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官员认为,过去十年,中国向新加坡华人媒体施压的努力有所增加。他们还认为,中国正加大力度对新加坡大学和智库施加影响;中国正在扩大民间交流,而这在新加坡既是一种软实力工具,也可能是一种锐实力工具。
肯尼亚已经开始对基于移动电话的交易征税,这一现象正在向其他非洲国家蔓延。本文认为,对基于移动电话的交易征税可能不会显著扩大税基,但可能逆转零售电子支付和普惠金融的收益。这一趋势将对普惠金融的成功造成重大打击。
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一致的标准或门槛以制定一项允许废除竞争法的“欧洲冠军”政策,一直存在困难。如果没有明确界定,“冠军”的名称实际上是任意的,可以滥用。法定任务或规则越模糊,它们就越有可能被滥用并使决策者不那么负责。只要存在补救措施,欧盟委员会的合并控制似乎就不太可能阻止“更大”的欧盟参与者进行合并。
未来几年,中国将需要就如何与三个不同群体打交道做出一系列决定:一是“一带一路”项目所在国的公民;二是项目所在国的领导人;三是境外捐赠人和贷款机构。这些决定将影响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能达成的最终结果。
理论上,市政债券保险应通过降低预期违约成本、提供尽职调查、提高价格稳定性和市场流动性,降低市政债券的借贷成本。然而,以往的实证研究证明,二级市场的收益率出现了反转。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二级市场上投保债券的收益率高于同等评级的未投保债券,这表明,在最需要保险的时候,保险恰恰没有价值。
对于解决农村和服务不足社区医疗保健服务不公平和医生短缺问题,移民医生可以发挥更大作用。但不幸的是,他们的贡献和进步受联邦移民政策严重限制,这些政策不够灵活,不接纳他们的培训和许可流程。
亲美右翼政客贾尔·博尔索纳罗在巴西2018年末的总统选举中获胜,引发了许多专家对巴西未来金砖国家成员身份以及该组织整体前景的担忧。然而,在做出这样的预测时,在考虑巴西在世界和金砖国家中所扮演的角色时,不能完全依赖现有的关于左右两分法或博尔索纳罗新政府的刻板印象。
欧盟及其成员国都把重点放在中小企业的创新增长上,将其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与之类似,韩国政府也在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帮助它们提升竞争力,但所用的政策仍有改善的空间。本文调查了欧盟和选定的欧盟成员国的中小企业政策。根据调查结果,本文为韩国改善自身的中小企业政策提出了建议。
政策制定者对自由贸易协定的应用了解有限,而且往往依赖于不完整的数据和估算。随着要求提高贸易协定透明度的政治势头不断增加,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有关贸易协定应用数据的集中控制的、由世贸组织驱动的标准化数据库。这样,当前贸易协定如何被实施和应用就可以得到更加系统地审查。
中国崛起帮助澳大利亚变得富有,但也对澳大利亚的价值观、利益、联盟乃至其身份构成挑战。当澳大利亚发现与一个目标似乎与自己不同的大国在许多层面紧密联系在一起时,它可以怎样应对?新的应对方法的关键组成部分应该是,果断转变,去更好地理解当代的中国,更多地接触中国人和组织。
多数政治领导人在继续推动《巴黎协定》设定的雄心勃勃的目标,正如最近在大阪举行的G20会议所看到的那样。然而,愿望与现实之间的对比是造成政治危机的一个因素。西方民主国家激进的生态思想日益受欢迎可能是这种危机的早期迹象。
分析表明,德国北部的不来梅、汉堡、梅克伦堡-西波美拉尼亚、下萨克森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与德国南部的巴登-符腾堡州和巴伐利亚州之间的差异不能被看作是经济发展中的一般南北分歧。由于经济结构不同,北方本身也存在繁荣与发展差距。
展望未来,为消除数字经济不平等,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中小企业最有希望的途径就是建立受本地控制并适应本地条件的数字基础设施。这项艰巨的任务需要企业家、政策制定者和民间社会的共同努力方能完成,这也是应对持续的技术依赖和数字经济不平等恶化的唯一途径。
中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和措施,但仍需要借鉴韩国在劳动力市场政策和老年保障体系建设方面的经验。它还需要改进并创建一系列科学的政策措施,以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本文调查了中国人口变化的总体情况,以及这些变化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本文探讨了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汇率监督之间的关系。报告回顾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督的演变,以及将汇率操纵条款纳入双边贸易协定的可能影响。这些条款构成了美国贸易谈判的一个关键目标。
为提高区域竞争力提供明确的结果,城市区域需要优先考虑、设计和实施城市对城市的经济合作以促进从全球交易到战略经济合作的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应以扩大和加强全球专业化的目标为动力,并以区域管理来支持这一目标。
亚太地区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同时也是11亿青年人的家园,是世界上最为“年轻”的地区。人口变化对亚太地区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尤其是该地区的人口老龄化,堪称亚太地区发展面临的最为迫切的挑战。缓解这一挑战的关键在于,在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空间中最大限度地提高该地区青年的生产力。
现今,韩国劳动力市场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创造就业速度放慢、青年失业率上升,以及劳动力市场“双重结构”的深化。文在寅政府一直在努力应对这些挑战——建立总统就业委员会,以及执行以就业为中心的政策。然而,成果并不令人满意。
2011年,欧盟出台了更严格的规则,引入了一种称为宏观经济不平衡程序(MIP)的新机制来处理失衡问题,结合财政监督和更广泛的结构监督,他们形成了“欧洲学期”制度。本文使用新数据集调查这些新法律是否提高了国家合规性。
美国的无法生存银行制度集中在一个机构,即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FDIC对存款保护的关注及其对存款保险基金的责任,形成了其银行监管和处理无法生存银行的方法。美国开发了一套精细的制衡系统,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公共成本和道德风险,同时保持存款保护的可预测性和可信度。欧盟改革者可以从美国的经验中获得宝贵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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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班列“东通道”加速扩能改造升级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乌鲁木齐举办
同江铁路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大幅攀升
中国农业银行共建“一带一路”典型案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