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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学位论文

万方学位论文资源包括中文学位论文和外文学位论文，中文学位论文，涵盖“一带一路”的各个学科领域。

  • 胜利油田国际工程承包的目标市场选择

    我国石油消费量显著增加和对外依存在度的不断提高迫使石油企业想方设法广辟油源，走石油资源多元化的道路。胜利油田作为国家特大型企业，在油气的勘探开发和工程承包领域具有相当强的综合实力，在许多国家的市场竞争中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胜利油田的生产经营形势也迫使胜利油田只有走出去开展国际化经营，才能拓展生存和发展空间。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胜利油田的国际工程承包项目已经初具规模，但也有不少失败的经验和教训。 目标市场的选择，是胜利油田进行国际工程承包成功与否的关键。国际工程承包是一种较为灵活的国际直接投资形式，但目前的对外投资理论主要侧重发达国家的投资问题，难以对胜利油田的国际工程承包给予明确的指导。本文在对胜利油田进行国际工程承包的必要性、优势以及不足进行分析并充分考虑影响目标市场选择的各种因素的基础上，借鉴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的相应部分，对潜在的中东、非洲、中亚、拉美以及东南亚目标市场的情况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结合胜利油田的实际情况，充分认识市场机会和潜在的风险，对各目标市场进行较为准确的市场定位，从而减少目标市场选择的盲目性，降低风险。本文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对胜利油田今后的市场开拓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 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国际化经营研究

    本文就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之路进行了初步研究。在国际化经营理论的基础上，首先阐述了跨国公司的演变和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特点，通过电信行业、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和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企业的分析，就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业的现状、竞争的优势和劣势及其国际化经营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证明：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企业“走出去”发展是做大做强的必然选择。从华为、中兴等优秀的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企业的国际化战略的初步成功，也有力地证明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已具有一定的竞争力。目前国内市场趋于饱和而国际市场又没有被海夕}跨国通信业巨头完全垄断，所以现在是“走出去”发展不可多得的良机。然后就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国际化的模式、步骤和经营的风险进行了研究分析，提出比较有参考价值的国际化经营策略。并就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在海外的竞争与合作做出分析，并提出建议。

  • 中医药在泰国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中医药在泰国的发展可以追溯到700多年前，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经历过繁华和受挫时期。2000年泰国政府出台《关于批准使用中医方法治疗疾病的规定》，宣布中医药作为替代医学可用于日常医疗，自此不仅使中医药在泰国获得恢复，而且使其走出了世代相传的老路，步入快速发展的道路。在泰中民众和政府的积极努力下，两国在中医药方面的合作交流不断扩大，目前中医药在泰国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的行业，越来越受到泰国民众的重视。 本文首先回顾和阐述了中医药在泰国的发展历史及现状；进一步说明了泰中两国在中医药贸易、科研与学术、以及教育三个方面的交流合作；并根据中医药在泰国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及存在的障碍，提出了促进中医药在泰国进一步发展的应对策略：即积极拓展中医药在泰国新的消费群体、研究开发适合泰国消费者需求的中药、“以质取胜”打造中药现代化、加强培养中医药人才、加强保护中药知识产权、通过多种渠道开展两国中医药领域的合作。

