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前，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与云南省南亚东南亚区域国际传播中心团队深度参与了在云南举办的斯里兰卡记者来华研修班活动，没有想到，重逢会来得这么快。

此前，我们一起走过云南的村寨、茶山和咖啡产地，一路采访，也一路争论新闻、科技和彼此国家的发展。到了科伦坡，再见这些熟悉的面孔，我们忽然觉得，“同行”这个词有了比职业身份更丰富的含义。

我们是记者同行，也是一路同行的人。而真正让人走近的，未必是意见一致，而是面对不一致时，仍愿意追问、解释和倾听。

《每日金融时报》高级记者莎妮卡是记者团里的“大姐姐”，温和，却有记者特有的敏锐。在翁基古寨，她和我们讨论中国国际形象中的偏见，也追问乡村振兴中的青年力量；到抚仙湖，她第一个注意到掌舵的是一位女性船长；在普洱咖啡谷，她接连询问佤族织锦如何带动妇女就业、产品卖到哪里、销量怎样。

这些看似细小的问题，却不断把采访推向更深处：新增的工作机会是否稳定？劳动者如何理解自己的改变？文化传承与市场需求如何平衡？好的采访，常常不是急于得出结论，而是让更多问题浮现出来。

在科伦坡告别时，莎妮卡对我们说：“Be tough.”（坚定一些）

短短两个词，我们记了很久。不同国家的记者未必共享所有新闻理念，但对专业的认真、对事实的尊重，能够越过制度和文化的差异，被另一位同行看见。

从昆明到科伦坡，《星期日观察者》记者布瓦纳卡反复谈起另一个问题：全球南方国家的记者，应该更多从自身经验出发讲述自己的国家。斯里兰卡记者对中国发展经验的兴趣，往往来自他们自己的现实关切；而他们的提问，也让我们重新打量那些早已熟悉，甚至习以为常的事物。

这让我们意识到，所谓全球南方视角，如果只是换一批人讲故事还不够。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关注什么，又以什么尺度理解发展。共同的发展关切，并不会自动产生相同的利益和判断，而交流的价值，恰恰存在于这些相同与不同之间。

德莱纳电视台新闻经理迪里帕的经历，更像是这种“同行”的缩影。从2017年来中国培训，到接待中国记者走进自己的编辑室，再到今年赴云南研修，交流地点不断转换，提问者与被提问者的角色也不断改变。来到中国，斯里兰卡记者不断发问；走进斯里兰卡的新闻现场，则轮到我们通过提问理解他们。

资深记者杜明杜总在寻找新闻。云南调研途中，他不断琢磨自己的家乡可以怎样发展、斯里兰卡能从中国经验中得到什么启发。临别时，他送给我们一本用童话介绍斯里兰卡议会制度的书。这个意外的礼物让我们看到，复杂的公共知识，也可以通过贴近普通人的方式被讲清楚。

19岁的年轻记者维努拉则代表着另一种未来。他兴奋地告诉我们，自己已经开始学中文，计划到中国旅行。他对中国的兴趣并不止于遥远的好奇，而是和一个年轻人对自己国家未来的思考联系在一起。

临行前，我们还去看望了一位老朋友——斯中社会文化合作协会会长英德拉南达·阿贝赛克拉。这位为中斯民间友好奔走近30年的老人，身体已大不如前。今年在云南参加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年会时，腿疾让他无法跟上参访队伍，只能独自在出口附近等候。我们问他，为什么还惦记着来云南？他只是笑着说：“我想念中国，想念这里的朋友们。”

这次我们到斯里兰卡时，他刚在中国结束治疗。医生要求至少静养40天，他却10多天便回国参与会议后方的各项筹备与联络工作。登门时，他坐在轮椅上，仍笑着招呼妻子为我们泡中国绿茶。客厅最醒目的地方，摆着子女早年在中国读幼儿园时的毕业照。照片里的几个中国孩子，他至今还能叫出名字，有些家庭也一直保持联系。

那一刻，“交流”不再是一个宏大的词。它可能是一场采访、一次争论、一本临别赠书、一句“Be tough”，也可能是一张保存多年的毕业照，以及一杯为远道而来的老朋友泡好的中国绿茶。

从云南到科伦坡，重逢让这些片段重新连接起来。我们也越来越理解，所谓“共同”，并不是我们必须得出相同的答案，而是在差异中，仍能辨认出那些值得一起追问的问题。

对媒体人而言，这或许就是同行最珍贵的意义：尊重事实，坚守专业，认真倾听彼此，然后带着各自的答案，继续向前。（通讯员 朱灵 记者 王欢）

（原标题：同行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