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私营工业公司更为温和的利润增长是源于相对更强的基础。国有企业生成的工业利润所占比重仅是私营公司所占比重的一半,并且这一比重今年并没有激增。这看上去像国有公司利润的周期性复苏,而不是国有和私营公司相对角色的根本性调整。
2017年美国共和党人将以某种形式废除《平价医疗法》;共和党另一大经济政策重点税制改革将提振股价,同时增加赤字;在卫生保健和税收政策之外的其他方面,锋利的党派分歧将会继续。作者说,美国以外的未来也是完全可知的。
据估算,网络犯罪每年使全球经济蒙受4450亿美元损失。网络不安全现在是一种全球风险,这种不安全性是商业风险还是“负公共产品”?如果数字基础设施的安全性被视为商业风险,谁应承担降低这一风险的责任?
2016年5月,印度各邦与联邦属地的卫生部长齐聚新德里,发表了“健康可持续发展目标德里承诺”(The Delhi Commitmen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for Health)。鉴于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未来15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印度的进展,这一承诺必不可少。
美国人十分希望联邦政府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美国进步中心(CAP)于2016年7月发布了一项“美国基础设施计划”,详细描述了未来十年基础设施花费高于平均水平5000亿美元的前景。到2026年,CAP计划将提供360万新工作机会并将失业率降低1个百分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意大利经济要到2025年才能重获其2008年的峰值水平。担心意大利长期经济前景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其无法保持国际竞争力。多年的经济衰退沉重打击了意大利银行系统的资产负债表。意大利可能爆发经济危机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其公债水平非常高。
导致民粹主义情绪在美国崛起的一个因素是制造业就业岗位减少,从2000年的1700万个减少到2010年的1100万个,之后小幅反弹。当选总统特朗普承诺让制造业就业岗位回归。在考虑或许有助于实现该目标的政策时,重要的是牢记三个经济趋势。
英国每年用于各种伤残抚恤金的支出不断增加。人们已对伤残抚恤金申领人数长期增加的原因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得出的结论性成果并不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伤残患病率的真正增加不是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当地经济因素与接收人的社会经济特征已被证明具有巨大影响。
共享经济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分析了共享经济的现状,调查了促使共享经济出现的潜在经济、技术、社会和政治因素,并且预测了未来几年这一领域的增长前景。
贸易可以惠及贫困家庭,也可以对其造成伤害,需要制定健全的互补性政策。本文对贸易是否有助于实现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贸易和贸易政策对消费价格、生产价格以及工资的影响进行了调查。所有这些机制对家庭的真正收入都有影响,并决定家庭能否脱贫。
随着智能国家倡议的推出,新加坡已经认识到网络空间的挑战,在2015年4月建立了网络安全机构,并在2016年10月发布了其网络安全战略。本文研究了新加坡在战略层面上面临的网络安全问题和挑战,并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及还债高峰的到来,地方投融资平台发展蕴藏着巨大的风险,可能引发或导致平台公司资金链断裂、银行不良贷款集中爆发、地方政府偿债压力巨大、经济发展出现较大波动等情况,加快地方投融资平台转型发展成为当前一个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育儿问题对世界各地历代女性造成了严重影响,往往限制女性充分实现其在不同政治、经济活动中的潜力。尽管女性在政治机构中的任职比例不断增加,但是缺乏保育途径可能阻碍其进一步参政,限制推动保育相关政策的发展前景。
印度位于国际大国前列。但这个具有创新精神的民族仍受到令人沮丧的法规和官僚机构的羁绊。莫迪若想保护他的政治遗产,更重要的是,解放他的人民,则应实施果断且意义深远的改革。
随着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新政府上台,全球金融监管体系的制度脆弱性将面临考验。特朗普“美国第一”的立场定会给所有国际合作框架带来众多挑战,金融监管体系也不例外。应对这一考验的办法应该包括:加速全球监管体系再平衡和实施改革,确保其在新环境中能够存活。
中华文明中以“日新”与“和谐”为修德的创新精神,是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过程中值得进一步挖掘和倡导的宝贵思想资源。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体现了推崇创新的特征,这恰恰又与当前我国倡导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全一致。虽然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短期内可能难以产生伟大思想,但我们还是要思考伟大思想从何而来,如何才能伟大。
2000年,“网络舆情”作为一个新词由政府主管新闻和宣传的机构提出,同一年,中宣部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先后成立了专门从事网络舆情监测、研究和管理的机构。2008年,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和北京艾利艾互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成为国内最早的舆情公司。2009年伊始,网络舆情公司提供的专业网络舆情产品出现。至此,“网络舆情”从给政府宣传部门特供互联网信息内参,开始走向了市场化、社会化的服务。
法学研究应当有问题意识,中国的法学研究工作者应当有中国问题意识,应当关注和研究中国问题,至少在理论上已经形成共识;从选题看,大家似乎研究的都是中国问题。然而,如果对我国法学研究的现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我们的研究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我国从1986年开始实施大规模有计划的扶贫工作以来,一直十分重视扶贫机制的改革和创新,取得了世所公认的扶贫成就。自2013年底中央提出精准扶贫这一新的扶贫开发战略后,之前的扶贫体制和机制必须做出改革和创新。
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专家Bettina Rudloff和Evita Schmieg在《欧盟对非洲家禽出口的纷争》一文中表示,在欧盟与非洲地区签署经济合作协议的过程中,一个老话题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来:如果非洲国家将其市场部分开放,那么由于欧洲农业补贴因素而变得便宜的鸡肉等进口产品将可能威胁非洲当地相关行业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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