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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制度设立的出发点是保护私人智力成果,因此给予权利人一定的知识垄断权利,保证其开发知识成本得到补偿,促进技术的创新。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知识和技术等无形资产成为了决定竞争成败的关键要素,是决定国际贸易竞争力的核心,知识产权制度的作用空前扩大,成为发达国家维持竞争优势的法宝。跨国公司掌握着绝大部分先进技术,并利用其知识产权优势,封锁核心技术,并利用我国的廉价劳动力和优惠的投资环境,将我国锁定在其全球产业链中组装加工工场,使得我国企业在国际贸易利益分配上处于劣势地位,而且利用其在知识产权运用方面的优势,战略化将知识产权作为遏制发展中国家与其竞争的工具,设置知识产权壁垒,对我国国际贸易造成巨大损失。本文从分析知识产权决定国家贸易竞争力出发,突出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的重要作用,由此引出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权利人滥用法律赋予的权利,并且在全球范围内将知识产权与专利相结合,实施“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许可化”,放大了知识产权的垄断时间与范围,形成一种新的国际贸易壁垒,妨碍贸易自由化进程。作为一个贸易大国,而非贸易强国,我国的企业在实施“走出去”战略过程中,无一幸免地遭遇到了知识产权壁垒,威胁到企业、行业利益乃至国家经济安全。应该如何应对这一趋势?本文在总结了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要从根本上避开知识产权壁垒就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方面通过围绕跨国公司形成产业集群的方式,与其形成紧密的产业关联,通过拉动效应和挤压效应,尽可能的促使跨国公司技术溢出,保证我国技术创新的外在技术源泉;另一方面企业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知识产权战略,并以此战略贯穿企业技术产品研发的全过程,包括研发前期、研发过程中和研发成功阶段,总之企业应该改变过去以往单纯依靠市场确定研发战略的做法,学会有效的利用专利文献信息,一方面了解竞争对手的研发策略,有针对性的进行产品技术研发,另一方面在研发过程中充分利用已有的专利技术信息,节省研发费用和时间。技术研发与知识产权战略相辅相成,共同指导企业在充满知识产权陷阱的国际市场上开展竞争。
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最早发生在西方的发达国家,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出现相关的理论研究,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不仅发达国家的企业不断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也逐渐走出国门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是为了更好的发展,然而现实并不乐观,走出去的企业盈利的只占很小的比例,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有些企业不仅得不到更好的发展,甚至以倒闭而告终。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为了发展经济,加大了引资力度,而对外投资与其他国家相比差距很大。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企业不仅要面对国内的竞争,也不可避免的卷入国际竞争中。如何使中国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建立世界品牌的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无疑是一条重要的途径。而现有的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投资理论主要分析现已实现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的直接投资动因及区域选择等问题,对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本质动因以及如何实现其投资动因的研究较少。 笔者受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启发,从一个新的角度去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动因,并对企业如何实现其动因进行了相关研究,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理论参考。在1987年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提出来以后,可持续发展的涵义不断扩展,延伸到多个领域,从广义的角度人们提出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进行了总结,并将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与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具体动因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动因是为了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企业如何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笔者提出关键在于做出正确的区域选择并坚持与东道国双赢的经营原则。