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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投行的成立是中国理念的对外实践,是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与改革的重要举措。一方面,亚投行是各国政治博弈的结果,亚投行使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更加深刻。另一方面,亚投行是中国参与国际政治经济事务方式和角色转变的拐点。在参与方式上,中国由被动融入转向主动争取;在参与角色上,中国由国际规则的适应者转向国际规则的制定者。中国主导设立的亚投行向世界宣传互利共赢、和平发展的中国理念,彰显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和世界情怀,是中国和平外交的重要体现。在全球经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复苏缓慢,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亚洲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颈,中国国内经济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的新形势下,亚投行的设立有助于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对推动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br> 亚投行广泛的融资方式和多元投资主体必将密切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促进中国资本市场的繁荣,加速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亚投行与“一带一路”建设连在一起是金融与实体的有机结合,可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亚投行的设立是符合东盟各国发展利益的,为各争端国家在南海能源的开发过程中提供更高规范的行为准则,为朝鲜核问题的缓解提供新的思路,为中国政府解决国际问题带来新的契机。同时,基础设施领域的亚洲特色给亚投行的运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保持亚洲特色的基础上实现亚投行的创新是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在地缘政治博弈的过程中随着欧洲各主要国家的加入,中国在亚投行的话语权被逐渐削弱,中国国有企业参与亚投行投资项目的阻力增加。把握中国当前战略机遇期,积极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创新中国外交理念和方式,不失时机的柔化亚投行给中国带来的挑战,是中国面对亚投行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应有之义和必然选择。
本论文以燕山大学师资博士后制度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个案研究法和访谈法等方法,对燕山大学师资博士后制度实施的理论基础、背景、目的、可行性条件、发展历程、开展模式及实施现状进行了研究,总结了燕山大学实施这一制度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如缓解了燕山大学因编制紧张制约高质量青年人才引进的矛盾、拓宽了燕山大学博士后招收渠道、降低了人才引进风险等。<br> 燕山大学在实施该项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如该项制度仅在有效期限内暂时缓解编制紧张问题、考核机制不科学、激励机制缺乏和师资博士后培养方式单一、学缘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等。为燕山大学完善这一制度提出如下建议,政府应出台正式文件,树立师资博士后制度权威,提供制度保障;应给高校编制松绑,解放高校师资博士后政策担任缓解编制紧张的角色,使其师资储备、师资培养的角色发挥到淋漓尽致。学校应加大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建设,提供制度实施的广阔平台;健全考核机制,综合评价师资博士后研究人员的工作;坚持“引进来、走出去”原则,实施多样化的培养方式;提高薪资待遇、完善奖励机制,增强人文关怀;扩大师资博士后招收范围,创造优越条件吸引海内外优秀博士毕业生,尤其是南方、中西部和海外著名高校,进一步优化学缘结构等。
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交汇点的“中巴经济走廊”(中巴指中国和巴基斯坦)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旗舰工程,随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进程的加快,我国越来越重视加强与巴基斯坦之间的经贸合作,所以进一步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下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发展状况、发展前景及发展对策具有现实意义。<br> 本文主要以全面考量“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对中巴经贸合作发展的促进作用为主线,一是分析“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下的中巴经贸合作的发展状况。对中巴贸易和投资规模、中巴贸易和投资结构进行比较分析,分析说明中巴贸易与投资的发展潜力。二是分析“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下的经贸发展机遇。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带来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市场潜力以及地缘基础,充分体现中巴经贸合作发展的前景,并从发展战略、产能转移、贸易成本角度分析“中巴经济走廊”为中巴经贸合作带来的发展机遇。三是分析“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下中巴经贸合作的影响因素。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得出交通、经济发展水平、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政治、经济体制是影响中巴经贸合作的主要因素。四是提出进一步发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作用,加强中巴经贸合作的对策建议。认为通过进一步加大对接“一带一路”战略推进、充分发挥地缘优势,通过提升政治互信、建立协调机制,挖掘市场潜力、对接西部大开发等路径进一步提高中巴经贸合作发展水平。<br> 可见,“中巴经济走廊”不仅有利于提高我国和巴基斯坦经济发展水平、调整中巴经济结构,提高中巴经贸合作水平,而且有利于带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充分体现“中巴经济走廊”作用发挥的潜力。
