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花旗环球金融公司(Citigroup Global Markets)旗下的花旗研究部(Citi Research)发表有关撒哈拉以南非洲债务问题报告。报告指出，由于赞比亚负债率已达120%，今年年底前可能发生“欧洲债券(Eurobond)”违约。一时间，有关该地区可能发生债务危机的流言甚嚣尘上，甚至可能呈现多米诺骨牌效应。

一、部分国家债务存量与增速堪忧

报告指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整体负债率已从2019年的50.4%升至2020年的56.6%。作为地区两大经济体的尼日利亚和南非，其负债率均在50%左右；如果不将这两个国家计算在内，那么负债率甚至已攀升至60.4%。有6个国家的负债率超过100%，分别是安哥拉、佛得角、刚果（布）、厄立特里亚、莫桑比克和赞比亚。除佛得角外，上述国家都在寻求债务重组。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另有15个国家的负债率介于65%和100%之间。这些国家内部的情况非常复杂，包含比较贫困和政治动荡的国家，其债务有相当部分是以极其优惠的条件从公共出资人获得的，而且如同2000年前后的“重债穷国”倡议那样，这些债务可以免除。另外，这些国家也包含许多较大规模的经济体，特别是加蓬、加纳、肯尼亚、毛里求斯、纳米比亚、塞内加尔、塞舌尔和南非等中等收入国家。

历史地看，目前的债务水平比2000年前后“重债穷国”框架下免债的时候还要高。根据IMF数据，随着巴黎俱乐部成员国逐步实施免债举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负债率从2004年的46.5%下降到2005年的38.1%，随后又在2006年进一步下降到28.6%。

花旗研究人员指出，撒哈拉以南非洲债务的真正问题在于，这些国家是否会在未来几年放任其债务和前些年同样的速度增长。如果负债率突破100%的关口，就必然会发生危机。赞比亚的例子就很有说服力：这个南部非洲国家的负债率已从2017年的65.5%上升到2020年的100%以上。然而另一方面，赞比亚的例子也说明，即使这些国家的债务继续上升，其债务危机也未必迫在眉睫。

二、税收能力是影响债务危机的重要指标

就负债水平上升而言，2020年可能是特殊的一年，自2021年起，负债水平上升可望回归正常。必须研究诸多参数才能判断债务危机是否发生，其中包括非洲的“欧洲债券”持有者是否愿意接受债务重组，又或者中国政府是否同意债务重新安排。报告预计，许多负债高企的国家不仅将在未来几年继续获得“欧洲债券”融资，还可以通过商业银行获得资金，方式包括银团贷款、多双边贷款，甚至进入国内债务市场。

此外，另一个关键的政策讨论将关注2020年后撒哈拉以南非洲财政整合的步伐。特别是，由于近年来出现了税收收入占GDP比例下降的趋势，政策的主线应该以收入为导向的财政整顿。在2000年至2010年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政府每年的非补贴收入（主要是税收收入）占GDP的比例达20%以上。该水平在这个十年的后期开始有所下降，又在2011年回升至GDP的22.1%。然而，此后该比例持续下降，2020年的新冠疫情又使这一趋势变得更糟，IMF估计2020年该数字仅为14.5%。即使是中等收入的非洲国家，其2020年公共收入也仅占GDP的15%，低于十年前的23.8%。但是，南非及其邻国与岛屿经济体差异很大，通常后者收入占GDP的比值可达20%以上。

比如，2011年撒哈拉以南非洲GDP总额为15217亿美元，而各国政府收入为3363亿美元；2019年该地区GDP总额为17142亿美元，这意味着各国政府税收收入为2883亿美元。如果2019年税收收入占GDP比率达到2011年的水平，那么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政府筹集到的数额应该是3788亿美元，仅仅一年差值就将近1000亿美元。而实际上，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初，非洲国家财长和非盟通过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ECA)呼吁“发展伙伴向它们提供1000亿美元，包括440亿美元的债务减免，以帮助支持卫生系统、保护就业并为弱势群体提供安全保障”。

报告表示，从本质上讲，还无法确定撒哈拉以南非洲是否存在债务危机，但该地区在公共收入征收方面明显存在问题。这不仅影响政府提供基本服务（如健康和教育）的能力，还会影响基础设施融资和债务偿还能力。

三、公共收入以美元计价成为该地区国家“原罪”

在大多数非洲国家，以本币征税数额的增加有助于为本币支出的增加提供资金，但如果考虑到那些以美元计价的公共收入，这种作用就会被汇率贬值所抵消。这一点凸显了外部借款的问题，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这就是一种“原罪”。

对于非洲许多国家的政府，由于利率较为低廉，外部借款比国内借款显得成本更低。然而，如果在以本国货币收入增加的同时，不得不大规模以美元进行还本付息，则可以说上述整体计算没有考虑到货币贬值对偿债成本的影响。

四、非洲国家应迅速决定是否调整和IMF的贷款协议

鉴于2020年IMF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贷款激增，各国政府需要在2021年尽快决定是否放弃2020年与IMF签订的借款协议，这些借款主要是在“快速信贷额度(RCF)”和“快速融资工具(RFI)”框架下，根据一定的条件以基金组织的多年期正式方案进行的。尽管这不是政治上的灵丹妙药，但它可以为财政调整提供更加强有力的依据，而且也能增强投资者对改革计划的信心。

由于预算赤字只会以缓慢的速度下降，而且许多中央银行已放松了货币政策（尽管大多数指导利率仍为正值），非洲大陆的货币很可能会走弱。因此，各国政府应认真考虑额外订立外债的成本和收益，同时应更加积极地发展本国债务市场并增加本地养老基金的储蓄。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实际利率非常低甚至为负值的时候，它们也还是需要制定明确的政策，以允许外国证券投资人进入其国内债券市场。

报告最后表示，尽管该机构相信撒哈拉以南非洲的GDP增长将迎来相对强劲的反弹，但在2021-2022年公共收入的潜在复苏并不乐观。然而，危机对于政策改变来说通常是良好的催化剂，因此，未来几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将面临的问题或许是，新冠疫情是否将成为比税制改革更加引人关注的问题？只不过，这场改革在政治上可能很困难，根据有关非洲债务负担的国际研讨预测，债务的重新排期或重新配置最终可能成为更加容易的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