区域选择要考虑企业与东道国两方面,企业应充分认识自身的优势和不足,明确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即具体动因,同时,企业应对东道国进行全面考查,深入了解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因为东道国引资是为了其国家各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只有企业与东道国的条件相符时,投资才能达成一致,也就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企业做出正确的区域选择后,要坚持与东道国的双赢合作。自觉维护东道国的环境,遵守相关的法律制度,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促进东道国的发展,只有双方互利共赢,才能使企业在东道国发挥自身的优势,弥补相应的不足,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本文在此观点的基础上,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问题进行分析,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域选择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提出相应的区域选择策略,结合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研究以期为中国企业迈向国际,创建世界级的品牌提供借鉴。 为了完成上述研究,本文采用了归纳、演绎、逻辑分析、比较分析、博弈分析以及实证分析等多种分析方法,以确保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作用。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同时许多优秀的中国企业也开始了它们的国际化之旅。公司治理机制是企业培育和发挥其核心竞争力,从而取得竞争优势的重要制度保证。跨国公司治理机制的形成是建立在母公司治理机制不断完善的基础之上的,其有效性包括了各子公司在内的整个企业集团治理机制的效率。跨国公司治理机制的实质就是母子公司治理机制及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中国跨国公司的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其根本原因就是公司治理水平的差异。以外部治理为主的美国公司治理机制和以内部治理为主的日本公司治理机制在发达国家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由此我们也发现不同国家其公司治理机制必须是建立在符合本国文化制度的前提下展开的。文化要素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和价值观,文化相近性越大,公司治理机制所选择的模式就越接近。所以,通过比较美国、日本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治理机制、分析其股权结构、资本结构、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等特征,可以看出文化要素对跨国公司治理机制的独特作用,这将是处于经济赶超和上升时期的中国在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特别是跨国公司治理机制方面必须重视的内容。 本文由导论、公司治理机制研究综述、美日跨国公司治理机制比较、美日跨国公司治理机制形成的路径和文化背景以及如何完善中国跨国公司治理机制等部分组成。 第1部分导论主要介绍了选题的来源、意义、研究方法以及文章的基本研究思路。 第2部分介绍了国内外对公司治理机制问题的研究综述,着重阐述了跨国公司理论、公司治理理论、路径依赖学说和国内外有关跨国公司治理的研究成果。 第3部分比较分析了美国和日本跨国公司治理机制的特点,首先分析母公司治理机制的差异;然后介绍了两国在华子公司治理机制的特点。 第4部分是本文的重点,主要分析了美同跨国公司治理机制形成的路径和文化背景,认为这是形成不同公司治理机制的根本原因。 第5部分对我国跨国公司治理机制进行了探讨。首先,阐述了我国跨国公司发展的现状和我国跨国公司治理机制中存在的问题:而后,对中国传统文化制度进行分析,将中国跨国公司治理机制改革的方向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结合起来,提出了完善我国跨国公司母子公司治理机制的一些具体建议。总之,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方针。因此,如何完善我国跨国公司治理机制刻不容缓。另外,跨国公司治理机制是一项制度安排,它的形成是制度变迁与演化的过程。世界上没有一个统一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模式,只有与本国国情发展阶段相适应,与本国文化背景和制度发展路径相吻合的治理机制才是科学、合理和有效的。
当前,中国烟草的生存环境正在发生巨大变化,面对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我国加入WTO后保护期的尾声临近,尤其是《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中国正式生效之后,中国烟草业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中国烟草必须尽快“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才能赢得更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长期以来,中国烟草固守于“自给自足”的封闭市场,出口外销比率非常低,仅为1﹪,且主要依赖名优卷烟出口。当前无论从行业规模还是市场份额来说,与相比跨国公司相比,都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中国烟草行业究竟该如何科学的进行国际市场的发展和运做,卷烟出口如何突破极度依赖名优品牌和有限市场、摆脱走私倒流的困扰,走上一条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的卷烟出口道路? 