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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作为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命脉,它的可持续发展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通过科学的管理,确保城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是促进经济发展、人民幸福指数提升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也是所有交通参与者的基本诉求。随着“一带一路”和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不断深入推进,酒泉市人口迅速聚集,城市规模持续扩大,机动车保有量飞速增长,道路交通管理问题日益突出。<br> 文章通过对城市交通管理理论进行归纳总结,结合酒泉市城区目前道路交通管理现状,研究分析了酒泉市城区交通管理存在的体制机制不健全、交通供给与交通需求增长不协调、交通管理方式和技术水平相对落后、公共交通承担率与机动车增长比例失衡、人们遵守交通法规的安全观念不强等方面的问题。这些交通管理的顽疾,制约着酒泉市经济发展和居民质量,亟待研究解决。文章从酒泉市城区道路交通规划、体制机制、交通安全现状、人车路等多方面的矛盾,深入探讨了存在问题的根源,提出了要通过制定科学的城市道路交通规划、健全完善交通管理的体制机制、优化道路布局、提升市民交通安全文明意识、创新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等方式,综合施策、多措并举,将解决当前突出问题与制定道路交通长远规划相结合,科学有效的进行道路交通管理,探索符合酒泉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交通管理模式。<br> 文章运用调查研究法,搜集大量的直接与间接资料;运用经验分析法,总结了酒泉城市交通管理的正反两方面经验;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对数据的比对、统计等方法、对所需资料进行测算、分析,查找问题、分析原因,研究对策。
随着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立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确定,地处河西走廊中部的嘉峪关凭借丝绸文化和长城文化的交汇点及强大的钢铁工业体系成为甘肃河西地区最有文化产业集群潜力的城市。然而,在发展文化产业过程中出现了文化产业单一、产业链不完整、文化市场小、体制等原因阻碍着嘉峪关文化产业的发展,这些问题的存在成为文化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为了解决阻碍嘉峪关文化产业发展的问题,本文从嘉峪关市文化产业发展与问题的对策的角度出发,以促进嘉峪关市文化产业进一步快速发展为研究目的和意义。<br> 本研究通过文献资料法、调查研究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来阐述文化产业在嘉峪关发展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发展前景,探讨充分利用政府职能中文化建设发展职能实现政府引导帮扶下的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因此,本文研究从文化产业的理论依据进行展开,围绕嘉峪关市现有文化产业现状进行论述,以国内外发达国家发展历程为借鉴,提出解决困扰嘉峪关文化产业发展现有问题的对策为研究方向。在完成本文的研究过程中,结合平时工作中的接触、思考和对一些资料的阅读,对嘉峪关文化产业发展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及时的总结和归纳,并围绕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产业体系,推进结构升级、促进产业融合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初步的提出了解决嘉峪关市文化产业发展瓶颈的方向的问题。
水是生命之源,哺育了众多古老的人类文明,同时也是现代工业文明不可或缺的血脉,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贯穿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史。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城镇化步伐的逐渐加快,对水的需求量日益增大。水资源的紧缺和水环境的破坏已经成为众多城市发展首先面对的问题,以水定需,量水而行,水资源高效利用和节约保护日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管理是水资源问题的核心,不断提高水务管理水平,理顺水务管理体制机制,是保障水生态文明,提高水环境承载能力的重要内容。“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水安全讲话中提出的十六字治水思路,赋予了新时期治水的新内涵、新要求、新任务。