  • 中国中间产品贸易分析——基于产品内国际分工视角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产品内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流形式之一，以零配件为主要内容的中间产品贸易则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方式。通过产品内国际分工和中间产品贸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专业于生产贸易链上不同环节和不同零部件的生产，并对国内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和技术进步等产生实质性影响。鉴于此，产品内国际分工和中间产品贸易就成为当前国际贸易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并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 近年来，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主要以加工贸易方式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并成为世界性的生产加工和贸易基地。然而，已有相关研究结果多基于发达国家的情况，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问题涉及甚少。因此，论文将从产品内国际分工角度，分析中国中间产品贸易的现状和效应。这对我们客观认识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正确看待中欧、中美贸易顺差过大的问题，以及如何通过加工贸易推进工业化进程的战略选择等，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围绕产品内国际分工和中间产品贸易，论文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由导言、第1章和第2章构成，是有关产品内国际分工和中间产品贸易的一些基础性研究，包括文献回顾、概念、计量方法和理论基础等；第二部分由第3章组成，是对中国中间产品贸易的现状和成因进行描述分析；第三部分包括第4章和第5章，是论文的重点，对中国中间产品贸易的经济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最后一部分是第6章，根据以上研究结果提出政策建议。 导言部分首先回顾国内外学者对产品内国际分工和中间产品贸易研究的相关成果，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围绕中间产品贸易的计量、产生动因、理论基础、经济效应和技术溢出等作了大量研究；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近两年来研究成果增长较快。在这些研究资料的基础上，提出论文要研究的问题和研究框架。 论文第1章主要对产品内国际分工和中间产品贸易的定义和范围进行界定，并将其与相关概念加以比较；对目前国内外经济学者关于中间产品贸易研究的计量方法进行介评，并明确论文中使用的中间产品计量方法，即依据联合国2002年广义分类法(BEC)下界定的中间投入品范围，根据文中研究需要进行一定修正。论文第2章在梳理国内外学者有关产品内国际分工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在解释产品内国际分工方面的合理性。同时，认为要全面透彻地解释产品内国际分工，必须扩展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中关于生产要素的理解，即不仅包括传统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生产要素，还要强调一些具有后发优势的生产要素，如无形资本要素、技术要素和制度要素，另外，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要动态地理解比较优势概念。最后，指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产品内国际分工提升其比较优势以及相关途径。 在上述基本研究基础上，第3章利用中国海关公布的统计数据，从贸易规模、贸易伙伴分布、技术含量和比较优势指标等四个方面对中国中间产品贸易的现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描述。结论：一是中国的中间产品进口对外依赖程度较高；二是中国中间产品贸易伙伴主要分布在东亚国家和地区；三是中间产品贸易在中国的高技术产品贸易中的比重较大；四是中国的中间产品贸易具有明显的比较劣势。同时，认为中国中间产品贸易局面的形成，和东亚的区域生产网络、中国优惠的加工贸易政策、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国内的经济活动有着直接而密切的联系。 第4章和第5章是中国中间产品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也是论文的重点部分。中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主要方式是加工贸易，因此第4章以加工贸易作为主体分析了中国中间产品贸易产生的经济效应问题。结论是：中国通过加工贸易方式，促进了经济增长，扩大了就业，推动了对外贸易扩张，获取外汇和优化贸易商品结构。在中间产品贸易对中国贸易条件的影响分析中，认为要素贸易条件能更为恰当地反映中国的贸易获利能力，结论是由于产品内国际分工和中间产品贸易，中国的贸易条件得以改善，而不是价格贸易条件所反映的恶化。同时，也指出，由于目前中国大部分产品的生产尚处于生产贸易链条的低端，在利益分配中居于不利地位，长期以往，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另外，中国的中间产品贸易和加工贸易方式，致使东亚国家和地区、中国和欧美国家之间贸易呈现典型的三角关系，并成为中美、中欧之间的贸易顺差逐年递增的根源，因此单纯依靠人民币升值对解决中国和欧美之间的贸易顺差问题作用十分有限。第五章是论文的主要创新所在。这里以中国和主要贸易伙伴国的中间产品贸易作为技术溢出的载体，考察中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存在性和显著性，根据已掌握的资料来看，这属于最新的尝试。 具体步骤如下： 被解释变量的选取：根据产业的复杂程度，选取制造业中的16个子行业，采用数据包络法(DEA)，计算出全要素生产率(TFP)，同时假定TFP的提高主要来自技术进步(TC)和技术效率(EC)，并将TFP、EC和TC三个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不同于传统的计算TFP的索洛残余法，DEA方法不用假定行业的生产函数，同时能将TFP细分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另外，根据计算结果，技术进步在1999-2003年对制造业中的16个子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作用要大于技术效率提高所起作用。 解释变量的选取：首先计算出中国从选定外国进口的中间产品贸易额和外国GDP的比值，作为外国研发支出的权重，然后分别对选定东亚国家、欧美国家的研发支出进行权重处理，最后将进行权重处理之后的欧美国家研发支出、东亚国家研发支出作为其中两个解释变量。另外，将中国本行业研发支出和中国其它行业研发支出作为另外两个解释变量。 模型回归：采用修正后的Coe.D和E.Helpman(1995)公式，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 检验结果是： 1)选定的亚洲国家和欧美国家通过中间产品贸易产生的技术溢出促进了中国的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且作用较为显著，但没有对中国的技术效率的提升起到正面作用。 2)选定的欧美国家通过中间产品贸易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小于选定的亚洲国家的技术溢出效应。 3)中国本行业研发支出对本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起到促进作用，但作用系数小于亚洲国家和欧美国家的技术溢出，但本行业研发支出对本行业技术效率提升比较显著。 4)中国其他行业的研发支出对本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起到阻碍作用。 最后，第6章在上述研究结果基础上，对下面三个问题提出相关建议及措施。一是对贸易战略和政策挑战和启示。由于产品内国际分工和中间产品贸易条件下，出口鼓励或进口保护的对象可能是别国产品，从而对中国现有的低干预出口导向贸易政策提出挑战；同时根据产品内国际分工理论，中国可以在某些领域直接发展技术或资本密集型产品，不一定严格遵循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升级道路。二是提升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由于中国目前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体现在以劳动力为主的一些初级生产要素上，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中国应当将培育具有后发优势的生产要素作为重点，实现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具体措施包括：创新体制的建立，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加强“走出去”战略的力度，实施以产业为导向的外资政策，将加工贸易作为工业化战略，培育生产者服务体系。三是重点探讨将加工贸易作为工业化战略，及其产业结构升级问题。根据所做的实证分析结果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强调在产品内国际分工背景下，加工贸易对于中国推行工业化战略的合理性，并提出中国要实现加工贸易结构升级，应当从提高加工贸易劳动力素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加工贸易，以及提高国内的中间产品采购比例几个方面着手。