东盟作为世界重要的区域性组织,在促进东南亚经济发展、加强内部稳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一直将东盟视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坚定支持东盟一体化,促进中国与东盟互利互惠合作。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额近些年不断提升,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投资质量也进一步提升。中国从2010年开始进入新常态,国内产能过剩,经济增速放缓,经济结构亟待转型,中国需要新的经济增长点。伴随着“一带一路”这一重大战略的推进实施,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因此,研究“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进一步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br> 本文以“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企业投资东盟的机遇和挑战为研究主题,涉及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从对东盟直接投资规模、区域分布、投资行业、投资主体等方面多角度分析我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现状,系统分析体现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特点和发展轨迹。二是从分析”一带一路“战略与东盟的关系,以及中国与东盟发展差异,东盟市场潜力和东盟资源分布等方面,深入挖掘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战略下对东盟直接投资面临的发展机遇,三是从我国企业国际化人才缺失、东盟内部投资环境、东盟各国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疑虑等方面分析我国对东盟直接投资面临的挑战。四是通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判究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效果和状况,进一步体现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潜力。五是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从增强合作共识,提高与东盟国家政治互信,以加强与东盟安全合作,降低投资风险,依据投资潜力进行差别化投资等方面,进一步推动我国企业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以促进我国企业借“一带一路”之势,更好地发展与东盟的直接投资。
区域经济国际化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区域经济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的过程。它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国家某个特定区域的经济通过生产、投资、金融和贸易,使该区域的资本、信息、技术、劳动、资源等要素超越区域界限,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的过程。显然,这里所说的“区域”既可以是一个国家,也可以是一个国家的某个特定地区。<br>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国家战略。从此,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从概念到内涵都发生了历史性重大变化,也为京津冀区域经济国际化赋予了崭新的历史使命。今后,京津冀地区的对外开放已不再是三地“自种一亩三分田”的思维模式,而是协同发展,整体融入世界经济。京津冀涵盖北京、天津两大直辖市和河北省11个地级市,人口超1亿,GDP占全国十分之一以上。京津冀作为一个崭新的经济区域,正在引起世人瞩目。<br> 本文研究的京津冀区域经济国际化,源自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它既是推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必然结果,也是其战略取向,两者一脉相承。因此,在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研究京津冀区域经济国际化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br> 本文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协同发展中的京津冀区域经济国际化现状进行了分析,论文以区域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基本理论为基础,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为切入点,分析了京津冀区域经济国际化的现状、优势和存在的问题,总结了京津冀区域经济国际化的创新模式和路径,探讨了持续提升京津冀区域经济国际化水平的对策。论文着重阐明的一个观点是:京津冀区域经济国际化模式是立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平台之上的创新型国际化模式。是利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契机,把资源、产业、区位优势做大做强,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贸易和投资占领世界市场,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区域经济国际化道路。这也是该论文的创新之处。