<br> 嘉峪关市地处戈壁,气候干燥,水资源贫乏,自1965年建市以来,水利发展取得了一定成就,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嘉峪关市限制水利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阻碍依然很多,水利改革的主要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节点城市,嘉峪关市水利发展面临重要的机遇和挑战,创新优化水务管理势在必行。本文以嘉峪关市水务管理优化为研究对象,首先提出了研究的背景及意义,对国内外的研究作了综述;其次对水务管理的相关概念及水务管理理论基础进行阐述,并从水务管理的不同主体出发,分析了目前我国水务管理的三种模式;第三部分阐述了嘉峪关市水务管理现状;第四部分分析总结了嘉峪关市水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及面临的形势;第五部分以嘉峪关市水务管理全局及整体为视角,提出嘉峪关市水务管理优化的基本思路,认为嘉峪关市水务管理应从水行政管理优化、构建水务统一管理格局、建立水务协调联席会议制度、搭建水利投融资平台四个方面进行优化,不断创新体制机制,提高水务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公共外交是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政府外交的延伸,融入并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是应有之意。“一带一路”倡议正式发布以来,尤其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出以来,中国和印尼在发展的利益需求层面具有共性与合作空间,印尼成为中国“互联互通”目标达成的战略支点国家之一,迫切需求公共外交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并在印尼开展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公共外交。中国开展了以政府政策阐释、媒体传播策略、教育文化交流、孔子学院为主要方式的“一带一路”公共外交实践活动,使得“一带一路”政策在印尼的关注与支持度上升,并为“一带一路”的顺利开展塑造了良好的实践氛围,同时“一带一路”带动公共外交内容日趋丰富。目前,中国对印尼开展公共外交获取一定成效的同时也面临挑战,如国别针对性较低、公共外交客体缺乏普遍性、政策传播内容较为单向认知以及公共外交方式不重视新媒体等。中国对印尼深入开展“一带一路”公共外交需要做好总体设计,推动印尼民众从对“一带一路”政策理解和支持转为价值和理念的认同,深化侨务公共外交优势的同时继续促进公共外交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推动公共外交与外交政策的互动发展。
相较于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城市的高层次人才引进一直处于比较滞后的状态。甘肃省嘉峪关市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镇,在我国“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下和嘉峪关市产业化战略布局下,嘉峪关市大力发展高层次人才引进,旨在通过人才聚集来推动嘉峪关市的经济发展建设。虽然嘉峪关市不断推出高层次人才引进的政策,但是由于人才构成不合理、行业分布不均、地理位置偏远等原因,高层次人才引进的效果并没有达到理想状态。<br> 本文以人才战略的相关理论出发,以问题分析法和问卷法来对西部城市的高层次人才引进状况进行实地调研,通过对西部城市嘉峪关的高层次人才引进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嘉峪关市高层次人才引进的年龄构成、能力水平以及去向都与其他相对发达地区有一定的差距,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其高层次人才引进的问题和原因进行剖析,并结合国内外高层次人才引进的经验和启示,提出适合嘉峪关城市发展的高层次人才引进对策。以期为西部地区其他城市高层次人才引进提供借鉴。
通过对当前钢铁行业市场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结合 BH钢铁公司内部实际发展现状进行研究分析,以市场营销理论为基础,利用文献综述法、定性分析法、案例分析法、SWOT分析方法等对BH钢铁公司所处的宏观环境、行业环境进行分析,得出本公司在外部环境存在的机遇和威胁,为 BH钢铁公司制定营销战略方案提供一定的指导意义。其中主要内容包括如下:<br> 针对 BH钢铁公司的实际发展状况,在现有营销战略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根据市场需求情况,以形成产品加工物流配送一体化的综合性服务公司,为公司带来高附加价值。同时 BH钢铁公司不断开拓互联网等其他产业,实现产业多元化,提升公司竞争能力水平。<br> BH钢铁公司的钢材种类繁多,不同的产品生产方式以及生产技术成熟度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并且市场对每种产品的需求程度也不同,进而导致了产品盈利水平参差不齐。对此,BH钢铁公司应该根据市场的需求程度以及产品的生产条件进行合理的分配,以实现公司产品的合理化定位。<br> BH钢铁公司根据产品的类别对市场进行不断细化,并对每个细化市场环节进行详细分析,根据市场的发展趋势以及市场竞争情况,对不同的产品进行适当的取舍,制定出极具发展意义的产品营销战略方案,以实现BH钢铁公司稳定的持续发展。<br> 目前,钢铁行业面临着效率低下、竞争力不足,供大于求等问题。