  •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经济效应研究——兼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体系的建立

    跨国直接投资的发展迄今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其主流研究是以跨国公司的行为以及跨国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影响为研究对象，而对投资国经济影响的关注较少，投资国的对外投资政策因素也未能被纳入研究的框架。现实中，投资国的对外投资政策因素对于跨国投资的规模以及投资目的地、行业、投资方式等方面的抉择都存在重要的影响，而投资国对外投资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又是基于对外投资对母国经济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投资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是传统的发达投资国，还是后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和发展中国家，在鼓励国际资本流入的同时，纷纷放松对本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限制，并采取各种政策措施鼓励本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这一方面对跨国投资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也提出了对各国对外直接投资实践进行实证研究的要求，以期总结共性规律、判别各国特殊性的影响。 我国利用外资也正从引进外资为主向“引进来”、“走出去”并举的模式转变，“走出去”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国内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利用国外资源以及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围绕这一重大问题，本文的任务是，从贸易、就业、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以及企业微观利益等不同的角度验证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在总结分析国际上通行的母国投资促进措施以及中国相关政策措施实施状况的基础上，提出建立与完善我国投资促进措施体系的政策建议。研究任务包括文献综述、现状分析、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对策建议五大部分。 在文献研究部分，运用文献计量学和元分析方法，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归纳。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查询及分析发现，国内外对于对外直接投资母国经济效应的研究在最近的10多年中已经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研究中的重点和热点问题，而且对母国经济效应的研究角度越来越细化，在研究方法上更趋向于数理模型和计量分析的结合。 在现状分析部分，通过分析当代国际直接投资发展的特点及其迅速发展的原因，探寻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通过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规模、特征以及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及优势，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从而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母国经济效应的探讨提供了现实基础。 在理论研究部分，从贸易、就业、国内投资、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国际收支等宏观角度以及企业的投资收益、竞争能力等微观角度，从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等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经济的影响机制，为第五章的实证分析提供理论依据。实证研究部分是本文的核心，通过对以往相关实证研究成果的回顾与比较，借助相关数理模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贸易效应、就业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产业结构效应以及国际收支、经济增长等效应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有：贸易效应方面，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进出口贸易的规模；产业结构方面，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中国第二、三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技术进步方面，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具有长期的正相关关系，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的技术进步；就业方面，对外直接投资的直接效应有利于降低国内失业率，但间接效应中通过挤出国内投资不利于国内就业，而通过提高技术水平有利于国内就业，最终总量效应表现为负。在就业结构方面，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尤其是向第三产业转移。在就业质量方面，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我国劳动力素质水平的提高；国际收支方面，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平衡国际收支；经济增长方面，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GDP的增长；微观经济效应方面，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投资企业降低生产成本、获取先进技术以及扩大市场份额等。 在对策建议部分，通过考察国际通行的母国投资促进措施以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政策措施的实施情况，提出构建与完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体系的对策建议。本文提出的相关对策建议有：明确主管部门职责，简化核准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完善境外投资法律保障体系；进一步加强对境外投资的融资支持；加强对境外投资的财税政策扶持；改进和完善海外投资信息咨询服务；完善投资保险及知识产权保护的保障机制；发挥政府的协调作用，为海外投资创造较好的国际环境。

