤其在法律方面，跨国公司的国际税收筹划若得不到法律上的认可和支持，缺乏法律上的规范，不仅在实际中的应用会受到很大的牵制，更要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在此情况下，对当代跨国公司国际税收筹划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第一部分对国际税收筹划进行法律界定。首先界定国际税收筹划的内涵。目前，国际上尚没有对国际税收筹划统一的界定，综合各种对税收筹划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再通过对比国内税收筹划，本文认为国际税收筹划的内涵为：跨国纳税义务人在国际税收的大环境下，运用合法的方式，利用各国税收法规的差异和国际税收协议上的缺陷，通过对其经营、投资、理财活动的事先安排以谋求最大限度的规避、减少或消除纳税义务，实现税负最小化或者资本利益最大化等目标的经济活动。其次，从税收筹划的内涵中，可以挖掘出税收筹划具有三方面的特性：合法性、目的性和事前筹划性。再次，通过对国际税收筹划与国际偷税、国际避税、国际节税的比较，进一步明确国际税收筹划的概念，界定出国际税收筹划的外延，包括节税筹划和避税筹划。最后，从税收法定的角度对国际税收筹划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进行法理论证。第二部分，分析研究国际税法中针对国际税收筹划的立法情况。首先，分析当今跨国公司进行国际税收筹划的主要方式方法。现今，跨国公司的国际税收筹划意识不断增强的同时，筹划的方式方法也在不断完善，筹划水平不断提升。通过投资地点的合理选择、选择有利的企业组织形式、关联企业的转移定价、避免成为东道国的常设机构、选用合理的会计处理方法，以及通过利用税收协定、资本弱化等方式的综合运用，积极进行国际税收筹划，以减轻税收负担或提高资本利润率。其次，通过对国际税法新发展的分析，得出国际税法中有利于跨国公司国际税收筹划发展的因素与条件。国际税收竞争行为不断得到协调，带来的是国际重复征税问题的解决；伴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区域税制得到统一，跨国公司筹划成本随之降低；税收协定网络的进一步拓宽，也为跨国公司带来了更好的外部税收环境。最后，比较研究现今各个国家针对跨国公司主要避税方式的反避税立法与相关措施的实施情况。由于各国现行税法、税制的差异，本文针对每一种避税方式，综合比较各国立法情况，总结出针对此种避税方式的反避税措施类型有哪几种以及各自的具体内容与实施情况。第三部分，总结并提出我国实施跨国经营的企业运用国际税收筹划的建议与意见。跨国公司的国际税收筹划在西方发达国家已不是新鲜的概念，各跨国公司均有自己的税务部门或者税务代理机构代为进行税收筹划。在我国企业不断“走出去”的过程中，为了提高我国实施跨国经营企业的实力，我国企业也应积极利用税收筹划，提高自身财务管理水平、抵御风险能力，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通过第一、第二部分对国际税收筹划的分析，若要进行国际税收筹划，首先不得避免的是要对各国税法和相关情况的深入了解。跨国公司筹划人员必须对各涉税国或地区的税收及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充分分析、掌握和研究,找到实施税收筹划的合理空间。法律风险是筹划首要规避的风险，因为税收筹划总是在“合法”与“非法”之间打擦边球，如果没有对各国税法的深入了解，极易遭受法律风险，损失惨重。其次，企业应杜绝偷漏税行为，树立正确的筹划意识。税收筹划目标应与企业的总体战略目标相一致，具有整体性和长远性。最后，企业应重视税务部门建设，积极利用税务代理机构。企业可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组建专门的税务部门或聘请专门的税务代理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