2015年3月28日中国政府正式发布了《推进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其中强调“加快投资便利化进程,消除投资壁垒”。投资便利化水平作为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进程。<br> 本文运用理论研究、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展开“一带一路”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研究。从阐述投资便利化的相关理论入手,首先,分析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现状,即直接投资增长迅猛,投资的依存度逐年增强;对国别投资的非均衡性显著,对区域投资的规模和增速差异性较大。其次,运用因子分析法系统构建了投资便利化水平测评体系,对2010年—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进行了测评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投资便利化水平受金融服务的影响最大,受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的影响次之,受制度环境的影响最小;“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国家投资便利化平较低,沿线各国之间、各地区之间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差异明显,非平衡性特征突出,大多呈下降的趋势,都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再次,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各区域的投资便利化水平以及影响投资便利化水平的各项指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投资便利化水平的提升有助于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最后,提出了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的建议,即未来“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应加强政策沟通,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加强政策协调改善营商环境,健全金融服务体制,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我国大学出版社是全国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业界一起经历了市场大潮的洗礼和产业的变革。在后改制时代,大学出版社对市场的把握更为精准,经营策略更为灵活。就宏观上的出版结构而言,除了传统规定的学术出版任务,我国大学出版社在教育出版、大众出版和少儿出版等领域均进行了有效拓展,部分大社、强社甚至延伸了产业链条,将经营范围突破了出版产业的局限;就微观层面的学术出版而言,我国多数大学出版社在继续开发母体大学优势资源的基础上,根据出版环境和特色资源进行了学术品牌的发掘,以多种形态的数字产品提升了学术出版走出去的影响力。但与此同时,我国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工作也面临内外压力大、低水平重复、同质化现象严重、走出去影响力弱等显著问题。<br> 而同期的美国大学出版社则继续坚守学术出版重任,虽然也面临着国际学术出版商和财政收益的压力,但其学术出版的内容品质,尤其是学术出版的国际影响力仍值得我国大学出版社学习。本文通过论述中美大学出版社在目标定位、图书结构、学术出版规范、业务体系、走出去影响力、数字化策略等方面的差异,关照出中国大学出版社发展学术出版过程中存在的优势和不足,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可资借鉴的思考与建议。
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作为文化传播重要方式之一的纪录片,“一带一路”倡议为其赋予了新的使命,也为“一带一路”相关纪录片的创作带来了新的发展与传播机遇。因为“一带一路”的国际化性质,对相关纪录片在跨文化传播视角下的叙事策略研究就具有了现实且深远的意义。目前,对“一带一路”相关纪录片的研究成果目前尚少,且在跨文化分析的维度上还有待进一步拓展。本文借鉴现有同类题材纪录片研究的两个视角:基于文化差异理论的文化研究和叙事学分析,即在跨文化传播学视域下,借助叙事学理论框架,将二者结合为“跨文化叙事”的研究视角,旨在分析纪录片《一带一路》和《穿越海上丝绸之路》的叙事策略是如何体现作品的跨文化属性的,主要从内容与表达两方面展开;最终得出跨文化叙事的策略,多元化人物的选取;纪实性视听语言的运用;国际化题材的涉及;普适价值观的主题叙事;“中西合璧”式叙事结构以及“以人为本”的故事化叙事。另外,本文拓展了跨文化分析的维度:一是加入时间维度,即“丝绸之路”在古今文化上的差异及传播,历史题材的古今融合意在唤醒文化记忆和编织新的共同文化记忆;二是将海洋文化在“一带一路”的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做了详细阐述,即通过“文化接近性”更好地在以“海洋文明”为主导的西方国家寻找文化“契合点”,努力将本土化的故事讲出全球化的文明,以期对未来的研究者提供新的思考方向。