  • 论跨国商业贿赂的法律规制

    当经济全球化逐渐成为世界各国不得不面对的客观现实的同时，商业贿赂也逐渐跨越国界，发展成为全球性事物。跨国公司等主体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大量进行商业贿赂行为以获得竞争优势，以致于严重破坏国际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为此，国际商事交易中的商业贿赂被作为全球化背景下的新问题被提出来。这种国际商事交易中的商业贿赂行为，被称之为“海外腐败”、“海外贿赂”或者是“跨国商业贿赂”。本文为突出其商业目的性，将其称之为“跨国商业贿赂”。跨国商业贿赂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跨国商业贿赂强调的是私营部门对公营部门的商业贿赂。广义的跨国商业贿赂还包括私营部门之间的商业贿赂。本文主要是对狭义跨国商业贿赂的法律规制进行分析。跨国商业贿赂对于行贿公司东道国和母国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危害，是对正常、公平的全球市场竞争秩序的破坏。跨国商业贿赂的治理，法律规制是关键。目前，国际社会治理跨国商业贿赂的法律措施主要以专门性的贿赂供应方措施，并施以刑事制裁为主。 相对于跨国商业贿赂实践而言，跨国商业贿赂法律的形成和发展是滞后的。美国1977年《反海外腐败法》(简称“FcPA”)的制定标志着跨国商业贿赂法律的形成。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制定使得美国公司丧失了大量的海外市场和国际竞争优势。美国在其政治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极力在多边层面推行跨国商业贿赂法律。跨国商业贿赂法律的形成与发展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及其国际化的历史。通过历史追寻，跨国商业贿赂法律的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亦得以阐明。为更好地打击跨国商业贿赂，跨国商业贿赂法律国际统一化运动在赋予跨国商业贿赂法律强大的域外管辖效力的同时，鼓励世界各国、各国与国际组织、各国际组织之间的协作。 跨国商业贿赂法律的国际统一化运动不仅是在美国政府的主导下推进的，同时跨国商业贿赂的国际公约多数是以美国《反海外腐败法》为蓝本制定的。因此，研究跨国商业贿赂行为的法律规制，离不开对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基本内容的阐明。《反海外腐败法》主要包括两大条款：一是反贿赂条款，二是簿记、记录和内部控制等会计条款。《反海外腐败法》主要由美国司法部和证监会负责执行。美国公司或自然人违反了《反海外腐败法》，将受到严厉的民事、行政甚至刑事制裁。为执行《经合组织公约》，1998年修订后的美国《反海外腐败法》以居民和地域管辖为基础的，即将其管辖权扩展为在美国境内从事行贿行为的外国公司和个人，以及在美国境外实施行贿行为的美国公司或个人。另外，在实践中，美国国会还主张FCPA的管辖应符合效果原则(海外的贿赂行为对美国的影响)，以及合理原则(考虑其他国家利益和当事人的利益)等。由于外国子公司在跨国商业贿赂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跨国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的作为或不作为承担《反海外腐败法》下相应的法律责任。贿赂的文化道德性使得《反海外腐败法》不可避免地带有道德侵略性，但是《反海外腐败法》从贿赂供应方角度打击跨国商业贿赂，有利于建立和维护世界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美国推行其《反海外腐败法》国际化，最重要的成果当属《经合组织公约》以及后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刑法措施是《经合组织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治理跨国商业贿赂所确立的重要措施。但与《经合组织公约》不同的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不仅从主动行贿方即贿赂供应方层面对跨国商业贿赂行为进行打击，同时也从消极行贿即贿赂需求方层面规定了治理措施。治理跨国商业贿赂，离不开国际合作与协调。《经合组织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引渡、司法协助等领域从国际刑法层面为跨国商业贿赂的法律治理提供了有效的国际合作与协调机制。同时，《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有效地避免了域外管辖与国家主权的冲突，强调缔约国应当在国际法原则下实施跨国商业贿赂犯罪的域外管辖权。 美国在多边层面治理跨国商业贿赂的重要成果还体现在WTO中《政府采购协定》中透明度原则等规定，以及国际金融组织采取贿赂需求方措施治理跨国商业贿赂的努力。在国际经济法层面，需要澄清的法律问题包括跨国商业贿赂是否属于贸易壁垒问题，是否可以作为WTO多边框架下的合适议题进行谈判，跨国商业贿赂问题作为投资纪律、其与投资待遇的关系问题，以及跨国公司作为最主要的国际投资主体的责任承担问题。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分析与探讨。 尽管国际社会治理跨国商业贿赂尽了很大的努力，但其成效并不显著。FCPA的执行一直处于“弱势”。在FCPA的执行中，美国政府一直推行“守法计划”的贯彻。由于联邦量刑指南、司法部“托马斯备忘录”和证监会的“西伯耳报告”，特别是2002年萨班斯法案的出台，FCPA的执行效力逐步增强。《经合组织公约》由于其软弱的执行机制使得其成效同样并不理想。为加强公约的效力，有必要对其执行机制进行改革。《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很多方面实现了创新，但同时，私营部门的腐败问题并没有作为公约对缔约国作强制性要求。由于其生效时间较短，公约的执行效果还有待于缔约各国的实际执行。跨国商业贿赂的治理，单依靠国家的刑事指控去阻止跨国商业贿赂行为的发生并不现实。赋予私营部门在反跨国商业贿赂行动中更为重要的角色非常有必要。今后私营部门可能主导全球反跨国商业贿赂行动。另外今后跨国商业贿赂法律可能朝着加强贿赂需求方措施，以及从禁止对公营部门的贿赂到既禁止公营部门的贿赂又禁止私营部门的贿赂等方向发展。 国际社会对跨国商业贿赂的法律治理对我国的影响和启示是深刻的。我国应当处理好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域外管辖和我国司法管辖的冲突。同时应当借鉴美国FCPA的执行机制，加强我国公司的自律性行为规则和内部治理责任。我国应当禁止外国公司对我国公职人员的行贿行为，同时也要禁止中国公司对外国公职人员的行贿，这不仅是对等原则的要求，同时也是司法主权的体现。为履行我国已签署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义务，我国不仅应当履行公约规定的强制性履行要求；同时对于非强制性履行要求，可以立足于本国实际，并考虑与现行法律规范的协调问题。《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我国反跨国商业贿赂等腐败工作将产生良性的影响。 跨国公司主导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中国是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不高，公共资源稀缺并集中，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竞争法律不够完善等等，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巨额利润的诱惑下，不顾其母国及我国的法律法规的违反，为获得竞争优势大肆对我国官员实施商业贿赂。我国应当借鉴国外商业贿赂法律制度经验，完善我国商业贿赂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彻底打击跨国公司在我国的跨国商业贿赂行为。近年来，中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开始步入较快发展期。我国企业在海外存在着严重的跨国商业贿赂行为。在全球反腐败的倡议下，为维护我国跨国公司在全球市场的诚实经营行为，我国应当在建立海外投资促进法律法规的同时，借鉴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等法律的模式和规定，加快建设反海外商业贿赂法律制度。

