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凯托学会网站近日发表该学会外交政策研究主管约翰·格拉泽题为《培养克制的政治》的文章称，长期以来，美国的精英首次就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进行彻底的讨论。这场讨论的观点广泛——比通常要更广泛。粗略地说，一端是主张维持现状的人，他们希望美国在军事领域维持在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战略。另一端则是主张克制的人——这一战略呼吁削减美国的全球军事承诺，并放弃其全球警察角色，同时通过自由贸易、强有力的外交、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以及强大的军事力量来与世界保持接触。

为了能找到在政治上可行的中间立场，美国乔治敦大学学者查尔斯·库普钱提出了一个中间方案。他认为，该方案可以引导美国走向“明智的收缩”，同时避免过于彻底地背离“美国治下的和平”。

库普钱认为，克制者和自由国际主义者都错了。随着美国进入后特朗普时代，美国既没有足够的资本来管理世界，又不能完全放弃世界，因此它将需要找到一条中间道路。美国在今后数年的任务将是维持其作为地缘政治稳定之锚的角色，同时避免超出自己的能力。

我们不妨将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否真的可以说是“稳定之锚”的问题放在一边。库普钱错误描述这场辩论的界限。以中间立场为目标，他出界了。

对库普钱来说，这场辩论并非是在主张克制与主张维持现状的人之间进行，而是在现状与“孤立主义”之间进行。几乎没有理由将美国政治以及决策的任何重大趋势称为“孤立主义”。特朗普总统是我们所能想到的最接近主张孤立主义的国家公众人物，而他也并非孤立主义者。

库普钱提出的折中方案是让美国“继续扮演平息者的角色，同时放弃其作为全球警察的努力”。即使决策者能够辨别这两种姿态之间的区别，也不大可能有效抑制美国的激进主义。

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超强实力以及在国际等级体系顶端的地位已经导致美国奉行扩张战略，这不断诱使决策者进行干预，在军事领域卷入危险的国际政治网络，而且远远超过了必要的程度。没有内在的机制能够可靠地防止扩张和干预的不断诱惑。如果采用这种战略的理由足够充分，那么华盛顿一定会做过头。

正是因为美国的精英经过几代的时间已经接受在全球安全方面的特殊责任，谨慎限制这种扩张诱惑的战略是我们最需要的。

最近，美国人民大体上似乎被呼吁美国将其重心转移回国内的政治家所吸引。很多人使用“结束无休止的战争”的说法，这些人似乎得到了选民的特别关注。对任何理解美国外交政策最近的过度行为，并认为需要对其加以控制的人来说，现在是提出更谨慎战略的时候了。但考虑到美国重要地位的惯性及其政治的变化无常，提出仅仅是对“美国治下的和平”稍加修剪的战略，对培养美国外交政策最需要的东西将没什么作用。而这种最需要的东西就是面对诱惑时的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