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8月31日发表题为《新冠疫情中最具美国特色的失败》的文章称，知名健康博主罗宾·奥彭肖因担心自由受干涉，敦促她的21.2万名粉丝反对一种新的威胁———接触者追踪。

奥彭肖最近听说了国会的一项法案，该法案将向各个移动健康中心提供1亿美元，以帮助监控新冠肺炎的传播。她问粉丝们：“你愿意拱手交出你的自由，并创建一个卫生警察国家吗？”

奥彭肖对这个概念的愤怒反应，有助于解释美国疫情控制中的一大难题：为何接触者追踪在美国不像在其他富裕国家那样奏效。

接触者追踪的运作是这样的：假设萨莉婶婶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一名追踪员会给她打电话，询问她有哪些接触者，并让她进行自我隔离。然后，追踪员会致电萨莉的“密切”接触者，并让他们也进行自我隔离。

然而在美国，这整个过程正在走向失败，使得“萨莉们”继续在大街小巷游荡，感染其他人并传播新冠肺炎。

乔治敦大学教授劳伦斯·戈斯廷说：“同很多国家相比，美国的接触者追踪工作是白费劲。”

但是，接触者追踪员不应承担责任。追踪员往往是收入较低、热心公益的工人，他们不停地打电话，试图将美国从严峻的疫情中拯救出来。但导致他们难以开展工作的原因有三个。

第一，有太多病例要追踪。7月，得克萨斯州在一些日子里出现了1.5万例新增病例。一名追踪员说：“你如何往前追溯并找到所有过去的接触者？如果每个人和他们的表亲都受到感染，你实际上无法进行追踪。”

追踪工作最有效的国家在病例激增之前就设立了追踪体系，随着病例增加，它们雇用了更多追踪员。但美国没有这么做。

第二，检测花费太长时间。在美国，新冠肺炎检测要几天后才能出结果，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太多不同种类的检测，而没有全国性的检测战略，这进一步妨碍了追踪员的工作。

第三，很多美国人担心和不信任政府。

很多美国人可能今年春天才第一次听到“接触者追踪”这个术语。此前，一些公共卫生部门只有几名工作人员和一台旧电脑。自2009年以来，由于大规模预算削减，美国的公共卫生系统一直衰弱无力。当一个美国人从未听说过的部门给他们打电话并询问他们的朋友，美国人抱怀疑态度是可以谅解的。

接触者追踪要依靠信任，而很多美国人不够信任政府，不愿提供他们的接触者或遵循隔离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