同时,“一带一路”的提出,将为钢铁行业的市场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基于这样一种背景,通过研究 BH钢铁公司的市场营销战略,进而为公司制定出符合市场环境需求的营销战略,对BH钢铁公司来说具有很大的意义。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霍林河露天煤业”)是国家电力投资集团蒙东能源有限公司的直属单位之一,步入“十三五”之际,根据蒙东能源战略实际,霍林河露天煤业实施了外拓市场保效益,内强管理提素质的战略方针,通过实施差异化战略,公司逐步拓展了有效销售半径内煤炭市场份额。同时,霍林河露天煤业加快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依托自身产业优势和技术管理,立足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积极寻找新资源、新项目。在此背景下,人才队伍的总体规模需要适当扩充,人才队伍的能力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然而,和大多数国企一样,霍林河露天煤业缺乏长远的规划和系统的管理,不但造成岗位核心人才学历偏低,员工专业技术与技能结构不合理,而且出现人员晋升与淘汰机制不健全,人才总量相对不足等问题。<br> 论文以霍林河露天煤业作为研究对象,首先,梳理了国内外相关文献,对人力资源规划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其次,回顾了人力资源规划相关理论基础,明确了人力资源规划的内涵、流程以及人力资源规划方法;接着对霍林河露天煤业人力资源总量、人力资源结构等人力资源现状以及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与全面总结;在对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人力资源需求多变量灰色预测模型及内部供给的马尔克夫模型,并应用模型结果预测出了未来五年人员供求状况,从人力资源定位、发展目标以及人力资源策略等方面对公司进行了全面规划;最后,为顺利实现人力资源规划目标,本文提出了实现霍林河露天煤业人力资源规划的具体保障措施。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中国文学备受瞩目。《呼兰河传》作为萧红的代表作使得萧红在中国文坛名噪一时。萧红运用独特的语言形式描绘了其家乡呼兰河县的风土人情并批判了愚昧麻木的国民心态。葛浩文是美国著名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家、汉学家。他长期致力于中国现当代小说的翻译,如萧红和莫言的作品。随着莫言获得诺贝尔奖,葛浩文也逐渐为国人所熟知。同时,中国学术界对葛浩文译作的研究也不断升温。目前而言,葛浩文翻译的Tales of Hulan River是《呼兰河传》的唯一英译本,不仅引发了海外学者的诸多关注,也带动国内学者研究的“萧红热”。然而,现有的大部分研究关注点都在葛浩文对于原著民俗文化的翻译,基于语料库的文体学研究较少。<br> 本文拟从功能对等角度以文体学为分析模式,系统地分析《呼兰河传》及其英译本的语言特色。具体是通过建立《呼兰河传》和葛浩文英译本两个语料库,结合定性与定量研究,从词汇、句法、语篇三个层面对《呼兰河传》原作及葛浩文英译本进行比较研究。原作和其英译本的异同点都以图表形式展现,随后对于数据所反映的现象给予实例进行详细说明,旨在探讨以下四个问题:1)葛浩文的翻译在词汇层面上多大程度上呈现了原著的别具一格的语言特色?2)葛浩文的翻译在句法层面上多大程度上呈现了原著的别具一格的语言特色?3)葛浩文的翻译在语篇层面上多大程度上呈现了原著的别具一格的语言特色?4)葛浩文在翻译的过程中形成了何种译者风格?如葛浩文未能等值再现原著的文体风格,本文将进一步探究致使原著文体特色效果缺失的原因。<br>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就统计数据来看,葛浩文并不能连续地传递原文的文体特色,很多例子证明译作存在假象等值情况。其次,葛浩文在翻译《呼兰河传》时,形成独特的译者风格,数据显示,葛浩文译本中存在很多连续的惯用表达。最后,研究表明,葛浩文的翻译在词汇层面的忠实度很高,而在句法和语篇层面则没有反映出原小说的特点。究其原因,首先,葛浩文作为英语世界优秀汉学家和翻译家,其杰出的双语文化背景使他对英汉两种语言的不同之处深有体会。为了使英译本更合乎目的语读者的阅读口味和习惯,葛浩文对于原文进行了改写并做出调整。其次,葛浩文早期的翻译过度执着于原著主题的清晰化传递而忽略了原文本的细节和文体效果。<br> 本文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葛浩文译作研究,同时,本研究试图揭示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内涵,以期为中国文学走出去,实现跨文化交流提供参照。