  • 银行国际化并购与绩效研究

    目前国际化并购方式已成为银行实现国际化经营的主要方式之一。大型银行通过国际化并购将其物理形式的经营网络扩张到世界各地的同时，也将虚拟金融资本的全球化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银行国际化并购过程中，全球的金融资源重新分配、金融版图重新划分。在由欧美发达国家的大型银行为主掀起的金融业国际化并购浪潮中，面对我国改革开放政策从注重“引进来”逐渐向“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转变，我国银行，尤其是国有控股大型银行在完成股改上市以后，在资本金充裕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国际化并购拓展经营区域和业务范围，提高银行绩效，从而在国际金融竞争中获得生存权、拓展发展权、抢到话语权，为国家争取更多的金融资源，增强国家金融实力，是一个历史意义极强的经济理论命题，也是一个现实意义极强的经济实践命题。 本文的论证主线是：围绕银行国际化并购是否能够提高绩效，银行国际化并购怎样才能提高银行绩效这两个主要问题展开研究。首先通过研究银行国际化并购与绩效的理论来归纳银行如何通过国际化和国际化并购实现业绩的提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构建银行国际化并购绩效的评价体系，提出本文拟采用的评价模型。然后以国际大型跨国银行为例，运用评价模型对相关银行进行案例和实证分析，归纳出银行国际化并购对绩效的影响因素，从而提出成功的银行国际化并购的特点。最后结合我国银行国际化并购的历史和现状，指出了现阶段我国银行国际化并购的存在的问题，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我国银行可行的国际化并购策略。 本文对银行国际化并购绩效的研究从银行国际化与绩效的理论开始，逐渐深入到银行国际化并购与绩效的分析。银行绩效的提高主要得益于银行经营效率的提高，主要表现为成本控制有效和盈利能力提高，银行国际化并购与银行绩效的关系就从这两方面着手进行研究。银行国际化与绩效理论以国际贸易理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包括追随效应理论、比较优势理论、三分类理论、内部化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和规避风险理论。银行国际化并购绩效的相关理论包括效率理论、并购价值理论、市场竞争理论和银行产品理论。由于银行所处金融行业的特殊性，银行国际化并购不仅仅是企业的行为，更是国家之间经济势力和金融资源的重新划分。银行国际化并购绩效与各国的经济金融战略紧密相连，银行国际化并购成功与否，并最终提高银行绩效，很大程度上受各国的经济金融战略的影响。因此引入“国家利益”这一变量，分析其对银行国际化并购的影响，突破了以往理论界对银行国际化并购研究仅局限于微观经济主体范围的现状。在银行国际化并购绩效理论研究基础上，构建银行国际化并购绩效评价体系。银行国际化并购绩效的研究主要是对发起并购活动银行在并购前后的绩效进行比较，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建立会计/财务评判指标，利用财务和会计的专业知识进行评判。二是引入经济学中效率(银行效率)的概念，运用计量理论和统计分析方法对银行国际化并购绩效进行评价。财务会计的角度是从会计数据出发来判断银行并购以后是否改善了业绩；企业效率的角度是从企业投入/产出的效率出发来判断银行并购以后是否改善了业绩。在构建银行国际化并购绩效评价体系的基础上，提出“股权收益率”模型和DEA模型，对主要依据国际化并购而发展壮大的花旗集团、汇丰控股集团并购前后绩效的变化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为了加强比较，本文还运用“股权收益率”模型分析了工银亚洲并购华比富通银行的情况，通过DEA模型分析了主要专注于国内并购的JP摩根大通银行和美洲银行。通过综合运用财务比率分析方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银行国际化并购绩效的变化情况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动静态相结合的定量和定性比较分析。 论文研究表明：一是银行国际化并购从长期来看基本能够提高银行的效率和绩效。金融管制的放松和技术的发展使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二是银行国际化并购不仅仅是企业竞争，更是国家之间对全球金融资源的版图的重新划分。银行国际化并购绩效的提高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三是我国银行国际化并购应积极寻求国家的政策支持，制定有计划、有步骤的国际化并购实施战略，实现我国银行的全球化经营，并成为国际一流的跨国银行。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探讨了影响我国银行国际化并购成功的关键因素，针对我国银行国际化并购目前存在的地域范围多集中在亚洲尤其是香港地区以及缺乏混合并购、并购发生具有偶发性、零散性等不足，提出了我国银行在地域扩展、组织方式、经营产品和争取国家政策支持等几个方面切实可行的策略建议，制定有计划、有步骤的国际化并购实施战略，实现我国银行的全球化经营。

