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经济和外交关系的成熟并没有自动促使两国建立友好关系。过去几年,布鲁塞尔对北京对欧洲的经济和政治影响日益感到不安,尤其是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BRI)提出后。欧盟委员会3月份发布了 “欧中战略展望”,将北京视为“系统性竞争对手”、经济竞争者,以及合作和谈判伙伴。
长期以来,非洲之角一直是大国竞争的场所。如今,中东国家正加速在红海走廊(包括非洲之角)展开竞争,包括寻求盟友、提升影响力和加强实际存在。海湾阿拉伯国家以及土耳其正加快推动在非洲之角寻求盟友和提升影响力的努力。尤其是相互竞争的海湾国家正试图设定新的区域力量平衡条件,并从未来的经济增长中受益。
印度将与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一起成为英国经修订的“繁荣议程”的重点。印度日益增长的战略影响力也为参与英国脱欧后的“安全议程”提供了新的机会。海上安全方面的合作,特别是在阿拉伯海湾地区和西印度洋的合作,是这一议程的核心。随着印度洋地缘战略竞争不断加剧,印度和英国都有利益进一步融合的机会。
印度和加拿大的关系尚未充分发挥潜力。本文考察了多年来影响印度和加拿大双边接触的意识形态和战略分歧。文章指出,印度海外的政治异见人士,以及在加拿大的“卡利斯坦国”同情者影响了新德里寻求与渥太华建立更广泛关系的兴趣。
黑海地区是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为欧洲的未来而竞争的中心所在。自2008年以来,俄罗斯已四次对该地区其他国家动用军事力量。此外,俄罗斯还使用信息、经济、能源和秘密手段来推进其将黑海和亚速海转变为其实质上的内部水道的目标,这样俄罗斯就可以在此获得在里海实现的那种行动自由。
英国的北极安全政策已经从冷战后的放弃转向发展非军事安全方法,重新引入军事防御层面,最显著的是宣布了英国防御北极战略(DAS)。地区因素,即北极地区的地缘战略重要性日益提高和俄罗斯在北部的军事扩张,以及英国脱欧后“全球性英国”的构想,促使其调整了北极安全政策。
世界被分成两个对立的集团,欧洲正努力为自己寻找新的角色。欧洲一体化进程将取决于欧盟为这个角色找到一个恰当的定义。如果说过去美国有理由把欧洲当做优先合作伙伴,那么,现在这个理由已不存在——至少特朗普这么认为。欧洲人发现自己被扔进了他们经常梦想却尚未准备好面对的环境中。
土耳其对叙利亚的军事干预使土耳其本已脆弱的经济变得更加脆弱。军事干预叙利亚并建立“安全区”的进一步风险在于潜在的国际制裁。尽管土耳其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相对较低,但美国的任何制裁都会对土耳其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并在其国内引起人们对政府战略的质疑。
面对严峻的战略环境和资源底数的相对减少,澳大利亚目前正在经历其全球地位的历史性转变。该国正在朝着与世界接轨的方向迈进,重新调整其能力以适应两个不同规模的战略重点。尽管在20世纪和21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澳大利亚旨在成为“全球中等强国”,但澳大利亚现在显然愿意转变为“区域大国”。
自古以来,尼泊尔和印度就通过历史、宗教、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近些年的一些事态发展表明,尼泊尔正试图与印度保持距离。
印度总理在2019年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获胜后,似乎更加决心将印度发展成为一个主要大国。“东进”政策和印度洋—太平洋战略将是追求这一政治优先事项的关键平台。由印度人民党领导的政府致力于加强印度与越南的关系,这一关系是“东进”政策和印度洋-太平洋战略的一个重要支柱。
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巴两国间的一项双边倡议,旨在促进贸易合作并探索区域互联互通的途径。实际上,中巴经济走廊是两国战略、地缘政治和社会经济利益的实际体现。随着走廊的启动,巴基斯坦和中国都加大了在地区连通性和贸易方面的努力。
本文旨在深入研究东地中海的新地缘政治,特别关注希腊-塞浦路斯-以色列和希腊-塞浦路斯-埃及这些新兴的三边伙伴关系的各个方面。作者尤其关注了将这些国家聚集在一起的个人和集体驱动因素和动机,以及这些伙伴关系的优势、劣势和前景。
与私人和公共部门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相比,加拿大政党对个人数据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监管。加拿大隐私专员丹尼尔·泰瑞恩(Daniel Therrien)曾提议,加拿大政党应受到基于国际标准的隐私立法的管制,并接受独立的第三方监督。
美国对欧洲的保护主义从来都不神秘。当然,美欧关系中保护主义的范围和形式一直在变化。当前,毫无疑问的是,特朗普政府将很快做出政治和经济决定,并且在短期内将损害欧洲经济。就经济规模而言,欧盟与美国相当,但欧盟具有与美国不同的政治治理体系,不适合针对美国的普通战争,更不用说经济战争了。
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欧洲大国应将其政治影响力更加公开地抛在“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之后,在政治上支持市场一体化促使欧洲天然气问题得到解决,并在调解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维持更有益的政治关系方面发挥带头作用。
从现在到2020年11月总统大选之间的这一年,美国经济可能既不会陷入衰退,也不会恢复活力。然而,这对特朗普而言可不是一种安慰。 2016年的类似经济情况剥夺了民主党发展美国经济的机会,并从某种程度了导致了希拉里·克林顿的失败。在没有惊喜发生的情况下,经济可能不是特朗普一直期望的选举资产。
俄罗斯与欧洲的疏远或不是暂时的,其外交政策的“去欧洲化”可能还会继续。俄罗斯内部的政治阶层正在做俄罗斯领导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做的事情:使俄罗斯在外交政策方面变得更加独立与多元化。因此,俄罗斯与欧洲的分裂与中国崛起无关。
由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难以预测,欧盟委员会新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在跨大西洋贸易关系方面陷入两难境地。美国和欧洲在多个问题上存在分歧,包括在5G网络中使用华为设备,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对伊朗的制裁等。这些紧张局势升级或是不可避免的,但欧洲至少应该尝试在2020年寻找解决差异的替代方法。
几十年以来,美国和哥伦比亚在相互尊重、合作和共同目标的基础上建立了牢固的伙伴关系。这一联盟维护了美国的经济、安全和地缘政治利益,同时也促进了哥伦比亚的稳定与繁荣,以及推动了它寻求地区领导地位的努力。随着哥伦比亚的转型,美国将收获这一重要关系的好处,并与哥伦比亚进一步合作以帮助解决半球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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