我国大陆东南两面临海,漫长的海岸线为沿海人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基础,辛勤渔民在长期的劳作中孕育了丰富的海洋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极其珍贵的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城市化及新型化建设快速推进,沿海人民群众对传统的海洋文化生活的依赖性逐渐减弱,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失去了往日的活力,传承与发展的内在动力日趋不足,同时,经济全球化与世界一体化带来的种种挑战,使得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环境岌岌可危,为数众多的珍贵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不可逆转地破坏,甚至濒临消失,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迫在眉睫。<br> 大量实践证明,发展旅游业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途径。随着世界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旅游开发亦逐步扩散到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在旅游开发中对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已经成为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课题。舟山市位于我国东部沿海,是我国唯一一个以群岛建制的地级市,拥有种类丰富、价值较高的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下,这些珍贵的遗产同样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挑战。“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和舟山群岛国家级新区的建设使舟山海洋文化的社会影响力与日俱增,为舟山充分挖掘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推进海洋非遗的保护和开发创造了有利条件。<br> 鉴于此,本文在梳理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旅游开发等相关概念以及可持续发展、舞台真实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首先对舟山海洋非遗进行分类与统计,并总结归纳特点,而后对舟山海洋非遗保护目前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接着剖析了舟山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旅游开发的必要性,同时,从市场、资源、政策以及技术等四个方面对舟山海洋非遗保护性旅游开发的可行性进行分析,最后在保护为主、重视产业导入等原则的指导下,提出了舟山海洋非遗保护性旅游开发的实施途径及保障措施。研究结论为深入挖掘与合理开发利用舟山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我国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理论体系,同时,为促进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地社会经济和谐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体系和方法,并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当今旅游已从“走马观花”向“文化深度”的方向转变,文化和体验已经成为当前旅游业的潮流和趋势。随着国家“文化强国”战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文化创意产业将成为旅游业发展的新领域和新引擎。为适应大众旅游的时代潮流,十三五时期黄山市提出“旅游+”及发展“全域旅游”的两大战略。旅游新常态为茶文化旅游的发展迎来了良好的机遇。十三五时间国民经济步入新常态,随着休闲需求的释放及休闲旅游意识的提高,茶文化旅游将逐渐成为人们生活追求的新时尚。<br> 2016年黄山被授予“中国名茶之都”的响亮称号。黄山茗茶众多,茶文化历史悠久,茶文化旅游资源丰富,拥有众多优质的自然景观资源及丰富的人文景观资源。数量众多、类型丰富齐全的茶文化旅游资源为茶文化旅游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虽然目前黄山的茶文化旅游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随着茶文化旅游的升温,黄山茶文化旅游进一步开发已成为迫切的需要。因此,本论文就黄山茶文化旅游的开发进行深入的探讨。<br> 首先,本论文在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对茶文化、茶文化旅游等概念及相关理论进行分析。其次,本论文从自然景观资源、人文景观资源两大主类对黄山的茶文化旅游资源进行梳理。通过分析得出黄山茶文化旅游资源特色为:优越独特的地理环境、悠久的茶叶及茶文化历史,响亮的“名茶之都”称号、特有的徽州茶道、丰富的徽州茶风及茶俗,随后对黄山的茶文化旅游资源进行总体评价。接着,在文献研究、市场调查分析及SWOT分析的基础上,探讨黄山茶文化旅游在开发中所存在的优势、劣势、机遇及威胁。随后,通过分析茶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原则,并结合可持续发展理论、体验经济理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等相关理论,构建出黄山茶文化旅游产品体系。本文从观光型茶文化旅游产品、度假型茶文化旅游产品、专项茶文化旅游产品、茶生态养生旅游产品四个方面进行产品开发,并设计出相应的茶文化旅游产品线路,同时提出了相应的开发对策,希望本论文能对黄山茶文化旅游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br> 本论文认为黄山的茶文化旅游资源不仅丰富且别具特色,当前旅游新常态为黄山茶文化旅游的发展迎来良好的机遇。
十八大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我国市场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很多企业已经不再满足于国内发展,将发展目标指向了国外市场。有关数据表明,我国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走出去”战略,参与到国际合作中,不断有效整合资源,促进产业升级,增加市场占有率,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企业选择“走出去”的方式有很多种,但就目前来看,跨国并购是企业实施规模扩大及国际化经营首要方式。在企业“走出去”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的认识到,我们实施并购的企业与西方发达国家实施并购的企业相比,并购的实际操作经验尚有欠缺。