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联邦警察(AFP)的区域性介入活动必须维护并改善与每一个国家的双边关系。国际刑警组织全球创新综合机构(IGCI)打击网络犯罪的能力为亚太地区提供了独特的潜在区域协调机制。考虑到人口普查网站崩溃已经将网络安全推到了公众辩论的最前沿,投资开发这样一个机制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
量子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将会让窃听或拦截通讯行为更为困难。但量子通信系统可能并非铁板一块。可以肯定,这一系统的量子部件都是安全的,但这一系统也包括电器元件和人工操作。这些新系统中存在薄弱环节,而这些薄弱环节将成为打击的目标。没有什么是绝对安全的。
G20能够有效应对的网络问题包括:商业网络间谍、和平年代的国家间网络攻击,以及对自由数据流的限制。国家发起或支持的商业网络间谍行为会使经济蒙受巨大损失。和平年代的网络攻击也是巨大的挑战,可能导致巨大的商业损失,并威胁民众生活。限制数据自由流动是新出现的另一个阻碍,这增加了商业成本,扭曲市场,并降低效率
就拿网络合作为例,欧盟为摆脱对美依赖、汲取搭美国便车教训,十分热衷于在5G通信技术上与中国合作;同时,又难以摆脱对美依赖,在网络安全法问题上与美抱团对中国施压,希望放宽对美欧企业和NGO在华经营的源代码限制,减少对其管制。这是欧盟政治上需要中国而行业上设绊中国在网信领域的具体体现,损害了中欧战略互信及合作水平。
预测未来是几乎不可能的,但似乎可以预测的是网络攻击――无论是间谍活动,破坏活动,甚至是战争――将是未来数年国际安全与稳定的一个持续威胁。本文从外交政策视角看待国家如何应对这一预测的问题,聚焦的是国家行为者引导或赞助的网络攻击。
为了更好的保护病人隐私,需要确认黑客攻击背后的动机,并把被盗医疗数据可能被滥用的所有方式进行分类。我们依然需要更多的了解黑客索要医疗数据的原因及他们如何利用这些数据赚钱。政府机构可在这方面提供帮助。
消费者、企业和政府通过互联网沟通交流信息推动了现代全球经济的发展。但当全世界的人们参与电子商务、求职并通过社交媒体分享个人生活细节时,人们开始担心跨国公司存储的大量个人数据的安全性以及通过网络传输的数据被美国情报与执法机构获取的风险。
大多数用户担心安全,但大多数人并未把隐私视为重大关切。遗憾的是,许多政策提倡者对隐私更感兴趣,而安全问题较难解决。这些因素令隐私与安全混为一谈,对与隐私相关的担心过分重视。作者指出,隐私与安全是不同的问题,引发的担忧也不同,而且需要不同的解决方案。
Pokémon Go已经引燃数字世界,这款智能手机游戏促使人们运动,有助于治疗抑郁和心理健康问题,而且它正证明千禧一代会在神圣的地方和开车时玩手机游戏。但Pokémon Go不只是一款游戏――它是进入正在改变着我们世界的科技的一个原始入口。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拓宽国际合作领域的重要举措。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投资贸易中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共建绿色丝绸之路,科技合作是重要环节,科学研究要提供重要支持。
在不久前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力争在重要科技领域实现跨越发展”成为大家关注的话题。这无疑是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但是,实现跨越发展首先必须消除科研界的“零减”现象。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拓宽国际合作领域的重要举措。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投资贸易中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共建绿色丝绸之路,科技合作是重要环节,科学研究要提供重要支持。
十五年前,百度在中关村落脚,中国搜索市场正式开启。十年前,李开复从一则公司食堂厨师招聘广告开始,将谷歌带入中国市场。五年前,谷歌因为不愿遵守中国法律而负气退出中国市场,现在,听说它要回来了。
科技和创新是建立个人和集体财富的强大动力,创新力是无法模压的,必须通过长期文化、机制、法制的积淀,才可期待创新能力和创新信心,成为打造自主、公平、快乐和丰盛未来的核心动力。随着海外留学人员的大量回国,以及人才引进对象从主要以留学生为主向全球招纳人才的转变,风险发生几率势必增加。
中国的崛起现在承载互联网和信息化的机遇。欧美,以英国为代表的老牌的欧洲国家的崛起,主要是靠殖民地。二战彻底打碎了殖民体系,美国开创了一种双边联盟体系。今天这个崛起的大棒轮到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所以我们提出了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很大程度上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也肩负着大国崛起的伟大的历史使命。
构建智慧“一带一路”和“互联网+”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增长新引擎,将中国通过“互联网+”发展新经济的模式复制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打造更大范围的“互联网+”经济,是实现“一带一路”这一宏伟蓝图的必然选择。
最近,科技创新占据了中国媒体的显要位置。中国打造创新型国家的口号已经提了很多年,现在再次强调或许说明两件事:一是目前的形势所迫;二是之前的努力效果不佳,政策不对路,需重新检讨影响中国创新的因素。
在诺贝尔奖的实验科学奖项的华人得主中,有近十年来的钱永健和高锟,更早一些的朱棣文,崔琦和李远哲,以及80年代以前的丁肇中,杨振宁和李政道,他们当中有些是在中国出生的,但都是基于他们在美国从事研究的成果而获奖。
布鲁金斯学会专家Ian Hathaway在《第三次数字技术浪潮带来的挑战》一文中表示,技术的巨大进步,令人振奋,企业家在其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并给广大地区带来了发展潜力。
互联网时代,为新的商业模式提供了无限的想象力。但是这些想象力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词汇叫常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一个企业经营的边界也是有限的。尽管中国巨大的市场和经济转型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但市场机制的不成熟、市场需求和竞争格局的多变还是让每一个成长中的企业随时都面临倾覆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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