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9月1日发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题为《特朗普是世界政治的转折点吗？》的文章称，随着美国进入2020年总统竞选的冲刺阶段，由于两党的提名大会都没有太多讨论外交政策，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与乔·拜登之间的较量显然将主要在国内议题的战场上展开。然而，从长远来看，历史学家会问，特朗普担任总统是美国在全世界作用的重大转折点还是无足轻重的历史偶然。 

用“交易”定义美国利益 

现阶段，答案不可知，因为我们不知道特朗普是否会连任。我的书《道德重要吗？》给1945年以来的14位总统打分，给特朗普的正式评分是“未完成”，但目前他排在末尾的四分之一当中。 

包括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内的排在顶尖四分之一当中的总统认识到了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犯下的孤立主义错误，在1945年之后打造了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一个转折点是哈里·杜鲁门的战后决策，这些决策催生了一直延续至今的永久联盟。美国1948年为马歇尔计划投入大量资金，1949年创建北约，1950年领导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作战。1960年，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美国与日本签署了一项新的安保条约。 

多年来，围绕在越南和伊拉克等发展中国家开展的军事干预行动，美国内部和与其他国家存在严重分歧。但自由主义制度秩序继续得到广泛支持，直到2016年大选，特朗普成为第一位攻击它的主要政党被提名人。特朗普也对外国干预持怀疑态度，虽然他增加了国防预算，但他动用武力相对较少。 

特朗普的反干涉主义相对受欢迎，但他对美国利益的狭隘和交易式定义以及他对联盟和多边机构的 

怀疑态度没有反映多数人的意见。 

个人利益驱动美国外交 

特朗普当选和他的民粹主义吸引力取决于因为2008年大衰退而加剧的经济混乱，但更多的是取决于与种族、女性作用和性别认同有关的文化变革的两极分化。尽管特朗普2016年没有在普选中获胜，但他成功地将白人对少数族群日益增加的可见度和影响力的憎恨与外交政策挂钩，把经济缺乏保障和薪资停滞归咎于糟糕的贸易协议和移民问题。然而，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说，作为总统，特朗普没有什么战略，他的外交政策主要受国内政治和个人利益驱动。 

就在特朗普就职前，英国《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将这一时刻描述为“既是西方引领全球化的经济时期的终结，也是美国引领全球秩序的冷战后‘单极时刻’的地缘政治时期的终结”。在这种情况下，事实可能表明特朗普是美国和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如果他赢得连任则尤其是如此。他在选举中的吸引力可能会影响国内政治，但他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可能是变革性的。 

当前关于特朗普的辩论重新提出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重大历史结果是政治领导人选择的产物吗？抑或在很大程度上是任何人都无法控制的社会和经济力量的结果？有时候，历史就像一条湍急的河流，其河道受降水和地形影响，而领导人只不过是在湍流中死死抱住一根木头的蚂蚁。在我看来，他们更像是试图避开岩石的漂流者，偶尔翻倒，有时候能成功漂向预定目的地。 

美国软实力出现下降 

换句话说，领导人和他们的技巧很重要———这也意味着不能轻易忽视特朗普。比他的推文更重要的是他对机构、联盟和美国有吸引力的软实力的削弱。民调显示，自2016年以来，这种软实力的吸引力出现下降。 

马基雅维利式的技巧和组织技巧对成功的美国总统来说必不可少，但情商也是，它会形成自我认知、自我控制和情境洞察力，而这些在特朗普身上都不明显。 

无论是2021年还是2025年，他的继任者都将面对一个变化了的世界，原因之一是特朗普独特的性格和政策。这个变化有多大，将取决于特朗普担任一届还是两届总统。我们将在11月3日之后知道，我们是处在历史的转折点，还是处在一次历史偶然的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