山东烟草作为中国烟草的一部分,近几年在国际化经营方面做了大胆的尝试,抓住机遇,发展迅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静心思索,山东烟草进行的国际化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是缺乏一个科学的、可操作性强的国际市场进入战略进行系统的指导。 本人通过近6年的烟草外贸工作点滴经验,在吸取同仁宝贵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对当前山东烟草集团的国际化发展状况、存在的问题和竞争环境的深入分析,根据国际市场战略的理论特点,就重组后的山东烟草工业进入国际市场的目标选择、定位市场风险和进入模式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从而尝试制订出了一个适合山东烟草工业国际市场进入的战略。本论文的撰写不仅为即将进入国际市场的其他烟草企业提供了实际借鉴性的指导,也为中国烟草外经贸发展模式在实践中运用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
近年来,随着学界对“民间法”课题的深入关注,与之相联系的一系列问题也日益突显出来,其中亦包括了乡村社会的解纷机制问题。对于这一课题,多数学者采取的是田野调查形式的研究,通过以当地实地考察的几个案例及其民风民俗为背景材料,总结出乡村解纷场域的模式架构。然而,在经济发展程度和文化传统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不同地区的民众对解纷途径和规范的选择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正因为如此,本文从法社会学视角出发,以宏观领域中纠纷解决过程中的当事者、适用规范及其执行者三个要素为研究对象,对乡村社会的现实解纷状况作一系统论述,进而反思其现存的多元解纷机制的格局。 根据我国乡村甚至整个社会都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特点,首先概括分析了当前乡村纠纷的几大显著特点,然后将与之相对应的几种解纷诉求类型——民间非正式解纷方式和官方正式解纷方式作一个系统的概括了解,其中也有分析采取该手段的一些不妥之处。再次,就是文章的重点,即从纠纷解决过程中的三个元素一一当事者、适用规范及执行者出发,分析乡民们如何解决纠纷。对于前者,本文从乡村的“固守者”和“走出去”的乡土人的不同情境中的不同遭遇,反映了国家秩序与民间秩序的碰撞,阐述了两种人面对国家法时的种种无奈;对于后两者,本文是借助两个模型——文化支持型服从和第三种力量支持型服从——深入分析了解纷过程中民间规范与国家法如何在乡村个体和社会之间的博弈,以及不同权威支持下的解纷场域,最终达致当事人的自愿服从。区别于棚赖孝雄的“合意”解纷理论模式的是,此“自愿服从”排除了合意中的某些模糊概念,更真实地再现了个体的良心、道德感情、服从的愿望和正确感。最重要的是,这两种模型在实际的解纷过程中,是一个由较少到较多的法律运作的连续体,各模式、各阶段的界限是流动的,并且每个纠纷不一定牵涉到所有过程,但是法律位阶在不断的提升。因此,我们可以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治理中法治仍然是处于主导地位的。最终,本文提出一个乡村社会纠纷解决的基本架构:以国家诉讼为后盾,以民间调解为先锋,以其他形式为补充的多元化解纷格局。然而,面对纠纷解决与社会治理的多元化理念和进路,我们不禁要反思,在这其中民间调解机制与国家司法的关系该如何定位?当纠纷进入司法过程中,法官该如何转变其司法技艺来调适纠纷对立方背景文化的冲突?应当说,对于乡村社会纠纷解决机制这一课题的研究,我们还有很多问题要继续探讨。但由于能力及时间所限,希望本文的点滴研究能对民间法的理论探讨有更进一步的启示。
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人发展,各个国家都在积极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寻求发展。新的跨国投资浪潮正蓬勃兴起,大力吸引外资和积极鼓励本国企业对外投资成为各国重要的经济发展战略。我国也从以引进外部投资为主的外资战略转变为对外直接投资和引进外部直接投资并重的战略,即“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双管齐下,这也是我国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 现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存量和流量均呈较快增长态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处于起步阶段。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中,首先要解决投资主体、投资产业和投资区域问题,而理论界在其中的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问题上结合各个区位的具体的特定的情况分析比较少。企业在选择产业和区域组合策略时应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地区寻找不同的机会和优势,兼顾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因为,从长远来看,只有在优化跨国投资产业选择的基础上,才能够使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带来自身的利润增长,同时也通过技术传递和市场扩展来带动国内产业结构的改造,为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整体提高开辟新的有效途径。 文章的第一部分,绪论。主要表明了结合区位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研究背景和选题的意义,描述了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导理论。第二部分,现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该部分主要介绍了现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规模、区位分布以及产业分布情况,从而使我们从总体上对我国最近的对外直接投资有一个大概地了解。