虽然相关理论研究认为,通过实施并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企业的业绩,但现实中我国很多的并购案例却并不成功。如何成功实现企业并购的协同效应,改善公司业绩,是我们企业在并购活动中追求的重点也是追求的目标。<br> 针对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以及我国企业发展的特点。本文首先回顾了企业协同效应理论以及有关协同效应评价方法的有关文献,在对并购协同效应的评价方法进行深入剖析后,对影响企业并购协同效应实现的各种相关因素做了评价和归纳。在现有的理论研究基础上,结合实际,对并购协同效应的评价方法进行了一定改进。本文从三个不同的方面介绍影响企业并购协同效应的主要评价角度和具体指标,从而构成全方位、立体式、多维度的企业并购协同效应评价体系。在此评价体系基础之上,本文以锦江股份跨国并购卢浮集团作为案例研究对象,主要因为该并购案例是最近几年我国跨境并购中金额较大的案例。还有,该案例面临的理论与实践的有关问题,也是我国大多数跨国并购案例普遍面临的问题,因此具有一定得研究价值。本文从财务、经营、管理等角度分析其并购后得协同效应是否实现,同时以并购协同效应的评价为切入点,对怎样规避企业并购绩效下滑、如何实现并购协同效应,归纳总结出几点启示,供其他企业实施跨国并购时参考:一是科学选择并购目标;二是合理运用融资方式;三是加强文化融合;四是有效人力整合资源;五是顺应行业的发展规律。
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然资源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水土流失、能源消耗、资源储备量不足等问题日益凸显,人们不得不将视线转移到海洋上。作为占地球大半比例的海洋,这一选择可谓顺理成章。河砂是建筑基础材料不可或缺的部分,现阶段国家应承“一带一路”发展,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对河砂的需求量与日俱增。但是毕竟河砂的储备量是有限的,并且河砂的大量采集也会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近年来,内陆地区也紧随沿海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国家对各省市之间的高铁、动车等一系列道路建设投入不断加大。河砂是配置砂浆和混凝土的主要材料,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导致对河砂的需求量加大。但由于供需不平衡的现状,大量的使用必然导致价格水涨船高。同时在国家号召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城市成为大家的追求,相继出台了限制河砂开采的政策,但这毕竟不是缓解开采的长久之策,只有开发新型清洁能源来代替,才有可能在本质上解决这一难题。<br> 我国拥有辽阔的海域以及丰富的海砂资源,海砂含泥量低、粒形优良、细度均勻,适合配制砂浆。海砂是沿海地区产量丰富的原材料,用海砂代替河砂是十分明智的选择,这样做,不仅在资源消耗与节约上做出了贡献,而且就地取材的措施减少了不必要的运输费用。可就另一方面而言,由于海砂当中含有一定氯盐和贝壳量,所以在实际应用中,消除或者减小危害的措施,必须要严格遵守。<br> 现阶段,运用海砂的技术还不娴熟,但已经在开展相应的试验研究。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力争在不增加危害的情况下,更有效的利用好海砂。因此,釆用海砂代替河砂,走向“与环境共生”是工程建设技术发展的新方向,也是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中的又一重要研究课题。<br> 本文针对天然浅滩的海砂,试验研究了海砂与河砂混合砂浆的力学性能、物理性能,并对海砂与河砂混合砂浆的试验结果进行了分析与探讨。全文共分6章,具体如下:<br> 第一章是绪论。主要介绍了作者经过实地调研,以及从文献资料调查得到的一些资料主要包括:研究背景、意义、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等,也简述了本文所研究的重点和方向。<br> 第二章是材料的选择与试验的基本方案。本章主要简单介绍了,所用河砂、海砂、水泥的性能指标,试验的依据和基本路线,以及海砂与河砂混合砂浆的配合比的设计。<br> 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从物理、力学性能两个方面展开试验研究。介绍了具体的试验方法步骤、仪器,以及将所得试验结果形成图表,从中观察各项性能的改变。<br> 第五章是试验结果的讨论与分析。本章对试验所得结果进行了总结、对比,并将海砂与河砂混合砂浆各项性能的试验结果绘制成图表,通过横向对比,分析得出改变砂浆性能的主要影响因素。<br> 最后给出了本文的主要结论和本课题未来研究工作的展望。
岭南园林是中国古典园林的一个分支。岭南园林受中西文化碰撞的影响,呈现中西合璧的艺术文化风格。岭南私家园林是以生活享受、实用、游玩娱乐为主要的生活园林,室内布局及装饰作为园林建筑内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文化内涵丰富,而且承载着丰富的传统文化观念、哲学思想、审美情趣和文化意识,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br> 岭南造园历史悠久,经过南越王朝、南汉王朝时期的萌芽发展期,至明清代时期和近代时期达到园林的成熟期。明清时期,岭南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对外贸易的开启,使得岭南的经济得到快速的增长,为园林的营造提供了经济基础,又因岭南地处五岭之南,气候湿润、土地肥沃,为造园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使得岭南的造园活动也进入繁盛期。岭南独特的地理位置与文化风俗,形成了岭南人经世致用的务实思想,注重生活带给身心的真实感受,不刻意追求虚无缥缈的风雅。<br> 本文以现存的岭南四大名园(顺德清晖园、佛山梁园、广州余荫山房、东莞可园)为研究对象,对岭南四大名园室内装饰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从岭南私家园林的形成、特点、发展历程、以外来文化对岭南私家园林建造的渗透影响等方面来对岭南私家园林建筑特色做详细的分析,通过岭南四大名园的室内装饰构成元素:家具、书画、植物及地面铺装、墙面装饰等进行阐述,体现了岭南人们经世致用的务实主义及追求装饰的造园原则。同时也揭示了追求实用至上、灵活多变的空间组合方式、虚实结合、动静结合的室内装饰特点。反映了岭南四大名园的丰富多彩的设计风格,借用多种手法体现对比与统一、对称与均衡、节奏与韵律、比例与尺度装饰风格,以及装饰纹样蕴含丰富的“吉祥文化”。<br> 岭南四大名园室内装饰对现代室内设计和宜居环境的营造有积极的意义,新岭南园林风格既是一个新的“生命”,也是旧岭南园林风格的“重生”,将岭南园林传统的文化、装饰元素更好的与现代设计要素合二为一,叠加重合,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并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探讨、看待岭南园林室内装饰对现代室内设计的社会文化因素、经济等方面的影响,为新式岭南园林风格发展提供指引和借鉴作用。