文化负载词凸显出一个民族的特色和文化。一方面,文化负载词所蕴含的独特性和差异性造成了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困难和障碍;另一方面,文化负载词承载的文化信息量大,是了解异质文化的重要媒介。因此,针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研究就有其重要性与必要性。<br> 文化操纵理论(Manipulation Theory)是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核心理论。操纵学派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Lefevere)认为,在翻译过程中,基于文本外因素,需要对原文进行改写。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原作的操纵,而翻译活动本身又受到赞助人、诗学和意识形态三因素的操纵。<br> 本文以文化派操纵理论为理论框架,以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英译贾平凹小说《浮躁》为研究对象,采用奈达对文化负载词的分类模式,将葛译本中的文化负载词分为五类,即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化负载词。而后从操纵理论三因素的视角切入,对葛译本中的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与翻译技巧的选择进行分析,旨在揭示葛译本如何体现出操纵理论三因素对翻译的改写和操纵。<br> 本研究发现,在翻译贾平凹《浮躁》中的上述五类文化负载词时,为迎合目标语读者的理解和审美需求,葛浩文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技巧,主要包括直译加注法、意译法、替代法和阐释法;同时在翻译过程中葛浩文还受到赞助人、意识形态和诗学观三因素的影响:<br> 1.赞助人操纵主要体现在葛浩文为重视赞助人的期待效果,在翻译过程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原作中的文化负载词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写;<br> 2.诗学观操纵主要体现在习语俗语谚语等此类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符合所处时代的主流诗学;<br> 3.意识形态操纵主要体现在对宗教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上,葛浩文强化西方宗教文化,弱化东方佛教和道教文化。<br> 在操纵理论三因素影响下,适当处理文学作品中的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使译本在尽可能保持原文风格的同时关注到译语读者的期待视野,进而将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介绍给外国读者,并为之所理解和接受。<br> 《浮躁》中蕴含大量独具浓厚乡土气息的中华文化负载词,而葛浩文译本是迄今唯一的英译本,在研究贾平凹作品的海外传播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选取《浮躁》葛译本作为研究对象,探讨翻译文本及翻译现象背后存在的文化操控因素,以期对当下中国文学的英译产生积极的作用,为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贡献绵薄之力。
中国高铁经过多年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随着政府提出高铁“走出去”的战略,对高速列车的技术要求也越来越高。塞拉门作为列车重要子系统之一,对其控制性能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目前我国高速列车用塞拉门基本靠国外进口,因此研制出具有完全自主产权的塞拉门控制系统具有重大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br> 本课题源于国产化时速350公里中国标准动车组塞拉门项目,根据项目需求对塞拉门门控器的硬件组成及软件实现方法进行了研究,并对驱动用无刷直流电机控制方案进行优化设计。<br> 首先对塞拉门用驱动电机做出介绍,其为带霍尔传感器的无刷直流电机。但其反电势为准正弦波,因此确立了采用矢量控制代替方波控制以提高控制性能。又采用霍尔传感器与改进的滑模观测器相结合的方法对电机转子位置进行估算。同时为了提高速度跟随性和抗干扰性,采用新型滑模控制器代替传统PI控制器进行速度调节。根据以上控制方案在Matlab/Simulink环境下进行仿真验证与波形分析。<br> 其次根据系统功能需求进行硬件设计,以高性能控制芯片STM32F407作为主处理器。并由此设计了EMC抗干扰电路、驱动电路、采样电路、输入输出电路及CAN通信电路等。并根据硬件基础及系统功能进行软件设计,主要有电机驱动功能程序设计、新型车门运动速度曲线规划设计、障碍物检测程序设计及CAN通信程序设计等。<br> 最后对硬件电路进行测试,并在塞拉门模拟装置上进行调试。试验结果表明,本文设计的控制器可很好的应用于车门控制。
我国规划的五大港口群从北到南依次为环渤海地区港口群体、长江三角洲地区港口群体、东南沿海地区港口群体,珠江三角洲地区港口群和西南沿海地区港口群体。在这五大港口群体中福建沿海地区港口群,即东南沿海地区港口群实力较弱,发展落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为福建带来机遇,泉州港有幸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认定是唯一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因此,福建应抓住机遇,大力发展港口经济,加快建设,发展壮大港口群,提升港口市场吸引力,吸引更多的投资者,从而带动地区经济发展,使福建逐步从“海洋大省”向“海洋强省”的方向迈进。<br> 本文从提升福建港口吸引力的角度出发,基于 SEM方法论,构建内生变量,外生变量和主观变量。