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网站10月13日发表题为《新冠肺炎的挑战:善政》的文章称,这是一项全球性的任务艰巨的压力测试。新冠肺炎大流行正对一种政体模式构成特殊压力,这种模式长期以来被认为具有将个人自由与经济进步结合起来的独特能力:它就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
随着美国和欧洲的病例数再次激增,各种声音正呼吁在疫情大流行得到控制后对这一模式进行重大改革。它们提出了一个更长远的问题:西方民主政体的压力测试是否也将成为一记警钟———一针不仅会促进具体政策调整还会促成根本性改革的催化剂。
这些问题多年来不断加剧: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基础设施老化,公共卫生服务不均衡,对政治领导人和机构的信任减弱到令人担忧的地步。所有这一切都推动了一种愤怒的民粹主义的崛起,而世界经济的重心开始向东转移,转向日益富裕的中国。
这场疫情大流行给西方带来了两个巨大影响。它凸显出西方民主国家的缺陷,这些国家的新冠肺炎死亡率远远高于许多亚洲国家。为了刺激经济复苏,政府开支将升至史无前例的水平,这一前景引发了关于未来优先考虑事项的激烈辩论:即应该如何使用所有这些资金。
但更重要的或许是这场辩论的根本基调:即西方民主国家不能只做表面功夫,而是要找到新的活力、目标以及与其国民的纽带。
这些能否唤起它们在以前的危机中所调动起的那种韧性和再造精神:比如富兰克林·罗斯福为应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而出台的新政;或者西欧在二战的废墟上重生为一个日益一体化的、由社会民主国家组成的大家庭?
在市面上越来越多的有关当前疫情大流行政治教训的著述中,有一部尤为直接地面对了这一核心问题。
它有个恰如其分的名字———《警钟》。该书由《经济学人》周刊前总编约翰·米克尔思韦特和该刊现任政治版主编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撰写。
他们在政治上不是中立的。他们是温和的保守派,温和保守派在把重点放在脱欧事宜上的英国保守党中是日益濒危的物种,在唐纳德·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共和党内也是几近消失的物种。
但他们这本书的长处在于分析了为什么自由民主国家———尤其是英国和美国这两个主要的样板———似乎陷入了这样的危机。
他们的核心观点不是说自由民主制度已经过了保质期,而是说西方主要民主国家不再擅长治国的核心事务。
在东亚民主国家和新加坡,管理政府的人———即公务员———得到的薪水足以吸引最优秀和最尽责的官员,而不是像许多西方民主国家那样,公务员的报酬仅相当于他们能在私营部门赚到的收入的一小部分。
基础设施的优先度也要比西方民主国家高得多。美国、英国和其他一些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部门所使用的系统远远落后于任何私营企业可以接受的系统。
这本书并不反对福利国家的理念。但它确实指出,在西方民主国家,大多数“福利”资金不再流向真正有需要的人。大部分资金都花在了国家养老金制度上,用在了税务减免和其他令富人格外受益的支出上。
这两位作者认为,在一些西方民主国家,当选领导人完全不再认真对待政府事务。
一个明显并非如此的国家是德国,这个西方民主大国迄今为止一直相当出色地控制着疫情。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的医疗体系拥有充足的检测和追踪能力以及医院设施,所有这些都很快地投入行动。
在米克尔思韦特和伍尔德里奇看来,还有一种更深层的解释,这一解释强调了他们认为至关重要的因素。他们指出,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一直知道政府很重要”。
虽然没有一本书能够提出西方民主政府得到修复和重振可能会用到的所有方式,但这本书无疑表明,应对当前挑战需要严肃认真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