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双月刊近日发表美国康奈尔大学美国政府机构学系高级教授苏珊·梅特勒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利伯曼题为《脆弱的共和国》的文章称，美国当前的民主危机不是随机发生的。相反，它们是在四种具体威胁中的一种或多种出现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政治上两极分化、围绕谁属于政治共同体的问题产生的冲突、严重且不断加剧的经济不平等，以及过多的行政权力。当没有这些情况时，民主趋于繁荣。当出现其中一个或多个情况时，民主就趋于衰败。

今天，美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同时面临这四种威胁。当代美国民主危机背后的原因正是这种前所未有的交集———而不仅仅是任何一位领导人掌权。这些威胁已经变得根深蒂固，而且很可能会持续下去，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造成严重破坏。

政治上两极分化

尽管这些威胁几十年来一直高涨，但它们在今年更加明显且更危险地暴露出来。新冠疫情及其引发的经济危机极大地暴露了美国的党派、经济和种族断层。

党派差异决定了美国人对这场大流行病的反应：民主党人更有可能改变他们的卫生行为，就连在公共场合戴口罩这个简单的行为也成为了党派标志。今年5月警察在明尼阿波利斯杀害乔治·弗洛伊德后爆发的“黑人的命也重要”抗议活动进一步凸显出系统性种族主义长期以来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的深刻影响。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无情地利用这些日益扩大的分歧转移人们对其政府对疫情应对不力的注意力，并攻击他眼中的个人或政治敌人。例如，威斯康星州和佐治亚州在这场大流行病期间发生的选举混乱凸显了这些威胁如今对美国民主构成的更大危险。

充满活力的政党对民主的运作至关重要。然而，当政党把议员和社会分成两个把彼此视作敌人的对立阵营时，它们就会破坏社会凝聚力和政治稳定性。

当公民自我分类时，两极分化就会加剧，结果就是，他们的社会和政治成员资格和身份日益重叠，而不是与他人有着多重、交叉的联系，进而使他们与某些群体更加密切，而与其他群体疏远开来。

当政党将社会分裂为势不两立的阵营时，它们就会破坏政治稳定。

经济不平等加剧

在当今世界的富裕民主国家中，美国在经济上是最不平等的。在20世纪中叶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美国人经历了收入迅速增长的时期之后，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他们目睹了工资增长缓慢或停滞，机会减少。与此同时，富人的收入和财富继续猛增，尤其是在最富有的1%的人口中。首席执行官的薪酬从1978年普通员工年薪的30倍飙升至2017年的312倍。

政治不平等加剧通常伴随着经济不平等的加剧，美国在这方面也不例外。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济不平等开始加剧，美国富裕的大企业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政治组织性，给民主带来了重大障碍。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美国富人和企业财大气粗和具有强烈的动机，政治支出———无论是竞选捐款还是游说———急剧增加。更引人注目的是富人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在州和国家层面推行他们政策议程的程度。当政府主要对富人作出反应时，它就把自己变成一个寡头，从而更好地保护少数富人的利益。

行政权不受制约

整个20世纪和进入21世纪后的美国总统通过使用行政命令和公告、行政国家制度、扩大白宫工作人员和建立总统行政办公室，以及总统对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的控制，扩大了总统的权力。与此同时，国会将相当大的权力让渡给行政部门，通常是在危机时刻，使总统得以采取单边行动，而且常常是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结果，制定者旨在确保民主问责制的常规制衡机制越来越弱。

这个被一些人称为“帝王总统”的职位使总统在外交决策方面拥有近乎完全的自主权，使他们可以让美国在国外进行代价高昂且充满风险的干预，而行政部门只是在晚些时候才会寻求国会的批准。一个庞大的国家安全机构同步发展。它秘密进行国内监视和政治镇压，往往针对移民、少数族裔和政治弱势群体。

特朗普是两极分化的化身，对所有对手全然不屑一顾且恶毒。特朗普比尼克松以来的任何一位总统都更把总统职位视为自己的私人领地，并利用总统权力、以牺牲民主问责制为代价促进个人政治和经济利益。

法治遭无端攻击

更危险的是特朗普对法治的攻击。前几任总统为了追求政策目标和政治利益而滥用法律、甚至违反法律。但很少有人如此坚决地无视总统权力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界线。特朗普毫不掩饰地认为，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不是负责实施法治的公共机构。相反，他认为它们是私人调查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可以保护他和他的盟友，骚扰和起诉他的敌人。在威廉·巴尔身上，他找到了一个愿意提供这种个人保护的司法部长。

特朗普还削弱了美国民主的基本价值观，比如新闻自由的理念。他频繁抨击主流媒体是“假新闻”和“人民的敌人”，这进一步削弱了人们对新闻界的信心，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美国人可能愿意相信他们的民主能经受住这场攻击。毕竟，这个国家以前经受住了一些严酷的威胁。但历史表明，美国的民主向来是脆弱的———而且美国从未面临过如此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