其中内生变量评估港口基础设施特征,外生变量评估港口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主观变量评估港口声誉。选取货物吞吐量、泊位数、泊位长度作为衡量港口基础设施特征的指标;地区GDP、进出口、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作为衡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集装箱航线、集装箱年通过能力作为衡量港口声誉的指标。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结构方程分析对选取的8个指标进行实证研究。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福建沿海港口的港口基础设施仍需进一步完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港口运营效率低下。相关关系分析结果显示:8个指标中货物吞吐量、港口泊位数、泊位长度具有较高的正相关关系。地区GDP、进出口、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具有较高的正相关关系。集装箱航线和集装箱年通过能力具有较高的正相关关系。这8个指标在组内相互之间均具有较高的相关关系,证明选取的指标可以用于构建港口吸引力结构方程模型。结构方程分析结果显示:内生变量,外生变量和主观变量三者同时影响港口吸引力,且主观变量对港口吸引力影响力最强,其次是内生变量,最后是外生变量。本文依据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给政策制定者和投资者给出以下建议:一、港口基础设施方面,加快建设深水码头和深水航道,优化港口运输布局,完善港口公共配套设施。二、港口运营效率方面,优化通关环境、提高通关效率,营造良好的航运环境,大力发展港口物流。三、综合性方面规划建设高水平陆地港网络,积极拓展港口经济腹地;且由于福建与台湾地缘深、血缘亲、文缘深、商缘广、法缘久,应加强港航交流,促进形成闽台跨海峡港口群。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品牌跨文化营销提出新命题、新挑战和新机遇。古代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之所以成为历时久远的著名经贸文化交流之路,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丝绸、茶叶和陶瓷等商品具有令人推崇的美誉度和品牌信誉。如今,借古代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符号推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从品牌建设角度分析,其实施成效、维度、深度、广度,及可持续性,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品牌的跨文化营销策略。对此,本文从经济、人口、政治、文化、历史5个角度阐述了服装品牌跨文化营销的环境状况,从产品、渠道、定价、促销4个层面详细梳理服装品牌跨文化营销面临的挑战;量化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差异,结合实际案例与文化差异在跨文化中的实际应用提出相应的策略建议。<br> 论文在辩证分析和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李宁服装品牌为例,将定性分析和定量研究相结合,从营销现状和文化对于营销的影响两方面入手,研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国产服装品牌如何进行跨文化营销。定性部分首先利用质价分化理论模型阐述了国产服装品牌价低质优的现状和进行品牌跨文化营销的现实意义,接着从经济、人口、政治、文化、历史5个角度分析了跨文化营销的环境,从产品、渠道、定价、促销4个层面分析了跨文化营销的挑战。定量部分通过5个纬度衡量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文化差异,5个纬度分别是:权力距离、不确定性的规避、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刚柔性、长期观和短期观。然后,结合实际案例与文化差异在跨文化中的实际应用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策略建议。最后,研究小结,不足与展望。<br> 结果表明:(1)国产服装品牌出口到原先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的增长趋势放缓,而出口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则具有很大潜力,对此要顺势而为,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文化营销,提高品牌文化附加值;(2)国家文化(权力距离、不确定性的规避、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刚柔性、长期观和短期观)、宗教信仰、语言等因素影响人们的审美、品味和消费意愿,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产服装品牌必须重视和小心应对这些“跨文化”因素,避免跌入“文化无知”的陷阱而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3)在“一带一路”跨文化营销中,国产服装品牌重中之重是提升产品文化内涵,规避文化忌讳甚至文化禁区,针对不同目标市场设计有感染力的品牌文化形象;(4)面对差异悬殊、风俗各异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产服装品牌要针对不同文化和购买力确定不同定价策略,如可采取产品自身品质定价、可替代品参考定价、消费能力和意愿定价和不确定性规避纬度定价等;(5)制定跨文化营销促销策略,对此如可以打造适应当地文化的广告、通过当地运动明星代言、建立当地人才营销队伍、通过公关营销推广品牌、从中国传统文化汲取养分、从中国人文地理寻找灵感等产品设计和营销策略。