  • 中国和欧盟贸易摩擦研究

    中国和欧盟世界两大重要的经济体。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欧盟的东扩，中欧之间的贸易飞速发展，已成为重要的贸易伙伴。2006年，中国仍保持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地位并取代美国成为欧盟最大的进口来源地。根据我国统计，欧盟已连续保持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我国对欧盟出口额已接近1910亿，年增长接近21﹪，欧盟对我国出口增长22.5﹪。中欧贸易从80年代的欧盟顺差转变为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2006年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接近1280亿欧元。伴随中欧贸易的发展，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也不断增加，严重影响了中欧贸易关系，中欧之间的贸易摩擦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在相关经济理论和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从中欧贸易产品结构和中欧贸易摩擦的形式入手，分别对中欧反倾销摩擦、技术贸易壁垒摩擦、知识产权摩擦和保障措施摩擦等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我们在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体系3.0版的分类基础上，通过计算中欧贸易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中欧贸易产品的比较优势。通过分析，我国与欧盟相比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表现在以纺织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上，比较劣势表现在资本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上；而欧盟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上都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但相比之下，机械和运输、化工和钢铁等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更加明显。虽然欧盟对我国机械和运输产品保持着较大的顺差，但我们也欣喜的看到我国的机械和运输设备等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正不断增强，这说明我国与欧盟机械和运输产品产业内贸易深度正在加强，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中国和欧盟在给彼此带来大量机遇的同时，双方的产业竞争也给彼此埋下了摩擦的伏笔。 中国和欧盟贸易摩擦的主要形式是反倾销、技术贸易壁垒、知识产权摩擦和保障措施摩擦四个方面，其中反倾销案件占了大多数。我们在分析欧盟贸易政策法规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以上摩擦的代表性案例和中欧各自国情和经济发展程度，对这四种摩擦进行了特征、原因和影响分析。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应建立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三位一体的贸易摩擦应对体系。政府应完善贸易救济体系，注重经济外交，早日争取我国市场经济地位，为企业出口创造好的内外部环境；行业协会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桥梁、监管和预警职能；企业应注重自身质量和品牌的发展，积极应对欧盟的有关诉讼，有条件的可以走出去。在三方共同努力下把欧盟贸易摩擦的影响降到最小，使我国对欧盟贸易持续健康发展。

  • 基于区域性互惠国际贸易政策的企业应变模式与策略

    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中国经济的发展，我国近年来加快了与有关贸易往来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步伐，到目前为止已经建立了中国-东盟、中国-智利、中国-巴基斯坦、亚太贸易协定等四个自由贸易区，还有中国-新西兰、中国-海合会、中国-日本、中国-冰岛、中俄蒙等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正在积极地磋商推进中。在自由贸易区内实行的区域性互惠关税优惠政策，给我国的外贸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在这种条件下，研究外贸企业如何把握新政策下国际市场的命脉，适时调整产品结构和经营策略，用好用足政策，提高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扩大进出口份额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的创新之处是首次从企业的角度出发，采取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专题研究与整体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国际贸易理论为根基，紧密结合当前实际研究进出口企业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通过参与各自由贸易区建设，通过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探求在自贸区政策下适合我国企业的发展模式，使企业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拓展经济发展空间，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又好又快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可行性的策略给我国企业以决策支持和操作性建议，帮助企业在对外贸易中抓住商机，获取最大的利润空间。 本文共分九章：第一章绪论部分，简述论文的背景和意义、思路框架，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论文的创新之处；第二章相关理论概述；第三章分析我国外贸企业的国际贸易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第四章区域性优惠国际贸易政策及对我进出口企业的影响；第五章国内外对区域性互惠国际贸易政策的利用情况；第六章第七章是本文的重点所在，也是创新点的体现。第六章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区域性互惠国际贸易政策下的企业的三种发展模式：外贸商品结构的优化模式、“走出去”的发展模式和品牌国际化的发展模式。第七章阐述了在实现上述发展模式可资采用的五种应变策略。第八章实证分析。第九章结论。

  • 中国企业国际营销风险与对策研究

    当前，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经济全球化步伐逐步加快，经济资源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大量、全面地流动和配置。这一趋势既为各国提供了在更广阔的国际市场利用和配置经济资源的机会，同时也加剧了各国在全球范围内争夺市场和资源的竞争。可以说，全球化对世界任何国家都是一把“双刃剑”，利益和风险并存，机会和挑战同在。在经济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和中国加入WTO的大背景下，中国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这为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巨大的内在动力，同时也为中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带来了极好的机遇。而且20年来的改革开放，不仅增强了我国经济和科技实力，也为“走出去提供了有利条件，并且也要求我们主动地走出国门，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在这种情形下，国内有条件的企业不再满足于单纯的开展出口营销活动，纷纷到海外进行投资，以便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中国企业在国际营销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中国外贸出口获得巨大发展，成为带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引擎”之一；我国海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一些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实力不断壮大，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然而，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是企业从事国际化营销不仅要像过去那样承担生产经营风险，而且还要承担更加复杂的国际竞争风险，中国企业由于从事国际营销经验不足，风险防范意识不强，在国际化的进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因此对于企业进行国际营销所面临的风险的分析和防范策略的探索以及如何建立行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便成为企业国际营销风险管理的重要内容。 本文以中国企业国际化为背景，首先运用国内外关于国际营销风险和风险管理的理论知识阐述了国际营销风险的概念、分类和风险管理的一般方法，接下来进一步分析了实施出口营销、对外直接投资两个中国企业主要采用的国际化的方式时所面临的主要风险及相应的防范策略。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了如何在企业层面和宏观层次上建立风险防范机制，以期给即将和已经从事国际化营销的中国企业提供一个风险管理的框架。

