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在欧洲引发人们对与一位“志趣相投”的总统合作应对当前一系列挑战的期望。欧盟公布一份雄心勃勃的《欧盟-美国全球变化新议程》。它将“与土耳其的关系”确定为跨大西洋合作主题之一。
在缅甸具有地缘战略利益的国家对该国 2021年2月1日的军事政变及其后果做出了不同的反应。鉴于缅甸外部参与者的地缘战略利益不同,这些参与者不太可能共同努力推动该国作出改变。因此,持续的变化必须来自缅甸国内。
为解决疫情、气候变化、物种灭绝等紧迫全球问题,尽管在贸易和技术领域仍存在竞争,美国、欧盟和中国之间必须重新建立工作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美国需要就竞争范围达成一致,不去踩红线,为制定疫情后经济可行框架争取时间。
尽管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反对2月1日爆发的缅甸政变,但他们对缅甸的影响十分有限。东盟与包括军队在内的缅甸领导层有25年的交往历史。显然,东盟能够在塑造国际对这场政变的反应上发挥更大作用。
拜登政府将从阿富汗撤军这一决定将对每个利益相关者产生深远影响。2001年后的国际秩序和阿富汗国内政治和安全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影响随之而来的地缘政治,改变每个主要“参与者”的视角和动机。
拜登政府承诺在2021年9月11日前从阿富汗撤出所有剩余美军,这一进程从2021年4月底已开始。如果撤军管理不善,可能导致阿富汗内战卷土重来、恐怖组织赋权、难民危机重现,并给美国带来严重政治后果。
中国促使全球意识形态多元化和多样化,是中国崛起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随着中国牵头的国际合作论坛的建立,中国的决策者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思想和理念的塑造者。
近几代人一直依赖各种技术和工具来改善社会,但人们现在处在一个新技术和数据以新颖甚至意想不到的方式重塑社会和地缘政治的时代。因此,政府、行业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必须共同努力,保持经济竞争力,维持社会福利和公共安全,保护人权和民主进程,维护全球和平与稳定。
随着在世纪之交巩固了不可阻挡的经济发展步伐,以及处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施加的世界贸易开放的框架内,中国最终获得了领先地位。与经济力量并行的是其影响力和实力,直到成为当今的超级大国。随着开放进程的逐步推进,中国在国际领域的发展步伐也不断加快,并已经在国际社会中获得了更广泛的认可。
正如许多人认为的一般,“政治科学”一词有些矛盾。事实上,科学方法似乎不适用于研究政治。然而,即便是在混乱的政治环境中,偶尔也会出现有用的比较案例研究。当民主国家正努力确定如何最好地管理它们与中国的关系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外交政策或最接近于外交A/B测试,专家们可对此进行研究,以提供参考。
缅甸的事态发展对印度构成了严峻的政策挑战。因此,新德里的缅甸政策选择应取决于当地不断变化的局势。面对此起彼伏的抗议活动,缅甸军方是否能继续掌权还有待观察。如果目前的困境会让军政府更加依赖北京,将对印度的安全产生负面影响。印度方面必须继续与军政府接触。
2021年5月19日,在雷克雅未克举行的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举行首次会晤。在会谈中,美国政府宣布一项决定,即免除对参与“北溪-2”天然气管道建设的某些实体实施制裁。
虽然疫情几乎摧毁了全球各经济体,但这并没有导致各国减少购买武器。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研究发现,2020年的全球GDP收缩了4.3%,但全球军费开支却比2019年增加了2.6%。考虑到疫情的全球性,多边主义复兴的期望化为泡影。
意大利将在欧盟复苏基金的使用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该基金的成败可能会影响未来数年欧洲一体化进程。在意大利马里奥·德拉吉总理领导下,意大利致力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同时促进意大利和欧洲利益。德拉吉政府正在将意大利外交政策重点转向欧盟、跨大西洋关系和更广泛的多边主义。这标志着与前两届政府截然不同的做法。
日美展开全面合作是对全球挑战和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回应。尽管美国敦促其盟友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但日本的做法仍很微妙。对中国一些问题的态度表明,日本准备更频繁地提出地区安全问题。但是,日本将说服美国专注于该地区积极的合作议程,包括经济和技术合作。
网络外交被广泛定义为使用外交工具和举措来实现一国在网络空间的国家利益,而国家网络安全战略通常都明确体现了这一点。网络外交以软实力的多个层面为基础,被认为是缓解网络空间引发的巨大政治或经济不确定性、风险和潜在冲突的有效解决方案。
作为成立已经76年的国际多边治理机构,联合国系统为促进二战后世界经济复苏、维护世界和平、开展多边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年的历史中,中国受益于联合国,也贡献于联合国,中国的改革开放离不开联合国。
新德里一些政治精英仍然对美国充满美好期待,满脑子想的仍旧是如何借中美战略竞争来打造印度的“大国梦”,醉心于构造一个取代中国的弹性供应链,试图打造一个以印度为核心的疫苗联盟。只是,新德里要明白,有多大的手才能端得起多大的碗。
美国总统乔·拜登在吃惊的选民面前迅速从一名仇俄者变成一名亲俄者和仇美者。他出人意料地放弃制裁铺设北溪天然气管道二线(“北溪-2”)的瑞士公司及其首席执行官马蒂亚斯·瓦尔尼希。拜登的“友好大转向”实际上更多的是面向德国,而非俄罗斯。
随着美国总统乔·拜登及其团队适应新工作,他们应该如何看待美国在其历史节点所面临的国家安全挑战?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应该寻求实现什么目标?新政府上任四个月了,它不再足以成为唐纳德·特朗普单边主义的解药;新政府需要一个更具前瞻性和更有远见的外交政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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