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理论和实践上已经得到了证实。产业结构的优化会促进经济增长,尤其是在一个国家经历了多年的粗放式经济增长后,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重要。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随着要素红利的减少,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逐渐下降,产业结构调整成为经济增长重要动力。2016年中国海洋经济的总产值已经达到了6.8万亿元,占全国GDP的10%,而且海洋经济的增长速度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相比发达国家的海洋经济,中国的海洋经济发达程度落后于西方国家,这种落后并不是要素投入的落后,而是海洋产业结构的落后,因此海洋产业结构变动对海洋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同时随着政府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和供给侧改革战略,海洋经济将会得到大力发展,这些战略也为海洋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手段。所以研究海洋产业结构变动对海洋经济增长具有现实的意义。<br> 本文在总结了前人对产业结构和海洋经济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海洋经济增长函数,并把海洋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引入到海洋生产函数,得出了海洋产业结构变动对海洋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其中对于海洋产业结构高级化本文采用海洋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来衡量;对海洋产业结构合理化本文采用了泰尔指数来衡量。其次控制变量本文选择了资本和劳动,分别用固定资产投资和海洋从业人数来衡量。本研究收集1996-2014年11个沿海省市的海洋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估计了海洋经济增长函数,并验证了各变量对海洋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后本文还研究海洋第一、二、三产对海洋经济增量的影响,以确定我国目前海洋经济是以什么产业为主导地位发展的。<br> 通过对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现状研究和计量模型分析,本文得出了以下结论:(1)我国海洋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区差异很大。东海海洋经济发展比较发达,南海比较落后。(2)我国海洋经济的规模经济效应并没有结束,要素红利还在,加大对海洋经济的投入对海洋经济的发展作用还很重要。尤其是海洋从业人数不足,劳动投入可以带来海洋经济的快速增长。(3)产业结构高级化对海洋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影响,同时海洋产业结构合理化对海洋经济增长影响比较小,而且不显著。这说明我国海洋经济发展中技术引进和吸收比较成功,同时海洋各产业间要素流动不自由,要素不能从低效率部门很快流入高效率部门。(4)海洋各产业中,海洋第二产业对海洋经济增量贡献最大,说明我国海洋经济还是以第二产业为主导,距离发达国家海洋经济以第三产业为主导还有一定路程。<br> 最后本文在研究的基础上给出了一些合理的建议来发展海洋经济。首先,海洋经济发展应当实行区域差异化发展,对于比较发达的地区,应该更加关注海洋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于比较落后的地区,应加大要素投入,尤其是基础设施的建设。其次,规范海洋产业各部门的制度,加大海洋人才的培训,从而减少海洋各产业部门之间要素流动的障碍,使得高效率部门得到更多要素,更好的发展海洋经济。最后,要发挥海洋第一、二、三产业各自的优势,更合理的发展海洋经济,尤其是第三产业,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转变海洋经济的主导产业,从而向发达的海洋经济体靠拢。