第三部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分析。在这部分中介绍了我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者中进入外国市场的方式可以取得的经济效应,主要有以下这几种经济效应:拓展海外市场效应:产业升级、技术进步效应;就业刺激效应和替代效应;资源配置效应等。第四部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经验借鉴。这部分主要分析了美国、日本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概况和特点以及这些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些经验和对我国的一些启示。第五部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基准。该部分简要的提出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说明今后在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上应该遵照的基准,如产业相对优势和区位组合基准、国内贸易量创造基准、产业结构高度同质化基准等。根据上面五部分的分析,在最后这部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中,论述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按照各个经济水平等条件不等的区位所作出的产业选择,在区位上主要分成工业化发达国家、较发达国家、有一定经济发展基础的发展中国家以及靠资源出口的发展中国家。
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石油的需求迅猛增长,高油价刺激了石油勘探开发的投资热情。大庆油田试采公司作为中国石油旗下的石油技术服务公司,为油气田勘探、开发提供油气井测试、试采、射孔完井作业等井筒技术服务工作,特别是在2003年进入印度尼西亚市场以来,通过市场开拓和开发,已经站稳了脚跟。由于公司在国际业务上没有相关的战略支持,对印尼石油测试服务市场没有进行过系统的分析研究,公司在各种资源的配置和管理上存在一些问题。为了公司在印尼市场的健康发展,必须制定合适的市场竞争战略。 首先,通过理论研究,运用PEST分析法、行业分析的五种力量分析模型,分析试采公司在印尼市场所处的宏观环境、行业竞争态势,通过分析我们看到,印尼的勘探开发的潜力很大,老区的增产改造措施和东部地区及海上陆续发现新的油气资源,使得印尼对于国际石油投资的需求旺盛。同时,中国石油和中国海油陆续成功购买印尼多个油气区块,必将推动中国石油技术服务队伍“走出去”的战略实施。在内部条件上,试采公司具有强大的技术优势,良好的盈利能力和高素质、装备精的技术服务队伍,同时也存在管理体制僵化、复合型人才短缺等劣势。通过构建SWOT模型,对试采公司的竞争战略进行了选择,确定了集中化的竞-争战略。 其次,为了确保战略的有效执行,在竞争战略的实施上,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加快组织结构的调整,通过将市场部并入到技术开发大队,避免多头领导和市场开发的无序:二是加大研发力度,保持技术上的领先优势;三是规范海外项目的管理,构建目标管理、项目运作、绩效考核和QlISE管理体系;四是建立信息化的管理平台,提高决策和管理的科学性;五是加大人才培养的力度,优化人力资源结构;六是认真研究印尼的法律法规,尽快建立合资公司,解决产权问题,规避经营风险。
近年来,我国石油资源的接替矛盾十分突出,国内石油资源相对不足,石油进口连年递增,进口依存度逐步加大。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石油行业开始走上发展海外投资、开拓国外石油资源的道路。这为弥补国内资源不足、保障国民经济顺利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作为中国特大型国有石油公司之一的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石化)也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快了国际油气勘探开发的步伐。但整体来看,中石化集团在国际化经营的过程中还处于起步阶段,进行国际化经营的经验还很欠缺。同时,在实施油气勘探开发国际化项目的过程中,投资方与油气资源国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客观存在的,这对投资大、风险高的石油勘探开发项目来说是一个十分不利的因素。因此,本文针对中石化上游企业国际化经营现状,根据研究的需要,将国际油气市场划分为中东、中亚(滨里海)、非洲、亚太和南美五个地区,并从油气资源状况、政治经济局势及相关的法规政策和投资环境等方面对以上地区进行对比分析。同时,对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国际化经营取得的成就及经验进行了分析总结。 本文为对中石化上游企业国际化经营提供启示与参考,所以在分析过程中,以对比分析为主,案例分析为辅,从而确定了中石化上游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主要方面——国外勘探开发和工程承包及技术服务的目标市场及经营策略。旨为中石化上游企业实施国际化经营提供理论根据。
