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希淼表示,以往支付机构在多家银行分别开立多个账户存放备付金是普遍现象。据统计,平均每家支付机构开立备付金账户为13个,甚至有一家机构开立的备付金账户多达70个。大量账户分散存放给客户备付金以及日常监管带来了多重风险。
过去10年中,印度和中国企业都在非洲取得了重大进展。《2016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中国和印度分别是2014年非洲的第四和第八大投资者。中国对非投资增速快于印度。
目前澳大利亚的减税政策仅针对营业额低于5000万美元的企业,并不包括大企业。这一政策不如全面减税有价值。减税不涵盖大企业也将带来负面影响,限制企业业务增长,鼓励税务筹划,并伤害跨国企业。
“去产能”步入新阶段,工作重点可从去过剩产能调整为促进产能结构优化:不仅要淘汰落后、退出低效,也要集中资源发展高效;深化市场体系改革,让“数据发声”替代“政府喊话”,让市场发现价格,让企业参与治理。
税制改革重构了美国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从间接税到直接税的演变过程中,政府把缴税责任扩展为公民直接责任,公民与政府的关系需要重构,相当于签订了新的契约。
一贯注重实体经济发展是德国经济政策的一大特色。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德国相比,中国尚处于中高速增长阶段,属于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转换的初期。然而,劳动力成本上升、传统产业衰退、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经济结构调整阵痛、虚拟经济膨胀并挤压实体经济等该阶段许多国家经历的问题同样正对中国经济产生深刻影响。总结德国在始终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成功度过该阶段方面的经验,对于中国具有借鉴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将于2017年6月1日实施。按照中方的表述,该法旨在通过对互联网内容和技术加强监管,起到保护中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文章认为,该法的施行会影响在中国经营的所有中国本土和外国互联网信息技术公司。
关于暴力极端主义概念的界定,以及防止或应对暴力极端主义的最佳方式,国际社会尚未就这些问题形成广泛共识。暴力极端主义包括对暴力的信仰和使用。暴力极端主义已成为对多种现象的一种泛化描述,其用法也存在巨大差异。
在今年两会上,“互联网金融”再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不过与以往鼓励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基调不同,今年报告中强调要警惕“互联网金融风险”。政策转向的背后,不仅是监管层对其态度的转变,更是由于互联网金融行业在近几年蓬勃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不少问题。
自从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首次应用于全球商业化运作以来,如何弥合数字鸿沟问题就受到了广泛关注。
欧盟一向善于制定标准。但是在移民危机期间,人道主义团体(包括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纷纷指责欧盟在移民问题上对标准制定采取的放任态度。问题的核心往往归结到数据及数据可靠性问题上。
从长期来看,中国在取得国际影响力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中国计划通过海外影响力和在气候变化上付出的努力等成为世界超级大国,这恰恰是特朗普预算蓝图削减美国影响力最多的地方。美国撤销对自由国际秩序的义务,为中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空间。
杜特尔特的反美言辞大大削弱了菲律宾与美国的联盟,并对美国在亚洲的立场构成了重大打击。特朗普可以扭转这个走势,但他的成功取决于新政府如何能够拉拢杜特尔特,并将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合作领域。作者认为,美国在处理与菲律宾的关系方面,首先,特朗普的上任为重新建立两国政府关系提供了机会。
为期两年的脱欧谈判过程已经开始。欧盟主要担心自己的财政状况和“欧洲一体化”项目的政治可持续性。而英国主要想达成一项双边贸易协议。这些都可以理解。若双方都只考虑它们公民的利益,贸易与安全合作的互利性质应该意味着双方都愿意继续尽量自由安排。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间,“中国老一代移民”帮助中国成为了亚太地区的制造中心,开启了该地区政治力量平衡的转变。中国的新移民正处在一种转变的中心,这种转变可能产生更深远的影响。在全球化的前提不断面临困境的时代,这一群体——全球化世界的典型产品——可能将对发达国家与崛起的中国之间的关系产生更大的影响。
沙特正在进入全球市场,印度有许多机会可利用(包括石油和天然气方面的机会)。沙特也已对印度的各种项目表示兴趣,例如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和安得拉邦建立大型炼油厂。沙特国王萨勒曼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到访印度,印度政府应为沙特投资顺利进入印度经济做好准备。
政府不鼓励发展,一切都将是小规模的。这是很多澳大利亚政客明显希望出现的情形,他们希望通过明确的政策压制经济增长,对大企业征收更高的工资税和土地税,还对削减小企业公司税采取限制性措施。
随着美国引领的国际体系疲于应对多种挑战造成的紧张局势,俄罗斯、中国和印度之间复杂的关系网将对新的世界秩序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这些大国对自身和其他国家所施加的影响力并不均衡,且难以预测。
对于欧盟《多年度财政框架》(MFF),即欧盟的七年预算制度,外界强烈呼吁欧盟应对该制度进行改革。在围绕预算改革的讨论中,欧洲附加值(EAV)作为一个指导性概念备受关注。人们不断尝试在欧洲附加值问题上达成一致,不过,当前围绕改革问题的讨论似乎已陷入僵局。
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经常被列为全球发展的优先事务,这在制定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时也不例外。在联合国一项名为“我的世界调查”中,近600万参与者将“更好的工作机会”视为自身和家庭未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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