中国与东盟都是全球范围内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且互为彼此重要的贸易伙伴,双方经贸联系自2000年以来都十分紧密。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启动了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谈判和建设,双边经贸进入了“快车道”。2003年10月,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更是成为了双方经贸合作“黄金十年”的起点。2010年1月,CAFTA正式建成,成为了中国与其他国家所建立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区。在此期间,中国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四大外资来源地,而东盟也成为了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外资来源地。近几年,中国与东盟更是不断夯实和深化双边合作。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印尼时,首次提出“愿与东盟国家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得到了东盟国家的积极响应;2015年11月,中国与东盟正式签订CAFTA升级版议定书。因此,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贸合作对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甚至是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br> 目前,世界经济形势依然严峻,依然面临许多不稳定因素,复苏艰难,欧美等主要进口国的市场需求依然低迷,以出口导向型为主的中国与东盟在经济发展中面临诸多结构性问题,从而致力于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转型发展。在此背景下,产业合作在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中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鉴于此,从对外贸易角度出发,研究中国与东盟的产业竞争性和互补性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有利于中国通过区域经济合作而调整产业结构,也为中国与东盟进一步深化产业合作提供了参考价值。<br> 本文首先在绪论中阐述了论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研究方法和可行性分析以及主要创新点和不足。<br> 第二章文献综述,对国内外关于中国与东盟贸易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评论,主要包括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问题的研究、中国与东盟产业内贸易问题的研究、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的研究、综述小结。<br> 第三章为中国与东盟贸易发展概况,主要包括中国对外贸易概况、东盟对外贸易概况、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概况。<br> 第四章为中国与东盟产业竞争性分析,本文采用初步竞争性分析、出口相似度指数分析、贸易竞争指数分析对中国与东盟整体、新加坡、马泰印(尼)菲、越老缅柬的农食产品类、机电仪器类、化学矿物类、纺织衣帽类、玩具家具类及木材纸张非金属类产业的竞争性进行研究。<br> 第五章为中国与东盟产业互补性分析,本文通过初步互补性分析、双边贸易结合度指数分析和产业内贸易指数分析对中国与东盟七类产业的互补性进行研究。<br> 第六章为总结和政策性建议。<br> 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中国与东盟机电仪器类、纺织衣帽类、橡塑皮革类及玩具家具类产业上存在较强的竞争性,主要是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在资源密集型的农食产品类、化矿金属类和木材纸张非金属类产业上的竞争性较弱;中国与东盟在机电仪器类、纺织衣帽类、橡塑皮革类和木材纸张非金属类产业上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而在农食产品类、化矿金属类及玩具家具类产业上具有较弱的互补性;(2)中国与东盟中经济发展相对发达的新加坡的机电仪器类、纺织衣帽类、橡塑皮革类产业存在较强的竞争性,机电仪器类、化矿金属类、橡塑皮革类产业存在较强的互补性;(3)中国与东盟中经济发展中等水平的泰印(尼)菲这类国家的机电仪器类、纺织衣帽类、橡塑皮革类、玩具家具类和木材纸张非金属类产业存在较强的竞争性,农食产品类、机电仪器类、纺织衣帽类、橡塑皮革类和木材纸张非金属类产业上存在较强的互补性;(4)中国与东盟中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越老缅柬在农食产品类、机电仪器类、纺织衣帽类、橡塑皮革类、玩具家具类产业具有较强的竞争性,在农食产品类、机电仪器类、纺织衣帽类、橡塑皮革类和木材纸张非金属类产业上具有较强的互补性。(5)中国与东盟的产业竞争性和互补性状况同中国与东盟经济发展中等水平的马泰印(尼)菲这类国家的产业竞争性和互补性状况非常相似,说明东盟整体的产业结构与马泰印(尼)菲这类国家组合更为相似;(6)产业内贸易成为中国与东盟主要贸易形式。<br> 最后,本文从三个方面给出政策性建议:第一,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强贸易便利化合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第二,明确产业竞争互补关系,深化产业合作,建立区域生产网络;第三,加大研发投入,加强自主创新,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