2000年,中共中央在十五届五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走出去”战略,号召中国的企业迎接挑战,将市场从国内拓展到国外,与外国企业展开面对面的竞争。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经济的一支主要力量,在这场战役中担任重要的角色。然而,随着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数量逐渐增加,问题也随之产生。由于产权不明、监管不力、法律体系不健全等原因,造成了国有企业海外资产的大量流失。虽然国家在2003年成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代表政府行使国家财产所有权,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然而由于处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初期,面临的问题仍然很多。 本文针对国有企业海外资产流失的现况展开分析,寻找国有企业海外资产监管中存在的问题,探索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鉴于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对外投资与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本文详细分析了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管理的特点,意在通过中外对比,寻找一个适合中国国有企业海外资产监管的有效途径。最后本文通过分析和总结,提出了一个针对中国国有企业海外资产监管的框架体系,以及对应的监督方式和方法。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跨国并购已经成为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全球正经历着第五次跨国并购浪潮。受此影响,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正方兴未衰。但由于国内外政治、经济、法律以及文化的差异,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并非一帆风顺,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其中法律障碍是主要制约因素。因此,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法律环境的研究是企业成功“走出去”的现实需要。但是,目前国内关于跨国并购的法律研究主要集中于外资对华企业的并购以及政府对外资并购的监管制度,而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法律环境所作的研究很少,这正是本文选题的初衷。 本文以中国企业在美国实施海外并购为切入点,从实践的角度对企业海外并购的法律环境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全文共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对跨国并购相关问题的总述。界定了并购及跨国并购、海外并购的法律含义,甄别了跨国并购的类型,以详实的资料与数据分析论证了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动因与特点。 第二部分,分析研究了中国企业在美国实施并购的法律环境。该法律环境主要包括国内与美国两部分:就中国的法律环境,文章在研究中国现有的关于跨国并购的法律法规的基础上,以政府宏观战略政策的变化为参照,总结出新法规的变化,提出现有立法的不足与缺陷;对于美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法律环境,文章分别对其证券法、反垄断法以及对外资的特殊监管法律体系的构成进行了全面分析,并对美国的反垄断法及国家安全审查制度进行了重点刨析。 第三部分,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实践角度,分析了影响企业海外并购的法律障碍,指出国内障碍主要包括法律体系不健全、行政审批繁杂以及政出多门等;而美国的障碍则主要来自于中美法律文化的差异、美国的反垄断调查以及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中的政治因素等。 第四部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对策研究。针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的法律障碍,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出发,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提出解决障碍的建议及对策。
中欧贸易和经济合作是双边关系的基本组成部分。自1975年中国与欧盟建交以来,双边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尤其是近几年,中欧贸易迅速发展。2004年,欧盟扩大以后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第一大技术来源地和第四大外资来源地,而中国则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国际上地位的提升以及中欧经贸在彼此经济中的重要性的不断提升,欧盟对华战略不断做出调整。自1985年签订《欧洲共同体和中国贸易与经济合作协议》以来,欧盟先后出台了6份对华政策性文件,其基调一次比一次务实。中国政府赞赏欧盟及其成员国对发展对华关系的重视。2003年10月,中国政府首次制订了旨在昭示中国对欧盟的政策目标文件——《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2004年中国和欧盟确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等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在不断发展与变化的中欧经贸形势下,欧盟认为原有的中欧关系框架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为了应对欧盟当前面临的内外诸多方面的挑战,2006年10月24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两个最新对华政策报告——《欧盟-中国:更紧密的伙伴,扩大的责任》(简称“战略文件”)和《竞争与伙伴-欧中贸易与投资政策文件》(简称“经贸文件”),从政治与经济战略、竞争与合作政策的角度,对欧盟与中国的关系进行了评估与展望,阐述了欧盟对华的最新战略。本文在解读以上文件的基础上,概述了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情况,重点论述欧盟最新出台的两个对华政策文件的背景,内容,并对新文件将对中欧关系产生的影响做出分析评价。结合中欧经贸往来中存在的问题,对双边经贸关系前景进行展望,在此基础上有针对地提出深化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一些建议。
