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际开发署农业发展项目在试图援助发展中国家时面临两个主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涉及支撑许多农业发展援助项目的小农生产力基本范式。第二个问题涉及农业发展项目的实施效率。对这两方面的担忧引发了对美国当前国际农业发展和援助政策有效性的严重质疑。
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之一正在阿富汗发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错误的政策假设的结果。阿富汗正面临着一种特殊情况，急需人道主义援助，以解决塔利班掌权后长期发展援助停止所引发的危机。
提供国际援助是有效实施《武器贸易条约》的关键。援助工具包括条约自身的自愿信托基金、联合国和欧盟建立的机制以及其他国际和区域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努力。捐助者、执行者和《武器贸易条约》缔约国应反思援助工具在改进条约实施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是促进美国外交政策利益、创造就业机会和促进发展中国家私营部门发展的一个重要机构。按照2018年《更好地利用投资促进发展法案》规定的新权限，国际开发金融公司现在可以开展股权投资和技术援助，并且受命越来越多地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开展工作。
国际援助黎巴嫩视频会议9日召开，会议由联合国和法国共同倡议，近3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欧盟、阿盟等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与会各方承诺尽快聚合资源援助黎巴嫩民众。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日发表电视讲话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乌克兰至少需要100亿美元国际援助来稳定经济形势，避免经济崩溃和债务违约。
近年来，国际社会积极援助太平洋岛国建立可再生能源体系。虽然建立可再生能源体系对太平洋岛国至关重要，但目前为止距离达成这个目标仍遥遥无期。
美国国际开发署正在促进国内资源流动，将其作为开发署“自力更生”框架的核心部分。不过，即使早已脱离外援的国家也深刻了解国内资源流动对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和持续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对已获重债穷国债务减免的国家的经验的研究验证了这一点，并强调了高度重视国际援助组织对低收入国家的税务政策和行为的需要。
“9·11”以后，因有了更为严格的收款人与款项用途的验证要求，金融机构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这种趋势有可能导致一些国家脱离全球金融体系。
11月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代表团团长里卡多·维罗索(Ricardo Veloso)在安哥拉首都罗安达重申，将向安哥拉及布雷顿森林机构的其它成员国提供财政援助，但必须提出申请。
文章称，英国应该加倍提升用于研发的国际援助预算比例，以解决最为紧迫的全球挑战，并支持政府的产业战略。2015年，英国用于研发的援助相当于4.19亿英镑，从中期角度而言，英国应该加大这一领域的投入从而帮助世界上最贫困的人群，并对英国在世界上领先的科学家予以支持。
17年10月和11月，委内瑞拉面临40亿美元债券到期。在此关键时刻，委内瑞拉需要重建有代表性的民主并重新开放经济。如此，才有望得到数十亿美元的财政支持。改变政权和求助于国际社会是更好的出路。估计一个新政府可吸引超过500亿美元资金，来支持经济复苏。
尽管北半球范围内“援助疲劳（Aid Fatigue）”现象日趋明显，但双边援助国的数量仍处在历史高位，且这一数量还在继续增长。这样一种趋势对全球发展来说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
印度在向南亚国家提供援助时，并不遵循“一刀切”的做法，而是制定了针对受援国利益的援助计划。印度援助南亚的做法虽与西方的做法相矛盾，但因援助针对的是生产部门，印度的做法可能更有利于实现发展目标。
从来源看，国际机构对巴援助依次为亚行（ADB）、国际开发协会（IDA）和伊斯兰开发银行（IDB），分别拨款7.70亿美元、7.50亿美元和1.06亿美元，对巴援助国家排名依次为中国、英国和美国，分别拨款6.19亿美元、2.56亿美元和1.47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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