  • 胜利油田跨国经营战略初探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国内企业开展境外投资、跨国经营的方针政策，石油行业也积极实行“走出去”战略，并已经具有了一定规模，也在海外市场取得了一定的收获。但是，在海外经营的过程中，理论研究相对滞后，对海外油气勘探开发中遇到的问题未能及时总结，来指导实践。本论文针对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我国石油公司企业开展跨国经营过程中遇到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一些构想与建议。 根据相对优势理论、能源开发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对我国参与海外石油资源开发的科学性、可行性、必要性进行阐述。从分析胜利油田海外经营入手，一是采用SWOT分析工具，比较其在海外石油勘探开发竞争中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通过内外环境要素的匹配寻求战略出路；二是利用迈克尔·波特进行行业分析的“五力模型”对我国石油企业跨国经营的外部宏观环境进行分析，对海外石油行业竞争的驱动力进行描述，提出我国石油企业如何提升自身的竞争力；三是对国际石油勘探开发市场进行细分，将海外石油市场进入模式进行分类，提出胜利油田跨国经营战略的目标市场及进入模式选择；四是结合胜利油田的特点制定符合实际的跨国战略目标，提出胜利油田跨国经营战略建议。并将跨国战略分解分为：人才战略、技术战略、市场战略、管理战略，提高实操性。 通过研究胜利油田的跨国经营战略明确了：对我国石油企业来讲，“海外找油”是可行的。但其成功需要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不仅要具有一支技术过硬、适应能力强的国际型专业化队伍，我国政府的大力支持，更需要东道国具有开放的政治经济环境，及良好的国际宏观环境。．这些驱动力促进了我国石油企业跨国经营的实施。 希望通过本论文的研究，对我国石油勘探开发企业的海外经营带来启示，使其在海外竞争中少走弯路，为我国石油企业的跨国经营提供一定的借鉴和理论指导。

  • 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中国国际收支的平衡表的编制始于1982年，1984年开始公布年度国际收支平衡表，1997年以后的统计指标的设置完全国际可比。在这20多年间，中国国际收支规模及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自20世纪后半段以来，更是出现了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现象：自1994年至2005年(除1998年资本与金融账户逆差外)，中国国际收支保持着持续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这并非是一种常见现象。 中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结构从而导致国际收支顺差的持续扩大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不仅反映了国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对外经济部门的发展水平，同时也反映出了中国国内经济结构和产业变迁，以及中国相关国际收支调节措施的制定和实施效果。 从国际收支整体状况来看，顺差或逆差都属于国际收支失衡状态，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资源配置、资金运用乃至经济伙伴国的相关政策。当前中国国际收支的顺差，虽然有利于增强中国的国际清偿能力，提高投资者对中国经济信心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体现中国经济竞争力提高、对外资吸引力增强的良好态势，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持续的大额顺差也是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表现其隐含的负面因素也同样值得关注。 为实现改善国际收支大量顺差这一格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改革外汇账户管理，扩大企业灵活使用外汇的自主权；放宽境外投资外汇限制，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有选择分步骤地开放证券投资，拓宽资金流入流出渠道；允许移居境外的中国公民将其境内资产转移至境外；允许国际开发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等。但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整是一项全局性、战略性的工作，它取决于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涉及诸多方面体制改革和思维方式的转变。 本文旨分析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现状，通过分析影响中国未来国际收支的主要因素，对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未来发展趋势予以判断和预测，进而对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综合影响进行评估，最后提出中国国际收支调整的模式选择和目标方向，并就实现这一模式和目标提出对策思考。