本文主要从微观的角度分析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主要的研究对象是1985年之后日本家电行业向东亚转移的情况。即通过从贸易、直接投资等实际数据进行整理分析,重点研究1985年之后日本家电行业向东亚转移的情况。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概括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特点。 研究对象:以同本家电行业向东亚的转移为研究对象。本文的研究范围限定在日本家电行业,特别以被称为耐久消费品“三大件”的电视机、电冰箱和沈衣机为重点分析对象。 全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二章分析了1985年之前的日本家电行业向海外转移的情况。日本主要家电产品的国内产量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顶峰,之后逐年减少。伴之,日本家电产品出口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达到最高值。日本家电产品的进口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增加。20世纪80年代,日本家电行业逐渐丧失主要出口行业的地位,进口增加。进口的内容发生了较大变化,20世纪70年代之前日本家电行业主要进口的产品为能源类及原材料类,随着日本家电行业出口减少、进口增加,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家电行业进口的产品中制成品比重开始加大。出口内容的变化如下:20世纪6、70年代,家电行业是日本的主要出口行业,特别是整机出口比重较大。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随着日本家电行业扩大在海外的生产,日本家电行业的出口,特别是对亚洲的出口开始转向零部件、半成品和生产设备类。 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日本家电行业从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进行对外投资,首先投资的地区是中国台湾,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开始,日本家电零部件公司开始大规模向台湾进行投资。1972-1973年被称为日本海外投资“元年”,在这一时期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迅速扩大,特别是同本的电子机械产业,开始向台湾以外的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亚国家直接投资。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为了缓解巨大的贸易顺差,日本电子机械、钢铁、汽车等行业加大对外投资力度,特别是开始增加向ASEAN是国的投资。1985年前同本家电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有以下特点:1.对外投资规模比较小,投资区域比较局限;2.几乎未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 第二部分,根据日本制造业向东亚转移的情况及阶段,结合东亚地区各国和地区彩色电视机产品出口、进口量的变化将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同本家电行业向东亚转移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并将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作为重点行业进行分析。 三个阶段具体如下: 第一个阶段为1985年至1989年,日本家电行业主要以NIEs为转移对象;第二个阶段为1990年至1995年,同本家电行业的主要转移对象转向ASEAN地区;第三个阶段为1996年之后,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投资环境的改善,中国成为日本家电行业转移的新对象。 下面详细叙述对各个阶段的分析和阐述: 第一阶段:1985年至1990年在这一阶段,日本家电行业的国内生产急剧减少。以彩色电视机生产为例,日本彩电的整机生产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不断减少,特别是1985年之后下降更为明显。同时,20世纪80年代显像管、扩音器等外部零部件<2>的生产却大幅度上升。电子元件、电路板等内部零部件的生产相对而言起伏比较平稳。 第二阶段:1991年至1995年在这一阶段,日本家电行业国内生产仍呈减少态势,减产幅度大于第一阶段的幅度。以彩色电视机生产为例,整机生产继续减少,外部零部件的生产也随之减少,内部零部件的生产开始增加,增幅逐渐加大。 第三阶段:1996年以后日本家电行业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国内生产仍呈减少态势,减产幅度与第二阶段相似。但是进入21世纪日本家电产量却有所回升,这是由于家电产品数码化带来的变化。 这一时期日本家电行业对外投资的具体情况如下:在这一时期日本家电行业对外投资增长较快。对亚洲,特别是对东亚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很快。 第三部分,第四章在第三章的基础上,以2005年及2006年上半年作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日本家电行业向东亚转移的现状。 2005年度大部分主要家电产品的国内生产均有所下降。以彩色电视行业为例,R本彩电行业的整机出口基本与上二年持平,零部件出口比上年度有所上升。这种增加主要是出家电数码化引起的。 其次关于同本家电行业的进口情况,从总体上来看,进口数量上远远超出出口,几乎所有产品的进口均超过上年度。