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7月30日发表美国杜克大学公共政策和政治学教授布鲁斯·詹特尔森题为《警惕对华认知“威胁膨胀”》的文章称，在罕见的两党支持下，“中国威胁”帮助通过了一项超过2000亿美元的国际竞争力法案。这是一个在外交政策界有广泛共识的立场。它在意识形态上被归结为民主对抗专制。围绕中国构成的威胁进行动员能有什么问题呢？很多。 

“中国威胁”正在以某些方式被夸大，就像冷战中的苏联威胁和“9·11”事件后的恐怖主义一样。这对外交政策战略来说适得其反，并会以危险的方式扭曲国内政治。 

拜登更加关注“中国威胁” 

毫无疑问，苏联威胁产生了一些有价值的影响。它让一个又一个政府遵循外交官乔治·凯南提出的“耐心、坚定和时刻保持警惕的遏制”。它催生了北约，这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和平时期联盟。它说服财政保守主义总统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修建州际高速公路系统。它帮助约翰·F·肯尼迪总统为美国登月注入活力。 

但是，将这一威胁扩大到全球层面导致美国在当时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国家采取了一项又一项失败的政策。在越南陷入战争泥潭，在伊朗和危地马拉推翻了政府，其余震延续至今。参与了印度尼西亚、智利和阿根廷的平民大屠杀。还有太多其他例子，既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也不支持美国人自诩的价值观。在国内，麦卡锡主义像“一场巨大的、动荡的飓风”。在政府、商界、军队、艺术和大学等领域，职业生涯被毁灭，公民自由遭践踏。 

现在是中国。在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任期内，对中国作为一个威胁的重视开始加强。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大国竞争”要旨，比特朗普的大多数外交政策赢得了更多赞誉。两党的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警告称，北京正试图将其“中国梦”扩展为“世界梦”。在2020年总统竞选中，特朗普和乔·拜登都试图在中国问题上表现得比对方更强硬。 

拜登在许多方面比特朗普更关注“中国威胁”。中国成为全面的五角大楼政策审查的基础。它是初步情报审查中确定的主要威胁。它是《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的核心。它是6月份七国集团、欧盟和北约峰会上的主要议题。正如拜登在向国会发表的准国情咨文中所说，谁将“赢得21世纪”——中国还是美国，这是一个问题。 

不利解决全球紧急问题 

毫无疑问，中国最近变得更加自信。但是赢得21世纪？我了解励志演讲的意义。但的确存在陷入另一个威胁膨胀陷阱的风险。 

在外交政策战略方面，我主要关注三个问题。 

首先，是夸大中国构成的威胁。我们知道，中国正寻求加速成为一个强国。但是关于其正推动成为唯一强国的证据不那么令人信服。正如100多位中国问题专家在一封公开信中所说，承认中国构成“严峻挑战”是一回事，但将其视为“必须在各个领域对抗的国家安全存亡威胁则是另一回事”。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针对一个经典的安全困境恶性循环发出自己的警告，在这一循环中，“在中国被视为防御性的行为可能被外界视为具有攻击性；西方的威慑行动在中国可能被解读为包围”。 

其次，虽然美国的主要盟友对中国有自己的担忧，但他们担心被卷入一场新冷战。在印太地区尤其如此，虽然各国很高兴得到美国的支持，但他们在与中国的关系上也有自己的利益。当被问及日本在美中冲突中应采取何种立场时，58%的日本公众倾向于致力于国际合作而非选边站，仅有20%的人优先考虑与美国的关系。 

第三，将“中国威胁”置于美国战略的核心位置会挤占对两个构成更大威胁的问题的关注度并令其复杂化：流行病预防和气候变化。虽然大博弈传统上是在国与国之间进行的，但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变化表明，跨国力量对美国安全构成的威胁比民族国家更大。 

即使人们赞同中国问题鹰派的威胁评估，它怎么能被视为比在美国造成死亡人数超过美国20世纪所有战争总和(并且仍在增加)的事件具有更高的优先级，后者造成了仅次于大萧条的经济破坏，对美国人日常生活的扰乱比我们历史上的任何事件都更严重。德尔塔变体感染病例数量激增提醒我们流行病预防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国际问题。 

关于气候变化，只需看看本月发生的极端气象灾害：俄勒冈州的山火、美国西部和加拿大西部的热浪、欧洲和中国的洪灾、非洲的干旱。最近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全球每年因气候变化而死亡的人数为500万。尽管拜登政府已经强调了这些问题，但它们对其外交政策而言仍然是次要的，而非核心问题。 

如果美国能够避免威胁膨胀——经验表明这在战略上适得其反，在政治上也很危险——美国将更有可能有效应对中国构成的地缘政治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