我国疆域辽阔、地理环境各异、少数民族众多,各族人民在不同的生产生活背景中创造出色彩斑斓的文化内容,它们是中国的底色,是驱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丰厚滋养,对其进行保护与开发利用意义重大。其中,宽广的海域、漫长的海岸线、为数众多的岛屿以及沿海而居的人民共同造就了我国历史悠久、形态各异的海洋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海洋文化的重要内容,反映了沿海居民在生产、生活、文学艺术、思想形态等方面的智慧,对其进行保护与开发是激发民族自信、弘扬海洋文化、形成文化生产力的重要途径。<br> 广西北部湾地区位于我国南疆,有钦州、北海、防城港三市临海,当地有客家、疍家、壮族、京族等不同群体沿海而居,又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海洋文化历史悠久,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众多、特色鲜明。然而,受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土壤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保护与传承面临困境。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以来,广西北部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亟需转变思路,充分发挥文化生产力的驱动作用实现跨越式发展。旅游作为“朝阳产业”、“无烟产业”,具有绿色、劳动密集、乘数效应大等特点,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沿海居民生产生活的生动体现,能够满足游客日益增长的求知与文化体验需求,是重要的旅游资源,也得到了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国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建设以及“钦北防”三市的城市发展战略中都提到了保护海洋文化遗产、依托海洋资源发展旅游业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对广西北部湾地区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进行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br> 本文在分析研究背景与相关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主要从四个方面内容展开研究。其一是通过文献搜集与实地调研摸清了广西北部湾地区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概况,并按民间文学、传统表演与游艺、传统工艺与技能、民间信俗四个方面对其数量进行了统计;同时分析了遗产资源的分布与特点、旅游开发现状等基础问题。其二是从主体、客体、介体三个角度全面分析了广西北部湾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驱动因素,为后文提供指导思想与决策思路。其三是以相关理论为指导,从不同视角分析了广西北部湾地区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模式,对各种模式的涵盖范围、实施路径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其四是从旅游开发前、旅游开发中、旅游开发后三个阶段分析了广西北部湾地区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保障机制,以确保各种开发模式的有效执行与落实。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体系能有些许丰富与创新,对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能够提供参考与借鉴。
我国对外开放战略极大推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成就的取得是我国政府依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相应调整对外开放政策的结果。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明显变化。中国对外开放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到当下的“一带一路”,历史的审视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演变进程,可以有效推进我国对外开放发展战略的深入发展。<br> 本文对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演进进行全面的分析。首先,通过对“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探寻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论基础。其次,从国内外经验、经济全球化的需求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三个方面详细阐述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背景。再次,对党的十八大以前我国对外开放战略演进进行梳理,并对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演进特点进行归纳总结。文章对党的十八以后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变化进行分析,并论述了十八大后我国对外开放新变化的特点。最后,通过对我国对外开放演进的完整进程的研究和取得的成就,从而得出一些基本的经验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