具体以电冰箱为例分析进口来源地,主要进口地区为亚洲坩地区,约占总数的72﹪,其中尤其以东亚地区的比重最大,为68﹪。 2005年及2006年上半年日本家电行业向NIEs各国和地区的投资件数继续减少,对东盟和中国的投资上涨幅度较大。目前日本家电行业直接投资的主要地区已经完全转移到中国和ASEAN地区。 在东亚地区日资家电企业在原材料调配方面,不论是中国还是ASEAN地区,当地调配率均逐年上升,尤其在中国,当地调配率上升的非常快。在销售方面,中国的当地销售率逐年上升,虽然销售总额仍与ASEAN地区有些差距,但是增长率却是ASEAN地区的2~3倍。另外,这些日资企业向日本的出口比率很高,特别是ASEAN地区的日资企业向日本的出口率一直高于本地销售率。 最后,介绍了部分日本家电企业在东亚的生产情况,即松下电器在东亚地区的电扇类产品、空调和彩电的生产,以及日立制造所在东亚地区的空调和彩电的生产。 研究结论: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同本家电行业向东亚的转移有以下特点: 1.亚洲地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子机械生产基地。 2.日本家电行业的转移是逐步推进的。 3.日本家电行业的生产已经在东亚地区全面展开。 4.日本家电行业出口减少,进口增多。 5.零部件贸易所占比率上升。 6.日本家电行业在海外投资的企业对日出口比率上升。 7.日本家电行业向东亚地区直接投资的形式是多样的。 8.日本的家电行业对东亚的投资目前已经迎来了产业重组期。 在以上对同本家电行业对东亚转移分析的基础上,尝试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特点进行分析。并得出以下结论: 1.从整体上看,东亚经济一体化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并且不断发展,是一种自发性的,波浪形的发展。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是通过生产链与价值链的转移逐步形成的,FDI是东亚地区产业循环机制的主导力量。在东亚地区区域内的贸易中,零部件、半成品占较大比重,并且逐渐加大。 2.东亚地区国际分工的特点:东亚地区的国际分工最初确实呈现“雁形模式”,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雁行模式”开始解体。这种解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现了某些尖端行业、制品的转移不经过ASEAN地区,直接转移到中国的现象;另一个表现是在特定地区出现了特定行业、产品集中、生产的现象。同时在东亚地区出现水平分工的趋向。 3.从日本和东亚经济的关系来看,日本经济是东亚经济的重要力量;日本大部分家电企业将技术密集型以及处于产品生命周期投入期的产品生产、研发基地留在国内,因此日本产业不会因为向海外转移而出现产业空洞化;同时,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之后,日本的家电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变化与日元汇率变化的联动关系已经不存在,目前,日本产业向海外转移的主要原因已经不再是日元汇率升值的因素。 4.关于中国和东亚经济,本义认为中国对东亚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同时由于中国和东盟地区各有优势,东盟地区接受日本家电行业的投资早于中国,中国则有着巨大的市场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因此中国和东盟地区将成为两大世界性生产基地。
本文集中论述该怎么样在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安排国有资产的产权结构。首先,通过对产权理论的回顾和各国产权安排模式特别是新加坡“淡马锡”模式的经验总结,归纳出有效产权结构的内涵:所有权和经营权的清晰界定和控制权的市场化行使,以及政府各部门监督权的分工合作。与之对比,归纳出我国FDI中国有资产管理的问题主要是产权界定不清、地方过度分割和监督不力。对此可以采取的措施有:尝试借鉴新加坡等国的国资管理模式设置我国的“国有控股公司”,特别是统一全国范围的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保证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建立相应的市场化国际化的全国产权市场,以实现国有资产产权的全球有效配置,以提升我国FDI的竞争力。
本文从项目融资中担保安排的常用模式的介绍及股权质押这个法律概念的浅析谈起,着重剖析了项目公司融资中股权质押的必要性、作用和具体安排,阐释了股权质押和项目融资风险控制的重要性,并就如何有效安排股权质押提出初步建议。 项目融资是银行为企业“走出去”提供融资支持的一种重要方式,也集中体现了银行对具体项目各种风险的认识、把握和监控能力。在项目融资方式下,作为分散和控制风险的必然要求,项目公司的各种资产包括不动产、动产、知识产权及其他合同权利等都将通过抵押、质押或第三方承诺的方式由银行享有。但须注意,作为担保安排的基础环节,银行应同时要求项目公司的股东将其在项目公司中的股份直接质押给银行,以确保银行对整个项目风险的有效控制。
本文首先对Web挖掘技术分类进行介绍,然后重点对本论文用到的算法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K-means算法是一种基于划分的聚类算法,它把n个对象划分成K个类,其中的聚类数目K是输入参数。该算法是通过不断地迭代来进行聚类,当算法收敛到一个结束条件时,就终止迭代过程,输出一个聚类结果。 层次的方法对给定数据对象集合进行层次的分解,层次的聚类方法可以进一步分为凝聚的和分裂的层次聚类。 模糊聚类分析的实质则是根据研究对象本身的属性来构造模糊矩阵,在此基础上根据一定的隶属度来确定其分类关系。给出了科学文献的模糊聚类算法的具体算法描述,对于新的用户,当他们第一次浏览网站的时候,通过计算他们和其他用户的相似度对其进行归类。 最后,将K-MEANS算法和层次聚类算法应用到中俄经贸合作网的日志分析系统中,对该网站的日志数据进行聚类,对模糊聚类算法进行了理论移植,实现了整体架构和数据库的框架设计,对最初始的数据进行了预处理,可以为今后的个性化服务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