2013年以来,国家陆续提出了“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发展战略,其目的就是以运输大通道为纽带,以互联互通为基础,以打造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以多元合作为特征,建设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浙江省、宁波市也提出要充分利用好战略机遇和宁波—舟山港的优势,打造辐射长三角区域、影响华东片区的“宁波港口经济圈”。宁波—舟山港区位优势明显,港口经营能力强,经济外向度高,现代产业体系完整,具备打造港口经济圈和布局大通道的现实基础。<br> 港口经济圈建设,关键在于它的圈层辐射力和带动能力。因此,通道建设发挥的是基础和先行作用,本文以宁波打造港口经济圈过程中的通道建设问题为研究重点,以宁波港口经济圈的内涵及特点、通道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内容。文章首先在研究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港口经济、经济圈、港口经济圈、通道建设等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其次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宁波港口经济圈通道建设的现实基础、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概括与诊断,对宁波港口通道布局水平与宁波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以期能得到建设性的结论,为宁波港口经济圈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和路径参考,为港口大通道布局指明方向,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举措。<br> 文章通过研究发现,宁波港口经济圈通道布局目前已日趋成熟,为宁波港口经济、大桥经济、海洋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保障。但还存在港口集疏运结构失调、多式联运效率低、铁路通道布局有待优化、公路运输货运场站布局不成熟、信息平台建设滞后等问题。<br> 接着,文章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宁波港口通道布局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文章选取港口集装箱量和公路总里程数作为通道建设水平的代表指标,选取城市GDP、社会就业人数、口岸进出口总额作为宁波港口经济圈经济发展的代表性指标,截取宁波市1995—2015年间的21年数据为样本,探讨港口集装箱量和公路总里程数与区域GDP、社会就业人数、口岸进出口额间的相互关系。文章经过ADF检验验证了所选取的五组时间序列均具备平稳性;经过E-G协整检验得出结论:长期来看,港口集装箱量、公路总里程数均与城市GDP、社会就业和口岸进出总额存在长期的、正向的协整关系,这说明宁波港口通道建设对宁波市的经济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然后通过格兰杰因果性关系检验,分析了以上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和因果性方向,得到结论:港口集装箱量与社会就业、口岸进出口总额间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公路总里程数与城市GDP无明显因果关系,仅有83.1%的概率说明公路总里程数对lnGDP存在单项因果关系;公路总里程数与社会就业、口岸进出口总额之间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格兰杰因果性关系检验验证了变量间的协整关系,认为回归方程未出现伪回归问题。<br> 根据通道建设存在的问题及以上实证研究,文章为宁波港口经济圈通道布局建设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认为在加快完善港口经济圈基础设施建设、优化运输服务体系等方面需加大投资力度。<br> 从理论方面来看,目前国内外对港口经济圈的研究不是很多,对其相关联领域如港口产业集群、港口经济、增长极理论、通道经济等方面有一定研究成果。本文在相关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受到启发,从而确定了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通过定性研究,概况了现状与问题,并为定量研究找到切入口。定量研究的模型和指标选取具有一定科学性和创新性,所得结论具备严谨的理论与实证依据。这丰富了港口经济圈建设与通道布局建设的研究理论,对当前及以后研究港口经济圈、通道布局、通道能力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均有一定的参考意义。