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欧洲被国际民主和选举援助研究所评为世界上第二大民主地区，93%的国家被列为民主国家。但在过去10年里，欧洲民主质量一直在下降，主要原因是对政府约束力度减弱，公民空间有限，以及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政党的崛起。自疫情出现以来，这种情况似乎有所恶化。
这是一项全球性的任务艰巨的压力测试。新冠肺炎大流行正对一种政体模式构成特殊压力，这种模式长期以来被认为具有将个人自由与经济进步结合起来的独特能力：它就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
各民主国家的经济波动各不相同。作者研究了联邦和单一政府体系的区别对这种差异的影响。作者通过实验表明，联邦程度越高，经济发展和财政政策的波动就越小。
加纳总统选举结果令人惊讶，前外交部长纳纳·阿库福·阿多（Nana Akufo-Addo）以超过一百万张选票的优势击败现任总统约翰·德拉马尼·马哈马（Johan Mahama）。加纳大选过后，马哈马和阿库福·阿多以及他们的支持者的行为进一步证实，加纳是一个决心强化民主制度和提高依法治国能力的国家。
西方的成功不仅与民主制度没有直接关联,如今民主制度反而在拖累西方。正如清华教授秦晖曾这样描述欧债危机的制度原因:西方国家的左派要福利,右派要自由,欧洲不少国家的政治家在选举时,一般会迎合选民的短期需要,许诺给公民更多的福利,故空口许诺的政治家和政党就容易执政。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断言,民主是最不坏的政治制度。这话流露着西方政治的自信,也包含着无奈。说无奈,一是因为民主制度只能避免最坏,无法追求最好。二是因为时过境迁,这个世界不再是西方一枝独秀了。欧洲目前的困境就是再好不过的注解。
突尼斯常被说成是2011年阿拉伯动乱后唯一的成功案例。在8月第一周，世界见证突尼斯民主进程的推进：总理哈比卜-埃西德下台，总统埃塞卜西任命地方事务部长优素福-沙赫德出任新总理。外界将会基于新总理30天内组建的新政府及其提交给议会的计划对其做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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