  • 论跨国公司网络组织的结构及其优势

    跨国公司组织结构的设计与构造，总是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而产生适应性的变化。从直线制到直线职能制、从矩阵制到事业部制，强大的经济发展引擎不断推动着跨国公司组织结构的创新与变革。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借助信息技术和交通技术的快速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日趋加快。在世界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跨国公司，为了实现自身的全球发展战略目标而在研发、生产或销售等领域进行合作，并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建立起来一种新型企业组织结构——企业网络组织。跨国公司网络组织不仅仅指一个简单的由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组成的公司内部网络，还扩展到一个通过子公司嵌入当地商业网络来实现的公司外部网络。近二十年来，有关网络组织的研究逐渐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学者们从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网络组织的涵义、表现形式、运行机制、管理模式等各个层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从总体上看，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处于不断完善的阶段。 本文在参考大量国内外相关领域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运用经济学和管理学中的基础理论，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跨国公司网络组织进行了分析研究：首先，在借鉴国内外学者对跨国公司网络组织概念及特征的不同视角的阐述的基础上，提出了作者对跨国公司网络组织的定义及特征的认识，即跨国公司网络组织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以母公司为核心，由专业化联合的资产、共享的过程控制和共同的集体目标等要素构成，通过活性结点的网络联结，能够获取某种长期竞争优势的跨国公司组织结构，由跨国公司内部网络及外部网络交织而成。其次，分析了跨国公司面临的产业全球化等外部环境为跨国公司网络组织的形成提供了现实依据；并运用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理论和管理学中的企业资源理论和企业核心能力理论，界定了跨国公司网络组织形成的理论依据。然后，通过对跨国公司内部网络组织和外部网络组织的结构演变、运作机制的详细阐述，探讨内部网络组织和外部网络组织给跨国公司带来的长期的竞争优势，并借用ABB公司及日本汽车制造业跨国企业集团的案例进行辅助论述。 本文在综合上述对跨国公司网络组织的石开究并借鉴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网络组织运行实践经验后，结合我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战略，分析我国本土企业在跨国公司纷纷进入我国后融入跨国公司网络组织的可能性、必要性及制约因素，进而提出相应对策；同时，针对我国跨国公司在国际化经营的过程中如何通过利用网络组织来实现全球战略提出建议。

  • 反倾销规避与反规避研究

    加入WTO后，我国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贸易救济问题。迄今，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反倾销的最大受害国，而随着反倾销问题的不断普遍化，反倾销规避也如火如荼的发展起来，并且规避的形式不断增加，使反倾销措施的保护作用大打折扣。在这种情况下，进口国的反规避措施也不断出台，欧美等国都相继制定了反规避立法，并在实践中多次运用以维护其反倾销的效果。 进口国制定国内反规避立法作为主要的反规避措施来应对反倾销规避行为是可行的，而且这种措施与wT0规则也有一致性。但是反规避措施作为反倾销措施的补充和延伸，从理论上来讲也是为了维护反倾销手段已经确立起来的贸易保护职能。因此，同反倾销措施一样、，对反规避措施的滥用，也会使之成为限制进口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违背贸易的公平竞争和自由化的原则，阻碍国际贸易的发展。而从规避与反规避双方博弈的角度来看，反规避立法又是一个产生可置信威胁的重要因素，能够改变博弈双方的策略选择。但是一国国内的反规避立法都是从本国的利益出发制定的，因而都带有贸易保护的色彩。因此建立一个统一公平合理的国际反规避规则和机制势在必行。 就我国的情况来看，当前我国所面临的反规避调查数量增多，发起国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展，这些影响了我国的出口、对外投资以及国内产业的发展。而反倾销与反规避的关系，我国原产地标准较低以及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及产品附加值低，是我国出口产品容易遭到国外反规避调查的主要原因。随着我国对外反倾销力度的加大，国外厂商对我国的反倾销规避行为也在增加，而实践中，我国尚未对他国企业采取反规避措施。 应对国际反规避调查及国外规避我国反倾销措施的行为，我国政府和企业都要积极采取措施。从政府层面来讲，要尽快建立我国自身的反规避立法体系，以作为对国外反规避措施的对等震慑手段；积极促成国际反规避协议的达成，并通过加入WTO加入其反规避机制；政府有关部门面临国外的反规避调查要积极配合，灵活斗争。从企业层面来将，深入了解并学会运用国际反倾销、反规避立法，合理规避；实施出口产品差异化策略；在被起诉反倾销前进行海外投资；避免被国外厂商所利用，成为别国的规避基地；加强联合，充分发挥行业协会或商会的作用。

  • 东盟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战略研究——基于贸易投资的区外依赖性

    金融危机后，在亚太地区形成了以东盟为中心的新一轮经贸合作浪潮，东盟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体现出对亚太经济，尤其是对东亚和美国经济的依赖性。东盟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乃是大势所趋。 本文从国际经济合作的角度出发，在出口导向的框架下，探讨经济层面合作战略的实现形式，并将其细化为贸易安排与投资安排方面的合作。通过对贸易安排、投资安排分国别进行微观面上的考察，得出国别、产品、投资方面等战略优先级。根据这些战略优先级，在宏观上进行考察，得出东盟目前的对外依赖性过大，尤其是对日美两国的过度依赖性是不平等的，不利于东盟全方位地参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东盟应在构筑区域内畅通的生产分工协作体系的同时，不断加强产业升级，以提高自身的经济独立性这样一个结论。 本文在科学确定具体实证分析样本的基础上，尽可能将理论阐述和实证分析与图表、模型结合起来，由实证推导、验证理论，从而使理论有根有据，不脱离现实。 引言主要阐明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论文结构等相关问题； 第一章侧重东盟对外经济战略的历史分析； 第二章对东盟区外贸易的效应展开讨论，研究了东盟区外的贸易效应； 第三章分析了东盟接受区外投资的效应，先分析区内接受区外FDI状况，再进一步探讨投资的产业流向； 第四章将东盟置于亚太区域的大环境之中，从宏观角度进行考察，对东盟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的战略选择进行分析，给出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战略选择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