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2月18日发表美国昆西负责任治国研究会高级研究员马克·佩里题为《艾森豪威尔式的拜登对华战略》的文章称，在为拜登政府提名的国防部副部长人选凯瑟琳·希克斯举行的任命听证会上，共和党参议员丹·沙利文就白宫新闻秘书珍·普萨基使用的一个词追问希克斯。这个有争议的词是“战略耐心”，是提到中国时使用的。“你认为来自中国的挑战和威胁迫在眉睫时，我们应该用这个词吗？”

希克斯已经为这个问题做好了准备。她说：“我认为我们对待中国的态度首先是承认他们对国防来说是一个步步紧逼的挑战。在社会治理方面，他们提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替代模式，应该予以回击。”但她随后补充说：“我确实认为美国和中国有合作的机会……甚至是在国防领域，我们也应该采取一些建立信任的措施，这样就能防止两国之间发生冲突。”

这是一个巧妙的回答，既消除了沙利文对教条的担忧，同时也表明她基本上同意这一观点：虽然中国是一个“步步紧逼的挑战”（五角大楼用这个词形容发展与美国分庭抗礼的防务技术的国家），但美国将在必要时与中国对抗，同时通过寻找合作领域避免冲突。因此，这场交锋揭示了战略耐心是如何成为拜登新政府对华政策——乃至世界政策——的选择的。

美曾以“战略耐心”应对苏联

事实上，战略耐心的历史比人们普遍所理解的要长。历史学家和温斯顿·丘吉尔传记的作者声称，这位英国领导人在里斯本北约会议期间(或者也许是在伦敦——没有人知道确切地点)向当时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建议说，与苏联打交道，西方需要有耐心，因为苏联军队的人数远远超过北约驻欧洲部队。艾森豪威尔当时忧心忡忡。他问道，我们应该怎么做？丘吉尔回答说，我们等一等，我们不要战争，要等待苏联体系崩溃，因为它肯定会垮。

1953年，丘吉尔对他的私人秘书约翰·科尔维尔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在对科尔维尔说苏联迟早会崩溃后，科尔维尔问什么时候会发生。丘吉尔回答说：“大概你75岁的时候吧。”他的预言几乎完全正确。科尔维尔1987年去世，享年72岁，两年后柏林墙就倒了。

艾森豪威尔在担任总统时采纳了丘吉尔的观点，把战略耐心作为外交政策的核心。传记作家威廉·希契科克(《艾森豪威尔时代》一书)认为，虽然艾森豪威尔不反对动用武力应对苏联的挑战，但他的外交政策重点是加强美国的联盟（并促进欧洲经济一体化），保持一个强大的美国经济（加大联邦政府在研发上的支出），加强外交接触（包括向苏联），削减过度的军事开支（年内三次削减国防预算），在战争问题上选择耐心。他的盘算十分巧妙，专注于维持美国的制度和加强美国的经济，同时深化美国的联盟，减少战争的风险。

拜登拒绝排除使用武力

如果说这话听起来很耳熟，那是因为有人刚刚说过。2020年，拜登在《外交》双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有关美国外交政策、涉及面颇广的文章中说过几乎同样的话：他承诺“加强民主国家的联盟”，增加对“研发”的投资，只有“在目标明确、切实可行，而且美国人民知情并同意的情况下”才会与对手发生对抗。拜登的口头禅是艾森豪威尔那句话的新瓶旧酒：“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他抑扬顿挫地指出：“我们正面临国外和国内的敌人，他们希望利用我们社会的裂痕，破坏我们的民主，瓦解我们的联盟，使强权即真理的国际体系卷土重来。应对这一威胁的答案是更加开放，而不是更少：更多友谊，更多合作，更多联盟，更多民主。”

在艾森豪威尔两届任期期满后，历史学家评价他是一个被动、置身事外的总统。艾森豪威尔没有发挥领导作用。但在过去几十年里，学者们改变了这种观点，指出他有“隐形之手”的领导才能——尽管也有相当大的缺点。艾森豪威尔派遣中情局官员在非洲、亚洲、拉美和中东破坏反美政府或中立政府的稳定；他们武装反共分子，支持右翼独裁者，在危地马拉和伊朗发动政变。艾森豪威尔认为，这些政策要比把美国士兵空降到外国丛林划算得多。

拜登不大可能实施类似的计划，但他拒绝排除使用武力以实现类似结果的可能性。他在《外交》杂志上写道：“大规模无限期部署数以万计的美国士兵(这种事情必须结束)与动用几百名特种部队士兵和情报人员来支持当地伙伴对付共同的敌人之间天差地别。那些较小规模的任务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都是可持续的，它们也能促进国家利益。”艾森豪威尔说得没有他直白。

中国相信市场力量更强大

然而，尽管两位总统在外交政策上的立场惊人相似，但拜登绝不是艾森豪威尔——中国也绝不是苏联。20世纪70年代，苏联人大举投入军费，试图在新技术的投资上赶超美国。他们失败了：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破产了。中国不会犯同样的错误。相反，正如拜登自己所写：“中国正在通过扩大全球影响力、推广自己的政治模式和投资未来技术来进行长期博弈。”中国的长期博弈似乎是为了提高经济实力，以抵消美国在军事上的统治地位。

数字是不会说谎的：未来几年，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上投入的资金（大约1万亿美元）将与美国在研发和部署先进核武器、增加航母和扩大核潜艇舰队方面投入的资金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