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科技初创公司可立即触及数以百万计的潜在客户,但在欧洲却非如此,欧洲各国对数字和非数字产业的监管大不相同。针对欧洲数字商品与服务企业和市场,协调各国监管法律的最突出尝试是现届欧盟提出的数字化单一市场(DSM)倡议。虽然精神不错,但DSM不太可能解决欧洲单一市场存在的系统性问题。
作为重商主义国家,荷兰的成功不仅靠重商,荷兰有自己的制造业,更让他们引以为傲的是贫富差别并没有过大。当今荷兰人口中最富的10%与最穷的10%之间贫富差别是5:1。贫富差别小,就少了很多社会矛盾,犯罪率也相应很低。仅不到五万平方公里面积、1700万人口的小国荷兰能有这么多跻身世界500强前列的大牌企业,这归结于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
王义桅在《文化软实力研究》撰文指出,美国在世界上极力推广自身价值观,而美国又是独一无二的,其中的内在矛盾性,就体现出美国软实力的内在悖论。基于天定命运论冲动,美国极力在世界上推广其软实力,前提是假定美国模式和价值观是普世的,但其生成基础又是美国例外论,这就是美国软实力的悖论。
去年年末,日本和俄罗斯达成经济合作计划,俄罗斯希望与日本合作有三个原因:脆弱的经济状态;天然气和欧洲管道铺设运营中的固有风险有所增加;中俄关系存在的风险。日本加强日俄关系则出于两点担忧:特朗普孤立主义可能导致美日伙伴关系不稳定;中国在地区海域的快速军事扩张。日俄之间可以互相弥补对方的弱点。
过去几年间,拉丁美洲的经济表现一直低迷。近几个月,巴西、智利和哥伦比亚的中央银行意识到货币刺激的必要性,已开始削减利率。与此相反,美国联邦储备系统2015年12月首次加息的第二天,墨西哥中央银行将利率从3%上调至3.25%。当收紧周期开始后,墨西哥通货膨胀的所有指标都处于历史最低水平。
在石油经济体中,油价高昂并不等同于经济福利,也不是政局稳定的保障。在许多国家,国家主导的“资源民族主义”模式未达到预期。相反,这给寻租和腐败带来沃土。这是许多石油出口国内部不满情绪高涨的主要原因。一些政府已意识到这一趋势。它们正采取有限的措施,让石油租金再分配更透明。
过去3年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发展迅速。业内人士认为,长期来看,中国企业海外收购热潮仍将保持高涨,但预计2017年中国企业“出海”收购将渐趋理性。
近期,美国Intelligence Squared论坛就美国-沙特特殊关系已失去其效用的动议举办了一场讨论会。讨论结束时,56%的与会者相信,沙特阿拉伯依然应该是战略盟国。基于武器销售这一项,沙特无疑是美国国防工业的战略伙伴。作者认为,与会者的观点完全正确,但提供的原因是错误的。
英国正与美国和其他伙伴一道采取行动消除达伊沙威胁。英国国防支出在欧洲排第一位,在北约排第二位。北约成员国,尤其是那些发达经济体,一直受益于北约联盟,但并不是每个成员国都在承担本应承担的责任。仅靠美国和英国单干是不行的。美国和英国在国防需求方面具有前瞻的思维。更多的北约盟国应以美英为榜样。
中国在金属生产能力方面的巨大投资不仅是国家支持的结果,也是因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技术领先型冶金工厂,公司有能力以比大多数外国竞争者更低的成本生产金属。文章主要分析了中国为推动冶金行业所采取的“购买和制造”混合战略。如果中国想在金属产业中保持领先地位,就需要彻底改变其工业文化和科学机构。
2013年11月,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古巴宣布将打造国内首个经济特区马列尔特区,通过优惠的税收政策吸引外资、以技术创新和产业聚集带动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特区商务评估主管奥斯卡·佩雷斯-奥利瓦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特区成立三年多以来,已有23个授权用户,其中13家外资全资公司、4家古巴全资公司、5家合资公司和1个国际经济协会,项目价值总额为9.6亿美元,一旦启动将产生4000多个直接的工作机会,23个被批准的用户中目前有8家已经开始运营。
数十年来,墨西哥的总统选举一直是一锤定音。赢得最多选票的人入主总统官邸。这对合法性、问责制和施政能力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解决对策是另一轮选举。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都有第二轮总统选举。第二轮选举倾向于排除极端或偏激的候选人。这是很多墨西哥人支持选举改革的直接原因。
新的数据显示,全球中产阶层规模(2015年约有30亿人)可能比先前估计的多约5亿人。特别是,相对而言,亚洲家庭被认为现在比以前更富有。尽管全球经济增长前景黯淡,但中产阶层似乎会继续以每年近1.5亿人的速度扩大。实际上,未来十年,扩张速度可能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
最近,在一次高级投资顾问会议上,一名组织者问大家五年内欧元是否仍会存在。在200人中,只有一人认为不会。鉴于欧洲当前经济形势,众人对风险趋势的这种评估着实令人惊讶。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传统智慧认为,欧元区经济体漫长而艰难的复苏最终会带来强劲增长。但这种说法正失去信誉。
在韩国静待新的政治领导层出现之际,地区紧张局势正在升温,东北亚安全环境中潜在的分歧正变得越来越明显。危机已膨胀,而韩国仍处在无人驾驶状态,缺乏明确的政治方向,韩国政治真空的代价与影响已增大。只有韩国人民重新授权,同时新一届政府焕发出活力,韩国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
美日首脑峰会成果可谓是美日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可喜迹象,但日本不应从此高枕无忧,如果想要获得特朗普的信任并使双边关系回到富有成效的道路上,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作者认为,批准TPP不仅会为两国带来显著的经济和战略利益,更重要的是会更新和维护符合区域贸易秩序的规则。
高级研究计划署-能源中心(ARPA-E)隶属于美国能源部,其“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项目可能对实现“减少能源进口,减少能源有关排放,并提高行业能源使用效率”的目标有重要影响。ARPA-E在能源创新进程中起到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其目标是加速变革性或突破性能源技术的发展。
欧洲国家在军事力量的使用方面仍持有不同的政治观点。其武装力量上的差异也显示出高低不等的军事运作能力。因此,欧洲战略自治在部署武装力量、进行军事行动上需要采取新的方法。与其苦心谋求欧盟全体成员国的共同行动,欧洲国家不如选择与目的、意愿和能力相当的合作伙伴形成核心组织。
欧洲边界的移民压力给欧盟带来了巨大挑战。虽然欧盟的内部和外部安全行动的目标和任务日趋重叠,但行动本身又往往相互分离。本文分析了如何通过加强欧盟内部和外部安全行动之间的联合性来保证欧盟的边界安全。
六十年前,《罗马条约》签署,欧盟开始逐渐形成。二十五年前,《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欧洲单一市场形成。可从欧洲一体化进程六十年来吸取的教训是:欧洲需要更加重视欧洲的分歧、可能的后果及欧洲政策失误情况下的退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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